长途行军，加上得不到中央的及时指示，周恩来神情有些忧郁。他那厚密的胡子，又光泽又细密，遮盖着他那尖俏的颧骨。

    5日到达长汀时，他就向中央发出了第二封信，信中写道：8月5日在南昌送汉之报告，收阅否？自此遂无法传递消息。报中所载多属造谣，兄等自亦无从取信。周恩来还向中央报告了离开南昌之后的作战情况：“总瑞金、会昌两役，我军伤亡官兵，约近千数，子弹消耗亦多。本来沿途行军，因山路崎岖，给养困难，落伍逃亡重病之士兵，为数极多，经此两战，我虽胜敌，但兵员与子弹之缺乏，实成为入潮梅后毕生之最大困难。”

    周恩来向中央提出几件急切要办的事：

    1.我军如已取得潮汕，望即由上海派一得力人来接头。

    2.革（命委员）会至汕头后，当以国民政府名义办事，外交缺人，请派太雷前来主持。

    3.子弹及机关枪缺乏，请电知××能于外埠装好货物，一俟汕头攻下，在10日内即能运至汕头方好。

    4.兵员之补充，需大量招募费，请向××商借香港票或沪票40万，此款如借得，请先集中于上海为要。

    5.如汕头攻下，请派得力人员尤其是军事人员前来工作为要。

    6.望电知粤省委号召东江潮汕工农响应一切，以巩固工农政权及其武装。

    7. 去人陈宝符，已发来往川资，望即以回信交其带来为要。

    报告写好后，周恩来命秘书陈宝符化装成商人，立即出发到上海，将这个用药水写成的密件，送交中共中央。但是至今没有回音（以后才知道，这封信大约经过半个月的转折，才送达中央）。

    9月12日，周恩来和彭湃带领一团人沿汀江先到了上杭。到了不久，刚坐下喝口水，福建临时省委宣传部长罗明就推门进来了。他们在广州和上海都见过面，彼此认识。周恩来他乡见到熟人，喊着他的名字，高兴地请他谈谈情况，尤其是中央有没有指示转达。

    罗明摇了摇头。他是8月初才从报纸上看到南昌起义的消息，但迟迟没有得到正式消息和上海指示，直到8月19日，他才得到南昌起义部队已向江西南部前进的确实消息。这时省委就开会，决定派他去和起义军联系，看看起义军的战略如何。如果要到农村，则请他们留一部分部队到闽西，因为闽西的农运还有些基础。9月初，他跑着来到上杭城外，在通往汀州的路旁，找了一个村庄等候。周恩来带的这个团到了，他才进城来找周恩来。他告诉周恩来，原来驻在上杭城的土著军阀兰玉田部，号称一个师，其实不到，早几天听到消息，就跑到武平去了。上杭、永定、龙岩都有党的组织和农会组织。

    周恩来点点头，简略谈了谈一路上的情况，对罗明说：“本来准备从梅县南下，在瑞金打了胜仗，因敌人防守严密，才突然转到闽西的。后头部队就要到了，现在的目标是向潮汕、海陆丰进军，我看你就留在这里接应后面的部队好不好？可以担负起筹集粮食，解决交通运输，和搜集情报等项工作，你看我们到的时候，到处找不到党的组织，只有几个进步人士给予协助。”

    “这里的群众不了解情况，都不敢出来，怕拉夫，因为反动派统治了很久，他们又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所以连门都不敢开，这些我们可以做工作。”罗明提出，“我可以留下来，能不能留一部分部队下来？”

    周恩来说：“已计划集中力量向潮汕、海陆丰发展，因此不能留部队在闽西了，如果要枪的话，后面部队可以留一些，留部队是不行的。还有一些伤病员，也请你们设法收留。”

    罗明都一一照办了。后来工人农民都陆续开门出来，把粮食清理出来运到城里。到起义军出发时，他们自愿带路，帮助挑运，这个乡送几十里，下个乡又接着送，一直送到广东。但是起义军谁也不愿留下，连有病有伤的都不愿留下，这下急坏了罗明。本来他就想留下几个人，哪怕小伤小病的，将来都可以作为发展武装力量的骨干，可一个也留不住，他们在伤口上涂点药水，说声谢谢，就搭船走了。当时打回广东的信念太强烈了。

    在上杭，领袖们的一个重要话题仍是土地革命政策。这个问题讨论了一路，而争论最多。

    自认为没有多少发言权的张国焘，一路上少言寡语，开会时也是情绪不佳。但现在讨论的是农工委员会的主项，他不能不发言。他说：“既然200亩等于没有限制，而不定个标准就没有章程，‘没收土地’这种口号，会侵犯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现阶段，我们应对小地主予以保护。所以我认为可以将‘没收土地’的口号，改为‘没收50亩以上大地主的土地’，你们看怎么样？”

    回答他的是一片反对之声：“50亩？有50亩地的农民也不少，这不是穷人斗穷人吗？”

    “拉拢小地主，可用其他政策嘛，50亩以下者也有剥削的。”

    “将有50亩地的和200亩地的相提并论，还有什么政策？” 恽代英最为反对：“我们说得好听，分配土地给无业农民及士兵，但是土地已有人耕种，没收后，还是原佃户耕种，哪里有田分给无业农民及士兵？”

    张国焘也恼火了：“我本不想提，你们非要我提，我提出的你们通通反对，你们说怎样办？”

    有人提议：“还是全部没收的好，小地主的土地没收后可由国家发给一种有息不还本的债券，其他方式也可。不然不能解放农民。”

    张国焘的方案未获通过，决定还是“没收土地，使耕者有其田”。

    第二天，中共广东省委送来一份关于土地革命的详细政纲，其中规定没收30至50亩以上地主的土地，对于其他依靠田祖为生活者的土地，不予没收。此政纲已在各地宣传。于是张国焘逮住了理，找到周恩来，让他再次召开前委会议讨论，看到广东省委都如此说，委员们不再吭声，张国焘的主张在沉默中通过了。这个只没收50亩以上大地主的土地的纲领，显然是一个不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在南方大地主极少的情况下，它保留了为数很大的中小地主的地租剥削，这对于发动农民参加反封建斗争起着消极作用。

    来自海陆丰的彭湃，对这一点始终有自己的见解，每次开会，他都反对谭平山、张国焘的意见，这次也不例外。他和罗明交谈时也不隐晦这一点： “起义军一路上没有实行土地革命，没有分配土地，当然是因行军急骤的限制，但主要的还不是时间问题，而是张国焘、谭平山不想干。”

    那几日正是中秋节前后。抬头望明月，起义军将领们的心情是复杂的。周恩来留心这一点。委员们开会的时候，他就关照朱德：“想法弄点月饼，由你作东，在你军部晚餐一顿如何？”

    “要得。”朱德答应下来就去操办。当要员们陆续到达九军军部时，朱德已站在门口恭手相迎。餐厅里也是张灯结彩，几张大八仙桌摆上了许多点心瓜果。

    贺龙有些闷闷不乐，只是抽烟，不说话。

    周恩来知道他的心事，便问道：“贺团长安葬好了？”贺龙点了点头。

    在壬田战斗中负重伤的第二十军第四团团长贺文选，伤势过重，在来上杭的船上就牺牲了。到了上杭，遗体停放在东门林家祠，周恩来布置开追悼会，由贺龙主持。棺木在林家祠停了两天，请和尚尼姑念了经。后来安葬在西门外的西校场。送葬的仪式很隆重，有军乐队送行。

    贺文选是贺龙的族弟，英勇善战，死时仅有20来岁。坐在中秋月下，贺龙的心情很不安。周恩来举起酒杯，提议：“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人。让我们为那些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同志们，祭一杯酒！”他将杯中酒洒到地下，其余人们也都照着做了。三巡之后，人们的情绪好起来。

    周恩来的话也多起来：“我有个想法，我们军队的番号名称，到汕头以后，都要改变一下。”人们停止咀嚼，都看着周恩来。“我们军队不要再叫国民革命军，而改为‘中华革命军’。‘中华革命军’的总指挥，仍由贺龙同志担任，暂将编为4个军：原有之第二十军改编为中华革命军第一军，贺龙兼军长；第十一军改为第二军，叶挺任军长；第九军再由第二十军中拨出一部分，改为第三军，朱德任军长；将福建民军，以及到广东后收编的一部分军队，编为第四军，刘伯承任军长。”

    贺龙、朱德对这种打算都很赞成，也都举起酒杯，预祝革命成功：“来，让我们为‘中华革命军’干杯！”

    恽代英喝了点酒，两颊酡颜，也很兴奋：“到了广州以后，我们应该着手筹备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贺龙的苏联顾问纪功，听不懂中国军人因为什么事议论得这样开心。他问明恽代英后，竟摇起了头：“我主张我们全部的军队，应暂驻闽西汀州、上杭、永定一带，这里是多么的富庶，在经济方面完全可以自给。我们一个多月的辛苦行军，应该在这里有一个相当时期的休养，而军队的补充尤为必要。”围在桌边的一圈人开始对他的想法摇头。

    恽代英问：“这里的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留在这里你不怕敌人包围？”

    苏联顾问说：“我大体算了一下，我们在这里可以补充5个师的新军，其方法是收编闽西的民军，并极力发展民众的武装。等实力增强以后再长驱入粤。”

    贺龙、叶挺和几乎所有军事将领都不同意苏联顾问的说法。因为他们认定一条，那就是：打下广州不成问题！

    纪功颇有些失望，说了句不客气 的话：“这样下去，恐怕连打广州都难以成功！”

    没有人细想他的话，即使在他声色俱厉的时候。因为一路上就没有人采纳他的各种建议。不少人对他在行军之初建议走小路记忆犹新，便认为他的建议都不合理。说来也怪，被起义军一遍遍否定的建议，事后却被一一证实是对的，包括这次对暂驻闽西的建议。

    周恩来在长汀召开了前敌委员会，对攻取东江的计划再进行一次详细的讨论。会上有两种意见。

    周恩来、叶挺主张主力军由三河坝经淞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以小部分兵力（至多两个团）取潮汕。他俩认为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潮汕敌军兵力空虚，地势又无险可守，预计可不战而得；二是如果先以主力取潮汕，再折回来取兴宁、五华，攻惠州，就过于迁缓，使敌人有时间集中兵力和抢占有力地势。

    另一种意见主要是贺龙和刘伯承，他们主张以主力取潮汕，留一小部分兵力于三河坝监视梅县之敌，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攻惠州，占领广州。他们主要是担心敌人死守潮汕，不能很快攻下，就难以取得国际的接济。

    由于苏联顾问纪功的坚持，再加上一般军官在长期行军后渴望得到一个地方休息，多赞成这种主张，于是会议决定采纳后一方案。这个仓促决定，加速了起义军走向失败。

    20多年后，陈毅将此决定称为“悲惨的决定”。这是因为： “这一个月给了反革命充裕的时间，钱大钧补充好了，黄绍竑得到了喘息的机会，桂系和张发奎也联合起来了，于是得以从容地在潮汕一带集结强兵。如果三河坝不分兵，我们一共有15个团，而桂系加陈济棠可以集中的不过17个团，力量差不多，我们的战斗力强于他们，一定可以击破他们。三河坝一分兵，反革命就以钱大钩牵制朱（德）、周（士第）部，集中力量对付叶贺。”可是历史就因其已经发生才成为历史，历史只能告诉未来。

    所以陈毅在南昌起义过了快40年时还说过一段话，叫做：“前知几百年，后知几百年，那是骗人的。1927年我才26岁，小孩子嘛！”那一年，党才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