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26日，北京中南海）

    同毛泽东主席会见，无论是对访问中国的外国人或是对中国人来说，始终是一个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事件。这种不平凡的会见，往往都是突然决定，即刻通知，马上会见的。毛泽东第一次会见尼克松，是在尼克松一行飞越太平洋，刚刚到北京下榻住进钓鱼台18号楼的时候，尼克松正在盥洗，周恩来即来通知。毛泽东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也是在海尔塞拉西一行驱车前往参观十三陵的半路上，突然接到通知，当即折回头驶往中南海。这种在盼望之中，却又突如其来的会见，往往使被见者惊喜不已，格外兴奋，甚至还感到有一种神秘色彩。

    1965年7月26日上午，李宗仁一行正在北京东郊参观国棉二厂时，突然接到通知说，毛泽东主席正在中南海等待接见李宗仁。李宗仁到京后，一直盼望着与毛泽东主席见面，一接到此消息，十分激动，立即前往。当即陪同接见的程思远先生在《李宗仁晚年》一书中作了实录——

    我们坐车从新华门入中南海，毛主席在一个游泳池的休息室里等候我们。李宗仁正沿着游泳池往前走，毛主席便热情地迎上来，同李宗仁先生和他的夫人亲切地握手，说：“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

    毛主席同我握手时说：“久闻大名，如雷灌耳。”我一闻此言，真有不知所措之感！

    我们刚刚坐定，毛主席幽默地以浓重的湖南乡音对李宗仁先生说：“嘿！嘿！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祖国大陆做‘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

    我连忙替李先生答道：“我们搭上这一条船，已登彼岸。”

    “是的，登了彼岸。”彭真副委员长跟着说。主席和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李先生对毛主席说：“这一次回到祖国怀抱，受到政府和人民热烈欢迎，首先应对主席表示由衷的感谢。几天来我们在北京地区参观访问，亲眼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感触颇深。我们为祖国的日益强大而感到十分高兴。”

    毛主席说：“祖国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要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接着李宗仁先生谈到了海外的许多人都怀念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他们都渴望回到祖国来。

    毛主席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

    毛主席建议李宗仁到全国各地去看看。

    随后毛主席邀彭真副委员长和我下水游泳。我们跟着毛主席在一池碧水中前进，他时而仰泳，时而侧泳，他游得那么从容不迫，真如“闲庭信步”。我游到主席的身边，他说：“你游得不错嘛！”我说：“跟不上主席呵。”

    移时，毛主席上岸晒太阳，他让我坐到他的身边，问我的学历和在海外的情况。我说：“海外也有很多人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听了笑着问：“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的？”

    我茫然不知所对。

    毛主席徐徐说道：“靠总结经验。”

    下午1时许，我们到了毛主席的丰泽园住所，在这里毛主席又同李宗仁谈了一会儿。李先生深以台湾问题久悬不决为虑。对此，毛主席说：“李德邻先生，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后来，主席又问起我：“你的名字为什么叫程思远？”

    我回答道：“因为对自己的前程总应当想得远一点，所以才回来跟毛主席、共产党。”

    毛主席满意地笑了。他又问道：“你有别字吗？”

    “没有。”我说。

    “那好，”毛主席马上说，“我来给你取个别字。中国古代有个大散文家叫韩愈，字退之。现在我给你取个别字，叫近之。远近的近，之乎者也的之。之者，共产党也。近之，从今而后靠近中国共产党。你看如何？”

    我立刻表示感谢，说：“这是主席给我最大的光荣。”

    随后毛主席提议照相后吃饭。这是一个丰盛的宴会，有各种各样的京津名菜。下午3时，徐冰部长咬着我的耳朵说：“可以散了吧？”于是我对李宗仁说：“德公，现在可以向主席道谢了吧？”

    “急什么，少壮派！”主席用目光盯着我说，语气好象严厉，其实十分慈祥。

    刘仲容也陪同李宗仁参加了毛泽东主席的这次接见。李宗仁回国之后，周恩来安排刘仲容陪同李宗仁夫妇一起参加各种活动，包括离京到外地参观访问。刘仲容几乎每天都要去看望李宗仁先生，并及时地将李先生的思想情况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人民日报》经常报道李宗仁先生的活动；而刘仲容，则以李宗仁先生“旧友”的名义出现在报纸上。当时认识刘仲容的人，都喊刘仲容为“旧友”。这个称呼带着几分幽默而又亲热，更有丰富的内涵。

    在毛泽东接见李宗仁时，也跟刘仲容亲热地握手。毛泽东还招呼刘仲容下池游泳：“仲容老乡，你还能游泳吗？”

    刘仲容答：“可以。”

    毛泽东让警卫员拿游泳裤给刘仲容换上，陪同他游泳。在游泳池里，毛泽东还对刘仲容说：“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你很有进步了嘛！”

    刘仲容说：“全靠得到主席多次教诲。”

    毛泽东笑着说：“现在我也当你的学生哩。你是院长，你的教师在教我学英文。可是我的水平不高，进步不大。”

    刘仲容担任着北京外语学院副院长的职务。这个学校是他奉周恩来的指示在1949年开始创办的。他知道毛泽东所说学英文的事，是指章士钊先生的女儿章含之在学院担任英语教师，从1963年起常到中南海来教毛泽东学英文。刘仲容笑着说：”我经常对学生们讲，毛主席上了年纪，管理国家大事那么忙，还挤时间学英文。以此鼓励他们呢！”

    西总布胡同的李公馆房间很多，几乎都铺有地毯，打扫卫生颇为麻烦。有一天，李宗仁望见服务员小牛用扫帚在清扫地毯，就说：“在美国一般家庭都用吸尘器，用扫帚打扫是使灰尘搬家，很不卫生。”说话的时候，刘仲容在场。第二天，机关事务局就送来了吸尘器。

    李宗仁回到北京后，程思远也准备由港迁来北京定居。程思远夫人石泓将要回香港搬家时，郭德洁对她说：“这里的‘洋碱’（香皂）实在用不得，碱性大，用它洗脸，皮肤很不舒服，所以托你从香港多带点美国和法国的‘洋碱’来用。我看这里的日用品，还是以前的老样子，美国、法国这方面的东西，天天在变。”郭说这话的时候，刘仲容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两天之后，周恩来在北京饭店请李宗仁吃饭。李宗仁和郭德洁分别坐在周的左右。席间闲谈，周恩来说：“建国以后，政府还没有腾出手来抓生活日用品的生产，但也并不是这些年来毫无变化，完全和以前一样。”周恩来边说边从口袋里抽出随身用的一支英雄牌金笔，说：“这是我国上海生产的金笔，并不比外国货坏嘛，不少国家还争着进口我们这种笔。解放前我们国家就不能生产这种高级笔。”

    郭德洁顺手从周恩来手里把钢笔拿过来，在纸上画了两下说：“好得很！好得很！我还不知道我们能生产这么好的东西。这支笔我没收了。”说着就把钢笔放进手提包里。

    周恩来连忙说：“不成，这支笔我用了多年，已经老旧了。送人就送新的嘛。”说着就回过头去告诉警卫员到小卖部买两支高级英雄金笔。警卫员很快从楼外拿了两支笔回来交给周恩来。周递给郭德洁说，“送你和李先生每人一支。”

    郭德洁收下后忙将那支旧笔还给周恩来，连声称谢。

    感慨

    李宗仁夫妇在程思远和郭德洁陪同下到东北参观回来，邵力子来看望李宗仁，刘仲容亦在座。邵问李参观东北的观感。李宗仁说：“真想不到短短的十几年，生产建设这样进步。现在长春汽车厂竟能生产那么好的卡车和轿车。再给20年的时间，不打仗，埋头建设，我们一定能在世界上赶到前面去。”

    邵力子说：“建设的成绩很大，这是人所公认的，但是缺点不少，还存在许多问题，有些口号政策还阻碍着生产的发展。”

    李宗仁接着说：“邵先生，这话我们不能这样说，一个健康的人，总难免有点小毛病，这算不了什么，主要的还是健康嘛。”

    过了几天，统战部长徐冰和李宗仁在闲谈中，冒了一句说：“李先生，你和邵力老的谈话，说明你很懂得辩证法嘛。我们工作上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也必须承认还有不少缺点，只要做工作，就必然发现问题，问题的解决，就是进步的过程。”李听了莞尔一笑。

    以上的事想不到也惹出一点波折。

    当年12月下旬，李宗仁和郭德洁找负责照料起居的尹冰彦商量。李宗仁说：“26日是毛主席的寿辰，你替我准备一份寿礼，我家存有一套古瓷的八仙庆寿，但是有的已破损了，不好拿出送礼。你考虑一下买什么东西，花几百块没什么关系。”

    尹冰彦告诉他，中共中央有规定，不搞个人祝寿，不以个人的名义命名街道，毛泽东是不会接受寿礼的。

    李沉吟片刻，说：“那么我就在26号这天晚上请几个人吃饭为毛主席祝寿好了。”尹冰彦问：“都请谁？”

    李说：“不找外人，更不请共产党内的高级人士，但是一定要请刘仲容两口子来。”尹冰彦问：“为什么？”

    郭德洁说：“你晓得没有，刘仲容是特务。”

    尹冰彦说：“刘仲容在民主革命时就是中共的同路人，他一向是反对蒋介石的，怎么会是特务呢？”

    郭德洁说：“他是共产党的特务。”

    尹冰彦说：“你回国中共这样地欢迎你，你万里重洋地回到祖国，人家有什么理由怀疑你呢？况且新中国政权固如磐石，你手无寸铁，难道还怕你造反吗？你说的这些事，都是为了照顾你们的生活，表扬你的爱国热情，丝毫没有恶意。”

    不久，“文化大革命”动乱开始，倒是造反派把刘仲容当作“白祟禧的奸细”、“李宗仁的特务”。先是被群众组织隔离审查，关进他们占据的据点里。“支左”介入后，被当作牛鬼蛇神由工人看押着“办学习班”，不许家属送饭，只准每星期送两次报纸与洗换衣服。经常被大会揪，小会斗。直至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去世，周恩来主持追悼会。开追悼会前，周恩来派人通知外语学院，点名要刘仲容去参加。关押刘仲容的军工宣队回答说：没有汽车。周恩来派车来接，于是，把刘仲容接到会场，周恩来跟他握手时，望见他浮肿的样子，不禁诧异地问：“你怎么胖成这个样子？”

    刘仲容说：“总理，我被关进牛棚了。”

    周恩来问：“在哪里？”

    刘仲容说：“在外语学院。”

    周恩来气愤地说：“外语学院关你干什么？真是岂有此理！”

    李宗仁的追悼会开过三天之后，审查刘仲容的专案组被撤销了。刘仲容很快就恢复了自由。

    周恩来去世，使刘仲容至为悲恸，很长时间，默默无言。1976年10月上旬末的一天上午，他去探望朱蕴山老人。朱老面露笑容地伸着四个手指说着：“这……四个人被抓起来了！”朱老年事已高，语焉不详，刘仲容听了很着急，再到院子里问朱老的儿媳刘光美，才知道王、张、江、姚四人帮日前已给抓起来。他禁不住欣喜若狂，将好消息奔走相告，还打电话给程思远，让程到家里来分享好消息带来的喜讯。此后，他们又热衷于祖国统一的大业。统战部曾让刘仲容起草过一个谋求和平统一台湾的书面建议方案。刘约请了黄启汉、程思远和贾亦斌等人，在北京四川饭店，共同起草研究出一个草案上报。

    蒋介石认为刘仲容是共产党，到了后来连白崇禧也将刘当作共产党；但他一直不是一个中共党员，这一生却为共产党做了许多工作。在他晚年，看到许德珩先生于92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深受触动，也向统战部和外语学院有关部门提出了入中共的要求，并写了入党申请书上交。但他没多久，就因心血管病及糖尿病恶化而去世，时为1980年3月27日，享年77岁。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正好是他去世十周年。在他去世十周年这天，原统战部负责人平杰三和原国务院秘书长罗青长联名写了一篇文章《真诚的朋友、智勇的战士》，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以纪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