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9月26日—1966年9月，北京）

    1965年9月26日下午3点到5点，李宗仁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可以算是李宗仁回来后各项活动的高潮。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公开招待外国记者，大会场面盛大，气氛热烈。共有300多名中外记者出席，其中既有北京的中外记者，还有李宗仁专门从港澳地区邀请来的中外记者，还有各国来京采访国庆活动的记者，及各国驻华使馆的新闻官员。记者席上的耳塞型译意风可翻译英、法、日、印尼及粤等五种语言，这是在北京前所未有的。

    周恩来十分关心开好这次招待会。李宗仁请周恩来推荐几个人做参谋或者顾问。周就推荐了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外交部新闻司长龚澎、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张彦和中宣部副部长姚溱等四人。周恩来于9月中旬的一天，找这四个人到他的办公室谈话。周恩来说：“李德邻先生去国16载，这次毅然归来，很不容易。这次，李先生要举办中外记者招待会，请我推荐几个人去帮忙，做参谋或顾问吧。我决定推荐你们四人前去。你们的任务只是从旁帮助，提供参考性的意见，一切均要尊重李先生，由李先生自己决定。只提供情况，如外国记者关心什么问题，可能提出什么问题。他有疑难也可以坦诚相告，但他怎么讲，完全由他作主。讲话稿不用我们起草，他身边的程思远先生曾长期当过他的秘书。如果李先生一定要听听我们对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讲话的意见，可以请他考虑六条：一、历史旧账可以不提；二、重点讲讲回国后，尤其是参观东北后的观感；三、中美关系可以谈，但以少谈为好；四、中苏关系可以不谈；五、对台湾方面以态度平和、留有余地为好；六、对记者当场提出的问题，可以据实回答。”

    过了两、三天，李宗仁就将吴冷西等四人请到他住处，商量如何准备举行记者招待会。吴冷西等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向他提供了中外记者的情况和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李宗仁也大致谈了他的打算，随后就要程思远先生同他们一起交换意见。程思远再三要顾问们提些建议。吴冷西等起先还是说请他按照李先生的打算办就行了，最后才根据周恩来总理交代的六点意见，委婉地向他提了一些建议，并一再说明只供参考，由李宗仁先生定夺。又过了几天，程思远约顾问们相聚，拿出李宗仁准备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稿，征求意见。吴冷西等看到其中的问题并没有采纳原来的建议，如中美关系、中苏关系就讲了不少话。倒是对台湾蒋介石方面的态度是平和、留有余地的。顾问们按照周恩来原先的指示，完全尊重李先生的意见，只就讲话稿中个别文字提了一些意见。

    为了开好会，周恩来让自己的随身英语翻译冀朝铸为李宗仁作招待会的现场英语翻译。冀朝铸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英语流畅，反应敏锐，是一流水平的翻译。李宗仁十分满意。

    这次记者招待会记者们提问踊跃，兴致很高。可谓盛况空前。李宗仁特别兴奋，答话也妙语连珠，诙谐横生，被港澳记者称赞为“对付记者的能手”。

    记者问：“你这次回国引起很大反应，请问回国经过是怎样的？”

    李答：“我这个活了70多岁的中国老头子回到祖国怀抱是很自然的事，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至于我是怎样回来的，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正如现在中国的俗话所说，条条道路通北京。情节如何，则无、可、奉、告。”最后四个字带着浓重的桂林官腔，颇有味道。

    记者问：“香港报纸说，你派了六个特使去香港，游说桂系和国民党人士返祖国，你可告诉我们是真的吗？”

    李答：“我自己完全不知有此事。但造谣的这张报纸倒很聪明，这样做是为了增加报纸的销路。我很原谅他们。”引起全场笑声。

    这次招待会不但发问多，而且所问范围很广，纵横世界局势，台湾问题，中美关系，中日关系，越南战争，中印边境及他回国经过和回国之后的感受和打算等等。还问到了他的私事。

    记者问：“李先生是否愿意去台湾？”

    李答：“我同蒋先生尽管在几十年中意见相左，但并无私人仇恨。如果蒋先生确有诚意解决台湾问题，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在北京仍称蒋介石为先生，与大陆方面对蒋的称呼不同，被认为十分得体。

    记者问：“李先生是不是马列主义者？”

    李答：“我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个爱国主义者。”

    有记者问：“你在美国留了多少钱给儿子？”

    李对这个问题表示不大高兴，说：“我私人的事情很多，将答不胜答，这个问题无可奉告。”

    李宗仁在讲话中，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披露了美国曾经策动他倒蒋的内情，被称为“大爆内幕”。李说：“1949年1月，蒋先生下野后的两周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派人来访问我，说是当时蒋先生挟其海空军力量和黄金外汇逃往台湾，华府当局深感不满，认为台湾地位未定，不容蒋先生前往托庇，拟即提出严正抗议；事前特先征求我的意见，经我加以驳斥，他才打消此意。1955年，美国共和党某要人，对我说，华府当局深欲与我密切合作，他以为我曾做过代总统又率领过军队，现在台湾必有一些潜势力，如能策动驻台陆海空军一部分或少数地方团队发生兵变，美国即借口蒋先生不能维持秩序派兵登陆控制台湾，将蒋先生推倒，企图由我登台主政反对祖国；他说，我较为开明，深合当前时代环境的需要，我以为我虽与蒋先生政见不同，但不忍借外力来推倒他，更不愿做外国人的傀儡，当即严词拒绝。”

    海峡对岸

    蒋介石在海峡那边听了李宗仁的讲话，不敢让此消息在台湾传播，通令将当日入台之香港报纸全部检扣，并命令台北各报，只能刊载中央社之一则简讯，不准擅作评论。

    消息发表后，美国当局也很着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克洛斯基赶忙出来否认。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亦加以否认。

    黄绍竑也十分高兴，会后填了一首词，调寄《风入松》，抄录如下——

    秋高气爽最宜人，绮席宴嘉宾；主人盛意浓于酒，答相问，理直言真；致敬举杯祝愿，为君浥洗风尘。

    畅怀故旧认从前，其乐也津津；片言难叙多年别，好形势，捷报纷纷；国庆届临前夕、欢腾六亿人民。

    这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开得甚为成功，李宗仁感到振奋。李把它作为回归之后，自己报效祖国作出贡献的开始。他认为自己回到祖国，享受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应该召回海外的一些朋友，回到祖国共同从事祖国建设事业。这些人有留居港澳的桂系上层人士黄旭初、夏威等，有卜居美国的吴尚鹰、甘介侯和住在墨西哥的毛邦初等人。吴尚鹰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后来与孙科意见相左，寄居美国，李宗仁到美国后，与之过从甚密，李回国前曾邀其一同归来。甘介侯和桂系有一定的关系，据说郭德洁对李的部属，文的欣赏甘介侯，武的看重刘为章（刘斐）。李宗仁通过司徒雷登与美国拉扯关系，完全是甘介侯从中疏通。毛邦初是蒋介石的浙江奉化老乡，是国民党空军副总司令，1950年因以他名义存的1000万美元外汇之事，和台湾闹翻了，避居墨西哥。李宗仁回国后，向周恩来总理关说，请允许这些人回国。周恩来表示，除甘介侯以外，其他的人都欢迎。李宗仁还向香港的黄旭初、夏威汇去了回大陆的路费，并要尹冰彦以李的名义致吴尚鹰、毛邦初问候和邀请的信函。

    一场“文化大革命”，使这些人回国问题都搁浅了。李宗仁曾说：“他们幸好没有回来，不然，在这场大难中，一定在劫难逃。我将无颜以对老友。”

    “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红卫兵们的红色恐怖行动，李宗仁住在西总布胡同公馆里，也有所闻，并不详细。但也知道红卫兵占了“全聚德”，砸了“荣宝斋”，著名作家老舍被斗而投湖自尽，京剧名演员马连良被抄家等。为了不使他困惑与恐惧，尹冰彦等身边的人，总是有保留地向他介绍情况。但是，客人突然减少乃至绝迹，使他深感意外。他一向是好客而健谈的人，突然间门庭冷落，踽踽独处，使他渐渐从内心感受到这场风寒袭击的痛苦。他终于忍不住问尹冰彦：“我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住宅里，过了好多年的厅长生活——郭德洁操持家务，我当客厅的一厅之长，想不到回国以后，现在又恢复了厅长生活。个人的生活，究竟还是小事，我不理解国家正在蓬勃向前的时候，为什么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把安定的社会造成恐怖的世界呢？！”尹冰彦也只能以表面上的“反修、防修”的说词，向他解释。

    直接对李宗仁造成心灵上的震撼，是从新夫人胡友松乘坐他的红旗轿车到北京医院看病受到冲击开始的。本来，郭德洁在世时，从来不单独乘坐李的“吉士”车（后改为红旗），有一天，当过李旧部的马某，在一次活动中，钻进了李的轿车里；事后，郭大发脾气，李也不以马某的行动为然，曾嘱尹冰彦转告马，下不为例。他们认为李的车子是政府给他的政治待遇，不相干的人随便搭乘影响李的身份。而李胡结婚后，李对胡坐他的车出门办事看病，认为这是理所应该的事。事实上在婚后胡友松坐他的车出门已有多次，例如到医药公司购注射、消毒、量压、听诊等医疗器材，就是坐红旗车去的。那天她乘红旗车到北京医院看病，医院的几个好事者将胡包围起来，七嘴八舌，喊了一通，又将大字报、标语糊在车上。原来北京医院人员知道不久前胡还是医院的护士，转眼间竟坐起红旗车，招摇过市，因此，他们有意识地对胡冲击一下。这种事，也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气氛中才能产生。这件事，使李宗仁心情感到非常沉重，他曾说：“他们对友松这样，实际上就是对我过不去，要说她不应该坐汽车，那我对革命无功，就更不应该坐车了。”

    此事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中央统战部及时派人赶到北京医院，向造反派们做了说服工作，揭下了已经贴的有关大字报，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过了几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李宗仁也被请上了天安门。周恩来和李宗仁见了面，关切地问道：“李先生，你近日生活可好？看上去，你的气色比刚回国时好多了，身体还不错嘛！”

    “谢谢总理。幸得总理多方关照。”李宗仁动情地说。

    周恩来紧蹙着眉头，表情严峻地问：“李先生，有件事我一直放心不下，你的夫人现在怎么样？听说，红卫兵找她的麻烦，批斗了她，还让她扫马路，真有此事？”

    李宗仁连忙笑着摆手：“总理，没有这回事，全是谣传。”

    “哦！”周恩来长吁了一口气，眉头舒展了，“李先生，这我就放心了。你回去后，请代问夫人好。”

    “谢谢总理。”李宗仁向周恩来伸出了手。

    两双手紧握在一起。

    李宗仁望着周恩来明显地清瘦了的面庞、疲惫的神情，未免担心起来，便郑重地说：“总理，你千万要保重啊！”

    “谢谢。李先生，请你放心。”

    两人再一次紧握了手。

    风暴

    风暴越刮越厉害，席卷着京城的各个角落。被造反派称为“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牛鬼蛇神”们，都惶惶不安地在等候厄运的降临。而李宗仁隔了不久，以为没事，又想像往常一样请客吃饭，把一伙老友邀来置酒欢聚。章士钊接到他的请柬，赶忙来函制止。章行老劝李宗仁说：“当前运动正进入高潮，目前吾人应深自敛抑，如我公经常宾客满门，置酒高会，恐为群众所不谅。”李宗仁这才作罢，遂心中郁郁不欢。

    接着，红卫兵“向旧世界宣战”，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使他觉得痛心的事竟接踵而来。首先是自己相交数十年的老友黄绍竑不堪凌辱自杀身死，深深地触动了李宗仁。

    1966年8月的一天上午，黄绍竑去医院看病的时候，红卫兵冲进了黄家去造反，不见黄的踪影，就悻悻而去，刚走到街口，遇见黄看病回来；于是，红卫兵们一拥而上，挟持着黄转回屋里，抄家、罚跪、拳打脚踢等。黄家这样被冲击了两次，黄绍竑实在忍受不了，遂自杀身亡，时年71岁。

    接着又传来刘斐被抄被打，陷入绝境的消息。红卫兵冲击了刘斐在北太平庄的住所，抄家、抽打、罚跪，并将存折和现款全部收走，刘斐本人被打得卧床不起，夫人伍淑英的头发被剪得乱七八糟，剃了阴阳头。全家只存有九分钱硬币，粮票亦被收走了。做饭的阿姨和开车的司机都怠工了。煤店和粮店对被抄家的居民不送煤不卖细粮，生活立即陷入绝境。刘斐和陈此生还被迫去扫街。

    痛心的事一件接一件。李宗仁的另一个老友黄琪翔一个人走到西总布胡同李公馆。黄向李陈述了家里受冲击的惨状，存款现款首饰财物，都被席卷一空，家里的服务人员也都造反了，眼前生活成了问题。这时，李公馆的情况也起了变化，厨房和服务人员也怠工了。他也不能做主随便招待客人。他只好不安地婉转表示这里也很不方便了，黄只好惘然告辞。

    一件件事情像利剑似地刺向李宗仁心头。他既伤感老友被抄家揪斗或殒亡，又危惧自身的安全。他不知怎么拿到一张造反小报，报上详述了彭真市长深夜被绑架的经过。他看了非常恼火，气愤地说：“在光天化日之下，一个国家的高级命官，竟遭受到这样非人道的伤害，人家会笑我们又回到野蛮时代。在外国也有绑架的事情，但那是属于社会治安的匪盗行为，而现在我国竟有合法绑架的事情，真是骇人听闻！”他又说：“我回国后，所有国家的领导人，除周总理外，就算是和彭真接触较多的了。他对革命对毛主席都是忠心耿耿的。说他控制北京闹独立王国，说什么‘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完全是欲加之罪嘛！我从不相信彭真会摆脱毛主席的领导，而另起炉灶的。”

    当时国家处于无政府状况，社会上气氛恐怖，几乎人人感到自危。当时日夜劳瘁的周恩来忧心如焚，苦撑着国家的危机。周恩来考虑到统一战线中党外这些民主人土，成了红卫兵冲击的重要对象；于是，周恩来不能不决定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1966年8月30日夜里，周恩来拟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里面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何香凝、邵力子、张治中等人，也包括了李宗仁。

    1966年9月15日，已是晚上9点多钟了。西总布胡同李公馆二楼的书房里，李宗仁在翻看当天的《参考资料》，胡友松在看英文稿《李宗仁回忆录》。警卫秘书陈贵上楼说：“李先生，楼下有人找。”

    李宗仁合上刊物，跟着陈贵下楼来到客厅。来人很客气地说话：“李先生，国务院领导同志请您去疗养一个时期。今晚，我就是奉命来接您和您夫人的。”

    李先生直率地说：“我身体很好，没有必要去疗养。我就在家里好了，哪里也不去。”

    来人显得很为难，可是又不便把话说透，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话。李宗仁打定了主意，哪里也没有家里好，不去别的地方。

    来人磨蹭了半小时后，只好告辞乘车而去。

    过了两小时，已是半夜，李宗仁夫妇俩已入睡了。陈贵再次上楼传话：“楼下有人等。”

    李宗仁连忙穿好衣服下楼来。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高富有副局长已在客厅里等候。高富有十分抱歉地说：“李先生，刚才来的那位同志也许没有讲清楚。现在，全国局势乱得很，出现了许多使人预想不到的现象。为了保障您的绝对安全，总理意见，请您暂时避一避，趁此机会可以疗养疗养。”停了一会儿，高又说，“总理刚才听完汇报，又全面地考虑了您的意见，认为还是请您暂时离开这里为好。总理特意派我来，要我耐心地劝说您。”

    “总理？”

    “对，是总理说的。”

    “好。我听总理的。”

    谈话不到十分钟，李宗仁就答应了。按要求，马上就走。李上楼回到卧室，见胡友松已起床坐在沙发上等消息。两人简单说了几句话，收拾了几件洗换衣服，找了几本书。

    十分钟后，胡友松提着皮箱和李宗仁下了楼，匆匆忙忙地坐进周恩来的大红旗车走了。连公馆内部包括警卫秘书陈贵在内的所有人员，谁也不知道李宗仁被接到什么地方去了。

    乘着夜色，汽车向西部急驰，驶进了解放军总医院的“将军楼”。在周恩来指示下，院内的高干病房全部腾让出来，同时分别安置章士钊、张治中、程潜、何香凝、傅作义等高级民主人士。这一楼区有军人值岗保卫，不但和外界完全隔绝，就是内部也不能彼此串联接触。他们住在里面，外边发生什么事情，毫无所知。为了万无一失，绝对保险，还须更名改姓。胡友松想出了两个假名字：男的叫王敬之，女的叫唐伟；就这样填进了住院登记卡。这里确是大动乱大风暴中的避风港。李宗仁和这批高级民主人士，在这里度过了最为惶乱紧张的日子，才被送回各自的家里。

    据胡友松回忆说：“对于“文化大革命”，李宗仁并没有讲过后悔从美国归来的话，他是讲过幸亏郭德洁死的早，要不然，她就要跟我吵了！”

    李宗仁从三一医院（即解放军总医院）回家之后，西总布胡同李公馆的朱红漆大门虽然关得很紧，还有解放军战士守卫，但是还是被红卫兵们敲开了。

    红卫兵们曾前呼后拥，闯入楼下的大客厅里，指名要见李宗仁。李只好从二楼下来会见他们。造反的小将们都以好奇的心理，看看这位国民党在大陆上最后一位代总统是什么模样。李宗仁并未惊慌，而是从容不迫地和他们握手应酬。红卫兵坐下之后，七嘴八舌提出了很多令李宗仁穷于应付的问题。诸如有人问李为什么不到台湾去，有人问国民党“CC”是怎么一回事，有人要求李讲讲国民党内部的派别等等。李宗仁毕竟是富有政坛经验的行家里手，他沉住气讲了些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北伐与后来国共合作抗战的历史；那些红卫兵们对于中国历史知之甚浅，又不是来求知的，因而对李宗仁的讲述并无兴趣，坐了一会就扬长而去了。

    周恩来总理得知红卫兵造访李宗仁的事后，立即采取了措施，制止任何人擅闯李公馆；因此，直到所谓深入进行“斗批改”而大兴外调之风时，李公馆始终是平静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