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次飞往深圳找到欧阳时，心中存疑似乎更加多了：现在学术界在议论中国大亨时，常常抛出一种“原罪”之说。就是说，中国的有钱人不像西方的贵族是出于家族的承传，也不像美国的比尔？盖茨等靠自己独立的知识产权和营销本领获得巨额财富，中国的大亨通常是“暴发户”。而这样的“暴发户”在原始积累时通常是有“原罪”的，即他们在资本积累初级阶段，一般情况下是有违法乱纪的犯罪色彩。中国的不少国民仍然对一夜间突然暴富的人有种心理上的蔑视，通常认为钱赚得越多的人其“罪恶”也越大。

    不管欧阳如何谦虚，有一点毋庸置疑：现今的他也算是中国房地产界的一位重量级人物。深圳、东莞、湖北、河北、湖南……都有他规模越来越大的项目在崛起和拓展，其事业用“如日中天”来形容并不为过。有钱人容易引起人们关注，有太多钱的人更容易受到社会的特别关注。

    欧阳的“原罪”是什么？

    那天欧阳被我逼得无处躲藏，最后有些不安地与我商量：“你真想知道？那能再上一次我老家去吗？”

    我骤然间想起那次去云梦的情形——那条算命街，那次恭敬而慷慨的施舍。

    “行！”我一口答应。

    “走，今夜出发！”

    我一听更加来劲。欧阳甩下深圳日理万机的事，潇潇洒洒与我一同飞抵武汉，再达孝感，可临到老家云梦时，他让前来迎接我们的车子在一个岔道口来了个九十度的大转弯——“上汉川去！”

    欧阳第二次带我上他的故乡时并没有回他自己出生的那个村子，而是到了距云梦县隔蒲镇小阳小郑村一百多里外的汉川市新河镇的文李台村……

    落日西斜，一缕血色晚霞披洒在炊烟四起的乡野。远远望着那片黑压压的村庄，像这样保持中国传统样式的村落现在很少了。地处中原的文李台村依旧完整地保留了这种原生态，绵延几里长的村子很像一个集镇。沿着那条可以行驶汽车的村落大道缓缓前行，沿途有不少村民们自己开的各式各样小卖部和露天摆放的日用品小摊铺，孩子们成群结队地追随在我们的车子后面，像三十多年前在中国农村拖拉机第一次进村的情景……

    文李台村确实有种神秘之感，大道两侧依旧保留着许多百年老房，仿佛在向我们诉说这个村落曾经的辉煌。如今的文李台村虽然没有一条可以全程行驶大汽车的通道，但井井有条，交叉纵横的一条条巷道可以延伸到村庄的每一个角落，这使得文李台村更具“城镇”特色。欧阳告诉我，文李台村最热闹的时候有过上万人口。“原来这个村庄叫前进大队，现在叫新河镇，一个村庄有几个大队，你说大不大？”难怪，这也许是我见过的中国最大的一个村庄。

    我想到了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今日的“深圳基度山伯爵”是不是也有一个深藏在遥远海岸的“基度山小岛”，那里是否同样存在一个让欧阳暴富的神秘“宝窟”？而就在这个村庄上，我们的“深圳基度山伯爵”欧阳却有一段影响他一生命运的传奇经历。

    欧阳有些激动，他的思绪一下子拉扯到了三十多年前——

    欧阳7岁那年，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但生来懂事的他，却知道了一件至今让他记忆犹新的事：有一天母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拍拍残留在双膝上的炉灰，站起身把二儿子祥山拉到自己身边，说：“花子（欧阳的小名），你把哥哥的那件衣服换上，一会儿娘送你上姐姐家去。”

    小欧阳以为自己听错了，瞪圆了一双小眼睛，疑惑地看着母亲愣了半晌。

    “这孩子，傻了啊？”母亲有些生气地过来帮儿子三下两下地扒了身上那件破烂不堪的外衣，又将一件洗干净的肥大的蓝布衫给他穿上，“我还要干活，你一个人去姐家好不？”

    这回轮到儿子说话了。小欧阳猛地点点头：“我跟哥去过几次了，我认识路。”

    母亲想了想，然后掏出一元钱塞在儿子手里，吩咐道：“那你路上小心点，别把这车票钱再给我丢了。”

    谁知儿子把一元钱推还给母亲：“妈，我不用买车票的。”

    “不买票你咋上得了火车？”母亲瞪圆了眼。

    儿子狡黠地笑开了，很骄傲地说：“每次我跟哥一起上姐家去，都是扒车去的，一分钱也不花的！”

    “啥！你们每次去都是扒火车去的呀？”母亲一听脸色煞白，既心疼又严厉地训斥道：“你这小兔崽子，那火车飞快，扒不上去就把你们压在轮子底下，你还要不要命了……”

    儿子却并没有意识到母亲的担忧，仍在得意地讲述自己的英雄行为：“没事，我和哥每次先上站台，等火车车门关上后慢慢开动时，就看准当口迅速抓住车门两边的把手，再跳到上下车的踏梯板就行了……”

    儿子说得轻松，母亲听后双手捂着胸口直嚷：“你们像贼一样大胆，那火车飞一样的快，踏梯板才那么窄一块屁股大的地方，不摔死你们才怪！”

    “没事。”儿子则愈加炫耀道，“坐在那儿不要动就没事。哥哥有时还教我把裤带解下来系在那把手上，那样更没事了。”

    “警察看到了还不抓你们？”

    “他们看不到的。”

    儿子哪知母亲内心的那份担忧，更加起劲地讲他的本事：“每次到前面一站停下时，我们就先跳下来，等乘客上上下下后车子再开时，我们再跳上去……”

    “不抓去让你们坐牢才怪！”母亲不再追问了，转身给灶膛添柴，只有嘴里仍在嘀咕。

    小欧阳颇为得意，因为他没有说那次警察发现他扒车后，揪着他耳朵让他站在候车室的大厅内向全体乘客低头认错的耻辱一幕。他也没有告诉母亲，每每冰天雪地的寒冬时节，每一次上姐姐家的扒车之苦，那才叫苦！刺骨的寒风，比袭人的毒蛇噬咬还疼痛，直往人领口、袖口猛灌，整个人身上没一点点热乎气。有好几回，小欧阳差点因为冻僵的小手拉不住结冰的铁把手而丧命于荒野……

    从欧阳老家云梦到汉川县文李台村的火车约两个小时的慢车路程，当时的车票虽然只有6毛钱，可对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欧阳祥山来说，6毛钱比如今他手中的一亿元还要稀罕。

    穷人和富翁之间的差异就这般天壤之别，而这却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它的意义便更不平凡，更具有发人深省的意义和离奇的色彩。发生在欧阳身上的这一天一地的故事，仅隔着三十余年的短暂光阴，可它却反映出中国社会在这三十余年里所发生的一场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

    欧阳生于1959年，那时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了，但中国农村的百姓除了在政治地位上“翻身当家做主”外，物质生活依然贫苦不堪。湖北云梦，地处江汉平原的北部，一条绵延数百里的府河，挟着大洪山奔泻而下的滔滔河水，经广水，过安陆，蜿蜒进入云梦境内，肥沃着这块古老的土地。被云梦人称为“母亲河”的府河，在途经云梦西端又向南流经8公里左右突然一个急转弯，呈“J”形折向东流，弯弯的河水环绕着一片冲积平原。在这个几十平方公里的小平原上，散落着几个村庄，这便是欧阳的出生地云梦隔蒲镇。

    史书记载，隔蒲镇一带历来以种棉花为主，在风调雨顺的好年景，银棉如雪，五谷丰登，但这种好年景十年中能有一两年就算是老天对这儿的百姓的恩赐了。府河并不像母亲那样温存，当洪水暴发时，它像一头发了疯的野兽，冲走了地里的庄稼，卷走了村庄的舍棚与家禽，留下的那些幸免于难的人群只能去逃荒讨饭……

    欧阳每次听父亲讲府河的故事都十分感动，后来居然还自编了一首“民谣”：

    隔蒲潭，府河边，十年就有九年淹；

    大雨下，洪水滥，颗粒无收好凄怜；

    老百姓，人天怨，卖儿卖女去讨饭。

    也许正是这种很难改变的自然条件所致，今天的云梦经济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与沿海地区还是相差甚远。我第一次随欧阳踏上那片土地时，看到云梦隔蒲镇上和欧阳老家的小阳小郑村及周边几个村庄那些像样一点的柏油道路，基本上都是欧阳这些年资助修建的。故而欧阳在当地官员和百姓心目中就是一个太了不起的人物。提起欧阳祥山的名字，云梦50多万父老乡亲有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

    如果不是欧阳自己揭短，今天他站在别人面前，那气质、那谈吐、那潇洒的风度，无论谁也难以想象他的童年和少年，竟然能同“花子”两个字连在一起。

    “花子”是欧阳19岁前的小名。我亲眼目睹今天的欧阳在回到自己的家乡时，不少年长的乡亲们仍这样称呼他，听起来还特别亲切。而当时的“花子”不是一种尊称，是当地人辱骂、耻笑讨饭的流浪儿的一种叫法，与我们通常知道的“叫花子”是同一个意思。

    我后来坚信，也正是因为“花子”这样的“尊称”，让欧阳一步一步坚强地站立起来！

    欧阳的父母都是农民，他的父亲欧阳万林，一米五五的个头，在男人堆里绝对是个矮子。而他的母亲则身材高挑，一米六八的个头，加上貌美体健，即便在82岁高寿的今天，老人家依然颇有风度。这样一对差异巨大的夫妻，通常他们之间的结合都是有些特殊原因的。

    父亲瘦弱矮小不是天生的，完全是从小家境赤寒之苦所致。他虽然眉清目秀，儒雅温顺，一副读书人的相貌，但生来命苦，两岁父亲病死，11岁时母亲上吊而亡，两个姐姐做了童养媳，比他大不了几岁的哥哥欧阳万金在富人家放牛。一个11岁的穷家男娃儿，只能去富人家做长工混口饭吃，哪可能谈得上健康发育？也注定了这个男人的不幸命运。托尔斯泰有句名言：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沈桂香是欧阳祥山的母亲，在走进欧阳万林家之前她是个富有家庭里的“千金”。父亲是黄陂人（现今的孝感祝家湾），是当地田地较多的富人家，同时在武汉汉阳开茶馆。沈桂香是家里的长女，因为在茶馆对面有家榨油坊，一来二去，年轻貌美的沈家大闺女渐渐与榨油坊家的一位詹姓青年有了感情。有一年芒种季节，两位相爱的年轻人回到老家成婚，后来有了一个儿子叫发发。可沈氏命不好，儿子4岁时，丈夫得病而逝。在旧社会，再出众的女人，死了丈夫就矮人三分，亡夫之后膝下又拖着一个娃儿，富人家出身的沈桂香，无奈改嫁给了当时在亡夫家当长工的一个下人，他就是欧阳万林。

    1948年，欧阳万林和沈桂香外加一个现成胖儿子组成的家庭，让小阳小郑村有了一件新鲜的事儿。转眼间新中国成立，贫苦出身的欧阳万林家又添了一个闺女！真是喜上加喜。然而新中国的成立，使原本穷人与富人之间的政治地位发生了颠覆。沈桂香因为家庭出身是地主而受人歧视，而欧阳万林则是可以在乡亲们面前挺着脖子说“我家在解放前最苦”的话的贫农。

    欧阳的父亲虽然个子矮小，却聪明过人，很有农民式的智慧。他不仅性格开朗，自尊心极强，同时还有前卫的小商意识。他是村里第一个敢做生意的人，虽说做的都是些小本买卖，但从来是赚得多、亏得少，尤其他做“老鼠药”买卖稳中有赚。也许正是父亲的这种基因遗传，才会有了现在的亿万富翁欧阳祥山。欧阳的父亲喜欢钻研各种农活种技，是村里顶呱呱的干活好手。他还喜欢看戏，自己也喜欢唱戏，每当劳作之余，坐在古朴的竹床上，对着自家门前的鱼塘哼上几段，算是人生的一大乐趣，欧阳祥山记忆犹新。

    然而老天并不可怜这位庄稼人，第一个闺女出生的那年，眼看辛辛苦苦换来的稻谷飘香即将到手，一场洪水将整个隔蒲镇淹没成汪洋泽国……地没了，房子也没了，欧阳万林只得带着妻儿幼女举家投奔武汉的姑妈家，靠卖菜维系一家四口生计。

    迫于生活的压力，欧阳万林每天都要起早摸黑张罗贩菜，妻子则靠帮人缝衣做鞋贴补家用，留下不足一岁的女儿独自在家整天啼哭。一日，欧阳万林的姑老表张彦顺带着一根棒糖来看孩子，可当他用棒糖逗啼哭的娃儿时，却发现孩子的眼睛没有任何反应。“怎么啦这娃儿？”刚刚收工回家的欧阳夫妇急忙抱起孩子，又用棒糖在娃儿眼前晃动了几下：“娃儿，你看这是啥？啊，你快看看……”孩子依然没有意识，伸出的手却胡乱地抓起母亲的头发。

    “怎么啦！怎么啦这孩子？”母亲大哭起来，夫妻两人抱起孩子就往医院奔……

    经过一番检查，医生看着睁眼瞎的孩子惋惜地摇头：“最好的治疗时间错过了，现在晚了……”

    “苦命的孩子呀！”母亲一声哀嚎，昏死过去。

    女儿就这样幼年失明，一直没有起名字，按照当时的习俗，女孩通常都叫“丫头”。这个“丫头”至今也没改过名字，再加上失明，所以在欧阳的父母心灵上留下了一生的愧疚。像所有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农民一样，欧阳万林这对带着各自不幸命运而走到一起的夫妇，后来又添了几个儿女。由于欧阳万林的辈分在这个家族里属于“万”字辈，到了欧阳祥山这一代，为“世”字辈，但所有的男人名字中都要带个“山”字。在欧阳祥山之上，有个取名“水山”的哥哥，那是1954年发水的灾荒之年得子，父亲给儿子起的名。等五年后第二个儿子再出生时，乡亲们都说：“这娃儿哭声亮堂，有吉祥之兆。”父亲好不欣喜，便说：“那就叫祥山吧！”

    欧阳祥山便这样来到了人间。孕育他的是无边的苦水和父母挥不尽的泪水……父亲告诉过儿子，说他眼看儿子要出生时的前一天就想弄点粮食犒劳犒劳妻子，但当时农村全都吃人民公社的大食堂了，家里找不到一粒粮食。急坏了的欧阳父亲只好去求食堂师傅。烧饭的郑师傅好心调了碗麦粉子南瓜羹给了欧阳父亲。欧阳万林欣喜万分，端着羹碗就往家跑，因为着急，因为欣喜，结果半路一个趔趄，“扑通”一声连人带碗掉进了路沟里……几十年后，父亲仍念念不忘那碗麦粉南瓜羹，感叹道：“祥山儿小时候瘦小得很，就因为他妈连碗南瓜羹都没有吃上……”

    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许多地方饿死人并不足为奇。一半以上的中国人吃不饱饭是那个时期的中国人的基本生存状态。这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是无法想象的。

    欧阳出生之后，他的母亲还生了四个女儿，可只有一个叫欧阳运兰的妹妹活了下来，其余的不是被病魔就是被饥饿夺走了生命，而病魔和饥饿皆根源于贫穷。母亲在结婚的十余年间，不停地生育过七八个孩子，每一次怀孕分娩到哺乳，都是一年半载。这期间，在生产队永远只能拿“半劳力”工分的父亲，以其羸弱却倔强的身躯支撑着整个家，欧阳幼年时家庭的清苦不言而喻。“整天哭，瘦得皮包骨”，母亲回忆起童年时的儿子时，嘴里永远是这八个字。

    欧阳能在地上跑的时候，母亲和父亲都上地里挣工分去了，就连五六岁的哥哥也背着小筐干起了农活。家里只剩下一个瞎眼的姐姐，她的任务是看守满地打滚的弟弟小欧阳。

    欧阳去呼和浩特搞捐资助学，有个女明星见了已经成为亿万富翁的欧阳祥山时，曾当着我的面挑逗地对欧阳说：“你的眼睛很有神，也很炽热……”欧阳听后当下流出两行热泪，他说：“谢谢你夸奖，其实你并没有真正看清我的眼睛，因为我的眼里更多的是忧伤和自卑。”

    那女明星很是惊诧，说她怎么也看不出。欧阳则淡然笑之，说因为你根本不了解我。

    “明白了，我们第一次一起回云梦时，你在算命街上给瞎子们大把施舍是不是因为联想到了自己的姐姐？”我突然想起几个月前的一个不解之谜。

    欧阳听后情绪似乎一下坠入谷底：“是联想起我苦命的姐姐，但也联想起了我自己的童年……”

    “你又不是瞎子！”

    “可我从小伴着瞎子的命运成长……”欧阳说这话时，脸颊上流下两行泪水……

    下面的事，是后来我从欧阳的那个瞎子姐姐嘴里知道的：

    同母异父的哥哥——发发几岁时走失了，幼年时的欧阳一直由瞎子姐姐带着。父母出去干活了，留下咿呀学语和蹒跚学步的小欧阳在家时，姐姐便担当起了看管他的全部任务。姐姐看不到世界是个什么样，但却知道弟弟的每一个细微的声音、每一个细小的动作。姐姐比欧阳大10岁，弟弟抓屎抓尿的幼年时，她为他抱哄背搂，甚至用手指当母亲的乳房，给弟弟含着；弟弟大一些时学走路和登高，她手拉着到处乱跌乱撞的弟弟——常常一天下来自己比弟弟摔得更加鼻青脸肿。

    “我最怕弟弟饿肚子，一饿他就死命地哭，哭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那时家里什么也没有，我喂他水喝，他把水打翻一地；我哄他，他死命抓我头发皮肉……最后没得办法，我只能跟他对着哭啊！可我一哭，他又不哭了！”欧阳的姐姐后来回忆说，那双枯陷的眼眶仰向着天，似乎沉浸在往日那不可拨动的艰辛岁月。

    那是个特别寒冷的冬天，池塘里结了厚厚的冰，四五岁的欧阳挣脱姐姐的双手走出家门时，他被一阵飕飕的北风刮倒在地。这时他听到村东头一群比他大的孩子在哄笑，他好奇地走过去，见同村的大孩子们围着一个五十多岁、穿着破烂的乞丐在吵吵嚷嚷。小欧阳那时不懂啥叫乞丐，只觉得那大人穿的衣服跟自己差不多破旧，于是便跟在人家后面挨家挨户走着……

    “哈哈，今儿个怎么回事？湾里来了一大一小两个花子啊！”村东郑大叔突然嘻嘻哈哈地嚷道。

    “哪来的小花子呀？”有人奇怪不已。

    郑大叔指指跟在那个乞丐后面、上身穿着麻布袋缝成的衣服、老棉裤补丁连着补丁、腰上系着一根粗草绳、满头蓬发中夹着烂稻草的小欧阳，大声道：“这不是小花子吗？”

    “啊哈，祥山是花子哟！”从此，在村上欧阳祥山的名字被“花子”替代了。那时欧阳虽不懂事，但却不习惯别人这样叫他，甚至用小手抓起一把泥巴扔人家，结果村上的大人小孩更欢实地叫他“花子”，后来再有人这样叫时，他便满脸天真稚气地莞尔一笑，算是默认了。

    “花子”是欧阳的童年和少年的名字，也是这位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的真实命运写照。也许现在很有钱的缘故，欧阳对童年和少年时关于钱的记忆特别深，他讲过跟哥哥水山为省6毛钱的火车票，几次差点丢了小命的惊心动魄的往事。而那次母亲让他买两斤盐，他却把一元钱丢了的事更让他刻骨铭心。

    有一天，母亲忙得脱不开身，从房里取出小布包，解了几层才拿出一元钱，对欧阳再三叮嘱：“盐买回来后，别忘了把找回的零钱放好拿回来给我！”

    欧阳眼睛都瞪圆了，这是小欧阳第一次经手一元钱，“而且是新票子”。40年后的欧阳清楚记得，“那天我拿着妈给的钱，像接受了大元宝似的，一路又蹦又跳的，走到村口看不到后面的妈妈了，我便忍不住从衣袋里掏出那张一元钱的新票子看了又看……”

    “那时正值秋天，田埂两边净是棉花田，爆开的棉花已经挂满了枝头，秋风一阵阵迎面扑来。我顶着风一路跑步越过几道沟和一座石拱桥，又过了几个村子，到了公社的一个供销店，当我气喘喘地站到买盐的柜台前，伸手掏口袋摸钱票的那一刻，我吓呆了：钱没了！再上下口袋翻个遍，还是没有找到！我一下子哭了起来，因为我太知道母亲的厉害，这一元钱对当时的我家来说，好像比我们娃儿的一条命还重要。我记得每年队里年终分红时，有劳力的庄稼户，他们能分到二三十块钱，我们家人多拖累重，七算八算，总是到头来还得欠生产队一屁股账。父亲和母亲为了让我们全家人也能过上年，便到会计那儿想借三块钱，那会计说这得找生产队长批准。父亲母亲又找队长，队长说啥就是不批，说欠支户最多也就能让生产队照顾分些萝卜而已。最后父母还是厚着脸皮从亲戚那儿借了几块钱过了个年。我毫不夸张地说，那时一元钱对我家来说，比我现在的一亿元还贵重……”欧阳回忆起往事，双眼泪盈盈。

    “从供销店折回原路后，我一边哭，一边一路寻找，寻了几个来回，可就是找不到……天黑了，田埂都看不清了，我知道肯定找不到了，给家里闯了大祸，所以不敢回家。我悄悄溜进村，看到家家都上了灯，有的已经拿着饭碗在吃了，可我只能躲在村头鱼塘边的一丛灌木里，战战兢兢地听见妈妈提着灯在挨家挨户地找我，问他们看到花子没有，人家都回答她说没有看见。不知过了多久，我恍恍惚惚看见妈提着一根棍子从鱼塘的另一端朝我躲藏的灌木丛走来，她三步两步地上来一把将我从草丛里揪出来，大声问我：‘买的盐呢？’看着母亲恼怒的表情，又提着一根木棍，加上我知道自己闯了祸，所以一听她的问话，早已魂飞魄散，哇哇大哭，并如实说出了原委。妈妈一听，火冒三丈，抡起木棍就朝我身上打来。我自知理亏，只得忍痛挨打。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隔壁家的万银伯父路过撞见我们娘儿俩，才劝住了我妈。可这一夜，我哆哆嗦嗦地躺在床上一夜没睡，又不敢出声，听爸和妈一直为我丢了那一元钱在吵架，我的眼泪湿透了被子……”

    到了上学的年龄，欧阳看着村里同龄的伙伴都高高兴兴地背着书包上学去了，可他没有那福分，因为此时的父亲重病卧床不起，养活全家六口人的担子全部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小欧阳多么渴望能同伙伴们一起系着红领巾，捧着书本——他不敢再往下想。

    母亲告诉他：“人家骂你是狗崽子，你读了书也没有用。再说，你上学，爸爸躺在床上谁端水端尿？瞎子姐姐和小妹妹谁照顾？”

    那时欧阳还不知道地主出身的母亲和当过几天日伪军的父亲为什么总受人欺负，但他清楚“牛鬼蛇神”是“坏人”。既然与“牛鬼蛇神”有关的人，肯定在生产队和村上遭人瞧不起。我又不是“牛鬼神蛇”，为啥我不能上学？

    为不能跟本村的同龄伙伴一起上学的事，欧阳那颗幼小的心灵曾经刻烙过很深的伤痕。但想到母亲后面的几句话时，他懂事地点点头，再也不向母亲提上学的事了。高瘦的欧阳过早地帮助母亲和哥哥挑起了家庭的重任。

    有句话叫“少年不知愁滋味”。少年欧阳对啥是苦他真的不知道，只知道每天除了帮助母亲家里家外忙乎外，还经常抽空跳进村前村后的河塘沟里抓小麻鱼。“有鱼吃喽！有鱼吃喽——”每每小欧阳给病榻上的父亲和姐姐妹妹端上自己抓来的鱼时，他感到了一种成长的满足。

    “花子，今天你姑老表詹志兰结婚，你替妈吃喜酒去！”一日，母亲满脸喜色地对小欧阳说。

    “让我去——吃喜酒？”欧阳不敢相信，一双大眼睛盯着母亲半晌仍然怀疑有这好事。

    “让你去就去呗，又不远。到那儿你往桌上一坐，只管夹好吃的菜吃就得了！”胃病复发的父亲倚在病榻头说道。

    “哎！”欧阳这一天太喜气了，不知母亲从什么地方弄来了一套新衣服让他穿在身上，不过就这一天后欧阳就再没见那衣服，更重要的是他今天可是代表欧阳万林家的人去“坐席”了。

    在农村，婚丧嫁娶办大事时，亲戚乡邻到场，排次轮辈有讲究着呢！十人一桌，八人一席，能坐上前桌头席的通常都是一户之主，有名有姓，有辈有分。今儿个欧阳入席的是十人一席之桌，除他之外，是九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这九个女人围在一桌上，那热闹劲就别提了。欧阳的耳朵现在是聋的，只有一双眼睛贪婪地一眨不眨地盯着一盆盆他连见都没见过的香喷喷的菜肴……

    “大肉来啦——”在鞭炮的“噼里啪啦”声中，端菜的师傅将一碗让欧阳见了就流口水的扣肉放在桌子的中央。这是婚庆上十分有说头的第五道菜，每碗大肉盛装十块，一人一块。当地有句俗话，叫做“吃喜酒吃喜酒，吃了大肉才会走”。这意思是，凡出份子来吃喜酒的人，一定要吃上大肉才算事。欧阳哪懂这些？从小不曾沾过多少油味的他，见香喷喷的大肉扑鼻而来，起身夹上一块就往嘴里塞，三下五除二，就消灭在肚里。再次抬头时，他见碗中竟还留有一块快冷了的肉块。趁桌上的女人们只顾闲谈，小欧阳毫不迟疑地举筷就夹。

    “哎哎，我的那块肉呢？谁贪得无厌偷吃了一块？快说！是谁？”突然，同桌的一个女人张开大嗓门叫唤起来，一双眼珠子瞪得贼圆。同桌的、还有邻近几桌的人都把目光很快聚到了一起，聚到了仍在嗓门内嚼动着肉块的欧阳身上……

    “那时我虽然才八九岁，可第一次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可耻的人！我不敢抬头，也不敢再嚼肉，仿佛浑身被一把把利剑插刺着，无地自容。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只知道万分羞愧，丢尽脸面。我后来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那桌子的，反正我记得再没吃一口东西就一路哭着跑回了家。妈见我后赶紧问怎么回事，我便哭得更厉害了。妈知道事情原委后，忍不住一把抱住我也呜呜地痛哭起来，我发觉她像比我还要委屈似的，直哭得双肩哆嗦，嘴里还不停地说着‘孩子多吃块肉错在哪儿嘛！你们这样欺负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