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座东方水城，让世界阅读了一个古老民族坚守家园与渴望通达的岁月痕迹；
她是一座人间天堂，让人类懂得了向往与追求的遐想之美和智慧创造辉煌的现实之美；
她是一种哲学，古典园林的精巧与小桥流水的仙境映射出历史和现代的深刻与朴素；
她像一部神话，艳丽的双面绣和舞动的檀香扇伴着悠扬娇柔的评弹，歌唱着融和与致远；
她——是我的故乡，我的亲人，我的生命，我的诗赋……
这个地方最先只有水，古称泽国。后来大海往后退了，长江的入海口往东推进，于是泽国变成了沼泽与江湖相嵌的网状式冲积平原，故此地亦称“水乡泽国”。当这片水潦之地尘埃落定之后，整个环太湖地区，遍布着湿润地区特有的灌木丛林，郁郁葱葱的栎木、杉木、樟木及茂密的竹子与芦草，那树木草丛中出没着各种动物……
原始部落的先民，开始在这片土地上以渔猎为主要手段繁衍生息着，与此同时他们开始了我国最早的蚕桑生产，并且创造了著名的良渚文化，为这片古老的土地留下了最宝贵的人类遗产和文明印迹。
公元前11世纪，商末周兴之际，中原周太王的公子泰伯和二弟仲雍，为了让位给小弟季历，兄弟二人千里迢迢避居于江南，此举在历史上被称作“奔吴”。当时的环太湖地区，乃是蛮夷之地，泰伯与仲雍带来中原先进的农耕与建筑技术以及相对优秀的政治文化和新视野，很快成了当地的首领，并建立起了一个部落小国，史上记载曰“勾吴”，从此开始了吴国的辉煌历史。
悠悠岁月，到了泰伯、仲雍的十九世孙寿梦时代，“勾吴”开始渐渐强大起来，其子即位后正式将自己的国家从太湖边的一个小镇搬到了现今的苏州城址。那时的苏州城其实只是一个大约只有十几个篮球场那么大的地盘，而且全是用土垒的，史上记载它是吴国的“子城”，这也是苏州城的第一个名字。
子城虽小，却上演了一场宫廷政变史剧，即著名的“专诸刺王僚”。当时吴国公子光（阖闾），因不满叔伯兄弟的领导，一心想自己出来驾驭这个江南小国的航船，故而招募了一名叫专诸的侠客，令其在给喜欢吃鱼的吴王僚献大鱼时，用事先藏于鱼肚里的利剑刺杀了僚，从而夺得王位。阖闾是开创吴国成为强国的首位国王，他的主要功绩是将中原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和先进的农具制造工艺推广到了吴国，使这片东南水乡泽国迅速崛起，成为春秋时代的五霸之一。
在阖闾与其子夫差当政的几十年里，吴国的实力主要显示在两个方面。一是冶金铸造业，炼出了著名的“干将剑”，此剑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一等的矿石原料和精良的铸造工艺技术的高度融合。吴剑成就了吴国霸业。而吴国在这个时代的崛起的另一个原因是丝织产业的迅速大发展，吴绫、商纨、鲁缟、楚绢和蜀锦，成为古代丝织品的五朵奇葩。而吴绫据说后来在东汉年间被两个兄弟偷运到了日本，成了“和服”最早的样本；“和服”即“吴服”的谐音，其实也就是吴服。
铸剑与丝织，这一硬一软，成就了吴国霸业，也孕育了这个地区的文化与民风的精髓。今天的苏州人不也是靠这干事的硬气和成事的和气开创了新的历史辉煌和伟大纪元吗？
钢的坚硬与水的柔性，是苏州人的性格，是苏州昨天和今天的全部内涵所外溢的最简单而形象的表达形态。这二者写就了苏州的历史。
我们还是来说一说姑苏吧：
那是公元前522年的某一日，一位楚国汉子翻越千山万水，来到这片已比较昌盛的吴国之地。他不是来做生意和谋生的，他是来复仇的。此人叫伍子胥，东周列国时的一位忠臣之后，父亲伍奢在朝仗义进谏，被楚王砍头丧命。一夜急白了头发的伍子胥仓皇出逃。可何处是归身之地？伍子胥最后决定：到吴国去，好日后借兵回来复仇。
命运凄婉的楚国好汉来到吴国都城苏州时，已人不人、鬼不鬼之状，看上去与大街路边的疯子乞丐无异。伍子胥身上一无所有，只有手上的一支竹箫。他披头散发，如此唱道——
楚国汉子的凄婉之声，令过路人无不驻足。这时人群中走出一位相面先生，他细细端详了一下伍子胥，不由大惊失色：“吾相人多矣，却从未见如斯貌者！此人必是翻天覆地之人也！”于是这位相面先生拉起伍子胥，说：“走，你跟我去见一个人。”
相面先生带伍子胥去见的是吴王阖闾。吴王对伍子胥大为赏识，日后又因伍子胥屡立战功，便封他为吴国宰相。伍子胥也不含糊，他助吴王大破楚国，同时也报了自己埋在心头19年的大仇——将早已死去的楚平王从坟墓中挖出来，鞭尸三百下，还把楚国王室宗庙烧了个精光。
伍子胥后来又扶助阖闾之子、吴国新君主夫差数十年，使得吴国成为东周列国中的强雄。后来夫差在与越王勾践之间的那场“卧薪尝胆”的恩怨中没有听取伍子胥的良言苦劝，导致越国灭吴。伍子胥在这过程中含愤自尽，在历史上留下了一幕痛苦的忠臣悲剧。
沧海茫茫，岁月如流。几千年来，富国之地的苏州人从来没有忘记伍子胥这个名字，这是因为苏州这座世界上独一无二、且至今保存得如此完整的水城就是当年伍子胥所建。公元前514年，就是在伍子胥奔吴的第8年，他“相土尝水，象天法地”，为效忠吴王和为苏州人民造福而修建了当时叫“阖闾城”的姑苏城池。这一大手笔使伍子胥在苏州的几千年历史上成为最受后代尊敬的人，他对苏州的贡献也是空前的。阖闾城碧铺秋草，乌鹊桥红带夕阳。
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
（唐代白居易《登阊门闲望》）2500多年过去了，苏州经历了无数沧桑岁月和战事的磨砺，可她从未从整体上改变过自己河街相邻、水陆并行的独特格局，此格局亦称“双棋盘”的三纵三横的水城格局。“水城苏州”是伍子胥留给苏州、留给中国和留给世界的杰作。
苏州因水而活，因水而昌，因水而繁荣延绵至今。
越国灭吴100多年后，苏州落到了伍子胥的仇敌楚国之手，这时又有一名贤相叫春申君，他继伍子胥伟业，号召市民和驻兵再度挖河修桥，并将原来的三纵三横完善成四纵五横，造东西二仓，用来发展苏州城市商业，使繁荣的城市更加昌盛。
秦汉三国时代，水城姑苏未经战乱，而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原地区却战事频仍。苏州人从那个时候就明白了一件事：闷声大发财。
闷声大发财，是苏州得以繁荣昌盛数千年的一个经久不变的定律，也给周边庶民和政府留下了又一笔精神财富及宝贵经验；并将这一强地富民的经验流传至今，一直传播到后来的上海等整个苏南大地。
苏州人的“闷声大发财”留给我们的其实远非是自身的强地富民的传统美德，而且也给苏州吸引和接纳外埠人才提供了旁人所不及的大好机会。比如当年的三国时期，中原战火纷飞，大批贤俊和富商逃至吴国，他们带着成群的僮仆、满箱金玉以及先进的农业技术来到苏州落户，使得本已富足的姑苏平添了几个台阶的昌盛和繁荣，使得姑苏从根本上改变了司马迁笔下的那种“饭稻羹鱼，地旷人稀”的原始泽国的面貌。苏州的富足与繁荣在三国孙权当皇帝时就显现，那时的苏州水上商业已非常了不得，商人们“浮船长江，贾作上下”，且在苏州的下辖之地太仓设仓，水路可走昆山下海，其船运商贸可抵辽东、台湾等地乃至柬埔寨等东南亚诸国，而那时的上海连滩头都没有，仅有几艘渔船而已。
隋唐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为苏州经济与商业的腾飞插上了翅膀。此时的苏州城已是“千斛为货，万斛为市”，堪称华夏长江之东的第一大都会。
唐宋几百年间，中国的经济中心由中原转移至江南，苏州因而也自然地成为了江南最繁荣的经济与商业中心和大都市，所谓“吴人老死不见兵革”，被人描绘成“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当时的苏州有十万户商家向皇帝纳税，城内的各种市场更是星罗棋布，热闹非凡。
那时民间就流传“苏湖熟，天下足”这句话，乃苏州真实写照。这一写照像金子烙在城郭之上，从此一直使苏州的脸面闪闪发光……
民间之言，通俗直白。而到了诗人与文客笔下，苏州则是另一番描述。“苏杭自昔称名郡”，这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咏怀》中的一句诗。宋代诗人范成大在《吴郡志》中记下了富有浪漫色彩的“天上天堂，地下苏杭”的谚语，后来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成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朗朗上口的千古名句。
意大利著名探险旅游家马可·波罗是元代时到苏州一游的，他见苏州“漂亮得惊人，商业和工艺十分繁荣兴盛”和美轮美奂的“水域城郭”，不由发出此乃“东方威尼斯”的感叹。其实，苏州之美，远比欧洲的威尼斯更加精彩和绚丽，因为它有几千年的悠久文化与传奇的历史，又有一代代相传的生机勃发强国富民之经济内发力，而且苏州给予人类的不仅是美景，更多的是这里的优美文化与温雅民俗，当然还有这块独特土地上勃发的对未来的信心与永远的希望气息。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八个字现在被大家所熟知，似乎已成了一句口头禅，但在杭州，可能有人却不太愿意说这样的话，原因是杭州人认为自己是省府城市，苏州是个地级小市，将“苏”字放在前面，杭州人有些不情愿。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话是老祖宗传下的，想改变真不容易。
苏州在杭州之前、之上，并非仅仅是古人图个念起来朗朗上口，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苏州客观上也一直是江南屈指可数的大都市和区域重镇，这一事实无可争议。
越过元代，明清时代的苏州跨入了最为灿烂的一个大发展时期，其商业的繁荣程度和全地区的经济总量在全国是数一数二的。明万历到清乾隆年间，苏州城区人口超过50万。到鸦片战争前夕，苏州的城市人口达百万，是当时当之无愧的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再一个例证：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苏州向政府交粮达274万石，占全国总额的11％，超过当时四川、广东、广西、云南四个省的总和！你说苏州比哪个省市差了？
明清时代的姑苏，她的光芒照亮了中国。这个时代，苏州又遇上了一个大发展期，可谓“万商云集”。据说当时的苏州城里光会馆就有50多所，公所有150多处！
康熙时，苏州已是江苏巡抚的驻地，江苏下辖苏州、江宁（今南京）、常州、松江（今上海）、镇江、扬州、淮安和徐州等府，江苏上缴国库的粮食更是占了全国的60％以上。看苏州、江南富得流油，康熙皇帝有些担心它们会与朝廷分庭抗礼，于是心生一计：强化官员的“回避”制——本地官和汉官不能在本省任主官。康熙此计虽然打着自己的算盘，但官员“回避”制不失为一剂治政良策，因而仍被沿用。
苏州人并不恨康熙老滑头的这一招，官员“回避”制不仅没有妨碍苏州的经济大发展，反而使苏州获得了又一个难得的大发展时机：那些到苏州当官的外乡人多与朝廷关系不错，更有那些为官的皇亲国戚带着家属随从和细软钱财纷纷拥入苏州城。当官几年后，这些人发现苏州既是升官发迹之地，又是安居乐业之所，于是干脆留在苏州，这下又有一批批亲朋好友跟着落户到阖闾城。嘿嘿，苏州又一次冲向更加繁荣与富庶的高峰……
但漫漫历史长河，不会留给一个城市与港湾永远的平和与富足，苏州也不例外。
英国人用鸦片打进了中国，损伤和摧残了这个东方大国的强大躯体，作为当时最繁华和最富强的商都，苏州更是饱受了鸦片之苦。据说，当时苏州城吸鸦片者将近十万人，一座美丽而富饶的城郭，从此变成了烟鬼伴歌的衰落之城，城内的烟鬼与城外患血吸虫病的瘦鬼，加速了苏州发展的历史车轮直往后退。这是1860年左右的事。更为可怕的是几年后的又一场浩劫，使得这座千年名城和华夏富都从此沦落为二流、三流的小城——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军为报富商与官吏们的一仇，将苏州城足足烧了三天三夜……
苏州从此没落。不过百里之外的上海此时开始崛起，于是大量苏州的精英纷纷迁至黄浦江畔，连同商铺、家产与钱庄的存款，还有几千年来祖先留传下来的经商之道和“闷声大发财”的理念，擦干痛苦的泪水，拍掉毁城离家时身上留下的灰尘，加入到了创建又一座东方大港新城的行列。这是许多苏州人的命运，更是多数“苏商”的命运。
说“苏商”，现在的定义可能称江苏的商人；其实历史上的江苏省原隶属江南省，康熙时江南省一分为二，成为安徽和江苏两省，江苏省的称谓来自江宁府和苏州府的合称，因而“苏商”更多的是指苏州的商人。
枫桥铁铃关有好事者将“江苏”二字分拆研究，认为“江”即为三点水加一个“工”字，繁体“蘇”字则由“草”、“鱼”和“禾”字组成，于是“江苏”二字从字面上便可作如下理解：水边的手工业劳动者，将粮食、水产和丝绸等产品运往全国各地，使得这块热土成为闻名于世的富庶之地。有人考证：中国历史上号称十大商帮之一的苏州洞庭商人，便出没在苏州西南的太湖边上，就是他们将江南的货物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各地，并在上海创造了一个巨大的金融滩头和日后的东方第一大城。
今天的人们只知道苏州人留给我们的仅是一座无数园林与小桥流水的“东方威尼斯”城郭，却并不知道苏州人还有比这些更为可贵的重大历史性贡献。从本世纪开始以来的几年里，苏州市的工业总产值一直紧随大上海之后，成为中国第二大工业基地！这个数字令苏州人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这是咋回事？
这种格局是从2004年开始的，这一年的苏州全市工业总产值为9560亿元，除上海之外，中国所有的其他城市全都在苏州之后。
到了2008年，这种排列和局面仍然没有多大改变，苏州仍然如一头奔腾长啸的骏马，远远地走在了中国诸多城市甚至是诸多省份的前面。在“发展”二字成为当代社会的主旋律时，一个发展着的城市和发展着的地域从来都受到旁人的尊敬，并被树立为榜样和旗帜。
在已经有这么多年不可更改的发展事实面前，苏州人自己仍然不敢相信：自古以来，苏州似乎一直是个区区小域，怎么可能成为全国的重镇黄金地呢？
而且苏州人又在近年发现了一个更加令他们激动不已事实：苏州全市的农民收入又是全国第一，人均达11680元（2008年），而全国的平均水平是4761元。2008年，苏州市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67元，全市财政总收入1500多亿元。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理念，许多地方已经不把GDP作为衡量一个地方经济实力的标准了，地方财政收入似乎成为一种真正的实力标准。
在苏州采访时，市长阎立告诉我：在2008年苏州全市财政总收入的1500多亿元中，地方财政一般性预算收入为668亿。“我们向国家和省上交了约800亿元……”
市长说这话时，脸上泛溢着骄傲的表情。
市长继而娓娓道来：“自宋朝以来，中国的经济中心一直在南方，而南方又主要为苏南，因此苏州一直是国家的纳税大户。有道是：苏湖熟，天下足。地处太湖流域的苏州从南宋开始，世代成为中国的米粮仓。苏州人民辛勤劳作，遂使这片水乡有‘衣食半天下’之称。以往历朝历代，我们苏州向朝廷贡奉的是衣粮和手工业品。改革开放30年来，苏州成为国家工业经济和外贸经济的重要基地。这是我们苏州今天最大的亮色了。”
“东南财赋，姑苏最重；东南水利，姑苏最要；东南人士，姑苏最盛。”这是乾隆年间在中国社会流行的一句话。在数千年的农耕文明社会里，苏州人民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了中国农业文明的辉煌。历史上传统的农业文明的辉煌照耀在这块土地上，它把它的所有精华投放到了无比柔媚的水乡泽国，它所呈现的繁华风韵，体现了中国江南社会经济的特色，因而苏州人的历史性贡献可以用一个美丽风韵的母亲向瘦弱而成长着的子女们源源不断送去乳汁来形容。
千年以来的中国，假如没有这样一位美丽而风韵、慷慨而无私的母亲与她甜润而丰足的乳汁，是不可想象的。
现代化工业文明的今天，这种态势并没有多少改变。苏州在国家经济与发展的地区大家庭里，仍然扮演着这样一位美丽而风韵、慷慨而无私的母亲角色。
这种精神在有些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看一看吴人的祖先，你就不再感到奇怪了。为国负重，从吴人祖先就已经牢牢地植根在心中——公元前11世纪，泰伯与仲雍真诚无二地为国让贤与奉献精神，数千年以来一直埋藏在吴人的血脉里，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梅里的泰伯墓与虞山脚下的仲雍墓，千百年来始终香火不断，寄托了吴地后人对祖先那种不可抗拒的敬意。读史人皆知道，由于泰伯、仲雍二兄弟的让位，中国古代社会才有了一位圣贤君主和一个伟大的周王朝。
又过了几百年，中国出了一位开创中华民族伟大文化的圣人孔子。这位孔圣人是个非常浪漫的理想主义者，他一生追求“礼”、“仁”，并对未来的世界怀有强烈的憧憬，热切期望有个政教清明，人民安居乐业的小康社会。
圣人设下的理想主义目标，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经历几十代王朝，一直到了共产主义者治理中国的20世纪后期，这个“小康”之梦，被另一位伟大的圣者推向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