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两番，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就是20世纪后期的一位中国圣者说的话。这位圣者叫邓小平。

    邓小平的“小康”之梦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当他走出国门，在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看到飞速发展着的世界文明后所萌生的。那时他强烈地感受到了自己国家的落后，人民生活的贫苦……后来的新加坡之行使他有了一个东方式的“小康”概念。然而中国式的小康是什么样呢？邓小平在梦中寻觅着……

    1978年12月，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召开了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会，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在会上再次向全世界明确地宣言：中国要在20世纪末初步实现现代化。

    西方人开始警惕这头东方睡狮的“觉醒”，他们显得有些紧张。

    “小平先生，你能说说你们中国所说的要在本世纪建设成四个现代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次年，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目不转睛地盯着中国现代化的总设计师，这样问道。

    邓小平看了一眼日本客人，没有立即回答，只见他缓缓地点上一支熊猫牌香烟，又想了想，说：我跟你说这么一个事，你们现在有一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是一万亿美金，所以你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是一万美元。那我们现在，我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250美元。我想，比如说，我们用20年的时间翻两番，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人均1000美元，是你们的十分之一，但我们的人口是你们的十倍，这样我们的总量就是跟你们现在一样了。

    “是这样。”日本首相轻轻地点点头，又似乎并不太明白。

    邓小平似乎看出了对方微妙的表情，道：到那时尽管中国还很穷，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很低，但是有了这样的总量，我们就可以做点事儿了，也可以在世界上做点儿贡献了。

    大平正芳的两只耳朵竖得直直的，眼睛更是盯着中国的这位小个子巨人不放。

    “那么，到那时我们的国民生活水平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小平像在自言自语道，“就是可以吃饱穿暖，我把这个叫小康。”说完，小平重重地抽了一口烟，然后朝向日本客人笑笑。

    小康？什么叫小康？首相不明白小康是个什么概念，他将目光投向身边的翻译——时任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副处长王效贤先生。

    王翻译紧张得差点出汗，是啊，小康是什么？他怎敢问邓小平？于是急中生智：“就是……就是一个人身体恢复的时候。”王翻译心头暗暗寻思：日本人平时也讲小康，这样翻译首相应该明白一点吧。

    “噢——”首相似懂非懂地张了张嘴，似乎再也找不到合适的问题，然后起身笑眯眯地握住邓小平的手，说：“祝您和中国人民早日小康。”

    邓小平同时站起身，一脸笑容，并连声应和道：“好好，小康，我们大家都小康。”

    这次与日本人会见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邓小平开始多次在不同场合念叨着“小康”。邓小平的家人告诉我，平时邓小平在家里不怎么说话，可有几回嘴里突然冒出“小康”两个字来，让家人有时感到不知何意。

    “小康”从那个时候起，就成为了中国现代化总设计师梦中的一幅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蓝图。一个最实事求是和办实事的大国领导者，为这蓝图与梦境寻找可能实现的途径，他也会辗转难眠……

    时间过去两年多，这个蓝图与梦境成了总设计师心中时刻挂念的治国大纲。

    同志们，这次代表大会将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这次代表大会要审议和确定党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奋斗的纲领……在这年9月初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一再这样强调。为了他心中久酿的宏伟蓝图，他向全党同志指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光辉，从此开始普照中华大地。

    新一年的春天来了。春风首先吹绿了江南大地。

    “我想到江南走一走。”邓小平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提出。

    “太好了，‘老爷子’（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这样尊称邓小平——笔者注）想到哪儿去？去苏州怎么样？”

    “去江南不去苏州去哪儿？”“老爷子”话不多，但一旦说出来，就是掷地有声。

    苏州美，最美在太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太湖像一位刚出阁的少女，妩媚又恬静。八百里浩渺碧波，没有丝毫的人为的污染。

    那天，邓小平在江苏省委书记韩培信和女省长顾秀莲等省领导的陪同下，乘坐一条游船，缓缓地驶向太阳初升的太湖……

    “那一天的太阳，格外艳丽明亮，光彩耀人，把天空装点得晶莹剔透，一片灿烂。那天的湖色也特别的美。远处，群山巍巍，山峦起伏，浑厚凝重；近处的湖面金光粼粼，白帆点点，鸟儿飞得也特别的欢快。小平同志特别喜欢看水面的鸟儿飞翔，喜欢称道岸边的白墙黑瓦，袅袅炊烟，他说那是真正的中国山水画卷，比西方的油画要美。”一位当时服务过邓小平的“老苏州”人如此回忆道。

    戴心思，原苏州地委书记，1940年参加革命工作的南下老同志。现年83岁的戴老在医院接受我的采访，在谈起1983年春天邓小平来到苏州的情形时，依然带着几分压抑不住的激动。他说：小平同志一生到苏州有据可查的有两次，一次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另一次就是改革开放进入特殊阶段的1983年春天。那次小平在苏州共3天时间，住在南园宾馆，这个宾馆在市区闹中取静的地方，现今普通百姓只要付钱都能住得进去。

    “小平来之前，省委书记就打电话给我，让我准备苏州地区的情况汇报。当时我们苏州有八个县，除了现在所管辖的几个县市外，还有江阴、无锡两县。小平同志来了以后，就对省委书记说，他要了解苏州地区的农村情况，他的工作人员告诉省委书记说要听20分钟的汇报。于是省委书记就将我准备的农村情况材料向小平汇报。后来汇报时间过了20分钟，小平说：你还有什么还可以说嘛！这样省委书记又汇报了我们苏州地区学习落实党的十二大提出的翻两番的事。对这件事，小平同志似乎一直很关心，在吃饭或其他场合，时不时地问我们对翻两番怎么看。我们告诉他：在苏州翻两番绝对没问题。小平问：为什么？我们回答：苏州地区从1976年到1982年就实现了全地区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一番了。小平对这个格外关注，听得特别认真。‘五六年时间就翻了一番，你们把这个情况跟我好好说说。’看得出，小平对我们苏州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能够实现翻一番，非常在意，或者说感到有些意外惊喜。

    “我们说没问题是有根据的，因为当时苏州的社队企业发展非常迅速，心里有底。”戴老说，“在十二大提出‘翻两番’的目标后，当时社会上也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经济底子薄的地方再用近二十年的时间，在世纪末实现翻两番是可能的，因为他们基数低，而像我们苏州地区这样经济总值相对较高的地区有难度。可我们经过讨论和研究的结果是，经济基础较好、基数大的地方反而可能会更好地实现翻两番，理由是：块头大，翻起来更有劲，所以可能好翻番。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那次邓小平同志听了苏州人对“翻两番”表示没问题后，似乎兴致分外浓，便不时地问苏州人：“你们靠什么呢？”

    苏州人：“我们靠一些小企业。”

    “我们当时都不敢说社办企业，因为文革遗毒还在，社会上对我们苏州地区搞乡镇企业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戴老书记回忆说。

    邓小平好像也是第一次听说，“小企业？”

    苏州人：“就是公社和生产队办的一些小企业。”

    邓小平：“噢，这就是社队企业。”

    苏州人：“我们苏州靠近上海、无锡，好发展。”

    “我们告诉小平同志：在五六十年代，城市有一批下放人员，苏州地区就接受了十万人左右。这些人员与上海、无锡、常州等城市的各个单位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靠这些人打通与上海等城市的关系，办些加工企业就比较容易。”戴说。

    邓小平：“那这样做你们花钱多不多？”

    苏州人：“不多。社队企业就是利用这些人的关系，到上海请师傅来当指导，他们也是利用星期天，我们只要给他们一点小钱，有的就干脆不给钱，师傅们临走时给一点农副产品带回去就算回报了，而且上海人还挺高兴。”

    邓小平笑了，说：“我在上海住过，上海人喜欢要你们‘乡下人’的农副产品。”

    “你们的社队企业现在有多大规模？”邓小平问。

    苏州人：“已经占有全地区工业产值50％以上了。”

    邓小平用炯炯有神的目光看着苏州人，说：“半壁江山了嘛！”

    苏州人开心地说：“对对，半壁江山了！”

    邓小平转而问：“你们发展社队企业对农业有影响吗？”

    苏州人：“发展这些企业不但没有影响农业生产，相反有很大的支持和促进。”

    邓小平：“为什么？”

    苏州人：“因为一是我们这里农村剩余劳力较多，办社队企业可以分解一部分剩余劳力。二是办小企业后有了一些资金积累，可以搞水利工程和对社队的一些仓库、道路等等进行改造。而且我们还提出了进社队企业的每个职工每月拿出10元钱来支援农业。”

    “办社队企业积累起来的钱，能够办化肥厂、农具厂。那个时候我们全苏州办了不少这样的厂子，非常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戴说。

    邓小平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好事嘛！”

    “我们那时有个口号，叫做‘为了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为农业’。办社队企业后，不仅农民获得了多一层的收入，而且农业产粮不仅没减少，反而增加了。平常一般年份，我们全苏州上缴粮食在18亿—20亿斤，那些年我们最高时达到了24亿斤。后来成了中央领导的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来我们苏州参观，我陪他参观我们的一个农具厂，他看后很震惊，说：这就是社队办的农具厂？我说是。这个省委书记回去后，包了一架飞机，将全省的县委书记都拉到我们苏州来参观社队企业。”戴老对那段辉煌历史记忆犹新。

    这一天，邓小平兴致特别高，先是游览了苏州的园林，对苏州的同志说：“都说现在苏州不怎么样了，我看很好嘛！你们一定要把这些园林保护好。”之后又到虎丘参观，那时不搞“静园”一类的事，游客照常很多，邓小平与夫人卓琳等在江苏省和苏州市领导的陪同下，很开心地参观了虎丘。走到有400年历史的虎丘“雀梅王”前，许多人都在那儿照相，一向不爱照相的邓小平突然提出“给我也来一张”，于是工作人员赶忙“咔嚓”起来……

    “来来。”一脸堆笑的邓小平照过相后，见戴心思站在一边，便向他招招手。等戴走到他身边后，两人就悄悄说起了一段话——

    邓小平：“你说人均800美元是不是小康了？”

    戴脸红了，因为当时身为苏州地委书记的他还根本不知道800美元到底是多少，更不知道小康是个什么概念，“这个……”

    邓小平：“就是你们这儿农村的中等水平。”

    戴顿时如释重负：“噢，那应该没问题。”

    邓小平满意地朝苏州地委书记点点头。

    次日，苏州人安排邓小平一行游太湖。春天的太湖说多美就有多美，常有人喜欢用“烟波太湖”来形容她，是因为春雾下的湖面仿佛被淡淡的烟覆盖着，姑娘们形容这样的烟波如“婚纱”一样美，弄文舞墨的小伙子们说这样的烟波是流动的诗章。在邓小平的眼里，太湖的烟波又会是什么呢？

    “小康。你们苏州的农民已经住上楼房了，这算是接近小康水平了……”邓小平望着岸头一幢幢白墙青瓦的农民小楼房，目不转视，嘴里不停地喃喃着。

    坐在他身边的是江苏省的年轻女省长顾秀莲。许多年后，我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采访已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她。关于邓小平在1983年春到苏州的那次经历，当年的女省长这样回忆——

    “在太湖游船上，小平说，这次到你们江苏以后，我看到老百姓喜气洋洋，你们这儿还盖了那么多新房子。我跟他说，农民一富起来就是盖房子，开始盖平房，再后来就盖楼房了，因为我们江南一带地少人多。小平同志说这非常好，农民有房子住、有楼房住了，非常好。小平说，你们苏州地区的农业是不错的，要进一步搞好。农业是国家的重点。他说，要搞好农业，怎么搞呢？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他说你们江苏就要靠科技，土地少，就要走良种的路子，这样就可以提高生产力。他说老百姓有饭吃了，以后干活劲就足了。小平还说，你们江苏靠近上海，如何利用这个条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很重要的。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生活就好了。平时说话不多的小平同志，那天说得特别多，也特别兴奋。苏州的同志用太湖的鱼、虾，为他搞了个鱼宴。吃饭的时候，小平说，今天你们汇报得比较好，我呢也非常高兴，我从北京钓鱼台带来了陈年茅台酒，我给你们每人奖赏一杯。结果这一顿中午饭大家吃得非常高兴……”

    苏州之行，给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留下了深刻的激情和美好的印象。党的十二大，他代表第二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提出的要在20世纪末把中国建设成“翻两番”的中国式现代化社会——即后来的小康社会的理想，可以说是在苏州找到了印证。

    “喂喂，你是苏州戴书记吗？”在邓小平离开苏州没几日，有一天戴心思书记在办公室突然接到一个从北京打来的“保密电话”。那边说：“我是小平同志办公室的，首长要我核实一个数字：你们苏州的农民住房是人均超40平米了吗？”

    “对的，我们的农民确实多数实现了人均40平方米了。”戴肯定地回答道。

    “好的。谢谢戴书记。”电话挂掉不几日，邓小平在北京找来中央分管经济工作的几位领导谈话。

    邓小平说：“这次，我经江苏到浙江，再从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情况很好，人们喜气洋洋，新房子盖得很多，市场物资丰富，干部信心很足。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要有全盘的更具体的规划，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要有自己的具体规划，做到心中有数。落后的地区，如宁夏、青海、甘肃如何搞法，也要做到心中有数。我们要帮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解决各自突出的问题，帮他们创造条件，使他们的具体规划能够落到实处。

    “现在，苏州市工农业总产值人均接近800美元。我问江苏的同志，达到这样的水平，社会上是一个什么面貌？发展前景是什么样子？他们说，在这样的水平上，下面这些问题都解决了：第一，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第二，住房问题解决了，人均达到20平方米，因为土地不足，向空中发展，小城镇和农村盖二三层楼房的已经不少；第三，就业问题解决了，城镇基本上没有待业劳动者了；第四，人不再外流了，农村的人总想往大城市跑的情况已经改变；第五，中小学教育普及了，教育、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有能力自己安排了；第六，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犯罪行为大大减少。

    “江苏从1977年到去年六年时间，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照这样下去，再过六年，到1988年可以再翻一番……”

    邓小平的南方之行，特别是苏州给他留的印象极其深刻。党的十二大确定在20世纪末中国要实现翻两番，有不少人对此摇头，认为不大可能，理由是文革十年后的中国经济处在全面崩溃状态，要用二十来年时间实现总量翻两番，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太悲观了！”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经济老将认为持这种观念的人太悲观了，可当时确实谁也没有把握用二十来年时间实现翻两番的目标。对此，作为最实事求是的、四个现代化的掌舵人邓小平内心不能不泛起几分暗暗的担忧：是啊，二十来年时间，实现翻两番，目标是不是高了些？是不是根本就不太可能？正是怀着这样的探求心理，1983年春天，邓小平再也待不住了，他要到中国经济一直最活跃的江浙大地看一看，尤其是要看看苏南的同志怎么看待“翻两番”。

    第一站苏州之行，邓小平从苏州人肯定而有力的回答中找到了“翻两番”的自信：经济条件好、基数比一般地方要高出许多的苏州能够实现“翻两番”，那么那些基数比较低的地方“翻两番”应该更不成问题！

    邓小平为此非常高兴，不仅在苏州用钓鱼台的茅台酒款待陪同他的苏州和江苏领导同志，而且回到北京后几次在有关中央领导同志面前讲：我对“翻两番”已经有充分信心了。这年6月18日，邓小平在出席北京科技政策讨论会回答几位外籍专家关于“翻两番”的提问时，笑眯眯地说：“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我们的政策是不会变的。要变的话，只会变得更好。”

    邓小平当年到苏州论说“翻两番”和他心目中谋划的中国式小康社会蓝图一事，一直让苏州人记忆犹新，并且成为一种巨大的精神动力和工作激励。在我采访的几任苏州市领导中，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用这样的口吻告诉我：苏州能在今天远远地走在全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列，应当感谢当年邓小平在苏州留下的殷切期望。苏州人欣慰地告诉我：到2000年时，全苏州的工农业总产值其实至少翻了四五番。进入21世纪的头八年，他们又再次实现了“翻两番”，2008年的工农业总产值高达22303.02亿元。

    亲爱的小平同志，您听到了吗？这是苏州人向您报告的最近的一份“成绩单”。呵——我看到了：远在天堂的您，正在点头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