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1985年。

    这一年，苏州发生了一件大事——中央批准苏州为沿海经济开放地区。

    1987年，苏州人经过努力，获得了外贸进出口经营权。

    不要小看这两件事。从某种意义上讲，苏州今天能够成为面向全球的国际化现代新兴工业经济城市和拥有强大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实力，与当年的这两件事密不可分。

    苏州作为外向型城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真难说，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讲，苏州从泰伯、仲雍的后代在垒起那篮球场大的“子城”开始便有了“外商”。另一个时间可以从中世纪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到苏州看到“漂亮得惊人，商业和工艺十分繁荣兴盛”那一天算起。其实苏州的“外向型”一直没有间断过，据清朝户部统计，1849年全国24个“海关”全年共上缴440万两银子，苏州的浒墅关就占了8％之多！新中国成立前，苏州的丝绸、花边和特色美食，其实已经源源不断地作为“中国牌”出口海外。1949年之后，中国受西方世界的封锁，对外贸易极少，就是在这少量的外贸货物中，苏州产品仍然占有相当比例。

    但这一切始终没有改变苏州经济中农业经济的主体地位，工业经济与手工艺经济则十分有限。进入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改变了这种格局，农业经济为主导的苏州经济开始被工业经济所替代，别小看了这种经济内容比例的倒过来现象，它其实是苏州有史以来经历的一场最为波澜壮阔的伟大革命，它使苏州从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农耕经济社会开始转型为工业城市。

    “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在成为“半壁江山”之后，这个历史性的转型便有了清晰而永固的分水岭。

    在这个分水岭的一侧，历史的年轮非常悠远，而到了临近分水岭的时候，其历史的发展轨迹是高速的，这首先归功于邓小平，其次应当归功于勤劳而智慧的苏州人民，还应当归功于苏州市的历届领导班子，没有后者清醒而明晰的正确决策引领，苏州经济尤其是让全国人民刮目相看的苏州乡镇企业经济是不可能发展得那么“莺歌燕舞”，那么“喜气洋洋”，那么“桃花盛开”……

    笔落此处，我耳边突然传来一曲悠扬的民歌：

    ……这是我们苏州老家人人爱唱的一首歌，它很柔、很美，就像西施式的苏州美女，其音色则像苏绣的质地那样滑润艳美。但我知道茉莉花香是因为茉莉花树经历了秋冬的霜露，假如没有这漫长的秋冬的霜露，茉莉花不可能那么香。

    苏州乡镇企业的发展有些像茉莉花香那样，也有些像“好一朵茉莉花”歌那么动听。可我知道，苏州的乡镇企业发展史并非像我上面叙述的那么平缓、那么一往前行和阳光灿烂。它的发展与壮大过程充满了复杂的斗争与风雨……

    这一幕有必要记录下来。因为这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因为它是留在我父亲身上的一道深痛的伤痕：

    在父亲生命垂危的时候，我给他擦过一次身子，发现在他背上烙下一道很深的伤痕。我开始以为是他年轻时带领民兵先锋队在望虞河水利工地上留下的光荣印记，不料父亲说那是他在80年代干乡镇企业最得意时被人暗算的一次事故中留下的。

    “为什么那个时候还有这样的事？”

    我那时已在部队工作，离开家乡十多年了，父亲那时创办的一个眼镜厂和一个绣花厂在当地也算有些名气。

    父亲说，那是一次在干部会上有人“揭发”他到苏州给人“行贿”了3只甲鱼和60斤鲢鱼。“我一气之下提出要辞掉厂长职务，回家的路上一生气，不小心摔倒在水渠里，是一块水泥板挫伤了我的后背……”父亲接着又说，一段时间内，有人把社队企业在做生意中给客户和合作单位送些东西看做是“行贿受贿”，“批得很厉害，甚至判刑的有好几个，从此我再没有干了。”父亲说。

    我知道父亲后来再没有干眼镜厂厂长和绣花厂厂长了。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并不清楚。在写这部书的时候，我翻阅了当时的一些中央文件和政府出台的有关规定，不由得吓了一跳，原来那些文件上赫然写着“整顿”、“治理”和“严打经济犯罪活动”，并且条文非常明确地规定对那些“请客送礼”现象要严厉打击，“严重的要以罪论处”。乡镇企业在进行合作和经营活动中的“请客送礼”，在当时被认为是“罪恶的源头”，因为有人认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就是凭着“请客送礼”的“不正之风”发展起来的。这就必然成为了整顿的重点。

    父亲的第二次下台是因为有这样一次“整顿”、“打击”的背景。

    “我算啥？我几个好朋友还被关了好多年呢！他们才更冤枉。”父亲说。

    前年在张家港采访几位从乡镇企业家成长起来的典型人物时，我突然想起父亲身上的那条伤痕，便问起他们是否经历过这样的事。现今名声显赫的长江集团公司的董事长、时任长江村党支部书记的郁全和直喘粗气地对我说：“你父亲受的罪可能还是轻的。我当年天天被‘治理整顿工作组’叫去‘交代问题’，不仅弄得我精神失常，连家属跟着一起活受罪。”

    “朱永生最惨。”郁全和说的朱永生是当时沙洲县另一个把乡镇企业搞得特别好的大队支部书记。朱永生搞社队企业有一套，他自己也成为全省模范书记，还当上了第五届省人大常委会委员——这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但“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开始后，有人七拼八凑，硬说朱永生在办厂时有贪污行为。起初说他贪污了10000元，后来又觉得离谱，说是7800元。朱永生因为这所谓的7800元“贪污”，被判七年徒刑。

    七年呵！一个曾经带领百姓创造辉煌业绩的乡镇企业领头人，落得如此下场，引来多少人的同情和不平。出狱后的朱永生立即投入了申诉，是后来的张家港好领导秦振华书记几经苦心努力，才给朱永生平反申冤了。后来查实，朱永生的所谓贪污7800元，纯属强加的不实之词。因为这些钱都是企业在与合作单位往来和经营过程中必须开支的正常经济活动。只有最后的200元不明来龙去脉。“就是2块钱你们也要还老朱清白！”秦振华指示说。冤情终于查清，这200元是朱永生交给一个部队的汽油费，因为当时没有开发票，结果成了朱永生的“贪污”罪行之一。

    “在发展乡镇企业经济中，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他们除了辛苦，就是奉献。不能让他们白白含冤受屈！”在严峻时刻，苏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公开站出来这样高声说道，并且坚决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给广大社队领导和在乡镇企业工作的干部们撑腰，这才使一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风波得以平息。

    （元代释惟则《晓行吴淞江》）

    至此，美丽如画的江南大地春光重现，全地区的乡镇企业经济再度出现飞速发展、万马奔腾的景象。

    然而，人类历史自有经济活动那天起，谁也无法保证任何一种经济形式永远是生机勃勃的，乡镇企业和乡镇企业经济的发展同样不例外。自从70年代中后叶开始成长和成熟起来的苏州乡镇企业及其乡镇企业经济经过十余年的飞速发展之后，至80年代中期，在外部环境和内部问题的多重挤压下开始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规模已比较大，但企业的产品和档次则比较低，没有多少先进的技术设备，产品的销路除了与国营大企业争市场外，市场空间越来越小，企业的产销率较低。尤其是想获得更大发展和更高层次的技术改造时资金筹集基本无门……苏州乡镇企业和乡镇企业经济出现了第一个困难期。

    与此同时，苏州本市的那些国有企业仍然缺乏生机，亏损面仍在不断扩大。

    苏州经济面临一个重大的考验期。这个时间一直持续到1992年左右。

    类似这种情况，大概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可能遇到。但苏州人的本事就是凭他们的聪明与智慧能迅速摆脱这样的困境并走出一条新的发展路子来，这也可能是苏州发展永远走在别人前面的“区域因子”所决定的。

    苏州人真的非常或者说是极度的聪明。当然，这样的聪明与决策者审时度势的能力有着直接关系。

    苏州的经济不仅仅是苏州的事。苏州的发展一直在中央和江苏省领导的视野之中，而且是在特别的视野之中。

    1987年春节刚过的一天，江苏省委办公大楼里，省委书记韩培信对风尘仆仆从镇江赶来的镇江市市长高德正说：“省委常委会经过反复研究，决定调你回苏州任市委书记。你看怎么样？”

    “让我回苏州？”高德正感到十分意外，因为从5年前的1983年调离苏州后，他已经被省里先后调到苏北的淮安和省城边的镇江干了两任市长，从他内心估计再回苏州的可能性非常之小，可偏偏这个时候省委作出了调他回苏州工作的决定，并且这次是当苏州市委书记。

    “省委对你很信任啊！”韩培信寄予无限希望地说，“苏州在全省的位置举足轻重。考虑到你在沙洲工作过很长时间，有改变沙洲一穷二白面貌、治穷致富的经验，又有在苏北工作过的经验，你回苏州工作是很合适的。苏州需要你……”

    苏州确实需要一位能够开创更新局面的新领导和新领导班子。高德正上任后，以他特有的工作作风，做的第一件重要工作就是下去搞调研。他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在他离开苏州的几年中，苏州经济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乡镇企业这一块的情况是：一是企业规模更加扩大，水平有所提高，正从船小好调头向联合兼并、船大好抗风浪的方向发展；二是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向乡镇企业转移；三是较好地实现了农民收入的不断增加，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改善；四是企业正在形成为大工业配套和服务当地、内地市场的格局。苏州当时的经济状况的最大亮点是县级经济发展很好。然而当时苏州经济尤其是乡镇企业经济面临的困难同样相当突出。

    突出到什么程度？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前几年每次回老家，我一直有些不明白为什么苏州的汽车牌子是“苏E”而不是“苏B”。苏州在江苏省内，除省城南京外，现今它的城市实力毫无疑问应当排在所有其他地区的最前面，按规矩省城的汽车牌子一般都是“A”字，而第二大城市则是“B”字，并以此类推。如此说来，苏州的汽车牌子应该是“苏B”而不应是“苏E”，“苏E”则意味着是“老五”。其实，我的这种臆想式的推测并非有确切的根据。然而，一位苏州干部却告诉我一个事实：上世纪80年代中期，苏州全市的经济总量确实有过一段不如周边几个兄弟强市的历史。

    “这是苏州的一个耻辱时期。”这位苏州干部如此对我说。

    但也有苏州人对我说：“E”字很好，它只是将“王”字的一竖挪动了一下位置，而当下苏州的实力在江苏诸市中就是王者，给苏州“E”很适合。

    哈哈，两种解释皆显王者风范。前者有一种不甘落于他人之后的王者之气，后者乃是永远居于他人之上的真正王者。

    但我想，当时新出任市委书记的高德正心头可能丝毫没有这种“王者”之气，因为他回苏州后，有关部门给了他一个统计资料显示：1986年苏州工农业总产值市区一块总量不及无锡、常州；加之地市合并后，无锡县、江阴县划给无锡市，苏州的经济规模也相应下降。这对曾经在省内一直领先的苏州人来说，有些难以适应，更多的还是不服气、不甘心。

    苏州经济往何处发展，突破口又在哪里？高德正和市委一班人在思考……

    “走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这是‘牛鼻子’。抓住了这个‘牛鼻子’，整个苏州经济就可以重新快马加鞭，迎头赶上兄弟地区甚至超过他们！”市委常委会议上，高德正将调研的结果和一段时间的思考向一班人作了陈述。他说，任何一种地区经济的发展都讲求“天时”“人和”“地利”，我们苏州也不例外。中央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搞改革就是“天时”，苏州干部们团结一致搞经济建设是“人和”，现在苏州被列入沿海开放地区是“地利”，有了这天时、人和、地利三大优势，再加上我们各级干部带头解放思想，敢于领导，善于领导，苏州经济一定能更上一层楼。

    对此，常委们十分赞同，并认为把抓外向型经济、调整发展乡镇企业作为发展苏州经济的“牛鼻子”，紧紧抓住这个“牛鼻子”、带动全市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路，完全正确，非常及时。

    如何衡量外向型经济？外贸收购无疑是一个风向性的标志。1986年，苏州全市的外贸收购额为12.86亿元。有关部门在确定1987年全市外贸收购计划时定的是16亿元。

    “16亿元是苏州的实际水平吗？”高德正到各县（市）、区调查时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干部们讨论。

    “16亿有点低了，20亿完全有可能。”大家反映说。

    “那为什么就定了16亿？”高德正问。

    “多保留点余地稳当些嘛！”回答道。

    高德正笑了，说，保留些余地是对的，但过分的“保留”，反而可能会影响应有的工作成果和发展速度。在市委、市政府班子商量此事时，大家的意见一致：当年度全市的外贸收购计划确定为19亿元，给可能实现的20亿元留一定的余地。

    “结果这一年我们实现了19.97亿元的外贸收购额！老实说，如果不是市委及时调整计划和鼓劲，也许我们只能完成16亿元的水平。”一位外贸部门的老同志告诉我当年的这件事。

    1987年底，党的十三大胜利召开，中央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要求沿海地区积极发挥优势，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促进发展外向型经济，以先富之地带动西部地区发展。中央精神如一场及时雨，苏州干部好比喝了一帖清凉剂。尤其是这一年尝到了解放思想鼓干劲外贸收购额从16亿元一跃上到近升20亿元的甜头，大家感到苏州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潜力巨大，必须牢牢抓住这个“牛鼻子”！

    “我看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我们缺乏进出口权，这个制约因素如果克服掉了，苏州外向型经济发展定能实现跳跃性前进。”苏州市外贸公司的同志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摆在了市委领导面前，并进而解释道：当下我们的苏州市外贸公司实际上只是省外贸公司的一个“收购站”，既没有直接的客户，更没有进出口经营权，一年12个月辛辛苦苦为省公司“打工”，没有主动权，因此也就没有太多的主观能动性与更大的积极性。

    “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们认为我们苏州外向型经济还能有更大的发展？”高德正书记和俞兴德市长问。

    “这是板上钉钉子的事！”外贸部门的人回答得很肯定。

    “那我们到省里去争取到这个‘外贸进出口权’。”高德正和俞兴德说。

    到了省里一谈，书记韩培信和省长顾秀莲听后感觉苏州提出的建议有道理，便立即召开了全省几大市的书记、市长会议，并郑重其事地同各路“诸侯”商量此事，指出省外贸公司将向无锡、常州、南通和苏州四个基础比较好的下放进出口权，条件是相应承担省外贸公司的债权。没想到这四个“兄弟”除苏州外没有一家愿意接受省里的这个方案，并形成四种结果：常州坚持原来的体制，无锡认为外贸不如内贸，实际上也维持了原来的做法，南通说：“你们三市的做法我们一家也不学，南通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有多少就做多少。”

    江苏省领导开明，说省里尊重大家的意见。这给苏州带来巨大压力，因为他们一方面得到了进出口的自营权，同时也必须承担省外贸公司的债权——那债权老实说很沉重。但两年以后的结果是：拿到进出口自营权的苏州虽然花了高价“买”得政策，外贸却如虎添翼，迅猛发展，并且一跃成为了全省外贸第一名且将这种优势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这是后话。

    这个时候的苏州还遇到了一个很鼓劲的“机遇”——党的十三大后，中央领导来到苏州视察，并在调研苏州的乡镇企业和外向型经济后，亲自主持了在苏州南园宾馆召开的华东片外向型经济的相关省市领导参加的座谈会。高德正代表苏州在会上作了发言，他在汇报中提出了一个沿海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即着力解放思想，实施外贸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央领导对苏州的经验和思考给予了充分肯定，称苏州的外贸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外向型经济正“悄悄拉开序幕，好戏即将连台”。

    苏州的干部们精神大振，尤其是处在徘徊之中的众多乡镇企业家如被打了一针强心剂，纷纷开始将目光转向国外市场……这其中，素有“老外贸”之称的张家港西张镇更是一马当先，他们在70年代时就开始做外贸出口产品，先是出口工艺鞋，后来是乳胶手套，年创外汇四五十万美金。西张镇有个“贝贝”公司做得最出色。开始的时候有人讽刺说“老农”搞外贸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贝贝”的总经理奚也频不服气，盯住国际市场不松眼，结果生意越做越好，尤其是在苏州市委提出要把外向型经济当做“牛鼻子”抓住不放的精神鼓励下，企业产品和海外销路不断更新、扩大，一直做到胶鞋销售额达4亿多元。西张镇的双龙村专为外国市场做乳胶手套，年销售量也一直做到了5.5亿美元！

    在50年代就以民间工艺品“花边”作为我国出口产品著称的常熟更是在“牛鼻子”精神的鼓舞下，发挥“老外贸”的优势，上下齐动员，许多乡镇企业家开始“脱掉布鞋着皮鞋”，“从跑田岸到跑口岸”，“中装换西装”，积极参与和投身到外向型经济的大潮之中，尤其抓住“切块承包”的政策利好，大举开展“借梯上楼”、“借船出海”的经济活动，以外贸、外资、外向型经济为代表的“三外”风起云涌，频频出击，而且积极向海外进发，并在泰国创办了全苏州、也是全中国第一家县级海外企业。

    值得一提的是，常熟在这期间有一家外贸做得特别好的企业，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通润集团”。

    最早的“通润”只是一家做些家具和竹器的小作坊式的小厂，因为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而改做汽车的千斤顶，而且专做出口千斤顶产品。

    1984年顾雄斌当了厂长，他率先实行了“厂长负责制”，将权责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少增人、多功能、满负荷、高效益”的口号，使得企业蒸蒸日上。

    到了80年代中后期，他在苏州市<bdo>ｐ://wｗｗ?９９ｌｉｂ?ｎeｔ</bdo>大力倡导“三外”政策的影响下，顾雄斌又一次率先将企业转为中外合资企业。这一来，“通润”的海外市场更通畅了，企业一方面利用赢得国际市场后所创造的效益，大力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另一方面在内部又通过“一主多副、以副养主、以内养外、发展外贸”的调整策略，不断扩大出口权。之后又将企业生产调整为“内外并重、主副并举、工贸结合、发展贸易”的方向，使得企业如虎添翼，一直到后来在国外办自己的跨国公司。

    “通润”千斤顶后来在国际市场上不仅占有重要份额，而且也成为了世界“驰名产品”，深得欧美汽车厂商的欢迎。“通润”每年的外贸出口额一直保持在5000万美元左右，成为苏州市乃至全国机械行业的“出口大户”。“通润”现有的企业资产已达15亿元，是常熟和苏州工业战线的“常青树”。

    用老百姓的话说，当年苏州市委、市政府号召全市上下以抓“牛鼻子”的方式，不仅使已处“半壁江山”的苏州乡镇企业有了重新大发展的突破口，而且也给整个苏州经济掀开了一个新天地。

    历史正是如此。

    常言道，开拓创新的第一步最珍贵也是最难的。苏州市在全国地级市中，其进出口总额一直是第一名，而且这个第一名的水平是许多省市都远远不及的。2008年，苏州外贸进出口达到2285.26亿美元，约占全国的10％，占江苏省的60％。苏州海关2008年上缴国家的关税是360.80亿元。然而当年的苏州却为参加一个“广交会”竟然被人骂得狗血喷头……

    那一年苏州市外经贸委根据高德正书记的指示组团到广州，准备参加“广交会”。这是苏州第一次组团参加“广交会”，团里有不少乡镇企业代表。本来大家怀着一片热情想到“广交会”上露一下苏州乡镇企业的身手，并欲与“老外”们较量较量。哪知一到广州，交易会的负责人很生气地责问苏州人：“你们来这么多人干吗？”

    领头的苏州外经贸委负责人徐进回答说：“我们苏州是外贸货源地，想多派些人来参加‘广交会’，与‘老外’们有更多的交易机会。”

    广州人说：“这事我们不管。总之你们不该来这么多人。你们只能在馆外活动。至于吃住也由你们自己负责。”

    苏州人并没有因此气馁。他们自己找宾馆住下，然后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在宾馆与“老外”交换名片、洽谈商务，最后还通过变通的办法“混”进了展馆。

    “干得好！”高德正书记在苏州听说这事后，对徐进大加赞赏和鼓励。

    苏州第一次参加“广交会”，便成交了6000万美元，这让国家对外经贸部和“广交会”主办方大为震惊。于是苏州一下成了中国外贸的“新星”而被各方重视起来，苏州也从此成为中国内地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方面做得最为突出、成果最为辉煌的一个城市。

    1983年前，苏州还没有一家外资企业，而到了1988年，外资企业已达202家。1989年则在这个数字上又翻了一倍。到1991年，全苏州的外资企业超过600家。这些外向型企业的崛起，使得苏州的乡镇企业获得了新一轮的发展。至1991年，苏州全市的乡镇企业完成产值441亿元，其中销售收入实现309亿元，占全市外贸出口总额的55.55％。而仅隔一年的1992年，苏州乡镇企业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鼓舞和影响下，再次发力，这一年全苏州乡镇企业总产值比1991年翻了一番，达887亿元。这种罕见的超常增速，一方面体现了苏州人思想大解放后获得生产力的大发展，另一方面也再次证明乡镇企业有着巨大的生命活力。这一年，全市乡镇企业的人数达123万，也就是说，有近五分之二的农民从事非农业的经济活动，而他们创造的工业经济价值又支撑着苏州经济的大半个天下。

    1992年之后的苏州乡镇企业仍在飞速发展，特别是到了1997、1998年，苏州的乡镇企业进入了全面的转制阶段。这一过程中的苏州乡镇企业是痛苦的，他们必须面对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带来的严峻挑战，必须面对全球化经济的融合与冲击，必须作出生与死的重新选择……这是一次质的蜕变，这也是苏州从“乡镇经济”形式，走向“县、区经济”形式、“市级经济”形式的重大历史性转变。这一重大的历史性转变相继持续了十余年，而这十年，苏州的发展更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中演绎了一场气壮山河、震惊世界的时代史诗。

    历史学家在考察苏州乡镇企业的发展史时这样指出：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起来的苏州乡镇企业所积累的财富和人力资源，为20世纪末苏州的飞速发展及新世纪之后的富裕强大，奠定了不可撼动的基石。

    苏州之后的辉煌因此也是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