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4月，父亲打电话告诉我：浦东要大开发了，我们苏州会更了不得的。

    浦东？浦东开发跟我家乡苏州有什么关系？

    我们离上海那么近，浦东要变成“深圳”，我们不是跟着一起发财了！我当时感觉远离政治中心的父亲，其意识里就是离不开“乡下人”的本质。但这回我小看了父亲，更小看了苏州老乡们对浦东的认识。

    在少年时代，我就认识了浦东。但它对我而言，是个恐怖的地方。我曾在它的怀抱里丧胆失志过……

    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冬日，上中学的我，在寒假里为挣生产队的工分，跟成人们再次划船到上海运输氨水。三吨小木船要过黄浦江，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如此水宽流急的黄浦江面，出了外白渡桥后，我在后船板上双脚就是站不稳，更不可能去帮大人们摇橹——其实在黄浦江里行船，只能随流而进。我们的小船在江里像一叶飘荡的竹片，后来一艘汽轮经过时，我们的小船整个儿失去控制，顺其颠簸坠落。“进水了！进水了，快逃命——”突然，当船老大的民兵连长一声尖叫，揪着我的后衣领，一起跳进江里……魂散胆裂之际，我下意识地张开双手在刺骨的江面上划动，后来隐约看到有一条救生汽艇朝我开来……等我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被扔在一片泥滩上。我不知那是什么地方，只见江的对面是那座我见过的哥特式的海关钟楼。大人们后来告诉我：我活命的那片泥滩就是浦东的陆家嘴。现在那个地方是国际会议中心，离它不远的地方是今天的“东方明珠”和高入云霄、晶莹剔透的金茂大厦。

    几年之后，我从部队第一次探亲回家路过上海时，特意到外滩，隔着黄浦江，看到江对面的陆家嘴还是一片农田和一些稀零破落的房子。

    然而再过若干年后，当我再次站在外滩遥望对岸的陆家嘴时，我惊骇了：那个曾经令我魂飞胆丧的地方竟然成为又一个中国的“曼哈顿”！

    浦东的开发史是随着两位当代巨人在上海的“一来一去”而迅速推进和掀起的——来的是邓小平，去的是江泽民。

    江泽民最先也是从北京来到上海的。他任上海市长时，就接过老市长汪道涵的重托，开始谋划起“浦东开发”的大略来。1987年北京又来了大员，他就是后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江泽民、朱镕基搭档的上海市委、市政府对浦东开发的推进是历史性的。

    1989年中，江泽民“北上”赴任中国最高领导，浦东开发更有了巨大的推动力。然而，推进浦东开发的最重要人物还是中国现代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1990年4月18日，大上海的一则新闻对近在咫尺的苏州人震动很大：中国的又一个特区——浦东开发区正式宣告成立。

    那时，全国都在羡慕南边的深圳特区，谁也无法与之相比——那里的发展日新月异。那会儿去一次深圳还必须到公安部门办“特区通行证”，跟出国一样令人兴奋。

    “要是我们也能像深圳一样开放就真的是天堂啦！”凡去过深圳的苏州人，不知暗暗感叹过多少次。

    现在浦东也要变成第二个“深圳”了！我们不等于真的快进天堂了啊？

    苏州人羡慕深圳，但有些远不可及。现在上海的浦东要变“特区”，那是天时地利呵！苏州人跟上海人一样激动地听着浦东开发的隆隆推土机声，胸口的心尖儿跳得像飞跑的小鹿一样快。

    他们激动着：天赐的福运终于到来了。

    他们盘算着，盘算着浦东开发给自己带来的“磁场”影响力……

    总之苏州人在一旁既激动兴奋，又悄然窥测着上海浦东的每一个细微的行动，并瞅准机会，为自己所用……

    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跟上去啊！1991年的春节，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他当天在新锦江大酒店的41层旋转餐厅上跟朱镕基说的话，很快就传到了苏州人的耳里。不几日，邓小平的另一段更重要的话也迅速传到了苏州人那里——

    “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14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

    听听，小平都着急了！浦东也要成为第二个深圳了！

    我们离上海最近，浦东开发对我们苏州是个天大的机会。这回一定要抓住！

    在古城苏州，干部们热烈地议论着，心潮激荡，仿佛邓小平的话是对他们讲似的：不要动摇，抓紧发展！

    浦东要成第二个深圳，我们苏州就要当江苏的第一个深圳。那时深圳在内地人的心目中就是改革开放的榜样，现代化社会的样板，人民走向富裕的目标。在苏州这样的内地经济发达区域，寻求新的发展点时，深圳无疑是最好的学习榜样。在当时传统的社会主义思维下，深圳是带着大半的“资本主义”色彩的。现在有邓小平的话，上海浦东也能搞深圳一样的特区了，这不等于彻底地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了？！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浦东开发应当又算是风起云涌的大浪潮。不用说，浦东开发，对苏州的影响和契机都是最大的。

    有必要交代一句：在浦东开发之前，苏州市委、市政府在8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十分注重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了，并且卓有成效。昆山和张家港的崛起便是最好的证明。只是这一阶段的外向型经济处在引资和合资的初级阶段，而深圳特区的外向型经济的明显特征是将某一规模的区域整体建成一个全面的外向型经济，也就是所谓的“特区”。

    国家对“特区”建设是有严格规定的，它实际上是一个行政区域的新划分。这得经过国务院批准。浦东那片尚未开发的“处女地”，与大上海仅一江之隔，东边又邻近通往五洲四海的大东海，开发空间广阔而代价低。

    “吾俚苏州”咋弄法？其实在2500多年前所建的古城苏州，只是一个“周围四十里二百一十步，外廓有六十八里六十步”的城市，虽然在伍子胥的春秋时代，她是名副其实的“阖闾大城”，但相对于现代化的大都市而言，苏州古城只能算个小城。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改革浪潮涌动下的苏州人，眼看着南边的荒滩上建起的深圳，眼看着旁边的大上海一座座横空的楼宇和过江的桥梁，更不用说像北京那样四通八达的地铁与如蛛网般的城市高速环路，就是她的“子民”——常熟、昆山、张家港等自家的“五虎崽”的蓬勃发展，也使得古城苏州人越来越感到了压力。观前街的弄堂吆卖声和虎丘的旅游门票收入固然很值得骄傲，可小桥流水毕竟没有大江大海那种汹涌澎湃的激情与气势。尤其是全球经济的浪潮，让无数过去不起眼的地区与城市，仅仅几年时间就可以超越像苏州这样的古城的整个发展历史。这种瞬息万变的历史潮流，让一向性格温和的苏州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苏州出路何在？

    苏州是永远保住原有的古城文化与古城经济——那种小桥流水般的自安自得，还是跟上世界的发展潮流，再造苏州新城？

    这是摆在苏州人民和苏州领导面前的一个大课题。谁敢破解这个题目，谁或许是历史的功臣，同样也有可能是历史的罪人。因为，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务院就保护苏州古城历史风貌有过专门的文件。在古城里做文章，不是不可以做，而是你能否做到既保护了古城风貌，又可以让人放开手脚来干现代化经济？这样的文章也许不是超凡的天才无论如何也做不出的。

    苏州人曾经苦恼了好久。浦东大开发之前，不是没有人想过在苏州大做文章，至少也不应该让自己的那些常熟、张家港、吴江等“子民”们瞧不起嘛！而且自伍子胥建姑苏城起的2500多年以来，苏州人一直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认为只有自己才算得上真正的“天堂里的人”，他们原本也确实滋润了太多的天堂养分——文化的、历史的、风物的种种养分。但这种天然的优越感从80年代开始，随着古城之外的天地间一浪高过一浪的改革开放的潮流涌动与巨变，苏州城里的人感到了压力，感到了一种实实在在的落后，感到将要失去天堂优势之后的那种恐慌……

    因为——古城空间有限，再做道场，即使请得天下所有的高僧来，也只能念些旧经，无大雅之堂可供世人瞩目。深圳可以在荒地上建起世界级新都市，大上海有浦东无边广阔的空间，就是常熟、吴江、张家港、昆山这些“子民”也有比你苏州古城大几倍、几十倍的空间发展和开发呀！

    苏州人的压力和恐慌源于古城的束缚与限制。

    必须寻找出路！必须重建一个新苏州！

    这个时候，高德正调到省里任职，苏州来了一位风度儒雅的新任的市委书记，他就是王敏生同志。

    王敏生在任苏州市委书记之前是镇江地区专员，其实他是一位老资格的“苏州老乡”。1975年之前，无锡县还归苏州地区管辖，他是无锡县委书记。乡镇企业大发展时期，无锡县曾经被誉为“华夏第一县”，其经济总量和综合实力在全国县级单位中名列第一。1989年王敏生任苏州市委书记。那时的苏州和全国一样，正处在一个特殊时期，干部人心惶惶，不敢干事。在服从“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需要的同时，王敏生提出了苏州发展的“稳中求进”思路，后来证明是非常英明和重要的。

    2008年8月的一天，我在苏州古城的一个古色古香的小院里采访了王敏生老书记。一口吴语的他回忆当时的苏州社会情景时说：“我到招待所，却看不见人。大家很紧张，不敢接待外国人，也不敢接待来谈生意的自己人。干部们都有一个‘怕’字。怕谈生意。搞发展被认为是搞腐败、走歪道和不正之风。我要求市委号召干部们正确认识‘两高’（高院、高检）文件。又让纪委和检察院的同志出面讲话，让干部们正确认识和区分改革开放中的正常交往与走歪门邪道、搞腐败及不正之风之间的本质区别，尤其讲明什么是违法乱纪，什么是腐败之风，使广大干部重新树立起了对党和改革开放的信心。同时我们又树立了几个典型，如吴江的盛泽镇和张家港的杨舍镇等，坚持了发展乡镇企业的十大好处……这些都对当时巩固和推动苏州经济起了关键性作用。”

    “1991年，特大洪水袭击了我们苏州，江泽民总书记也亲临苏州抗洪救灾现场，但就是在这样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的年份，苏州的经济仍然很好。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正式文件还没下来时，我就让人到南京去省委拿复印件回来，及时向干部们传达。大家越学小平的讲话，心里越亮堂，干劲也来了，纷纷表示苏州不能落后于这一波大发展浪潮。于是我们就寻找发展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现在我们苏州人常说的一个‘新苏州’、一个‘洋苏州’，即古城西侧的高新园区和古城东边的工业园区。苏州这十几年的腾飞，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充满历史文化魅力的风景如画的古城老苏州加两侧的‘新苏州’和‘洋苏州’比翼高飞……”在苏州这块热土上工作了34年的王敏生，回忆当年的激情岁月，最后这样说，“我那一届市委，完成了经济模式从内转外的历史转变过程。现在看来，当时我们是做对了。”

    一生平和谦逊的王敏生同志没有说错。他那一届苏州市委不仅是做对了，而且用现在的事实来看，可以说是做得非常出色！因为今天的苏州，如果没有东西两个园区的支撑和拱托，在全球经济突飞猛进的今天，狭小而沉静的姑苏城的发展将是无法想象的。

    要认识苏州城区经济的全貌，必须先认识那个被苏州人引以为骄傲的“新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