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被韩湘琳言中。
12月1日，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南京城此时已如飘摇在风浪中的一叶小舟，所有搭载在南京这只“舟”上的人，没有一个不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包括蒋介石先生和他夫人宋美龄女士。唯独拉贝等二十几个决意留在南京城的国际委员会的外籍人士反而相对淡定。
整个南京城都处在忙碌的搬家和逃亡状态之中时，拉贝等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们，则在到处筹备物资，以备“安全区”所用。
9点30分，拉贝带着助手克勒格尔、施佩林赶到平仓巷参加国际委员会会议。根据拉贝的建议，在这次会议上，委员会确定了下面的相应机构及其负责人，他们是：
主席：拉贝
秘书（其实是秘书长）：斯迈思博士
总干事：菲奇
副总干事：杭立武
财务主管：克勒格尔
中方秘书处主任：汤忠谟
下设五个分工委员会：
总稽查：施佩林
粮食委员会主任：韩湘琳
副主任：索恩
住房委员会主任：王廷
副主任：里格斯
卫生委员会主任：沈玉书
副主任：特里默大夫
运输委员会主任：希尔施贝格
副主任：哈茨
“拉贝先生，我行吗？我可从来没有当过官呀！”韩湘琳对自己被任命为“粮食委员会主任”一职非常意外和激动，这样问拉贝。
“你行。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好你所负责的筹粮工作，而且我觉得你是我们所有人中最合适的人选。”拉贝拍拍韩的肩膀，说，“这几天你其实已经在履行职责了——你不是弄来好几卡车粮食了吗？”
“啊？！我……那我一定做好！”韩湘琳一听，心想：原来当官就是这样的啊！于是他暗暗下决心：要为拉贝先生多弄些粮食来。
“当然，难民最担心啥？就是两件事：吃、住！你的责任重大，所以我要把这样的任务交给像你这样最信任的人去做。”拉贝说。
“那——我这个粮食委员会的主任就这样算数了？”韩激动得还是有些不信。
“当然喽！你这个职务是我亲自任命的，怎么不算数呢？我是主席，国际委员会所有的任命都必须由我签发。”拉贝瞪大眼珠说。
“好勒！”韩湘琳从未有过的兴奋，哼着小调去告诉自己的家人和那些中国朋友了。
南京的马市长今天也出席了拉贝他们的会，而且给拉贝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政府给未来的安全区3万袋大米和1万袋面粉。
“这是振奋人心的大好事！”拉贝和委员会的人都过来跟马市长握手，表示感谢。
“要说感谢，是我要代表南京市全体市民向你们诸位表示感谢呢！是你们的无私帮助和牺牲精神，给几十万市民指出了一条生路……”马市长连连拱手相谢。
这一天的拉贝忙得不可开交。从平仓巷开会回来，便去安排韩湘琳给鼓楼医院送去12桶汽油，随即顺便带回了一台水箱放在他的院子里。
现在拉贝的院子里的第三个防空洞也建好了，顶上是结实的铁板，入口是用砖砌的，比较坚固。
下午，拉贝赶到唐生智的司令部，在那里他收下了蒋介石统帅部答应捐献给国际委员会10万元中的第一笔2万元。
“剩下的什么时候给？”拉贝精明地问中方代表杭立武博士。杭耸耸肩，说：“也许很快，也许永远得不到了！”
“是这样啊？”拉贝愣了半天，心想：这点钱可能也就够以后难民们的一天伙食。唉，能拿到总比一点都拿不到要好吧！
宁海路5号，现在归拉贝他们的国际委员会总部所用，于是菲奇、克勒格尔、斯迈思等几个国际委员会成员一起来此，希望亲眼观摩一下他们“主席”的新办公处。
“拉贝先生，你现在应该把名字改成‘约翰·拉贝·洛克菲勒先生’了！”斯迈思博士看完美观、豪华的住宅，如此对拉贝说。
“哈哈……我成世界巨富了！拉贝·洛克菲勒！”拉贝满脸笑容。洛克菲勒是美国石油大王，20世纪初的世界首富。斯迈思之所以称拉贝是洛克菲勒，是因为拉贝现在“拥有”的住宅确实太漂亮和豪华了：这栋两层的中式建筑，以当时的南京城来看，绝对算是“大哥大”，尤其是正门前的那个大花园和平展展的大草坪，用作救助难民的场所，实在是求之不得的好地方！总之，环境好，地方大，整座建筑又醒目，加之里面有坚固的防空设施，太适合拉贝作为“办公”地了！
这天晚上6点，拉贝他们在英国文化协会所在地再次举行国际委员会会议，与前几次不同的是，这回请了不少新闻媒体。会上，拉贝代表国际委员会正式宣布了他们在南京设立“安全区”（中文翻译为“难民区”）的计划和相关人员的职务。
中外新闻记者对拉贝他们的国际委员会十分关注，当晚的各种询问也让拉贝有些招架不住：
“日本方面对你们的安全区设立是什么态度？”
“目前还没有日方的表态。”拉贝回答。
“这意味着日本方面有可能不同意你们的做法。如果这样的话，你们设立的安全区会不会反倒给日军屠杀中国人民提供了方便？”
“战争的进展我们无法预料，但安全区的设立是符合国际人道主义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违反人道主义必将受到全世界的谴责！”拉贝回答。
“日本人的行为已经无数次证明他们的军队是不会理会这种谴责的，占领中国首都南京又是他们的梦想，当他们以胜利者姿态进入南京、进入你们的安全区为非作歹时，你们有何能力抵挡他们的枪炮和子弹呢？”
“我们没有枪，也没有子弹，但我们有一颗正义的心，相信世界上还有一样东西比枪炮和子弹更锐利的武器，这就是我们的良心和正义。”拉贝平静而坚定地回答。
“听说你也给你的德国元首写信请求支持你的计划，元首有答复了吗？”
“还没有。但我相信他不会丢下我不管的！”拉贝说。
“果真这样？”
“我想是这样。”
全场哄笑。
拉贝突然涨红了脸，站起来说：“我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的名义保证：我们的元首会理解和支持这样的行为的！”
又是一阵哄笑。
事后证明，拉贝的判断完全错误了，因为希特勒说一套做一套的行为，不仅蒙骗了德国人，更是蒙骗了苏联人和其他各国人民，希特勒不久便与日本、意大利法西斯站在了一起，且成为了这三个轴心国中的主心国。一生以“纳粹”党为荣的拉贝也在晚年彻底地对自己曾经拥有这份荣耀而悔恨。这都是后话。
此时此刻的拉贝，依然充满希望：如果日本不搭理他的国际委员会，那么他希望他的元首至少能够出面说一句话给日本人听听。
新闻发布会后，委员会又换到首都饭店开会，会议的焦点仍然是在日本人没有答复的情况下如何展开工作。争论并没有统一，主席拉贝必须拿主意。
“我相信我们最初的动议不会有错，斯迈思博士他们推荐我当这个主席的原因之一，就是我背后还有一个希特勒——我们的元首，我依然相信：他不会丢下我不管的！”拉贝在当日日记里把这话写了进去。可见他当时对希特勒深怀信任。
“谢天谢地，我们有救了！”罗森告诉他，他给元首的电报，已经通过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国分部负责人拉曼先生交了上去。拉贝得到此消息，几乎要欢呼起来。
会议开到晚8时左右，南京马超俊市长带一帮人来到首都饭店，与拉贝他们共进晚餐。
“尊敬的拉贝主席，各位先生：我今天来这儿，是来告别的……大家知道，日本人不久就会进入南京城，我们这里的人都将撤离。一旦撤离，整个南京城便没有了领导者，你们便成了几十万南京市民们唯一的依靠。拜托拉贝先生，拜托诸位了！”马市长说完话，连喝了三杯白酒，然后与在场的国际委员会成员一一握手，他拉着拉贝的手久久不放，最后说：“拉贝先生，我这个市长其实在前些日子就已经不能发号施令了，现在，从现在开始，我要把市长的权力交给您了——尊敬的拉贝先生！”
“不敢不敢！市长是您！”拉贝受宠若惊。
回到住处，因担任重职依然兴致勃勃的韩湘琳过来对拉贝说：“我没说错吧！你现在就是我们的市长了！”
拉贝却一脸严肃地说：“我只是个委员会主席，怎么能是市长呢？不能。绝对不可能是市长，更何况是中国南京的市长！”
日本方面是否同意建立安全区，这一直纠结着拉贝。第二天即12月2日，法国神父雅坎诺终于从上海转来日本当局的电报：
日本政府已获悉你们建立安全区的申请，却不得不遗憾地对此予以否决。
若中国军队对平民（或）其财产处理失当，日本政府方面对此不能承担任何责任。但是，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此区域。
电报在拉贝手上放了很长时间，他看了一遍又一遍，默默地呆坐在办公桌前一言不发。
韩湘琳焦急地问：“先生，这电报上的话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我们的安全区呀？”
“不是说得非常清楚——不同意嘛！”另一个佣人说。
“但最后一句话说我们只要不与他们的军事措施相冲突，他们还是会努力尊重我们安全区的！”
“唉，外交辞令就是复杂，能说清的话非得绕来绕去的。”
施佩林过来说：“我刚才听收音机里的英国电台对此评论是日本方面断然拒绝我们的计划。”
“英国这样认为？”拉贝问。
施佩林点头。
拉贝从椅子上站起身，踱步道：“我不认为日本是断然拒绝我们的计划，因为从外交角度看，它的这个答复还是留了一条后路给我们的，就是说，日本人给我们的计划提出了一个前提条件——只要我们不跟他们的军事行动发生冲突，他们是可以允许我们安全区存在的。所以仔细分析日本方面的这个答复，对我们还是有利的。”
“先生你这样分析认为？”韩湘琳等脸上露出了兴奋。
拉贝频频点头，说：“反正我这么认为，至少我们与日本方面还有余地可谈！”
“这就好！这就好！”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施佩林先生，我们必须马上请美国使馆再设法向日本方面转达我们的回应和善意。”拉贝对助手说。
“你的意思是……”
“以我的名义，马上向美国使馆发一封电文，声明我们得到日方表态后的意见。”拉贝重新坐到办公桌前，拿起笔，开始起草电文：
我们恳请您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下列意见转发给饶神父（雅坎诺）：
衷心感谢您的帮助。日本政府承诺，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它将尊重安全区区域，对此，委员会表示认可和感谢。中国当局完全同意严格执行我们原来的建议。因此，委员会将继续开展安全区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并通知您，难民已经开始迁入安全区。委员会将在适当的时候，在进行适当的检查之后，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安全区业已开放。
委员会恳请您，以最友善的方式再次与日本当局取得联系，促使对方注意：如果对方直接给委员会一个带有保证性的通知，将会大大减少陷于困境中的居民的忧虑。我们诚恳地希望不久便能收到日本政府相应的通知。
当晚，拉贝通过新闻发布会的方式，将日方以及他的这封电文的内容，向外界作了正式陈述，以此再次恳求日方对他们的国际委员会设立安全区的建议予以“友善考虑”，因为“由于必须事先采取措施以救助成千上万名只有在安全区才能找到避难场所的平民，委员会急需立即开始工作。出于人道主义，迫切希望即刻对此建议作出答复”。——新闻稿上引用了拉贝这段话。
什么叫日理万机？拉贝这位不是市长的“市长”，从跟马市长告别握手的那一刻起，他就深深地体会到了。12月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罗森向他透露一件事：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和夫人突然回到南京了。
“是来支持我的？”拉贝大感意外。
“不是。是帮助中国当局与日本方面周旋……”罗森说。
“晚上无论如何要请先生到福昌饭店去一趟。杭立武博士要走了！”韩湘琳急匆匆地前来向拉贝报告。
“杭怎么能走嘛！他是我们的副总干事呀！他可是个大人物，他走了我们怎么办？”拉贝急坏了。
“听说他是蒋总统亲自点名要去完成一项特殊使命才决定走的。”内部消息灵通人士向拉贝报告。原来杭立武被调去秘密押运故宫珍宝。
一万四千多箱珍宝呀！都是我们祖先留下的东西，这样的任务不能没有人去完成！与杭见面后，杭立武悄悄对拉贝说出了自己所承担的秘密任务。
“太可惜！太可惜了！你一走，我们损失巨大。我无法找出一个更合适的人来接替阁下的工作。”拉贝有些沮丧。
“国难当头，我们皆无可奈何！”杭叹息道。
“日本方面提出的条件就是希望我们的安全区不要与他们的军事措施相冲突，这显然告诉我们，在安全区内中方不能有任何军事行动和军事人员的存在。唐司令长官，我们安全区能不能公开成为南京市民的避难地，全凭一个条件了：你们的军队不能在区域里面有任何军事行动和军人。希望您看在几十万南京市民日后的命运的份上，给您的部队下达一道特殊的命令。”拉贝在新闻发布会上，拉住唐生智总司令，以恳切而坚决的口吻请求或者说哀求道。
唐板着脸，长时间不作回答。最后从口里吐了一句话：“拉贝先生，我尊重您的建议。明天我将向部队发布命令，让他们停止在你们安全区内的任何军事行动，包括立即停止修筑工事。”
“谢谢唐将军！”拉贝十分感激。他要的就是这句话。
但拉贝很快发现，唐生智的命令其实已经不能落实到下面的部队了，或者说他未必是真的按他晚上跟拉贝所说的那样行事了。第二天，拉贝及其他国际委员会成员碰面时，大家反映：守城部队的官兵依然还有人在区域里面挖工事，甚至有的地方在重新架设军事电台。
“我必须向你们严正抗议：如果再这样下去，我这个国际委员会主席只能辞职了！”拉贝气得直接给中方当局打电话。
得到“保证”后，拉贝才缓了口气。但拉贝相信，此时此刻，即使是蒋介石出面，南京城里的人未必都听他的，军队也是如此。从这层现实上去理解，拉贝算平息了一丝怒火——韩湘琳总是从中国人的角度给他解释类似的问题，令拉贝处事有了新的思考角度。为此，他一直非常感激韩。
不管如何，安全区的工作不能停止和拖延，每停止和拖延一天，灾难将会更大更可怕。拉贝决定：必须尽快让全市百姓了解和知道他们的安全区是怎么回事。于是也就有了当晚他们给新闻界和城市警方的一份标题为“在安全区安置居民及分发食物的暂行措施”的公告。内容为：
1. 安全区内还没有做好大规模安置居民的准备。目前的战局还没有到达必须这么做的地步。
2. 为了在紧要关头（也就是最后的时刻）将逃进安全区内的人数控制到最小程度，委员会建议，各个家庭可以和亲朋好友私下协商现在就安排好自己的住处。委员会保留在必要的情况下在这些房子里安置难民的权利。
3. 一个负责安置难民的特别委员会目前正在区内忙于了解所有可以考虑安置难民的房屋的情况。凡是无法通过私人关系在区内找到住处的难民，该委员会将通过协商解决。不到万不得已（也就是战局紧迫）时，将不实施该办法。一旦这个时刻到来，将会发布正式通告，正式宣布启用安全区。
4. 私下协商仅适用于私房，不包括公共建筑或学校。
5. 安全区内可供使用的空间有限，故家具或类似的财产不得带进区内。只允许携带铺盖、衣物和食品。
……
这是国际委员会第一份给市民看的公告，其内容同时还对什么时候开放安全区作了特别说明，指出：要等“中方军事人员及其全部军用设施全部离开区域”之后。拉贝对这句话是作了认真考虑的，一是这样可以催促唐生智将军赶快下达最严厉的命令，二也是给日本人看的。
“德国人做事太精明！”据说唐生智在看了第二天的报纸消息后说了这么句话。后来他下达了一个死命令：守城军队全部撤出安全区域，不得再在那里安置军事设施，更不能在这些地方进行军事行动。
12月5日是星期天。圣保罗教堂的钟声仍然低沉而清脆地响起。这一天是本月第一个主日，传教士福斯特照旧准备着教仪——
……一曲《我今天为你祝福》轻缓中带着几分忧郁，在南京城区的上空飘荡着。
来教堂做礼拜的人比平时少，但比福斯特想象得稍多些，且妇女占了多数。离开教堂，福斯特乘车准备到牧师马吉家，结果一上路，3颗炸弹从他头顶呼啸而过，随即不远处的地面高射炮齐鸣，福斯特赶紧带着一起从教堂走出来的妇女们迅速躲进街头一旁的防空洞。在马吉牧师家，福斯特与马吉等人激烈地讨论着如何建议中方不要再一意孤行守城了。
“既然没有把握能够抵抗日军进城，那么敞开大门让强盗进来也不失为一种智慧，何必非让惹怒的强盗再乱杀无辜。”马吉牧师也是这个主张。
“恐怕蒋介石先生不会接受这样的建议，他已经被共产党骂了几年不抗日了，所以现在蒋先生是豁出老本也要撑着干出点样子来。这回在上海就把所有的精锐部队全押了上去……”福斯特说。
“结果又能怎么样呢？”马吉说，“中国的国力和实力都比不上日本，大上海他蒋介石押上了，输了；首都南京他还想有何作为？我还是那句话：既然无力抵御，干脆打开城门……”
福斯特笑：“我们几个普通神职人员，怎能影响得了他蒋总统？来，还是一起在上帝面前为南京市民们祈祷吧！”
耶稣神像前，马吉和福斯特在心中默默地寄托着自己的那份对和平的期待。
“轰隆——”拉贝这一边的情况则不同，他生活在现实中——日本人的炸弹已经一次次逼近他的办公室。有时爆炸声太强烈，他便让佣人将桌子搬到离窗口远一点的地方。收音机就摆在桌子上，这几乎成了他唯一最亲近的“伙伴”，一切最重要的消息都来自于收音机里传来的上海电台所发布的消息。
上海电台里讲，日本军队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距南京城只有13公里的地方了。“如果这情报属实，那么日本人将在两三天内进城，而不是唐生智将军所说的两个星期。”拉贝跟韩湘琳分析。
“有这么快吗？”韩不懂军事，一听拉贝这么讲，便着急地问，“我们的安全区还没有准备周全，市民也不太清楚我们的安全区到底怎么搞，是不是赶紧向外贴些公告一类的东西？”
“我也这么想。我们的委员会中有人还在继续做你们中国领导人的工作，希望他们在日本军队打过来时，干脆打开城门……”拉贝说。
韩一听，愣了半晌，问：“这不就是投降吗？”
拉贝看了一眼韩，说：“不设防，也是军事上的一种手段，并非绝对是投降的意思。”
韩还是认为：“我觉得与投降差不多，不打就开城门了，这等于是投降嘛！恐怕中国军队和南京人民有些不愿接受，太没面子了！”
拉贝摇头，喃喃地说：“中国人就是讲面子。要面子只会害死更多的人！”
“拉贝先生，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看，你们的安全区内，还有不少军人的活动，这是很危险的。”德国大使馆留守人员罗森博士急匆匆地跑来对拉贝说。
“唐将军不是答应得清清楚楚，他要下令彻底让军队撤离我们的地方和停止其中的一切军事活动嘛！”拉贝不信还有这等事。
罗森说：“唐将军下令不假，但下面的军人也越来越害怕日本人打进城来杀他们，所以正在以各种方式纷纷潜入你们的安全区……”
拉贝急得直搓手：“这太危险！必须制止这样的事！”他吩咐韩湘琳等筹备组织好人员在未来几天内在安全区各街口安排警戒，严防军人和换成便衣的军人进入。
12月6日，早上一起，空袭警报便不停地在响着。从芜湖方面传来的消息证实，停泊在船坞里的怡和洋行的“塔克沃”号轮船和太古洋行的“大同”号轮船，被日军战机击中，死伤数百中国人。停在附近的一艘英国战舰舰长也在空袭中负伤。
南京城的情况更紧张。日本人的炸弹落在浦口铁路站，一下炸死20多人。
拉贝来到中国守城军队的黄上校那里，与他商谈不准军人进入安全区事宜。
黄上校对拉贝设立安全区本身持反对意见：“设安全区本身就会从心理上让我们的守城部队瓦解了士气。”
“这是很明显的事。”黄上校解释道，“你想，过去我们是因为自己的过错才输掉了这场战争，现在到了我们对首都南京坚守的时刻了。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全力以赴，调动一切有生力量来迎接与敌人的殊死决战，不让日本人占领我们的一寸土地。可现在你们弄出个安全区，百姓纷纷搬进去，连我们的一些军人也跟着往里面躲藏。这样，我们在与日本人打的时候谁来支援我们？这不是动摇军心吗？我不同意你们建立什么安全区！坚决不同意！”
黄上校显得很生气的样子，将身子转过去，有些不想理会拉贝。
“上校先生，是这样的。”拉贝觉得黄上校说的是奇谈怪论，必须让他明白建立安全区的目的和意义，否则误会大了。“是这样，想进我们安全区的人，都是留在南京城的人。他们之所以留下来，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带着家人和一点点财产逃走，他们是穷人中最穷的人，难道应当由他们这些穷人用生命弥补以往你们军方所犯的错误吗？”
“我什么时候说过让穷人去为我们所犯的错误负责和弥补什么东西？”黄上校生气地看着拉贝。
“对不起，是我表达得不确切。”拉贝赶紧道歉，接着说，“尊敬的黄上校，我想问的是，你为什么不命令南京那些富有的市民，那些逃走的有钱的80多万市民留下来？为什么总是要那些社会最贫穷阶层的人来献出他们的生命呢？”
黄上校沉默片刻后，又说：“即使像你所说的那样，建立所谓的安全区，也应该是在最后时刻，因为我们跟日本人打，就是到了他们进城后，我们的军队也还要与他们进行巷战到底！那时候建安全区可能比较有用。”
拉贝表示反对：“我不认为黄上校的想法切合实际。”他接着说：“如果不作提前的准备，一旦日本军队进入南京城比你们预期要快的话，巷战或许根本就没有打起来，中国军队就撤出南京城了，那个时候即便有人想建安全区，恐怕已经晚了！”
“不行！我坚持认为，不到最后时刻，建立安全区是动摇军心的行为。这个关系到中国的形象和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我是不会同意的！”黄上校似乎没有回旋余地。
与黄上校的交谈令拉贝有些沮丧。回来后，他痛苦地伏在办公桌前沉默了好几分钟。怎么办？部分中国军人如同又臭又硬的粪坑石头，不切实际的中国军人，让他们的尊严和荣誉见鬼去吧！
拉贝想到了日本人。是的，只有求日本人了，他们才是关键。如果日本人同意建安全区，拉贝他们的国际委员会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把工作全面开展起来。对，日本方面不是已经有了一个表态吗？应该趁热打铁，进而向他们提出要求。想到这里，拉贝立即又一次起草了一份给日本当局的电文：
1. 日本当局的答复国际委员会已收悉，委员会对内容已作了记录。中国当局目前正在减少区内的军事设施的数量并从区内撤出军事人员。委员会已经开始用旗子标记出区域的界线，旗子的图案是白底红圈红十字（红圈象征安全区）。在安全区转角处的地上或建筑物的房顶上水平悬挂画有上述标记的大横幅。
2. 鉴于安全区内剩余的中国军事人员正在逐步撤离，同时考虑到数以万计涌进区内的难民和其他平民的忧虑和困境，委员会希望日本军队在安全区筹备期间以及设立后不要轰炸该区，也不要对该区域发动任何形式的进攻。国际委员会将努力尽快完成赋予其的工作。
3. 国际委员会获悉，日本当局在答复电第5段中作出了承诺，我们对此表示感谢。日方承诺内容如下：可以把下列情况看成是一种表态，日本军队无意对未被中国军队使用的地点或不存在军事设施或没有部署中国军队的区域发动进攻。
4. 国际委员会在此通知日本当局，共有15名～20名外籍人员志愿管理安全区。外籍成员继续留守在城市表明，他们认为中国以及日本当局在安全区方面所作的保证是诚实并且可信的，此外这还表明，委员会将坚定地负责将所有有关安全区的规定实施到底。
在完成给日方的电文后，拉贝想了一想：觉得光给一个方面还不行，毕竟现在要使安全区正常运转，南京还在唐生智的掌握之下，怎么能离得开他呢？再说，唐本人不已经在前两天表态支持我们的安全区了嘛！问题出在他的下属和一些像黄上校这样的军人身上。应该继续争取唐生智的支持。想到这里，拉贝又拿起笔，给唐生智总司令长官也起草了一份电文：
昨天您十分友好地和委员会主席及代表进行了交谈，委员会在此就您对委员会工作的首肯以及在帮助南京难民和平民方面所给予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委员会特别要感谢的是您就安全区事宜所给予的详细的保证：
1. 在安全区域内不设立新的军事设施、战壕或其他掩体，同时也不得在区内留有火炮；
2. 在安全区域作出明确标记后，下令禁止所有军事人员进入安全区；
3. 所有属于军事指挥所或其他部门的军事人员必须逐步撤出安全区。
对于您提出的为安全区作出明确标记的建议，委员会将立即执行，以便于中方军事人员执行您的命令。
委员会和受您指挥的警察局长方先生商定，张贴致中国军人的通告，向他们简要地介绍安全区的性质和作用，以便他们能理解禁止他们进入安全区的理由。
委员会关切地并充满理解地注意到了您的表态，即：委员会的愿望具体实施起来会面临很大的困难。对此委员会要指出，接待大规模难民有一定的困难。他们寻求得到保护，但是只要安全区内布置有军事设施和军事人员，这种保护就不能得到。
委员会不否认您说法的正确性，即：短时间内从安全区撤出武装军事人员比较困难。但另一方面请允许委员会冒昧地指出，由于通讯联系的难度越来越大，总有一天，当等到最后一分钟才开始从区内撤出全部军事设施时，几乎就不会再有机会通知日本人安全区开始启用了。而在这一段时间内日本人会轰炸区内的难民，并指责中国军方因滞留在所谓的安全区而必须对此负责。
为此，委员会希望您继续努力，尽快从安全区内撤出所有部队。委员会已经发表了一项声明，表达了对您所作承诺的充分信任。
最后，委员会在此对您充满同情地顾及平民百姓的利益表示感谢，请求能继续得到您的友好合作以及您关于安全区各项努力的建议。安全区维系着许多中国人的命运。
拉贝送出两封电文，自己都觉得似乎有些异想天开：已经打到南京市郊汤山的日本军队能理会他这个德国“纳粹”党员的建议？唐生智将军恐怕正在忙着为自己逃命作准备，还有心思为他这个“汉堡商人”想事？
听天由命吧！拉贝安慰自己。不过7日这一天早上起来看到头顶上掠过的大批中国飞机，再次证明拉贝他们留下来的全部意义了——蒋介石总统先生向自己的首都告别了，那位与拉贝争执半天要“战斗到最后一刻”的黄上校据说也跟着最高统帅离开了南京。
现在的南京城内基本上只剩下三类人：没钱的穷人，手无寸铁却心怀信仰的外国的传教士、生意人和教授及医生们，以及不知如何打仗又随时准备撤离的守城中国军人。
守城军人们在做两件事：把多数城门封死、封结实；把城门外的居民房全部烧毁，不给日本进攻时带去方便。于是整个南京城外一片火海与烟雾，这样那些被烧掉房子的居民和农民们大批涌进城内，借居宿营，有的就直接进到拉贝他们的“安全区”内。“这些人还不是最穷的，他们只是先头部队。他们还有点钱，可以花钱借住在安全区内的亲戚家。真正一无所有的人还没有进来。”拉贝与韩湘琳都这样认为，他们在与先头进入安全区的难民们交谈中了解到这些情况。
“吃饭是个大问题。”拉贝要求粮食委员会主任韩湘琳首先考虑这件事。
“同时还必须向学校的学生开放。”拉贝认为，大学生、中小学生是首先要保护的对象。
“这些学生的吃饭问题，可以提供集体膳食。”拉贝指示。
“我们给学生们提供什么食物？”韩见成队成队的孩子们进入安全区，有些不知所措。
“粥，当然是粥！谁提供得起米饭呀？”拉贝的眼珠子一下瞪大了。他觉得韩这样聪明的人怎么会想不到如此简单的问题。“我们让大家喝上一碗稀粥就不错了，谁还敢想在安全区里吃上米饭？上帝都不敢点头的。”
“是。我想也就是粥了！”韩松了一口气，他是安全区的粮食委员会主任，以后可能要有几十万人都要由他来解决吃饭问题，他老韩一辈子都没想到自己会担这么大的责任。“当官其实也不是好当的呀！”老韩第一次有了当官的别样感受。
关键是，这个时候，常常说好了有人送来几卡车米，但最后到拉贝他们手上的有一半就阿弥陀佛了——中途被军人和不明身份的人拦截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今天才进了2117袋大米，比原来说好的少了近一半。见鬼！”老韩报告说。
“别怨了，怨也没有用。最高统帅部答应给我10万元，现在才拿到4万元。那6万元肯定没着落了，怨谁？”拉贝倒是实事求是。
下午，他和委员会的全体人员一齐上阵，在安全区各个主要地段上都用旗子标了出来，并且在大街上向市民贴出了公告：
在不久以前，上海战争的时候，国际委员会曾经向中日双方当局建议，在南市一部分的地方设立一个平民安全区。这个区域为双方所赞同的。中国当局允诺中国军队不进入指定的区域。这个区域既然没有驻兵，日方也就赞同不再攻打那个地方了。这个协定为双方所遵守的。在那个区域以外的南市各地方，虽然有恐怖和毁灭的事，然而这个难民区域却是被救了，而且又救了整千整万人的生命。
现在在南京的国际委员会也为本城作了同样的建议，这个区域的界址开在下面：“东面以中山路北段从新街口到山西路广场为界；北面以山西路广场沿西到西康路（即新住宅区的西南界路）为界；西面以由西康路向南到汉口路交界（即新住宅区的西南角），又向东南成直线到上海路与汉口路交界处为界；南面以汉中路与上海路交界。”这个区域的边界都用了旗帜作记号。在旗帜上面有一个红十字，红十字以外再有一个红圆圈，并在旗上写了“难民区”三字。
为着要使上述的区域为平民成为一个安全地点，卫戍司令长官曾允诺在本区域以内所有的兵士和军事设备一概从速搬出，并且允诺以后军人一律不进本区。日本一方面说：“对于规定之区域颇难担负不轰炸之责。”在另一方面又说：“凡无军事设备，无工事建筑，不驻兵，及不为军事利用之地点，日本军队决无意轰炸，此乃自然之理。”
看到以上中日两方面的允诺，我们希望在所指定的区域内为平民谋真正的安全。然而在战争的时候，对于任何人的安全自然不能担保的。无论何人也不应当认为进了这个区域，就可以完全保险平安。我们相信，倘然中日双方都能遵守他们的允诺，这个区域以内的人民，当然比他处的人民平安得多啦，因此，市民可以请进来吧！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这份中文公告书中把“安全区”译为“难民区”，是因为拉贝他们认为这个词更容易被南京百姓们理解。同时为了确保涌进安全区的市民有序地住宿，拉贝吩咐斯迈思博士给报纸提供了一份新闻稿详细将住宿和膳食告示如下：
1. 住宿：
（1） 建议居民尽可能在安全区内达成私人住房协议。需交付的房租应尽可能的低，绝不应超过和平时期通行的价格。
（2） 安全区内的公共建筑以及学校是给没有能力签订私人住房协议的最贫穷的人预留的。学校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予以开放。
（3） 对于居留在公共建筑物和学校的家庭，其家庭成员可以共同安置在一起，但是寝室的安置将根据性别区分。该住宿的安置是免费的，为了能安置大规模的难民，向每人提供的寝室面积不超过16平方英尺。
（4） 在安全区启用后，若以上设施不足以安置全部难民，委员会将要求安全区内所有空房或仅得到部分使用的房屋的主人免费接纳剩余的无家可归者。
2. 膳食：
（1） 指定分发给委员会并由委员会储备的大米、面粉由经过委员会特许的私商出售。
（2） 穷人的膳食（稀饭）由红字会和红十字会负责管理的粥厂以低价提供。粥厂分别位于五台山、金陵大学附近，以及山西路交叉路口……
拉贝忙得简直焦头烂额：一会儿，有人报告他送米的车子在城门外进不来，一会儿有人告诉他安全区的几个地方有军人把小旗子拔了。
“这绝对不能容忍！拔旗等于告诉日本人这个地方可以轰炸，那我们的难民怎么办？太危险了！我去看看！”拉贝一听就急了，迈开双腿就往那些被拔掉旗子的地方走。
“看，南京市长来了！”有中国人看见拉贝，便悄悄说。
这话让拉贝暗暗吃了一惊：我真当南京市长了？他突然想起了两年前在北戴河的一次茶话会上，当时的德国大使陶德曼先生就曾向他开过这样的玩笑。现在我竟然真的当上“南京市长”啦！
拉贝尽管没去理会中国人的街头碎语，但心头有几分得意。
“当时陶德曼先生说这话时我还有些不高兴。可是现在，这句玩笑几乎要变成真的了。当然，一般情况下，一个欧洲人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中国城市的市长的。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情况：前一段时间一直和我们合作的马市长昨天离开了南京。于是委员会不得不开始在难民区内处理市政管理工作和问题。这样，我真有点像一名‘执行市长’了。拉贝啊拉贝，你得意忘形吧！”12月8日的日记里，拉贝写了上面这段话。
“现在我是这里的最高领导者。你们唐司令长官是亲口答应我们的，安全区的建立，中方是在11月22日就已经非常明确地同意了，现在你们再进入我们已经规划定好的安全区，并且未经允许就拔掉我们向市民公布的区域的标志，这就是背信弃义！我代表国际委员会，坚决抗议这种行为！希望你们立即纠正错误！”拉贝气呼呼地站在一批拔旗子的中国军人面前。
“你是什么人？竟敢阻拦我们的军事行动？”有几个下级军人见这位洋人在他们面前指手画脚，很不服气。
大概他们的长官认识拉贝，只见一位上尉过来，与拉贝谈和：“先生不要冒火嘛！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如果你不同意，我们这就撤。”
“当然不会同意！我有你们唐司令同意的安全区域图……”说着，拉贝拿出前一天的报纸，上面有“安全区”的《告南京市民书》和《安全区域图》。
军人们传递看了看，相互使使眼色，再也没有吱声。“走吧走吧。”军人不耐烦地吹着口哨，走了。
“简直莫明其妙！”拉贝笔直地站在原地，很是威风。
“先生今天可真像市长啊！”韩湘琳在一旁乐。
“像吗？真像吗？”拉贝来劲了，干脆把脖子挺得直直的，然后斜着眼，问韩湘琳。
“像！关键是您发号施令，连军队都不敢违抗。”
“哈哈……”拉贝好不得意，“走，到其他地方看看。”
“是，市长先生！”韩湘琳等前呼后拥地跟着。
日本人的空袭，已经是随心所欲了，因为中国军方的飞机显然放弃了空中的抵抗，或者根本就没有了战机。这是12月9日的景况——日军飞机在城南投下大量炸弹，使得拉贝他们的运米卡车无法正常进城。其中一辆卡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与守城军人说通经过城门后，日军战机的炸弹便随即落在这座城门口，当场有40余人被炸死……
下午2时许，拉贝和贝德士、施佩林等在中国军方一名上校的陪同下，巡视了安全区沿线。他们站在山丘上登高俯瞰，只见到处浓烟滚滚，正在燃烧的民房冒出的烟雾笼罩着城郊。
“那里有一个高射炮阵地！”施佩林眼尖，突然指着安全区西南界内的一个地方喊了起来。
“怎么还在我们的安全区内安置高射炮阵地呀？”拉贝扶着眼镜，也看到了那一排高射炮，很生气地质问随行的中国守城军上校。
“呜——”上校还未来得及回答，便有3架日军战机从拉贝他们的头顶呼啸掠过……“快卧倒！”拉贝动作迅速地滚倒在地上，同时招呼别人。
“哒！哒哒哒……”那安全区内的高射炮突然猛烈向日机射击。拉贝等仰头看着空中的一场近距离激战。可惜地面的炮火总是打偏。“或者说幸亏它总是打偏，否则日本飞机上的炸弹一定投在我们的身上。”拉贝事后认真地说道。
“你都看到了，上校先生，如果你们的军队再不从安全区撤走，我将向我的元首报告，报告你们的唐将军失信，而我们的难民区将无法继续工作下去，我这个主席也不想当了！”拉贝从地上站起来，连尘土都没顾上拍净，便冲着随行的中国守城军上校发火。
“我有什么办法？”上校悻悻然道，“都这个样子了，谁还有本事拦住日本军队？如果先生有可能的话，我倒是建议您应该直接向唐将军提出，让他下令把部队撤出南京，别再硬撑着打什么保卫战！根本就是鸡蛋碰石头嘛！”
拉贝愣愣地盯着上校，半晌没说话。
“对啊，我们找唐将军，看看他现在的态度如何？”末后，拉贝突然像缓过神似的说道。
“唐将军会改变主意吗？”施佩林等怀疑拉贝的想法。
“只要有一点希望，我们就该去争取。”拉贝坚定地准备试一试。
“可以啊，我本人没有什么反对意见，只要您能说服我们的蒋先生。”拉贝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他把“停战”建议向唐生智司令长官提出后，对方竟然表示理解和同意。
“看来唐本人也已经对守城不抱希望了。现在就看蒋先生的决定了。”拉贝等兴奋地议论着。“既然如此，我们再努力一把，全力以赴争取停战的结果！”拉贝俨然是一个主宰南京城命运的大人物了，他匆匆地带着一行人，赶到停在下关的美国炮艇“帕奈”号——美国大使馆的艾奇逊先生在上面。
“艾奇逊先生，我以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名义，想立即通过您请在汉口的你们的大使，给中国政府最高统帅蒋介石先生和日本当局提出停战的建议。”拉贝有些激动地对艾奇逊说。
“好啊，我的南京市长，如果你能促成此事，我们美国方面肯定乐见其成。”
于是，拉贝回头又分别将两封内容接近的电文发给汉口的美国大使馆，请其转交中日双方 ：
在国际委员会能成功地得到日本军事当局（中国军事当局——发向日方的电文则这样称。笔者注）在可能的情况下放弃对城墙内南京城的进攻（采取军事行动——同上）这一保证的前提下，已经在南京城设立了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将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向中国当局建议（向日本当局建议——同上），在城内不采取军事行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委员会建议南京附近的所有武装力量停火3天，在这3天内，日军在现在阵地按兵不动，中国军队则从城内撤出。考虑到大量受到危害的平民的困境，委员会请求立即对此建议表态。拉贝在电文的最后庄重地署下“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的字样。
中日在南京决战到最后时刻，双方都红了眼，这样的一份“停战”建议到底会带来什么结果，没有人知道。
拉贝像刚刚签发了一份几十万人的“生死状”，心情激动而紧张，激动的是他这位“汉堡商人”竟然在异国他乡能够有权去过问几十万中国人的命运，紧张的是如果一旦电文被蒋介石和日本当局当作废纸一张，他这个“市长”的权威性将受到极大质疑。
使命和虚荣心一时让拉贝内心涌起万丈波澜。
从“帕奈”号上岸后，他们穿过燃烧的下关回城。晚上7时的新闻发布会结束后，拉贝等听说日本军队的前方部队已经将炮火推到光华门了。这已不是什么可以瞒过大家的事了——南城门和光华门那边的火光肉眼都能看得到。
此刻的城内，路灯全被熄灭，夜幕中从前线抬回来的伤员和撤下的部队，三三两两，到处皆是，他们无目的地在街头流浪着。安全区各个进口处已经有大量的人涌入，其中不乏一些脱下军装的军人混在里面。这让拉贝他们很着急。
“日本军队一进来，发现这些人后，将对整个安全区带来不可估量的麻烦。必须采取措施，不让军人进来。即使是放下武器、穿着便装的军人。”拉贝说得非常严厉。
韩湘琳觉得不太可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怎么可能去一个个核实其身份，再说他们也很可怜。”
拉贝的嗓门高了：“怜悯他们，就等于让更多的平民去送死！我们的任务是尽可能地保护更多平民！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明白，先生。”韩等人不再坚持了。但事情有那么简单吗？
又一份经拉贝审阅批准的公告，于9日当晚通过新闻媒体发出：
1. 战争期间没有任何地方是绝对安全的。（即使在上海的国际租界也有1000多人死于流弹、高射炮弹片、炮弹片和日本飞机及中国飞机误投的炸弹。）
2. 我们要记住，日本人从来没有保证过，不对我们的安全区进行炮击或轰炸。
3. 日本人仅仅保证在安全区内不存在中国士兵和军事设施的前提下不蓄意进攻安全区。
4. 为此我们紧急呼吁居民，空袭期间进入防空洞或地下室。（瓦房同样也能保护不受高射炮弹片的伤害。）
5. 一旦城市开始遭炮击或轰炸，只要可能人人都应当进入防空洞或地下室。
6. 即便只是听到城里有步枪或机枪声，也应当进入防空洞或地下室，或以围墙作掩护。射击时，在砖结构房子里的人不应当停留在门窗旁边。
7. 空袭、炮击、步枪或机关枪射击时，如果有人正好在街道上，而且无法很快找到安全的地方，如有可能，应当在坑里或围墙附近掩护自己。
8. 如果在城内或周围地区爆发战斗，行人不应成群结队，而应尽可能散开。
9. 伤员可以送到鼓楼医院，要救护车请拨打电话31624。
“让我们进去！我们要进去！”在交通部门口，几百名带着铺盖和食物的老百姓，拼命往院内挤，却被安全区的“警察”死死拦住。
“怎么回事？”路过此地的拉贝看到后，责问那些护卫人员。他们告诉拉贝主席：里面两间房子里发现武器和弹药。
“那就先把难民们安置到另外的地方。”拉贝给出了解决的办法。
12月9日的夜间，所有南京城内城外的市民们没有人不被阵阵惊天动地的炮火声所惊醒。拉贝的国际委员会除了不停地接纳潮水般涌入安全区的难民和脱掉军装的男人们外，似乎只有等待两个字——等待日本军队进城后的可怕命运。
城内现在最多的是伤员，断腿缺胳膊的伤员到处都是。医生成了这个时候最受欢迎的上帝。中央军的军医金大夫前来向拉贝报到，说他手下8所军队医院还有80多名军医可为安全区提供服务。
“简直是奇迹！”拉贝高兴得拥抱金大夫，“越多越好，未来几天里，医生将最受欢迎。我敢肯定。”
马吉牧师已经向拉贝报告了他要在南京城成立一个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这个建议很好。你在欧洲人脉好，如果他们批准你的请求，就可以公开招兵买马了！现在我愁的就是救助伤病员。”拉贝非常赞同马吉的建议。
“只要有利于为市区的难民服务，我们支持所有建议和行动。”拉贝虽然做事严谨，但思想又非常开放，他的这一主张颇有市长风范，让身边的韩湘琳佩服得五体投地。
“下关的士兵要烧我们的粮食，你说怎么办？”韩又报告不祥消息。
“这是胡闹！决不答应！”拉贝觉得中国军队疯了。他们企图通过烧光的手段来阻挡日本军队进城，实在有些可笑，拉贝觉得。
“五台山上的那个炮兵阵地一直在向日本军队开炮，这样下去，日军将随时会用十倍的炮弹攻击我们的安全区……”又是一个可怕的信息。
拉贝无法忍受了！他让韩湘琳跟着他找到中方守城司令部，交涉的结果算是勉强成功。“你们假如要拿自己同胞的生命当儿戏，那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拉贝这回唱的是悲情剧，不过他说的也是实情，一旦军队继续在安全区内向日本军队打炮，日军的大炮更加猛烈回击是自然的事。何况，此刻的日军气焰异常嚣张。
拉贝最关注的还是蒋介石和日本方面对他的“停战”建议是否有回应。从汉口约翰逊大使那里传来的消息，拉贝得知他的电文已呈至蒋介石手中，而且约翰逊大使本人和美国大使馆对“停战”建议给予支持和肯定，但从大使非正式的口信中获悉：蒋介石批评唐生智同意“停战”，认为是个“严重错误”。这意思是说，蒋介石并不赞成拉贝的建议。
拉贝沮丧至极。他不甘心，绝不甘心！
于是他又向蒋介石发了一份新电文——当然还是通过美国在汉口的驻华使馆转呈。
国际委员会在此诚挚地请求将此消息转达给蒋介石将军：卫戍司令唐生智将军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欢迎停火建议。但由于唐将军必须奉命保卫城市，因此关于中国军队撤退的问题须交最高统帅决定。南京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因为军事行动已经流离失所，还有20万人的生命正处于危险之中。在此紧要关头，国际委员会冒昧地再次重申自己的建议，望迅即接纳该建议。
12月10日，南京城内已经感觉时时在地动山摇。拉贝这一天的日记也是非常特别，有几个分段：早晨的、中午的和晚上的……而10日这一天的南京，其实是异常沉闷，沉闷得令人喘不过气来，因为日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已经向城内的守军通过飞机散发了“劝降”书，并且给了唐生智一天的时间回答。但以唐为首的中国守城军在松井石根规定的时间里没有答复。这样，日军便认为是中国军队没有投降的意思。于是，更加激烈的、南京最后的决战开始了——
拉贝的日记里记载了当日午夜后的情况：
午夜2时30分的时候，响起了猛烈的炮火声，其间还伴着机枪声。炮弹开始可怕地从我们的房顶上呼啸而过。我让韩先生一家以及我们的佣人们进入防空洞，我自己则戴上了一顶钢盔，头“最为高贵”，一定要完好无损。东南面起火了，火光将周围照得通明，前后长达数小时之久。所有的窗户不停地发出铮铮的响声，建筑物在炮弹爆炸的轰鸣中以几秒钟为一个间歇有规律地发出颤抖。五台山高射炮阵地遭到了炮击，同时也进行了还击，而我的房子就在这个炮击区域范围内。南面和西面也开始炮击。对这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稍微有些适应了以后，我又躺到床上睡觉去了。其实根本睡不着，只是打个盹。在日本人攻城之前，南京人大概都不可能闭着眼睛睡大觉了。炮火连天的夜晚过后，当第二天的晨曦微露，拉贝从床上轻手轻脚起来，拉开门窗的那一刻，他有些心怯，担心门外会不会有日本兵持枪顶着他胸前吆喝着“八格牙路”！
还算好。日本兵没有在门口站着。但屋里的水电全部停了。往大街上瞅一眼，“市长”拉贝有些不习惯：他的市民仿佛全都涌到了街头——仔细一看：原来都是为了躲避炮火而向安全区转移的难民。
不知是喜还是悲。前些日子，拉贝等人整天忙着贴公告，插旗子，以标明何处是他们的安全区，现在看来，他的市民们完全清楚和熟悉哪个地方是“安全区”了。
“安全区”真的安全吗？在炮火连绵、势如破竹的日军进攻面前，拉贝突然反倒比过去那些日子少了几分信心，尤其是当他看到人群中夹着为数不少的士兵也跟着不顾一切地涌进安全区时，他感到自己的心脏就悬在嗓门口——多少次电文里和新闻发布会上，他作为国际委员会主席、一个一向标榜“说话算数”的德国汉堡商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世人声称他的安全区里没有军人！
不是在说谎吗？不是在日本军队面前明着说瞎话吗？这种说谎和说瞎话的结果是什么呢？拉贝不能不紧张，因为他知道日本军队等的就是这种结果：你的什么的安全区，原来是给败下阵的中国军队作庇护所！
死啦死啦的！
拉贝颓然地坐在椅子上，喉咙里直冒烟。
“韩，你赶快组织人，到安全区里，务必让那些士兵把身上的枪和其他所有武器全部、一样不少地丢在地上，我们把它们收拢起来……”拉贝的嗓子瞬间失声，严重沙哑地叫来韩湘琳。
“先生要武器干吗？准备跟日本人干？”韩觉得奇怪，有些不明白。
这让拉贝更着急，跺着双脚冲韩说：“你傻！你等着日本人来杀我们？”
韩猛然明白了，连连点头：“噢——你是说等日本人来了，我们把没收的武器交上去？好的，我马上去办。”
“轰隆——”
“轰隆隆——”
安全区终于迎来了第一批日本炮弹的袭击。施佩林马上给拉贝报告了他所负责管理的福昌饭店的情况：有21人当场死亡，12人重伤。
“我自己的胳膊也被玻璃碎片擦伤，流了不少血……”施佩林同时还报告了安全区另一个地方——一所中学内的伤亡：13名学生在炮弹攻击中死亡，20多人受伤。
“我马上去安全区检查！”拉贝知道接下来的伤亡会更严重。他叫上马吉牧师，两人坐上车子，行至山西路广场附近，见不少士兵在那里挖壕沟等工事。问他们为什么不执行唐司令的命令“不准在安全区内从事军事行动”，士兵们根本不理睬他这洋人。在中山路，更多的士兵在长官的指挥下，正在扛沙袋做路障，树木被大片大片地砍断横倒在路中央，并且用铁丝网联结着。拉贝与领队的军官交涉，军官尚算客气，但坚决地回绝拉贝“停止军事行动”的请求，说：“日军马上要攻城了，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坚决地抵抗到底！”
拉贝无话可说，心想：要真能抵抗得了，他作为一战的老兵，愿意跟着他们一起干，但他绝不干痴心妄想的蠢事。
晚上依旧如故的“新闻通气会”还按时举行，可惜除了拉贝他们几个国际委员会成员和几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外，再无其他人参加。
记者没有从拉贝他们那里获得任何有价值的“军事情报”。斯迈思向在场的记者们报告了委员会成员在安全区抓到一个小偷。没事可做的记者们对此事反而有了兴趣，纷纷打听拉贝他们这个委员会如何处置这样的小偷。
是啊，我们该怎样处理？拉贝等有些不知所措。国际委员会对所有难民们的事一一有了事先的安排，唯独关于安全区内出现小偷这样的“违法”行为缺乏处理预案。
“我们没有法务机构。南京市所有的法院现在业已关门，怎么办？”最后几个聪明的洋人一商量，宣布道：根据国际委员会临时“陪审团”审议，判处该小偷死刑。
“哇！”记者们一片哗然。
拉贝紧接着又宣布：根据目前战时的南京市内缺少监狱和监押设施，对此小偷减刑为24小时拘留期。
“啊——”又是一片哄笑。
连拉贝他们都笑得前仰后合。其实，因为连拘留所都没有，这个小偷很快就被释放了。
12月12日。一整天内，拉贝如同一名警察，一会儿在安全区的左进出口查问和挡着那些看上去像军人的男人们，希望他们自觉地将身上的武器扔掉，当然能不进安全区最好，一会儿跑到右边的进出口指挥那些老弱病残和妇女们进安全区内……他发现，即使他有十条胳膊、十条腿，也无法在如潮水般的难民队伍里做成几件事。
听天由命吧！
大街上，所有的人都变得无所适从，曾经有过的狂奔乱跑现象也似乎一下停滞了下来：原来市民们和败下阵来的守军们，都不知道该干什么。死亡，还是活路？活与死，都是一样，都不属于他们自己能定局的……
多么可怕！拉贝第一次感到恐惧：原来人没了任何可想的时候才是真正可怕呀！
拉贝突然觉得自己也不知该干什么了。他回到自己的屋里后，不停地将药品放入皮包内，还有洗漱用的工具，似乎明天也要被日本人抓到什么地方去度苦狱一般。反正，像个小丑似的。“表演吧，小丑！全都成了小丑！”日记里他这样说。
晚8时，全剧的最后一幕开始了——猛烈的炮击，地动山摇，六朝古都的所有城门仿佛都在开裂……
火光映红了整个南面的天空。院子内的难民一直挤到了防空洞的边上。有人在用力地拍打着两扇院门，妇女和儿童哀求我们放他们进来。一些大胆的男人从德国学校后面翻过院墙，想进入我的院内寻求保护。这种苦苦哀求我实在听不下去，于是我把两扇大门全打开，把想进来的人全放了进来。防空洞里已经没有地方，我便把人们安置在房子之间以及房屋的旮旯里。大部分人带来了自己的被褥，在露天席地而卧。一些机灵鬼把他们的床安置在水平悬挂的德国国旗下面，德国国旗是为防日本轰炸而备的，这个地方被看作是“防弹地带”！
炮弹和炸弹在不停地呼啸着，越来越密集，越来越接近。南面的整个地平线变成了火的海洋，到处是山崩地裂的声响。我戴上了钢盔，给我的中国助手、好心的韩先生也戴上了一顶，因为我们俩是不进防空洞的，再说那里面也已经没有地方了。我像只猎犬一样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在人群之间穿梭，在这儿训斥两句，在那儿安抚一下，最后大家都乖乖地听我的话了。快到半夜的时候，我的院门前发出了一种可怕的沉闷的响声。
我的朋友、礼和洋行的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来了，他是我们安全区的财务部长。“我的天，你来干什么？”我激动而紧张地对他说。“只是来看看你们。”他说得平静。然后又说：“刚才有人愿意出手一辆尚未使用过的公共汽车，只要20元，你说要不要？”我快要疯了，说：“都什么时候了，克里斯蒂安！”“如果你不反对，那明天我让他到我们办公室来办此事。”克里斯蒂安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感慨万千：国际委员会有这样的伙伴，我们还怕做不出一些伟大的事吗？
在北面，漂亮的交通部大楼正在熊熊燃烧。我感到浑身的筋骨都在疼痛，我已经有48小时没合眼了。我的客人们也都睡觉了，办公室安置了30人，储藏煤的地下室外安置了3人，有8个妇女和孩子睡在佣人的厕所里，剩下的100多人分别在防空洞里。在露天、在院子里、在石子路上……
这是南京大屠杀前夜的拉贝日记的部分内容。他这个“市长”院子里所安置和保护的200多人，在炮火的光亮中正向没有日本鬼子的最后日子告别。
第二天，他们迎来的将是人类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一页——南京大屠杀的黑幕，伴着日本军队的铁蹄声，正徐徐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