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叽——咚！”13日一大早，拉贝在睡梦中被一声巨响惊醒，随即连续不断的同样响声充斥在他的耳畔。
“有没有人伤亡？”拉贝迅速穿上衣服，走下楼梯，奔跑到一层和院子里询问。小客厅和院子内已经挤得满满的，绝对不是昨晚的200人。
“应该有300来人了！”佣人告诉他。“要统计出准确数字，一一统计起来。”拉贝命令佣人。
此刻的街头，天上乱飞的炸弹如冰雹般倾泻而下，四周的房屋已有多处在燃烧……孩子哭，大人叫，平民们纷纷向拉贝的院内拼命地涌来。
“你告诉他们再往前面走，就是安全区了。我这儿住不了多少的，他们必须到更加安全的地方去。”拉贝担心他的院门什么时候被潮水般涌来的难民挤塌了。
无处可逃的一对老年夫妇拉扯着七八个看样子是他们儿孙的人，跪在拉贝面前请求进他的院子。“进吧！只许你们这一家进，其他的请往安全区那边走！十来分钟就可以到了，现在日本军队还没有全部进城，你们应该有个更安全的地方。快往那边去！”拉贝的身子贴在院门上，劝说着数以百计路经他院子的难民们，尽管他知道他的劝说并不十分有效。
“形势不可预期，我要到委员会的总部去开会。”拉贝再次命令佣人，“什么时候都不要开门。如果有日本军人来，你们就把这面旗帜举起来，这就行了。”他指指铺在院子里的那面“纳粹”国旗，好像这就是护身符，并且是唯一的。
“日本军队已经要全面进城了，眼下最严重的是大量伤员的出现，我们红十字会成立的事情不能再等了，所以今天正式宣布成立……”耶鲁大学毕业的传教士马吉先生在13日这一天是作为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来宣布上述消息的。他进而指出，未来的南京城内，将是救济难民最紧迫的时期，一切可能出现的危急情况都存在，期待各理事会成员能够发挥作用。
拉贝也被选为该组织的理事会成员。马吉告诉拉贝，前一天他运送前线的中国伤员途经首都剧院的包扎中心时，一颗日本军队打过来的炸弹正好落在街头，至少11人当场死亡。“后来我们路过金陵大学附近时，在华侨路见一处房屋也被日本炮弹击中，起码有20人被炸死，其中有七八个人是被炸弹的气浪抛到街上摔死的。一对可怜的老夫妇哭得死去活来，他们33岁的儿子脸上被炸了一个洞，躺在那儿已经死去了。今天早上我向总部过来的路上，则看到更多的中国军人被打死在工事里……安全区也未必安全。许多败下阵来的中国军人他们拿着枪，又不知干什么，有的就往安全区里躲，这让进城的日本军队看见后麻烦就会更大。”马吉提醒拉贝。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事。”拉贝一听这话，脸色特别阴沉，“走吧，我们去安全区看看。”他叫上助手，驱车向他所担心的地方驶去。
大街上，呼啸的子弹和炸弹不时在头顶上飞过。挂有红十字会和德国国旗的车子，左闪右避着穿梭在大街小道上。在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门口，横七竖八的伤员躺满一地，他们都在等待设在里面的一所军医院的救治。
车至上海路段，一队日本兵用枪拦住拉贝他们的汽车。一个懂德语的日本兵知道拉贝的身份后，勉强对他的车子放行，并且告诉他，他们的军官也会马上进城。“马上绕开他们，抄小道走！”拉贝一面装着与日本兵打招呼，一面悄声告诉助手赶紧开车走小道。
“坏了！他们怎么还拿着枪乱晃呀？”沿途，拉贝迎面遇上了3个分队的中国士兵。他赶忙跳下车子，要求他们马上放下武器。“否则遇上日本兵会把你们全部消灭的！快缴械吧！”拉贝喊道。
“为什么缴械？我们不！我们要同小日本鬼子拼杀一阵！”士兵们不干，尽管多数人听了拉贝的话觉得有理。
“你们必须缴械，否则你们所有人的生命都不能保证！”拉贝说。
“你们的安全区不是安全吗？让我们进去吧！”士兵们围住拉贝，一个个用乞求的目光看着这位洋人。
拉贝扫了一遍这些可怜的中国军人，直着大嗓门说：“安全区不为军队提供庇护，尤其是你们现在这个样。我必须保证对平民的安全负责。”
这话不知起了什么魔力，士兵们立即纷纷扔下武器，有的则像变戏法似的把军装脱下扔到旁边的水沟或垃圾堆里，然后嚷嚷着请求拉贝放他们进安全区。
“那么你们就往前走，到外交部和最高法院去！”拉贝只好这样说。
“为什么让我们到那儿去？”士兵们不知拉贝指的两个地方已经变成了难民区，所以一听说到“最高法院”便紧张起来，直到拉贝解释清楚后才放心地往前走。
在铁道部门口，拉贝又遇上了同样的中国军人，有400多人。他又以同样的方式劝说他们先放下武器。但有一名军官不同意，认为洋人的“馊点子”有损中国军人的形象，只见这位军官骑在马上，突然端起手中的卡宾枪，向四处猛烈扫射，末后说：“我们决不投降！”
拉贝觉得无奈，又无法阻拦这样的军人。“但，你们若要进我们的安全区，就必须缴械，否则我绝不会同意你们进去！”僵持几分钟后，多数士兵表示服从拉贝的建议，将手中的枪械扔在地上，然后向安全区逃去。
“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我把他们害了！”拉贝不曾想到，他苦心劝说中国士兵和军官们缴械的结果是，让日本兵在过后的日子里轻而易举地将这些赤手空拳的中国军人们统统地抓起来，活活地枪毙了。这是后几天里发生在南京大屠杀里的主要一幕，它十分惨烈。
“我们别无选择！如果安全区的边上发生巷战，那么逃跑的中国士兵毫无疑问会撤进安全区，这样安全区就不是一个非军事化的区域了。它即使不被日本人摧毁，也会遭到日本人的猛烈射击。因此我们一直希望这些完全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除了被日本人当作战俘之外，不会有其他危险。”拉贝在当天的日记里这样解释自己坚持这样做的理由。
“把他的枪也给我解除了！”拉贝悄悄命令同行的哈茨先生对那位骑在马上的军官实施缴械行动。那个军官开始不从，后来竟然被哈茨制服了。“希望先生能理解，我们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的意志而牺牲几百位你的士兵。”拉贝对这位不服气的军官说，“其实这也是保护了你！”
“去你妈的！你能保护我？”军官很生气地回敬拉贝。
拉贝确实无法回答和给这位军官提供任何保证。日本人能听他拉贝的？“但你要进我的安全区，我的话就是命令。”拉贝并不含糊。
那军官不再固执了，和他的士兵快步向安全区内撤。
安全区各个地方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难民潮——不是数以百计、千计的概念了！是数以万计！
如此巨大的人潮，中间夹带着数以万计的是败下阵的中国军人，这让拉贝伤透脑筋：不让他们进，就等于间接杀害他们——日本军人绝对不会客气。如果让这些中国军人进，等于让日本人有了侵犯和破坏安全区的理由。
“你们应该多派些人像施佩林先生那样守在大门口！”拉贝看着手持毛瑟枪、眼珠盯着每一位进出安全区的人的施佩林，对委员会成员们说。
“这是不可能的事，拉贝先生。”韩湘琳向拉贝建议，“应该马上在我们的安全区门口各处贴上布告，告诉想进来的人一些规矩。”
“很对，马上去办。”拉贝于是立即让秘书和助手们行动起来，这也就有了日本军队进入南京城后他签发的第一份文件——《致难民收容所难民的重要通知》：
1. 紧急呼吁所有的人尽可能不要在街上逗留。
2. 在最危险的时候，建议躲在房子里或不会被看见的地方为好。
3. 我们提请注意，难民区专为难民设立。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难民区无权为中国士兵提供保护。
4. 如果日本人来难民区检查或巡视，必须予以通行，不得向他们实施任何抵抗。
这位“南京好人”——后来南京人一直这样称拉贝，他期待没有任何战争防范意识的市民们千万不要轻易在日本军队进城时上街或到居室之外的地方“逗留”， 以防不测。
果不其然。这一天，家住评事街的孙仲芳，听说日本人要进城了，便与几位女伴上街看热闹，哪知突然听到有人大喊“鬼子来了”！几个人抬头一看，四面城楼上站着的都是持枪的日本人。“叭叭”“叭叭……”子弹立即呼啸而来。孙仲芳命大，在一片哭喊声中，她跑回了家。22岁的她，在母亲劝说下，抱起不到两岁的儿子“小狗子”，与哥哥随溃败的部队辗转到了安徽，这期间她与哥哥及“小狗子”走散。为了生活，孙仲芳第二次嫁人，丈夫是国民党士兵黄世清。孙的首任丈夫是南京市的警察，没能逃出日本人的魔掌，母亲也惨遭日本兵的奸污，不久便去世了。抗战后，孙仲芳与丈夫一起回广西老家农村，一住就是50年。丈夫黄世清去世后，孙仲芳又嫁给本村农民何成才。1990年第三任丈夫又去世。80余岁的孙仲芳因为没有与后来两任丈夫有过生育，故她格外思念失散的亲生儿子“小狗子”。2000年夏，孙仲芳老人回南京寻亲的消息震动了南京、上海等地，上海公安局的同志在查阅户籍档案时发现了一个叫“孙家才”的人，觉得与“小狗子”情况接近。经联系相认，孙家才果真就是孙仲芳走失的儿子“小狗子”。此时“小狗子”已是66岁的退休工人。当年7月19日，离别63年的母子终于相见团聚。“小狗子，我终于找到你啦！”孙仲芳老人抚摸着已是皱纹满脸的儿子，悲喜交加。
然而，那些没有逃出南京城的市民们，则没有孙仲芳和她儿子那么幸运了……
长长的秦淮区王府里小巷，此刻只剩下3号的周湘莲一家9口人了，由于周家的老奶奶舍不得老房子，所以日本人进城后周湘莲的爷爷及父亲挡在门外。年轻力壮的周湘莲父亲自知应当保护全家，13日上午，炮火在街头飞舞，他出门到南门外乌桥时，就被迎面而来的日本兵一枪击碎了脑袋。有人向周家报讯后，周湘莲的母亲当场昏倒。爷爷说啥也要把儿子的尸体找回来，结果出门后再也没有回家。等再有男人进周宅时则是几个日本兵。他们端着枪，一见脸上涂满灶灰的周湘莲母亲，不由分说，一枪托打过去，然后扒掉其衣服，当着周家老老小小的面强奸了她。
“花姑娘的有！”日本兵并没有就此罢休，将17岁的周湘莲和13岁的妹妹周湘萍轮奸了长达数小时……
闹市中心的新街口一民宅的防空洞处，一个五六岁的孩子不知日本人进城的危险，趁大人不备时，自个儿站到了洞口。走在大街上的日本兵向小孩招招手，嘴着“叽里哇啦”说着听不懂的话。孩子害怕了，于是赶紧往洞里缩头，结果“砰”的一枪，小脑袋血浆四溅。洞内突然传来孩子母亲的哭喊声，几个日本兵端着机枪，先是扔手榴弹，再是机枪扫。防空洞很快塌下，里面的人一个都没有出来。
一队日本兵走到鼓楼医院门前，见一群穿着军装的中国男人往巷子里躲，便迅速将巷子两端包抄堵断，随后一阵密集枪声……小巷子内满地鲜血。
拉贝已经无法制止这些日本兵的暴行了，他们的车子几乎每走一二百米，就能遇上一起血腥的暴行，中国军人和平民们的尸体横满街头。“我检查了这些尸体，发现多数是背部被子弹击中的。看来这些人是在逃跑时被人从后面击中而死的。”他在当日的日记中这样叙述。
沿路，拉贝看到无数民居和公共建筑被焚烧，而且在一堆堆大火中时常还能听到男人和女人那凄惨的叫喊声。当他企图去抢救时，日本兵用刺刀和枪托挡住了他。
拉贝只得去关切他所熟悉的德国人留下的财产——那个起士林糕饼店在他进去之前看样子已经被日本人洗劫了。黑姆佩尔饭店也被砸得一片狼藉。
有人提醒拉贝：应当告诉进城的日本军队，让他们了解安全区的位置，不允许其随便入侵。
拉贝认为这是对的。于是他带头举着德国国旗，手臂上还戴着红十字会袖套。有人向他建议还应当举一面太阳旗，并且这样告诉他：“日本兵不打举太阳旗的人。”
“我有自己的国旗就行了！”拉贝不从，因为他已经看到城内有人在家门口挂起太阳旗而被另一帮人骂为“汉奸”。
城门口，大批日本兵列成一个个方队正浩浩荡荡地开进城内。穿着西装系着领带的拉贝，站在路边，手中托着一张自制的地图，上前对一个日本军官比划着，指指点点地告诉他安全区的位置。
“你的德国人？你的大大的好！”满身都是血腥味和汗渍味的日本军人向拉贝竖着大拇指，既像表扬他，又像嘲讽他。
拉贝才不管这些，他认为能让日本兵了解他的安全区才是他的责任，这样可以避免更多的人受伤害。
“我已经命令手下的人在我们的安全区四周插上了许多小白旗，当你们见到这样的小白旗时，敬请一定不要进入。”拉贝苦口婆心地向一路走过他身边的日本兵解释着。真有人听他的？拉贝不知道，但他认为必须这样做。
离开城门口，拉贝搭上车子，飞速向城内的安全区驰去。路上，他们遇见了一队由日本兵押着的约200名中国工人队伍。
“先生救救他们，日本兵肯定会打死他们的！”同车人对拉贝说。
拉贝立即跳下车子，上前向日本兵亮了一下自己的身份后，提出要求释放这些工人。
一个日本兵上下将拉贝打量了一下，然后用枪托在他胖乎乎的肚子上一推：“你的，让路！”
拉贝对日本兵的粗暴无礼表示抗议。
日本兵朝他轻蔑地一笑，只管干自己的事。拉贝望着中国工人一张张可怜的脸，无能为力地耸耸双肩。他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祈祷他们平安。
“哒！哒哒……”拉贝没有走多远，就突然听到一阵密集的枪声和叫喊声。虽然视线被一堵墙隔着，但拉贝相信一定是日本兵对那些中国工人下手了。
12月13日，本应该向西门子创始人——恩斯特·维尔纳·冯·西门子先生做一次生日祷告，然而现在，拉贝这位虔诚的基督徒，却看到了一群群比豺狼更狠毒更残暴的野兽。
野兽！他们就是野兽！拉贝眼睁睁地在司法部大楼里看着四五百名放下了武器的中国军人被日本人捆绑着强行拉走枪毙。“这是惨无人道的屠杀！屠杀！屠杀——！”
在回自己家的那个小院时，拉贝的眼睛都要冒火星了：仅在离他院子50来米处，一个打死后又烧焦了的中国士兵被绑挂在竹竿上，尸体的焦味和炭黑的躯体，令拉贝呕吐。
“魔鬼也干不出这样的事！”拉贝咆哮着在屋子里骂了快半小时，如果不是斯迈思向他报告安全区面临的一大堆问题的话，估计这位汉堡商人这一天定会因这具家门口的焦尸而愤怒一夜。
“我不想说自己对艺术一窍不通，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在生活中我很少把时间用来阅读诗歌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我总觉得这和一个汉堡正派商人的职业协调不起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当‘教育的缺陷’最终令人难堪地表现出来时，我便开始时常从‘女性’书中选出这本书来，以弥补我知识上的缺陷，但我不免左顾右盼，确定不会被发现。但是不知是谁听到了风声——女士们已经发现了一切，她们面带着沉静的微笑对我们的过失并不理会，对我尤其如此。但是不管怎么样……某些特别有诗意的东西在我不知不觉、因而也就没有提出非议的情况下，被塞进了我的每日笔记本里，塞进去的纸条常常还露出点边。我今天对这样的一首诗格外钟情……”外面的枪声不停地响着，院子内时常有女人和孩子的啼哭声，同事们送来的一份份血淋淋的关于日本兵暴行的“报告”，都在此刻这位“汉堡商人”的耳边、眼前充斥着，喧哗着。
怪了，他竟然坐在办公桌前，拿着手中的一张纸条发呆着，默诵着：
脉搏的每一次跳动——必胜的信念
日光的每一次来临——不尽的奋争
脉搏的每一次跳动——必胜的信念
日光的每一次来临——不尽的奋争。
这个生命，人民和国家的造化。
这是妻子写的一首题为的诗。拉贝读着读着，眼圈里泛着泪光。
“亲爱的，我已经将你寄来的这张纸条上的诗，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而且每天都放在我的面前。如果生命每时每刻都处在危险之中，那么读起它便会有特别肃穆的感觉——谢谢你，我的妻子！”拉贝今天的心头激荡，妻子的诗让他更加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和可贵。
可是，在南京，在日本兵的屠刀下的中国人的命运又是怎样呢？拉贝感到痛苦，感到心尖上仿佛被针扎了一般的痛苦……
他要呐喊！面对日本兵的残暴，他要向全世界呐喊。
斯迈思博士赶过来告诉拉贝：铁道部和警察总部那边人满为患，安全区根本无法接受突如其来的各路溃退下来的中国军人，“最头疼的问题是，他们或者手里还持着武器，或者根本就没有脱下军装。日本兵坚持认为，这些中国军人会给进城的日本军队制造麻烦，必须将这些中国军队从安全区里拉走！但谁都知道，一旦被拉走，只有一个命运：死亡！”斯迈思问拉贝能有什么办法。
“找福田去，他是日本大使参赞，也是唯一可以对话的人。”拉贝说。
他们找到了日本大使馆的福田。“我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采取合理的做法的。”福田这样表示。
离开日本使馆时，拉贝颇有几分得意。但几个小时后，拉贝就接到了消息，滞留在铁道部和警察总部的1300多名中国军人，被日本兵强行地押走了，并且很快被全部枪决。“林理查和克勒格尔不是留在那儿监视日本人的行动吗？”拉贝听说后问斯迈思，因为事先他们怕日本人出尔反尔，便长了一个心眼，派了两位红十字成员留在现场盯着。
“林理查说，在我们走后，日本兵立即便把他俩驱赶走了。”斯迈思说。
“一个没有信誉的国家的士兵！他们彻底野蛮了！”拉贝无法容忍这种行动。他吩咐斯迈思，应当让所有国际委员会成员每人都把看到和听到的日本兵犯下的暴行记录下来。“这样我们就可以用一件件他们无法抵赖的事实，逼其纠正错误，制止犯罪！”
“日本人认为，城里还有至少两万中国军人，他们有的还在抵抗，有的则躲在暗处袭击日军，有的则混在平民中间，这样的人对日军威胁很大，所以他们采取了见军人便杀的措施！”斯迈思从安全区管理者口中了解到上述情况。
拉贝沉默片刻后对斯迈思说：“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意见表达给日方听，即使是军人，只要放下武器，他们的生命就应该获得尊重，国际公约早就有了这方面的规定，难道日本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了？眼下我是南京市长，我必须出面提出抗议，否则我们将看到整个城市变成一个大屠宰场。”
难道不是吗？14日的南京下关，数以万计的中国军人死在长江边上，血水染红了滔滔江水，尸体堆积如山，惨不忍睹！城内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斯迈思在汉口路上，亲眼看着50个中国男子被日军用绳子绑着，然后被押到一处墙根下，几个手持枪刺的日军像切西瓜似的朝中国军人的腹部捅去，没有死的人又被头上补上一枪……
“不行！我绝对不能容忍如此野蛮的暴行！”拉贝无比愤怒，伏在案头，向日本使馆参赞奋笔疾书道：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对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的命运深感震惊。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力争做到安全区没有中国军人，到星期一，也就是12月13日的下午之前，这方面的工作成效良好。但是在这一天的下午，有数百名中国军人接近并进入了安全区，他们（出于绝望）请求我们帮助。委员会明确地告诉他们，无法提供保护。但是我们同时向他们解释说，如果放下武器，放弃对日本人的一切抵抗，我们认为，他们可以期待得到日方的宽待。那天晚上，由于匆忙和混乱，再加上有些士兵已经脱下了军装，委员会未能将已经解除武装的士兵同中国平民区分开来。委员会当然认为，这些中国士兵，一旦验明身份，根据法律就应当被看作是战俘，但是同时又希望，不要因此而殃及中国平民！
拉贝继续写道，日军应当“根据有关战俘的战争法律规定，并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给予这些过去的士兵以宽大处理”。而且他认为，“战俘适合充当劳工，他们自己也会因为能够尽快重新过上平民的生活而感到高兴”。
想得天真！日军师团参谋长原田看了看翻译过来的签名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的信后，冷笑着问福田参赞：“这些德国人、美国人搞的委员会想阻碍我军在南京城内的行动？”
“他们多数是些传教士，以救济难民为己任……”福田吞吞吐吐地对横蛮一世的占领军长官如此说道。
“那——中午就找个地方见见他们？”原田问福田参赞。
“是！我约他们。”
15日中午，交通银行所在地，拉贝和斯迈思、施佩林三人代表国际委员会第一次与日军高级长官会晤。
“我们的将军说，他只对你们昨天信上提出的问题表态，而不是回答你们的问题。所以就不要提出新的问题了。”福田参赞事先对拉贝他们警告道。
“傲慢的占领军！”拉贝心头暗骂了一句。
“我们大日本皇帝，对所有平民是保护的，但现在是战争，战争就必须有非常规的措施。因此，我向你们重申：一、我们的军队要在全城内搜索中国残留军人；二、要在你们的所谓安全区入口处设置我们的岗哨；三、你们应当协助我们动员居民们尽快回到自己的家中；四、关于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你们应当把他们全部交给我方，并且相信我们的军队是讲人道主义的；五、你们雇用的警戒人员可以在安全区内巡逻，但必须服从我们的命令，即对我们正在执行任务的军人行动提供方便，不能有任何阻拦行为；六、关于你们储备的一万担大米可以供难民们使用，但我们日本士兵同样需要大米，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需要，你们应当迅速尽快地将大米交出来；七、你们应当协助我们实现城市内的供电、供水等事情的恢复；八、从现在起，你们要及时为我们提供劳工……”
“他把我们当作他的俘虏一样，根本没有认可我们安全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拉贝用英语轻声地对斯迈思说。
“尊敬的德国同志，你对我的指令有怀疑吗？”原田竟然用英语责问拉贝，这让拉贝吓了一跳。
“长官，你是胜利者，胜利者可以支配一切胜利成果。但我的任务是保护我们德意志人在南京的财产和战时平民的安全，关于我的使命，我的元首是知道的。因此也希望将军阁下能够给予支持和帮助。”拉贝这回用的是标准的汉堡口音的德语。福田参赞为他作翻译。
原田听后，点点头，脸上的表情表示了他对拉贝和希特勒的尊重。“先生能否下午陪我到你们的安全区看看？”
拉贝与斯迈思交换了一下眼色，认为这不一定是坏事，便答应了。
但是到了下午，拉贝失去了陪同日本原田将军的机会，因为有一队日本兵又要在安全区里带走一批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拉贝知道所有被日本人带走的中国士兵结局总是悲惨的，因此他立即驱车赶到现场，并且一再向日本兵声明：“我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我在这里的一切行动都曾向我们的元首希特勒报告过，所以我以一名纳粹党员的身份和一个德国人的名义，向你们担保这些中国士兵——一群已经放下武器的俘虏，他们决不会与你们有任何军事方面的行动，你们应当释放他们。如果你们坚持要带走他们，那么连同我一起带走好了！”
拉贝做出了让日本兵不知所措的姿态——他用胖乎乎的身躯挡在日本兵面前。
“你的死啦死啦的！”有几个日本兵生气地用刺刀对准拉贝的鼻子尖，企图吓唬他。汉堡商人仿佛根本不在乎，依然大义凛然地站在原地，面不改色。
最后还是一个日本军官出面解了围，命令他的士兵放下枪，并向拉贝表示歉意。
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在总部等待拉贝，说有要事向他报告。于是拉贝不得不将现场交给了那个曾经表示“歉意”的日本军官处理。拉贝亲眼看到这个日本军官带着他的士兵离开了现场，才动身前往总部。
“不好了，先生，日本兵又回去抓走了1000多中国士兵，而且这回来的武装士兵更多，100多全副武装的家伙哩！”还没有进委员会总部办公室，有人便气喘吁吁地向拉贝报告道。
“走，我们马上回去！”拉贝一边嘴里生气地骂日本人不讲信用，一边对斯迈思和米尔斯说。三个人重新上车，疾驰至安全区。但任凭拉贝他们与日本兵费尽口舌，对方就是不放人。
又是1300多人从眼前被强行拉走。拉贝涨红了脸，几次欲冲到日本兵面前去挡拦，皆被斯迈思博士拉住。
“你们美国人怎么就没有一点血性？你看看这些日本野兽！他们连野兽都不如！”拉贝简直愤怒至极。
斯迈思无奈地说：“拉贝先生你还有所不知，今天他们日本飞机甚至把我们的军舰都炸沉了，而且还炸死了两个人！”
“如此胆大妄为？”拉贝不敢相信。
“我刚刚得到消息，说日本人把我们的‘帕奈’号炮艇炸沉了，死了一个意大利记者和一名船长。我们的大使帕克斯顿先生多处受伤，休斯艇长断了一条腿……”斯迈思悲伤地诉说着。
拉贝拍拍朋友的肩膀，安慰道：“上帝保佑我们。”
“走，还是去找找福田先生，他是我们唯一可以结交的日本朋友。”拉贝拉上斯迈思，又一次去日本使馆。
福田参赞答应出面跟军队说说。
“如果这样处决中国人的话，我无法为你们的军队去招募劳工了。”拉贝拿出这个理由，是希望日本军人想一想可能带来的后果。其实日本兵才不管拉贝的想法，在安全区抓捕中国军人已经是日军进城后的首要任务。尽管日军攻克南京城后非常嚣张，但他们内心依旧惧怕中国军队的抵抗和袭击，尤其是不敢轻视巷战和游击战一类的战斗，所以当进城后听说安全区潜伏了大量中国军人后，“扫荡”的矛头直指安全区。
从14日开始，日本军队不断派出“扫荡”分队进入安全区，凡见15岁至50岁左右的中国男人，统统要一一查验身份，要验看他们的手、肩和头发等等，看看手上有没有握枪的老茧，查查肩膀上有无扛枪的印痕，头上有无戴过军帽的发迹。稍有发现，立即拉出去枪毙。于是有人传说戴过帽的人头上都会留下印记，因此许多男人就把头发统统理成光头。哪知第二天日本人专抓光头的男人，可怜那些本不是军人的汉子们也被日本兵无情地抓走枪毙……
更加可恶的行径还有很多——
15日，安全区内的6名街道清洁工奉命在鼓楼一带打扫卫生，结果日本兵闯进去，见是一群男人，立即将其捆绑起来，押到一处墙根，用刺刀一个个捅死。
16日，在拉贝他们的国际委员会总部工作的伍长德被日军抓走，理由为他是一名中国士兵。伍以前是南京警员，他被带至首都剧场对面的一片空地上，日本兵让他在那儿站了几个小时，此间又有1000多个中国男人也被抓到那里。他们随后被带到汉西门，日本兵命令他们蹲在地上，后又被强行分为七八十人不等的几组，押至城外，用机枪处决。伍长德被分在最后一组，这时天已黑，机枪扫射时，他未受伤，随即装死。日本兵随后用燃烧之物将所有尸体焚烧。一名日本兵走到伍长德的身边，发现他没有死，便用锄头猛击其背部，并用柴火堆放在他身边。柴火点燃后，日本兵走了，伍才成功逃走。10天后伍长德化装成乞丐才重新回到国际委员会总部，拉贝他们才知道了这一起日军暴行……
“把所有的日军罪行记录下来！”拉贝悲愤难忍，他让斯迈思整理出第一份《日本士兵在南京安全区的暴行》材料，决定通过福田参赞向日军提出严正抗议：
日本士兵昨天在安全区的暴行加剧了难民的恐慌情绪，许多难民甚至不敢离开他们所待的房子去旁边的粥厂领取每日的定量米饭，因此我们现在面临着向收容所运送米饭的任务，这就大大增加了我们向大众提供粮食方面工作的难度，我们甚至找不到足够的脚力来将米和煤运送到粥厂。结果今天早上有数千名难民没有得到食物。为了让中国的平民能得到食品，国际委员会中的几个外国委员今天早上想尽一切办法避开日军巡逻队，把卡车开到安全区来。昨天，我们委员会好几个委员的私人汽车被日本士兵拖走了……写到这里，拉贝有种不吐不快之感，他疾笔如风，愤怒见纸：“不结束目前这种人心惶惶的局面，就不可能进行任何正常的活动！”为此，他向日本军方提出“立即采取的预防措施”：
1. 所有搜家活动由负责军官指挥，率领正规组织的小分队进行。（制造麻烦的大多是四处游荡的士兵，他们3人～7人一伙，无军官带队。）
2. 夜间，最好也在白天，在安全区的所有通道口安排日军岗哨（昨天我们已经向贵军的少佐先生提过这项建议），阻止四处游荡的日军士兵进入安全区。
3. 立即发放汽车通行证，贴在汽车挡风玻璃上，以免我们的卡车和私人汽车被日军士兵扣留（即使在城市保卫战的最艰苦的时期，中方司令部还是向我们提供了通行证，虽然此前已有车辆被扣，但在递交了申诉后，所有车辆都在24小时内物归原主。此外，当时中国军队的处境已经十分艰难，但仍然提供给我们3辆卡车为平民百姓运送粮米。与此相比，日本皇军具有更好的装备，而且已经控制了全城，城内的战斗也已经全部停止，因此我们坚信，在目前中国平民百姓需要得到日军的关心和保护的情况下，日军会表现出更高的姿态）。
想起前一天与原田将军见面时的情景，拉贝不由更加气愤，他还有话要说：“日军最高指挥官于昨天抵达南京，我们原以为市内的秩序和安宁会由此而得到恢复，因此昨天我们没有提出任何指控。但是昨天夜里的情况比前天还要糟糕，因此我们决定向日本皇军指出，这种状况不能再持续下去……”
真是忍无可忍！但不忍你又能怎样呢？拉贝觉得自己活到五十岁，还没有一件事能比与日本人打交道更无奈、更令人气愤的！
他再次想到了妻子的诗句：
脉搏的每一次跳动——必胜的信念
日光的每一次来临——不尽的奋争。
是啊，妻子说得多好！生命就是“必胜的信念”、“不尽的奋争”。面对强盗和野兽般的日本军队，你唯有坚持不尽的奋争，才会有必胜的信念。
拉贝讲究尊严，德国人一向讲究尊严，但在南京，在日本军队屠刀下的南京城内，德国人此刻已经没有了尊严。日本士兵可以想什么时候进来就什么时候进来，想抢什么东西就抢什么东西。屋子里的人已经不敢随便出门了，为了方便国际委员会和自己的汽车出入，拉贝有时叫佣人干脆把院子门打开，但又遇上了困难——守在门外的妇女和孩子们就会突然如放闸的潮水往院子里涌。拉贝无法劝阻他们，因为他们会集体跪在地上磕头求助。上帝也无法拒绝他们。拉贝只好“投降”。可是进院子后又能怎么安置他们呢？小小的院子里已经有600多人了！吃喝拉撒住都成问题。一个小小的卫生间挤上十几个女人和孩子，院子里的草坪上，躺满了人，有的甚至成了两层和三层——地上躺着的是一层，凳子上又躺一层，凳子上面还有一层门板上再坐满几个人……如此境况下，仍要不断遭受日本军人的骚扰。
“哐！哐哐哐！”有人在踢门。
“谁？”拉贝不得不放下手中的活，走下楼。
“是日本兵。他们想进来。”佣人胆怯地说。
“啪——”拉贝突然打开手电筒。一束亮光照射到院墙外几个探头探脑的日本兵脸上，他们见光而逃。
拉贝让佣人拉开院门，追赶出去。走过一段小巷，满地是血淋淋、臭乎乎的尸体。佣人们吓得往回就跑，拉贝虽然不怕死人，但气味实在难闻。回到院子，见女人和孩子们瞪着惊慌失措的眼睛一个个都在看着他。“他们希望我这个‘洋鬼子’能帮助他们驱赶凶神恶煞，我真有那么大的本事吗？”拉贝常这样自言自语。
又有两件事令他无法平静：一是日本总领事冈崎胜雄认为拉贝的国际委员会的存在没有“法律根据”；二是受命于国际委员会的50名安全区警察也被日本士兵当作中国军人强行押走并枪毙了。拉贝觉得这是日本军队对他和他的国际委员会的严重挑衅行为，为此他不能坐以待毙。“任何企图削弱或无视我们国际委员会存在的行为，就是一个目的：更随心所欲地屠杀中国人。”
“这是绝对不能让步的！”拉贝认为他与日本军方的斗争已经水火不相容了，必须严正地批驳日本人的阴谋。为此，17日，他又向日本使馆陈述自己的立场：
我们从未考虑寻求某种权力，与日本当局进行政治上的合作。在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1937年12月1日，南京市政府马市长将城市在特别时期的几乎所有管理职能赋予了我们，这其中包括管理警务、看管公共机构、消防、管理和支配房屋住宅的权力、食品供应、城市卫生等等。1937年12月13日，星期一的上午，贵军获胜进城的时候，城市的管理权在我们的手上，我们是唯一尚在运行的机构。当然，我们所获得的全权不能超出安全区的界线，而且我们在安全区也无权享有主权。
日本驻上海当局曾向我们保证过，只要安全区内没有军队或军事设施存在，贵军就不会蓄意攻击安全区。鉴于我们是唯一的城市管理机构，贵军进城后，我们立即试图和先头部队取得联系。12月13日下午，我们在汉中路遇见了一位贵军大尉，他正率部进入预备阵地。我们向他作出了必要的解释，在他的地图上标出了安全区的界线，此外我们还恭敬地向他指出了3个红十字医院的位置，通告了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的情况。他当时所表现出来的配合和平静增强了我们的信念，即：我们得到了贵军的完全的理解。
当天晚上和次日早晨我们起草了12月14日的函件，并让人译成日语。为了将这封信转交给日本当局，我们的拉贝先生、斯迈思博士和福斯特牧师3人一直在忙于寻找贵军高级军官。关于这一点，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先生可以证明。我们一共和5名贵军军官进行了接洽，但是他们都指出，此事要等到第二天最高指挥官抵达后和他联系。
第二天，也就是12月15日，日本帝国大使馆福田德康先生和关口先生来访，关口向我们转交了“濑田”号舰长和舰队军官的致意帖。我们向福田先生递交了12月14日的函件，并向关口先生保证，我们愿意为电厂恢复供电提供帮助。同一天中午，我们荣幸地在交通银行和特别长官（参谋部和特务机关长官）进行了会晤。对我们12月14日的函件，他给予了口头正式答复。
……但是恰恰从这个时候起，只要没有欧洲人陪同，我们的卡车在街上就会被扣留。从星期二早晨起，我们领导下的红字会开始派车在安全区收殓尸体，但是他们的车不是被强行拖走，就是被企图扣留，昨天甚至有14名该会的工人被拖走。我们的警察在执行警务时受阻，昨天在司法部执行警务的50名警察遭逮捕。据在场军官称，要带走他们枪决。另有45名我方的“志愿警察”昨天下午也同样被带走（这些“志愿警察”是委员会于12月13日下午组织起来的，因为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安全区内的“着装警察”尽管必须日夜执勤，但靠他们仍然不可能完成安全区内的警务工作。这些“志愿警察”既不着装，也不拥有任何武器，他们仅仅佩戴臂章，而且从性质上看不过就如同欧洲的童子军，他们临时承担一些小型服务工作，例如帮助维持民众秩序，做一些清扫工作，在急救时帮帮忙等等）。
12月14日，我们的4辆消防车被贵军征收用于运输。
我们力争让日本大使馆和贵军明白这样一个事实：人们为了南京平民百姓的利益，将城市的管理职能赋予了我们。一旦日本当局成立新的城市管理机构，或者其他的组织机构，我们将移交我们的城市管理的职能。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对于我们为了平民百姓的利益，为了维持安全区的秩序所进行的工作，贵军士兵横加阻挠。这样做的后果是破坏了我们为维持秩序而建立的体系，从12月14日早晨起，扰乱了我们必要的公务活动。具体地说是这样的，12月13日，当贵军进城的时候，我们在安全区几乎集中了城市的全部平民百姓，安全区当时只遭受到轻微的炮击损失，中国军队撤退的时候对安全区没有进行任何抢劫。完全可以说，我们为贵方和平地接过了整个安全区，在城市的其他区域恢复秩序之前，为使正常的生活能不受干扰地进行下去，作出了一切的准备工作。一旦秩序恢复，就可以在全城恢复正常的交通。但是到了12月14日，贵军士兵的抢劫、强奸和屠杀等等恐怖活动铺天盖地地压了过来，留下来的27个欧洲人和中国居民一样震惊了。
在拉贝的这封抗议信中提到安全区的“志愿警察”被日军杀戮一事，在过去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各种文章中很少提及。事实上这是日军在南京犯下巨罪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日军接近南京时，拉贝他们的安全区建立后，考虑到维护秩序需要，原南京市长马超俊应拉贝的请求，于12月1日，调派了450名警力，担任安全区警卫，这支队伍由南京警察厅第六警察局长伍建鹏兼任警卫长。但后来涌入安全区的难民人数激增，原有警力不够。日军占领南京后的第一天，国际委员会便从难民中组织了一支既无制服又无枪械，仅佩戴国际委员会自制的臂章，类似童子军的志愿警队，由拉贝向日本使馆和日军代表口头应诺：“难民区内留置警察，除警棒外，不准携带任何武器。”但在日军随之而来的追捕“中国军人”的大扫荡中，这些志愿警察几乎都被日军当作“中国军人”而拉走枪毙了。1945年11月，审判日本战犯时，警察陈永清就曾出庭作证：“日本中岛部队在南京难民区中的司法院查出军民及警察等2000余人，每行列用绳捆绑圈住，赶至汉中西门，用机枪扫射，已死者及伤者都被日军用汽油焚烧。”原中国军队87师副排长仲科也在作证时描述道：“……忽来敌百余名，押我等及院内所住之难民千人，出诸室外，排列成四路队形，向汉中西门去，途中又有未及更衣的警察400多人衔拉而行。敌兵时顾余等作狰狞笑。距城关一箭之地，敌兵以手示止踵，并以粗如臂、长数十丈之麻绳围绕警察约200余名，押往城外，十分钟后，闻机枪大作。接着，持绳之日军冉冉而来，分批圈杀。”据当年东京审判前的调查，日军杀害警察人数约2000余名，多为担任安全区警卫任务的警察专员和志愿警察。
我们把话题回到拉贝与日方交涉这一环节——
针对城内接二连三的暴行，拉贝等多次口头或书面向日方提出抗议或建议，希望日军派出巡逻和警卫，以维持基本的秩序。日军一方面表面上答应要重视拉贝他们所反映的情况，另一方面其实一直在怂恿其官兵的无节制暴行。这一点最让拉贝不能忍受。他指出：“昨天晚上8时至9时之间，我们委员会的5名成员巡视了安全区。巡视过程中，不论在安全区内还是在安全区交界区域，没有看见一个日本巡逻哨。在贵军的威胁下，加上中国警察被拖走处决，我们自己的警察在街上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只在安全区的街道上看到了两三个一伙四处游荡的贵军士兵。我写这篇报告的时候，安全区的四面八方又传来消息，这些四处游荡、无法无天的贵军士兵正在奸淫掳掠肆意蹂躏。这表明，贵军没有考虑我们昨天（12月16日）函件第2点中提出的请求，即：在安全区入口处设置岗哨，阻止四处游荡的士兵进入安全区。”
“过去3天的蹂躏和破坏如果得不到制止，救济工作的难度必将成倍增加。我们组织安全区的原则是，鼓励每个家庭尽可能通过个人途径在安全区商定食宿事宜，以减缓突发局面给我们的组织机构造成的负担。目前的局势如果得不到改善，那么要不了几天大部分居民就要挨饿。各家自己储备的食品和取暖物资已经告缺，中国人的钱、衣物和个人财产都被四处游荡的贵军士兵抢走了，人们怕上街，怕重新开店做生意，因此正常的生意和其他的活动只能小规模进行。我们的供应也陷于停顿，从12月14日早晨起，货车运输可以讲几乎陷于瘫痪。贵军进城前，我们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向安全区运送储备粮。我们准备过一段时间再分发粮食，因为我们已经要求居民们带上能维持一个星期的食品储备。为了防止一些收容所出现粮荒，我们委员会的欧洲委员不得不在夜幕降临后用自己的私人汽车给收容所运送粮食。”
想到日本总领事傲慢且无视国际委员会存在的言行，拉贝心情难以平静。“如果不能尽快恢复正常的粮食供应，居民将受到饥饿的折磨。另外一个折磨中国居民的因素是贵军无休无止的骚扰。一些家庭向我们诉苦，他们的房子被砸开，遭抢劫，他们的女人一个晚上被强奸多达5次。于是他们第二天早晨逃离住所，找一个希望能得到安全的地方住下来，这难道奇怪吗？”
而日军有些借机杀人的做法，也必须加予坚决制止。拉贝举例：“昨天下午，贵军指挥部的3名军官前来我处交涉，请求在恢复电话通讯方面提供帮助，就在这同时，一批电话工人被赶出了他们在安全区的住所，他们都佩戴委员会的袖标，我们不知道他们逃匿到什么地方了。如果任这类恐怖活动继续发生，我们就不可能提供必要的工人，从而帮助对民生至关重要的机构恢复工作。”
“如果市内贵军士兵的秩序不能立即得到恢复，那么我们就无法保证20万中国平民中无人饿死！”拉贝愤怒地写完最后一句话，在他看来，如果不对日方指出这样严重的后果，那么日本人是不会停止更大范围的屠杀的。
德国人做事的严谨和穷追不舍的作风也许永远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拉贝认为自己的“严重声明”和“抗议”还不足以提醒日方改正暴行，由此他第二天又让另一位国际委员会成员给日本大使起草了一份更加详细、措辞更加严厉的信件：致南京日本大使馆：
由于贵军士兵持续不断的抢劫、暴力和强奸，整个城市笼罩在惊恐和悲惨的气氛中。1.7万多人，其中很多是妇女和儿童，逃到我们的建筑物里来寻求保护。目前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涌进安全区，因为外面的情况比我们这里还要糟糕。下面我列举在过去的24小时中在我们的建筑物中发生的暴行，这些暴行还不算是最严重的。
1. 大学附中，干河沿：
一个受到惊吓的孩子被军用刺刀刺死，另一个被刺成重伤，即将死去。8名妇女被强奸。我们好几个试图帮助这些可怜的人并向他们提供食物的雇员，遭到了日本士兵的无端殴打。不论白天还是夜晚都有贵军的士兵爬过围墙。许多中国人已经3天睡不着觉了，他们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损害，变得有些歇斯底里。如果有朝一日这种恐惧和绝望导致了对贵军士兵强奸妇女行径的抵抗，那将会发生毁灭性的大屠杀，对此贵当局要承担责任。
美国国旗被贵军士兵以污辱的方式撕扯下来。
2. 蚕厂，金银街：
两名妇女被强奸。
3. 农具仓库，胡家菜园11号：
两名妇女被强奸。
4. 系所在地，汉口路11号：
我们委员会的人员居住在此，两名妇女被强奸。
5. 系所在地，汉口路23号：
我们委员会的美国委员居住在此，一名妇女被强奸。
6. 农艺系，小桃园：
这座建筑物多次遭到日本人的恶意骚扰，因此所有的妇女都逃走了。今天早上我去那里察看时，6个日本士兵站在我的对面。尽管我用极为客气的方式向他们提问，询问他们是否遇到什么麻烦，其中的一个日本兵仍然始终用手指扣着扳机，多次用手枪对着我。
以上未经修饰的事实还没有提到那些白天被四处游荡的日本兵骚扰多达10次、夜间多达6次的可怜人们的困难。这些日本兵出来要么是为了找女人，要么是为了抢劫，这些情况表明了立即实施管制的必要性。
贵方的一些代表声称，昨天夜里在所有这些建筑物的大门口，以及其他一些安置了大批难民的地方，都布置了军警岗哨。但是我们却连一个岗哨都没有看见。由于日本士兵到处都在翻墙越院，因此仅靠几个岗哨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除非在日本士兵内部普遍恢复纪律和秩序。
如果贵军士兵的行为不能重新得到控制，那么设立在原何应钦公馆的日本秋山旅团司令部对周围居住的人就会构成极大的威胁。如果贵方的将军们能关心一下这些事情，那么这个地方甚至能变成一个能提供特别保护的地区。
不仅仅是在这里，在整个城市，居民们的食品和现金财物都被日本士兵洗劫一空，这些人已经被逼到了绝望的境地。除此以外还有许多人，他们的衣物和被褥也被日本士兵劫走，这些人因寒冷而患上了疾病。
贵当局打算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在城市的每一条街道上都有饱含着眼泪的市民悲痛欲绝，他们抱怨说，只要日本士兵一露面，就没有一个人，没有一栋房子会安全。这种做法想必不会是贵政府的意图吧？南京的居民希望日本人能给予较好的待遇！
如果贵方有机会，我建议，和我一起去查访一些地区，就在贵方院墙之下发生的一个个恐怖事件给这些地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就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被7个来我们这里检查的日本士兵打断了，我必须和他们打交道。所谓检查，无非就是看看有没有女人能让他们晚上拖出去强奸。
我夜里就睡在这栋楼里，而且我还将继续在此过夜，希望能给这里无依无靠的妇女儿童多少带来一些好处，能给他们提供一些我所能提供的微薄的帮助。
我和我的朋友们（欧洲人和美国人）在进行我们人道主义工作的时候，多次遭到贵军士兵的威胁。如果在此过程中我们被酗酒或失去纪律约束的贵军士兵杀害或伤害，那么谁应当对此承担责任，是没有任何异议的。
我一再努力本着友好和谅解的精神来书写这封信，但是却无法掩盖字里行间所反映出来的自贵军5天前进城以来我们所经历的绝望和悲痛。
只有贵方迅速采取行动才能整治目前的局面！
签名：金陵大学紧急委员会主席 M.S.贝德士
信件发出后，拉贝觉得不能就此了结，要想让日方收敛其军队的野蛮行径，必须与其面对面地进行斗争。
18日下午5时，拉贝和斯迈思作为德国和美国代表，决定再次去找那个傲慢的冈崎。
“今天我们是作为德国和美国民间人士的代表来的。希望冈崎先生充分注意到，斯迈思是美国著名教授，而我作为德国的一名纳粹党员，且是德国最高荣誉的获得者、德国在华人士的代表，来向你反映情况和表达我们的意见……”拉贝今天一身笔挺的西装，并且在西装上别着明显的纳粹标志，见了冈崎后，毫不含糊地递交了长长的意见书和早已准备好的《日军在南京所犯暴行的报告》。
这让冈崎感到气氛有些很不自然。其实这名日本政府的代表根本不惧怕眼前的德国人和美国人，他有所顾忌的是“纳粹”和纳粹领袖希特勒。因此，这一天的会面，冈崎变了些口吻，甚至后来确实让拉贝感觉日本兵不再像前几天那样任意到安全区拉走男人去枪毙了。
正是以拉贝为代表的一群欧美教授、商人、医生和传教士们以他们自己脆弱的身体作为武器和盾牌，在强大的日本军队面前，无私无畏地坚持着人类最基本和最原始的正义及良心，并且一次次地跟日方交涉，申诉理由，甚至直面抗议，同时通过“秘密”渠道将南京城里日军的残暴行为公之于众，令日本政府恼怒又有些无奈。尤其是17日后松井石根大将率部进入城内后，为了顾及他“英雄部队”的脸面，似乎也拿出了一些“整治军纪”的行动，比如不再进入安全区随意抓住男人当作中国军人而成群成批地枪毙，而这也是拉贝他们在阻止日军大规模屠杀中国人方面所作的重要贡献。
这来之不易。这个时候，拉贝每每回到住处，就会下意识地回头看一眼近在咫尺的那具悬挂在竹架上的中国军人的焦尸，心头便会涌起无比的悲怆——他为苦难的中国军人、为无助的中国平民们悲怆、痛苦，甚至暗暗落泪。
泪水像这个冬天的雨水一样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