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此刻的双手在剧烈地抖动，这种情况对他来说是很少有的，他是一战老兵，在非洲的苦难日子让他对再残忍的现实也有了很强的心理承受力，但现在他捏着由广州路83号、85号内住着的难民们写给他和国际委员会的信，无法平静了。

    我们这些签署本信的540名难民被安置在广州路83号和85号，拥挤不堪。

    本月的13日到17日，我们的房子多次遭到三五成群的日本士兵的搜查和抢劫，今天日本士兵又不断地来抢劫。我们所有的首饰、钱财、手表和各类衣服都被抢劫一空。每天夜里都有年轻妇女被抢走，日本人用卡车把她们拉走，第二天早晨才放她们回来。到目前为止，有30多名妇女和姑娘被强奸。妇女和儿童的呼喊声日夜不绝于耳。这里的情况已经到了语言无法形容的地步。请救救我们！

    老实说，这份由难民们自己写给国际委员会的信中所述内容，对拉贝来说，并非骇人听闻，问题的关键是：吃得太多苦的中国人一向不善言表，他们即使受尽非人的苦难甚至是死亡，一般也不会向人诉求，似乎一切都必须容忍。太多的血泪和苦难，让市民们变得麻木。而在这种麻木中，在无路可寻的情形下，有人竟然向拉贝他们这些“洋鬼子”求助，并且是带着完全沙哑的哭腔在乞求帮助，还能有比这更凄惨的吗？

    一向冷冷的拉贝，看着这封信，泪流满面。他自责没能保护好他的“臣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因为他现在是“南京市市长”，中国人也早已认可这一点，所以拉贝更加觉得无法原谅自己。

    “一个失职者无权为自己辩护。”拉贝坚持这样认为。

    很少有人见过拉贝独自掉泪。这一天韩湘琳发现拉贝先生的眼睛红红的，长时间地伏在办公桌上哭泣，并且有时哭得双肩都在颤动。

    “日本人！总有一天我要把你们的罪行让全世界人都知道！”拉贝一次次地诅咒魔鬼。

    前些日子，拉贝为了急于保护数以万计的中国男人——因为在日本兵的眼里，几乎所有在南京城内活着的成年男人都是中国军人，而这个数字足足可以让南京城再一次血流成河，故而拉贝必须全力以赴挺身而出保护他们。现在他发现，自己过去的几天里，做对了一件事，却犯了另一个错——救了许多男人，但有无数女人被日本兵强奸、轮奸甚至杀害了……

    这笔账一定要算。国际委员会成员们从安全区汇总来的报告让拉贝感到触目惊心：

    13日上午，47岁的朱女士，她的丈夫9年前已经死了，朱女士带着母亲和10岁的女儿住在离南门不远的一条很偏僻的街上。这一天日本兵闯入她家，抢走了她丈夫给她留的所有钱财，14、15日，日本兵每天要去她家10至20次，朱女士因此被强奸达20多次。女儿和母亲也遭受同样命运。15日后城南开始燃起大火，朱女士带着老母亲和女儿向城北逃跑，在离家不远处，老母亲走失。朱女士和女儿一路走着，又被日本兵多次强奸，母女俩悲痛万分，一并跳进了路旁的一口井里，幸运的是那口井很浅，她们在井里安全地待了一天，最后是路过的一位商贩发现并救了她们。16日，母女俩进了安全区，才算活了下来。然而安全区并不安全，当晚3个日本兵又将朱女士强奸了，其中一个家伙还逼迫她张开嘴巴吞下他生殖器上的污秽物……

    “恶心！人类历史上最恶心的事！拉贝先生，你不用看一个个具体的案例了，我这儿全部详细记录都有。”斯迈思抱来厚厚的一叠材料，他说他已经把各个委员从安全区内收集的日军暴行事件记录在案。“从14日开始，至少每天有1000名以上的妇女被日本兵强奸或轮奸，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大量我们没有发现和统计到的……”

    “昨晚在我旁边的一栋房子里，发生了同样的事。那房子里面有个防空洞内藏了20多个妇女，几个日本兵闯了进去，拉出其中的几名妇女正在实施强暴时，有人跑到我们这边报告了，我们的哈茨就立即赶过去，这才把几个畜生赶了出来。斯迈思，你说我们怎么办？”拉贝摘下眼镜，用纸擦了擦眼镜，然后看着“智多星”——斯迈思。“有什么新的建议？我们必须立即制止日本兵的这种兽行！”

    “还能有什么新的建议？日本人根本不会理睬我们美国人的任何建议。除非你——尊敬的德国人拉贝先生外，他们蔑视所有的人。”斯迈思耸耸双肩，一时无计可施。

    “无论如何，福田先生还是一个可以为我们说些话的日本朋友，我们必须把新的抗议书送达他的手上，再希望他尽快转交给日军指挥官。目前最关键的是要在安全区内8个妇女比较集中的地区让日本指挥官派他们的宪兵来保护。这是当务之急。”拉贝说。

    斯迈思想了想，说：“这也是唯一的办法了！可据我所知，目前整个南京城里，日本军队只派出了18个宪兵，他们却要看住几万人的战友……”

    拉贝摇头：“分明是他们的长官在放纵属下奸淫强暴、烧杀抢夺！明天我跟你们一起到他们的使馆去。”

    但是第二天即19日上午，拉贝没有去成，因为当晚他的院子里差点发生了危险的事情：6个日本兵像贼似地爬过围墙，跳进了院内，想再从里面打开院门，好让院外更多的日本兵进院……

    “日本人进来啦！”

    “救命呀——！”突然，院子内哭的喊的闹成一团。

    “八格牙路的！”日本兵生气地冲着那些叫喊的人拳打脚踢起来。情况万分危急时，拉贝出现在日本兵面前，他用电筒扫了一遍，然后直照在其中的一个日本兵脸上。

    “八格！”那日本兵愤怒地从腰际拔出手枪，对准拉贝，“你的什么的干活？皇军的要花姑娘！你的滚蛋的！”

    拉贝用英语骂道：“畜生！我是德国人！你——好好地看看这个标志！”他把纳粹袖章在那个日本兵面前晃了晃，随后又在所有日本兵面前晃了一遍，又怒斥道：“这是我的院子！我们的元首赋予我保护它的权利！你们如果不想找麻烦，就请立即从院子里出去！”

    那个日本兵看见拉贝的纳粹袖章，一下愣住了，随后收起了手枪，朝一同跳进院子的另外5个伙伴挥挥手，向大门走去。

    “不行，你们从什么地方来的，就请从什么地方出去！”拉贝一个箭步，上前拦住日本兵，用手指指围墙，示意日本兵爬墙出去。

    后来的一幕实在让院子里所有中国难民也包括国际委员会成员欢欣鼓舞了一番——6个日本兵狼狈不堪地在拉贝的手电筒照射下从高高的围墙上连爬带滚地跳了出去。

    “哈哈哈……拉贝先生，你是唯一能让日本兵滚爬着出去的人！太伟大了！德国人万岁！”韩湘琳和所有在院子里避难的中国人向拉贝又是磕头又是欢呼。

    国际委员会的美国、英国人无一不向拉贝竖大拇指。难得一笑的拉贝，这回站在梧桐树下洋洋得意了一番。他指指一人多高的围墙，说：“假如它再高出一米，他们恐怕即便能进得来，也不好再爬着出去！”

    拉贝的话再度引得满院哄笑。这一天发生在小粉桥1号的故事，如同一曲经典小调，在拉贝的当天日记里和许多国际委员会成员们所留下的宝贵史料中都有记载。

    但，当时的南京城毕竟已经是日本人的天下了，无恶不作的日本兵会轻易饶了令他们屈辱的“洋市长”？

    “无论如何，拉贝先生您今天不能离开这个院子，小日本可不好欺，他们一定记恨在心，必定找机会来报复。这个院子里现在已经有200多位妇女，她们的命可全仗着您老了啊！”韩湘琳在听了难民的一片担心声后，向拉贝恳求道。

    “可是……我是国际委员会的主席，我要对整个安全区的20万人负责。今天是约好要去见日本使馆人员的，这可怎么办呢？”拉贝搓着手，很是着急。

    “拉贝先生，你不能走啊，你一走日本人再跳进来，非把我们全杀了呀！”拉贝正在犹豫之际，突然脚跟前围了几圈妇女和儿童，哭哭啼啼地跪在地上向他乞求着。

    “上帝！”拉贝暗暗叫苦一声。只见他仰天一叹，双手从空中向下一掷，说，“好吧，今天我在家里给你们当守卫！”

    “好人！大好人！”

    “拉贝先生大好人！”

    “好人拉贝”从此在南京市民中叫开，并且不断地流传开来。

    此刻的日本大使馆内，斯迈思和贝德士、医生威尔逊等正向福田参赞等日方外交官递交两封事先准备好的“意见信”——在日本人面前他们不敢说“抗议信”，其实就是彻彻底底、名副其实的抗议书。

    一封是威尔逊作为医生的“抗议信”。他“抗议”了18日夜在他所在医院发生的事：

    在此请允许我向贵方指出12月18日夜间发生在大学医院的事件。这所医院里除了有医护人员和员工，还有150多名病人。这所医院以前曾经享有特权，为日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提供医疗护理。

    晚上将近8时的时候，3名日本士兵从医院的一个后门闯入，放肆地在医院的走廊里跑来跑去。医院65岁的护士海因兹小姐接待并陪同了这些闯入者，尽管海因兹小姐一再声明她的手表属于私人财产，他们仍然抢走了她的手表。此外被偷走的还有6块怀表和3支钢笔。3人中有2人离开了医院，而另外一人则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晚上9时15分的时候医院方面得知，剩下的那个日本士兵强行闯进了护士的寝室。我对这间房进行了检查，发现这个日本士兵和6个护士在房间里。当我赶到时，其中有3名护士已经被强奸。全体护理人员对此感到极大的震惊。

    我们原先一直以为，医院能受到保护，免遭这类事件的侵扰，因此没有急于向贵方提出要求给予特殊保护。现在我们不得不提出这种要求，并请求在医院的入口处设置岗哨，或采取其他措施，防止这类暴行再次发生！

    威尔逊，这位哈佛医学院毕业的博士，1936年获准到南京金陵大学医院工作，南京沦陷时，他是全南京城唯一留下来的一名外科医生，经历了大屠杀现场。威尔逊先生作为医生，其实从1937年八九月份开始，就一直在从事救治中国伤员的紧张医务工作。日本军队进城之后的日子里，威尔逊看到了无数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军人惨遭日军野蛮和残暴的枪杀而致死、致伤的案例。这一天他向日本大使馆提交的“抗议书”，仅仅是因为拉贝先生临时通知他“准备一份最新现场材料”而完成的一份简单材料。事实上，在18日晚，威尔逊给他家人写的一封信则比较完整地记录了日军从13日至18日这一周中犯下的暴行。威尔逊这样告诉家人——

    今天是当代但丁炼狱的第六天，是用血腥和淫秽的大字写成的。大批人被屠杀，成千上万妇女被强奸。看来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这些野兽们的残暴、淫欲和野蛮。开始我对日本兵笑脸相迎，免得惹起他们的愤怒，但微笑渐渐就不起作用了，我的目光也像他们一样变得冷漠和怀疑。

    晚饭后我返回住所时，发现三个士兵已经仔细搜查过这个地方。海因兹小姐陪着他们去后门。有两个家伙到了那儿，另一个却不见了。他一定是藏在附近哪个地方。我给外面的其他人打手势，明确告诉他们这是美国医院。你们怎么能这样呢？那两个家伙允许把他们领出去。他们抢走海因兹小姐和其他人的手表，还抢走了一些钢笔。

    让我讲述在前两天所发生的一些事。昨夜，大学（指金陵大学）的一位中国教员的住宅被捣毁，他的两位亲属被强奸。一所难民营里的两位大约16岁的女孩被强奸致死。在金大附中有8000名难民，昨晚日本兵翻墙进去10次，抢劫食物、衣服并强奸妇女直到他们满足。他们用刺刀捅死了一个小男孩。上午，我花了一个半小时为另一个8岁男孩做了缝补手术，他被刺了5刀，其中一刀刺穿了他的肚子，一部分腹膜流了出来。我想他能存活。

    我快步走出去，因为发现了第三个日本兵。他正在护士宿舍的四楼，那里住着15位护士。她们一生中的这一刻给她们留下了永远的创伤。我不知道在我赶去之前他已侮辱了多少姑娘，但在我来到之后，他就没再做任何事。他拿了一只或两只手表，还想带走姑娘们的照相机。我让他把照相机还给姑娘，让我惊奇的是他居然还了。然后我陪他去前门，并和他“深情地”告别。不幸的是，他对我的注视并不领情。先前来的一名士兵耍弄着他那支令人恐惧的手枪，我很感激他没开火。

    今天我收治了一位有3处子弹孔的男人，他是80人中唯一的幸存者，80人中包括一个11岁的男孩。他们被从所谓“安全区”的二幢房屋带到西藏路西边的山坡上，在那里被屠杀了。日本兵离开后他苏醒过来，发现周围79人全死了。他的3处子弹伤得不太严重。说句公道话，在这80人中只有几个是前军人。

    这儿有个女孩子，我认为是个因出生而致伤的弱智人。她除了用手去抓抢她仅有的被子的日本兵以外，没有任何理智，但得到的结果是被军刀砍掉了颈部一边一半的肌肉。

    另一个17岁的姑娘，颈部有一道可怕的又深又长的伤口，她是她家中唯一的幸存者，其他人都被杀死了。她是南京和记有限公司的雇员。

    我查看完我所照料的150名病人后，离开医院回去吃晚饭，一轮圆月从紫金山上徐徐升起，夜色非常美丽，简直无法形容。但这时月光下的南京城却是太平天国以来最荒凉的时期。城市的十分之九被中国人抛弃，街上游荡的日本士兵四处抢劫。剩下的十分之一地区将近有20万惊恐的市民。

    ……难民在不久的将来将面临饥饿，冬天的燃料也没有着落。这不是我们期望的令人愉快的冬天。1937年12月的南京，迎来格外寒冷的冬天。尤其是在日军占领后的第一个星期里，南京市民们所受的苦难被威尔逊比作是“当代但丁”炼狱的一周，这一点也不过分。

    在日本外交官面前，另一位美国人斯迈思所交的抗议书其火药味就更浓了，因为他递给日方的是一份列举了54起日军在安全区内所犯的奸情的报告——之前他和拉贝已经上交过16起案例。用事实说话，让细节作证，这是西方人在二战甚至更遥远的历史过程中一直采取的战胜对手的武器之一。

    面对肮脏血腥的强奸、轮奸还有残暴、别出心裁的奸杀行为，一向十分傲慢和强词夺理的日方官员，也无奈地在斯迈思、威尔逊面前频频摇头。

    “我们一定转告军方，希望他们严整军纪。”福田说。

    “拉贝先生为了保护他院子里的300多名妇女和孩子，他不能在危难之际离开他们，所以今天没有能出席我们的会晤，在此我代他向你们表示歉意。而拉贝先生和我们一样，寄希望于贵方能满足刚才威尔逊先生提出的请求，在他所在的医院的入口处以及我们昨天提供的清单上列出的18个收容所的入口处设置岗哨，这样在洗掠抢夺的汪洋中，至少我们可以开辟出19个安全岛，向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居民提供保护。”斯迈思向日方力争。

    日方口头表示考虑。然而拉贝他们后来发现：日本人根本没有履行承诺，偌大的南京城包括安全区与医院附近在内，仅有十几个日本宪兵，而且这些宪兵本身就没有像样地在履行职责，故而放纵的日军变本加厉地到处“找花姑娘”，行兽性，杀无辜。

    就在斯迈思等从日本大使馆出来的路上，他们正准备去金陵大学附中核实前一天晚上被日军拖走的3名女学生（其中有一名女学生在被拖走之前就被3个日本兵在门口轮奸）的案情时，发现美国的布洛姆莱小姐被3名日本兵押着。

    “他们连美国姑娘都敢欺负啊！”斯迈思、菲奇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你们想干什么？”斯迈思从车子上跳下，朝日本兵冲过去，挡在他们的面前责问。

    “八格牙路！”日本兵显然愤怒了，两把枪刺对准了斯迈思和菲奇。

    “我们要求布洛姆莱小姐上我们的车。”斯迈思说，“她是我们美国人！”

    “不行！”日本兵坚决反对。

    “那好，你们如果坚持的话，我们一起到你们的大使馆去解决。”斯迈思的话起了作用。

    菲奇趁机将早已吓得连话都说不利索的布洛姆莱小姐拉上他们的汽车。但日本兵依然不罢休，企图用战马拦住斯迈思他们的汽车，偏偏那些马不争气，见了马达隆隆的汽车发怵，结果斯迈思他们成功地搭救了布洛姆莱小姐。

    “岂有此理！他们应当对这样的事件负责！”斯迈思认为，日军的无法无天必须让他们的使馆了解，于是他们又驾车到了日本使馆，向田中大使提出强烈抗议。

    田中大使直皱眉头，喃喃道：“我们对贵国公民的安全是有保障的。”

    “大使先生你认为现在的南京城里有什么地方可以让布洛姆莱小姐安全地安置下来？”斯迈思问。

    “这个……”田中大使窘迫不堪，最后说，“还是你们自己将这位小姐安置吧。”

    还有比这样的国家更无耻的吗？斯迈思一行离开日本大使馆后，一路气愤地诉说着，因为眼前满街的烧杀抢淫，活生生地告诉这些异国见证者：日本侵略军和纵容他们的日本政府已经完全不把南京人民当作人对待，而在这样的无节制的烧杀抢淫过程中，日本军人也实实在在地将自己变成了一个个魔鬼和恶棍。

    把布洛姆莱小姐送到大学医院安置好后，斯迈思一行驶车准备到拉贝住处向这位“南京市长”汇报。一路上，他们的车子不断被求救的中国人拦住，不是向他们申诉日军的暴行，就是哭喊着求他们去救人……十几分钟的路，结果快到傍晚他们才与拉贝见面。

    就在这时，威尔逊医院那边又传来一件更让这些国际委员会成员悲愤的事：一个怀孕6个半月的19岁姑娘，因为反抗日本兵的强暴，面部被砍18刀，腿部还有多处伤口，其腹部被军刀刺破一道深深的口子。姑娘生命垂危，腹里的婴儿流产……

    令人发指！发指！拉贝听后，与斯迈思等一起赶到医院看望这姑娘，威尔逊正在全力抢救她……“你们还是不要看的好，太惨了！”外科医生出身的威尔逊这样劝拉贝等，他说从8月份以来，他看过数以千计的伤员，但这个姑娘挨的刀是最多的。“上帝看了也会颤抖的。”医生喃喃道。

    这个当时19岁的姑娘叫李秀英，她在威尔逊和拉贝等人的全力抢救下，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后来她成为了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见证者，曾经与朱成山馆长一起到过日本，用她亲身经历向日本人民控诉了当年日军的暴行。

    1999年9月8日，时年已至80岁的李秀英老人，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接受了德国学者哈璐特博士的采访，她为远道而来的拉贝研究者讲述了自己惨遭日兵强暴的情形和承恩于拉贝的亲身经历——

    我于1919年2月24日出生。13岁的时候我的妈妈死了，以后我在家里带我的弟弟。1937年的时候我结了婚，我的爱人在上海做打字员。上海淞沪大战开打后，我打算回到南京。当时我准备过江，但那时候南京没有长江大桥，过江只能用小船划着过江，很危险。那时候我已怀孕6个多月了，所以船工不愿意带我走，因为我肚子大不能动，怕给他们带来麻烦。后来在一次次哀求下，他们才答应把我送过了江。

    日本人进城后，南京的一些外国人组成了一个安全区，范围很大，我们老百姓都认为安全区是安全的，日本人不敢来欺负我们。哪里知道日本人进城以后就把机枪架在安全区的十字路口，不管是谁，一看见就开枪，或者用枪扫射，老百姓害怕得马上就乱了。日本人坏透了，他们看见远的人就用机枪打，走近的人就用刀刺。在安全区里就是这样。他们看见妇女就掳，狂得不得了！

    当时我们在安全区住的地方就是现在的体育馆一带，那个地方以前是外国人办的学校。我们住在学校的房子底下，里面原来是储藏室，还放着桌子，我们进去后就把桌子等搬出来便住在了里面。

    日本人是13号进南京的，18号的时候日本人来到了我们的地下室。18号下午抓了一些年轻男子出去。上面有几个老人准备了一些帐篷，每天做饭，早上天亮的时候我们吃饭，到了晚上日本人看不见的时候我们再上去吃东西。一天只吃两顿。一听到日本人来了，大家就会把老人和孩子推到前面，我们妇女躲在后面。

    19号早上天一亮，那些老人把饭做好了给我们送下来，然后把门关上，再用椅子和桌子堵上。刚吃过早饭，我们就听见日本人的脚步声，大家都很紧张。日本人来了是要抓年轻的女人，我一看就知道不好，因为我是一个大肚子，没有力气跑掉，于是我就把我的头撞到墙上，结果昏倒在地。日本人就抓了另外几个年轻的妇女。他们走了以后，一个老人把我弄醒了，然后我仍然躺在床上睡觉。那个床很矮。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手表也没有钟，房间里面什么也没有，也没有灯，很暗。冬天的白天时间很短，天黑得很早，我们的地下室只有小窗子那里有一点亮光。那一天晚上又来了日本人，几个老人看见日本人来了就叫我起来，他们说这个地方不能睡了，快起来吧。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头刚刚撞过墙，头上有一个大伤口，所以我不想起来。因为我知道出去也是死，反正是准备死了，干脆不动。这时候进来两个日本兵，一个人各抓一个年轻妇女往外拖。当时我躺在床上，其他难民对日本人说我是个病人，那个日本兵看了看我头上的伤口，信了，就走了。可是还有别的日本兵没有走，他扑过来要动手扒我衣服，我知道逃不脱，就在他不注意的时候顺手把他腰间的刀拔了出来，然后我一翻身就坐起来背靠墙站着。那日本兵根本没有想到我一个女人竟敢这样做，他吓坏了，扑过来抓住我拿刀的手死死不放。但小鬼子个子还不如我高，所以我就把他的领子拉着，然后我就咬他的胳膊，他疼得哇哇直叫。这时候，一同来的另外两个日本兵听见了，就把他们手中的两个女人扔下后，端着枪刺就直奔过来，朝我腿上就刺，但我宁死也不放被我拎住领子的那个鬼子。那两个鬼子就拼命地用刀戳我的腿，见我仍然不放手，就用刀向我的脸上戳，顿时我脸上的血哗哗地直流，开始是眼睛看不见，后来又觉得肚子上猛的一阵痛，就再也不知道后面发生了啥事……

    到现在已经60多年了。你看我的脸上，我的脸上外面已经缝起来了，但是里面没有缝。

    估计当时日本兵以为我死了，加上当时天也很黑，什么也看不见，他们就灰溜溜地跑了。他们走了以后，我父亲回来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家离五台山也不太远，他正好趁天黑回来吃点东西和拿换洗衣服。一进屋我父亲就吓坏了，旁人告诉我父亲，说你女儿跟日本人打了起来，被他们刺死了。当时我满脸浑身是血，大家都认为我死了。父亲摸摸我，见我没有气息，也以为我肯定死了。之后有两个老人开始准备把我埋掉，他们用门板把我抬出了屋。那个时候因为冬天，外面很冷，结果我的嘴里还在呼呼地吐血。这两个老人一看，说我没有死，还有气，于是他们就把我送到了鼓楼医院……当时鼓楼医院是美国人开的，送到了医院以后，有一个外国医生来看我，把我的脸缝了起来。后来我知道这个医生就是威尔逊大人，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肚里的小孩弄出来就死了。那个时候，有一个传教士叫约翰·马吉，他听说有一个被戳了37刀、小孩已经流产的女人还活着，就带了照相机，对我拍了几张照片。

    当时医院里每天来的受伤的人很多，住不下。等我伤势稳定后，他们要我出院。但我没家呀，怎么办？后来是马吉先生和拉贝他们帮我在安全区找了个比较好一点的地方安置了下来。

    安全区是拉贝当主席，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德国好人。拉贝住的地方和附近有很多中国人住在那里，他们一有什么事就喊拉贝来挡驾，日本人很怕他。那个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拉贝是啥纳粹党员。在我们心目中，不管他是不是纳粹党员，这跟我们没有关系，反正他是好人。我们南京人记得他，谢他。中国人就是这样：你做一点好事，我们报答你十倍。那个时候能够和日本人打交道的人不多，如果没有拉贝不知道要死多少中国人。

    “好人拉贝”是南京人自大屠杀之后几十年来一直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其实，“好人拉贝”，既是对拉贝本人的赞誉，也是对拉贝领导的所有留守在南京参与拯救中国难民的外籍友好人士的赞誉。

    “好人拉贝”如一首经典歌曲，在南京市民口中传唱了几十年，这也确确实实再次证明了以拉贝为代表的国际委员会成员们在日军占领南京期间所做的卓著贡献。

    然而，当年拉贝他们在面对日本军队疯狂和野蛮的屠刀时所要做的每一件事，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艰难得多，光说“冒着生命危险”是不够的，拉贝他们清楚，整个南京城仅安全区内，他们20多个人就承担起了照顾20余万难民的责任，而散落在安全区外的市民又有多少呢？基督教教义和人的良心告诉他们：凡是受难者，凡是自我无力生存者，凡是受到野兽般侵袭者，他们都有天然的来自上帝召唤的责任去保护。

    拉贝他们知道，与日本人打交道，除了勇敢，还必须有智慧，还必须有超常的努力和奋争。

    为了让妇女们尽可能地少被日兵官兵强暴，拉贝等决定：把分散在安全区各个地方的妇女们尽量转移到金陵大学来，把这些数以万计的妇女保护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这样日本兵就不敢胆大妄为，至少收敛些吧！

    如此行动并不容易，首先是不能让日本官兵有所感觉是拉贝他们着意这么做——如果一旦明目张胆行动，兽性已盛的日本兵会以为拉贝他们是有意绝断他们“找花姑娘”的欲念，那一定会有大麻烦。即使如此，国际委员会成员之一的里格斯先生在汉口路28号转移妇女时，遇上了急于要“找花姑娘”的日本兵，争执之中，有1人被日军打死，4人受伤。斯迈思等在汉口路19号转移妇女时，发现正有4名日本兵在强奸一群妇女。斯迈思等洋人在一旁怒骂或有意弄些骇人的声响，结果把日本兵气跑了。斯迈思等又迅速将这群妇女转移到了安全地方。

    日军在占领南京期间，到底强暴和杀害了多少妇女，其实连细心记录案件的拉贝等也难以搞清。斯迈思的“奸情报告”有400多例案件，而这也仅仅是日军强暴妇女的冰山一角。漏记与未报的还有多少？斯迈思自己估计至少有几倍数之上，因为这400多例只是他们国际委员会成员的所见所闻。英国《孟却斯德导报》记者田伯烈说的“至少2万以上”妇女被奸，其实也仅仅是粗略的数字。而且从时间上看，到1938年2月份拉贝走了之后，仍有大量日军到处奸淫残害中国妇女。不过，必须十分肯定地承认，如果没有拉贝他们竭尽全力、每天东奔西跑地出面制止，一次次到日本使馆甚至官方最高人物松井石根面前抗议，那么被强奸、轮奸和杀害的中国妇女将至少比田伯烈所估计的“2万以上”要高出几倍……

    拉贝等洋人们对南京妇女们的救命之恩可与不尽的长江水相比，下一章还将专门叙述另一位杰出人物在这一方面的特殊贡献。这是后话。

    我们现在再来看拉贝等洋人所做的另一个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