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拉贝等动议设置安全区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妇女和孩子，而是要保护所有遭受日军暴行的南京难民们。
这谈何容易！
20余个洋人，20多万难民，面对的是数万发了疯的持屠刀的日本鬼子——拉贝他们面临的是怎样的一种局面？
时至1937年圣诞节前夕，南京城里的日本军队开始了新一轮的疯狂：到处纵火焚烧这座千年名城。
那些日子里，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间，南京城到处火光冲天。难民们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了日军飞机的轰炸，怎还会处处熊熊大火？原来是日本人在到处焚烧。
为什么要焚烧？开始大家不明白，后来终于有人揭开这一谜底：原来不断有西方记者通过种种渠道，或多或少地报道了日本在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日方有了压力，于是为了掩饰他们的大屠杀罪行，来了个彻底的“焚烧计划”，即将血流成河、抢劫掠夺、遍地奸情的罪证，统统借火一把抹尽……
“夜里2时30分，我被院墙倒塌声和屋顶坍塌声惊醒，大火已经蔓延到了主要街道中山路。这个时候危险是很大的，因为大火会蔓延到我的住处和中山路之间的最后一排房子……”这是拉贝在21日的日记中描述的一段话。从中可一窥当时日军疯狂焚烧南京城的罪恶场景。
为了顾及美国使馆和美国人在南京的一些财产，12月20日，由斯迈思、威尔逊、马吉等14名当时留在南京的美国人联名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发去了一份紧急电报：问题严重，急需在南京派驻美国外交代表！
话仅有一句，但足以表达美国人的严重恐惧与极度焦虑。公然抢劫大使，撕毁美国国旗，焚烧美国人财产，甚至对教堂等场所实施同样的抢劫与焚烧……日军无恶不作，即使是德国的使馆和德国人的私人住宅，日军照样“不给面子”，更何况让日本人不爽的美国人了！
笔者从史料中查阅到当年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美国政府派往南京的外交官了解日军侵犯美使馆财产及美国公民人身安全的情况资料，看到了美国外交官爱利生先生向美国国务院有多份报告。其中一份报告里详尽描述了一天时间内的日军侵扰活动：“从昨天中午到今天中午，已有15件涉及日军擅自闯入美国人房产的事件报告到大使馆。擅自闯入的过程中除了抢走美国公民及机构的财产外，还强行将住在上述房屋里的10名中国女难民掳掠。最近的一次，也是最声名狼藉的事件，发生在今天上午：日本兵驾驶两辆卡车闯入属于统一基督教会的大院，搬走一架钢琴和其他财物。搬钢琴时，他们毁坏了一大段院墙……”
国际委员会则有一个记录南京城西南部双塘一天24小时内惨遭日军13次侵袭的报告：
13：50 3个日本士兵拉走并强奸一名妇女。
14：10 一个日本士兵带走3个中国人去干活。
14：30 4个日本士兵来收容所四处乱看，20分钟后离开。
15：25 3个日本士兵带走10个中国人去干活。
16：10 3个日本士兵把一名妇女拉到一所大门外面但仍属于收容所的小屋里强奸。
16：40 2个日本士兵闯入收容所找姑娘，找了15分钟后离去。
17：05 3个日本士兵闯入大楼，把所有物品扔得乱七八糟，20分钟后离去。
18：35 2个日本士兵要求2个难民为他们弄到姑娘，当这2个男子拒绝他们的要求时遭到了殴打。
23：00 3个日本士兵翻越围墙，抓到2名妇女并把她们拉走。
1938年1月7日：
10：00 一个日本士兵闯进收容所四处乱看，10分钟后离去。
10：15 一个带着武器的日本士兵来寻找姑娘，但未能如愿而离去。
10：30 3个日本士兵来拉姑娘，没有拉到，但是拿跑了门卫的棉鞋，给他留下了他们的旧鞋。
10：50 一个日本士兵闯进大楼，把所有物品扔得乱七八糟，10分钟后离去。
贝德士先生是金陵大学的美籍教授，他在日本占领南京后，就曾为日军闯入大学校园和他及其他美国人士的住宅施暴共给日本大使馆写了13封抗议书。其中12月15日的抗议书这样说：
“在我们照管1500名老百姓的新建的图书馆里，4名妇女遭强奸；2名被劫持、强奸后放回；3名妇女被劫持走，尚未回来；一名妇女遭劫持，但因在你们的使馆附近碰上宪兵而放了回来。日本兵的行径给这些家庭、给他们的邻居、给住在城市这一带的所有中国人带来极大的痛苦与恐惧。今天下午又有100多起发生在安全区其他地方的类似案件报告给我。这些案件现在不该由我来管，但是我提及这些案件是为了显示在你们近邻金陵大学发生的问题只是日本兵抢劫、强奸老百姓造成巨大苦难的一个例证……”
美国大使馆的馆舍也没有逃脱日军的骚扰。仅12月一次日本兵闯入馆内抢走3辆汽车、5辆自行车，并把使馆人员的钱财物抢走无数。日本兵甚至用枪刺顶住大使馆秘书的脖子，令其打开门，并企图在现场强奸中国妇女。其间撕毁和脚踩美国国旗的事件发生数起。更让美国人不可接受的是：当美国外交家爱利生到日本大使馆去提抗议时，还遭到日本人扇耳光。
“美国人确实是难受极了。到目前为止我很有派头地指一下我的纳粹袖章、我的党徽以及我房子和汽车上的德国国旗还能起到相应的作用，还能奏效（太棒了），但是日本人对美国人就丝毫不理会。”拉贝有些得意地嘲笑和同情美国朋友。
19日这一天，在鼓楼医院，美国特里默大夫和麦卡勒姆牧师因为与日本人发生争执，日本兵开枪差点把这两人打死打伤。这事在国际委员会成员中引起极大恐慌。
“拉贝先生，你们认真想想：我们目前尚能控制局面的‘假象’到底还能维持多长时间？”这是斯迈思认真而严肃地提出来的。他进而说：“如果难民区里的一个中国人打死了一个正在强奸他妻子或女儿的日本兵，那么局面就会失控，我们这些人能否阻止日本兵更大的屠杀？”
这个问题让包括拉贝在内的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们沉默无言。是啊，假如这样，安全区还有安全吗？我们所有的努力还有意义吗？而并非没有出现中国人看到自己的妻子或女儿被强奸后奋起反抗杀死日本人的……拉贝他们不敢吭声：因为他们就见过这样的事——有一次他们赶到一个地方去帮助一对正在被日本兵强暴的母女时，发现那两个日本兵被这对母女家的男人们杀死了。这还了得！国际委员会的人知道惹大麻烦了，他们将死掉了的日本兵扔在里屋，然后劝这家人赶紧逃跑，见四周没有人了，他们点了一把火，将这座房子连同那两个日本兵一起烧了个精光。
拉贝他们对此事守口如瓶，日方曾向他们询问过。“不知道。从没听说过。”他们摇晃脑袋时的“真诚感”让日本人无法判定到底是真是假。总而言之是躲过了一劫。
但这并不代表整个可能恶化了的局面。小心翼翼、千方百计实施保护难民行动，才是拉贝他们的聪明之处，也是他们顶着巨大压力和冒着生命危险的出发点。
1937年12月那个寒冷的冬季，这曲《圣夜静歌》，终在南京著名的基督教圣保罗教堂（简称圣保罗堂）内传出，它高昂中带几分凄婉，随着日军进城后的日子渐久，这《圣夜静歌》也变得那么悲愤——悲愤这世界本应该多一些博爱、仁慈与和平、公义，然而现在只有一样东西还留着，那就是：牺牲。
为谁而牺牲？牺牲谁？圣主是为普天黎民与教徒们牺牲，教徒们为捍卫正义和公义而牺牲，这牺牲便是基督教价值的核心——博爱。
笔者无意传播和宣扬基督教教义，然而在战争与死亡面前，当年留在南京城的那些包括拉贝在内的洋基督教徒们，他们的牺牲精神和对异国他乡的难民如此奉献，就是因为内心有强大的博爱信仰。
说到南京的圣保罗堂，笔者不能不说到一个人，他叫福斯特。这位1895年生于美国宾州、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的传教士，1920年左右来到中国，先在扬州马汉学校任教。1936年福斯特与美国著名律师汤森的女儿克拉丽莎结婚，夫妻俩在南京沦陷前的一个月到了南京城的圣保罗堂工作。战前的圣保罗堂非常气派，当时造价就达1.2万美元。这座朴素典雅的教堂后成为南京一景，为基督教开展教义活动的重要场所。
虔诚博爱的洋基督教传教士福斯特来到南京后，住在中国饭店对面。日军在1937年12月初就对南京进行大轰炸，中国饭店也被炸得遍体是伤，炮弹碎片将福斯特家的大门撞出两个大窟窿。12月14日，圣保罗教堂也被日军轰炸，损坏严重。安全区成立，福斯特传教士加入了国际委员会。他遵照拉贝主席等指示，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每天像守护神似的把着大门，严防日本兵侵入。但手无寸铁的传教士，怎能抵挡强盗入侵？每每此时，福斯特总竭尽全力与日本人周旋力争，也正是他的勇敢无畏多次让日本兵望而生畏。可福斯特一走，日本兵就偷偷闯入，并且当众强奸妇女。有位福音传道士卢先生，当时40来岁，文静温和又慈祥，可眼前日军的残暴，让他内心万般痛苦，每天嘴里不停地念着“恶魔降临到人间”、“恶魔降临到人间”……福斯特劝慰他，但仍然无用。不日，卢传道士投河自尽。福斯特发动教徒们到处寻找，几天后才在水塘中找到遗体。福斯特怀着悲痛给卢传道士买了口棺材，并用基督教仪式将其安葬。
从那时起，福斯特传教士几乎每天24小时盯守在他分管的那片难民收容地的大门口，时刻严防日军侵入和骚扰，为数百名妇女、儿童和其他难民保平安。
笔者还要提到一位丹麦人辛德贝格先生。这位曾在里多次出现的人物，他在南京大屠杀时用“最大的丹麦国国旗”庇护了2万南京难民，其功绩近几年才被公众所熟知。辛德贝格的事迹，在今年——2014年4月27日，让正在中国访问的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专程来参观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女王在纪念馆工作人员弹奏《永远的南京——辛德贝格玫瑰》这首歌曲时，为自己国家的英雄献上了一束美丽的玫瑰。
这一天，有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苏国宝老人向随女王而来的辛德贝格外甥女玛丽安讲述了当年这位丹麦英雄的事迹——
当时苏国宝只有10岁，日本兵侵入他所在的村子湖山村，一家4口人为了躲避日军暴行，逃进了辛德贝格先生负责管理的江南水泥厂。辛德贝格见小国宝可怜，便给了他一块大洋和18斤大米。苏国宝手捧大洋，跪在地上向辛德贝格致谢。“这块大洋让我们全家维持了好一阵生活。当时男人们被日本人杀死了太多，辛德贝格先生为保护我和让我养家糊口，叫我在他的水泥厂工作，还说以后等不打仗了送我去读书。他是个大好人。”苏国宝对辛德贝格的外甥女说。
辛德贝格的故事一直以来并不为人所熟知，2002年朱成山馆长率团到丹麦举办南京大屠杀展览时，无意间知道了辛德贝格的家乡就是展览地奥胡斯市，这让朱成山很是激动，他便通过当地报纸刊登了寻找辛德贝格的启事。结果是辛德贝格的妹妹看到了，便与中国大使馆取得联系，原来辛德贝格本人已经在1984年去世了。辛德贝格在南京的事迹让其外甥女玛丽安小姐感动不已，她决心为舅舅栽培一种特殊的黄玫瑰来纪念他。
“选择黄色是因为在丹麦文化里，黄色代表勇气。黄玫瑰是非常难以培育的。我想这正如我的舅舅：勇敢、独特，不易被复制。”玛丽安小姐如此说。2006年春天，辛德贝格先生的妹妹、80岁高龄的安德森和来自美国、黎巴嫩的6名亲属在南京和平广场栽下了这批黄玫瑰，次年又将这批玫瑰移植到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在那里开辟了一个“南京·辛德贝格玫瑰圃”。
“正义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玛丽安说。
南京人民自然更不会忘记辛德贝格这位“丹麦好人”。1937年至1938年，辛德贝格先生受雇于丹麦史密斯公司，赴中国南京负责江南水泥厂从丹麦购买的年产20万吨水泥生产设备。南京人都知道，江南水泥厂当时非常有名，除了它的设备是从丹麦引进的外，更主要的是日军侵入南京城之前，中国军方和南京市各界包括一些有钱的市民都在修建军事工事、防空洞等，水泥成了急需紧俏物资，所以江南水泥厂的生意自然极好。辛德贝格与另一位工程师京特，是1937年12月5日才到南京的，几乎一到南京，他们就承担着在日军炮火之下保护这套水泥设备的重任。
江南水泥厂在栖霞山附近，日军攻占栖霞山后，水泥厂由于是丹麦人开的，加上辛德贝格出了一招：他在水泥厂房顶上撑了一面达1350平方米的丹麦国旗，同时又经拉贝先生同意，在厂区内插了不少德国国旗，以避免惨遭日本飞机的轰炸。当时栖霞山一带中国军队与日军决战后，不少中国军人和难民纷纷躲进了水泥厂。为了确保难民们的安全，辛德贝格向拉贝申请，决定将水泥厂作为国际委员会领导下的一个城外特殊安全区。这个城外安全区，采用拉贝他们在城内的安全区一样的管理模式，并始终与拉贝等紧密协作、统一领导，故先后收留了15000多名中国难民。直到1938年3月，日军为了强化他们的所谓“统治有方”，硬逼辛德贝格离开南京，于是这个城外难民安全区也不得不随之宣布解散。水泥厂的工人和难民们为了感谢辛德贝格，特意制了一面丝绸条幅，上面写着“见义勇为”四个字赠予辛德贝格，有11个中国人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
在1938年的国际劳工大会上，由于辛德贝格向全世界工人代表们讲述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并在会上播放了马吉先生拍摄的记录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的影片，当时中国人十分感谢辛德贝格，特意在他的护照上写上了四个字：中国之友。
笔者注意到中多处对辛德贝格的赞赏，尤其是辛德贝格在城内的安全区严重缺粮时，送来大量粥给难民们吃，这让拉贝异常感激。
日军在杀人抢劫强奸高潮后的12月20日前后，开始了新一轮犯罪：大焚烧。这时，辛德贝格入城最多，他一方面与拉贝他们联络安全区的管理和共同与日方交涉，同时又帮助拉贝解决粮食问题，也及时把日军到处焚烧尸体、烧毁建筑等以焚烧消灭罪证的情况报告给拉贝他们。
21日，拉贝根据城内和辛德贝格提供的城外焚烧情况，以德、美、奥、俄4个国家的22名外籍留京人士的名义，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三点建议式抗议：一、制止在城市内大部分地区纵火，以免尚未被毁坏的其余城区继续遭到肆无忌惮的有组织的破坏；二、一周来，日本军队给城市造成了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痛苦，这种破坏秩序的行为必须立即得到制止；三、抢劫和纵火已经使得城市的商业生活陷于停顿，全部平民百姓因此而拥挤在一个大难民收容所里，鉴于这一情况，同时考虑到国际委员会的粮食储备只能供20万居民食用一周这一事实，我们在此紧急呼吁，立即采取必要的步骤恢复安全和秩序，恢复市民的正常生活环境，补充粮食和燃料储备。
“目前的状况必将在短时间内导致饥荒。我们别无请求，只请求得到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住房、安全和食品！”拉贝这次拿着抗议书直接见到了日军的最高司令长官松井石根。
“如果贵军再纵容这样的大焚烧，那么这座城市将会被全部烧光。”拉贝对松井石根和日本大使田中这样说。
“不不不！南京是不会被烧掉的，我们大日本皇军在这里与你们一样需要住、吃和安全。”田中看看松井石根，十分怪异地微笑着否定了拉贝的看法。
与大胖子拉贝形成鲜明对比的“瘦老头”松井石根似乎装着很客气的样子，拍拍拉贝的肩膀，说：“我知道拉贝先生是我尊敬的德国朋友，有一件事我想请拉贝主席帮助我的军队……”
拉贝有些吃惊地问：“我能帮助将军阁下什么事？”
松井石根显得极为真诚地说：“你看，我的军队已经到南京城一周了，我们的警备机构也已建立，可是南京市民们还都在你的安全区里，这与城市的管理很难对称。我们希望市民们都能离开你的地方，回自己的家，这样他们才能安居和恢复工作是不是？”
拉贝警惕地听着，心想：你想干什么？是想通过这一招让难民们放弃生存？任凭你们的军队野蛮屠杀？
“放心，拉贝先生。”松井石根似乎看透了拉贝的心思，接着说，“我们马上要给所有市民发放身份证，这样可以确保他们的身份合法。有了合法的身份，才能有安全的保障，先生，你说是吗？”
他们又要搞什么名堂了？拉贝的眼珠瞪得更大了，紧盯着这个日军最大的魔鬼，沉默应对。
“哈哈哈，今天跟拉贝先生的会谈，非常有意义。我们日本和德国是伟大的朋友！我们永远地友好！”松井石根伸出干枯的双臂，紧紧拥抱了一下拉贝，“你的大大的健康！”说完，便叫警卫人员送走拉贝等人。
拉贝离开“永远友好的朋友”，回到住处，发现“永远友好的朋友”又多次光顾他的院子，甚至把他的私人办公室翻了个底朝天。
“无耻！真正的无耻！”拉贝气得嘴唇都发紫了，他发现那个内装23000元的钱柜也被日本人用刺刀头挑划了许多道痕，好在那钱柜结实，铁锁没被撬开。
此刻，城内依然到处熊熊大火。拉贝一面让人保护好他的小院——他一直以为这里只有二三百难民，结果韩湘琳告诉他，现在院子里总共有603个妇女、孩子和老人。
“无论如何，我决不允许在我的院子里发生被日军施暴的事情。”就在他又一次准备出门到安全区救火时，又有6个日本兵翻墙欲进。
“出去！哪个地方来，就从哪个地方滚出去！”拉贝直挺挺地站在那些翻墙而进的日本兵面前，一手拍打着纳粹标志的袖章，一手指着围墙，命令“永远友好的朋友”离开院子。
日本兵悻悻而走，显然极为气愤，可又没有办法。
等入侵者滚出院子，拉贝十分得意地昂着头告诉大家：“我的‘朋友’走了，你们放心吧！”
“我必须再去现场制止他们的行为！”拉贝坐上车子，飞速驶向一个新的焚烧地。
“呵，这是一个无休止的恐怖岁月，无论人们怎么想象都丝毫不会过分。在雨中，我的难民们相互依偎着挤在院子里，无言地注视着美丽得可怕的熊熊火焰。如果火焰蔓延到我们这里，这些可怜的人们就没有了出路——我是他们最后的希望。”入夜，拉贝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轻轻地推开窗户，他看到院子内横七竖八躺在雨中的难民们，写了上面这段话。
拉贝感到自己肩上压着千斤重担。此刻，他在想着白天松井石根所说的事……是啊，明天，明天日本军方弄出的招数，又会给可怜的难民们带来什么灾难呢？
明天是1937年12月22日。
12月22日这一天，日本人用蹩脚的中文在市区各个地方尤其是在拉贝他们的安全区内贴出了一张张布告，其内容如下：
本司令官由十二月二十四日起向难民及一般老百姓们发给安居乐业为目的的安民护照，故人民等各自向日本军发给所报到，领收护照为要。如有代领者，概不许可。须要本人自己报到。如有年老幼小有病人等均须跟同家人报到为要。以后倘若没有（请）护照，有一经查出，一概不许在南京城内居住，切切特示。
“日本人又耍花招想把我们杀掉？”市民看着日本人的布告心里直打鼓。但最心惊肉跳的是那些躲在安全区内的放下武器尚留存下来的中国军人：“这回是死定了！”
“求求先生们，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去登记领证。去就是送死！”那一日，拉贝被难民们绝望的焦虑搅得心情异常烦闷。如果按日本人要求鼓励难民们去登记，势必又有一大批被日军认定为“中国军人”的无辜难民和其实已经沦为真正难民的前中国军人遭殃；如果难民们抵制登记，日军定借机解散安全区，后果同样不堪设想……怎么办？
国际委员会“总部”会议持续开了两个多小时，足智多谋的斯迈思也不知如何应对这场新的灾害。
沉默。
再度沉默。
“我看这样行不行……”韩湘琳举手发言，得到拉贝的鼓励后，他说，“显然，不去登记也是麻烦事。而去登记的话又有不知多少男人掉脑袋，多少妇女吃苦头。但我想，有一个办法至少会减少很多人的危险……”
“韩先生快说，你到底有什么妙计？”斯迈思有些着急了。
“不是现在我们安全区老人孩子比较多嘛！但实际上这些孩子和老人中间，他们的父亲或儿子早已在前些日子里失去了，他们肯定恨日本鬼子。而另一方面，我们安全区内又有大量妇女和放下武器的男人已经是单身了。这种情况，恰恰可以给相当多的人一个机会：让那些老人和孩子与这些没有丈夫的妇女和单身男人假装搭配成临时家庭，然后再去登记……”韩湘琳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斯迈思张开双臂，拥抱住韩湘琳，在他脸上猛亲了一口，说：“韩，你太英明了！这是个绝顶好的主意！怎么样，我的主席，我认为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拉贝思忖片刻，点点头，说：“韩的办法应该行得通。不过我们要防范日军的狡猾。”
韩湘琳解释说：“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在前头，至少能在日本人刺刀下救出相当一批人的命。”
“马上行动吧！”拉贝用手指戳戳脑壳，说，“这是一项秘密任务，大家要多动动脑筋。”
22、 23日，这本来是西方人忙于准备圣诞节的日子，但这一年以拉贝为首的20多名留在南京的洋人们，则假借筹备圣诞节礼物之名，与数百名雇用的像韩湘琳一样的中国工作人员，穿梭在安全区各个角落，向那些本不是一家人的男女老少牵线搭桥，组成一个个临时家庭，或是临时的母子、夫妻……
24日，天色刚亮。山西路广场上已经站着几十个袖上别着太阳臂章的中国人——他们是前一天刚被日军任命的“临时治安”人员，而在他们身边，是全副武装的日本兵。
“市民们，从现在开始，大日本皇军有令：每一个16岁以上的南京市民都必须领到一张安居证！就跟以前我们的居民证一样。有了这张证，你可以在城里走来走去，自由了！现在，皇军就要给大家发证了！发证之前，皇军要对你们的身份进行核对，所以——你们凡是一家人的，就一起上来验身领证；如果有人作假，那就格杀勿论！开始领证了——”
排队。赶快排队！
一家家男女老少前后跟着排队……或两人，或三人，或爷拉孙，或妻挽夫。
“大伙再听着——”别太阳臂章的人又在说，“凡你以前是中央军的，就站到一边。你们没有家人，也不能永远流浪下去了，只要你们站在一边，皇军会对你们另外安排的，愿意做工的做工，不愿意的就可以回家，皇军还要发路费！”
有男人兴奋地从人群中跳到一边；有男人则疑惑地前后张望着……
“嗯，你的军人的干活？出列！”突然，有日本兵架着枪刺，将那些疑惑张望的男人从女人或老人身边拉出来。
越来越多的男人排到了一边，4个人一排编列起来，赶到卡车上。“不要怕，皇军让你们去劳工的干活，有白米饭的吃！”日本兵哈哈大笑，那笑声听起来毛骨悚然。
这样的男人一卡车一卡车地被拉走。
“走！登记！登记去！”日本兵在逼着排队的难民们往前走。
“哒！哒哒……”不远处，传来一阵又一阵密集的枪声。
拉贝的眼睛里冒着火，低声对韩湘琳等说：“告诉大家，别上日本人的当！”
“明白！”韩等别着红十字会臂章的安全区工作人员，若无其事地假装帮助维持登记现场的秩序，悄悄地向那些单身成年男女传话——“不要动摇，坚持认定是夫妻，是一家人！”
“不要动摇，坚持认定是夫妻，是一家人！”
“我们是夫妻！我们是一家人！”
一个个临时家庭、临时夫妻领到了“安居证”，他们悄悄向站在一旁的拉贝等致谢。
登记处又出现了骚乱——“你的，把脸擦干净！”日本兵拉住一个满脸黑乎乎的女人，逼着她擦净脸部。
贼亮的刺刀面前，女人只得服从。“哈哈……美丽的花姑娘！”日本兵淫笑起来，“你的请到这边！”刺刀面前，女人被逼站到一边。
“你的把外衣脱掉，检查的有！”有一个妇女被日本兵的军刀拦住。
妇女无奈地把外衣脱掉。日本兵兴奋不已的双手往那女人丰满的胸部乱摸起来：“你的大大的好！站到这边，为皇军的干活去！”
另站到一边的女人的队伍越来越长。很快，她们被另一些卡车拉走，到了日本兵营……一天或者两天甚至七八天后才被放回，多数人被10次、20次的强奸或轮奸，而有的根本就没能回来——死在被强奸或轮奸的现场。
“日本兵借用所谓的发放身份证，又杀死了数以万计的中国男人，至于借机强奸和轮奸的女性更是不计其数，而全城实际领到身份证的只有十六万人。也就是说，又有数万人被日军屠杀。”一位南京大屠杀研究专家如此说。
到底日军借登记之名杀了多少人，拉贝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话：“在我们安全区的其他地区，日本人把居民赶成百人一群，然后带他们到登记办公室外去。据我听说，清理出来的人有两万名，一部分送去做劳役，剩余的被枪决。”
笔者需要说明一下：事实上，拉贝他们同样也救下了几万人的性命，因为他们不管在登记现场还是暗里所做的工作都起了很大作用——让数以万计的原本是单身的中国军人和难民们通过扮成假“夫妻”、假“亲属”而得以获救。
日本人发身份证的意图，除了想更有效地控制南京城内的几十万中国人外，还有一个非常阴险的目的，就是彻底削弱安全区的作用，并企图达到解散安全区的目的。日军高层还通过自己的外交官，试图跟拉贝讲明其意，但被拉贝等国际委员会成员拒绝。
“日本人是一群不讲信誉的魔鬼，我们不能再听任他们摆布了！”马吉把自己拍摄到的影片放给拉贝等国际委员会成员们看。
“决不能答应！”斯迈思非常坚定地对拉贝说。
“我作为一个德国人，曾经向自己的元首和中国人表明过立场：我留在南京，就是为了这些难民的安危。所以，我的态度非常明确：任何解散安全区的阴谋不可能得逞，除非还有更好的保护难民的办法出现！”拉贝最终也亮出了自己的决心。
12月24日，是西方基督教徒们最重要的节日——圣诞节平安夜，然而1937年的圣诞节，对南京城里生活着的拉贝他们来说，是有生以来最不讲究和最令人不开心的节日。即使如此，拉贝觉得自己应该有一份责任让生活在“罪恶下的”难民们还能想起耶稣留给人世的一份仁爱，于是一大早他就把自己前一晚准备好的红色圣诞小星星整理得干干净净，然后重新包装好，连同西门子公司寄给他的日历簿一起作为圣诞礼物给安全区的洋同事们送去，他尤其想起要给一直在手术台上拯救生命的威尔逊医生送上一本日历簿。趁着这个机会，拉贝跟随威尔逊到病房看了一下几个伤员。在此，拉贝见到了被刺37刀的李秀英，现在她的情况已经好转。而拉贝看到的另一个伤员则令他极其难受：这位年轻的渔民，是前些日子被日本兵从金陵大学蚕厂的一栋大楼里带走的，连他一起带走的共有70多人，他们都被拉到一个地方用机枪或刺刀杀害，然后浇上汽油焚烧。这位命大的伤员被刺两刀，在浇油焚烧过程中滚了出来，幸免于难活了下来，但伤势严重，三分之二的皮肤重度烧伤，是他自己拖着血肉模糊的身子跑到医院的。威尔逊尽全力抢救他。“我无能为力。”经过几小时的连续抢救，威尔逊说此人希望不大。（拉贝后来知道，该男子入院20小时后被宣布死亡。）拉贝还进了停尸房，在那里他看到了更多的被日本人的枪炮及刺刀等手段残害的尸体。其中有一个大约7岁的男孩尸体上有4处刺刀的伤口，其中一刀刺在胃上，伤口有三四寸长。威尔逊告诉他，这个孩子几天前送来时还能痛苦地呻吟，后来死了。
阴森的停尸房里充满了血臭味。威尔逊劝拉贝别看了，拉贝则说：“我所以要看，就是要目睹日本人的这些残暴行径，以便我以后能作为目击者将发生在南京的事向全世界说出来。”“对这样的暴徒是不能沉默的！”拉贝认真地对威尔逊说道。
威尔逊点点头，其实医生也一直记着日记。他们都是基督教徒，上帝赋予他们共同的使命。
从威尔逊处回到住处，拉贝突然感到眼前熟悉而陌生：整个房子不知被谁瞬间打扮得喜气洋洋，一派圣诞气氛！
“祝拉贝先生圣诞快乐！”姓张的雇员带领着全体难民同声向拉贝先生祝贺并请他点燃6支蜡烛……
“谢谢，谢谢你们！”拉贝激动了，少有地激动了！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发现大家都喜欢上了我！这很奇怪，以前据我所知是没有人能容忍我的。或者，难道是我的错觉？我的多拉，亲爱的儿孙们，我知道，你们今天都在为我祈祷，我感觉到了，我被爱的思念所包围。在过去的两周中我不得不经历了那么多东西，现在能有这个，真的太好了！请相信我，我也在心中为你们大家祈祷。
“我目前身陷其中的可怕灾难使得我想起了童年的信仰。只有上帝才能在烧杀淫掠、为所欲为的匪帮面前保护我，委员会的所有抗议都是徒劳的。日本人答应要纠正，但是到今天为止竟然一点也没有感觉到……
“我以下面这番祈祷结束我今天的日记：仁慈的上帝，请您保佑所有的人免遭灾难，也请您保佑所有像我们这样已经身陷灾难中的人！我丝毫不后悔留下来，因为我的存在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但尽管如此，我仍然感到极端的难受！
“阿门！”
拉贝写完当日的日记，然后在胸前画着十字，双目紧闭，只见其脸颊上落下两颗硕大的泪珠……
第二天一早，施佩林等委员会成员跑来，他们一定要亲眼看一看“南京城里唯一的一棵圣诞树”，而且另一位传教士克勒格尔还给拉贝带来一瓶白葡萄酒，据他自己说是从沙尔芬贝格家的废墟里抢救出来的。“可惜只有半瓶。”施佩林举着瓶子对拉贝说。
“为了我们家人的平安祈祷吧！”拉贝与他们一起举杯。
施佩林和克勒格尔非要拉着拉贝一起去平仓巷与另外几位美国朋友共度圣诞节，但拉贝说不行，他必须保护好自己院子里的600多名难民。
这一天，这一夜，拉贝一直佩戴着纳粹徽章，一步不离地坚守在安全区和自己的院墙内外，无论谁劝他都不行，他说他要看护好自己的“臣民”——“现在我是南京市长！”他骄傲而忧伤地说着这句话。
日本人用登记发证的手法企图使难民们就范，这一招很毒，让拉贝十分纠结。他生怕出更多的事，生怕更多的难民被杀害，生怕自己无法保护他们。
日本人甚至来到了他的院子。“他们必须登记！”日本兵告诉拉贝。
“他们全体都是难民。你们可以让他们登记，但他们是否愿意回家，必须由他们自己决定。另外，你们不能从我的院子里随意带走一个人！”拉贝站在日本人面前毫不退让。
他作好了死也要保护好院子里所有人的准备。
现场气氛极度紧张，甚至连孩子都不敢哭了。
日本兵拔出枪刺，对准了拉贝的胸膛……
“我已经说过了，这事没有商量的余地！”拉贝面不改色。
日本兵的脸部肌肉在颤抖。
“哇——”现场，一个孩子突然吓得大哭。
“哇哇……”突然，更多的孩子大哭。
“呜呜……”突然，现场更多的女人大哭起来。
拉贝的目光里射出火焰，一动不动地盯着日本兵。
“那么好吧，就按拉贝先生说的办！”日本兵终于妥协了，其实他们并非惧怕这位胖墩墩的汉堡商人，而是惧怕他袖子上的那个纳粹徽章。
韩湘琳和姓张的雇员及所有留在院子里的600多位中国难民在日本人离开的那一瞬，立即欢呼起来，他们簇拥着拉贝，纷纷跪在他面前，一个劲地感谢这位“洋菩萨”。
然而，拉贝的脸上始终没有笑意，因为他看到了那具近在咫尺的烧焦的尸体仍悬挂在那里，一直没有人敢将其收葬……还有他知道就在离他家不远处的金陵中学里又有20多名男子被日本兵借登记之名抓走枪毙了。
他要继续向日方抗议！
“大日本帝国打下了固若金汤的南京，竟不能奈何他一个德国胖子！岂不有损我天皇威望吗？”在收到拉贝一封又一封的抗议书后，日本大使馆的外交官和日军高官坐在一起，大为光火。
“将军，您认为怎样做才更合适？”田中大使没有理会你一句我一句的争执，他希望松井石根大将拿主意。
于是所有的目光转向沉默不言的松井石根。
“本人深知中国的文化，而中国人现在并没有把我的话放在眼里，自觉自愿地跟着几个西方洋人待在安全区，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皇军是鬼子，他们洋人是菩萨。鉴于此，我认为我们应当尽快选出一个由中国人自己管理自己的自治委员会，以此来替代拉贝他们的国际委员会。这样一来，洋人们的安全区和国际委员会就自然没了在南京的合法地位，问题不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吗？”
“高！实在是高！大将军的主意大大的好！”田中鼓掌附和，其他日本外交官和军方将领们跟着热烈鼓掌。
一个新的阴谋在日本大使馆内密谋筹划。而此时的拉贝及他的同事们则在忙碌着为过冬的几十万难民们准备取暖的煤炭及每天需要的食物。
煤炭从何而来？
“我们有……”斯迈思给拉贝发来一份详细清单。
“太好了！”拉贝一见清单，两眼放光，这是他最期待的宝贝！有了它，几十万难民至少不会被冻死或者少被冻死些人。不过他想到：“应该留一部分煤给粥厂，否则难民们没有食品充饥，也会饿死一大批人的呀！”
“我们已经想法提供部分煤炭让粥厂来运。”问题到了斯迈思处，他总会有提前的预案。
“可我最担心的是：怎么运输呢？一旦日本人发现我们在运送煤炭，他们肯定就会半途拦下，从而成为他们的了！”拉贝搓着手，踱步思忖。
“这就得靠你这个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的招牌了！”斯迈思盯着拉贝说。
“你以为我这个招牌什么事都管用啊？上帝可没有给予我那么大的法力！”拉贝苦笑道。
“但有能力与日本人争取的也只有你了！”斯迈思说。
拉贝摇头：“这就是你们美国人的狡猾之处，你们推荐我当主席就是要把我放在烧红的铁板上去烤，现在不都证实了？”
“哈哈哈……拉贝先生您是当之无愧的主席！”众人大笑。拉贝也跟着笑了起来，并说了一句中国谚语，“我是被你们拉到贼船上了。”
既然上了“贼船”，就得拿出胆子去“偷”几回——明的暗的都得“偷”。明的：拉贝一次次出面与“还能说上话”的日本外交官福田先生拉关系，请求他从中与日本军方交涉，争取把部分储煤拉到安全区或粥厂去，当然这部分的煤至少有一半被日军借机打劫走了；暗的：借公开运煤的指标，实为多运多走几趟，将煤拉到自己需要的地盘上去。
德国人在这方面不缺智力。可是日本人也不是傻瓜，他们坚持要自己运煤，只要求拉贝他们提供藏煤的地方，剩下的事由日方派军队去干。拉贝知道这事犟不过他们，于是就跟日本人谈条件：你们可以拉走部分煤，但必须按我们的要求提供给我们4个粥厂的煤量，否则安全区不能提供足够的劳役给你们日常需要。几万日军和官员们在南京城也要过日子，并且还要享受，拉贝的条件他们不会全听，也不得不听一点。
“生意”就这么做成的。“汉堡商人真的比我大日本人更精明啊！”日本人内心对拉贝还是有几分佩服的。
然而任何生意场上，强者总是欺负弱者。拉贝与日本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其实一直处在弱势地位。
1938年1月1日是中国的新年元旦。日本人给拉贝又滴了几滴眼药水——他们已经在前一天就事先通知给了他：元旦这一天上午，在鼓楼广场举行“南京自治委员会”成立仪式，要求拉贝等人务必到会“祝贺”。
出于礼貌和战术考虑，拉贝带着斯迈思等国际委员会部分成员去了现场。当他看到自治委员会的会长和一名副会长、一名顾问都是隶属于他的红十字会成员时，吃惊不小。“汉奸！”拉贝用中国人的话暗暗骂道。
拉贝终于明白了日本人的意图：他们是想通过这个所谓的“自治委员会”来替代他们的国际委员会。
仪式没有结束，拉贝就悄悄离开了现场，他不想让日本人导演的闹剧影响了自己的心情。因为这一天早上起来，韩湘琳等中国人告诉他：他们几百名难民要以隆重的仪式，在新年到来的第一天里感谢拉贝给予他们的救命之恩。
汽车回到住处，拉贝就远远地听到迎接他的鞭炮声——这太难得了，后来据雇员张先生告诉他：鞭炮是他们从庆祝“自治委员会”现场偷来的。“他们那个玩意有啥庆祝的，我们这儿才重要！”韩湘琳兴奋地对拉贝说。
“我受到国王般的欢迎，他们夹道欢迎我，并用鞭炮和鲜花向我致意。然后600多个人围着我，向我献上了用红墨水写在白色包装纸上的新年贺信，所有人向我三鞠躬。当我点头致谢，把贺信叠起来放进口袋时，他们都很高兴。”拉贝在日记里这样描述当天的情景。
接过贺信之后的场面让拉贝一生都不能忘却：鞭炮声中，600多名中国难民，在韩湘琳的带领下，整齐地列成两队，齐刷刷地跪下，一起向这位“汉堡商人”致新年磕头礼……
拉贝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他从没有接受过如此隆重而恭敬的礼遇。
他深深地爱上了南京人，也深深地爱上了中国。他再次发誓要为这些苦难的平民献出个人的全部。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拉贝忍不住从口袋中取出那封很大的贺信，上面写着如下内容：
herrn Rabe
mit den besten ünschen für
ein glückliches Neues Jahr.
Millionen sind Dir nah！
Die Flüchtlinge Ihres Lagers
1. 1．1938
拉贝先生：
恭贺新年吉祥，亿万滚滚而来！
您收容所的难民1938年元旦
“‘亿万’是什么意思？是我得了彩票？”拉贝兴奋不已，却不解其意，便把韩湘琳找来寻问。当明白那是恭喜他来日“发大财”时，拉贝欢欣鼓舞了好一阵。
“我爱你们！爱中国！”拉贝用自己生硬的汉语向恭贺他的中国难民们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1938年新年来临，日军占领下的南京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新气象，日军到处烧杀抢淫的暴行没有任何改变，而所谓的“自治委员会”只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而已，不仅不作为，且令市民生厌。
与之相反，拉贝的安全区仍然聚集了巨大的人气，多数难民又自觉不自觉地回到这里——主要是人们发现回家后根本没有任何安全可言，尤其是妇女，她们开始以为拿着“安居证”就能重新开始过日子了，结果多数人在当天甚至在回家的路上，就被日本兵野蛮地强奸与轮奸，而且有的则被抓到“安慰所”充当妓女。于是这些妇女们又拖家带口回到了拉贝他们的安全区。
原本以为“自治委员会”的成立将使安全区渐渐消失，哪知鼓楼“庆祝大会”的鞭炮声尚在耳边回响，安全区里依然热热闹闹。尤其是那条原本弯弯曲曲、冷冷清清的上海路，竟然成了全南京市最红火的跳蚤市场——也有人把它称作“共产市场”：说是生意场，却都是难民们自己的东西，旧衣服、茶壶茶杯、草纸尿布……日常用品，样样都有，且便宜得很。
“一块钱，拿去吧！”
“老板可怜可怜吧，我只有这几个铜板。”
“行，就它了！”
生意交成。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共产市场”：不讲价钱，相互谦让，互相帮助。
“走！走走！”突然有一个早晨，几个穿皮大衣、戴黑眼镜、手臂上别着“太阳”标徽的家伙，张牙舞爪地走到摆摊的难民面前，挥舞着棍棒，拳打脚踢。
“你们要干什么？”难民们愤怒地责问。
“皇军有令，安全区必须解散！你们还想在这里摆啥摊子？快滚！”
“烧了，把这些旧棚烂摊统统烧了！”一群别“太阳”袖章的家伙竟然动起手来。带头的那人叫方浩，有难民认识他，姓方的过去是一个律师，此刻他得意扬扬地告诉认识他的人说自己现在“当官”了，是来“执行任务”的。
“烧！烧光为止！”姓方的见难民们并不买他的账，甚至有人悄声骂他是“汉奸”，这让姓方的大丢面子，于是直起嗓门，命令小喽啰们点火烧棚。
“汉奸！汉奸！”
“杀千刀！我们跟他们拼了！”
“拼了——！”
以姓方的为首的一群“自治委员会”小喽啰们哪想他们的烧棚毁摊行动惹怒了难民们，一时间，木凳、茶杯、鞋子甚至还有街头路边捡来的泥块、砖头等，雨点般地落在姓方的这群喽啰们头上、身上……
“撤！”姓方的一群喽啰落荒而逃。“共产市场”上的万千难民，一片欢呼。
“拉贝先生，我无意冒犯您和您的国际委员会朋友们，但有一个事实你们必须接受，这就是：新成立的南京市自治委员会，是经我们大日本皇军亲自批准的管理眼下南京市的临时机构，管理市民和这个城市是它的职责，你们的安全区和国际委员会不能再存在了，一切管辖权应当归自治委员会。”日本使馆派人向拉贝传达所谓的“命令”，而且留下狠话：否则日军将进行军事干预。
野兽终于露出本性。日本人向拉贝他们摊牌了！
怎么办？国际委员会的命运面临考验。拉贝和斯迈思等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商讨对策。
“卑鄙！无耻！他们竟然威胁还要没收我们的钱财和物资，并说要清算我们以往的资金及物资用途情况。”韩湘琳说。
“另一方面，他们的野蛮与恶棍行径一点也没有收敛。这是昨晚我又在几个地方拍摄到的日本兵留下的罪行……”马吉紧接着控诉道。
“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权利！救助难民和伤员是上帝赋予我们的责任，谁也阻止不了我们的行动。”斯迈思说。
“对，这是最后的斗争了！日本人企图把南京置于他们的残暴统治之下，而我们则成了他们把南京变成地狱的唯一障碍。我们决不退让！”
“决不！”
宁海路5号的“总部”，再一次成为了全南京反抗日军残暴统治的大本营。此刻，十多个国际委员会成员群情激昂，请求拉贝拿主意。
只见拉贝用双手向下压了压，示意大家安静。然后他说：“日本人的意图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他们是不想看到在他们统治下的地盘上有一个并不隶属于他们领导下的组织在保护着多数南京市民的现实的存在，挖空心思除掉我们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因为他们是这个城市的占领军、统治者，所以他们可以想出一千个所谓的理由来修理我们，这并不奇怪。但我想，我们之所以成立国际委员会和安全区，其实只有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就是上帝赋予我们对人类的仁慈，这个责任在今天的南京，就是我们怎样千方百计地保护好几十万难民！这份责任，除了上帝，没有人可以从我们的手中剥夺！它日本军队也同样不可以剥夺！”
“好，说得对！”
“说得好！”
“我们决不放弃上帝赋予的权利！”
国际委员会最后形成一致意见：一是向日方再次陈述国际委员会的职能和责任，二是有针对性地把各安全区管理情况作一详细汇总，并将两份材料一起上交日方，以争取国际委员会和安全区存在的合理合法性。
“你成立所谓的‘自治委员会’不就是为了管理好几十万难民吗？你指责我们国际委员会不合法，那么我们将告诉你我们这些日子里的所作所为！”这是拉贝的主意，这样绝地求生的谈判智慧，也只有像他这样的德国商人才有。
很快，一份份诸如下面文字的安全区“检查报告”出笼了：第三难民收容所——陆军学校
12月31日，由洛、王、米尔斯和福斯特先生检查。
所长：赵永奎
难民人数：约3200人，分成27个小组，每组设一个组长。
在这些难民中，每天应日本兵要求，派遣若干劳役。收容所平均每天分发10袋大米，约三分之一的难民自行解决粮食，其余的三分之二由国际委员会供给膳食。
难民们对国际委员会的管理满意。
汉口路小学难民收容所
1月1日，由福斯特等检查。
所长：郑大成
难民人数约1400多人（以前为1500人）。
每天有4袋分配来的大米。几乎所有的难民吃干饭（不是稀饭）。分发时成人和儿童没有区别。
虽然这个收容所住处十分拥挤，但难民们对领导满意。
……
安全区难民所的“检查报告”整理完成后，拉贝与斯迈思起草的另一份关于“国际委员会当前的状况”的报告也随即完稿。其语气显然是给日方和日方的傀儡组织——自治委员会看的：
1. 我们是一个民间团体，成立的宗旨是帮助饱受战争苦难的平民。
（1） 食品和资金是供我们支配的，是供我们委员会用于上述目的的，因此我们要设法使委员会继续存在下去，但我们在使用我们的救济金时要适应当前这里的状况。
（2） 我们履行的行政管理工作由我们的合法基金单独支付报酬。（警察的薪金不由我们支付，而是由他们的行政管理机构单独支付。我们向警察提供大米，所提条件与我们向其他所有的难民和自愿助手提的条件相同。市政当局派给我们组织的那3个职工的薪金单独汇给。）
2. 我们一开始就同红字会和红十字会合作，并且对自治委员会将继续持这种态度。我们将准备始终以下列标准判断合作的建议：最好地为委员会的目标服务或最有利于委员会的目标。
3. 我们的基金我们不会交出。这些资金是委托给我们妥善保管的，我们将用我们的声誉保证，这些资金只用于应该用的场合，不会作其他用途。
4. 我们必须警惕，不要让人把会耗尽我们财力的工作或任务移交给我们，也不要指望我们会进行使我们对这笔资金失去控制的工作。
5. 自治委员会在恢复秩序和恢复国家公务方面一直得到我们的充分支持和承认。但我们的基金首先是用于避免严重的食品短缺以及用于在其他方面帮助居民。
这份被拉贝和斯迈思标注上“机密”的“内部文件”，虽然看起来像是在介绍国际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其实语气里暗藏着非常坚定而明确的观点，即：国际委员会虽然是一个民间组织，但它被赋予的使命和日军占领前后几十天来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是谁也不可以改变的。
据说，上面的两份材料交给日方后，对日方高层特别是傀儡“自治委员会”成员造成巨大冲击，因为无论是日军还是那几个汉奸，他们自知根本不可能有谁能像拉贝他们那样把几十万难民管理得如此井井有条，更不可能做到让几十万人基本上不饿死。
“田中先生，我看还是让他们管吧，我们可没有办法从哪个地方弄那么多粥和饭给那些穷光蛋吃啊！”
“可不是，像他们那么干，还不累死我们！”
汉奸们首先退却。接着是日方外交官福田等人反对一下子取消安全区的做法。“至少我认为拉贝他们还可以为我们所用。再说，他们手上有来自各个方面的资金支持。我们何不顺水推舟，省去一些麻烦！”福田说。
“参赞的话不是没有道理，至少可以再观察一段时间吧。”日本军方给出了松口话。
其实在给日本官方正式信函的同时，拉贝也给他的“半个朋友”——日本大使馆的福田参赞写了一封信。拉贝认为，在所有日本人中，福田是位比较正直和有良心的人，而且从以往的交往中，这位日本外交官无论如何也是给了拉贝他们不少帮助的，这份情谊对拉贝来说，十分重要。故而有些官方不能解开的纠结问题，拉贝通过与福田私下的友情获得了理解和同情，甚至是支持。在安全区面临存亡的紧急关头，拉贝自然首先想到了福田。于是他私下给福田写了这样的信：
有关我们昨天的会谈，我冒昧地向您保证，国际委员会渴望看到的无非是南京秩序和正常的生活条件迅速恢复。我同样可以向您保证，为此目的，国际委员会将乐意看到地方自治委员会尽快承担起地方民政机关应承担的一切职责，如治安、消防和公共卫生等。您可以相信，国际委员会绝对不想继续履行平时属于地方主管部门的任何一种行政义务，也不想为自己要求这样的义务。
我们委员会首先是（我想说仅仅是）一个救济组织，它成立的目的主要是为饱受战争痛苦的平民服务。这些人遭受的命运是无情的和悲惨的，引起了同时代人的同情和怜悯。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成立了遵循相似目标的各种委员会，它们中比如有上海委员会，松井将军个人给该委员会汇款1000元，这证明了这样一类委员会得到了日本军方高层的赞同。
因为留给我们委员会的现金和储备是专门委托我们用于上述目的的，所以依我看，国际委员会有专门的义务表明自己是值得信赖的。我觉得不论是现金还是储备都不能交给任何一个别的组织。我们当然愿意同别的救助组织合作，比如同红字会和红十字会，同这两个组织我们目前已经在进行合作。但是我们对自己的资金必须保留完全的支配权。
我相信，如果您考虑到我们的状况，会承认我们的理由是正确的。
此外，我还想指出，同目前的困境和向我们提出的要求相比，我们的现金和储备都是很有限的。我们委员会所做的救助最好能被看作是对地方自治政府为自己提出的（我个人这样希望）更大的合适的计划的补充。不论是我们委员会还是红字会或红十字会肯定都会尽一切力量，但是我们希望自治委员会比我们委员会或其他任何一个组织做得更多。
我们也希望，在向难民提供食品和燃料方面，日本军事当局对自治政府能比迄今为止对我们表示出更大的诚意。虽然大家都在共同努力缓解危难，但危难的程度依旧大于所提供的救助。
毫无疑问，最简单的同时也是最有效的救助行动将是恢复士兵中间的秩序和纪律。在士兵的秩序和纪律没有恢复之前，难民不可能重返自己的住所，商店不可能重新开业，交通不可能恢复，供电、供水以及电话都不可能正常运作。万事皆取决于所有问题中的这个最重要的问题。
只要军纪恢复，救助问题就会变得比较容易解决，居民正常生活条件的重建也会变得较为可行。
我诚恳地希望，日本军事当局会把恢复军纪当作他们首要的和最重要的任务。
显然，我们刚刚看到，日方在研究讨论如何处理拉贝他们的安全区时，拉贝给福田的信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
“英雄的拉贝先生，您和您所领导的22个留在南京的外国人，表现得像罗马的首批基督教徒那样勇敢！”德国大使馆罗森博士为拉贝带来了柏林德国外交部的“表扬”。
这对拉贝来说是巨大的荣誉，他很在乎，内心也很高兴。不过，他对罗森说：“当年在罗马的基督教徒们是被斗兽场上的狮子吃掉了。可我们这里的狮子只喜欢吃中国人的肉，因为日本人发现我这个汉堡商人的肉又臭又硬，他们嚼不动。”
“哈哈……”罗森大笑。
获得“最高荣誉”的拉贝，如打了一剂强心针一般，为着他的20多万安全区内的难民们每天的一碗粥和一点点烤火的暖意奔忙着……
“好人！”
“菩萨！”
南京城里所有看见那辆挂着“纳粹”旗子的汽车的人，都会投去感激和敬爱的目光，向那个戴着眼镜的“老头儿”致敬。
拉贝觉得自己无上荣光，因此责任也越发重大。
他的脸始终绷得紧紧的、紧紧的。
突然，人们发现这一天拉贝的脸绷得更加紧了。“先生，您身体不舒服？”韩湘琳关切地问。
拉贝摇摇头，他轻轻地从口袋中拿出一份电报给韩看。
“他们要让您和我离开南京到上海去？”韩一看，是西门子洋行上海总部发来的电报，内容是让拉贝带着韩尽快离开南京，到上海“休假”去。韩觉得这份电报有些怪异，便问拉贝：“为什么这个时候让您和我离开南京呢？”
拉贝说：“我也在想为什么。我留在南京的事，连元首也知道，而且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且现在几乎全世界都知道我在南京所做的事了。这个时候让我离开南京，搞不清他们为什么……”
这事让拉贝内心有些堵。晚上，他给上海西门子洋行总部的迈尔经理发了一封长长的电报：
您的上述电报经过德国大使馆的转递，我已于今日收到，特此确认。收到您要我到汉口的消息时，已经太晚了，德国人早已经乘坐“库特沃”号船前往汉口去了。此外我认为，在危难的时刻不抛弃逃到我这里的中国职员，如韩先生一家和其他装配工，是我应尽的职责。在回答您上一份电报时，我就已经告诉过您，我担任了此地成立的国际委员会的主席职务，该委员会的任务是组建一个安全区，为20万中国平民提供最后的避难场所。日本人以中国高级军事人员及其参谋部一直到最后（也就是说到撤离南京前）都驻扎在安全区为理由，拒绝给予安全区以全面的承认，所以安全区的组建工作是相当不容易的。我们真正开始受难是在轰炸以后，也就是说是在日本人占领城市以后。日本军事当局像是失去了对部队的指挥控制权，军队在进城后抢劫掠夺达数周之久，约有2万名妇女和姑娘遭到强奸，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这其中也有43名电厂的工人）惨遭杀害（用机枪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已经算是人道的方式了）。他们还肆无忌惮地闯入外国侨民的房子，60处德国人的房子中，约有40处遭到不同程度的抢劫，4栋被彻底烧毁。整个城市约有三分之一被日本人纵火焚毁，时至今日，纵火事件还在继续不断地发生。城市里没有一个商家店铺未遭到日本人的打砸抢。整座城市，被枪杀的或被其他方式处死的人暴尸街头，随处可见，日本人甚至禁止我们殓尸安葬。（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离我房子约50米远的地方，那具被捆绑在竹竿上的中国士兵的尸体自12月13日以来就横在街头，距尸体仅数米远竟有一个日军岗哨。许多池塘里漂浮着被枪杀的中国人的尸体，有的里面竟多达50具。
委员会设立了粥厂和米面分发点，到目前为止我们以此还能养活涌进安全区的20万南京居民。但是现在日本人下达命令，强迫我们关闭粮食销售点，因为新成立的自治委员会想要接管救济难民的工作，而且采用这种方式可以迫使难民离开安全区，返回自己的原住处。前面已经提到过，安全区以外的城区里没被损坏的房子已经所剩无几，所以难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该投身何处，更何况仍然不时有日军士兵在街上烧杀劫掠横冲直撞，难民们见到他们就害怕。我们委员会尽力希望能和日本人以及由日本人新成立的自治政府达成谅解，起码要保证难民的粮食供应。另外，如果日本人以及新的自治政府能接管我们的工作，我们是不会有任何意见的，而且我们希望越早越好！一旦市区内恢复秩序，当局准予我离开南京，我将前往上海。到目前为止，有关此事的所有申请都遭到了日本人的拒绝。在此我补上我的请求，请同意我在安全区委员会解散之前留在南京，因为几个欧洲人的去留实际上决定了许多人的命运。仅仅在我的房子和院子里就有600多名赤贫阶层的难民，自12月12日夜晚以来，他们纷纷逃到我这里躲避兽性大发的日本匪兵的污辱和杀害。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住在院子的草棚里，靠每天的定量救济粮生活下去。我们委员会总共管理有25个难民收容所，约7万名难民，其中的5万人必须要靠我们的救济过日子，因为他们已经一无所有了。您可能很难想象出这里的情形。攻占南京前，日本人对南京进行了数月之久的狂轰滥炸，但是，这同占领城市后日军造成的苦难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我们自己也感到不可理解，我们怎么能安然地活到今天。请求您不要公开这封信，因为这样很有可能会给我们委员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电报发出后，拉贝依然全心全意投入到安全区的工作中，他认为自己在南京的工作不仅干得坦荡而伟大，而且单单从保护德国人的利益去看，也是卓有成效。“如果不是我们在南京天天张着德国国旗，别说财产，就连德国使馆早已成一片废墟了！”拉贝曾对罗森博士这样说过。罗森和大使陶德曼先生完全同意拉贝的这一判断。然而，只有经商经验、没有政治经验的拉贝哪知道，此刻远在万里之外的元首希特勒已经完全不是他心目中曾经期待和幻想过的革命领袖，而是一心想称霸世界的法西斯主义极端分子了。
伪装了多年的希特勒，就在日本占领南京时，正想着他自己如何干出一番比日本帝国更伟大十倍的“事业”来。而要实现这一“理想”， 希特勒构想的德国、意大利、日本三个轴心国正偷偷地勾结着……日本军队在南京的丑闻不断在世界各地遭受曝光和谴责，希特勒本不想沾边，但他的那个“汉堡商人”处处与日军作斗争，日方通过驻德大使馆多次通报给了他，这让希特勒不能不管了。
“德意志的西门子公司不能在南京做有违于我们日本朋友的事。”希特勒根本用不着亲自下达命令，他的纳粹组织只需向西门子公司吹一下风就足够了。
于是就在拉贝认为他给上海西门子洋行驻中国总部的信一定会起作用时，上海洋行总部收到了来自柏林西门子总部的要求，通知南京的拉贝关闭公司驻南京的办事处，也就是说拉贝留在南京的合法身份将被他自己的公司和祖国取消！
“怎么会是这样呢？”拉贝无法相信这个事实。他甚至歇斯底里地愤怒了好一阵。不过，他又很快平静了，因为他是商人，是西门子的老员工，公司的命令必须服从。这也是他常常引以为豪的“汉堡商人”的品质。
但这毕竟有些突然，至少现在关门有些事情得妥善处理，比如雇员的工资怎么办，新年刚到，堂堂西门子公司以后又不是说不到中国来了，不能说关门就拍屁股走人了，这样有损西门子的形象。为之拉贝迅速向上海的洋行总部发了一封信请求给雇员们再付一个月的薪水或奖金什么的，算作补偿！
拉贝的这份合理请求获得批准。现在让拉贝觉得最痛苦和最难办的事，就是如何向跟随了他多年，特别是与他一起为保护难民而并肩战斗的韩湘琳这样一批中国雇员交待呢？“当时是我拉贝扯起了国际委员会和安全区的大旗，如今日军还在城里作威作福、烧杀抢淫，几十万难民仍处在饥饿与死亡的边缘上，我拉贝却甩手走了，韩他们怎么办？我如何向他们开口说我自己要走了？如何向他们开口说公司要解雇他们了？”
拉贝摇了一百个头，仍然拿不出办法。他觉得自己没有勇气向韩湘琳等人当面说这事。
不说就走？或者留一封信，悄悄溜走？不行，这都不行。即便要走，也该把安全区和国际委员会的许多事情安排妥当后才能动身。
还是写信吧。拉贝提起笔，可手却在颤抖——
由于所有商务因战争而停止，我们不得不遗憾地通知您，根据我们总部的指示，我们在南京的商务办事处必须关闭。
由此您在我们洋行的工作令人遗憾地也将结束。但我们也准备一旦条件许可，在战后继续聘用您，请您告诉我们您今后的地址，以便我们在许可的情况下能和您联系。
你无限忠诚的朋友：约翰·拉贝西门子洋行（中国）驻南京代表
西门子在南京办事处的中国雇员还有佟柏青、蔡子良、张福根、孙龙生等，拉贝分别给这些人写了同样内容的信，以示告知。
写完信的时间已近黎明，拉贝的心情无法平静。自南京被日军占领后的一个月里，拉贝从一名纯粹的商人，已经转变成了一名社会活动家和难民事务组织者，他在其中遇到了过去几十年从商经历中不曾有过的政治、军事、文化、社交甚至是外交等等问题，他自己都感到吃惊——至少他认为世界上除了做生意外，还有更神圣的事！这就是拯救苦难！过去的一个多月里，有太多心酸的事，但很充实，也很自豪。
拉贝唯一遗憾的是：他的工作才刚刚有个良好的开端，还有很多事亟待解决——比如几十万难民的吃住问题就是当务之急，当然还有如何阻止日军在城内的烧杀抢淫，还有城内到处可见的尸体……想到这些，拉贝的目光下意识地往院墙外不远处的那具依然悬挂在架子上的烧焦了的中国士兵尸体望去。看到这个，拉贝心底就感到恶心，就咬牙恨日本人！
太没有人性！
拉贝赶紧掩上门，拳头紧紧地握着。他突然觉得离开南京前还有许多事必须去完成。“否则我的灵魂不能安宁。”他自言自语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