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夜拉贝丝毫没有合眼。最让他放不下心的依然是留在安全区内的几十万无家可归的难民。如今留在安全区内的难民是一些最穷、最需要别人帮助的人，他们多数是被日军暴打受伤或被严重摧残而失去生活能力的人，这样的人如果没有人去为他们弄来吃的，安排好住宿，也许这个冬天都难以过去。原本，作为占领军，日方有责任管起这些难民，至少给他们基本的生存条件，但日军似乎对此并不放在心上，除了继续不断地从这些难民中拉走人去充当劳役外，至于他们明天或后天是否还活着的事，显然日军并不关心，甚至蓄意阻挠和破坏拉贝他们安全委员会对难民们所做的一切，比如过冬的粮食问题。20多万人每天都需要数额巨大的食品供应，但安全区根本得不到多少粮食。
当时国际委员会成员贝德士先生在给他妻子的信中如此描述：食品供应的前景很黯淡。日本人拒绝卖给我们，既不让我们卖，也不让安全区里别的人卖，或者让我们将粮食从上海用船运过来。这是长时间艰苦谈判的结果，我们有了相当大的一笔现金，2300袋大米（每袋一石或200磅），我们每天拿出100袋，免费分发给最需要的人群和粥厂。红字会从一个特务机关那里获得大米，开办了两个大的粥厂。“自治委员会”被看作是替日军做分发工作主要，甚至是垄断的代理人。但实际上他们在10天里已经收到了500袋粮食，5个星期总计2500袋——这是我们用卡车为他们和红字会运的。每天消费在1500到2000袋之间。有些面粉，我们在初期的分发和销售时动作快了一些。大多数蔬菜价格几乎翻了10倍，部分低的也要5倍。数千人除了米糊糊就没碰过其他东西。我们想通过炮艇搞到1000磅鱼肝油作为医药用品。总的来说日军方面是冷漠的，日本人中没有一个人对平民问题动半点脑筋或加以注意。粥厂的煤是一个问题。我们一天又一天地侥幸弄到手，通常没有得到任何的官方允许。城市里的供应粮食很快就要见底了，没有人来。日军各部在竞相掠夺和挥霍。大量的煤、米和麦子被焚毁了……
最可恨的是新成立的“自治委员会”那几个汉奸官员个个心怀鬼胎，想着如何借机为自己赚一把。难民的苦才不管呢！
“谁都不管，我们得管，且要管到底。”拉贝认为：只要他在南京一天，就要管一天难民的事。想到这，他又再度拧开煤油灯，觉得应该给三个最重要的人物写一封信：他们是美国大使馆爱利生先生、 英国大使馆布龙先生和老朋友德国大使馆的罗森博士。这三位外交官是目前留在南京可以直接发挥作用的人物，拉贝这样认为，因此他写道：尊敬的先生们：
你们中的每个人都曾友好地对如何解决城里25万平民的食品问题给予过关注。正如斯迈思博士先生1月17日致爱利生先生的信（曾有副本寄给你们）中所表达的，我们已向日本人着重提出3点建议，即：
1. 尽快实现由自治委员会通过商业渠道分配米、面粉和煤；
2. 准许国际委员会运进我们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购买用于救济的3 000袋米和9 000袋小麦（这些粮食目前存放在下关、三汊河和汉西门外）；
3. 准许国际委员会将600吨补充食品从上海装船运往这里。
昨天当斯迈思博士先生第三次请求答复这些建议时，福井先生要他去找田中先生。斯迈思和菲奇先生随即找了田中先生，后者告诉他们，日军没收了上述仓库里的米和小麦。他们提醒他注意那是私人财产而不是中国军队的财产时，他认为这些存粮有可能会被日军用于中国的平民。上述两位先生一再请求日本当局准许从上海船运3000袋米，但每次请求均被一个简单的“不”字加以拒绝。他对他们说，也不会有船来装运这3000袋米以及另外的600吨补充粮食。斯迈思和菲奇先生提到日本船只时，田中的解释是“均已用于军事目的”。当两位先生又提出用英国船只时，田中先生没有回答他们。他们只得询问日本人现在有什么打算，田中先生对此回答说，日本军队将会承担解决中国平民食品问题的责任。
斯迈思和菲奇先生随即对他解释说，日军自12月13日起只提供了2200袋米和1000袋面粉出售给中国平民。田中认为，供应量比这要多，但手头没有数字材料(日军1月10日交给自治委员会1200袋米，1月17日1000袋米和1000袋面粉，第二批粮食应在城南出售。国际委员会帮助运输了这些粮食，因为日军不提供运输工具）。
谈话结束时，斯迈思先生向田中先生询问，他是否应该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即我们请求准许运进在下关购买的大米以及从上海船运粮食之事现在已被日本当局拒绝了。对此的回答是：是的！
随后立即发出了由菲奇先生签署的致上海全国基督教总会博因顿先生的电报（在这事情上我们一直与他有信函往来），现在只有看上海对此能采取什么行动了。
我的先生们，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件事上打算采取什么行动，但是我将设法使你们经常了解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情况，并向你们转告我们对此提出的建议。我们并不认为当前再进一步强调我们的要求是可取的，因为田中先生已经声称，日本军队将负责解决中国平民百姓的食品问题。如果你们遇有机会时，非正式地要求日本人告诉你们，他们做了些什么，也许是合适的。
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恢复秩序和整顿好交通，重新通过商业渠道分配大米。国际委员会关心的只是敦促日军注意到食品问题的严重情况，并在此期间采取补救措施，使无力购买食品的穷人们能免费得到大米。
绝对有必要使日军明白，承担中国平民食品的责任意味着什么。至今他们只把这个问题当作儿戏，难得一次拿出1 000袋大米交由自治委员会出售。
1. 每天正常供应2000担（相当于1600袋）大米或约同等重量的面粉（按1担供100个成年人1天正常消耗计，25万人每天需要2500担；较小孩子的定量当然要相应地减少）。
2. 每天至少需要40吨～50吨煤或其他燃料。
3. 由于自治委员会没有足够的运输工具来运进这个数量的大米、面粉和燃料，而日军的卡车又遍布全城，因此应由日军负责运到自治委员会的店铺。（在我们就供应食品事宜与石田少佐商谈时，他曾表示准备负责运输。可惜这些协议由于日本上级部门的命令而作废。）
除了大米和面粉供应，还应采取附加措施保证一定量的其他食品的供应，以防止发生各种疾病和瘟疫。我们还打算从上海运进这类食品。运输之事也得由日本陆军承担。
如果能够将所需粮食提供给自治委员会，自治委员会在分配工作上就不会有困难。
当然，对于那些回到原住处的市民，日本人必须保证给予任何一个像样的政府都会提供给自己市民的保护。日本人也同样应当保护食品及燃料的正常分配和出售。
感谢你们对我们事业所表示的关心。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签名）
拉贝的意图非常清晰：希望这几个外交官在他走之后多多关心安全区的难民，尽可能地继承他没有完成的任务。他的心完全被苦难的南京人民牵着。要保证安全区内的难民们艰辛地活下去，资金显然是最重要的。拉贝在写完给三位外交官的信后，突然觉得英国大使馆的布龙先生在资金问题上更有些办法，于是几天后拉贝又提起笔，专门给布龙先生写信道：
作为驻南京的代办，您对南京安全区的设立以及与此相关的难民工作等所有重大事件非常熟悉。关于难民工作，我想在此再多言几句。
南京25万难民中的一大部分是由于城内及周边地区火势的蔓延而无家可归的。在许多家庭里，养家糊口的人不是被日军带走就是遇害，于是家里剩下的人便陷入了极度的困境。这样的事不说有千万件，也有千百件。如您所知，居民的经济生活被完全摧毁。有许多居民，他们带着少量的食品和钱进入安全区，他们仅有的这一点储备都快用光了，现在他们变得一无所有。
可供委员会支配的救济基金当然也捉襟见肘。我们在南京有10万元，在上海可以再得到5.7万元。要想摆脱25万人的困境，这15.7万元是远远不够的。令人焦虑的是这成千上万的人需要的不仅是食品，还要有安身立命之地。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给予他们一定的帮助，使他们能开始新的生活。
给予一些贫困家庭相应的经济资助，这对他们能够重新生活也是一种极大的帮助。进行这样的援助，我们只能依赖这笔基金了。
因此请允许我提出如下请求：请您帮忙，获得伦敦市长基金的相关资助。我们已从美国顾问委员会获得了一笔捐款，即包含在上文提到的5.7万元中。我们也希望英国委员会不吝给予我们援助。
预先对您的支持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您忠实的约翰·拉贝（签名）主席
拉贝是个操心的命。每一件事到他手里，都事无巨细。除了吃和住，水电也是生活必需品。为此，拉贝亲自带着几十名工人冒着中途被日军屠杀的危险，来到长江边的自来水厂和发电厂工作。要命的是电厂，战前拉贝多次来过，但一个多月后的电厂，已经面目全非，这里的43名技术工人被日军当作军事人员绑到长江边上全部屠杀了。厂房和机器设备也惨遭破坏。令拉贝生气的是：那些破坏电厂的人——日军现在却也嚷嚷着令他帮助把电厂修理好发电。按拉贝的性格才不愿为“破坏者”卖命，但想到难民和国际委员会成员们也需要用电时，拉贝“忍气吞声”地勉强接下此活，并且亲自出面向上海洋行总部聘来几个专业工程师，一起帮助使发电厂重新恢复了工作。
1938年1月底，德国使馆外交官从日本大使馆获得消息：2月4日起，日军将正式开始遣散安全区内的所有难民。这是件大事，拉贝认为必须同国际委员会成员们紧急商议。29日，拉贝召集国际委员会成员开会，重点讨论了请求相关国家的外交官到日本方面弄清楚以下情况：一是日本人会不会将外国辖区和外国侨民住宅里的中国难民驱逐出去；二是日本人是否允许拉贝等人在自己住处的小安全区内收容更多的难民。
“这是我们最大限度地争取紧急情况下保护更多的难民。当然，如果日本人还能以其他方式继续保留我们原有的安全区，这当然是最好的打算。但现在我们需要作出最坏的打算。用中国人的话说，在安全区的问题上，看来日本人是想对我们进行釜底抽薪！”拉贝分析道。
委员会成员们全体沉默、悲愤。
“今天的南京是日本人的天地，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力拯救这些可怜的孩子和他们的家人。”拉贝开腔道，“我想尽管中国人骂自治委员会的几个官员为汉奸，但毕竟现在是他们在行使管理南京城的行政权，我们对他们也要争取一下。”
“那帮人甚至比日本人还贪赃枉法，我们能从他们那里争取到什么呢？”马吉不信。
拉贝说：“难道你们忘了，在日军占领前，当时的马市长曾经答应的一万袋大米和一万袋面粉？日军占领后，这批粮食就一直被日本人扣着，我们让自治委员会的人到日本人那儿要，以用作给难民们赈灾。一方面也给自治委员会的人一个立功的机会不是？”
“哈哈……汉堡商人真精明、狡猾啊！”斯迈思和马吉等不由调侃起拉贝来。
后来证明拉贝的这一主意还真达到了一定目的，虽然日本人没有把这批粮食全部用于赈救难民，但至少让日军吐了些血。
1月30日，中国农历的大年三十。下午4时左右，拉贝驾车准备去平仓巷，车至汉口路，只见迎面约50多名中国人将他车子拦住。
“拉贝先生，你快去救救那女孩！”中国人纷纷向拉贝说道并比划着。
拉贝一听，便知三分了：肯定日本兵又在强奸妇女了！
“走！”拉贝二话没说，跟着中国人，来到蒋家巷4号。
“日本兵就在里面……”有人说。
拉贝推门便进。房子里面早已被日军抢劫一空。在一间敞开的里屋，放着一口棺材。再往隔壁的一间堆放稻草和杂物的屋子走去，拉贝发现了一名日本士兵正在强奸一名妇女。拉贝火了，上前一把拎起那日本兵的后领就往外拖，并且一直拖到走廊外。
“你的！你的什么的干活？你的……”日本兵又气又恼。
“你的强盗！野兽的干活！我的决不允许！”拉贝也怒发冲冠地回敬和训斥道。
那日本兵看看拉贝，又看看停在一边的挂着德国国旗的汽车，拎着裤子夺路而逃。
“哈哈哈……小鬼子也害怕呀！”中国人拍手欢呼，并纷纷竖起大拇指赞拉贝。
“大家快离开这儿，说不定日本人会马上过来。”拉贝朝围着他的中国人挥挥手，让他们尽快离开。等现场所有人走尽后，他也登上汽车，走了。
农历新年初一，是中国人最喜庆的日子。拉贝院子里的难民们，一早就起来排着整齐的队伍，向他们的救命恩人拉贝先生三鞠躬。姑娘们还向他献上了一面长3米、宽2米的红绸布，上面写着一行长长的汉字。这行汉字拉贝读不懂，有人这样翻译给他听：您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
“天，我怎能受此大礼！”拉贝一听，脸都涨红了，说自己无论如何也承受不起如此赞誉。有位在此避难的前中国政府官员是名学者，他笑眯眯地走来对拉贝说：“我把这句话翻译成一首阁下听得懂的诗吧！”
“太好了！”拉贝拍手赞同。
翻译后的难民献辞是这样的——
“谢谢，谢谢你们！愿上帝也保佑你们！”拉贝又一次被自己的“臣民”感动了。
这一天，拉贝觉得阳光有了一丝暖意。因为他举目往外眺望时，发现院墙外那具中国军人的尸体终于被搬走下葬了。
2月4日，也就是中国人过新年的第4天，这一天拉贝早早地起来了，因为他要在这一天亲自站岗——“今天我得亲自站岗，也就是说，我必须注视着自己的难民收容所，双眼盯着我家后面德国学校里的600名难民和我家前面中学里的约5000名难民。如果日本人强行闯入，我虽然阻挡不住，但我起码可以做一个目击者，观察事态以向世界通报。我一定想方设法保护好我自己的房子，我们倒要看看，他们敢不敢在我面前侮辱德国国旗！”拉贝这一天的日记里这样写。整个这一天的行动也是这样做的。他穿着特别整洁的西装，袖子上的纳粹徽章格外显眼，而这一切都表明，他决不会让日本人在他面前随心所欲地破坏他的安全区和欺负他所收容的中国难民们。
入夜，拉贝的日记这样写道：“担惊受怕的一天2月4日过去了，一切都很平静。这意味着只要日本人有所顾忌，我们就不会遇到麻烦。我们大家对此都感到非常高兴。今天是中国春节的最后一天假日，尽管天公不作美，下着雨雪，但中国人仍然兴奋地在院子里燃放鞭炮。这些可怜的人如此知足：只要不被打死，他们就满意了……”
写到此处，拉贝想起了前一天的事——
“拉贝先生，您一定要出面救救栖霞山寺庙内的难民，他们太可怜了！无论如何，您得出面。”江南水泥厂的丹麦友人辛德贝格来了，他见了拉贝，事情还没顾上说，就立马请求拉贝答应他的求助。
“你说吧，把情况给我报告一下。”拉贝知道肯定又是一件令人愤怒的事。
辛德贝格这时才想起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是僧人们给您和所有相关人士的公开信……”
拉贝接过信，看着看着，他的手开始抖动——显然是难以抑制的愤怒。公开信的内容是：
值此，我们向您简要汇报该地的情况及本寺庙所遇到的骚扰——
南京沦陷以来，每天都有数百人逃至我庙寻求保护，要求安置。我写此信的时候，寺庙里已聚集了2.04万人，大部分为妇女和儿童，男人们几乎都被枪杀或被掳去为日本士兵当苦力。
下面，我们扼要地列出日本士兵自今年1月4日以来所犯下的罪行：
1月4日：一辆载着日本士兵的卡车驶来，他们掠走了9头牛，并勒令中国人为其宰杀，以便把牛肉运走。与此同时，他们放火焚烧邻近的房屋以消磨时光。
1月6日：从河上来了很多日本士兵，他们抢走了难民的1头毛驴，并抢走了18个铺盖卷。
1月7日：日本士兵强奸了一位妇女和一个年仅14岁的少女，抢走了5个铺盖卷。
1月8日和9日：有6位妇女被日本士兵强奸。他们像往常一样闯进寺庙，寻找最年轻的姑娘，用刺刀威逼她们就范。
1月11日：有4名妇女被强奸。喝得酩酊大醉的日本士兵在寺庙内胡作非为，他们举枪乱射，击伤多人，并损坏房屋。
1月13日：又来了许多日本士兵，他们四处搜寻并掠走大量粮食，强奸了一位妇女及其女儿，然后扬长而去。
1月15日：许多日本士兵蜂拥而来，把所有年轻妇女赶在一起，从中挑出10人，在寺庙大厅对她们大肆奸淫。一个烂醉如泥的士兵晚些时候才到，他冲入房内要酒喝、要女人。酒是给他了，但是拒绝给他女人。他怒火冲天，持枪疯狂四射，杀害了2个男孩后扬长而去。在回到火车站的路上，他又闯进马路边的一间房子，杀害了一位农民70岁的妻子，牵走了一头毛驴，然后纵火把房子烧了。
1月19日：日本士兵大闹寺庙，砸坏门窗和家具，掠走7头毛驴。
大约在1月20日，开来了一支新的队伍，换下栖霞山火车站的岗哨。新来部队的指挥官是个少尉，他心地较好，自他来后，形势明显好转。他在寺庙内设了一个岗，哨兵努力把专来捣乱、偷窃和抢女人的士兵拒之于寺庙大门之外。因此，我们害怕，一旦这位少尉撤离此地被派往别处，原来可怕的情景会重新出现。所以，我们请求你们，不管是谁，只要能帮助我们阻止重现这种惨无人道的残暴行径即可。安置在我们这儿的难民百分之八十已失去了一切，他们的房屋被毁，牲口被杀，钱财被抢。此外，许多妇女失去了丈夫，孩子没有了父亲，大部分年轻男子遭到日本士兵的杀害，另一部分则伤的伤，病的病，躺在这里缺医少药，谁也不敢上街，害怕被杀害，而我们还只剩下少量的粮食储备。我们的农民既无水牛又无稻种，怎能春耕播种呢？
在此，我们所有签名者再次恳请您的帮助。
看完信，拉贝长叹一声，说：“城内的情况其实并不比栖霞山寺庙好多少。你看看斯迈思等这几天整理的情况报告……”
拉贝随手从桌子上拿起几张纸，给辛德贝格看。这是《日军在南京暴行报告》的后续，这份报告已经登记到300多个案情了。
辛德贝格看到如下报告——
2月2日下午，朱先生想返回位于建康路的家中，他与他朋友同行。他们到达铁管巷时受到5个日本士兵的阻拦，他们不得不听从日本兵的命令，为他们工作到深夜。从此他们再也不敢有试图回家的想法。
2月2日，江先生要返回位于新街口的住所，在云南路和中山北路的交叉口的一个街角，五六个日本兵遇见他，强迫他挑餐具到挹江旅馆。他办完事正要回家，在铁道部附近又遇上日本兵，要他把大米扛到上元门，他遵命完成后，时间已晚，最后想想不得不放弃回家的想法。
2月3日：上午9时，一位18岁的叫蔡晓喜（音译）的年轻男子离开难民收容所回家，走到四象桥时，因没有立即向日本兵行鞠躬礼，被这位士兵用刺刀捅了一刀。今天下午，他回到我们这里接受医生治疗。
2月3日：上午10时左右，七八个日本兵闯进白下路江先生和江太太家——他们刚刚从安全区回到家，日本兵命令江先生出去，企图对他太太施暴。江立即指指手袖上的“国际委员会”标章，日本兵才悻悻地走了。江当晚带着太太回到安全区，他们说，回家太可怕，决定继续留在难民收容所。
2月3日，马太太回家途中，在同仁街某屋前被3个日本兵抓住，拖到一间屋子内进行轮奸。……
后面的都是有关诸多妇女离开安全区试图回家过日子时被日本兵或在家或在途中强奸和轮奸的案例。辛德贝格没看几个就直骂：“恶心！”
“这种情形下，如果我们放弃安全区，将等于帮助日本人再次屠杀南京人嘛！”辛德贝格冲拉贝说，“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这样做！”
拉贝拍拍丹麦朋友的肩膀，说：“我们正在与各国驻华大使馆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并同日方和新成立的南京自治政府取得协调，力争保留国际委员会所担当的责任。”
“有结果吗？”彬彬有礼的辛德贝格看来也被形势逼得要发疯了。
“相信会有些结果。”拉贝说，“请向栖霞山的方丈们转达我的问候。他们那边的情况，我们一定协调顾及。现在的最大问题是，我们自己如何坚定对安全区的自信和自治能力，特别是食品的基本保证。”
“明白。”辛德贝格带着拉贝主席的一丝希望，离开了肮脏而焦味十足的城区。他对拉贝说：“如果不是为了我那边两万多难民的事，一次也不想进城……”
拉贝苦笑道：“可我们还必须每天24小时守着到处是尸体臭味的南京城。因为我们的岗位在这边——20多万难民每时每刻都在期待着我们。”
是的，无论南京城如何凄惨与肮脏，无论空气如何让人窒息与迷漫恶臭，拉贝也无法离开。2月4日，是日本要求安全区难民撤离的第一天，但除了拉贝和几个美国人住所内的难民们没有被日本军队驱赶处，其他地方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日军强行而野蛮的破坏、骚扰。在拉贝一直关心的与他住处近在咫尺的金陵大学附中内的难民也纷纷逃了回来。5日当天，负责这所中学难民的格兰姆斯先生向拉贝发出求救信：
尊敬的拉贝先生：
在此，请允许我转告您，越来越多的难民回到我们学校寻求保护。他们说，他们不可能继续留在家里，因为日本人不断进行骚扰，向他们要姑娘。如果他们不从，就威胁要杀死他们。形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严峻。在这样的情况下，难民们怎能返回住所？请您给予他们仁慈的帮助，除了您和您的朋友之外，我再也不能请求他人保护。请您与德国、美国和日本大使馆商谈此事。难民来找我帮忙，可我却无力相助。自治委员会丝毫影响不了日本人。人们告诉我们说，除了国际委员会，谁也不能保护他们，即使是自治委员会官员的夫人也跟平民百姓一样难免遭受日军的奸淫。我简直无法理解。自治委员会怎能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还要求难民返回自己的住所。它自己也很清楚，在安全区外，谁也不能保护难民不受日本人的欺凌。
这些难民多么可怜，简直难以形容。我祈求上帝，不要离开中国，拯救我们吧！如果您及您的朋友不帮我们，谁还能帮助呢？恳请您及您的朋友考虑一下，通过什么途径帮助这些难民。
尊敬的、亲爱的拉贝先生，您是我们的先导，我写此信时已泪流满面，但愿上帝与您同在，请为我们祈祷吧！
您的D. G. 格兰姆斯（签名）“立即通知召开理事会！”拉贝对斯迈思说。下午，国际委员会在拉贝的要求下，再度召开了理事会紧急会议，重点研究了日军在安全区内驱逐难民后的形势，以及如何安置回来的难民及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当前，我们可以说到了委员会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刻，大家无论如何要坚定我们的信仰和决心，其实也应当有理由坚守我们安全区的职责，这一点事实上尽管日方不直接承认，但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工作是普遍支持和同情的。现在我们面临的是：自治政府要求市民们回家，但多数难民他们不敢回家，或者说回家了因为害怕日本兵的骚扰又回到了安全区来。这说明什么？说明了多数难民是信任我们而不信任日本人和自治政府的人。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我们继续为他们服务的理由吗？所以只要我们坚持，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拉贝是个商人，很少能说如此激情的鼓动话，但这一天他说了，说得很像一个德国政治家。斯迈思等美国朋友给予了拉贝很高的评价。
坚定战斗意志对此刻的国际委员会成员们来说，异常重要。
“寒冬总会过去。面包不能没有。”大家相互鼓励，困难似乎又在这群洋人面前变得轻如鸿毛。
这是1938年2月6日，拉贝收到了一份热情洋溢的信，是他的助手之一、金陵神学院安全区的陶忠亮代表他负责管理的全体难民感谢拉贝的。信这样写道：
战争在上海爆发并不幸蔓延至南京时，国际委员会建立了南京安全区。它帮助难民免遭危险，获得安全，这件拯救工作使全体难民至死也难以忘怀。
我们——您的助手，愿为您的追求献出我们的全部力量，我们把这看成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在辞旧迎新之际，我们收到您的来信，信中对我们的工作大加赞扬，随信还附上了15元钱供我们欢度春节。虽然我们认为，我们不配接受这份礼物，但我们不予拒绝，以免让您生气，从而失去您的器重。
根据您的指示，我们已把钱分发给各位工作人员。特写此信，以表示我们的衷心感谢。
代表金陵神学院难民收容所全体职工
自日军宣布要驱逐安全区内的难民以来，拉贝的神经每天都处在极度紧张的状态，多数时候是一件件忧心如焚的事，但偶尔也有高兴的事，比如他从罗森博士那里获悉，通过拉贝等多方努力，上海方面已经将100吨蚕豆往南京起运。这对处在饥饿与死亡边缘的南京难民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救命的好消息，而对拉贝他们来说，更加让他的国际委员会有了一份信誉，因为这样的物资援助是连日本军方都很难破坏的。它属于慈善援助，国际社会的眼睛都盯着呢！拉贝能不高兴吗？
但与此同时，拉贝又收到了几个令他情绪低落的坏消息。其中有一件说，一个日本士兵闯入民宅，屋内住有1个妇女和她2个女儿。这个士兵想要强奸2个女孩，遭到反抗。随后，日本兵把3个女人锁在屋子里，纵火烧屋，最后2个女儿烧成焦炭，母亲则烧得半死逃了出来……面对如此不断的暴行和噩耗，拉贝只能空握拳头。
“能做的就是更多地救助那些可怜的难民，或多给他们一碗粥喝，多让他们安全地睡上一夜……”拉贝内心一次次向上帝祈祷。
国际委员会的争取一直没有停止，拉贝在不停地向日方直接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2月10日，他代表国际委员会向日方当局就“恢复秩序和纪律”、“食品供应”和“医院和卫生所的人员”等问题提出了要求。
在发上述信件给日本使馆方面的同时，拉贝也收到了一份来自上海报刊转载德国汉堡的新闻报道：
一个德国人卓有成效的工作
（上海1月10日讯）南京的许多报道一致肯定了德国西门子洋行（中国）驻南京代表拉贝值得赞扬的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从11月中国当局完全撤离以来，他以难民区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实际上做了市长的工作。他在其他德国人和外国人的支持下，维护社会秩序，关心市民的福利。据日本大使馆一名代表的报告，拉贝的工作对过渡时期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对目前为了居民和难民的利益而与占领军进行的合作也是很有益处的。留在南京的中国居民怀着感激的心情赞许拉贝的帮助。
拉贝是个荣誉感特别强的人，尤其是来自自己国家的新闻消息他特别在乎，这也是他能够坚持并如此奉献于中国难民的力量源泉之一。这篇新闻他看后很多次告诉给朋友们。
离开南京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拉贝觉得身为“主席”的他，有必要做完两件事：审计在任委员会主席期间的财务情况和对未来委员会的命运作一安排。这也再一次显示和体现了他这个“精明的汉堡商人”的工作严谨性。
很快，财务报表和今后的财务预算送来了。“员工们的工资和医生的工资支出，必须件件落实，如果这方面留有问题，我宁可不走！”拉贝对金陵大学报来的财务表中没有明确的内容，很认真地要求细致的补充。
现在，拉贝要签署一份他认为他走后最重要的文件，即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名称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我们选择这一名称，是为了更好地符合其目前作为纯民间救助组织的工作性质。为了更好地表达我们存在的理由，我和斯迈思博士正式向日方提出上述请求。我本人——将不在新的机构里担任领导，但希望斯迈思、马吉、施佩林、米尔斯牧师等诸位成为这个新机构的领导人，过去的工作已经证明他们是卓越的……”18日，拉贝在国际委员会的最后一次理事会上，发表了“告别”讲话，斯迈思对会议作了认真记录。这些珍贵的资料后来都留在了美国耶鲁大学，成为世界研究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历史档案。笔者有幸阅读到它们，就像与当年的传教士、基督徒、医生们在一起交谈了那段无法忘怀的沧桑岁月……
拉贝在南京主持难民安全区的事迹几乎全世界爱好正义的国家都已知晓，更不用说他在南京城内的影响，所以当他要离开南京的消息传出后，许多难民纷纷给他写信致敬。下面这一封由24位难民签名的信算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吧。
日本人占领本城后，从1937年12月16日起押走了许多中国人，据说是命令这些人为他们从事必要的劳动。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年轻人，有些还是未成年的孩子，我们的独生儿子也在内，他们都没有兄弟。许多人是商人家庭出身，从来没有当过兵；另一些人是手工业者或是小商贩，但大家都是本分的公民。现在留在家里的只有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父母和祖父母，以及无人养活的妻子儿女。
我们从未有过财富。在您建立安全区时，我们希望能够在那里继续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并且不会受到伤害。可是，64天前，日本人突然从那里拖走了我们的儿子，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我们这些老老少少、女人们和孩子们，在安全区没有任何收入，在风里雨里，在严寒的冰雪天，等待着他们归来。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们这些从未当过兵的人就会因饥饿和寒冷而死去。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儿子们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们如今怎么样，家属们日日夜夜都是在泪水中度过的，其中有些年老的和身体虚弱的因悲痛而病倒了。我们的笔难以给您描述这些人的痛苦。你们的委员会过去曾表示过，你们感到有责任去调查那些被押走的人和失踪者的下落。我们曾于1月28日和2月1日两次给您写信。现在又过去了几个星期，但是毫无结果。我们大家（我们这些为儿子、丈夫及其他人担心的人）走投无路，不知该向谁求救，但我们知道您心肠好、怜悯人，因此再次请求您找到能帮助我们的方法和途径，使那些年轻人能够回到我们身边，把赡养者还给家庭，搭救我们的性命。请求您告诉我们，您能为我们做些什么？那些年轻人是否还活着？他们此刻在哪里？（活着还是死了？）他们是否还能回到我们这里？什么时候能够回来？请您不要对我们隐瞒什么。请您把详细情况告诉我们。我们相信您的好心肠和怜悯心，我们将一辈子都感激您。
许朱氏 许潘氏 费于氏等24人签名
拉贝是个办事十分认真的人，他对所有类似这样的来信，都一一回复，并且总是将对方期盼的事尽可能地去努力处理和安排。
2月21日，国际委员会总部举办盛大招待会，这个招待会是专门为欢送拉贝所举行的。招待会在一首悠扬中略带忧伤的曲子——《南京难民合唱曲》中拉开序幕。这首曲子是由幽默大师麦卡勒姆牧师特意为拉贝所作，歌词独特：“e beans for our breakfast，beans for our lunch……”（中文：我们要蚕豆做早饭，要蚕豆做午饭……）当麦卡勒姆牧师将他所写的歌词告诉大家时，全场人都哄堂大笑了，甚至连受邀的几个日本外交官都忍俊不禁地捧腹狂笑。拉贝觉得麦卡勒姆是个天才，他竟然能把一个严重而复杂的外交问题和关乎几十万难民生死的难题，用调皮的曲调，作为今天这个盛大而隆重的欢送仪式的主题曲，这也一下让整个招待会充满了苦中作乐的氛围。
斯迈思代表国际委员会，宣布他们在拉贝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了一次临时委员会会议，并把会议上的一个专门写给拉贝的决定当众宣读：
我们荣幸地将下述决议通知您。该决议为今年2月15日在南京安全区9个区的区长及25个难民收容所所长第六次联席会议上作出的。会议一致决定：感谢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M.D.拉贝先生为组织和管理安全区所做的极其宝贵的工作以及与此有关的救援和救济工作。对拉贝先生为南京居民的利益所做的努力表示最高的赞赏。我们将永远感激地记住他的名字。
上述决议也应该向西门子洋行（中国）和德国大使馆通报，使他们了解南京居民对拉贝先生在这段困难时期所做工作的感激之情。
上述会议，还委托签名者向西门子洋行（中国）提出请求，在可能的情况下，保留您在南京的住房以及国际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虽然安全区本身已经不再存在，但居民们的困苦仍然很大，比以前更加需要对他们进行救济。由于这个原因，全体区长和收容所所长请求您，如有可能，继续在这里工作。告别像您这样一位经过困境考验的朋友，使我们大家深感遗憾。
因此我们十分希望，西门子洋行（中国）会考虑我们的请求，允许您为南京的利益继续您的工作，并请您在它的同意下决定继续留在我们这里。如果不能如我们的心愿，也仍然希望您不久就会回到我们这里来，给原有的友谊换上新的纽带。它在过去的几个月内对我们变得如此的珍贵。
南京安全区各区区长和各难民收容所所长的代表（签名）
这份由董沈玉先生书写，有南京安全区全体国际委员会委员和各区区长、难民收容所所长签名的“决议书”至今仍然保留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长长的签名，足以证明拉贝在任国际委员会主席期间的业绩与威望。
这是拉贝获得的最高荣誉，尽管它是非官方的。
2月23日，拉贝在他最信任的中国助手韩湘琳和公司助手施佩林等人的陪同下，登上了停靠在长江边上的英国“蜜蜂”号炮艇。英国大使馆及炮艇司令长官等热烈欢迎他的到来。
“呜——”炮艇拉响一声长鸣的汽笛声，滚滚的长江水顿时在艇尾翻卷……此刻，拉贝向码头上欢送的人群频频招手。他内心不由泛起难以抑制的波涛：啊，别了，我亲爱的南京！别了，我们几十万苦难而叫人牵挂的难民！
1938年2月25日下午2时许，拉贝乘坐的船抵达上海。码头上，他与久别的爱妻重逢。两人长时间的拥抱，场面感人。
到上海的次日，拉贝看到了刚刚出版的上海德文报纸上的一篇题为《向约翰·拉贝先生致敬》的短评。此评这样说：
当日本的部队在11月底以极快的速度向中国首都南京挺进时，在外国人的私人圈子里产生了建立一个安全区的想法，使外国的侨民和中国的平民在预期发生的战斗中可以找到一个避难的地方。
国际委员会由此诞生了。它把不同国家的公民（其中有3个德国人，还有美国人、英国人等）联合了起来。西门子洋行（中国）南京办事处代表约翰·拉贝先生在他的全体委员们的信任下，被任命为委员会的主席。
战斗爆发时，安全区已经组织完毕。委员会的成员们本来可以到停泊在扬子江上的轮船上去避难，这并不困难。可是，拉贝先生和他的委员们放弃了让自己到安全地方去的机会，决心将承担的使命进行到底。由于他们不怕自我牺牲的行动，在中国部队撤退和日本人占领南京后那些困难日子里，使数十万人得以免受饥饿和寒冷，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保护他们免受可怕的遭遇。
只有在他们不顾个人安危的全力投入下，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们才能做出这种完全是人道主义的贡献。
安全委员会的主席承担着最大的工作压力，工作的成功主要应归功于他。约翰·拉贝先生在南京困难的日子里，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完美的人，他的献身精神，给“德意志”这3个字和他的祖国带来了荣誉。一定是先行到上海洋行总部的克勒格尔一帮朋友们弄出来的。拉贝内心很开心地猜想。
不过，拉贝更喜欢另一封“表扬信”，因为这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博士的亲笔信。拉贝认为，这可以称得上是德国官方和政府对他在南京工作的肯定。
尊敬的拉贝先生：
鉴于您在1937年11月—1938年2月义务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及后来的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席期间，冒着生命危险，以人道主义的精神所做出的富有成就的和勇于牺牲的工作，我向您表示我的赞赏。
此外，我也真诚地感谢您在这期间勇敢地为保护德国在南京的财产所做的个人努力。
您的行为给我们的祖国带来了荣誉。
请允许我通知您，为表彰您在南京的工作，我已请求外交部向德国红十字会建议授予您一枚奖章。
陶德曼德国大使（签名）在上海，拉贝第一次向外界公开讲述了他所经历的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从此他的名字在新闻报刊上时常出现。在他的故乡德国，他做了同样的事。然而几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希特勒为首的法西斯失败，日本也被打败。拉贝的命运则很特殊：一会儿被捧为英雄，一会儿成法西斯代表——因为他的纳粹身份无法逃避战后的严讨与追查。
关键时刻，中国各界和有关方面纷纷站出来为拉贝提供和出示了他在南京反日本法西斯时所作的特殊贡献的证据，这才将拉贝的“纳粹”身份给予了澄清。下面是盟国占领区委员会主席杨克签发的一份法庭判决书：
盟国肃清纳粹法庭复议庭认定
拉贝为非纳粹分子的判决
现在从事口译工作并且有时被西门子公司临时聘用的拉贝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并且于1934年在中国加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他当时在南京建立了一所德国学校，有必要获得德意志帝国的支持，因此他必须加入该党。1935年约翰·拉贝临时担任了该党南京地方组织负责人。当时在中国的德国人并不了解国社党的罪恶目的和犯罪行径，有关这一点，证人的证词可以证实。南京安全区在日本人突破防线的时候建立，在美国人和英国人的请求下拉贝担任了该委员会主席。作为委员会主席他似乎是使得安全区避免了日本人轰炸。1938年拉贝回到德国，途中他作为贵宾乘坐了英国“蜜蜂号”炮艇到上海。拉贝在德国作了数场关于日本人残酷非人的战争行径的报告，因而被盖世太保逮捕，并被禁止进一步从事有关这方面的活动。战争期间，拉贝的工作是负责照料西门子驻外工作人员。
阿尔夫雷德·霍普和阿尔贝特·阿尔姆布鲁斯特与拉贝一起在中国待过，而且不是党员，这两个证人以及所获得的可代替宣誓证词的陈述词均能证明以上的全部内容，特别还要考虑到的因素有，在1934年的时候，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政治和帝国主义目的在中国尚不被人所知。
鉴于以上所述，同时也尊重上述人所具有的人道主义的和社会的观念，委员会经多数票通过，支持认定其为非纳粹分子的提议。
一位德国“纳粹”在中国南京所建立的特殊功勋，为拉贝的命运画上了句号。
2014年夏的一天，笔者来到位于南京市广州路小粉桥1号的拉贝故居，在这位伟大的国际友人雕像前，深深地鞠了三躬。当我抚摸这位已经远离我们的德国友人的头像时，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因为我和所有中国人都知道，假如当年没有拉贝和他领导与组织的“安全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造成的中国人死亡人数绝不止3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