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特琳与张纯如在不同时期同毕业于伊利诺州大学，且都与“南京大屠杀”有关并患同样的病，后又同样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生命。何曾想到，这两个出生在不同年代、不同国家的女人竟然在冥冥之中有着如此相同的命运，不可思议，也非常遗憾。

    “我怎么能放得下孩子和学校呢？”魏特琳还是那句老话。

    不知是女人的直觉感强于男人的缘故，还是美国人对国际政治有天生的敏感，魏特琳对日本人对中国动武一开始便高度警惕并看穿了其野心。这年北平的七七事变后，魏特琳立即作出了自己的判断：“我们得到消息，7月7日，一名日本兵失踪后，在北平南面数英里的地方出现了麻烦，日本兵是如何失踪的？为什么失踪？没有人知道详情。自那以后战争扩大了，我们不敢说它将如何结束。”这是她在七七事变后的几天写给美国朋友的信，魏特琳当时就如此尖锐地指出：“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米尔恩说过：‘1914年在萨拉热窝有两人被打死。对此，欧洲所能做的就是再杀1100万人。’米尔恩的这个结论还不包括战争造成的个人损失、愤怒和疾病引起的死亡和对经济的破坏，以及日益加深的仇恨。 中国不想打仗，并且知道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我认为日本人民也不希望战争，但是日本无法控制其战争武器。”

    我们现在来说说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见证人、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小姐。这个美国女人一生未要孩子，却从不放弃数以万计的中国孩子的生命。她因此被南京人称作“观音菩萨”。

    “华小姐！快到防空洞躲躲！快！”程瑞芳等使劲拉她进防空洞，而魏特琳仍然胸部剧烈起伏着在不停地咒骂扔炸弹的日本飞机。

    魏特琳有自己的事，她提前从青岛度假回南京，主要是为了检查新建的教工住宅。这个新公寓是魏特琳非常在意的一项工程，院长吴贻芳对此做了很大努力，造房的预算总在超额，这让一心想有个美国式公寓房子的魏特琳有几分着急——她期待自己在中国有一个理想的住处。但日本军队开进中国后一切都改变了，包括魏特琳个人的这么一点小愿望。

    真是疯了，战争的发起者和胜利者是疯子，战争的受害者也疯了！魏特琳看着她曾经如此迷恋的中国六朝古都与秦淮河美景，心中无数次呐喊，但似乎没有人理解和听她的。她唯一庆幸的是：她们的院长吴贻芳女士是位开明而有独立信仰的“头儿”，吴院长既没有执行“涂黑”，更没有执行“焦土”，她认为即使日本人的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亮出中国人的豪气与美丽”。魏特琳非常敬佩吴贻芳博士，说她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灵魂和象征。吴是该校首届毕业生，后赴美国读博士，回来接任院长之职，是位真正的教育家。因为吴贻芳的存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首都南京也是所名声非常好的学校，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也经常光临并不时赠送些礼物与纪念品。

    第二天是中秋节，魏特琳心情愉快，因为这一天下了一场雨——雨天日本飞机是不会来轰炸的。而雨后的天空特别晴朗、清新、凉爽。这是自8月份以来南京人很少度过的难得的一天。白天，魏特琳挨家挨户去学生的家里做家访。战争阴影笼罩下的南京市民在无望的压抑日子里，竟然开门看到一位慈母般的“洋小姐”来家问寒问暖，怎不感动和激动？

    9月18日，金陵大学作出决定，欲在10月4日在南京开学，这消息让魏特琳受到极大鼓舞。这一天，魏特琳与程瑞芳等同事一起，通知了所有生物专业的学生们到武昌去上课，因为那里已经有6名她的学生重新获得了上课的机会。“我个人认为，如果可能的话，带着孩子的母亲应该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去。但是，如果身体能够承受目前压力的话，我们其他人应该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我们最大的感情投资是与年轻的教会成员保持友好合作的关系，当人们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却离开了，在我看来这是丢掉了一次需要我们服务的绝好机会……在我的传教生涯中，一个长期期待着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担负特别责任的妇女得到了与担任同样责任的男子相同的待遇，没有要求我们与带有孩子的母亲同时离开。”当天的日记里，魏特琳为自己能留在南京继续她的神圣工作而自豪。

    日本人的飞机已经把南京城炸得遍体鳞伤、鸡犬不宁。“这是谁家的鹅？”突然有一天，学校里来了两位警察，指着满地悠闲地摆动着身体的几只公鹅责问魏特琳。

    战争把人的聪明逼至极致。有一天魏特琳来到美国大使馆办事，发现外交官们忙着将一面巨大的星条旗（美国国旗）张掩在房顶上。“这样日本飞机扔炸弹时就不会朝我们头顶上扔了！”使馆人员这么说。

    “喂，使馆吗？我是魏特琳。我想向你们借样东西……”

    “太谢谢了！谢谢你们！”魏特琳和凯瑟琳高兴地抱在一起欢呼。她们把这件事报告了吴贻芳院长。

    “必须走了！凡是女人都应该离开，所有不是必须留下的男人们也要走。”美国使馆一次次来人对魏特琳她们说。

    魏特琳有个中国名字，叫华群。1886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州西科尔小镇的她，在26岁时即1912年来到中国合肥办学传教。如此一位具有高等学历且年轻美貌的美国姑娘，甘愿独自一人来到一个落后的东方国家进行传教办学，一直到耗尽生命的全部能量。魏特琳在中国的贡献，尤其是日本军队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挺身保护万余中国妇女和儿童的义举，让人感动且有几分悲切。

    “听说你们使馆的国旗还要下降？”魏特琳追出几步问道。

    她没有了其他准备，唯有的准备就是与所有南京人一样：准备“迎接”日本人的任何行为——无奈的“迎接”。

    在埋葬皮特勒之后，魏特琳又一心投入到为她的学生们筹备新学年开学的事宜上。在许多人看来，中日军队在上海打得血肉模糊，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还有开学的可能性吗？魏特琳听了这样的话显然很生气，说：“战争是战争，孩子是孩子。我们无法制止两个国家的战争，却要尽一切可能让无辜的孩子上学。”

    城内传来另一个消息：为了不给可能进攻南京的日本人留下任何宝贵资源与财富，当局传出要百姓和所有机构配合进行“焦土政策”，即中国宁愿把南京和其他大城市变成焦土，也不让日本人占领后得到任何好处。

    其实“华小姐”已经51岁，早已不是姑娘年龄了。“外国人称没有结婚的女人都为小姐。”后来一些不明白此事的中国人也都知道为何如此称呼人到中年的魏特琳了。

    “轰隆——”歌声尚未停止，突然，近处传来炸弹爆炸的巨响。令人生厌的日本飞机又在扰乱和破坏，这让魏特琳和孩子们更加蔑视与憎恨日本人。

    “小可怜！我的小宝贝呵！”魏特琳抱起小家伙，直奔医务室，给它上药，然而已经太晚了。皮特勒不久便永远地“解脱了痛苦”，魏特琳好伤心，与程瑞芳等几人用白布将小家伙包起来后，埋在一棵小树下。

    魏特琳特意为它默默祈祷。这是日本人犯下的一个间接罪行！她这样认为。

    “我个人现在开始抵制日货。”魏特琳告诉教友，但她指出，“我还会努力地争取与日本民间取得联系，让日本的工人、农民了解他们的军队在中国做了些什么事。”

    形势越来越不好。别说是推迟开学的事了，学校本身都面临着马上搬迁的问题。这已经是政府的命令了，留下的人员只有少量的看守者，学生和教师都得往内地搬迁。南京城从8月份开始，整个城内都处在大搬迁的乱象之中。大人忙、孩子哭；军人忙，流氓笑；车马忙，鸡狗闲……总之，堂堂中国首都，此刻已是一片战前乱局。金陵女子学院现在有三个人最忙碌：院长吴贻芳和舍监及非常委员会成员程瑞芳，还有一个就是魏特琳。

    接下去的日子，魏特琳与所有南京人一样，除了坚持自己的正常工作之外就是挖防空洞。11日，传教士马吉和安娜来找魏特琳，三人在办公室里讨论了一个多小时有关基督教目前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没有结论，只有忧虑。

    “轰隆隆！”

    她决意留下，也是为这。

    当局很快下达了一项让人无法接受、但又迅速被民众接受的命令：把所有的房顶涂成黑色或者灰色——屋檐下的红柱子也要涂改掉颜色。“否则将成为日本飞机扔炸弹的目标。”当局这样说。谁都怕死，于是这项计划很快得到响应和实施。“可怜的鼓楼也穿上了灰衣。”魏特琳不能接受这般惨状。她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例外地没“穿灰衣”，吴贻芳院长和魏特琳等爱美的女性教授们和学校董事会成员坚决反对。

    2014年夏天，笔者来到当年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旧址，拜谒了魏特琳的雕像——站在我面前的这位“洋小姐”，面庞慈祥、亲切、和善，而这仅仅是表象。当真正了解她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所为时，笔者才懂得了张纯如女士为何在阅读她的日记时泪流满面……心灵的震撼能改变一个人的信仰。

    使馆那边让魏特琳她们听消息。“有希望。”魏特琳朝凯瑟琳做了个鬼脸。

    “好点子！”程瑞芳和凯瑟琳迎合道。

    这就是吴院长她们所痛恨的汉奸吧？！

    上海战役越打越惨烈，前线的伤病员大批大批地转运到南京地区的医院。魏特琳和程瑞芳还奉院长之命，接受了给大量的伤病员分送慰问品的任务。

    这也是这位“洋小姐”生命之花盛开得最艳丽的部分。1919年至1940年5月，魏特琳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当教授、教务主任、教育系主任，并曾两度出任该学院院长之职。可以说，她是位杰出的女性教育家，一位让笔者将其比作“圣母”的传教士。

    如果说拉贝这个人在南京期间是“以恶治恶”的话——他常常无奈时向日本人炫耀他的“纳粹”袖徽来吓退野蛮暴徒，那么魏特琳是一生都以仁爱和美来对付恶行的人。魏特琳不是一个出身富有家庭的洋人，做铁匠的父亲不能给全家人丝毫的奢侈，12岁那年魏特琳就被送到邻居家干苦活，寒冷的冬天里她为别人家放牛。她的学生时代全靠她自己打零工挣学费。在两年制的大学读书，她只能半工半读，用了4年时间方毕业。后来她为到中国办学传教，甚至不得不与已经订了婚的恋人分手，最后一生未嫁。

    “那就更要留下来，我倒想看看日本人的炸弹真的敢往我们孩子身上和学校里扔！”

    “还用说！炸弹并不长眼。”

    “唉！都到这个时候你还不信！”帕克斯顿缠不过魏特琳，甩甩手走了。“如果你还有需要可以给我和使馆写信……”他留下一句友好和关切的话。

    “轰隆隆！轰隆隆！”

    1995年的一天，一位美丽的东方女子安静地坐在耶鲁大学图书馆内，她正在认真阅读一部厚厚的档案材料，并且不时用打字机摘录着其中的内容……这位女子便是张纯如。多愁善感的张纯如一边翻着那部陈旧的档案，一边在不停地擦眼泪。是什么让这位东方女子如此感动？原来，张纯如继发现后，她又发现了极其重要的《魏特琳日记》。

    女人走上街头搞捐助，发动妇女给伤员缝洗衣服甚至代为家人写信等等，魏特琳感觉自己完全融入了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之中。她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身份，甚至连自己的肤色都忘了，而中国人也完全把她当作了“自己人”。开始人们叫她“洋小姐”，后来知道了她的中文名叫华群，于是就叫她“华小姐”。

    “我们的星条旗至少也能让日本人有所顾忌。”魏特琳来了精神，说，“我马上给使馆打电话，趁他们还没有走。”

    “也是，太小了点。”凯瑟琳感觉也不满意。

    1937年夏，魏特琳已经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工作了19年，这个时候她是这所学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而此时的院长是中国籍著名女教育家吴贻芳。这个夏天是改变魏特琳命运的一个炎热的季节，原本她计划在这年的夏天回美国休假一年，但她工作的所在城市——南京被日本人改变了命运，因此年过半百的华群小姐也随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魏特琳便是这样的人。

    “是。国务院批准的。”帕克斯顿的声音。

    “坐坐，华小姐，吃个月饼吧！”

    “来来，华老师，我孩子今年还能去上学吗？”

    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

    魏特琳寻思了一下，说：“明天我们再去买点布，想法做一面比这大三倍的美国国旗！”

    魏特琳依偎在石栏上，看着远去的帕克斯顿的背影，两眼充满了忧虑。“我认为，如果所有的使馆都降下国旗，并撤走人员，这将是一个悲剧。因为，这意味着日本甚至在没有正式宣战的情况下，就可以对南京进行无情的、毫无顾忌的狂轰滥炸。我希望日本空军无法得到这种满足……”这是魏特琳找来女伴凯瑟琳小姐一起商量后给使馆的正式回复。

    警察似乎相信了魏特琳，临走时说：“那你们也得管住它们。”

    “难道日本飞机对你们例外？”当局有人批评魏特琳她们。才不管哩！她们独行其道。这也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出了名的风格。

    张艺谋的电影是根据女作家严歌芩的小说改编的。严歌芩之所以写这部小说，是因为她与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有过交往。张纯如曾经给严歌芩讲过魏特琳的故事，因而激发了严歌芩的创作灵感，并完成了一部中篇小说，即现在大家所熟知的张艺谋电影的文学母本。

    “那么整个城市的百姓怎么办？”魏特琳看着这一幕，内心很为南京市民和中国人伤痛——他们不能在自己的国家张自己的国旗来保护自己的生命，倒是外国人能用自己的国旗保命。

    8月13日，上海大战拉开序幕，所有从那边到南京的通讯全部被切断，交通情况也如此。首都南京从此开始恐慌。

    魏特琳是位爱好和平的教育家。一届届毕业生离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走向工作岗位，这种年复一年的喜悦，让魏特琳乐不知疲，因为她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全部兴趣和幸福感以及成就感——尽管连她家人都始终不理解。但魏特琳感觉自己很充实。1937年夏季的毕业生令她满意，共有42名青年女生要离开她奔赴工作岗位，其中60%的毕业生将成为教师。

    接下去的日子令魏特琳和同事们极其烦心，因为只要天气好一些，日本飞机就会在她们的头顶上扔炸弹。可怕的警报声和乏味的洞穴生活，让女人们非常痛苦和焦虑。而这期间还不停有伤感的消息传来：不是在上海日本人又炸死了多少人，就是南京城内又有多少房屋被毁、多少人死伤……

    “这是我们的实验生物，宰它们不公平！”魏特琳分辩说，“再说，如果日本人知道是鹅在叫，还以为是农村了，他们的驾驶员可能就放弃了对我们的轰炸呢！”

    世上本没有真理，真理是掌握真理的人创造的。世上本没有仁爱，仁爱是仁爱的人酿制的。世上本没有美丽，美丽是美丽的人将真正美丽呈现出来后才有了美丽。

    吴贻芳也十分满意，说：“你们马上去拿回来吧！”

    “你们还有几条狗吧！”警察追问。

    9月1日，往年开学的日子。但这一年这个日子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内完全是另一番样子。这天晚上，魏特琳与院长吴贻芳和另一位同事住在山顶防空的宿舍内，讨论着如何计划没有学生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下一步的工作。两位中国女性在谈论她们国家的时局时说的一句话令魏特琳印象深刻：“如果我们国家被日本人打败的话，那不是因为我们的人民缺乏勇气，而是我们队伍里有汉奸！”

    魏特琳的内心感到异常痛苦。为这，她对自己的祖国渐失信任，这也是她甘愿以生命的代价换取留在南京的原因。“我宁可为了几个中国孩子，也要站在日本人炸弹飞得到的地方，这样我的心会安宁些。请上帝相信我、理解我，也请我虔诚的基督教徒的父亲能理解我……”

    魏特琳一听，眼睛猛然一亮：“这是个好主意。听说西门子的拉贝先生就已经在自己住的院子里放了好几面他们德国的旗子，日本飞机还真不敢往他院子里扔炸弹呢！”

    魏特琳看着警察远去的身影，无奈而自嘲地摇摇头，真的都患上了“战争病”。

    “魏特琳小姐，你应该清楚，日本军队可不像你们基督教徒那么善良，他们的声明就是一个通牒令。如果再不走，他们的意思是炸死和打死概不负责。”

    魏特琳等把一面崭新的，有9英尺大的美国国旗拿回学校后，平展安放在校园的方草坪中间。“小了一点。恐怕日本飞机上投炸弹的人不一定看得清楚。”程瑞芳过来瞅了几眼，如此说。

    日本人真的“履行”了他们的诺言——开始在南京实施绝对的破坏性大轰炸。“实业部今天被当场炸死41个人。”吴贻芳院长以沉重的心情向魏特琳等通报了这一消息。

    现在，到了该让大多数中国人所熟知的南京大屠杀的“主角”出场的时候了——这个主角与张艺谋的电影有关。

    “我已经说我不走了，因为我要是走了，正在承受巨大压力的吴贻芳博士和中国同事们将要承担更多工作，我是文理学院的教学负责人，我尤其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这既是我的责任，也是我到中国几十年来的使命，就像危险之中，男子们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也不应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魏特琳对自己的使馆外交官们说。

    “受过教育的妇女能有更多的工作机会。”魏特琳喜形于色，过去的19年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职期间，她一年比一年更好地实现着自己的理想。因此当七七事变发生之后，日本人又于8月初在上海点燃战火时，魏特琳她们仍在研究这一年的招生计划。讨论的结果是：决定把每年9月初的开学日期推迟至9月20日。实际上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当时也建议在上海和南京等危险地区的学校都将新学年的开学日期推至这个时间，这也从一个角度看出当时的国民政府上上下下对在上海跟日本人拼一场硬仗有些担心，或者就根本没有半点信心。推迟20天开学能说明什么？20天仗是打完了还是永远打不完？20天是打赢的考量还是打输的时间？似乎谁都没说明白。

    天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

    “国旗。就是像你们撑在屋顶上的那种大国旗。”

    月光下，魏特琳站在自己国家的国旗前，思绪万千。她想起了自己的家乡伊利诺州，也想起了自己有病的父亲以及对她一肚子埋怨的弟弟……然而魏特琳想的更多的是自己的国家。她心头默默地说道：这些年来，如果我的国家不是那么自私、不是那么贪婪的话，这面国旗以及它所代表的国家完全可以有巨大的能力使得日本人不敢为所欲为的！然而现在不是。他们都走了，连大使馆的门都要关了，他们的正义感到哪儿去了？

    这一天里，魏特琳连续参加了几个她所认识的中国女孩的婚礼。开始她不明白为什么一下子那么多女孩子突然结婚了，一打听才知道：这些女孩子的家长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趁日本人还未打进南京，给自己的女儿找个婆家结婚，兴许仗打过来后女孩还有个保护。

    情况越来越不妙。从青岛度假回到南京，已是7月下旬。途中的情况已经让魏特琳感觉到时局发生了变化：“途中我遇到了5趟敞篷军列，载着士兵、战马和其他装备。在酷热中，这些士兵看起来很可怜，其中一些人还是少年。”女人是敏感的，她们会从细节中看出许多问题，比如中国军队的频繁调动，比如军人中可怜的少年说明了这个军队的战斗力和兵力不足所带来的问题，等等。

    她在胸前画着十字祈祷着。

    与所有传教士一样，魏特琳到中国来最初和最根本的使命是传播基督教教义，以“拯救落后而愚昧的姐妹们的命运”，但后来残暴的日本军队改变了她的使命，从而使得一个纯粹的传教士变成了南京人民世代不忘的女神、圣母或我们中国人叫的“观音”式人物。

    “好！”

    下午2点30分。魏特琳与几位老师特意在她们的邻里学校布置了一个特别聚会，30多个孩子和18名成人参加，她和孩子们与宾客一起唱着熟悉的歌曲，心头充满着希望与期待。

    历史竟有如此相同的地方！当年由于在南京目睹日军大屠杀现场及数年间挺身保护身边数以万计难民而耗尽心血的魏特琳，终于在1940年底患上精神分裂症和严重的忧郁症。她不得不回国治疗，但病情仍不能得到控制，次年5月14日人们发现她在家中用煤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63年后的2004年，东方女子张纯如——这位对魏特琳小姐十分崇拜的祖籍南京的姑娘也因患忧郁症在汽车内开枪自杀。

    “我们充分理解魏特琳小姐您的态度，选择留与走是您个人的意志，使馆尊重您。”使馆的态度让魏特琳感到愉快。

    魏特琳是爱好和平人士，她对战争脚步声感到愤怒。可那是日本人逼迫中国的后果，因为日本的军事机器正快速地开着。魏特琳回到南京后记下了七八月城内的战争气氛。

    中国内部的汉奸是谁？主战的蒋介石先生不可能是吧？汪精卫？魏特琳弄不明白中国的内部，只是有一点她是知道的：每当日本飞机夜间袭击南京城时，全城早已命令不准在重要公共场所或重要机构及军事设施开灯照明，然而总有一些坏蛋在黑暗中举起火把，给日本军机指引方向。这很可怕，也十分气人。

    “难道连孩子和学校都不例外？”

    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

    她为此也更恨日本人：你们凭什么跑到中国来害人家嘛！

    “魏特琳小姐，非常荣幸地告诉您，我们的大使已经同意了您的要求。”电话铃响，对方说。

    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

    “噢——明白了。请稍等……”

    家长们对魏特琳的到来，纷纷给予最热忱的接待和问候。“下午，下午我们就有一个地方的学校要开学聚会，我们一起去参加吧！”魏特琳以非常肯定和无限热情的态度告诉她的学生和学生的家长们。

    “什么呢？魏特琳小姐，我们很愿意为您效劳。”

    在千差万别的生命中，只有那些把生命奉献给了别人的人才会拥有最灿烂的生命之花。

    “难道它对战争还有危害吗？”魏特琳十分不解地反问警察。

    魏特琳把一生全部贡献给了中国，而最值得我们记忆的便是她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几年中为保护数以万计的难民所做的点点滴滴……

    “他放的是纳粹旗，日本人害怕。”凯瑟琳说。

    9月16日这一天魏特琳特别痛苦。晚上8点多她从防空洞出来，发现了她的“皮特勒”——那只捡来的与她相依为命的小狗趴在地上不动弹，唯有两个小眼睛可怜地盯着主人，泪汪汪的。原来它被一条毒蛇咬伤了。

    魏特琳点点头，但她说：“它们很听话的，我们什么时候进洞，它们就跟着进洞，而且从不乱叫。”

    “悲剧！”魏特琳听后，直痛到心尖尖儿。可，你有什么办法呢？魏特琳站在耶稣像面前，觉得自己也是无能为力。现在，她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保住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这块地方。她心想：这里既是她的工作岗位，更是孩子们的理想家园。如果她们的家园都被日本人破坏或毁灭了，孩子的理想必定成为泡沫。

    9月20日，美国大使馆帕克斯顿参赞来找魏特琳，向她宣读了日本驻上海舰队司令的一份声明，“为了尽快结束战争，毁灭南京所有的军事设施、机场和通讯中心”，从明天开始，日军将要对南京进行真正的攻击，换句话说，就是要真打南京了！

    “当我在耶鲁读完魏特琳的日记和书信时……我既愤怒又很困惑，为什么这些记录没有被编辑成一部书出版呢？为什么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魏特琳却被公众遗忘呢？为什么魏特琳的精神没有成为全世界所共有的遗产呢？”张纯如曾在日记里这样感叹。她的祖父是抗日国军将领，小时候张纯如听过爷爷讲述当年日本人在南京犯下的罪行，幼小的心灵因此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所以当她第一次阅读到一位女性传教士亲历南京大屠杀的日记时，也就格外声嘶力竭地连喊三个“为什么”。是啊，张纯如的三个“为什么”问出了一个人们不该不做的事。这位美丽如仙的东方女子从此身体力行，一边努力地研究和挖掘包括拉贝在内的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重要当事人的资料，一边倾力推动《魏特琳日记》的翻译出版工作。终于，2000年4月，历史学家胡华玲完成了此项任务，并在同年10月将《魏特琳日记》的中文版付梓。

    大轰炸过后的夜色下，月亮探出头来。魏特琳从防空洞出来，回到实验室，当她推开窗户，一眼就看到了平展在草坪上的那面星条旗，忍不住走了出去。

    “滚！滚滚！孩子们想上学有什么错？有什么妨碍你们的？”魏特琳仰头朝天怒骂从头顶掠过的日本轰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