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57年，新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第一次大劫难的年份。当时黄汲清身兼两大要职：国家石油地质局总工程师和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第一副所长（所长由一名副部长兼任）。4月，全国第一次区域地质调査会结束后，黄汲清带着一批青年工作者赴广东野外进行实地传帮带。当时的苏联专家已经渗透到了各个工业部门，地质部也不例外。可是，早在四十年代就已成为世界知名的大地质学家的黄汲清发现，那些在他面前指手画脚的所谓苏联专家，竟是些在苏联本国把他那本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名著捧为经典学习的刚从大学门走出的学生。黄汲清很有些看法，并且直言不讳地向专家组组长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与建议。其实作为大师他也有足够的资格在这些俄罗斯娃娃面前说说话，可是黄汲清错了。

    初秋，他回到了北京。地质部的反右斗争已经进入了高度的具体阶段，他和另外三名高级工程师被点名批判，那时的点名实际上已是内定右派了。除了黄以外，那三名受批判者有当时的地质部总工程师谢家荣和著名地质学家李春昱。他和黄汲清一样，都是当时中国地质事业的顶梁柱。谢、李的罪责难逃，特别是谢，他的罪责有两大条：一是反苏联专家。谢的观点跟黄汲清一样，他对苏联的毛孩子在自己面前指手画脚意见大着呢。更何况谢当时是堂堂共和国地质部总工程师，一国之地质最高技术权威，听你俄罗斯毛孩子瞎指挥算什么事呀。二是反党。天知道何为反党，如果他多一点官场上的涵养，也不至于后来被打成大右派，也不至于文革开始没多长时间被逼得含冤自尽，他的妻子在他死后几天也自杀辞世。

    黄汲清和谢家荣作为当时发现大庆油田的主要组织者与领导者，他们在反右斗争中的命运，对后来直至今天有关这一中国科技界第一大悬案的结果，有着直接与至关的渊源。

    从此，他嘴里的话不再属于他自己了。

    从何长工家出来，黄汲清回到人大会议上，四川组的代表们早已在那里等着听他讲大庆油田的发现秘闻了。

    黄汲清找到自己的座位后，摘下眼镜，抹了一下额上的汗珠，心头异常紧张。他知道弄不好会捅娄子，可今天再不讲已是不行了。于是他只好这样不着边际地讲道：

    ……

    “嗯，这么说吧，像我们的四川大盆地一样，东北松辽地区就是现在的大庆，那儿也是一个大盆地，这大盆地是可以含油的，陆相地层大盆地更可以含油，那些厚度很大的有机质、丰富的灰黑色页岩就更可以生石油。咱们的大庆油田呢，是政府1955年开始布置人力最很强的地质队和物探队，经过大约五年时间，后来在松基3号井位打了一口深井，一钻下去，油气就喷出来，好大好大的油气，这就是我们的大庆油田！”

    黄汲清就这样一边谨慎地一个字一个字琢磨着，一边自感十分生硬地讲着。人大代表们可像是在听说戏人讲三国、水浒，一个个目不转睛地盯着黄汲清，仿佛他的嘴里蹺出的每一个字都是最最精彩的传奇故事。

    “黄先生，你说说，过去有没有人在大庆那儿找过油呀？”有人站起来问。

    黄汲清说：“有啊，日本人在那儿找了整整三十年呢！可他们没有找到！”

    “听说日本人找油技术比我们先进得多，为什么他们没有发现，而我们才用了五年就发现了大庆油田呀？”

    黄汲清一听这，眼睛立马亮了起来，嗓门也高了，话语也溜了：“小日本为什么没找着呢？那是因为他们不懂得陆相地层可以生油。在我们大庆油田发现之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大地质学家都认为只有海相地层才可能生油，而把陆相地层视为贫油区，咱们中国搞地质的人不信那一套，早在四十年代，就提出陆相生油的理论。新中国成立后，根据这一理论，我们果然没用多少年就找到了大庆油田！”

    “要得嘛！咱中国人就是不比洋人差嘛！”

    “这提出那个叫啥子陆相地层生油的人可是了不起呀！”

    代表们越听情绪越高涨，有人站起来拉着嗓门问道：“黄先生，你知道是谁提出陆相地层生油的吗？”

    黄汲清一听，心里格登了一下，额头顿时直冒虚汗。他知道由于自己太投入话题而说漏了嘴，于是赶忙改口：“这都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伟大胜利，我们中国人民找到了一个大庆，明天还会找到第二个、第三个大庆！”

    “对对，为第二个、第三个大庆欢呼吧！”代表们完全沉浸在激情澎湃之中。

    险乎！黄汲清躲过欢呼的浪潮，掏出手绢，轻轻地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他无意间抬起眼神，一下愣了：他看到了另一位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侯德封。侯先生是中国地质开山纪元的十八罗汉之一，与谢家荣是同学。解放前，黄汲清任国民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时，侯当过比自己小一截年齡的（黄汲清的）部下，不过他们彼此都是有几十年交情的好友。方才黄汲清讲话时，并没有想到身边还有位认识他的大地质学家。否则恐怕连上面有关大庆油田发现的那番含糊其词的话都不会讲的。

    黄汲清偷偷抬起眼皮，又瞅了一眼对方，只见侯德封十分滑稽地朝他点点头，又摇摇头，之后是长叹一声。

    怎么，我哪儿说错了？黄汲清顿时惊恐起来，他想上前问个究竟，可中间有几位代表的座位隔着不好动弹。七上八下的心，使黄汲清长叹了一声，他的心头涌起一个念头：以后我再也不说发现大庆油田的事了！

    事实上，后来的十几年间，他别说想谈大庆油田发现的事，就是最基本的工作和搞科研的权利也都被剥夺了。那些铺天盖地的千篇一律的有关发现大庆油田的宣传，根本不容另一种截然相反的声音出现。特别是黄汲清的声音。

    需要申明的一点是，后来关于大庆油田发现的非真实宣传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细节，那就是在黄汲清发誓闭嘴不谈时，全国人大会议内外哄起来的大庆热，使作为第一个在松辽平原插足，并第一个在那儿发现油砂和打出第一口油井的地质部领导越来越感到失落，原因是在上面以及公众印象中，大庆油田的功劳几乎一边倒地倾向石油部及王铁人为代表的石油工人。

    对这样的不公，身为当时地质部的几位领导自然首先感到紧张，因为不把这件事向中央和全国人民说个明白，下面几十万地质大军是不会答应的；另一方面也难免有一天哪位中央领导站出来冲着你地质部的部长们说：哎，石油部找了个大庆油田，你们地质部怎么回事，光向国家伸手要钱撑饱肚子，就不会生崽子呀！不行，决不能让举国上下的宣传一边倒。

    对这件事最着急的应该数地质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何长工了。那天听黄汲清回来一汇报，他心里就开始七上八下。当年毛泽东点名让他到地质部来，就曾这样说过，地质部长虽然是李四光，可他是搞技术的，你是党组书记兼副部长，平时地质部的日常工作主要靠你。是啊，地质部的好坏，别人或许眼瞪着李四光部长，可老毛却盯着我何长工呢！说不着急是假，可说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几十年，从不计个人得失的何长工此时一点不为名利也是假。

    外人不知道，何长工心里清楚呀。打1955年黄汲清等人提出松辽平原列入石油普査计划之后，从1959年开始大庆会战以来，地质部和石油部两家的合作是从不分彼此的，那时只要一遇到重大问题，何长工就会下道军令，余秋里、康世恩等石油部的小将们马上就会像走亲戚似地往他家跑。

    “喂，诸位部长小将们，最近在松辽有没有发现敌人的团长、师长呀？”每次，何长工不等客人坐下，就摆起龙门阵来。他爱把发现新的油田与矿山按其大小，称之为班长、排长，大的就叫连长、营长，等等。

    “报告老将军，这次我们抓住了一个军长！”余秋里啪的一个立正，庄严地抬起他的那只右手（战争使余秋里失去了左胳膊）。“好样的，我就爱听抓大家伙的！”

    何长工听后，兴奋得一跛一拐地走过来，双手紧抱住余秋里，然后大声说道：“毛主席让我们两个断腿少胳餺的人追赶美帝国主义的火箭卫星，谁说不成！”

    “成！”这时，屋子里的人全都兴奋地欢呼起来，只有一个人躲在一旁捧着一碗面条在狼吞虎咽着。

    “好你个康世恩，每次来你都得消灭我一斤白面。怎么样，又该罚你头个发言了！”何长工拎着大庆油田会战总指挥的耳朵，嚷着。康世恩则像顽童似地一手捂住耳朵，一边连声抗议：“这事你老可无权干涉，是尹大姐对我特殊关照！”

    “是这样吗？”何长工转头问老伴。

    “你这个死老头，先把手给我放下！”老伴尹清平站出来说话了：“人家世恩在冰天雪地里吃捧子面，难得回来一趟，总给你抓来作舌头坦白交待，还不许让人家吃饱一顿？”

    康世恩听了这话，乐得像个大孩子似地手舞足蹈起来：“还是大姐好，大姐心疼我哟！”

    此时，何长工的家里便会响起一阵欢快的朗朗笑声。

    那是多么难忘的时光呀！何长工想着过去左右上下为了大庆油田通盘合力的一幕幕情景，再看看眼下打出油后谁都想在毛主席老人家面前和全国人民面前摆功举旗的局面，心里真不是滋味。

    老将军生来不为名利所动，可在大庆油田这个问题上他不能等闲视之了，因为这不是他个人的事，是全地质部几十万人的名誉问题，也关系到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地质部的看法问题。

    何长工的看法和意见得到了一班人的赞同，自然也得到部长李四光的肯定。于是，向中央写份关于发现大庆油田若干问题的报告的动议，便在地质部上层集体形成。

    怎么写？写什么？这又是一个难题。

    按照历史实事求是地把发现大庆油田的每一个细节陈述一遍，那就得首先把黄汲清、谢家荣他们在普委第一个制定出对松辽平原进行石油普査的建议和计划的功劳写进去。或者更远些，那就得从黄汲清在1942年秋至1943年夏，受国民党政府经济部派遗到新疆考察时第一个在世界上提出陆相生油论和多期生油论算起。后者显然不能提及，因为那样会冒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唱赞歌之嫌。可前者似乎又缺乏新中国阳光下的共产党人光彩。为什么？不为什么，因为那个普委全称为地质部全国矿产普査委员会，执权的三位大员黄汲清、谢家荣、刘毅都是臭名昭著的大右派或漏划右派。普委主任名誉上由李四光兼任，实际工作则平时全由黄、谢、刘三位常委领导与决策。刘毅是三人领导组的行政长官，兼普委党委书记，打成右派后被押至东北一个农场。据说，这位党的九级高干死得很惨。大庆油田，如此一个在毛泽东光辉思想照耀下取得的社会主义臣大成就，怎么可以与这些右派分子们的功劳联系在一起呢？

    李奔当时石油局副局长他们代表业务部门为党组起草的初稿上列举了黄汲清、谢家荣等技术人员的名字，但被删掉了。报吿中的提法后来改成了李四光的名字，改成了李四光用他的地质力学首先肯定松辽平原有油并后来得到了证实的文字。

    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部长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和他举世闻名的地质力学理论，实现了大庆油田的重大发现……地质部如此向党中央向毛泽东报告道。应该说，这一报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为地质部以及几十万地质工作者挽回了面子。

    —位不愿披露姓名的当事人这样对我说，这个提法是出于何长工的考虑：中央当时对余秋里和石油部十分赏识。如果泛泛地说地质部在大庆油田上也有功劳，不足以压住别人。而李四光是大地质学家，世界公认，说他用自己的理论指导发现大庆油田，谁都没话反驳。承认这一点，地质部就是在大庆问题上立头功了，因为李四光是地质部部长呀！后来果真印证了何长工的判断。在这之后，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们在各种公开场合谈起发现大庆油田的功劳时，不再只表扬石油部和石油工人了，而是多了一个李四光。

    李四光的名字从此响彻云宵，名垂史册，并且至今余晖昭昭。

    毛泽东对李四光说：“你的太极拳打得好哇。”

    黄汲清感到纳闷：为什么自己亲自布下的松辽平源石油普査计划被无情地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