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亚民众给自己的统治者打响的第一枪，似乎与更迭政权无多大的关系。1月14日在班加西市苏卢格工地上响起的枪声，是一帮抢房子住的百姓与前来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冲突引发的。此前卡扎菲在一次公开场合上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人民必将拥护我，因为我正在为你们建许多许多房子，有的已经快建好了，你们可以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

    令卡扎菲想不到的是，那些祖辈无房的贫苦百姓一听这消息，疯狂地冲到了那些正在盖建的房屋工地上，见到已经建好或快要建好的房子，便兴高采烈地写上自己的姓名，然后又蹦又跳地欢呼“我有房子住了”、“我有房子了”。这一喊不要紧，喊醒了千千万万生活在底层的平民百姓，他们一个比一个疯狂地冲进建房工地，于是引发了全国性的抢房狂潮。

    君不知，利比亚的建房工程，几乎全由中国人承包施工，动乱时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自然是我们的同胞。这是后话。我们需要粗略了解一下在2011年开始几个月里，利比亚和卡扎菲命运发生变化的背景。

    对于全国的抢房乱象，卡扎菲很生气，后果当然很严重。他发出命令，可乱象依旧，他脑子一热动用大量警察去驱赶抢房百姓。火势暂时扑灭了，但卡扎菲并不明白，那些不听命于他的臣民们为什么选择了1月14日这一天闹事。

    其实，这一天除了自以为强大无比的卡扎菲本人外，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关注他们的邻邦——突尼斯。一场“大革命”仅仅用了二十七天时间就彻底改变了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的命运：74岁的总统本·阿里这一天晚上再也招架不住，携家人仓皇离境出逃，从而结束了他四次连任总统、统治突尼斯长达二十三年之久的历史。

    据说，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出逃的消息传到的黎波里卡扎菲的豪华露天帐篷内时，卡扎菲很不以为然，并说：“西方侵略者靠几条狗的一把火想烧毁非洲的革命阵营，只会是白日做梦！”

    卡扎菲小视了“一把火”的威力。他整天逼着利比亚人民背诵他的语录，却忘记了一句经典的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其后，突尼斯的动荡像是导火线，在北非引发了一连串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大事件，埃及、也门先后发生动荡，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也门总统萨利赫相继下台，让全世界都为之震惊。

    也门与利比亚同属阿拉伯国家，埃及和突尼斯则在利比亚的一东一西。周边国家如此巨大的政治风暴和民众革命，怎能不影响利比亚？尤其是西方世界早已对这个拥有巨大石油资源的地中海南岸国家垂涎三尺。堡垒往往先从内部攻破，利比亚的问题主要出在内部，或者说是出在一心想当“非洲之王”的“卷毛狂人”、国家元首卡扎菲自己身上。

    利比亚是非洲富裕国家，人均收入居于高位。尤其是它的石油，其品质无与伦比。然而，这个只有600万人口、富得流油的国家，民众却没有像同样盛产石油的阿联酋、卡塔尔人民那样过上好日子。

    利比亚实行计划经济，这并不能说是绝对错误，问题的关键是卡扎菲声称自己搞的是不同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却没有把广大民众的生活放在第一位予以重视。相反，他利用家族控制了利比亚的经济命脉。建设方面由于过度依赖外国劳工，不重视基础工业和民生工程，百姓的失业率不断攀升，生活水平近年不断下降。

    一心想做非洲“王中王”的卡扎菲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将雄心放在整个非洲，对外援助非盟他十分慷慨，由此当上了让他内心深感满足的非盟主席。老卡在国内除了不重视民生，留下后遗症外，还有一点也是致命的：他对自己的家乡和“革命圣地”——他当年发动军人“起义”的根据地等地区的发展很给力，却极不重视东部城市班加西等地的经济建设，资金投入极少。多少年来，首都的黎波里繁荣发展，高楼林立，高速公路畅通便捷，而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却萧条破落，市内道路坑坑洼洼、破烂不堪……

    反对和支持卡扎菲的东西部落之间积怨不断加深，在邻国突尼斯、埃及“革命风暴”影响下，反对派的力量正在聚集并窥伺着机会，班加西的地位此刻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2011年初的利比亚，看起来似乎很平静，到处依然张贴着卡扎菲的头像和绿色旗帜，其实整个利比亚已像一片临近燃烧极点的枯草地，只差有人划上一根细细的火柴，一场席卷全国的燎原大火必将燃起——后来的情况果真如此。

    这次“划火柴”的是一位律师，他叫法思·特比尔，班加西有名的“阿布萨利姆家属”组织发言人。2月15日，法思再次准备到班加西当地的卡扎菲政权去“说理”，却被警察投入了监狱，于是法思的支持者们得知情况后就上街游行抗议。

    第二天，当局不得不将法思释放，以为这样就可以平息了事，没想到从此上街游行的人越来越多，且一直蔓延到利比亚其他城市，包括首都的黎波里……

    有必要交代一下法思为什么上街，他和“阿布萨利姆家属”组织有何渊源。

    20世纪初，利比亚是意大利的殖民地。1927年至1934年间，利比亚领土被意大利统治者一分为二，同时白人大批拥入这个地中海南岸蕴藏大量石油的国家。“利比亚”这个名字也是意大利人在1934年时启用的。二战期间，利比亚人奋起反抗殖民主义者，代表人物叫奥马尔。如今班加西街头到处还有这位民族英雄的头像，就连目中无人的卡扎菲也称奥马尔是“国父”。

    之后的漫长岁月里，利比亚的外部环境尚算平静，卡扎菲“革命”成功之后，几度与西方决裂，后来又“反省”。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利比亚出现了“开放”迹象。这个时候，一件并不经意的事却发生了。2006年2月17日，意大利驻班加西领事馆门口聚集了大批民众，他们是来抗议的，因为一个意大利人身穿着印有被全世界穆斯林视为“亵渎真主”的丹麦画家漫画形象的外套，在班加西招摇过市。

    在这场抗议过程中，有个14岁的男孩上了意大利领事馆大楼的屋顶，欲将意大利国旗拔下来。结果利比亚当局开枪扫射，随即便引发了冲突，14名平民在这场冲突中死亡。这一天在利比亚人民心中留下了极深的伤痕，班加西人称它为“愤怒日”。

    法思在2011年2月15日被当局逮捕的原因，就是卡扎菲军警人员认为，法思是在准备为两天后的“愤怒日”组织一场反政府示威。

    “阿布萨利姆家属”则是另一个事件。话得从卡扎菲统治下的20世纪90年代说起。他通过军警逮捕全国持不同政见人士，把他们关在的黎波里阿布萨利姆监狱。由于卡扎菲实行的是残酷的“逆我者亡”的高压政策，1996年6月29日，阿布萨利姆监狱内的一千二百多名政治犯因为抗议狱中的非人道行径而被卡扎菲当局枪杀。他们的尸体被运到郊外秘密地集体埋葬了，这些死者中多数是班加西人。

    这样一桩惨案，利比亚人一直以来不敢刨根问底，皆因慑于卡扎菲政权的残酷手段。2004年，一心渴望获得西方好感的卡扎菲承认了“阿布萨利姆事件”，此后有相当多的遇难者家属要求政府公布遇难者名单和他们被埋葬的地方。

    强人卡扎菲对此既不妥协，又一直不松口，致使“阿布萨利姆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近几年来一直不停地举行集体抗议活动，故在利比亚有了“阿布萨利姆家属”组织。律师法思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也是他们的发言人。法思的一个哥哥、一个堂兄和一个姐夫就在这一千二百多名死者之中。法思是弄清“阿布萨利姆事件”真相的坚定拥护者，所以自2004年开始，他每个星期都会到法院门口进行抗议。那些年里，只有法思一个人这样做，他也因此坐了七次牢，并且屡遭严刑拷打。然而法思从来没有屈服，这也使得他成为了班加西有名的反政府人士。

    邻国突尼斯出现政治动荡，总统在2011年1月14日深夜出逃，消息很快传到利比亚。一直对卡扎菲政权心怀仇视、持对立态度的班加西人，认为时机已到，应当顺势揭竿而起。然而，谁来领导推翻卡扎菲的斗争呢？

    法思！法思是他们的英雄，他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于是从2月14日深夜至15日清晨，不断有人来到法思的住处，他们兴奋地怂恿心目中的英雄，挺身而出擎起反卡扎菲的大旗。

    “以真主的名义，我愿意为推翻暴君和专制挥洒鲜血……”法思面对群情激愤的拥护者，也毫不含糊地亮出自己的主张。

    当局的秘密警察很快发现了法思及其追随者的动向，15日当天就将法思逮捕了。消息传出，班加西的“阿布萨利姆家属”组织立即到街头示威游行，要求当局释放法思。迫于群众的压力，害怕几个邻国接二连三的反政府抗议浪潮席卷到利比亚，班加西当局在16日释放了法思。不想为时已晚，或者说卡扎菲政权没有想到的是，那些久积在利比亚民众心中的反卡扎菲统治的愤怒之火此刻已经点燃，迅速蔓延开来，变成熊熊大火，再也无法将其熄灭……

    2月17日，是班加西有名的“愤怒日”，人们纷纷上街游行，开始是几百人，后来是几千人、几万人，再后来仿佛是全城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加入了游行队伍。

    问题的关键是，这一天的群众性纪念活动，后来其内容发生了变化。这要怪卡扎菲和他的统治集团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他们派出大量的军警人员和秘密警察、情报人员，甚至还有外国的雇佣力量对群众施暴。这些人戴着黄色帽子，手持剑、铁棍及石头，军警们更是明目张胆地举着枪，对游行示威的民众劈头盖脸一阵乱打，甚至开枪伤人。

    冲突愈演愈烈，纪念日的游行成了反卡扎菲的民众运动。班加西城内有人直接举起了推翻卡扎菲的旗帜，民众高喊“卡扎菲下台”的口号，与军警等各种镇压者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用石头和砖块回击军警的枪弹和催泪弹，用木棍和门框及汽车轮子抵挡装甲车进攻，用火柴和打火机焚烧卡扎菲的画像以及他的“绿皮书”——这些几十年来曾经都是利比亚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领袖形象”和“领袖思想”。更让卡扎菲政权不能容忍的是，这样的“叛徒”和“卖国贼”行为，不仅在班加西出现，利比亚其他的大城市也都出现了类似的大规模反政府、反卡扎菲的群众怒潮，从此利比亚陷入全面的混乱状态。

    2011年2月17日，因此成为利比亚“革命”的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日子。

    利比亚出现的动荡，让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方面欣喜若狂，他们早就期待着阿拉伯反美阵线彻底瓦解。当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白宫公开支持利比亚的反对派，谴责卡扎菲政权的镇压。英国首相自然也跟着起劲地出来谴责卡扎菲。这回法国更是走在西方列国的前头，总统萨科齐的调子比希拉里还要高出几分贝。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也加入了谴责卡扎菲的行列。所有这些，都像是火上浇油一样，让利比亚境内的反政府势力获得了精神和行动上的巨大支持。

    卡扎菲是个不服输的主儿。18日当天，他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一则威胁示威者，说“以人民和革命的名义”，将采取严厉措施惩罚那些包括上街游行的混乱制造者；二则表明自己不会辞职，宁可不要生命，也不会离开利比亚。

    卡扎菲的强硬态度，引来反政府民众的强烈不满，反抗情绪更加高涨。19日，双方展开针锋相对的冲突，造成了更大的流血伤亡。一队队穿着穆斯林服装的男男女女抬着一具具用白布裹着的尸体上街，此情此景让世界同情，残酷枪杀无辜平民的罪行让人无法容忍，卡扎菲政权陷入了怒海狂涛般的声讨和谴责声中。

    “打倒卡扎菲”、“推翻暴行政权”的口号，已经成为了利比亚全国多数民众的实际行动。

    “卡扎菲必须交权”、“利比亚现政权已经失去合法性”、“卡扎菲必须接受国际审判”等说法，则在以美国、法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话筒里频频传出。有关人权组织及时作出一个统计：截至2011年2月20日，卡扎菲政权的连续镇压，已经造成三百多人死亡，逾千人受伤。

    21日，半岛电视台突然传出消息，称卡扎菲已离开利比亚，前往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这个消息让利比亚国内一阵狂欢，正在街头“革命”的民众又是放鞭炮，又是跳舞唱歌庆祝。然而没多长时间，卡扎菲的儿子赛义夫在电视上公开辟谣，称他父亲决不会离开自己的国家，即使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决不投降。

    利比亚是个部落国家，反对和支持卡扎菲的两股势力此时实力不分上下，于是全国性的混战便全面开始……赤手空拳的反卡扎菲人士和民众拿起土制的枪支与石头、铁棍，政府军警则动用迫击炮、机关枪和防空导弹。

    卡扎菲还声称，本·拉登的“恐怖组织”也已进入利境，加入了暴乱队伍。当局的电视台还证实了，政府军已经从班加西撤离，这意味着利比亚东部完全失控，反对派开始执掌这一地区。可时隔几小时，又传出卡扎菲将派军队轰炸班加西。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也弄不清楚，总之利比亚已经是一片乱局。到处是打砸抢，到处流血，也分不清究竟是谁干的罪恶行径。一个国家的民众在这种情形下没有了自己的国家政权，一个国家的政权在这种情形下没有了自己的民众。

    利比亚人民陷入了苦难深渊。

    陷入苦难深渊的不只是利比亚自己的人民，还有成千上万的外国建设者，他们十分依赖这里的工程项目和庞大的劳动力市场。

    据说，在利比亚最多的外籍劳务人员是埃及人，有上百万人。埃及与利比亚是邻国，两国共有几千里的国境线，动乱一开始，成千上万的埃及人便越过沙漠地带，逃亡回国。

    然而，还有更多远涉重洋来建设利比亚的工程建设者和劳务人员就麻烦了。他们人生地不熟，回国的路程那么遥远，可谓困难重重。局势失控的利比亚，机场、边境关卡及港口全都陷入无政权、无秩序的状态，更为严重的是动乱带来全面的暴乱，外国人及他们参与的工程、拥有的财产等，一时间皆成了利比亚成千上万暴徒袭击和抢劫的对象……除了石油设施之外，由外国承包和建设的项目多是住宅项目，而这样的项目十有八九是我们中国人在干。

    利比亚陷入动乱后，武器散落民间，部分地区陷入了治安真空，一些暴乱分子有机可乘，肆意抢劫，中国工地成为他们的首选目标。结果，我们在利比亚承包的工地所遭受的冲击也是最罕见和血腥的。下面是部分中国在利比亚工程人员的亲历讲述——

    亮（中国水电集团公司利比亚公司负责人）：

    我们中水电公司在利比亚有三个大项目，都是盖房子的，其中两个在利比亚东部城市班加西附近，一个在利比亚的南部塞卜哈那边。最先遭受暴徒袭击的班加西附近的两个工地，一个在迈尔季，一个在贝达市，共有一千多人。贝达市的暴乱从2月17日就开始了。为了保证我方人员安全，中水电公司见形势不妙，就在18日白天将贝达市区的一百多名建筑工人撤到了郊区的另一个营地。没有想到的是18日当地时间晚7时（北京时间2月19日凌晨1时）左右，数十名不明身份的当地暴徒，手持土枪，肆无忌惮地开着抢来的车辆，向我营地疯狂地袭击。为保护公司财产，我方营地三百多名员工勇敢地捡起石头、瓦片等奋力回击。对峙之中，暴徒开枪射击，造成我方11人受伤。现场项目部领导果断作出决定，所有人员撤出营地，向附近的一座小山丘撤离。暴徒并没有因此罢手，他们随即抢劫了营地的汽车、泵车等大部分设备和物资，并纵火焚烧了仓库和营地。躲在山丘后面的我三百多名工人兄弟，一边擦着身上的血，一边流着泪眼睁睁地看着大火将自己的营地焚烧成烟……那情景令人心碎，又无可奈何。

    唐忠良，人称“老唐”，他是亮所说的被暴徒们袭击营地后逃往荒山野岭的那群工人之一。有记者采访了他，老唐嘴里的经历更加惊心动魄：

    我所在的工地是在贝达附近的一个叫斯蒂哈姆瑞的小镇，那儿临近地中海，2月的最低气温只有摄氏零度左右。2月18日，正是中国农历元宵节刚过的第一天。那天下午时分，工地负责人特意通知工人们提前下班，回宿舍好好包顿饺子吃。傍晚时分，我刚吃完饺子，本想出去溜达溜达，看一看西山头浸染的落日霞光，忽然，听到营地有人大叫起来：“带上铁锨、镐柄，到公司大院紧急集合！”

    我和工友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赶紧一路小跑地来到公司大院。这时大伙才发现，我们的公司大院已经被利比亚当地的暴徒们冲击了，并且抢走了一些车辆和设备。“一会儿他们还会来的，大伙赶快拿起能够自卫的家伙，保护自己安全，保护公司财产！”工地领导紧急号召道。我心想，央视四台节目里说的事真闹到咱这儿了！

    很快，我和三百多名工友被编成五个工队，分别把守大院的前后大门和围墙四个方向。

    再次前来袭击的暴徒们手持冲锋枪、土枪，气势汹汹地乱枪扫射，企图再度洗劫工地。我生来第一次见这等场景。躲已无屋，退更无路，工友们顽强地手持石块和棍棒，等歹徒往里冲，就用雨点般的石块予以回击。恼羞成怒的暴徒不再含糊了，“砰砰”几声枪响，几个工友应声受伤倒下。我们只得往后退让。最让我惊心的是，我躲在一辆车后面正准备用石块还击暴徒，突然车前面一声巨响，我被震出几米远……

    从傍晚时分，一直到半夜，暴徒们好像要彻底洗劫我们的工地，虽遭工友们的全力反击，仍屡屡进犯。工地领导意识到这样下去，会造成我方重大伤亡，于是经请示上级，遂决定放弃工地，连夜紧急撤离。

    可寒气逼人的深夜，四周荒山野岭，撤到何处呢？谁都没有头绪，大伙只好沿着山路漫无目的地向前走。也不知走了多远，借着月光，人们发现不远处的山头上有一间房子，原来是一座牛棚羊圈，屋里屋外全是牛羊的粪便。大家也顾不了那么多，先把几个重伤员抬进去安顿好，三百多名落魄的中国工人就在这牛棚羊圈里外作暂时的躲避。

    稍稍安顿，我才发现自己的身子正在瑟瑟发抖，原来极少下雨的利比亚，竟然在这个冬季里下起了寒雨。我和工友们是在惊吓中逃出工地的，谁也没来得及穿上厚实的衣服。此刻，寒风吹来，我们才感到浑身刺骨发冷。

    让伤员们和老同志进屋里暖暖，是大家一致的决定。

    风雨交加、胆战心惊之夜，我和工友们相互照顾，终于苦挨到了天亮。

    为防不测，现场的工地领导决定再次转移。几经周折，我们来来回回，最后终于登上了上级派来的转运车辆，到了中水电在迈尔季市郊的另一个承包驻地，与这里的另外几百名同样被赶出工地营房的工人兄弟们会合，等待生死未卜的命运……

    马可为（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公司阿语翻译）：

    我们土木公司在利比亚大工地有19个，小工地也有二十几个，主要承接当地的铁路建设项目，大多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以西沿地中海一带。我们的项目总部在的黎波里。19日之前，也听外面传说到处在游行和打砸抢，虽然有些紧张，但似乎感觉不到会危及我们。可到了19日晚，当我清清楚楚地听到首都街头的枪声时，真的一下感到了紧张。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枪声，那声音与鞭炮声不一样，叫人提心吊胆。最可怕的是20日后，当地的通信不畅了，只能靠网络，这让人心都揪紧了起来！22日晚上天刚黑，我们公司在扎维耶的工地打来电话，说他们的工地被暴徒洗劫一空，所有人员被赶出工地，六七十人想尽办法弄了两辆中巴车，正朝我们总部逃难过来。大约两个小时后，中巴车到了总部，车上下来的人个个灰头土脸，多数人双手空空，一无所有……有工人甚至哭着喊着：“这咋办！”“这让我们怎么活呀！”我们看着心酸，赶紧给他们作暂时的安置。还没有安排妥当，祖瓦拉工地传来更可怕的消息，说暴徒已经将我们工地团团包围，扬言不交出汽车和足够的现金，就要大开杀戒了！

    “大使馆！大使馆！请求帮助。救救我们的工人……”于是我们赶紧向驻利比亚使馆求助。哪知，王大使那边则告诉了我们一件更紧急的事：的黎波里那所有名的伊斯兰学院里有我们几十位留学生，其中有十几位女学生。暴徒冲进学院后，不仅抢了我留学生们的财物，还企图向女学生们施暴。愤怒的中国男学生们拿起一切可以拿起的东西，挺身而出：“你们抢我们的东西可以，但想凌辱我女同胞，绝不行！”

    中国男学生们与持枪的暴徒对峙起来，情况万分危急，大使希望我们派人前去支援，将学生们接到安全地方。于是我们又冒着枪林弹雨，赶紧行动……

    高晓林（中水电顾问集团公司女职员）：

    我们的工地在祖瓦拉，离突尼斯边境不太远，承包了利比亚一个5000套住宅项目。我们那里自20日至22日，连续三天遭到武装暴徒们的袭击。当地人有个习惯，白天天热，他们睡觉，一到晚上就出来活动，动乱时期的暴徒也是这种行动规律。

    第一天晚上，六名当地人驾驶车辆，横冲直撞而来。进工地后，他们踢开员工宿舍，用长刀和铁棒，强行威胁我方人员交出车辆钥匙，把我们用的手机、电脑、摄像机和现金等物品抢走。

    第二天晚上，更多的暴徒冲进营地。那天我正在同四位女同事在屋里煮面条。由于我到利比亚时间最长，又因为工作需要，经常在祖瓦拉城市许多部门出现，当地人都认识我，暴徒们也知道我，所以那天他们直冲我而来。虽然公司给我配了保镖，但面对持枪的暴徒，保镖们根本挡不住。

    暴徒们在门口叫嚷，要车钥匙。我一听，迅速抓起桌上的一把车钥匙从厕所的小窗口往外一扔。暴徒们一进门，就用枪顶着我让我交出钥匙，我说没有。他们就拔出刀子，在我面前晃动，说不交就剐耳朵，并粗暴地朝我胸口猛击两拳，我眼前一黑，倒在地上。可暴徒们依然不依不饶，乱脚踩向我身上，见我不屈，又无计可施，最后见我脖子上戴着首饰，就抢了，并抢走了我没来得及藏好的现金，扬长而去。

    22日中午，暴徒们又来袭击。这时我们通过关系，寻求到部落武装——“青年委员会”来协助保护我们。但由于暴徒来的人数多，我们公司的全部人员只得撤出工地，成了战乱中一群无路可走的难民……

    余连来（湖北某建设集团海外公司项目经理）：

    2月20日下午4点左右，我们所在的扎维耶市的事态进一步恶化。当地的警察局被烧，浓烟滚滚。我一再叮嘱公司的人不要出门，待在项目部内。

    当晚10点半左右，七八个当地的彪形大汉手持60厘米长短的刀具，闯进我们的项目部。我赶紧让大家不要乱动。暴徒们用夹杂着英语的阿拉伯语向我们索要车钥匙，其实我们听得懂，但还是装糊涂。歹徒们用手比画着汽车钥匙点火的动作。我们仍然摇头。这帮家伙就在屋里砸了一通后退了出去。

    这一次惊魂未定，我们马上采取措施，将女同志和可以转移的物品，安置到自认为安全的地方。安顿一番后，我刚刚想躺下，突然我的宿舍门被“嘭”的一声撞开，这回是三个暴徒，举着三把刀，直奔我而来。他们把刀尖冷冷地顶在我胸前，口里嚷着：“Car（汽车）！Car！”我摇头，回答：No！其中一个家伙看样子生气了，瞪着眼珠，朝我做了一个动作，用手在脖子上抹了一下。我也不知哪来的勇气，镇定地连声说：“No！？No！Sleep（睡觉）！”这三个暴徒以为我真的没有车钥匙，只好出了屋子。

    我起身往外一张望，见外面站着一群他们的人。随即见他们分成两拨，一拨抄我们的项目部办公室，一拨抢工人宿舍。这回他们是满载而归了——那些他们认为值钱的物品被席卷一空，一台丰田汽车也被发动开走了。当时我很心疼，那可是几十万元哪！不过心里还在庆幸，因为真正最值钱的东西没有被暴徒发现……

    哪知好景不长，又过了两个来小时，也就是21日的凌晨两点半左右，项目营地第三次遭袭。这回营地被停电，我们紧急启用了自己的发电设备。暴徒冲进来后，开始对我们每个人进行搜身，这一下让我们的人愤怒了，有人情绪激动地试图反抗。我连忙暗示大家千万不能动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现在是保命要紧，不要管歹徒们抢劫，这才没有冲突起来，可是我们先前藏起来的值钱物品，大半被发现并抢走了。

    有的同志看到营地一片狼藉、公司项目部和个人财物被抢的现场，心痛地哭泣和愤怒起来。我劝大家说，那些东西抢就抢了，大伙的命最重要，我们自己不在乎，也得为国内的家人想一想，他们在等我们回家呢！

    这样一来，大家的情绪暂时稳定了一些。可刚过了一个多小时，第四拨的抢劫者又袭击了我们的营地。他们更加疯狂，见没有大件物品可抢，就把我们营地里外倒了个底朝天，这回我们藏下的所有物品几乎全都被劫掠。最可恶的是，我们的个人文件如护照等也被毁了。

    凌晨5点左右，第五拨暴徒又来袭击，惊恐了一夜的我们，完全失去了抵抗和愤怒的能力，任其摧残和欺辱。三个工友被打伤，好在伤势不是太重。我的工友们彻底被摧垮了，大伙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悲惨，什么叫无奈，什么叫异国他乡的难民。这当口，除了活命外，我们最想的是家人和祖国……

    “没有报来情况或失去联系的工地，更是不计其数。几万同胞正处在前所未有、十万火急的险情之中……”大使馆的一份份电报向国内发送，成批成批的中国工地和我方人员还在不停地遭受更加危险的战火袭击。

    怎么办？我们现在到底怎么办啊？工地没了，宿舍毁了，与家人断了联系，护照全都丢了，食物已经断绝，他们——利比亚人却还在相互猛烈地开枪开炮，甚至出动飞机轰炸……

    难道我们就这样成了无依无靠的难民，死在异国，弃尸他乡了？

    万里之外的同胞在等待，在哭泣，在祈求！

    2月21日，在中国国内的各大媒体上，利比亚局势还只是国际版的零星话题。关于利比亚的一切，还没有大范围进入公众视野。普通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在遥远的北非，有数万名中国人正面临着生死考验。这天晚上，外交部新闻司一等秘书王亚丽加完班回到家里，临睡前习惯性地刷新了一下微博。

    忽然，一条发自利比亚的微博，带着醒目的感叹号，闯入了她的眼帘。“救救在利比亚的中国公民，我们很危险！”发微博的人叫徐峰（微博ID：@开心徐峰）。事后知道他是中铁十一局在利比亚的一名员工。在电话和手机信号中断、各方都联络不上的情况下，绝望的徐峰抱着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心情，在新浪微博上发出了这条求救信息。

    这是发自利比亚的第一条中国公民求救微博。这也是微博在中国出现以来，首次与上千生命直接息息相关的一条微博。四个小时过去了，但这条注定会写入历史的微博，却无人问津。在每秒钟产生上万条消息的微博社区，一个普通人说了一句话，如同一页纸进入了图书馆，一枚针落入了太平洋。只有几十名粉丝的@开心徐峰，传播力非常有限。

    随着时间的推移，焦急地盯着屏幕的徐峰，心情在一点点地沉入谷底。忽然，他灵机一动，开始将这条消息抄送给许多微博“大佬”，想借助他们的影响力完成第二次传播，让更多的人知道。他抄送了“微博女王”@姚晨、地产商@潘石屹等人。但微博上这一类消息很多，有时真假难辨，徐峰内心并不敢奢望微博名人们会转发他的消息。令他没想到的是，23时36分，潘石屹转发了这条微博，并在转发理由中写道：“不管是不是真的，救人要紧！”潘石屹在微博上的影响力真是惊人，很短时间内这条微博就迅速被转发四千余次。

    23时50分，王亚丽看到了由无数人接力转发的这条微博。她进入徐峰的页面，看到了更多更细更紧急的微博：“利比亚中国公司告急，形势非常严峻，我们许多项目驻地被砸，通信中断，急需国内支援，潘总帮忙转下，帮忙联系下外交部，我们很危险，急急急！！！”

    “紧急情况。一百多暴乱分子包围我们驻地了。急急急！”

    相关微博被转发超过13000次。在这些微博下面的评论里，很多微博网友开始出主意。有的建议打外交部电话，有人准备通过私人关系找个外交官。有人干脆呼吁：“外交部，我们的公民在国外被困了，你在哪里？！”

    “我在这里！”这个午夜的微博社区，王亚丽的热血已经沸腾，她立即转发了徐峰的微博，并附加了简单评论：“外交部的前来报到，正在了解情况……”

    之后她又发了一条微博：“已联系外交部领事司领保中心。他们已知悉所有情况，据说预案已经出来了，大家不要着急，坚持住！”

    看到这条微博，徐峰心里似乎踏实多了。指望国内马上来人飞到自己身边是不现实的，一时困难也可以想办法克服，重要的是要有希望。现在他和在利的几万同胞知道祖国一定会来救他们的！王亚丽则彻夜坐在客厅里抱着电脑，和微博社区的徐峰一直保持对话。

    凌晨6时45分，徐峰发微博称：“请大家放心，我们现在人员安全，我要去守夜了，最新动态实时更新！”

    22日上午，真的是在一夜之间，利比亚局势和中国公民的境况开始成为微博社区的焦点，更成为主流媒体的中心话题。

    “不，不能在此等死！不能让暴徒任意抢劫和摧残我们的财产与生命！”中国人不是吃素的，虽然他们谁都没有经历过战争，但施工队伍中不乏有军人出身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许多人曾经还是民兵，他们懂得起码的自卫和有效的防御。

    你看——我驻祖瓦拉某工地上：

    公司经理从附近的兄弟工地得知暴徒们连续袭击的消息，打听了一下情况后，立即找来五十多位挖掘机师傅，说：“强盗马上要来，你们给我用尽所有的本领，三小时内，在工地的四周挖出一条宽三五米、深三五米的壕沟！”

    挖掘机师傅问：“干啥用？”经理说：“防狗咬！保命用！”师傅们顿时明白，一声“好嘞”，便立即发动起几十部大型挖掘机，左右前后、东南西北一齐挖，那情景好不壮观。与此同时，工地经理又组织其余人员将一切值钱的和有用的装备物资全部转移到挖掘机正在操作的中央地盘。

    如此几小时下来，等到太阳从大沙漠落下时，一个用沙土垒起的庞大“城堡”崛起在工地上。果然，不出一小时，几群饿狼般的当地暴徒，驾着从另一个地方抢来的数辆汽车，从三个方向朝这边的工地袭来。等暴徒们抵达工地一看，当时就傻了眼，此地四周清一色的深壕大沟，人和车根本无法冲入其内。“妈的，走吧！到另外的地方去！”暴徒们愤怒地朝“城堡”内扫射了一阵枪子儿后，只得无功而返。

    “壕沟战！嗨，壕沟战！我们是中国的建工队……”看到一群群暴徒悻悻地远离后，“城堡”内的中国工人情不自禁地边流泪，边用熟悉的《地道战》的腔调唱开了，那份胜利的自豪和心惊肉跳的经历，让工地上的几百名同胞悲喜交加。

    这样的成功“战例”在东部迈尔季的中水电二局工地也用过，且非常有成效。这也使得中水电迈尔季营地能够完整保留下来，为在班加西地区的一万多名同胞提供撤离条件，立下了可歌可泣的功勋。

    “撤！不惜一切代价撤出利比亚！”

    22日中午至23日早上，利比亚境内的多数中国公司和中方人员陆续接到这样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这是祖国向危难之中的同胞发出的声音。它通过各个途径传递到了利比亚每一个有中国人的地方……

    还是中土公司利比亚项目总部的年轻翻译马可为，他说：“我们的陈志杰总经理参加完张德江主持的应急指挥部会议后，便与公司财务主管乘土耳其航班，辗转抵达的黎波里。当他们带着祖国的决定回到公司营地时，我握着他们的手，只说了‘你们总算来了’这句话，就忍不住泪水横流。”

    “哭什么？赶快组织我们的人，准备撤回祖国！”总经理陈志杰朝这位小伙子吼了一声，其实他自己也满脸泪水。

    撤！不惜一切代价！

    眼泪救不了命。困守于战乱之中的人，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济于事，面对枪林弹雨，再硬的骨头和肉体，都好像风中的鸿毛。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之地，一旦沦为战争难民，生命甚至比鸿毛还轻，还不起眼。

    几万同胞和几万同胞身后几十万的家属和亲人们在焦虑，在忧心，在祈求谁来拯救他们和他们亲人的生命！

    我赴利人员，他们是带着自己和家人的希望远涉重洋去海外工作的；我在利的工程建设公司，他们有的是在那里投资，有的是在那里承包项目，他们是带着设备、带着资金去的……现在，他们要撤离，所有的希望、物资与投入，都将化为泡影。

    是个人，可以舍去一切，只求平安活命而归；是单位，需要作出决定，放弃就意味着血本无归……谁来决定这天大的事？

    国家！只能是我们的国家！

    “王大使，中央已经决定，尽全力撤离我在利比亚工作人员！请迅速摸清在利比亚人员情况及他们的方位，组织各种力量准备撤离……”

    2月22日的国务院应急会议一结束，黄屏和郭少春他们就在第一时间，向我驻利大使发出十万火急的通知。此刻在利比亚境内，卡扎菲已经发出狠话，要派军队去班加西炸平那里的“叛徒的指挥所”，并且对首都的黎波里出现的“叛徒”也绝不手软。半岛电视台记者声称，忠于卡扎菲的狙击手，一天就在的黎波里射杀65人，政府的一栋中央大楼被焚烧。反对派则声称，他们不仅完全控制了班加西，而且也掌握了米苏拉塔、艾季达比亚、胡姆斯、塞卜拉泰、祖瓦拉等海岸线上的重要城市，而且还占领了胡恩、沃丹等内陆重镇。

    此刻，外交部从其他渠道获悉，欧盟诸国已经开始实施撤侨行动，他们要从利比亚撤离侨民一万五千多人。“再不抓紧，利比亚政府有可能关闭港口和海关，其后果将不堪设想！”从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到领事司的黄屏、郭少春他们这些大大小小的外交官们立刻敏感地意识到，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意味着我们的几万同胞将会成为利比亚内战的人质！

    “这是中央领导和我们最担心的事，必须赶在这种情况出现之前完成我们的撤离任务。”杨洁篪外长在接受我采访时说。

    “不惜一切代价，赶在最严重的事态发生之前，进行我们的撤离行动！”

    熟谙国际事务的外交部理应担此重任！可一个“撤”字，谈何容易！

    几万人，到底要派多少架飞机？200架，还是300架？这么多的飞机一下就能从国内抽出来？即使抽得出来，就能一下飞到途经好几个国家的利比亚？再说，那边的机场、海关都已瘫痪，怎么飞得进去呀？

    飞机不行，靠双脚跑出来？往哪儿跑？利比亚一面临海，三面是沙漠，在地中海的南岸，距对岸的欧洲大陆快速轮船要开十几个小时，跳海必定是死；另外三个方向皆是大沙漠，白天温度高达摄氏五六十度，夜间零度以下，走进去同样必定是死。

    真的都是死路一条？

    不，过海可以用船；

    不，走沙漠可以坐车子甚至骑骆驼；

    不，空中飞机还是要用的，即使海关没了，机场封了，只要跑道还在，就有办法。经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随时可出动军机参与撤离！

    海、陆、空……一切可以用的手段，全都可以动用！

    此刻的宋涛副部长凝视着西亚北非地图，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忽地，宋涛眼睛一亮，他想起了地中海一带流传的“诺亚方舟”的故事……

    利比亚地处非洲北部，整个国家最重要的城市几乎都在北部的苏尔特湾海岸线上，中国承包的工程和劳务人员约有五分之三都聚集在靠近北海岸线一带的城镇里。如派出几艘大船，每艘船接走2000人，那么只要它们驶离利比亚海岸，就可以保证他们脱离险境。从直线距离看，与之相邻的希腊克里特岛和马耳他离利比亚仅有360海里和150海里。走海路，把他们尽快运送到安全地区，是撤离大批人员的最佳选择。

    “这不是我们撤离所要找的‘诺亚方舟’吗？”宋涛内心一阵激动，赶忙俯下身子，开始不停地用尺子在地图上测量着各点之间的距离，又找来领保中心的同志在地图上标注中方人员的具体位置，并向海洋专家请教从海路撤离的可行性。

    经过周密测算，宋涛心中有了把握，他及时向杨部长和张志军书记作汇报并经同意后，又要求黄屏、郭少春和唐立迅速联络我驻希腊和马耳他使馆，立即制定打通海上生命通道的具体方案，提请中央决策。

    从海上撤，可船从哪里来，从国内派还是租外轮？利比亚邻近国家能否接受我撤离人员入境休整中转？更为关键的是，船只能不能到达相关的利比亚港口，靠得了岸，载得上人？这些是中南海、外交部和亿万中国人民当时最为关注的。

    船，可以租借，租借外国人的船，还可动用我们自己的船。宋涛想到这里，一个电话打到国资委。

    “国资委，可以动用我们在海外的船只参与利比亚撤侨吗？”

    “可以。要渔船还是要万吨巨轮？”国资委的负责人说。

    “渔船？渔船到得了地中海？得多长时间呀？”

    “这倒是。那就调其他船去吧！要多少？”

    “嗯，先去班加西或者的黎波里港，有十条八条都行！”

    “好的，我们马上通知有关公司……”

    国资委负责人马上通知中远集团、中海运集团公司，命令他们马上调距利比亚最近的船只，前去完成撤侨任务！

    中远、中海运集团公司接到十万火急的命令，刻不容缓，立刻通知：“新秦皇岛”轮、“新福州”轮、“天杨峰”轮改变航向，全速前进，去利比亚参与撤侨任务！

    “明白！改变航向，全速前进！目标：利比亚！”

    “驻希腊、马耳他使馆，请你们马上勘察和摸清是否可以接收从利比亚撤出的10000至15000名左右的同胞到你们那儿。关键是看看能不能租到船，安排我方人员进行中转……”宋涛拨通了中国驻希腊大使罗林泉、驻马耳他大使张克远的电话，向他们下达了命令。

    “是，我们马上行动。”中国大使馆立即展开工作。

    之所以选择希腊和马耳他，不仅因为这两个国家与利比亚隔岸较近，而且它们还是欧盟各国中与中国关系相当亲近的友邦。尤其是希腊，曾于1997年、2006年两次出动军舰协助中国从阿尔巴尼亚和黎巴嫩撤离人员。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副总理张德江也于2010年希腊债务危机最严峻的时刻访问雅典，为艰难时刻的希腊人民提供了宝贵支持。事后证明，这个决策英明又正确。

    驻马耳他大使张克远：

    别看马耳他只有316平方公里的面积，42万人口，是欧盟最小的国家，可它却是地中海上的一块宝石。从地图上看，马耳他距利比亚最近，只有150海里。

    21日，我接到杨部长的电话，他问我能不能参与撤侨工作。我当即回答，没问题。我们事先已经知道利比亚的情况乱得很，心理有一定准备。杨部长一问，我就主动请战了。当晚，我给马耳他外交部的常务秘书打电话，通报了中方的请求，问马耳他政府能不能帮助我们撤侨。当时对方有些犹豫地说：你得答应我两个条件，一是你们的人都得持有效证件；二是必须提前办签证。

    我一听就叫了起来：肯定不可能！尊敬的常务秘书先生（对方相当于副外长），我们的同胞都是从战乱的利比亚撤出来的，他们身上的证件都被暴徒抢走了。利比亚政府已经瘫痪，什么都做不了。第一条根本就是不可能的！第二条也不现实，我们是紧急撤侨，几千人、上万人一下子过来，哪来得及到贵国提前办签证！

    一听我这话，对方沉默了，后来又说：我们有几十个人在利比亚，是使馆人员，你们能不能帮我们带回马耳他？我立即回答，没问题。对方口气稍稍变了一下，又说：大使先生你知道，我们是欧盟国家，对外来的公民要求非常严，你们一下子来那么多无证人员，这对我们国家压力太大。如果我们放松了对你们公民入境的条件，欧盟其他国家也不会轻饶了我们。

    这位常务秘书说的是实情。欧盟国家非常害怕难民非法入境，不少政府因为非法移民问题，被本国民众搞得焦头烂额。但为了同胞的生命和安全，我们必须获得对方的支持，否则就没法完成好祖国交给的使命。

    我向对方保证，只要同意我们过境，我们保证团进团出，就是整团入境整团出境，决不给马耳他政府找麻烦。我以中国政府的名义一再向他保证，我们中国是讲信誉的，绝不会出任何问题。这个时候，我真正感觉到了国家的分量，也感觉到当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马耳他特命全权大使的分量。

    那好吧，你等我消息。对方终于松口了。

    大约过了30分钟左右，马耳他外交部常务秘书回我电话，说他们总理指令：“全力以赴支持和帮助中国撤侨！”

    我听了，连声表示感谢。那一刻我发现自己的嗓子有些哽咽。我知道，马耳他政府作出这一决定很不容易，证明我们中马两国关系“够哥们儿”！我当即把这一情况向国内作了汇报，这也给中央决定把马耳他作为重要的撤侨中转地提供了决策依据。

    张克远大使和同事们在马耳他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希腊这边的工作也不轻松。

    驻希腊大使罗林泉：

    我第一次接到国内准备撤侨的通知是21日下午5点20分，北京时间应是21日晚11点20分。现在知道，当时我们部里的同志正在为第二天的中央决策撤侨会议做准备。

    当时交代给我们使馆的任务是弄清楚三个问题：租邮轮需要多少费用？中国公民如果没有护照等通关手续能不能进希腊克里特岛？那里的饭店能不能住得下10000至15000人？我一看这三个问题都至关重要，也是非常要命的事——难办！

    领事司领保中心的同志这样对我说：“给你五个小时，必须把上面的三件事弄明白，在北京时间22日早上5点前报告国内！”我一算，我们只有5个小时40分钟把上面三件事搞定。我当时并不知道国内指令的这个时间点极为重要，杨外长他们要带着我们发回的情报上报中南海，以便国家决策会议使用。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人员的来往，就靠证件，欧盟等西方国家过去一直对贫穷落后国家的人员很苛刻，进出是最为严格的，怕有非法移民。现在我们有一万多名无证人员要进入希腊，他们自然很紧张。希腊是个小国家，这些年由于经济不景气，国内经常闹事。我们撤侨的时候，正赶上非法移民在首都雅典广场上闹事，已经绝食抗议了十几天。整个欧盟都在关注希腊非法移民问题，我们提出的要求，等于是给希腊政府火上浇油！

    我知道这是件难事。解决不好的话，撤侨计划就无法落实，真是要命！但作为国家的驻外使馆，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必须知难而上，为祖国分忧解愁。我和使馆的同志立即行动起来。偏偏时间不对头，接到国内电话的时候，希腊各个工作部门早已下班了。西方人有个习惯，别在他们下班后找他谈公事，否则他们会认为侵犯了他们的自由和人权。

    当时已经顾不上这些了，必须尽快落实国内的指示，把三件事弄清楚，重中之重是获得希腊政府对我撤侨公民落地的政治许可。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召集使馆党委会，大家分析认为，这件事必须盯死。一旦我们提出相关请求，希腊政府如果拒绝怎么办？他们拒绝就意味着我们的撤侨计划断了希腊这一条要道。绝不能出现这种情况！

    我决定亲自找希腊政府的要员谈。当地时间下午5点35分左右，我给希腊总理的外办主任打手机，他是我关系不错的一位希腊朋友。我就任驻希腊大使后，就注意跟希腊各界建立良好关系，包括在野党。当时的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在他还是在野党党魁时，我就曾多次拜会过他，并建立了良好关系。帕潘德里欧家族出了一位首相、两位总理，三代人都致力于推动希中友好。

    “大使先生，你能不能过两个小时再来电话？我现在正和总理先生在德国访问，他马上要有两个小时的讲演……”希腊总理外办主任急促地轻声地说。

    我想，夜长梦多，一拖就可能会坏事。若是等希腊总理讲演结束后再回话，情况不知会发生什么变化。我赶紧说：“不行啊，主任先生，我们的政府正在等着贵国总理的回话！”

    对方一听我这么着急，便说：“那你等一会儿，我马上去请示总理阁下。”不一会儿，对方打来电话说：“总理阁下已经同意贵国政府的请求，同时让政府的几个部长协助办理此事。”他告诉我马上去找他们的外交部秘书长。

    “真是太感谢了！”我激动地说。

    刻不容缓，我立刻给希腊外交部打电话。秘书长告诉我，马上发一份外交照会过去。按照惯例，这是国与国之间交往必需的手续。

    我立即以驻希腊特命全权大使的名义起草了一份照会，请求希腊政府许可中国13000名撤侨公民进入克里特岛。我在照会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希腊政府庄重承诺：所有过境的中国公民将全部返回中国。以此解除希腊方面的顾虑。照会发出20分钟左右，希腊外交部回话，同意我们的请求！

    “太好啦！”“太好啦！”我和使馆同志一听这消息，激动得跳了起来。办成这事太不容易了！希腊政府太给中国面子了！

    外交部交办的另外两件事也弄清楚了。因侨民要过境克里特岛，详细了解此岛方方面面的情况尤其重要。克里特岛风景美丽，面积虽不大，却闻名遐迩，历史悠久，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二战”中曾是欧洲和地中海的战略要地，也是希腊著名的旅游胜地。当时正值旅游淡季，许多饭店已经关门，员工也放假了。

    我们通过关系找到希腊有关部门，他们觉得困难很大。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使馆党委立即决定，派武官李杰大校当晚即赴克岛，启动安保、后勤保障等各项准备工作。李杰精明强干，他和他的妻子，也是紧急从邻近使馆调来的赵丽莹参赞，能够说一口顶呱呱的希腊语，曾在希腊常驻多年，拥有深厚人脉，关键时刻派上了大用场。加上希腊国家旅游管理部门和克岛政府方面劝说，岛上的经营者重新营业了。在中希双方的努力下，素以“慢速度”、“慢节奏”著称的希腊，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24小时内为中国人准备好了6000个床位！

    这又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我们迅速将掌握的情况在北京时间22日凌晨5点前报给了国内。当我听到外交部党委书记张志军表扬我们使馆“十分得力”时，真是感慨万千。

    “可以向希腊方面撤13000人。”

    “马耳他方面能接受5000人中转过境。”

    外交部在22日8时参加国务院应急会议时明确向中央这样报告，前方大使馆功不可没，对国家撤侨计划实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驻希腊使馆政务参赞郑曦原：

    按照使馆分工，我负责租船任务。使馆会议还没结束，我便带着使馆领事部主任陈夏兴、办公室的老李和经商参处老窦，通过与当地“船王”的关系，找到希腊阿纳克船运公司。到那儿一看，已经有不少国家的人都在那儿等着租船。怎么办？租不到船，前方撤侨不等于空话一句吗？当时我们很着急，一次次通过“船王”去跟船运公司的老板联系。这个时候，部领导在北京又紧急约见了希腊方面的有关官员，希望希方给予宝贵协助。希中友协主席波塔米亚斯先生也给我打来电话，说已经有好几位船东赶到了他的办公室，愿意租船给中国朋友。但他们的船比较小，一次只能运500至800人，需要组织成混编船队开赴利比亚。这时，我们多管齐下。船运公司老板雅尼斯单独约我们进了他的办公室，他说：“你们中国是我们希腊的好朋友，我首先满足你们的需要。你们也别再租其他公司的船了，他们的船小，比不上我们能够大批次地把人抢运出来。”我们一听很高兴，就提出租最大、最好、最快的船。

    船运公司老板脸上显得很为难的样子。我赶紧说：“价钱不成问题！”他摇头说：“你们租我的船，是从正常的商务旅游航线上调过来的。按规定，一艘大型邮轮改变航向，需要两天时间的准备。我们的船没跑过利比亚，需要研究海图，而且是进入战区，保险公司不愿意为我们承保战争保险。我至少需要两三天时间来处理这堆问题。”

    国内这时传来消息，说我们在联合国的斗争十分尖锐，西方要求立即建立禁飞区，而且要派联合舰队开赴利比亚战区，我们的代表顶得很艰苦。国内要求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速度打通海上生命通道。我对雅尼斯说：“真的不行，我们等不起了！今天你们必须出发。”他马上回答说：“那是不可能的事。”我说：“亲爱的朋友，不是我逼你们，而是利比亚在打仗，我们的同胞每一分钟都处在生命危急的处境中。哪怕晚上一个小时，就可能有几十、几百甚至几千人丢了性命。你说我们能见死不救吗？”

    那位老板总算被我们说动了，但嘴里还在嘀咕：“利比亚现在是战争状态，我的船和船员到那里去，若是发生危险保险公司不会支付保险费的。”我一听这可是大麻烦了！这完全超出了刚才我所说的“价钱不成问题”的范畴。

    仔细想想，人家为难也是有道理的，赚钱当然重要，朋友友情也很重要，但一艘豪华邮轮真要被炮弹或是别的什么弄沉了，那可不是几十万、几百万的事情了，再说人家船员的生命也是宝贵的。

    正当我们踌躇时，雅尼斯接到了好几个电话，他突然很爽快地说：“就按照你们的要求，今晚就出发！”当时我真想上前热烈地拥抱他一下。事不宜迟，我马上让身边的陈夏兴来签这份合同。老陈瞪着眼珠吃惊地看着我问：“你为什么不签？”

    我把他拉到一边咬耳朵：“你还有一百来天就退休了，怕啥？”老陈涨红了脸，骂了一声：“你这小子，真狡猾啊！”

    我和一旁的老窦、老李窃窃偷笑，因为老陈在跟船运老板签那份租赁协议时，手都在抖……

    采访时陈夏兴说：郑参赞让我签合同，我就签了。当时我觉得自己太了不起了，“陈夏兴”这三个字，值好大一笔钱啊！

    采访陈夏兴时，郑曦原在场，他一直在旁边偷笑。等老陈走后，郑曦原说：“老陈后来逢人便吹，说这是他一生中最牛的一件事。确实，当时我们一共向希腊方面租了三艘船，预计各两个航程，如此算来，花费不小。当时我们什么都没有带，只是凭着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希腊大使馆的外交官的身份，那份协议可谓是一份空头支票。然而希腊朋友就是信任我们，在危难时刻伸出了极其珍贵的友谊之手。让我每每想起，总会感叹，希腊政府和希腊人民对我们太好了！另一方面，我又感叹，我们国家强大了，几十年来与包括希腊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建立起的交情和友谊太重要了！危难之时见真情，难道这还不是活生生的见证吗？”

    驻希腊使馆出色地完成了租船任务，他们一共租用了三艘大型邮轮，分别是“奥林匹克冠军”号、“希腊精神”号和“韦尼泽洛斯”号。这三艘邮轮都是豪华旅游船只，设施齐备，舒适宽敞。尽管租金不菲，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反映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中国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为了自己的人民，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相比驻希腊使馆，我驻马耳他使馆租船遇到的困难就多了不少。首先马耳他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岛国，在大比例尺的世界地图上都找不到这个国家。即使是在地中海的区域地图上，要想找到马耳他这个号称“地中海心脏”的国家的确切地理位置也并非易如反掌。马耳他与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紧挨着，从地图上看，西西里岛也比马耳他大出几十倍。虽然是在海里漂着的“心脏”，但因“体积”特别小，马耳他本身没有足够的船运工具，但有不少船运租赁代理公司。

    驻马耳他大使张克远：

    我们接到国内的命令后，同样在第一时间立即着手联系租船。那时欧盟许多国家也已启动了撤侨任务，加上一般公司不愿冒风险，租船特别困难。我们好不容易从意大利租到了两艘，又请驻希腊使馆的罗林泉大使帮着租了一艘，这样我们马耳他方面接侨任务就有了一定保障。

    船有了，马上碰到了一个问题：派谁随船去接侨？马耳他国家小，我们的使馆也是属于“微型使馆”，只有十来人编制，加上家属等临时人员也不到二十来个人。即将从利比亚撤出的同胞有好几千人，要想做好接待工作必须留足人员，否则会出乱子。我和使馆党委另外两位同志商量，一位是政务参赞，一位是商务参赞。

    “那就我去吧！”商务参赞刘美同志主动请缨。老刘59岁，有高血压。我很担心他身体能否吃得消。他说：“我们要接的多数人是中资公司的劳务人员，我这个商务参赞去是最合适的。”

    刘美同志勇于担当的精神让我们很受感动和鼓舞。根据国内指示，每艘船上必须有两名中方人员负责接侨任务。派谁当老刘的助手呢？实在抽不出其他有经验的人，就说：“老刘，还是给你派个年轻人吧！”老刘说：“行啊，派谁都行。”

    李昊是国内刚刚派到我使馆来的一名大学生，25岁，第一次出国工作，这会儿连时差都还没倒过来。我问他：“你能不能去执行任务？”李昊说：“没问题！”说实话，我内心特别感谢这位小伙子，便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头说：“你跟着刘参赞走吧。”

    老刘和李昊当即飞到罗马，在我驻意大利使馆同志的帮助下，乘车一百多公里火速赶到港口，搭船出发。驻希腊使馆帮助租赁的邮轮也整装待发，他们派出武官秘书鲍晨随船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