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玥想叮嘱一声郭虎，可他们的车子已经离开码头远去。剩下的时间里，一支支撤离队伍陆续上船……还好，两个多小时之后，郭虎他们顺利地把27位吉林籍同胞带到码头。

    李玥看到车子远远驶来时，有些激动地上前迎接，想看看他的战友是否安好。车子一停下来，李玥还没能靠近郭虎，就被27个失魂落魄的同胞哭着搂住折腾了好一阵子。

    郭虎站在一边，微笑地看着这一幕。

    中交公司大本营的最后一批上千人员开始陆续登船，这支队伍训练有素，他们统一戴着安全帽，穿着同一色工作服，每人的手臂上还系着一根红丝带——他们的领导说，这样可以使所有的人行动一致不走散。李玥等看着如此整齐的国企大军，心里满是敬意。

    17时08分，最后一名撤离同胞上船。

    完成任务后的李玥、郭虎和小马正准备跟着上船时，突然郭少春副司长给李玥打来电话：“命令你和郭虎立即返回的黎波里，并注意组织沿途残留撤离人员，然后向西线的拉斯杰迪尔口岸撤离，费明星组长在那里等你们。”

    “李玥、郭虎，拉斯杰迪尔口岸见。我们一起离开利比亚。”费明星也在同一时间发来短信。

    “小马，我们就在这里分别吧！”李玥和郭虎将几天来生死与共、并肩战斗的中土公司翻译马可为送上船，三个小伙子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然后挥手告别……

    李玥和郭虎当晚12时回到的黎波里我驻利大使馆。在那里，他们见到了分别几天的战友刘翔和童应安。“你们要不回来，我们俩恐怕还没有见面的日子呢！”刘翔告诉李玥，这些日子里，自己和童应安简直就是开足马力的机器人！小伙子瞪着血红血红的眼珠子，说他和童应安就在楼上楼下，竟然两天里没有碰过一次面。

    “我们除了上厕所，就是守在电话旁，一天24小时连轴转，四肢一起接电话都来不及……”童应安满脸胡子拉碴的，说他四天里只眯过两个小时。

    大使馆是整个利比亚撤离的前线总指挥部，工作之紧张程度可想而知。根据国内指示，李玥、郭虎和童应安将向西线的费明星靠拢，从利突边境出境。刘翔熟悉利比亚情况又精通阿语，所以留在使馆继续帮助王旺生大使他们完成最后的撤离收尾工作。

    3月1日，李玥按照费明星的指令，起草完第一特别行动小组的前线撤离报告，向国内作了小结汇报后，再次历经重重险情，与郭虎、童应安于当日下午赶到利突边境口岸拉斯杰迪尔。他们本以为可以同组长费明星有一个“执手相看泪眼”的动人场面，结果连他的影子都没看见，映入眼帘的是一具具被军警枪杀的无名尸体……

    李玥哭了，郭虎哭了，童应安也哭了。

    “他怎么可以骗我们呢？怎么可以这样……”小伙子们几天来出生入死，曾经多次被一些特殊场面感动得流过泪，却从来没有哭出过声。这回他们望着边境口岸上孤零零的灯火，竟然哭了起来。

    后来，费明星说：“为这件事，我一直感到非常内疚，因为之前是我发短信告诉李玥，说好我们在边境上等他们一起走的。可那时我接二连三接到国内的指令，说局势十分危急，命令我们立即撤出利比亚。回国后我问黄屏司长，为什么一定不让我等李玥他们？黄司长告诉我，利比亚的局势已经危急到了极点，前线队员随时有可能牺牲，能早走一个就走一个，能活着出来一个就出来一个……”

    在我采访黄屏时，他证实了费明星的话：“工作组执行的是特殊任务，从我们在首都机场送别他们的那一刻起，就作了最坏的打算……”

    “我们为这些小伙子们感到骄傲！他们的精神和英雄事迹，体现了中国新一代外交官的光辉形象。”国务委员戴秉国、外交部长杨洁篪也曾多次这样对我说。

    李玥和费明星、鲍晨等小伙子们后来都受到了记功与嘉奖。这是后话。

    米苏拉塔的眼泪远不仅为李玥他们所洒。另一位小伙子马可为是五千八百余名从米苏拉塔撤离的中国人中最后一个上船的。在这艘满载两千一百余人的豪华邮轮驶出米苏拉塔，渐渐进入地中海中央，向希腊克里特岛方向行进途中，海面的风浪渐渐平静，夜也变得温柔起来，甚至偶尔可见零落的星星在天上闪烁……

    啊，那是美妙的地中海之夜哟！

    “韦尼泽洛斯”号邮轮上那些刚刚经历过惊恐、饥饿和死亡考验的中国同胞都安稳地沉睡了，做着回家的美梦。中土公司年轻的翻译马可为也沉睡了，进入了梦乡之中，已经有几个人过来请他去吃点东西，但小伙子就是叫不醒。

    “他太累了，让他多睡一会儿吧。”

    中交公司的人叫不出这位小伙子的名字，但知道他是米苏拉塔地区五千八百余名中国撤离者的现场组织者之一。他们尊敬他、爱戴他，甚至有人悄声细语地议论道，这样的小伙子现在太少了。

    “突突突……”

    “什么声音？”

    清晨时分，船上有人叫起来，于是全船的人纷纷醒来。

    “是枪声还是炮声？”

    “不可能，我们现在在海上，海上怎么也会打仗？”

    有人从舱里走到甲板上，立即就叫了起来：“是飞机！是我们的飞机！”

    怎么会有我们的飞机？于是大家纷纷往舱外跑，跑到甲板上看，是我们中国空军的直升机！那机身上有中国国旗图案和“八一”标志！

    我们的飞机怎么会飞到这里呢？

    “看，那边有我们的军舰！”

    “啊，军舰！真的是我们的军舰！”

    这一叫不要紧，整个邮轮沸腾了。只见所有的中国同胞都从船舱里跑了出来，他们望着邮轮一侧并行的中国“徐州”号军舰。那军舰上有一幅红底白字标语，渐渐能看清字了——“祖国欢迎你！”

    这五个字谁都认识，这五个字让全船两千一百余名同胞欢呼雀跃！无数张嘴在高喊着同一个口号：“祖国万岁！”“祖国万岁！”“祖国……”

    “就在这时，军舰上的扩音喇叭里传来一个亲切的声音：‘亲爱的同胞们，我们是中国海军“徐州”号护卫舰，我是舰长，我们奉命来迎接你们，护送你们回家！’喇叭里的声音刚落，我就听到耳边响起‘感谢解放军’、‘祖国万岁’等口号，如山呼海啸，此起彼伏。大家拼命地喊，拼命地叫，拼命地向军舰和天上的直升机挥手……当时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停地流泪，想看看周围的同胞，却不敢去看，因为他们一个个比我哭得还厉害……这场面我从来没有见过。我们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过，也没有见过天上有飞机为我们保驾，旁边有海军军舰为我们护航的情景……什么叫幸福？什么叫自豪？什么叫祖国的温暖？那一刻，我全部领会和感悟了。”

    马可为在接受我采访时，谈起这一幕，依然在流泪。啊，米苏拉塔，你让多少中国人流下了热泪！

    不知为什么，自突尼斯动荡之后，在中东和北非一些国家产生了连锁反应，一连串的政权更迭出人意料。其中利比亚的卡扎菲无疑是结局非常另类的一个人物，他最后被反对派战士用乱枪射死的血淋淋一幕，让全世界人看了都感到不寒而栗。

    在动乱中后期，一般人都认为卡扎菲会在他当年发动“起义”的塞卜哈与反对派武装进行最后的殊死决战，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北约飞机目标明确的轰炸，美英法等国特种部队的先进追踪手段，让东躲西藏的卡扎菲惶恐不安，他就像被赶出洞穴的老鼠，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撞，过着夜不能寐、食不果腹的日子，一直被驱赶到海边小城苏尔特，钻进水泥管道内遭到生擒，屈辱地死去，而非“光荣牺牲”在他的老家——南部的杰尔夫谷地。

    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后来透露的消息说，卡扎菲及其儿子们在班加西、扎维耶、米苏拉塔连连失守后，确实想过放弃首都的黎波里，率他的精锐部队转移到南部家乡，企图借家乡部落势力与外国雇佣军及一些军事力量，跟那些反叛他的“国家叛徒”作长期战斗。只是他的行踪处在北约的严密监控下，部队无法集结，车队不能出动，随身的保镖和亲信越来越少，无法撤到皆是沙漠的南部地区。

    被誉为“沙漠狐狸”的卡扎菲自以为聪明，却败于西方国家的战略和高度现代化的军事技术力量。其实，当反对派在沿海城市掀起的反卡风暴席卷千里城郭时，以塞卜哈为中心的南部沙漠腹地也有反对派的力量揭竿而起，使得卡扎菲和他的政权在数日之内便危如累卵。

    卡扎菲是个狡兔三窟的独裁者，对老巢十分看重，他的老家虽多为大沙漠，可他却不惜重金搞建设，近几年塞卜哈及南部的许多沙漠城镇都在兴建居民住房，这自然吸引了一些外国建筑公司。然而这里气候酷热干燥，加上卡扎菲反复无常、缺乏诚信等原因，外国公司既怕吃苦又不敢承担风险，权衡过后很少涉足。只有吃得了苦、善挣薄利微利的中国建筑工程公司不怕劳苦来此承包工程。随中国建筑公司一起进入大沙漠腹地卖苦力、挣小钱的是大量的第三世界国家劳务人员。

    以塞卜哈为中心的南部之乱，其恐怖程度和可以预料到的灾难性后果，让生活工作在这里的外国人心惊肉跳，寝食难安。这些外国人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人了，再者就是人数众多的埃及和阿尔及利亚劳工。

    美联社有位记者在24日发表过一篇《沙漠腹地的逃亡之路》，文中这样描述：

    南部唯一可以通过空中逃出利比亚的机场在塞卜哈，现在这里每天都会有成千上万的外国劳工和承包商们拥进机场候机楼。本来只有几个足球场那么大的三流机场，一下成为难民们争先恐后的逃命通道。风雨飘摇中的当局告知，一切商务机票全部停售，塞卜哈机场从23日起只接包机和专机。这一消息传出，整个候机楼和停机坪便被潮水一般的各国难民们冲击与占领，偶尔飞来的一些商务包机和专机，也都不敢在此降落，于是机场便成了一个庞大的、杂乱无序的难民营。塞卜哈本来就缺水少食，机场上的难民们想买一瓶矿泉水，就得掏20甚至30美元，而且矿泉水的价格仍在以每天超过10美元的幅度往上疯涨。“能活着出去，就是100美元一瓶水我也感到值了！”一位埃及承包商这么说。最可怕的并非是这些。就在昨晚，突然有一群反卡人士端着枪闯进机场，他们用枪顶着机场头目和海关人员的脑袋，要他们放弃工作，投入共同的反卡战斗。如果不从，就将他们赶出机场。到目前为止，原有的机场地勤人员和海关人员逃的逃，躲的躲，只剩下不足三分之一的人留在那儿看守。有一架迪拜来的包机，已经在此停留了38个小时，就是因为缺少机场地勤人员的配合，至今迟迟不能起飞。机场内拥挤的几万难民和还在继续往塞卜哈机场拥来的外国侨民，他们最担心和惊恐的是听说卡扎菲已经在的黎波里放风说：“如果海岸线上的血拼不能捍卫革命政权，塞卜哈就将成为第二次起义诞生地。”这话意味着塞卜哈随时可能成为利比亚内战的喋血厮杀地。

    塞卜哈的险象，让远在万里之外的13亿中国人忧心与牵挂，因为那里有我们的同胞在承包工程。如果把塞卜哈东北方向的胡恩、沃丹两个城市算上，中国在这一带的承包施工单位多达20个，人数超过5000。这些地区无一例外都处在沙漠腹地，中国承包施工单位在此干活挣钱，既有归口，又自成体系，平时相互间无多少横向联系，高度分散。单位大小不一，人数多的单位如中水电的加特项目，员工达上千人，而最小的施工单位——中土公司的一个碴场项目，在胡恩与塞卜哈之间，仅有22人。当反卡运动在其他大城市风起云涌时，这条沙漠腹地的公路也不平静了，当地一些人开始借乱局浑水摸鱼，中土公司的小碴场在劫难逃，饱受骚扰和抢劫之苦。最后一次一群暴徒围攻碴场，抢走碴场仅有的两辆运输车不说，还把工人们存放的粮食和个人财物抢劫一空，然后毫无人性地将工人们赶到沙漠里在烈日下足足炙烤了十几个小时……如果不是后来在比拉特承包工程的另外两个中国公司人员路过索达山区的这一碴场，22名中国工人极有可能在沙漠里晒成木乃伊。

    在最西南的加特市承包工程的中水电加特项目部，握有中国在利比亚南部最大的施工项目，当时的施工人数多达971人。加特离首都的黎波里将近1000公里，但距阿尔及利亚仅一步之遥，不足百里。班加西革卡扎菲命的反对派们还没有把“革命之火”点燃到这个边陲小城，但一旦利比亚内地的战火蔓延过来，将通往加特的交通切断，这座孤独的边陲小城便将成为死城。城里没有粮食，没有蔬菜，甚至没有饮用水，有的只是四五十度的高温和时不时出现的遮天蔽日的沙尘暴，也就是说，不用放一枪一炮，就能让它成为死城一座。

    有利比亚“南部首府”之称的塞卜哈及其周围的城镇大体都是这种状况，在此默默奉献的五千余名中国工人的命运怎能不让人忧心忡忡！

    利比亚南部一直靠北部输血才能生存发展，一旦切断交通运输，南部城市不打自降，其最后结局就是重新回到沉寂的古沙漠时代——人类在这一地区将无法生存。当然，卡扎菲对这块曾经给他带来荣光的“起义之乡”有所关照，还在塞卜哈修了一个半军用半民用的小机场。

    战乱开始，塞卜哈小机场自然成了保卡和反卡阵营抢夺的重点，在南部卖苦力、挣小钱的数十万外国劳工以及远涉重洋而来的中国人也很自然地把这里当成逃生的希望之路。这数十万外国劳工多数是邻国埃及、苏丹和阿尔及利亚人，别看他们平时只能在中国人的指导下干些搬运之类的粗活重活，但若真有灾难袭来时，他们一个普通工人在沙漠里的逃生能力，即使是100个中国人也比不上。

    现在战争来了，逃命成了所有外国劳工们的本能，这个时候金钱还能起作用，但起不了决定性作用。塞卜哈机场从20日之后，就陷入了无边无际的恐慌之中，飞机不来，即使口袋里装了千万美金的阔老板，又与身无分文的黑人打工仔有什么区别呢？他们只能一起蜷缩在候机大厅内闻着彼此的汗臭味，混在一起你争我夺地抢矿泉水喝……

    如此情况下，中国人的命运也绝对好不了多少。假如形势持续恶化下去，那些皮肤黝黑、骨瘦如柴的非洲人，会徒步穿越沙漠，回到自己的家园——塞卜哈离他们的国家和家园不远，也就几百里路。然而中国人却会彻底绝望，一则他们无力与非洲兄弟们在沙漠里比拼，二则回家的路程漫长而遥远，几乎是遥不可及。

    “传言说班加西和的黎波里已经到处是枪林弹雨，如果在交火地区，稍不注意，就可能被飞弹射死。塞卜哈多数地方没有枪声，但这里断了出去的路，这种叫人绝望的等待实在太难受。我宁可去班加西的枪林弹雨下接受洗礼和逃命，因为毕竟子弹不长眼，听从上帝的安排也许还有生路。可在塞卜哈，如果没人来救，我们只能在此等死……”中石油管道局一名在塞卜哈以西的奥巴里城工作的职工给家人发了这段QQ消息后，其妻子携儿子从河北廊坊跑到北京的中石油总部找到领导，泣不成声地乞求救救她的丈夫和“孩子他爸”，其情其景令人揪心。

    其实，困顿在塞卜哈的五千余名中国同胞也早已列入国家撤离总指挥部的计划之中，只是由于这一地区的特殊性，可以采取的营救手段似乎只有一个：空中撤离。

    2月23日，国内派外交部领事司签证处的费明星率领第一特别行动小组搭乘国航CCA060航班飞往的黎波里，第二天费尽周折拉回223名滞留在的黎波里机场的妇女儿童。此外，再也没有第二架中国飞机可以进入利比亚境内。更何况，塞卜哈远离首都的黎波里，是地处沙漠腹地的边陲小城，民航部门从一开始就否定了中国派包机前往的可能性。

    难道只能让同胞们困守在“双火”（沙漠高温炎火和枪林弹雨的战火）之中吗？显然不能。怎样从如此特殊的地方救出五千多人，成了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个巨大难题。国家应急总指挥张德江把目光转向国务委员戴秉国，戴秉国则把期待和寄托希望的目光转向外交部，他向杨洁篪、宋涛等外交部领导面授机宜……

    “一定要制订出切实快速和有效的方案，塞卜哈撤离如不能如期完成，之前所有撤离工作的成果都将大打折扣！”杨洁篪部长和宋涛副部长等领导在当日的部务应急协调会上如此强调。

    其实，外交部最初制订的方案是派特别行动小组进入塞卜哈，以求能够及时掌握那里的现场情况，并随之采取有效行动。没想到担当此番重任的黄振宇率领第三特别行动小组还未出师，便遭遇重重困难。前方迟迟无法办妥多个过境国的航空许可，专机在北京首都机场停留了十几个小时迟迟不能起飞，一直到24日凌晨2时28分方从北京飞往埃及首都开罗。到了开罗后，我驻埃及使馆告知黄振宇他们，原计划通过埃及国家航空公司租借包机至塞卜哈，可跟埃航商谈后，包机计划失败。“只能等等再说。”使馆对心急如焚的黄振宇说。

    救人如救火，哪有时间等啊。黄振宇急死了，远在太平洋西岸的黄屏他们更是急得要死，因为从周边多个国家汇总信息后，经分析判断，塞卜哈的形势已岌岌可危。

    从24日起，塞卜哈那个“跟公共汽车站差不多大小”的机场已经乱成一片，根本不能正常起降航班，而且周边许多国家也在不断地争取向那里派出飞机，以图接回他们的侨民。“公共汽车站”被数以万计的逃命难民挤得水泄不通，摇摇摆摆。

    “你们马上到阿曼，那里有包机可能到得了塞卜哈。”国内指示黄振宇的第三特别行动小组。刚刚在开罗使馆搭建好与塞卜哈前线临时指挥部联络线路的黄振宇他们又背上行囊，前往开罗机场急飞阿曼。

    到了阿曼，黄振宇接通卫星电话，一个让人沮丧的消息传来：从阿曼包机到塞卜哈的计划落空了。“驻埃及使馆说，他们正在跟迪拜机场联系，那边会解决一架包机到塞卜哈。现在你们赶到迪拜去。要快！”这回是郭少春给黄振宇打的电话。

    真折腾！

    经不起这般折腾还算啥特别行动小组。第一组费明星他们不仅漂亮地打胜了第一仗，而且还把事关全局的利突边境陆路通道打通了；第二组也不差，从班加西接走了一船又一船同胞，又赶赴米苏拉塔。唯独我们还在像没头的苍蝇到处瞎转悠，这算什么事儿？小组里的几个年轻人脸色铁青，嘴上没有出声，心里早骂开了。

    “妈的，都是老卡把咱折腾成这样的！”这话他们骂出声了。没错，利比亚被卡扎菲折腾得民怨沸腾，战火四起。

    黄振宇等人马不停蹄，又从阿曼的马斯喀特机场飞往迪拜。迪拜真牛，不仅有风景如画的海滩和豪华别墅区，还有几十公里外就能看到的高耸入云的“世界第一楼”。几个第一次路过迪拜的组员还没来得及看清这个波斯湾富国的真实面貌，国内又来了催命指示：“计划再次生变，迪拜没有到塞卜哈的包机了，你们立即返回开罗，从那里搭乘刚刚租定的包机直飞塞卜哈。”

    “等于两天时间内，因为没有航空公司愿意飞往利比亚，一直搞不定到塞卜哈的包机，我们来回走了四个国家，最后才于北京时间28日凌晨1时33分到达塞卜哈机场……”组员徐海风说。

    黄振宇小组感觉又急又气，因为这一天是国内指令将所有中国公民撤离利比亚的最后期限。

    不过黄振宇等小伙子不用担心，一来塞卜哈撤离大战的序幕在他们“转悠四国”途中，早已紧张地拉开；二是真正的决战时刻还在等待着小伙子们。

    我们回头再来看另一条战线上塞卜哈的撤离战斗，那就是国资委所属单位的自救行动与外交部领保中心的密切配合，没有这样的行动与配合，塞卜哈撤离行动就无法取胜。

    亮——我们前面已经提过的那位中水电集团副总经理兼驻利总负责人，这位西北汉子人高马大，多年在海外承包工程，经验丰富，有勇有谋，敢于担当。当第一特别行动小组费明星他们需要去西线打通陆路撤离通道时，是亮主动派司机和两辆车随行保驾护航；当利突边境大批同胞因没有证件需要冲破封锁线回的黎波里取护照时，也是他命令自己的司机当了一回“敢死队员”；在大使馆要护送几十名留学生而找不到车辆时，也是亮亲自指挥把留学生们送达码头，让他们安全上船。

    “埃塞俄比亚、苏丹的包机是我们出面租的，但我们自己公司只用了两个航班撤离工作人员，其他的名额都让给兄弟企业了。”亮快人快语，很像军人出身。

    “26日起，不少人从网上和QQ消息中得知国内决定在3月5日前将所有中国人撤离利比亚，北约即将轰炸利比亚的传言四处弥散，我们公司的工作人员都人心惶惶，恨不得插翅飞回家。2月27日，东线的班加西和西线的利突边境周围的中国公民基本撤得差不多了，即使打得最激烈的米苏拉塔地区，我们的同胞也在纷纷登船。唯独南部的五千多名中国工人还困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那一块我们公司的人最多，仅加特一个地方，除了我们自己的971人外，还有三百多名尼泊尔雇员，不带他们走是不行的，加之中水电集团又是撤离负责单位，我感到责任很大。正在忙得不可开交时，26日晚上，在的黎波里的公司总部突然乱了阵，好几个人跑到我面前说要撤离，理由是北约一旦轰炸，的黎波里肯定首当其冲，我们公司总部又在市中心，与中国使馆挨着。‘不炸死也会吓死，放我们走吧！’他们对我这么说。我说不行。理由很简单，南部还有我们公司的两千多人，再者我们是撤离组织单位，绝对不能在这个时候先把公司总部机构撤走。如果谁要走，可以，但有个条件：如果你是共产党员，那么你立即提交退党报告。我这么一说，不再有人说话了……”亮说他这一夜忐忑不安，没合过一分钟的眼，怕公司在这紧要关头出乱子。

    第二天早晨醒来，一件更意外的事让亮惊出几身冷汗。

    “总，坏了，坏了！你快来看……”亮被人连推带拖地拉出房间，来到阳台上。

    “我们使馆的国旗都没啦！”

    “怎么回事？国旗真的没有了呀！”亮大惊失色。他们公司与中国使馆近在咫尺，只要抬头，就可以看到使馆屋顶上那面永远飘扬着的五星红旗。此刻国旗竟然没有了！难道像美国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一样，北约对我驻利比亚使馆实施了暴行？或者是使馆提前撤离了？

    “走，去看看！”亮一边抹着额上的冷汗，一边叫上司机登车直奔大使馆。

    “总，这么早啊？来来，我正要找你商量事呢！”刚到使馆门口，王旺生大使就迎面过来，揉着迷迷瞪瞪的眼睛，热情地招呼亮。

    “咋回事？”亮颇为不悦地朝王大使吼道。

    “嗯，什么事？”王旺生大使不解地问。

    “你看看……”亮手往屋顶一指。

    “哟，大风把我们的旗杆给刮断了啊！”王旺生一惊，马上拍拍亮的肩膀说，“你来了正好，请你的人帮忙重新给弄根结实一点的旗杆，好把我们的国旗升起来！要不大家以为我们出了什么事，或者以为我们跑了呢！”

    “慢着！”不料亮不仅没理会王旺生的话，反把年长他许多的大使一把拉到自己跟前，面对面地质问，“你说实话，是不是你们要走了？是不是你给自己留了一艘逃跑的航空母舰？”

    王旺生看了看比自己高出半个头的亮，平静地说：“可惜中国还没有造出这样的航空母舰，外国的我租不起。”

    “哈哈哈……”亮突然大笑道，“我是跟你开个玩笑。昨晚我们有人说大使馆的人都跑了，为什么我们还不宣布撤离？我告诉他们，只要中水电公司还有一个人在利比亚，我亮就不会走，更不要说我们的大使馆还在呢！这不，我说对了吧？”

    王旺生在亮面前伸出大拇指：“是条好汉！真正的共产党员！”

    “来，再交给你一个任务。”王旺生大使把亮请进使馆后说，“南部撤离是最后一仗，可我们离那边太远，通信又基本中断，国内非常着急，使馆压力更大。我这边抽不出人来，想请你派人马上去打通与塞卜哈的联系……”

    “巧了！我本有此意，正想向你请示汇报呢！”亮击掌应和道。

    “那你马上回去组织人，立即出发。”

    “好！”

    亮回到公司驻地，随即按照王旺生大使的意见，马上召开了全体工作人员会议。

    “我们当中将有一半人往南走，去打通塞卜哈的通道。这一部分人到了那里，组织完撤离队伍上飞机后，便随队回国。另外一半人继续留守在的黎波里，直到公司所有的人离开了利比亚后再撤……”当亮宣布这个决定后，会场一片寂静，没有人接话。大家都明白，往南走，虽然有风险，但在一两天内就能回国；留在的黎波里的，则生死难测。

    “这样吧，每人在纸条上写一个字——‘走’或‘留’，再写上名字。我可以向大家保证，不管你写的是‘走’还是‘留’，我绝对不会在任何时候向任何人透露，也绝对不会在任何时候拿这件事在公司里对你说三道四……”亮特意补充了这段话。

    依然没有人回应。

    “写吧。”纸条发到大家手里，一会儿又交回亮手中。

    “当时我捏着十几张轻飘飘的小纸条，感觉却像握了千斤重的分量。我确实很担心大伙都写了‘走’字。其实真要都写了‘走’字也很正常，谁没有妻儿老小，谁不怕死啊！但当我一张张打开时，看到的竟然全是‘留’字，那一刻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怎么也忍不住……”亮在接受我采访时依然被这件事感动着，七尺男儿的眼睛里泪光闪闪。

    亮自己带着七八个年轻人留在的黎波里，一直坚守到3月2日，在获得王旺生大使同意后安全撤出了利比亚。另一批赴塞卜哈的人是在副总经理刘庆福带领下，于会议后第二天一早驾驶一辆越野车向南部茫茫沙漠地带挺进。“分别时，大家心里都做了最坏的准备，我们一个个泪流满面地热烈拥抱，难舍难分，连在场的利比亚雇员看了都很感动。”亮说。

    刘庆福一行涉险闯关，一直走了十几小时，才到达塞卜哈。他们的到达，为更好地协调中水电两千余人的集结与撤离提供了有力保障。刘庆福后来还特别做了一件让尼泊尔政府异常感动的事：他受外交部委托，亲自护送三百多名尼泊尔工人先从塞卜哈到苏丹，又从苏丹转机将他们送回老家。这一举动令尼泊尔当局和人民十分感动，他们的劳工部长专门到机场迎接并给刘庆福等人献花。“护送尼泊尔工人的包机是我们公司出钱租的。”亮很自豪这一点。

    塞卜哈作为撤离的最后一个点，是在外交部向中央建议的撤离方案中就明确的。当时根据各个途径获悉利比亚局势的最新情况及发展动向，认为塞卜哈的实际状况可以大规模撤侨。令外交部应急指挥中心没有料到的是，原本以为没有悬念的塞卜哈撤离后来竟然步步受挫，节节断链。

    早在21日晚，外交部在宋涛主持下给中央草拟撤离方案时，彭惊涛、陈晓东、黄屏、郭少春、马继生等几位外交“智囊”，就已经把从塞卜哈用飞机撤离我国公民的计划列入方案。在22日中央撤离总指挥部会议召开并下达全线撤离命令后，黄屏他们就立即要求我驻埃及使馆了解塞卜哈机场的情况。23日我驻埃及使馆报告说该机场能起降A320等150至180座飞机。“太好了，这样我们用二三十个航班班次就能接回那里的五六千人。”郭少春等领保中心的同志曾一度为此很放松。他们还设想：“如果直飞不行，我们的包机就在埃及的开罗和亚历山大做摆渡。”看起来这似乎万无一失。

    24日至26日，整个撤离的重心落在东西两线的班加西和利突边境上。当这两地的通道基本打通，开始大规模撤离时，撤离重点便集中到了南部的塞卜哈。但计划不如变化快，战争中的利比亚局势瞬息万变，周边国家的情况也在发生着变化，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不断发生。

    首先是去往塞卜哈的航班无法落实，其次是周边国家的飞机租借不到。因为此刻关于塞卜哈有可能成为卡扎菲最后堡垒的传说越来越接近事实，就是说塞卜哈将比班加西和米苏拉塔更有可能成为保卡和反卡势力最残酷的厮杀之地。

    “不管找什么人用什么办法，必须完成租借埃及航班的任务！”黄屏、郭少春给驻埃及使馆下了死命令。

    “不是说国内派包机过来吗？”使馆人员不解地问。他们还不清楚，这个时候国内安排的民航飞机已经全部飞往希腊、马耳他和突尼斯等地，去接应那里中转过来的两三万同胞，根本抽不出航班飞往开罗和亚历山大。关键是利埃边境关闭后，开罗和亚历山大已无人可接应。

    “宋大使，拜托了，你们无论如何要把埃航的飞机搞定！不然的话，塞卜哈那边麻烦就大了！”这时的黄屏自己都记不清到底多少次给宋爱国大使打电话了。

    还有啥说的！国难当头，我等岂能不全力以赴！

    宋爱国他们还真把埃及航空公司搞定了：“他们给我们签了15个航班班次！”当驻埃及使馆把这一消息报告给部里时，领保中心值班的小伙子、姑娘们抱团蹦跳起来：“谢天谢地！塞卜哈有救了！”

    “马上通知黄振宇他们回开罗，立即进入塞卜哈！”这就有了黄屏命令还在阿曼、迪拜转悠的第三特别行动小组火速折回开罗的那个电话。

    这已经是27日凌晨的事了。郁闷了好几天的黄振宇小组于当晚9点半左右从开罗起飞，到达塞卜哈已经是28日凌晨1时33分。在黄振宇他们到达之前，苏丹和迪拜来的两个航班接走了一批中国同胞。但不管怎么说，小伙子们觉得总算赶上了塞卜哈大批人员撤离行动的重头戏。“你们是第一架飞往塞卜哈的埃航班机，后面我们租了14个班次……”离开开罗时，使馆这样对黄振宇说。

    “到塞卜哈后，往机场一看，好家伙，那才叫人山人海！我们想找自己的同胞，竟然还不好找！机场上聚集的大多是埃及人，至少有几万人！天黑乎乎的，我们与地面临时指挥部取得联系后，还算比较顺利地将一批同胞接上租来的埃航飞机。当时我们都很高兴，以为后续飞机来了就可以成批成批地走了，哪知第二班埃航飞机一落地就坏了大事……”徐海风心有余悸地说。

    “80后”年轻外交官徐海风是我认识的参与此次撤离行动的三位苏州小老乡之一。小徐2004年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曾在我驻利比亚使馆工作三年，因为熟悉当地情况，被部里挑选为工作组成员。

    小徐说的“坏了大事”是指，当第二架埃航飞机从空中向地面慢慢滑行时，正值东方晨曦照耀，飞机机身上的埃航标志清晰可辨，这让几万埃及难民兴奋不已，大声狂呼：

    “我们的飞机！”

    “我们埃及的飞机！”

    “我们国家的飞机为什么载中国人而不载我们埃及人呢？”

    “冲啊！我们要坐自己的飞机回家！”

    黄振宇、小徐等中方人员兴高采烈，正准备将一批同胞往机场内送，却见由喜转怒的埃及人像潮水一般涌向停机坪，冲进跑道，挡在埃航飞机前面，无数人高举着愤怒的拳头，喊着震耳欲聋的口号……塞卜哈机场彻底乱套了！

    “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黄振宇急得满头大汗，在场的所有中国人则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一颗颗心全都凉了。他们知道这一下真的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啊！有人当场哭泣，有人甚至昏倒在地……

    “总裁先生，我们正式租用了贵公司的飞机，你们必须保证把我们的人从塞卜哈运到开罗。”已经四天三夜没有合眼的宋爱国大使被黄振宇的电话震得耳朵快聋了，亲自给埃航总裁打电话。埃航总裁无奈地说：“中国是我们埃及的朋友，但是现在塞卜哈有几万埃及人要坐自己国家的飞机回国，如果我不顾他们的死活，再运送你们中国人，埃及政府和人民会惩罚我，用刀砍了我的头。”

    宋爱国大使又给埃及的外长和副总理打电话，请求协调处理。对方同样以抱歉的口吻对他说：“如果我们埃及的飞机去塞卜哈只运你们中国人，我们的政府将会在民众的唾沫中被摧毁……”

    宋爱国大使再无话可说。埃及新政府本来就很脆弱，处在很不稳定的“临时”状态，确实不能再让人家为难了。

    “我们知道了。请放心，我们已经有了预案！”当黄振宇和宋爱国大使向国内报告埃航意外毁约时，黄屏司长俨然胸有成竹。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当黄振宇工作组租包机进塞卜哈屡屡生变时，外交部已经决定撤出塞卜哈的包机计划要做“PlanB”，也就是备用方案，要求驻埃及使馆千方百计租下埃航飞机。同时，周知驻周边国家甚至是驻中东地区国家使领馆，要求他们联系驻在国航空公司，收集了解可用运力情况。

    埃航突然生变，备用方案迅速启动！接到国内领保中心指令后，相关各使领馆立即行动起来。驻迪拜的詹京保总领事第一个传来了好消息：“签下了两架飞机！准备直飞塞卜哈！”不久，驻土耳其大使宫小生也打来了报告利好的电话，还有驻苏丹大使李成文、驻约旦大使岳晓勇……燃眉之急顿解。这些，黄振宇和宋爱国大使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更不知道，就在前一天——27日，外交部里还发生了很多事。

    上午10时，宋涛来到领保中心看望所有值班同志，他表情有些凝重地说：“大家还要做好打最艰苦硬仗的准备。”

    上午10时30分，杨洁篪外长也来到领保中心。部长的表情与以往一样，始终文雅而温存地微笑着跟同志们说话。不过，他说的有几句话让领保中心的同志们感觉分量颇重：“我们的外交就是要贯彻‘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利比亚撤离工作是检验我们这一理念的试金石。人民在看着我们，全世界也在看着我们。”

    这一天晚上8时50分，国务委员戴秉国出差回京，从机场直接到了外交部，看望亚非司和领保中心的同志们。当笑眯眯的老领导出现时，外交部南楼1115室——撤离应急指挥中心里的全体年轻外交官们一片掌声。戴秉国同志与大家一一握手后，声音高昂而又动情地说：“同志们干得漂亮！前方后方都干得漂亮！大家是在干一件中国五千年来从没有干过的事，震惊中外，世界瞩目。从22日国家应急总指挥部成立以来的短短六天时间，我们已经把三万多人从利比亚撤出，这可以说是个奇迹！同志们都在第一线战斗，从你们身上能看到新中国几十年来外交战线的优良作风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也证明中国外交队伍是支过硬的、特别能战斗的队伍。3月5日，我们的‘两会’要召开，中央希望我们能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把撤离任务全部完成。大家还要辛苦几天，谢谢你们了！”

    “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全力以赴！继续加油！”年轻外交官们齐声保证。

    “请戴国委放心，现在我们将集中力量打好南部撤离这一仗！”黄屏在向戴秉国表态后，回头高声问同事们：“大家有没有决心把后面的事情做得更好？”“有！”回声震荡在外交部南楼。

    戴秉国听后笑得很畅快！

    当晚午夜时分，戴秉国走进宋涛的办公室，告诉他，刚刚得到消息：胡锦涛主席和中央军委已经批准了出动军机前往塞卜哈接应同胞。

    28日清晨，当第一缕朝晖照亮我空军某地机场时，师长俞金池亲自带领四个机组，驾驶四架伊尔-76军机，从中原大地起飞，在乌鲁木齐转场后飞向巴基斯坦，飞向沙特、阿曼……

    与此同时，国内外交部，我驻巴基斯坦使馆、驻沙特使馆、驻阿曼使馆、驻苏丹使馆、驻埃及使馆……正紧急地与万里空中航线之下的多个国家的外交部、国防部、航空部门商榷办理军机航行许可。

    “这是我军军机首次赴海外接运受困同胞，首次到达非洲大陆，首次单程航距近万公里的历史性突破，中央军委、国防部、总参谋部等高度重视，是一次我军海外执行特殊任务的非战争军事行动。”负责具体协调、指挥此次军机行动的总参谋部应急办公室主任李海洋如此说。

    “虽然我们事先已经知道军机要来塞卜哈接同胞，但当机身上印着‘八一’标志的军机降落在塞卜哈机场的那一刻，机场上所有的中国人都激动得流下了眼泪，那场面我没有见过……那一刻，我感到做一个中国人特别自豪，简直是太自豪了！”徐海风这么说，黄振宇也这么说，我采访的许多中国工人都这么说。

    “当时机场上还有几万埃及等国家的劳务人员，他们看到中国的一架架军机来接我们的情景，别提有多羡慕！”徐海风说，“之后我们撤得就比较顺利了。在机场我遇到了当年在的黎波里工作时认识的一位叫伊沙姆的利比亚航空部门官员，他一边不停地向我伸大拇指说中国太伟大，一边帮助我们打通机场出境通道，使得我们的撤离更加快捷。”

    中国军机在塞卜哈和苏丹首都喀土穆之间不停地呼啸穿梭着，还有一架架从阿曼，从约旦，从埃塞俄比亚等国往返于塞卜哈……那些飞机上都是我们的同胞，还有尼泊尔等国的朋友。

    再说黄振宇率领的工作组，遭遇埃航“撂挑子”后，也不全是一帆风顺。在国内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的努力下，十余架外航飞机租下了，可是飞机型号大小有别，距离利比亚远近不同，过境国家、待办手续也不一，这样它们抵达塞卜哈的时间和载客数总是个变量。

    作为塞卜哈撤离行动的前线指挥，黄振宇充分考虑到了上述情况。他把撤离工作形成流程，并分工到人：“请你负责汇总统计航班情况，包括来源地、所属公司、起飞时间、预计抵达时间、可载客人数；请你负责与待撤的中资公司对接，根据载客量安排相应人数，再根据抵达时间通知他们提前从附近营地来机场集合；你负责现场组织待撤队伍、登记人员信息，与机场方面作好沟通，创造最大便利；你负责与国内领保中心联系，确保他们随时掌握情况，我们也要及时了解有无变化，同时与驻相关国家使领馆保持联系……”在一一作出布置后，黄振宇顿了顿又强调：“咱们的安排务必严丝合缝，不容有失！”于是工作组成员各自领命，全力投入撤离工作。

    与此同时，一批批乘客被有序地送上了军机、包机。中方组织撤离的秩序和效率，令在场的利方机场官员直竖大拇指。

    北京。3月2日晚。根据国内领保中心的安排，黄振宇工作组已组织塞卜哈1506名中方人员撤往伊斯坦布尔，815人撤往迪拜，613人撤往约旦和阿曼，唯有喀土穆接运计划还在进行中……

    23时10分，黄屏接到黄振宇来自塞卜哈的电话：“报告司长，在塞卜哈的中方人员5650人（含七百余名外籍员工）全部撤离完毕。现在我和第三工作组的同志已经搭上最后一趟军机准备离开塞卜哈，请你指示！”

    “好样的，振宇！飞吧！飞回来吧！”黄屏响亮地命令道。这回激动得掉下眼泪的不是前方将士，而是黄屏和领保中心的全体参战人员。

    23时30分，宋涛副部长代表外交部向中央和国务院报告：从利比亚境内撤离中国同胞的工作完成，共撤离35860人！

    这成为了中国外交史上一段特殊的记忆、一份特殊的光荣。

    35860！这是个多么值得自豪、值得铭记的数字啊！

    将这些同胞排列在一起，一定是人头攒动，浩浩荡荡，壮观而雄伟；他们要是一起呐喊，一定如山呼海啸，震耳欲聋。在他们身后，站着几十万热泪盈眶、心怀感激的亲朋好友。

    感谢你，祖国！感谢你，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