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热情似火地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将维新变革之风带进三湘四水的时候，外患频仍的贫弱中国又一次遭受洋人的欺凌。

    光绪二十三年秋天，德国传教士唆使教民欺压山东曹州百姓，此事激起公愤。巨野大刀会会众为伸张正义冲进教堂，混乱之际，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打死。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派兵强占胶州湾。朝廷迫于德国的压力，逮捕大刀会会众多人，又处死二人，向德国政府赔罪。山东巡抚李秉衡亦因此革职。德国政府强迫清廷签订不平等条约。条约规定，德国租借胶州湾为军港，租期九十九年。德国有权在山东修筑两条铁路，并可在铁路两旁三十里内开采矿石。

    俄国见德国轻易得了这多好处，很是眼红，便以利益均等为由派军舰占领旅顺、大连湾，又迫使清廷与它签订租借旅顺、大连的条约，并在中东铁路上建支路一条，直通旅、大。很快，法国便步德、俄后尘，强租广州湾为军港，又要求修筑越南至昆明的铁路，并提出中国邮政总管由法国人充当。紧接着英国租威海卫为军港，租期二十五年；又强租九龙半岛、香港附近岛屿及大鹏湾、深圳湾，租期九十九年。

    更令人气愤的是，这些国家还在中国互认势力范围：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一部分属法，一部分属英，福建属日。

    一个好端端的完整的神州大地，竟然东一块、西一块地被人强迫分割租借，一个享有主权的独立大国，竟任凭外人在自己的领土上划分势力范围，占山为王。五千年的中华历史，何曾有过这样的局面！数万万炎黄子孙，何曾受过这等耻辱！地被瓜分，国将不国，面对着空前的危机，康有为再也不能在家乡呆下去了，他第四次赴北京，要给光绪皇帝上第五道书。

    在这道折子中，康有为先分析国家所面临的严重局面，然后提出三个具体建议：一，效法日本等国以定国是；二，大集群才以谋变政；三，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又明确提出国事付诸国会并请颁行宪法。折子的末尾，康有为以前所未有的语气写道：若再不变法图强，“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保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保矣”。这道折子在呈递过程中因为辞气太亢直，被工部尚书淞泄中途拦截了。

    满腔救国谠言却不能上达天听，康有为心中郁闷。时正隆冬，北京城冰天雪地，寒彻骨髓，南国长大的康有为不但身冷，更觉心冷。他不明白，这些享受朝廷高官厚禄的大臣们，为何不替朝廷着想；偌大的京师聚集了来自全国的英才，为何就没有几个知音？酷寒的气候，加一卜悲凉的心境，康有为决定转去广东，待初夏时分，再到京城来寻觅机会。他于是定好强车，定下日期，尽早离京。不料，就在他离京的前一天，事情突然起了变化。

    这天上午九时多，怕冷的康有为在被窝里磨蹭了好长一会，才慢慢地起身穿衣。正在叠被子的时候，南海会馆的门房老头走了进来：“康老爷，门外有位老爷要见您。”

    康有为问：“是谁，你见过没有？”

    “没见过，不认识。”

    康有为想起过会儿还要去大栅栏买点东西带回家，此人来得不是时候，不想见，便对门房说：“你就说我已出门了，有事留话给你好了。”

    “康老爷，”门房小声说，“这个人是个白头发老头子，天气这样冷还来看你，你不见他怕不大好。”

    门房说得有理，康有为把被子匆匆叠好，便随着门房走出南海会馆。只见门外停着一顶二人抬的青布小轿，从轿中走出一个圆圆胖胖、白发白须衣着华贵的老人来。老人打着哈哈笑道：“你就是康祖诒吧，害得我好找啊！”

    面前的这个老头子气宇轩昂，一表非俗，或许不是一般的人。想到这里，康有为谦恭地说：“天气如此寒冷，您来会馆看我，真正不敢当。”

    “带我到你的房间里去看看吧。”老头子不待康有为请，便自己跨过会馆大门，向里面走去。

    康有为颇觉为难。他住的房间除开一床一桌一凳外，什么都没有，不但无取暖的火炉，因为起来得晚，还没来得及去后院厨房里打水，连泡杯茶的开水都没有，但见老头子自个儿往前走，他只得硬着头皮跟着。来到房间，他不好意思地说：“这里一无所有，实在不便接待您，请坐吧！”

    老头子没有坐，四面扫了一眼说：“你一个名满天下的工部主事就住在这个地方，也真是难得。”

    康有为说：“我虽是工部主事，但还从未到衙门里当过差，没有薪水，便只好住会馆了。”

    “听说你要离开京师回广东去？”

    “是的，已定好了骡车，明天一早就走。”

    “你来京师的时间还不久，为何急着回家？”

    “我给皇上的折子淞淮尚书半途拦截丫，我很失望。再加上天气又冷，京师呆不下去了，只得回广东去。”

    老头子哈哈笑道：“一个淞鮭就把你的锐气打了，北京城里除开淞谁就没有别的人了吗？你公车上书的胆魄到哪里去了！”

    康有为被老头子的气概慑住了，好长一刻才嗫嚅道：“京师达官贵人虽多，却没有几个为朝廷国家着想的，我真有点沮丧了！”

    “哪里的话！”老头子威严地说，“你认识几个达官贵人，就敢于这样以偏概全！听老夫的话，不要走了，在京师住下来，老夫明天叫人给你送来百两银子和两百斤木炭。至于折子嘛，你放心，老夫会来过问的。”

    听这口气，是个大人物的模样。此人究竟是谁，康有为又将老头子细看了一眼后问：“请问老人家尊姓大名？”

    老头子一字一顿地答：“老夫乃翁同穌。”

    “噢！”

    康有为惊呆了。此人便是两朝帝师状元宰相、声动九州权倾天下的翁中堂！三九严寒天里，他坐着青布小轿来南海会馆看我——一个刚刚踏上仕途的六品小主事。这是一种怎样的礼遇？这将会预示着一种怎样的前途？康有为不觉头晕了起来，下意识地跪下，连连说：“卑职有眼不识泰山，刚才多多冒犯，还请中堂大人海量包容。”

    翁同穌忙双手扶起康有为，诚恳地说：“足下乃当今国土，老夫心仪已久。实话对你说吧，皇上也惦记着你，你要为国珍重，放开胸襟，不要为一时受阻而气沮。这里实在太冷，老夫不能久待。你安心住下，静候好音。”

    说罢，昂首走出会馆，登上布轿回去了。康有为倚在大门边，久久地回不过神来，只觉浑身热血沸腾，四周的冰雪朔风仿佛都已不再存在了。

    翁同鯀自己不便出面，便叫都察院给事中高燮上疏。高燮激于义愤，抗疏推荐，并请皇上亲自会见康有为。

    二十八岁的光绪皇帝，虽然体质孱弱，但毕竟有一腔青春热血，眼看着祖宗传下来的江山被外人糟踏成这个样子，心里也过意不去，总希望自己所治下的是一个强盛的国家。再加上他亲政已近十年，却仍然处处受左右的掣肘，自己没有独立处置国家大计的权力，也极想通过变法维新这条路来改变这种窝囊处境，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九五之尊。光绪帝的这个愿望日益强烈，除开他本人的觉悟之外，还得力于珍妃的怂恿推动。

    珍妃的娘家是一个较为开明的满洲官员家庭。她的伯父长善做过广州将军，因而全家都能得风气之先。她家里请的塾师文廷式也是一个有志变革现实的名士。因为珍妃的原因，光绪十六年便高中榜眼。文廷式感激皇家的特殊眷顾，常利用机会向珍妃并通过珍妃向皇帝转述非变法无法改变现状的道理。在珍妃的不断劝谏下，光绪维新之心更加坚定。

    他早就想见见康有为了。康有为折子中那句“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的话，这些天来更是强烈地震撼着他。他决不愿意也非常害怕做亡国之君，遂命令军机处尽快安排一个时间，召见康有为。

    但光绪帝的这个决定，却遭到了他的伯父军机处领班大臣恭王的反对。

    从甲午年复出以来，三年多的岁月里，被朝野寄与重望的恭王，其表现令天下大为失望。

    他除开在军机处换了一些人员、设立了空有其名的军务督办处外，几乎什么事都没办。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的多病。他今年六十六岁，按着中国古代的寿命说，他才过下寿，但在他的兄弟辈中，他可是硕果仅存的长寿老人了。他深深眷恋着这锦衣玉食位极人臣的皇伯地位，又深知家族享寿不长的严酷事实，保养身体，以求长命，便成丫他晚年最重要的准则。刚刚复出的时候，他还有几分热情和抱负，在连连遭受挫折之后，明智的他，已看出国势难以逆转，他的有生之年已是不可能再有任何作为了。不久，他突然中风而跌倒在地，于是他便以养病为由，不再过问军机处的日常事务。军机处的常务，则由翁同龢来处置。虽然恭王依旧挂了个军机处王大臣的名义，这两年的实际领班已经是翁同龢了。遇到大事，翁同龢带着几个军机大臣上恭王府去请示。恭王一般也不干预，听任翁同龢等人去作决定。

    恭王虽因老迈衰弱而对国事采取消极态度，但他几十年来所形成的治国理念却是明晰而顽固的。作为一个天潢贵冑，恭王坚持祖宗之法不能变，坚持满人自人关以来便接受的纲常名教不能变。作为一个开明的军机处领班兼总署大臣，恭王也主张学习西方的制造之术，师夷之长技以求中国的徐图自强。为此，他最早赞同曾国藩提出的向外夷学习造炮制船的想法，拉开了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序幕，后来他也很支持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人办洋务局厂。恭王不欣赏康有为。他认为康有为的许多言论出格了，背离了祖宗成训，有可能把国家引入歧途。听说皇上要亲自召见康有为，恭王急了。他不顾重病在身，吩咐备轿，他要面见侄儿皇帝。

    恭王已经好久没有进紫禁城了。两个月前的太后万寿之喜，恭王也因为病不能前来，只由福晋代他向太后行礼祝寿。今天是件什么重要的事要亲自进宫面见呢？光绪正在这般思索时，老皇伯已经由两个大太监扶着走进了仁寿殿。光绪赶紧从暖炕上起身，来到棉帘边迎接。太监掀开棉帘，恭王见侄儿已站在帘边迎候，正要行大礼，光绪上前搀扶着恭王，说：“王爷免礼，请坐。”

    待恭王在炕桌的另一边坐下后，望着因久病而苍白瘦削的老伯父，光绪动情地说：“王爷贵体欠安，有什么事，叫人转告给侄儿就是了，何劳您亲自进宫。”

    恭王喘息了好长一会，才用嘶哑的嗓音说：“这件事非我当面对皇上说不可。听说皇上准备召见康有为，有这事吗？”

    光绪点头说：“有这事。”

    恭王声音不大却语气坚定地说：“皇上不宜召见康有为。”

    “为什么？”光绪心里想，就为这件事，竟然带着重病进宫面见我，有必要吗？

    “皇上，”恭王抬起微微发颤的右手，在炕桌上空摆动两下，“那个康有为，依老臣看来，他的言论，一半是书生空话，一半是奇谈怪论，都不可采用。”

    光绪说：“侄儿读过他的几道折子。他的用心是好的，忧国忧民，真心为朝廷着想。”

    恭王摇了摇头说：“不，康有为是个躁进之徒。他为了要改变大清的法规，竟然篡改圣人的学说，说孔夫子是个主张改制者。此人如此不老实，切不可信任。”

    见伯父这样指责康有为，光绪有点不悦，说：“康有为很尊崇孔夫子，至于他说孔子改制，也可看作一家之说，不能凭这点就说他不老实吧！”

    “皇上，”恭王见光绪不采纳他的意见，有点急了，便摆出一副长辈的架势来说，“太祖太宗传下来的家法，皇帝不接见四品以下的官员。这个规矩，想必翁同龢应当对皇上说过。这次又是他来要皇上违背这个家法，我得去训斥训斥他！”

    恭王的态度突然变得强硬起来，光绪不得不认真考虑了。祖宗传下的这个家法，光绪知道，但情况特殊，不妨权变。恭王把翁同龢拉出来教训，当然是因为不便明责皇上之故。光绪早已隐约听说，恭王对翁同龢多有不满，他不愿让师傅替他承当这个责任，加之他的性格本来脆弱，于是让步：“既然如此，侄儿就不召见他了，但康有为确有一套治国方略，侄儿很想让他对朝廷说出来。”

    见侄儿接受了自己的意见，恭王心里欣慰，不便再拂他的心意，他毕竟是皇上嘛。“皇上想让康有为对朝廷说出他的想法，这个容易，可以吩咐几个大臣代表朝廷召见他就行了。这对于康有为来说，也算是旷代殊荣了。”

    光绪想想这个方法也不错。康有为只是一个六品主事，我这样待他，也真是圣恩隆厚了，便主动向伯父征询：“王爷看由哪些人出面好？”

    恭王想，这人选是大事，不可随便开列。他知道太后虽退养，但实际上仍在当家，这几个大臣中一定得有太后信得过的人。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荣禄是太后最为亲信的人。还有人背地里说，早在二十多年前，太后便看上了他，是慈安太后怕出事，才将荣禄调到西安，一去十多年。前几年回到北京后，一路扶摇直上，全是因为太后偏爱的缘故。荣禄要参与！恭王为太后想好了代理人后，便想起了自己多年的志投意合者，刚从欧美回国，只挂了大学士空衔的李鸿章来，他可以作为自己的代表出席。遂说：“老臣只提两个人，一是李鸿章，一是荣禄，其他的人由皇上定。”

    说罢，告辞出宫。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京师上下正沉浸在过大年的热闹喜庆中，但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东花厅里，则完全是另一种气氛。左边一排装饰华贵的太师椅上，依次坐着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及刑部尚书军机大臣廖恒寿、户部侍郎军机大臣张荫恒。他们作为朝廷的代表，一个个蟒袍玉带翎顶辉煌，除张荫恒略为年轻点外，其他的都是已届花甲的老人，至于李鸿章，已高龄七十五岁了。

    右边的一张普通木椅上，坐的正是康有为。身穿六品官服、略为发福的四十岁的康有为，面对着这样的大场面，心里颇有几分紧张。五个朝廷元老重臣集体召见一个小小的主事，熟知本朝掌故的他知道，这在先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这无疑是翁同龢奏请皇上后的安排。他向对面的翁同龢投去感激的目光，但翁同龢似乎并没有特别关注他，正歪着头与一旁的荣禄在悄悄说话。康有为虽有着一丝怅意，但很快也便过去了。他知道自己与翁的地位相差太悬殊了，翁是不可能当众示他以格外热情的。能有这样出格的场面，已经是惊骇世俗了，康有为深知今日这个会见的重要性。维新变法的主张能不能被朝廷采纳，自己今后能不能得到重用，全在于今日能不能成功。二十年来的苦苦追求、劳累奔波，不就是巴望着能有今天的到来吗？“说大人则藐之”。康有为又想起亚圣的这句名言来，李鸿章也罢，翁同龢、荣禄也罢，他们的官位虽高，年齿虽长，但学问未见得比我好，至于维新变法这一套，他们肯定不如我。今天谈的正是我所长彼所短的事，有什么可以畏惧的！素来胆大自信以南海圣人自居的康有为想到这里，刚落座时的紧张心绪消除了多半。他竭力做出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态来，竭力将对面的大员当作衰朽粪土看待，而将自己视为沉舟侧畔的飞舸、病树前头的春枝。

    待仆役在各位大员面前摆上香茶后，翁同穌作为召见的主持者开了口：“奉皇上圣谕，今天李中堂、荣中堂、廖部堂、张部堂和鄙人在此，代表朝廷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鉴于国家面临的内外困难，康有为提出维新变法的主张。从乙未以来，他连续给皇上上书过五次，奏的全是维新变法的事。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决不能轻率随意。皇上希望朝廷重视这件事，现在特意将康有为召到这里，各位大人有什么问题，尽可当面询问康有为。”

    翁同龢的开场白刚说完，荣禄便抢先发难：“康有为，你知不知大清法规乃太祖太宗传下来的？祖宗之法不能变，变祖宗之法，将有损祖宗之尊，朝廷是不能接受的。”

    说罢，以一种居高临下的不屑眼神将康有为狠狠地盯了一眼。康有为早就注意到，今天的五位大员，满人仅只荣禄一人。二百多年的大清天下就是满人的天下，满人享受着数不清的特权。变革，说到底便是对既得利益者的侵夺，也就是说对满人利益的侵夺，因此变革的最大障碍便是掌握各级权力的满人，反对最力者也必然会是满人。今天的这种汉四满一的安排，显然体现了皇上希望召见顺利的用心，康有为因此很是感激。至于这惟一的满人代表荣禄，康有为早知是个强硬刚愎偏见甚深的顽固者，极不易对付。他的迫不及待的责问，暴露了他明明白白的反对者立场，必须将他的气焰压下去！康有为定了定神，不慌不忙地答道：“荣中堂说得对，祖宗之法为祖宗所定，但祖宗当年制定这些法规制度，原是为了治理祖宗之地的。现在祖宗之地割的割，占的占，租的租，且这种趋势有增无减。请问荣中堂，祖宗之地都不能守了，还谈什么祖宗之法？”

    见荣禄一时语塞，康有为抓住这个机会，乘胜再度出击：“自古以来，没有一成不变的常法常规。圣人说得好，穷则变，变则通，一条路已走到穷途了，还要一个劲地走下去，结果只能是头破血流，甚至是粉身碎骨，惟一可行的只能是改变方向，另寻出路，则可望畅通无阻。况且祖宗在制定法规的时候，也不可能料及身后的事情，因而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事事周密。贤肖子孙根据新出现的情况，制定出新法新规，以确保祖宗之基业完好无损，这正好是维护祖宗之尊，而不是有损祖宗之尊。好比说我们现在所处的总理衙门，当年祖宗在日便没有料及到此，祖宗制定的法规里也没有它的条文。文宗爷英明，设置了这个衙门，使我们能更好地对付洋人。这到底是好呢，还是不好呢？是有损祖宗呢，还是维护祖宗呢？”

    康有为举的这个例子真是再恰当不过了，而他所提出的这个反问也辛辣到顶了：荣禄若说否，则是反对太后的丈夫咸丰皇帝；若说是，则又打了自己的嘴巴。荣禄被逼到死胡同，无路可走，恨得牙齿格格地交错，直欲把眼前这个位卑人微的广东佬食肉寝皮，却开不得口。

    翁同穌心里很赞赏康有为的机敏与辩才，但担心他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和凌厉峻刻的语言，会使得荣禄老羞成怒，那样则于事更不利，遂做出一副呵斥的神态来：“康有为不可无礼，荣中堂乃三朝老臣。当年文宗爷设置总署时，荣中堂正做着一等侍卫，极力称赞文宗爷英明远见。你怎能如此责问荣中堂？康有为听着，你只能好好回答各位大人的提问，不可放肆乱说！”

    所谓荣禄称赞咸丰英明远见云云，根本没有这回事，全是翁同穌的当面恭维，免得荣禄难堪。荣禄果然接过翁同穌的话，冷笑一声说：“当年设总署时，你康有为怕还没出世。在老夫面前提这桩事，你不脸红吗？”

    康有为知道翁问渐保护他的好意，见荣禄在为自己寻找下台阶，便也给他面子：“我只是就眼前所见的随口举个例子而已。不想冒犯了荣中堂，还请荣中堂多多包涵。”

    荣禄余怒虽未消，但一时找不出难题来，不做声了。廖恒寿问：“康有为，你口口声声变法变法的，老夫问你，变法当从何处着手？”

    在新与旧、变与守的冲撞中，廖恒寿实际上是一个折中骑墙派。他既不像荣禄那样顽固保守，也不像翁同龢那样力主变革。旧的那一套让他一辈子平乎顺顺官运亨通，他对之有深厚的感情，何况他已六十好几的人，真若维新的话，他自思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故而他趋向守旧。但廖恒寿又是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内忧外患，国势颓替，也的确让他心焦。他也常常想到，要走出困境，大概只能寻找新途径，洋人如此强大，是有许多可学之处，学人之长补自己之短，这也是昔贤的谆谆教导。从这个角度来看，廖恒寿也不反对变法。但他自己对此素无研究，颇想从康有为这里得点知识。

    廖恒寿的话正问到康有为的心窝里了，这些年他苦心钻研于斯，几次上书也放言于斯，今天正好借此机会，给这些老朽上一堂变法的启蒙课，让他们开开心窍。康有为轻轻地干咳一声，拿出在万木草堂讲课时的架势来，不疾不缓地说：“以有为之见，变法当从法律规度人手。我大清法制大致沿袭明朝，至今已实行两百余年。一样器具用久了则有损坏，一种法制实施久了则有积弊，被损坏的器具必须更新，有积弊的法制也必须更新，这本是常识所能明了的事。”

    康有为说到这里，又顺便望了一下荣禄。这原是他性格的本能流露，他自己并没有觉察到，倒让翁同龢心里不太舒服：康有为如此不容物，以刺人为乐，怕难成大事。荣禄则瞪着眼回应康有为，心中又增加一分怨恨。

    “大清变法的重点，当在富国、养民和教民三个方面。”康有为胸有成竹地继续说下去，“关于富国方面，有六大措施：一为设立国家银行，二为大修铁路，三为大办制造业，四为大力采矿炼矿，五为在各省设铜元局，六为在全国建立邮政系统。关于养民，重在四个方面：一为务农，二为劝工，三为重商，四为恤贫。至于教民，则需要在全国大办新式学校，教授中国历史和西方的天文、光电、数学、化学，并广设图书馆，办报馆，办出版公司。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变法项目，便是仿照西方设立议院，使上下情通，民间疾苦能上闻，朝廷美意能下达，事事皆本于众议，故权奸无所容其私，中饱者无所容其弊。”

    康有为正说得起劲，不料这几句话惹怒了对面坐着的一位大人物，此人便是李鸿章。

    李鸿章并不是荣禄式的顽固派，实在地说，他是鸦片战争以来，最早提出变革并付诸实践的一位大员。作为一个肩负朝廷重任，并与外人打交道最多的四朝元老，李鸿章对于“变”的重要性的认识一点也不亚于康有为，甚至还有过之，但李鸿章的出身教养和经历，使他更重在变事而不在变法。这是他与康有为的最大分歧。此外，李鸿章在私人情感上与康有为也有很大的抵触。乙未年，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矛头就是针对他而来的，口口声声骂他是汉奸、权奸、误国罪魁，还说他在与日本谈判中接受了贿赂，后来强学会又拒绝他人会。李对康一直耿耿于怀，刚才康有为说的“权奸”“中饱”之类的话，李鸿章认为这都在暗指自己，遂再也不能忍受，打断康有为的话：“康有为，照你的说法，朝廷六部都要尽撤，规章制度都可以不要了吗？”

    康有为看了看坐在首位的这个文华殿大学士，发现他硕大的伞形红缨官帽上插着一根长长的三眼花翎。这是李鸿章一生的骄傲之处，也是他与别的汉员的最大区别之处。原来，清廷的三眼花翎，只授贝子贝勒以上的满洲贵族，汉人不能享此待遇，所以哪怕就是从太平军手中为皇帝夺回江山的曾国藩，也只能授双眼花翎。有清一代，汉人授三眼花翎的只有一个李鸿章。那是在甲午年海战前，慈禧太后因着自己的六旬大寿大赏群臣，破例给了李鸿章这个殊荣。谁知，不久便海战爆发，北洋水师一败涂地，在全国一片指责声中，慈禧又摘掉了李鸿章头上的这个与众不同的标记。接下来是朝廷以战败国的身分派人去日本马关谈判，日方指定要李鸿章去。李鸿章便借此机会向朝廷索价。他说他现在身分低微，不足以代表朝廷，不能去。慈禧害怕日本，又担心谈判不成，只得迁就李鸿章，赏还他的三眼花翎。这个得而复失、失而又得的极富戏剧性的三眼花翎的故事，非常典型地凸现了晚清高层政治的滑稽可笑。

    康有为自然是知道这个掌故的。他望着那根李鸿章视为身家性命的三眼花翎，嘴角边浮起一丝嘲笑：“李中堂此话说得过头了。变法改制，不是说将六部尽行撤掉，也不是要将所有规章制度都要废除，而是要细加斟酌，撤去那些虽有名目却没有实事可干的旧衙门，增添那些非设不可的新衙门，废除那些不合时宜的旧章程，设立那些顺应时宜的新法规，这才是维新变法的正途。不过，我也要提醒李中堂注意，今天是群强并列的时代，不再是过去的一统之世。现在的法律官制，都是过去的旧法，造成我大清危亡的，往往都是这些旧法，理应废除，无须过多留恋，即使一时不能尽废，也应视情形缓急加以改变，新政才能推行。”

    真正是本性难改。康有为的辞气又开始锋芒毕露起来，翁同穌暗自着急。他担心激起冲突，把好事办砸，便赶紧转移话题。他做过多年的户部尚书，深知帑藏空虚，几乎不敢有所兴作。银钱短缺，是他最头痛的事，便问：“康有为，老夫问你，行新政要练军修铁路、开矿办局厂，事事都需巨款，钱从何来？”

    “翁中堂，这事好办。”康有为对此早已熟思良久，故应声答道，“各国变法行新政都无一例外会面临这个问题，但他们都很好地解决了。日本的办法是设立银行，发纸币，法国是实行印花税，印度是实行征收田税，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中国都可以参考实行。比如中国的田亩税，就大有文章可做。就卑职所知，乡村地主和农人逃税、隐税、瞒税、漏税的手段就多得很，若朝廷实行铁腕杜绝这项漏洞，每年可以增加十倍的田税收入。”

    一直未发言的张荫恒笑了笑说：“十倍这个数目有何依据？是你想当然吧！”

    户部侍郎张荫恒也是广东人。他虽然不是两榜出身，却以过人的精明和才干得以官运亨通，是一个办实事的干员。他是支持变革的，是翁同龢引为助手的同志。康有为知道这位同乡对变法的态度，明白这句话出自他的口，与出自于荣禄的口就绝对不是一回事，于是不好意思地笑了下说：“十倍这个数目，我的确没有确凿依据，但会有成倍的增加，这是可以保证的。我手里有日本的资料。日本通过丈量土地，实行严格征收制度后，田税在三年之中翻了四五倍。以中国之大及中国旧法之弊，此中问题更多，十倍之增也或许不是想当然。”

    张荫恒见他绕个圈子又回到原先的说法上来了，便看出此人是个很执拗的人，遂浅浅一笑说：“我也不和你争这个数字了，你继续说下去吧！”

    康有为接着说：“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一水相隔，明治维新之前与中国相差无几，一旦实行新政之后，不过二十多年便强大到与西方列强抗衡。我以为日本强国之路最值得我们借鉴，也最容易被借鉴。为此，我用了三四年的工夫编了一本《日本变政记》的书，另有一本《俄彼得变政记》，记的是俄皇彼得大帝变旧政为新政的事。我今天带了几本来，送给各位大人参阅。并请翁中堂多带一册呈给皇上，请皇上万几之暇浏览浏览。”

    说罢，便要打开随身带来的布包，翁同穌见状忙说：“书不必送了，你今天说的这些，各位大人都听到了，他们会向皇上禀奏的。”

    说罢，又转脸问：“李中堂、荣中堂、廖张两位部堂，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见他们都不开口，便说：“今天召见就到此为止吧！”

    康有为只得重新拾起布包，颇有怅意地离开总署。刚回到南海会馆一会儿，便见翁府的仆人进来，对他说：“不要你当场赠书，是怕李、荣两中堂拒绝接受，令你难堪。”

    康有为恍然大悟：是的，李、荣二人那种态度，怎么可能接受自己的赠书呢？一旦拒收，反讨没趣。自己办事，往往是一厢情愿，全不顾别人，这次又犯了这个毛病。遂对来人说：“请转告翁中堂，康某深谢他一片爱护之心。”

    来人又说：“翁中堂要大著各两册，一份自己读，一份呈送皇上。”

    康有为忙打开布包，取出《日本变政记》《俄彼得变政记》各两册来，恭恭敬敬地送给翁府来人。

    送别来人后，心里琢磨：李、荣可能拒收，不让我送是对的，但翁同穌要书为何不当面索取，而是事后派人来拿呢？难道给皇上送书也要不让他们知道吗？是翁同穌过于胆小谨慎，还是皇上的力量薄弱，不敌荣禄及其靠山太后？

    想到这里，康有为不禁为维新变法的前途深自担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