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帝一连几天废寝忘食手不释卷地阅读由翁同穌呈上的《日本变政记》和《俄彼得变政记》两部书，青年皇帝深为明治天皇和彼得大帝的励精图治所感动，恨不得一天之内就把大清治理得如同日本、俄国一样强大。近日来他的情绪一直在亢奋中。这天他午睡起来后，澎湃的心潮依然不能平静，恰好翁同穌进来。他激动地问：“翁师傅，您说国家大事，此刻当以何为先？”

    翁同穌一眼看见书案上放着康有为的一大堆上书和由他带来的两本书，再看皇上的神情，便知道皇上已被康有为的文章完全打动。是时候了，翁同穌心里想着，遂以坚定的口气答道：“以变法为先。”

    光绪很兴奋，又问：“翁师傅，您说咱们大清变法后会很快和日本、俄国一样强大吗？”

    望着皇上一向苍白无神的脸庞上泛起了满面红光，翁同穌欣喜地笑了。

    翁同穌无儿无女，大半生的心血都在光绪皇帝身上。光绪聪颖好学，是个明君的料子，但性格脆弱，且身子骨又单薄，翁同穌时常担心他能不能挑得起这副重担。偏偏太后又太强悍揽权，使得皇上事事不敢自主。翁同穌替皇上着急，也为自己叹息：倘若皇上是个强硬的人，自己身为师傅又是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该是多么威风凛凛、权倾朝野，然则因为皇上的软弱，害得自己也有名无实。惟一能改变这种处境的便是维新变法。若变法成功，国家有了起色，皇上的权力加强了，他翁同穌的权势也便随之加强。想到这里，翁同穌也兴奋而激动地说：“皇上，一定会的。只要我们变法成功了，我们大清就一定会和日本、俄国一样的强盛起来。皇上也就是中国的明治天皇、彼得大帝。”

    “翁师傅！”皇上被这几句话说得血脉贲张起来，他一时忘记了自己已是执政十年的帝王了，仍像童年时一样搂着翁同穌的腰说，“那咱们就立即变法吧！翁师傅你去和康有为他们商量商量，赶快拟几道折子发下去，就说咱们大清要变法了，所有臣工天下百姓都要拥护变法，大家同心合力，把咱们大清国建设得强大起来，为祖宗争气，为国家争光。”

    翁同穌被光绪的这种赤诚之心和亲昵之举所感动，两眼闪动着泪花，声音颤颤地说：“老臣这就去拟旨，把皇上的圣明仁德昭告天下！”

    翁同穌派仆人将皇上准备实行变法的大好消息告诉康有为，要康有为赶紧将应次第推行的新政一一草拟出来，随时送到他的府上。他本人与赞同变法的张荫恒，和通过与康谈话后改变游移态度亦主变法的廖恒寿，以及集聚在身旁的一批较为激进的官员们，积极磋商变法大计。康有为和他的一班在京弟子们更是热血沸腾，热情万丈，夜以继日地将多年来成熟于胸的治国纲领书写出来，每天都向翁府投递。又拟出一份“统筹全局”的大折子，请翁同穌呈递皇上，吁请皇上早日在天坛或太庙或乾清门召集群臣，宣布维新，诏定国是。同时在午门设立上书所，准许臣工百姓随时上书。又在内廷设立制度局，并下设法律、税计、邮政、造币等十二局。

    朝廷的这个大举措很快便为京师官场士林所知晓，并随即传播到各大都市、各省省垣，一时间群情激昂，跃跃欲试，但也有不少人面对着这个局势，或徬徨迷惘，或焦虑担忧，或痛恨反对。

    鉴于学会在团结同志上的重要作用及强学会早已被解散的现实，康有为与他的学生们在南海会馆成立了粤学会，借此聚会广东籍有志维新的官员和士人。在粤学会的影响下，一个个学会在京师相继成立，其中最重要的有福建青年才俊林旭为首的闽学会，还有杨深秀为首发起的关学会。杨深秀此时已官居御史，以热心国事关心民瘼而在山陕一带的官员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又因主张变法而得到翁同穌的赏识，近年来在京师官场上十分活跃。受杨深秀的影响，杨锐也比以往更积极投入维新事业。他在成都会馆里发起成立了蜀学会，把一批同具热血的川籍人士聚集起来。这批年轻的维新派官员有一个亦师亦友的长者伙伴，他就是侍读学士徐致靖。徐老先生虽年近古稀，却仍有一颗年轻人的心，深知中国非变法无出路，遂大力支持维新事业。他的两个翰林儿子仁铸、仁镜也与父亲同道。

    正当翁同穌、康有为等人酝酿筹备维新大业的时候，恭王府里传出消息：王爷病危，命在旦夕之间。

    在颐和园里颐养天年的慈禧得知这个消息后，心情顿时沉重起来。她与这位六叔共事已近四十年了。

    当年若不是恭王坚定地站在她这边，以慈禧之力，如何能敌得过肃顺等顾命大臣？若没有热河的胜利，她一个处于西宫的女人，如何能垂帘听政号令天下数十年？当然慈禧也清楚，倘若肃顺等人掌了大权，恭王的日子也会过得不舒心畅意。热河的成功，得利者并非她一人，恭王也是获取大利者之一。所以慈禧在后来的岁月里，对待恭王是既重用又限制，既倚为心腹。又不忘戒备。

    恭王于是便几起几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处得也不是平顺的。令慈禧欣慰的是，近四十年过来了，叔嫂二人虽时有芥蒂，但总的来说，小叔还是服从嫂子的。在立载湘为继，和罢军机领班大臣这两桩大事上，恭王也没有公开表示不满，这都令慈禧宽慰。在对待变法这件事上，恭王所持的态度又与慈禧十分接近。这也令慈禧感到恭王有古之贤相之风：心有定见，稳重端凝。在慈禧看来，少不更事、轻浮急躁的皇帝正需要这种股肱大臣替他把舵定向，高瞻远瞩，不料，他竟然一病而不起！王府长史禀奏：王爷有重要话要当面对太后说，希望太后能在他临终前见一面。

    即便无重要遗言，念及文宗手足和四十年风雨同舟的情谊，慈禧也会亲去王府与恭王诀别，何况恭王请她前去！慈禧匆匆登车，先回到宫里，然后带上光绪，同奔位于前海西街附近的恭王府。光绪的心情也很沉重，毕竟是父亲的亲兄弟，血浓于水，到了这个份上，他能不伤心吗？

    来到恭王府，只见往日车水马龙热热闹闹的王府大门口鸦雀无声，弥漫着一股浓厚的沉凝窒息的气氛。得知太后和皇上同时亲临，恭王仅存的次子过继给钟郡王的载滢率领子侄们早早在门外迎接，进了大门，恭王福晋又率领众姬妾和女眷们在中庭院子里迎接着，然后由载滢和福晋陪同来到恭王的卧室。

    太后和皇上来之前，太医刚给恭王喝了一碗高丽参汤。此刻他极力挣扎着，要起身行礼，被光绪轻轻地压住了，只得说了一句：“老臣在床上恭请太后、皇上圣安！”声音凄怆而细微，说罢，眼眶里滚出几滴老泪来，顺着枯瘦无光的面颊缓缓流下。

    三四个月不见，伯父便这等模样了，软善的光绪眼圈发热，双手握着他骨瘦如柴的手，哽咽道：“王爷好好将息疗理，病会好起来的。”

    恭王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慈禧见这情景，知道恭王已到油尽灯灭的时候了，随时都有可能过去，必须抓紧时间，请他说话，便对光绪说：“皇帝，你和福晋、载滢都到外屋稍坐一下，我要和王爷说几句话。”

    载滢请皇上和母亲出去，然后轻轻带上房门，心里想：太后与父王谈国家大事，避着我们母子，或许还可说得过去，皇上乃一国之主，为什么还要避他呢？偷眼看了看光绪，见皇上脸色平静，并无不悦之色，心里更觉不解。

    慈禧挨着床沿坐下，以她素日极为少见的温和神色对恭王说：“王爷，有什么话要对我说，请讲吧！”

    恭王无神地望着面前的嫂子，当年京师与热河密切配合，所演出的那一幕幕惊险场面，奇异般地又在他的脑子里浮了出来，可惜，他已无气力去追索那些往事了。他要把他病重以来思之良久的几件事，趁着还能开口的时候，向太后托出来。

    “太后，老臣已是将要见列祖列宗的人，为了祖宗的江山，老臣有几句话不得不说。”

    恭王闭下眼睛，养了养神，睁开眼继续说：“变法是大事，宜谨慎，皇上持重不够，太后要多留神点。”

    慈禧点了点头说：“王爷顾虑得极是，满蒙亲贵中好些人也都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翁同穌性情轻率，难稳社稷。甲午年皇上对日本宣战，就是受他怂恿。国力不足而主动宣战，使国家蒙受更大耻辱，这责任要算到他的头上。最近，皇上大讲变法，又是受他之蛊惑。老臣死后，军机处中无人能制约他。故老臣对太后说句极机密的话：适当时可将翁开缺回籍，免得皇上被他所误。”

    慈禧心里怔了一下。慈禧原本对翁同龢印象极好，故同治死后又让他教辅光绪，但近年来，因着与翁同穌关系较为密切的吏部侍郎汪鸣銮、户部侍郎长麟，及门生内阁学士文廷式遭到革职，她看出翁已与她有了疏隔，许多人都讲翁利用变法在为皇上和自己争权。现在恭王也这样说，看来确实无疑了。

    慈禧问：“王爷看去掉翁同龢后谁可主持中枢？”

    “张之洞。”恭王喘了口气后接着说，“主持中枢，李鸿章本来最为适宜。但甲午年对李的声望打击太大，且他年事已高，难以担此重任。这些年，老臣细心观察各省督抚将军，真正可寄大任者惟张之洞一人而已。张守正学而不迂腐，着眼大局而能办实事，是曾国藩之后又一社稷之臣。可将他从武昌调进京师，人军机处办事。”

    张之洞，那个其貌不扬的湖广总督，自从光绪七年外放山西后，十七年过去了，他再也未回过京师，慈禧也再也没见过他。当年，她破格召见过此人，将他作为社稷之臣而予以越级超擢。十多年来，他也真不负朝廷重望，在山西、两广、两湖任上都做得有声有色，调他来代替翁同穌，无论从资历、地位、声望来看，都是最适宜的人选。但慈禧也听好几个人在她面前议论过张之洞，说他好大喜功，华而不实，且热衷趋时，与康有为称兄道弟，还在湖广督署内以出格之礼迎接康有为弟子梁启超，令人骇然。慈禧沉吟片刻，又问：“除张之洞外，王爷看还有何人可托重任？”

    停了良久，恭王低声吐出两个字来：“荣禄。”说完便闭上眼睛。慈禧想听他的下文，但一直不见他再开口。恭王的这个人选正合慈禧的心意，她由此而深感恭王是个老成谋国的贤王忠臣，由此而加重他前面所说的那一番话的分量，一句尽人皆知的名言重重地烙在慈禧的心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这天半夜，恭王奕沂终于带着无尽的遗恨离开了人世，京师为他举行了极为隆重的葬礼，慈禧多次亲临祭奠，又将“忠”字赐给这位小叔子，作为美谥来褒奖他一生对朝廷实际上是对她个人的耿耿忠诚。

    恭王走了。翁同穌感到拦在他面前的一块巨石已自行消除，维新变法的大政可以提前推行了。康有为对他说，学生梁启超在湖南得到巡抚及司道大员的支持，湖南新政极有成就，朝廷可派员前往湖南考察，作全国推行新政的借鉴。翁同穌采纳了这个建议，从内阁调派两个中级官员，带上几个随从，星夜赶赴湖南。

    说起湖南来，这半年间真可谓闹得人欢马叫，红红火火，又确乎与眼下的自然景观一个样：春光明媚，万象更新。

    时务学堂办起后，招收了四十多名举人、秀才、廪生等出身的学员，完全实行新的教学方式，中文总教习梁启超受当年万木草堂的启发，更自创一种新的教学方式：讲课少，批语多。他每隔三五天，便要出一道题目让学生写一篇札记，然后就在每一个学生交来的札记后面写上自己长长的批语，往往批语是札记的两倍、三倍甚至更多。写好后，再将这个学生叫到他的备课处来详谈，容许学生反驳诘难。他针对学生的问题再一一讲解。梁启超不是将他的学生当一般人看待，而是记住曾国藩的话，把他们当作种子看待。他希望通过这种教学方式，为湖南也为全国培养一批维新种子来，将来通过他们的开花结果，而造成大面积的维新成果。梁启超学问好，文章好，更兼年轻，精力过人，常常一天只睡一两个时辰，从早到晚精神昂扬，诲人不倦。梁启超以他的才学和人格魅力赢得了湖南士人的尊敬，时务学堂因此有了很好的声誉。与此同时，梁启超又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发起了南学会。这南学会实际上就是强学会的湖南分会，借此团结同好，聚集力量。在南学会的影响下，一时间湖南办起了众多学会，有不缠足会、延年会、积益学会、公法学会、法律学会、群萌学会、任学会、舆算学会、致用学会、明达学会等等，真好比雨后春笋，一个接一个地冒了出来，使三湘大地朝气勃勃，生机盎然。

    巡抚陈宝箴、臬司黄遵宪更在这种氛围的激励下，力行新政。一面大力开发地方资源，鼓励创办企业。湖南矿务总局、湖南水利公司、化学制造公司、和丰火柴公司、宝善成公司也相继在省垣长沙开办起来。又有绅商与湖北同人合作，办起了有线电报站，小轮船公司。一面又设立课吏局和保卫局。课吏局以培训官员为主要内容，保卫局则以维护社会治安为职责。

    在教育、社会团体、经济与政治各方面一派新气象的同时，湖南的报纸更是办得有声有色，影响巨大。

    早在光绪二十三年四月，由学政江标发起，唐才常任编辑的《湘学报》便在长沙创刊。《湘学报》以《时务报》为榜样，旨在使读者周知世局，破除成见，达到开民智而育新风的目的。

    《湘学报》为旬刊，每十天出一份报纸，分史学、掌故、舆地、算学、商学、交涉六大门类，较多介绍国外的情况，又常有唐才常等人的时事评论，对开启湖南的新风气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梁启超来到长沙不久，学政江标调离湖南，接任者即徐致靖的长子徐仁铸。梁启超和徐仁铸都认为十天一报与当今世界的快速发展极不相宜。梁启超说得好：“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旧。”于是又在湖南创办《湘报》，每日一报，熊希龄又请陈宝箴将非机密的政府公文公牍随时在报端刊发。《湘报》团结当时三湘一批时代精英，他们在报上宣传爱国，倡导救亡，鼓吹维新，批评时弊，在社会各界的影响力上，又大为超过《湘学报》。

    然而这一切却引起了湖南另外一些人的反感，这些人中的积极者大多在士绅界，他们的大本营则是岳麓书院。

    位于长沙城湘江西岸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创立于北宋开宝年间。匾额“岳麓书院”四字乃真宗亲手所书。北宋书院繁盛，当时各省都立有书院，然而在后来的岁月里，或毁于天灾，或败于管理不善，很少有存在三五百年以上的。惟独岳麓书院，九百年来一直杏坛高筑，弦歌不绝。书院不仅保持北宋开办之初的面貌，而且在元、明、清各朝都有所扩大。

    这里培养了数不清的显宦名士，光是咸同时期的中兴名臣，就有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李元度、刘蓉、刘长佑、曾国荃、刘坤一等一长串名单。在造就人才的同时，岳麓书院也以其独特的优势酿就了一种学问一种文化，即人们所熟知的湘学或称之谓湖湘文化，然后又通过这种学问文化熏陶化育成千上万的三湘士子，形成一派独具特色的湖湘风尚。岳麓书院于是便成了湖南官绅士子心目中的泰山北斗，获得“潇湘洙泗”的美誉。它以大门上的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向世人高标书院的自信和自傲，以“道南正脉”的讲堂横匾宣布它儒学正宗的崇高地位。

    由于朱熹曾做过它的名誉山长，也由于张拭、真德秀、李东阳、王守仁做过它的教习，所以，岳麓书院对山长择人甚严，非做过大臣、或在学术界有着大影响的人不可。对教习也要求甚高，不是品性敦厚学有专长的宿学，绝难在书院谋得一个教席。

    当今的山长王先谦便不是一个等闲人物。这位字益吾号葵园的长沙人，乃翰林出身，做过江苏学政、国子监祭酒，曾因指责慈禧太后而以直声享誉士林，又以著作等身号称大儒。

    四年前在一片众望所归的呼声中王先谦由京师回到家乡，接掌岳麓书院。四年来，他从四面八方延聘不少名流来书院任教，又整饬教规，严督学生，把岳麓书院治理得有条不紊，名气更大。

    王先谦和他掌管的岳麓书院一向执湖南学界之牛耳，现在突然来了个梁启超，冒出了个时务学堂，大受时誉赞扬，又何况梁启超不过一个二十多岁的布衣，时务学堂连师带生不足百人，这如何令王先谦和岳麓书院的师生心里服气。更有甚者，梁启超在时务学堂公然鼓吹乃师的那一套学问，说古文经书是伪学，尧舜禹汤，尽皆孔子的臆造。又宣扬什么君权轻民权重，民权更胜过君权，国家大事要付诸议院讨论，还要废八股罢科举，凭西学取士，等等。

    一向视纲常名教为安身立命之所，以科举功名为进身之途的王先谦和他的同仁及学生们如何能容得下这种大逆不道、数典忘祖的邪说谬论，遂在长沙城掀起了卫道翼教的风潮。王先谦这一派有一个得力的支持人，此人名叫叶德辉。叶德辉的父亲本是江苏人，后来定居湖南湘潭，叶德辉便也以湘潭人自居。他考中进士后分发吏部任主事，但不乐于在京城做官，更喜欢做个自由自在的文士，遂回到湖南住在长沙，一边做他的校勘版本目录学问，一边印书赚钱，养家煳口。他的学问做得好，贩书业也做得好，是长沙城里一个大名流。他也很看不惯湖南的新变化，遂和王先谦沆瀣一气，组成联盟。这样，反对派的势力就更大了。

    新派利用《湘学报》、《湘报》和时务学堂为阵地，旧派利用岳麓书院为堡垒，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这一天，《湘报》刊登了一篇署名为易鼐的文章。文章说，要将中国由弱变强，有四种办法可以采纳，一为改法以同法，二为通教以绵教，三为屈尊以保尊，四为合种以留种。并解释说，改法即西法与中法相参，通教即西教与中教并行，屈尊即民权与君权两重，合种即黄人与白人互婚。易鼐这篇文章如同在本已沸腾的油锅里浇上一勺冷水，顿时溅起满锅油浪，湖湘士人都被这篇文章搅得闹腾腾的。旧派则更是抓到一个大把柄，对（湘报》及其背后的支持者大加抨击，叶德辉义愤填膺，斥之为无耻之甚。

    十多天后，张之洞在湖广总督衙门里也读到了这篇文章。对于湖南的新政和《湘学报》、《湘报》，张之洞从整体上是支持的，并指示湖北各级衙门、各大学堂都要订阅湖南的两报，又多次在谭继洵的面前，借称赞他的儿子来肯定湖南所发生的变化。甚至建议谭继洵回湖南去住上个把两个月，一来省亲，二来借鉴。但谭继洵并不认为湖南值得效法，每以年老体衰为辞婉谢，令张之洞拿这个老资格的官僚真正一点办法也没有。

    今天突然看到这样一篇言论乖戾的文章，他心中很是愤慨。合种已是贻笑大方，屈尊、通教更是不忠不敬，倘若被人周纳罗致，扣上一顶谋逆的大帽子也并不过分。而这篇文章出自自己所管辖的湖南，又登在自己所称赞的《湘报》上，一旦追查下来，岂能脱掉干系？他提起笔来，给陈宝箴写了一封信：

    湘中人才极盛，进学极猛，年来风气大开，实为他省所不及。惟人才好奇，似亦间有流弊，《湘学报》中可议处已时有之，至近日新出《湘报》，其偏尤甚。近见刊有易鼐议论一篇，真正十分悖谬，见者人人骇怒。此等文字远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且海内哗然，有识之士必将起而指摘弹击，亟宜谕导劝止，设法更正。

    写完后，他想此事紧急而寄信慢，于是便交给电报房，作为电报发到长沙。

    陈宝箴接到总督衙门发来的电报，不敢怠慢。他一面转告《湘报》的主持人熊希龄，望他以此为戒，今后再不发这等言辞激烈的文章。一面亲自给张之洞回电，承认自己职守有疏，今后要严格督促，两报少发议论，多录古今有关世道名言，效陈诗讽谏之旨。见湖广总督亲自出面严厉指摘，长沙城里的守旧派，莫不弹冠相庆，咸欣欣有喜色。

    王先谦指使他的学生大量搜集梁启超等人在时务学堂的出格言论，以及《湘学报》、《湘报》上所发的不轨文章，让他们以岳麓书院“学士辑录”的名义给湖广总督衙门寄去，以求得张之洞更大的支持。

    张之洞收到了这份告状式的《辑录》后，发现梁启超等人原来在时务学堂发表了许多与朝廷的旨意相悖、与自己的观念相反的言论，想起他对这位后生辈的逾格接待和多次公开揄扬，背上不禁沁出冷汗，心里颇为后悔。这时京城里各种信息也从不同渠道流向督署。初夏的武昌城，如往年一样的草长莺飞，百花争放，但在张之洞的心头上，却如同暮冬般的密云笼罩，阴霾沉甸。局势的进展如何，他难以预测。

    他给在户部供职的仁权发去电报，要儿子迅速找到杨锐，将京中的情况如实告诉他。儿子回电，说会见了杨锐。杨锐说他和杨深秀都认为皇上即将重用康有为，在全国实行维新变法的新政。又说两湖已引起皇上的重视，势必成为今后全国的模范。电文还转述杨的话：有迹象表明皇上将召老师晋京担当大任，望早作准备。

    张之洞看到这份密电后，心里矛盾交错，难以拿定主意。若按《湘报》、《湘学报》的办报倾向和梁启超等人在时务学堂的奇谈怪论，以及岳麓书院师生所申述的道理，可以立即通知陈宝箴迅速刹车，悬崖勒马。至少，两报只能登正论，而不得乱发议论，时务学堂只能传道授业而不能再鼓吹民权。

    甚至也可能按照书院派的主张，关闭两报，遣送梁启趨离湘。但是，假若杨锐、杨深秀所说的是真的，皇上真要重用康有为在全国立行新政，那么梁启超也便即刻获大用。一旦实行新政，仿照西方，那么民权也好，立宪也好，合教合种也好，也都不是完全不可以谈论的话题。形势严峻，问题尖锐地摆在眼前：假若倒向旧派一边，维新派一旦上台掌权，不但不可能晋京获大用，说不定连湖广总督的位置也保不住；假若倒向维新派，若万一变法失败，守旧派得势，则自己有可能变为倡乱的头领，闯祸的魁首。熟谙历史的张之洞知道，历来革新变法都少有成功的，一旦失败，下场极为悲惨。商鞅车裂，半山放逐，江陵鞭尸，便是典型的例子。

    怎么办呢？要么索性保持沉默，置身事外，远离漩涡，明哲保身吧！张之洞细细一想，即使这样，也是办不到的。多年办洋务、抬西学，最近一段时期，又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多有交道，在一些人的眼里，自己可能早已被列为新派的人。维新不能成功，自己决然挡不住旧派的清算。那么干脆明朗地表示，站在新派一边。但是，他们的种种主张和做法又并不为自己所全部认同首肯，从岳麓书院师生激情慷慨甚至带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情绪看来，新派要想取得大多数人的赞同，怕也困难。

    怎么办呢，怎么办？张之洞反复思忖着，推敲着，一时陷入进退维谷，左右两难的境地。他想：假若子青老哥、阎丹老他们在就好了。他们都曾在最高层呆过较长的时间，对太后、皇上和满蒙亲贵大臣较为注意，这样一场关系全局的大事，他们会因了解内情而比局外人看得清楚些，高远些。可惜，他们都先后故去，不在人世了。这个时候，他又想起了桑治平。桑治平携带秋菱，离开总督衙门至今将近两年了。近两年来，他曾多次想起这位与他朝夕相处十多年的挚友兼儿女亲家，想起桑治平帮他出谋画策、排忧解难的种种往事。他相信桑治乎的离去，确乎是出于情感的原因，但也有可能出于别的缘故。他很想能在哪天，突然再见到老朋友，大家放开心胸来畅谈一次就好了，但现在一去两年竟然杳无音讯！桑治平他究竟现在将家安在何处，是回故乡了，还是寄寓在另一个地方？此刻，倘若桑治平在身边的话，他一定会有一些很有价值的看法。张之洞顿时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可商大事的人太少了！

    张之洞一面密切关注着京师和湖南的动态，一面在苦苦思索着：在这山雨欲来的前夕，怎样才能最好地度过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

    这时，有一个人突然来到武昌，他无意间给张之洞廓清迷茫，点明津渡。此人便是他的姐夫鹿传霖。

    鹿传霖本是一个官运极亨通的人。他历任河南巡抚、陕西巡抚，光绪二十一年又擢为四川总督。郎舅二人均为督抚，在中国的官场上并不多见，既被人羡慕，也易遭人嫉妒，于是郎舅相约书信往来可多些，礼物馈赠则从略，公务上的事，也尽量少往来。去年，鹿传霖却被革去了四川总督，在原本一帆风顺的仕途上跌了一个大跟斗。这并不是因为他贪污受贿，也不是因为他渎职失责，而是因为与西藏拉萨政府发生冲突的原因。

    达赖对鹿传霖不满意，上书朝廷告状。清廷对西藏一向采取笼络安抚的政策，只要不牵涉到国家主权和朝廷尊严，其它事，在朝廷看来都是小事，不妨都依着他们，只求不出乱子，彼此相安无事。面对着达赖的状告，主持军机处的奕沂只能舍弃鹿传霖而安抚达赖。就这样，鹿传霖冤里冤枉地丢掉川督纱帽，回到直隶定兴老家休养。

    鹿传霖做了一世的官，骤然间去职为民，这种失落感如何平息得了？何况他一直也不认为自己有错，心里很委屈。过了几个月，待新川督上任，与西藏上层重修旧好后，鹿传霖便开始谋求开复的路子。他自然与京师大员广有交往，不少王府要宅他都去过，也暗中送了重礼，其中一条路上他下的功夫最大，也最有成效，这便是通往荣府之路。

    光绪十五年至二十年间，荣禄做西安将军，这期间鹿传霖做陕西巡抚。那时，一个是西北军务的总头领，一个是陕西地方的最高官员，职位的关系，使得他们联系很多。荣禄虽出身满洲贵族之家却并不是平庸的纨绔子弟。他好读书，也颇有才情，对翰林出身的鹿传霖有几分尊敬。而鹿传霖则更是做官的好手，深知结识荣禄这种人，对自己仕途的重要性，遂倾心相交，殷勤款待，故二人交往颇深。光绪二十年，荣禄内召时，还荐举鹿传霖署理暂时空缺的西安将军。

    现在荣禄正受太后的宠爱，出任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炙手可热，是一个极好的奥援，故恭王的大丧之仪结束后不久，鹿传霖便又来到京师，这一次他干脆应荣禄之邀住进了荣府。荣禄告诉他一年前革职的事是恭王办的，现在恭王去世，最大的障碍已消去，这是天赐他以起复之机，准备近日就进园子去为此事面奏太后。过几天荣禄兴冲冲地告诉他，太后已准奏，只是眼下尚无一合适职务出缺，叫他回定兴县去耐心等待，少则两三个月，多则半年，就可以走马上任了。

    鹿传霖自是欣喜万分，回到定兴，老两口商量，多年来没有与弟弟见面了，不如趁着这个机会，去一趟武昌，姐弟郎舅叙一叙，过些日子起复后，就没有时间了。就这样，鹿传霖夫妇在几个男女仆人的陪伴下来到武昌城。

    能在分别许多年后重见姐姐姐夫，真让张之洞和他的全家欢喜了好多天。张之洞与这个姐姐虽不是同母，但都是幼年失恃，彼此心意相通，故姐弟情分还是深的，而今都过花甲，更添一重珍惜晚年的感叹。家宴上，张氏姐弟你一句我一句地背诵着王安石的那首送给姐姐的名诗——《示长安君》：少小离別意非轻，老去相逢亦怆情。革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自怜湖海三年隔，又作沙程万里行。欲问归期何日是，寄书应见雁南征。

    在闪烁的烛光下，在弟弟已成国家栋梁的今夕，老姐弟俩背诵着这首儿时喜读的七律，其乐也融融，其情也洽洽。

    佩玉母子和念扔夫妇陪着老两口登黄鹤楼，游龟蛇二山，参拜归元寺，凭吊鲁肃墓。几天下来，老两口说再也走不动了，不看名胜古迹了，要坐下来和家人好好说说家常，聊聊天。老姐姐和佩玉、环儿絮絮叨叨地说些琐细事。张之洞则请姐夫在他的书房里共诉宦海况味。当鹿传霖说到他近来在荣府住了半个月，又说荣禄如今圣恩优渥时，张之洞猛然想起，何不借此机会请姐夫谈谈京师的时局！

    “滋轩兄，你这次在荣府住了半个月，你看荣禄对维新一事的态度如何？”

    “荣禄反对变法。”鹿传霖不假思索地回答，“正月里，在总署召见康有为时，他的态度最为明朗。我们在一起闲谈时，他不止一次地说过，皇上年轻不懂事，受翁同穌的影响，听信了康有为的煽动。康有为并不是真正为了大清的强大，他是因为仇恨咱们满人，想自己上台掌权，变法只是幌子，可惜皇上阅历浅，看不透这点。荣禄说，他很为皇上担忧。”

    张之洞颇为吃惊地问：“荣禄怎么敢这样说皇上？”

    鹿传霖不以为然地说：“荣禄背后有太后呀，太后支持他，他还怕什么！”

    张之洞早就从来自京师方面的消息中听到一种说法，他想从这位熟知朝廷上层的至亲处得到验证。“不少人都说朝廷分后党、帝党两派，依你看，有这个事吗？”

    鹿传霖思索了一下说：“后党、帝党的说法，我在陕西、四川时也听说过。依我看，无论太后和皇上，都不可能有意组一个自己的党派。皇上虽不是太后亲生，论血脉来说，是太后最亲的亲人，何况四岁即入宫教养，与亲生并无多大区别。太后既已归政，何必再事事牵制着皇上？这是从太后的一边来说。从皇上一边来说，满朝文武都是他的臣工，他有必要再树一个帮派吗？那岂不自己挖自己的墙脚？”

    张之洞也觉得此话有道理，从常情来说，确应是这样，但许多人都这样说，难道都是无中生有？

    “依你这样说来，朝廷文武都应该听皇上的了，但为什么又说太后支持荣禄，荣禄就有胆敢说皇上的不是了？”

    鹿传霖笑了笑说：“香涛，你是个聪明人，过去在京里也住过将近二十年，你应该知道太后的性格。我们这位太后可不是一般的太后。”

    张之洞点点头表示赞同。

    “皇上亲政十年来，尤其是甲午年来，太后和皇上之间有了些隔阂。这隔阂本源于皇上的夫妻不和。皇上不喜欢皇后，而喜欢珍妃姊妹。皇后常向老姑母诉苦，惹起了太后对皇上的不满。再一点是二人性格的不同。太后刚强决断，敢作敢为，皇上柔弱些，遇事拿不定主意，听翁同穌的多。太后对皇上这种性格看不惯，有汉高祖‘盈儿不类我’的感叹。”

    张之洞笑了：“父母太强悍了，儿女反而强不起来，自古以来，这样的情形也多。”

    “太后与皇上的分歧终于在甲午那一年的战争中明朗了。皇上听了翁同稣的意见，对日宣战，结果辛苦经营十年的北洋水师毁于一旦，在外人面前暴露了我们大清国的虚弱，太后很是恼火。她是力主和谈的。一开始就和谈，日本不知底细，还不至于太猖狂，结果仗打败了，再来和谈，那就只有听凭人家漫天要价了。太后从此对皇上不太相信。太后听政三十来年，朝中文武多是她选拔的，自然对她感恩戴德，尤其是甲午战事中主和的一些大臣，更觉太后英明，于是常去园子里看望太后，向太后请安禀事，这样无形中间便形成了一个派别。十年来，皇上也选拔了一些人，其中主战的那些人自然觉得跟皇上脾性相投，奏事也多些，于是也似乎形成了一个派别。”

    张之洞笑了笑说：“说了半天，你又回到我的问话来了，其实朝中确实是有后党和帝党两派的。”

    鹿传霖摆了摆头说：“依我看，还是不能用后党帝党这个说法，因为他们并没真正形成一个党派：有头领，有宗旨，常在一起集会议事，就像当年你们的清流党一样。”

    张之洞忙说：“我们也没有什么党，只是大家合得来，共同的话题多些，相同的看法多些罢了。”

    鹿传霖大笑起来：“你看，连清流党你都不承认是一个党，现在京师两派的内部关系比起你们当年来差得远了，还能叫党吗？”

    张之洞只能笑而不答了。

    “除开这一点外，还有一个原因，便是与太后比起来，皇上的力量太弱了，不足以形成一个与太后相对峙的集团，尤其在长麟、汪鸣鸾、文廷式等人革职去京后，除开一个翁同穌外，几乎再难找几个大臣是一个心眼跟着皇上走的。这原因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些：朝廷大臣都是太后选拔的，皇上办事不力，甲午一仗的失败罪责虽然都算在翁同穌身上去了，但许多人心里都认为皇上是该负责任的。这些原因加起来，使得朝廷中文武大多认为皇上治国远不如太后。皇上哪能有个什么党呀派呀的，与太后分庭抗礼呢？”

    鹿传霖这番话引起了张之洞的深思。照这样说来，即便维新变法得到皇上的支持，倘若太后不赞成的话，也是办不成的了。“滋轩兄，你说荣禄是反对变法的，且得到太后的支持，如此看来，太后是反对变法的了。有消息说皇上准备在全国行新政。这样大的事情，皇上若不得到太后的允准，应是不会单独做的。从这点看，太后又是支持皇上的了。这些事情，真叫人摸不清底细。你说呢？”

    鹿传霖手握茶杯，凝神良久，缓缓地说：“真正如你所说的，这些事情是叫人摸不清底细。我在京师也听到皇上要重用康有为，在全国变法行新政的传言，又的确亲耳听到荣禄反对的话。照理说，这样大的事，皇上是会先禀报太后的。我想，事情有多种可能：也可能皇上已禀报过太后，也可能根本未禀告，也可能太后同意局部变一变，也可能太后现在同意变，今后遇到麻烦事又不同意变，也可能太后这次打定主意先在一旁看皇上的行事，若不行了，再出面干预。总之，情况很复杂。但不管如何，有一点我是看得清楚的。”

    张之洞目光炯炯地望着姐夫，听这位极具做官才能的前川督谈他的官场见识。

    “香涛，这话我只是对你说，这是我们郎舅之间的私房话，你听听就完了，也不要对别人说。我刚才说的荣禄的一句话很重要。他说康有为要变法是因为仇恨满洲人，这句话很能代表满洲官员的心态。变法若不伤及他们的利益则罢，若一旦伤及，他们就会在这一点上，消除他们内部的一切恩怨而联合起来，皇上的压力就大了。倘若到那时，他们推出太后来做首领，皇上便只有退让一路可走。但是，香涛，你是知道的，历朝历代，哪次变法又不伤及一些人的利益呢？咱们大清朝哪些人的利益大？还不是满洲人！今后一旦涉及这个份上，那便不是什么变不变法的事了，而是要不要祖宗江山的事了，保不定人头滚滚血流成河的事都有可能出现。”

    张之洞听了这话，想起自己与康、梁等人的接触，浑身不舒服起来。“滋轩兄，你不久就要起复了。我请教你，面临这种局面，你将怎样办？”

    鹿传霖摸摸圆滚滚的下巴，说：“我一向有个老成法，吃不准的事，稳着办。我起复后，多半还是到哪个省去做督抚。若皇上要行新政了，我当然只能奉命，因为是皇上的圣旨，我不能违抗；但我也不急着办，看看别人怎么做的再说。大局未定的时候，我也不说变法好，也不说变法不好，随大流，不做出头鸟，最保险。”

    此即从孔夫子那个时候便有、一直绵延不绝的“乡愿”。张之洞过去一向厌恶，但又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一个保乌纱帽的稳当办法。“你看看我这个湖广总督，面临这样的局面，要怎么办，学你的稳办法吗？”

    “你大概不行吧！”

    “为什么？”

    鹿传霖放下茶杯似笑非笑地说：“普天下的人都说，湖广总督是个新派人物，办洋务局厂、引进西洋技艺、学洋人的劲头大得很。还有人说你张香涛与康有为、梁启超称兄道弟，甚至有人说康有为的靠山，在朝内是翁同穌，在朝外就是你张香涛。你看，你处在这样的位置上，如何还能稳得住！”

    一丝恐惧感突然涌上张之洞的心头。他仿佛发现一向阳光普照的宽广仕途上突然罩上阴云黑雾，变得逼仄迷蒙了。素来好强的湖广总督不由得求助于姐夫来：“滋轩兄，看来一场大风大雨的到来是避免不了的事。你要帮我出出主意，让我平平安安地度过去才好。”

    鹿传霖莞尔一笑：“香涛，实话告诉你吧，这就是我和你老姐姐这次专程来武昌的目的。我从京师回定兴后，对你老姐姐说，香涛眼下处在风口浪尖上，不知他自己意识到没有？你老姐姐说，你是他姐夫，又长他几岁，你不能袖手旁观呀，要去和他谈谈，我说，香涛为人固执，怕听不进别人的话。你老姐姐说，即便听不进，也得说。”

    张之洞知道这是姐夫在敲自己，忙笑着说：“我虽然有点固执，但在你的面前没有固执过，你不要以此作为借口。”

    “我若以此为借口，就不来武昌了。”鹿传霖也笑了起来。“我为此一直反反复复地在想，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你必须得向太后、皇上表明一个态度。”

    张之洞有点犯难：“这个态度怎么表？是赞成维新，还是反对维新？”

    “要表一个这样的态度。”鹿传霖慢悠悠地说，“你既拥护新，又不反对旧；既愿大清强盛，又要守祖宗基业。一路上我琢磨此事可归纳为十六个字，叫做：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背旧章。”

    “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背旧章”。张之洞在心里喃喃复述着姐夫的这十六字真诀。这篇文章怎么做呢？他苦苦地思索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