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回不去了。也许爱不是热情，也不是怀念，不过是岁月，年深月久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人说那些民国女子，她们的一生都不如意。命运悲苦的萧红，凄凉遗世的陆小曼，昙花一现的石评梅，黯然收场的苏青。还有许多我们知晓的以及不知晓的名字，她们似乎都不快乐，把花样年华清苦蹉跎。连同张爱玲，亦是如此。如果说芳华是一场赌注，那么她们都是愿赌服输的女子，在璀璨的花事里寂寥而终，不问因果。

    有人说过，张爱玲是那种走在人群中，一眼就能辨认的女子。瘦高的身材，被旗袍裹紧的心事，有些孤傲，有些冷落，有些张扬，有些清凉。失去胡兰成，禁受时代的变迁、民众的责备，以及错过桑弧这段若有若无的感情。张爱玲只觉人生更加地萧索了，红尘于她，无有太多滋味。

    每一个夜晚，在寂寥孤灯下，陪伴她的，还是文字。而她信仰的，终究也只是文字。只有和文字在一起时，才可以安之若素。这些日子，张爱玲依旧和姑姑相守在一起，她们搬离了爱丁顿公寓，住到重华新村二楼十一号两室一厅的房子。这期间，母亲黄逸梵又从国外回来一次。这个曾经风华正茂的女子，经历几度沧桑，亦抵不过岁月的相摧。

    父亲张廷重的生活也今非昔比。他和孙用蕃两个人照样离不了阿芙蓉，靠着变卖房产，典当东西维持那份巨大的开销。房子越住越小，最后落到在几十平米的小屋里栖身。当年那座豪宅，被天翻地覆的历史湮没，只留下一堆尘土，供他们怀想了。

    母亲此次归来，和张爱玲还有姑姑住在一起，三个苍凉女子，偎依取暖。只是黄逸梵在上海仅留了两年，又出国了。她早已不习惯上海这个纷乱的环境，她的灵魂在国外找到了清净的归宿，这次离开便再也没有回来。临走前，黄逸梵跟张爱玲有过一番长谈，她建议张爱玲离开上海，去香港。她认为上海的繁芜，不适合张爱玲写作。

    母亲走了，万水千山，从此天涯各自安好。张子静在回忆录里写道：“一九三八年，我姊姊逃出了我父亲的家。一九四八年，我母亲离开了中国。她们都没有再回头。”是命运不让她们回头，是时代不让她们回头。她们只能在新的坏境下，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演绎新的故事。无论是否情愿，是否幸福。

    历史翻过那沉重的一页，一切都是新的。百废待兴的上海，涌动了许多热情的人物。夏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著名文学、电影、戏剧作家。他当时很关注上海文艺界的现状，柯灵就在此时跟他推荐了张爱玲的小说，夏衍很是欣赏。后来他找来了唐纪常与龚之方，让他们合作办一个格调健康的小报。

    唐纪常与龚之方得到夏衍的支持，办了一份《亦报》。他们向张爱玲约稿，得到张爱玲的允许，但是张爱玲有一个要求，就是用笔名发表文章。想来过尽千帆的张爱玲不想再惹是非，胡兰成的事对她造成了太大的伤害，她需要过安稳的日子。笔名是用来抵挡红尘的风雨，一种自我的保护。

    张爱玲的笔名叫梁京。她学起章回小说家张恨水的形式，边写边刊登。而她这次写的小说是她沉寂以后，一部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品。至今在张爱玲的读者里，许多人独爱。讲述的是一个上海故事，和张爱玲所处的时代同步。十八春，即故事是从一九四九年倒溯十八年开始写起的。

    仅这部小说的名字，就引起读者的好奇。连载几天，就已经开始有读者热情关注了。龚之方很是看好这部，几天后就登出预告，道明是名家之作。或许有些深谙张爱玲的读者，已经猜测出梁京就是她。但这些似乎不重要，他们只沉迷在小说的故事情节里，翻读报纸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期待。

    讲述的，是平民之女顾曼桢与世家子弟沈世钧的刻骨之恋，原本郎才女貌，一对玉人。可命运捉弄，沈世钧因父亲患急病而匆匆赶往南京，而曼桢却被一贯疼惜她的姐姐曼璐加害，陷进设下的可怕的局里，从此开始她漫长苦难的人生。曼璐为锁住丈夫祝鸿才的心，不想他出去寻花问柳，不惜软禁自己如花似玉的妹妹。祝鸿才糟蹋了曼桢的清白，直到她生下孩子为止，这时候，已经物是人非了。

    沈世钧面对曼桢突如其来的失踪，万分着急。他从曼璐那里询问曼桢的下落，曼璐欺骗他曼桢已经嫁人，再不会回来。沈世钧在心灰意冷之下娶了一个世家女子，而曼桢自知已是残花败柳，在曼璐死后，忍痛嫁给了祝鸿才。这样百转千回的故事，令人义愤填膺的悲剧，让读者每天追随报纸，恨不能与他们共悲喜。

    十八年后，顾曼桢和沈世钧偶遇，两人抱头痛哭。沈世钧希望还可以重新开始，奈何命运早已将他们划分为两个世界的人。十八年，沧海几度桑田。曼桢含泪说：“世钧，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回不去了。”仅这一句话，令许多读者痛哭流涕，叹息不已。沈世钧回首往事，那种无以复加的遗憾，令他感慨万千。

    这部，后来张爱玲改名为。一次错过，误了半生情缘。倘若不是十八年后的不期而遇，沈世钧大概一生都无法释怀。而顾曼桢得见从前的恋人，可以诉说前因，道尽衷肠，对她来说，亦是解脱。尽管这个结局让许多读者痛心。只是前尘如梦，走过的岁月，谁又能回头。张爱玲没有让他们像谜一样活到老去，已是慈悲了。

    一经发表，再次轰动上海滩。小说的描写太过真实，让大众投入其间。他们甚至做出了许多非同寻常的反应，喜怒不定。当时许多文化名流，也追捧这篇小说。桑弧写了一篇赞词隆重推荐给读者，说：“梁京不但具有卓越的写作才华，他的写作态度一丝不苟，也是不可多得的。在风格上，他的小说和散文都有他独特的面目……我读梁京新作所写的，仿佛觉得他是在变了。我觉得他仍保持原有的明艳的色调。同时，在思想感情上，他也显出比从前沉着而安稳，这是他的可喜进步。”

    当时的《亦报》每天都可以收到大量读者的来信，那种盛况甚至超越了张爱玲几年前的成就。唐纪常看到的如此硕果，便想着要乘胜追击，急着找张爱玲要下一部连载稿。可张爱玲没有答应，她心里明白，强极则辱。想要在短时间内再写一本超越的小说，已是不能。

    半年后，张爱玲又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在《亦报》上连载。但是随着时势改变，张爱玲的主题和风格亦要随之更改，这对她来说有些为难，所以最后匆匆收笔。她回首自己这几年的沧桑变故，亦觉得心酸难耐。胡兰成已经从她的心里剜去，他所带来的耻辱与悲哀，也成了过往。这么多年的压抑，终于得到释放。可为什么，她无法让自己真正安静，真正开心。

    她需要再次转身，华丽又寂寥地转身，这一次，无关他人。她不想再为任何人萎落尘泥，亦不想再为任何人无端绽放。或者说，张爱玲从来不曾为别人低眉。她当初愿为胡兰成卑微，是因为她想要真实地爱一场，用爱来燃烧自己，来成全她的华年。所以，自始至终，张爱玲都是无悔。纵然她为这个男人忍受天大的委屈，她都认了。

    在读者眼里，张爱玲的文字是一坛烈酒，品过的人都愿意为之痛饮，醉到七零八落，才肯罢休；是一袭华丽妖娆的旗袍，看过的人都愿意做她裙裾下的草木。所以张爱玲每一时期的作品，都会达到一个极致，都会风靡上海滩。她无法做到无声无息，因为读者喜欢的是那个风华绝代的张爱玲，喜欢她不可一世的傲气与浓墨重彩的表达。倘若张爱玲脱下了旗袍，换了一壶清茶，那么她就不再是读者所喜爱的那个张爱玲了。

    她迷惘了，也疲倦了。她觉得自己已经不适合当下这个舞台，尽管她已经成功地拉开了帷幕，可是她演不下去了，她需要提早散场。只是褪去了这袭遮身的旗袍，离开这座熟悉的舞台，洗尽铅华的她，又该去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