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法院的走廊里站满了警察。在下面的单人牢房，代理人哈罗德·沃尔佩和辩护律师乔·斯洛沃看到从福特监狱走到这里的曼德拉。他面带笑容，充满信心，并和以前一样完全能控制自己。一位记者写道，“这位维沃尔德的头号通缉犯戏剧般缓慢出现了，他拾级而上走向法庭，就象一位准备复仇的平静的巨人。”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法庭会说：“你们应该向政府提出正式抗议。”我确信，这个法庭既不会这样说，也不会这样做。

    在结束申诉时，曼德拉表示相信法官不会轻视他的意见，把它看得无足轻重。他的讲话坦率、诚恳，因为他所谈及的不公正，包含着带来极其危险形势的种子。

    曼德拉在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一座殖民时期留下来的设有炮塔的红砖监狱里开始服刑。他穿着褴褛的短衣短裤狱服，脚穿拖鞋。一间水泥地小牢房里有草垫、马桶、瓷碟和杯子。曼德拉天不亮就被闹钟叫醒，在领班阿非里卡语的喊叫声中，他仍每天严格坚持锻炼。基本食品是玉米粥，午饭在上午10点45分，晚饭在下午3点。他每天靠缝邮包打发日子。

    他告诉地方法官：“我希望能够申明，这个案子是对非洲人民意愿的审判，有鉴于此，我想自己辩护是恰当的。”

    他引用了“自由宪章”的话，它是南非“有史以来所发表的最民主的政治原则纲领”，这些原则不仅被非洲人而且被印度人、有色人和白人的组织所采纳，他们都支持一人一票的要求。

    他毫无悔罪之意，却似乎对他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他旗帜鲜明地宣布不管判什么刑，他都将继续他的活动。“我们在不正常和难堪的环境下生活，”法官补充说，“如果不能维持‘法律与秩序’，无政府主义就会盛行：法庭不关心政治，只关心维护法律与秩序。”

    他在进一步陈述他的观点时指出，南非白人认为合理而公正的政策，已经引起人类良心和整个文明世界中诚实正直的人们的义愤。

    “对那两项指控，对所有的指控，我申明无罪。”

    “我极其强烈地仇恨种族歧视，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从正在进行的对法律挑战中自始至终听得出他带着强烈的感情。他接着说：“我毕生与它斗争，现在与它斗争，并将继续与它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你还有话要说吗？”法官问。

    原告提出曼德拉的要求没有法律依据，法官表示赞同，驳回了要求。他问曼德拉：“你现在是否对你的指控进行申诉？”

    出庭作证的有警察、城镇地方官员、记者和印刷商，他们多数只提供技术证据，证明曼德拉给1961年5月全国罢工进行了准备工作。

    证人中还有南非总理维沃尔德博士的私人秘书。曼德拉的质问集中在他在1961年4月24日寄给总理的信。这位秘书记得这封信，并承认总理没有复信。他不情愿地勉强承认，这封信提出了对非洲人民至关重要的自由与公民权问题。

    案件中，南非法庭曾维护过非洲人民争取民主变革的权利，司法官员甚至还公开批判过种族歧视政策。

    对方解释道：“由于整个信的调子。”

    全国大会将挽救国家经济的混乱与衰败、内乱和苦难。他在1961年6月26日写给维沃尔德的另一封信中提到这一点。总理的秘书再次承认没有答复此信。

    在“待在家中”罢工期间曾到处宣传罢工完全失败的警察又作证罢工取得了胜利。原告拿出报纸证明曼德拉2月在亚的斯亚贝巴，同时证明他并没有持有效旅行证件去。

    另一方面，我们把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和对自由幸福的追求视为全人类的最高理想。从以往痛苦的经验中，我们学会了把白人看成是一种粗暴和残忍的人，他们对我们权利的轻视，对我们利益的冷漠态度，使得他们做出的保证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虚伪之极。

    曼德拉申明：“阁下，我认为我是无罪的。”

    “这就是你要说的所有的话吗？”

    10月25日曼德拉被判犯有两项罪行。

    也许法庭会说，他们至少应该在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内行事。然而，是政府，是它对法律的实施，使法律受到如此蔑视，而且声名狼籍。曼德拉从他未经审判而定罪和一再被宣布为非法人的经历说明了这一点。“有谁怀疑这样一个被政府宣布为非法的人，应准备去过一种被放逐的生活呢？就象法庭证词所说的我所度过的那几个月一样。对此难道还会有什么怀疑吗？”

    他对种族歧视表达了强烈的憎恨：憎恨向儿童们灌输种族偏见的制度，憎恨种族傲慢意识，它认为应当把享受美好生活的权利留给少数白人，而把人口中的绝大多数降到卑微的附庸地位，并保持他们没有选举权，使他们成为占统治地位少数人任意驱使的奴隶。

    11月7日，曼德拉被判处5年监禁和苦役：因“煽动”罢工判3年，未持旅行证件离开南非判2年。

    话题转到他的律师生涯上，他讲到因为他是一名黑人而加给他的困难以及司法制度中肤色壁垒的影响：

    诉讼以原告要求法庭判处他犯有两项罪名而告终。根据第一条罪状，“被煽动”参加抗议者分为三类：“重要机构的雇员，他们不允许罢工，非洲人矿工，他们没有正当理由放弃或擅自离开就职岗位即为不合法；除农业劳动者外的一般服务人员，擅自离开他们主人的处所为非法。”

    但是这些例外并不影响这个国家建立起来的荒唐的司法制度的存在。这些现象不是由于这个制度而产生。这些例外却提供了另一个证据，甚至在这个国家的白人中间也有正直人，他们有公正与正义感，反对他们的白人兄弟们对我们人民的残忍犯罪……不管怎样，一个指挥官如果把胜利寄希望于敌人营垒中同情他事业的几个士兵，那他将毫无用途。一个称职的将军把他取胜的信心寄托在自己指挥下打击力量的优势和事业的正义之上，他必须为这个事业毫不妥协地奋斗到底。

    非国大55年来一直在寻求和平地解决国家的不幸和问题的方法，但得到的结果仅仅是冷遇，并发现他们的抗议不被理睬。

    曼德拉接着清楚地讲述了政府在粉碎非暴力罢工中的所作所为，他替所有的政治犯说话，替未经审判继续遭关押、在审讯者任意摆布下孤独地被囚禁着的人们说话。

    被捕之后，出现了大量的文章，其中很多使我感到骄傲和亲切，但不少是错误的、不妥当的。他们认为运动的进展，人民意志的表达以及他们取得的胜利，他们在这里和国外所赢得的承认，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的工作。我必须公开宣布，我只是人民的一员，一切胜利和成就都应归功于人民。

    他谈到历届政府使用暴力的情况，谈到1921年在布尔霍克的大屠杀和1924年在西南非洲邦德尔斯瓦特的大屠杀。他说，“政府的暴力只起到一个作用，那就是引起暴力反抗。我们一再发出警告，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争论将在暴力冲突和武力对抗中告终。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迹象。”

    曼德拉接下去说：“信的调子是要求召开全国大会”，“所有南非人的大会，难道这类事情你的总理都不能给予答复吗？”没有任何明确的回答。曼德拉继续说：“我要告诉你，对这样一封信不做答复，你的总理就不够资格担任这个职务。”

    在回答第二条指控时，他简短地谈了他的非洲之行。

    他的妻子不久就被宣布为非法的人，并受到迫害，温妮听他往下讲：

    警察监视、骚扰和逮捕已成为家常便饭。由于反对关押曼德拉的抗议越来越强烈，司法部长禁止在审讯曼德拉期间在任何地方举行任何支持他的集会。10月22日，拥挤的人群聚集在比勒陀利亚古老的犹太教堂外面等候曼德拉的到来。在教堂里面，法庭上挤满了警察和旁听者，其中有身着滕布人民族服装的温妮·曼德拉。就在19个月以前，曼德拉曾与其他被指控犯有叛国罪的人一起站在这里，听法官宣判他们所有的人无罪。现在，当身穿着人民赠送的豺皮袍的曼德拉进入法庭时，旁听者和记者们都站了起来。他举拳高呼“权力！”人们以“属于人民！”的呼声响应。

    “尊敬的阁下，”他回答说，“如果我还有话要说的话，我会说的。”

    他们所采取的措施清楚地反映了他们增长着的不安。这不安是由于认识到他们的政府没有得到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而我们却得到了这种支持。很明显，政府企图用恐怖的统治来反对我们强大的运动。

    也是一个白人卫兵呢？谁能诚实而严肃地说，在这种气氛下正义的天平会不偏不倚呢？我对这个法庭四处潜伏着的白人占据控制地位的气氛感到压抑。这种气氛使我不由得想起在法庭之外，因同样的白人统治正使我的人民遭受着不人道的屈辱。

    8月8日，起诉仅持续了几分钟。曼德拉回答了他的姓名，面无表情地听取了对他的指控：煽动非洲工人罢工、未持有效旅行证件出国。不管提出什么可能的疑点，政府显然并没有掌握他与“民族之矛”关系的证据。曼德拉手戴镣铐，被带回牢房。他的夫人从公众席看着把他带走。城镇的墙壁上写着要求释放曼德拉的口号。国外开始呼吁释放他。伦敦《观察家》报刊登了这位“抵抗战士”的简历。曼德拉被转移到比勒陀利亚监狱，他收到泛非主义者大会领导人罗伯特·索布克韦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索布克韦因为组织反通行证法示威在1960年被判处3年徒刑。

    在人们期待着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公审时，一个越狱计划出台了，按计划他可以逃离南非。后来由于宣布审判改到比勒陀利亚计划被破坏了。他开始着手制定对付审判的策略。曼德拉决定向法庭挑战，他告诉沃尔佩和斯洛沃他将自己辩护。

    曼德拉从被告席上发表政治声明。前面他已经“控诉了白人统治”，现在准备讲他在号召罢工中的作用：

    不说话，不对非正义进行反对，不对压迫表示抗议，不为他们所认为的美好社会和美好生活而奋斗。这个国家的人们也不会这样做。”

    他说，“我毫不怀疑子孙后代将宣告我无罪。应当被带到这个法庭上的罪人，是维沃尔德政府的成员们。”

    在离开法庭时，他三次高呼“权力！”并得到三次“属于人民！”震耳欲聋呼声的响应。他被警车带走。拥挤的人群无视不许示威的禁令，沿着马路行进，载歌载舞，高唱“曼德拉继续斗争。”

    温妮·曼德拉面带笑容，与法庭内其他旁听者一道高唱“上帝赐福非洲！”接着，她向《新时代》(左翼报纸，不久后被查禁)发表谈话，“我将继续进行这一斗争，就象我过去竭尽全力所做的那样。”她说，泽妮和津姬年龄太小，还不懂事：“所有成年人都知道她们的爸爸是被警察带走的……未来的岁月对于我肯定极其严酷，然而这种生活已经成为我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1958年我与纳尔逊结婚，那时他就被指控犯有叛国罪，我知道他甚至有可能被判处死刑。人民给予铁窗之内人的最高荣誉，是保持自由之火燃烧，是继续斗争。我丈夫说得对，在监狱中受煎熬与在监狱外相比算不了什么。我们的人民在监狱内外正在受难。但是只受苦还不够，我们必须斗争。”

    为了让法庭了解，他讲述了从童年时期起他个人政治发展的背景。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听部落老人们讲他们的先辈为保卫祖国而奋战的故事，当时的土地归整个部落所有，没有阶级，所有部落的成员都参与管理。这对他和他的同事的斗争都是一个鼓舞，即使现在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