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简单谈到1912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立，以及在长期斗争中所奉行的非暴力政策。
我们的斗争是反对真正的、而非假想的苦难，或者象政府原告所说的“所谓的苦难”。我们的斗争主要是反对标志着南非非洲人生活的两种明显特征——贫困和没有人之尊严。这两个特征由法律得到确认，是我们努力消除的东西。我们并不需要共产党人或者所谓的“煽动者”教给我们这些。
我们，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一直劝说他们避免暴力而采取和平手段。当我们的一些人在1961年5月和6月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不能否认，通过非暴力手段实现非种族主义国家的政策一无所获。我们的追随者开始对这个政策失去信心，正在产生采取恐怖主义行动的想法。
沃尔特·西苏鲁不断地被骚扰。1962年他被捕6次，后来又被判6年监禁，理由是推进达到非洲人国民大会目标的活动和鼓动1961年的“待在家里”罢工。他被交保释放，等待上诉。1963年4月20日，他转入地下。两个月后，他的妻子阿伯蒂娜按90天拘留法被捕。
<hr />
曾说过，“谁能否认，30年来我一直在徒劳地、耐心地、温和地、有节制地叩打一个关闭的、紧锁的门？温和态度的结果是什么呢？过去30年来人们看到的，是大量的用来限制我们的权利和发展的法律，致使我们今天处于几乎无权的地步。”
他最后说：“证据清楚地表明，没有警察的行动，南非今天就会卷入了一场血腥的、野蛮的内战。公众应该给予警察很大的感谢。”
6个被捕的白人中，有两个从拘留所逃跑，另一个在压力之下同意出庭作证，后来逃离南非。第4个因证据不足，很快被释放。剩下的两个人中，一个是莱昂内尔·伯恩斯坦，他是一个设计师，是叛国罪审判的被告之一。另一个是丹尼斯·戈德伯格，工程师，来自开普敦。
曼德拉和另外6个人对有些指控给予承认，卡塔拉答，伯恩斯坦和姆拉巴则否认了所有指控。这就面临着两个问题，对否认所有指控的怎样判决？对承认有些指控的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会不会判死刑？
布拉姆·费舍尔告诉曼德拉等人，他们必须成功地证明对游击战问题从来没有作出决定，确定的政策一直是在破坏行动中不得伤害性命。他补充说，“我必须坦率地说，即使我们成功了，法官也可能强加给死刑。”乔夫知道费舍尔多么不愿意谈论这个可能性。莫莉·费舍尔曾经告诉乔夫，她夜里怎样一次又一次听到她丈夫在睡梦中呼喊，“我们必须救他们！”乔夫也梦见过他们走上断头台，醒后惊出一身冷汗。
这就是公诉人对整个案件所提出的线索。虽然政府证人作证民族之矛的领导人曾指示其成员不要威胁人员的生命，尤塔仍然在谈论杀人和企图杀人。这引起辩护团的愤怒。起诉中没提出任何有证据的断言。法官承认除民族之矛外，其他组织也从事破坏活动，并承认在所提出的193起事件中，无一件造成人员死亡，而且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可被证明是民族之矛的责任。
这种家庭生活破裂和赤贫导致社会生活的严重破坏和黑人城镇所独有的种种暴力事件。监禁和死刑也没有能医治这种脓疮。
实际上，政府诉讼的中心问题是破坏活动。除事件的数字之外，对此不仅不可能辩驳，而且被告也不打算否认。
“那么就这样定了。”费舍尔说，并递给曼德拉一个条子。比佐斯传给其他被告同样的条子。上面写着：“如果曼德拉想按自己的方式发表一个响亮而明确的政治声明，唯一的办法是从被告席上。他写的答复是，他想接受法庭盘问。他感到很难忍受尤塔嘲讽非洲人民“所谓的”苦难，以及把非洲人国民大会污蔑为受到共产党的控制。但是其他人同意辩护团的意见：曼德拉应当从被告席上强有力地陈述他们的立场，然后其他被告将对付法庭辩论。经过多次条子争论，曼德拉勉强同意。
清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之矛的不同。姆贝基、卡塔拉答和伯恩斯坦讲他们长期忠于共产党。所有的被告都坚决否认制定过游击战计划。
对付那些被怀疑参加非法组织者的紧急措施增加了：对宣扬“以暴力或强力”手段变革社会的人、对参加训练或得到情报用于实现共产主义或者某一非法组织的目的者，判处5年监禁直至死刑。(几个月前沃斯特列出的所谓共产主义者名单中共有208个“非白人”和129个白人。)
曼德拉接着叙述了1952年的“蔑视运动”，所通过的更加苛刻的法律没能阻止抗议，在叛国罪审判中他们的所有罪名都被一一推翻了，“其中包括非洲人国民大会企图建立一个共产党国家的罪名。”
辩护团在曼德拉和其他人是否应该作证问题上发生分歧。乔夫特别反对他们在法庭上受盘问——他一向敬仰和崇拜这些人，不能让尤塔那样的人讥讽他们。但是乔治·比佐斯坚持，除非他们能提供证词并使法官相信，他们从未决定进行游击战，否则将是死刑。另外，他感觉，法官在听到他们在证人席上的发言后，就更难把他们送上绞刑架。费舍尔不否定任何一方的意见，他要问被告的态度。
1963年10月9日，比勒陀利亚正义宫法庭周围布满了武装警察，法庭内他们也无处不在。保安警察和新闻记者们超过了到法庭旁听的白人。但是“非白人”公众席挤满了被告的家属和支持者。法庭的另一边坐着外交官和其他贵宾。
“这一点要否认吗？”法官问。
曼德拉接着谈到来自国外的资金援助，这些钱用来补足他们在国内的筹款。在叛国罪审判时，这类援助来自西方国家的同情者和组织，当时他们并没有感到有必要寻求其他资金来源。但是在民族之矛成立后，考虑到资金的缺乏会影响到他们的活动规模，于是他提出从非洲国家募集资金。在与非洲国家的政治运动领导人交谈时，他发现他们当中几乎每个人都接受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的援助。一些著名的非共产党、甚至反共的非洲国家，也接受同样的援助。回南非后，他向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建议，他们不应仅限于到非洲和西方国家寻求帮助，也应设法从社会主义国家筹集资金。
曼德拉慢慢站起来，整了整他的眼镜，然后平静地、不慌不忙地开始宣读：
造成非洲人没有人之尊严的直接原因是白人至上的政策。白人至上就意味着黑人低下。种种为保护白人特权的立法使这种观念更为牢固。在南非，卑下的工作总由非洲人干。每当要搬什么，要打扫什么，白人就要找一个非洲人来干，不管这个非洲人是否受雇于他。因为这种态度，白人往往把非洲人看作异类。他们没有把非洲人看成是有自己的家庭的人，不认为他们也有感情——他们也象白人一样相爱，他们也想和白人一样和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在一起，他们也努力挣足够的钱使他们的家庭能愉快地生活，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哪一个“家庭仆人”、“庭园仆人”或劳工没有这样的希望？
英国王室法律顾问布拉姆·费舍尔主持辩护：承认政府证词中一些部分，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有些部分要否认。他说，最重要的是，在承认民族之矛策划了破坏活动的同时，辩护人将否认制定过一个开展游击战的计划。
尤塔博士准备代表政府作最后发言。他把几大厚本交给法官，然后开始从第一本讲起。他再一次宣称游击战争不仅获得了同意，而且确定了开始日期。法官打断他，要求他承认，他没有提供证据来推翻辩护人所坚持的没有进行游击战的决定。尤塔放弃了，“如果阁下愿意这样认为的话”。尤塔的发言持续四天，既不试图作分析，也不对证据进行评价。
他坐下。旁听席传出深深的叹息声。接着又是一片沉寂。然后法官对布拉姆·费舍尔说：“你可以叫你的下一个证人。”
《泰晤士报》预言：“历史将作出判决，最终的罪人将是当权的政府——而这也是世界舆论的判决。”
在1963年炎热的夏季之后，政府的诉讼逐步展开，尤塔提到在利沃尼亚查获的几百份文件，包括标有警察局、班图政府办公处、发电站、铁路线和非洲人警察住址记号的地图。尤塔经常引用的一个文件叫做“马伊布耶行动”计划。它概述了游击战和外国干预问题。布拉姆·费舍尔把它描绘成“一个完全不现实的、出自一些幼稚和冒险的想象的计划。”它在曼德拉被捕后出现，因此曼德拉对此一无所知。但有关曼德拉访问旅程中日记却在利沃尼亚被查获。他以为已经被毁掉，实际却没有。这是典型的忽视安全。
曼德拉讲到这儿停下来。法庭非常安静。他抬起头看着法官，当他重新说话时，声音低沉：
确实，象我已经说明的，我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影响。很多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也是如此。象甘地、尼赫鲁、恩克鲁玛和纳赛尔这些不同的人物都承认这个事实。我们都以为有必要实行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以让我们的人民赶超世界先进国家，摆脱历史所遗留下来极端贫困的状况。但是，这并不说明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监狱里，所有的人都按种族关在各自隔离区内，但每晚都有一个相互交流的机会：狱卒的喊叫在傍晚停下来之后，歌声开始在牢房中回荡，非洲人高唱起传统的民歌和自由之歌。在熄灯前歌声逐渐消失。在寂静中，有人高喊一声“权力”——曼德拉的声音？可能吗？一个白人被拘留者惊讶地想。四周立即响起了应答：“属于人民！”
7月12日，保安警察进行了一次最惊人的突然袭击：西苏鲁和另外8个人在约翰内斯堡郊外利沃尼亚一所房子里被捕。曼德拉在从事地下活动期间曾住过这所房子。据说，警察曾威逼和收买一个按90天拘留法被关押的人，是他提供的情报。但是可以肯定，利沃尼亚这个政治集体中的某些人对他们的安全过于自信，在隐蔽时，他们在一个不现实的“地下”世界中活动。尽管总把政府称为“法西斯”，但他们没有以应有的警惕对待它，这个失误将继续削弱解放运动。一大批可以作为罪证的文件被警察发现。后来又有3人被逮捕。
在黑人城镇，人们冒着极大危险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大力支持利沃尼亚案的人们。同时，在国外出现了抗议示威浪潮和祈祷仪式。在宣判前，气氛极其紧张。联合国也发出呼吁，要求无条件释放利沃尼亚案涉及的人以及南非所有的政治犯。这个决议有106票赞成，只有南非一票反对。报纸社论反映了人们的情绪。保守的《星期日电讯》评论道：“南非悲剧的实质是，象曼德拉这样的人发现他们处于法律的对立面。”《纽约时报》的评论是：“对全世界大多数人而言，这些人是英雄和自由战士。他们是南非的乔治·华盛顿和本·富兰克林。”
在第一批破坏行动以后，白人没有作出变革的反应。他们退回到之中，这是南非白人的特点。
他虚构说曼德拉是共产党员。乔夫这样描述曼德拉的对策：
这些人的举止很坚毅，但在几个月的单独禁闭之后，他们看上去很憔悴。布拉姆·费舍尔对他们所受的待遇提出抗议，并且要求法庭休庭并改善被告的监禁条件。他的争辩获得成功。
把自由宪章看作实现纲领的起点，而不是它的最终目的。
西苏鲁说他们当然不害怕尤塔的盘问，姆贝基认为他们的论辩是强有力的。曼德拉对乔夫说，“我想，乔尔，作为一个律师我能理解你的观点。你关心的是拯救我们的生命，对此我们也很关心，但这是第二位的考虑。我们首先关心的是奉行我们的政治信仰。我们在为自由和尊严进行斗争，象以前我们曾说过的，重要的是怎样做在政治上正确。终究，我们必须讲明真理。”他征求其他人的意见，他们也一致赞同。
一个非洲人男子不曾因为通行证而与警察有过接触。每年有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因为“通行证法”而被关进监狱。更糟糕的是“通行证法”使丈夫和妻子不能生活在一起，而导致家庭生活的破裂。
他提醒法庭记住，暴力已成为南非政治舞台上的特征：“在城镇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些小组，他们自发地制定计划进行暴力形式的政治斗争。如果不加以适当的引导，会面临这样一种危险，这些小组可能对非洲人采取恐怖行动，也会对白人这样做。”特别引起不安的是农村地区出现的那种暴力，“这种暴力越来越成为他们内部的冲突并不是和政府的斗争。虽然和政府的斗争是引起暴力的原因。这种内部冲突，除了造成伤亡和仇恨之外，别无所获。”
对姆托罗的证词中一些部分进行反驳以后，他谈到政府的另一个论断，即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共产党有共同的宗旨和目标。
他引用了约翰内斯堡这个最繁荣地区，一般非洲人家庭中46% 的家庭入不敷出。伴随着贫困的是营养不佳和疾病盛行。南非是世界上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非洲人抱怨的不仅是贫困。白人制定法律却是为了保持这种状况。“因摆脱贫困有两条路。第一通过正规教育；第二工人在工作中提高技术以提高工资。就非洲人而言，这两条道路都通过立法被有意识地剥夺了。”
他说到几十名非洲人由于种族冲突而丧生。这个国家还能承受多少次沙佩维尔惨案不使暴力和恐怖主义提上议事日程呢？
每当辩护人推翻一个证人的证词，警察就向被告的家属报复。西苏鲁的儿子，虽然不到16岁，也按通行证法被抓了起来。埃利亚斯·莫索莱迪的妻子卡罗琳，按90天拘留法被抓，丢下7个孩子，而辩护律师却无力帮助她。法官认为这个事件与此案无关；她被关了113天。
根据南非官员的说法，对政治犯来说，终身监禁将是不折不扣的。
曼德拉说，既然民族之矛在接受审判，既然他是它的领导人，他不愿通过法律的细微差别而解脱自己。如果宣判他无罪，而他的同志们和追随者被判有罪，他将深感不安。他在道义上不感到有罪，因除了诉诸暴力外没有别的选择。他唯一感到后悔的是他们的计划遭受夭折。
1964年6月的一个星期一和星期二，曼德拉在狱中完成伦敦大学法律考试的论文(他后来通过了)。在星期四，6月11日，法庭再次开庭。温妮·曼德拉和她的婆婆及泽妮、津姬一起到庭。曼德拉的两个女儿，一个5岁，一个4岁。因不准孩子们进入法庭，只得和朋友们一起留在外面。
他接着阐述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民族之矛的关系，纠正了官方的证词并描绘了政府所施行的暴力。政府的暴力最终导致1961年决定以暴力回答暴力。“但是我们采取的暴力行动并非恐怖主义。我们这些组成民族之矛的人都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我们都有非洲人国民大会非暴力的传统，把谈判视为解决政治争端的手段。”
12月3日上午重新审判。曼德拉带领他的同志们进入被告席，然后又是法庭起立，法官入座。宣读经过修改的起诉书：训练招募人员从事破坏活动和进行游击战，以暴力革命为目的；在外国军队进攻共和国时阴谋进行援助，以便推动共产主义；为实现这些目的，从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尼日利亚、突尼斯和其他地方寻求并接受款项。
温妮·曼德拉没能出席。从1962年1月28日起两年她受禁令的限制，使她不能离开约翰内斯堡。她提出出席审判的要求被拒绝了。
当局对此不满意，又找来公然撒谎的证人。在173个证人中，尤塔对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这样介绍的：这个人作证时不准旁听，因为他面临“生命的危险”。尤塔补充说，他不反对新闻界在场，只要他们不辨认这个人，只称他为“X先生”。
曼德拉被转移到罗本岛最高治安监狱，关押在单人牢房内。这是与开普敦隔海相望的一个监禁地。
利沃尼亚案被拘留者的家属请了律师，盼望到时候能对他们进行公开审判。布拉姆·费舍尔(英国王室法律顾问)和沃农·伯朗基率领这个律师团，他们曾在叛国罪审判的辩护中起了重要作用。另外还有两名年轻律师——阿瑟·查斯卡尔森和乔治·比佐斯，他们后来为很多政治审判进行辩护。乔尔·乔夫担任被告代理人。
一向彬彬有礼的费舍尔对法官表示赞赏。他告诉尤塔：“我们和我们的委托人都知道刑法的条款。”然后继续说，“我请纳尔逊·曼德拉发言。”
乔夫开始不断往监狱里送标明给曼德拉的一本本文件和书籍。这些书包括经济学论文集和托尔斯泰的，曼德拉很想看这本书。监狱当局把这本小说退给乔夫，并说明上司不许把共产主义的书籍送进监狱，有关战争的共产主义书籍，绝不能送。
曼德拉突然从罗本岛转回到比勒陀利亚监狱。没法得知外界的任何消息，他只能猜测将会发生的事情。
从一开始，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们就对他们的辩护人明确表示，他们对这个审判的法律方面不感兴趣，而要将它作为一场政治斗争。他们决心骄傲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在敌人面前表现轻蔑。他们准备承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参加了使政府倒台为目的的政治运动；他们不同程度地了解或参与了军事和半军事性行动。如破坏活动的准备工作。他们都欢迎有这样的机会，利用法庭作讲坛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澄清他们对南非的主要政治问题所持的立场。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会泄露有关他们组织的情况，也不会透露有可能危及他人的情况。
在磋商的过程中。乔夫发现曼德拉自然成为他们当中的领导者，然而他从不下命令。他总是平静地商讨、争论，最后听取他同事们的意见。他的气度甚至感染了监狱工作人员，他们对待他虽说不上尊敬，但好象认识到他是一个“大人物”。这并没有减少他们对他主张的仇恨，但包含着对这个的一种畏惧。有一次，当他向一个白人看守提出抱怨时，得到的反驳是：“你们当政时，对我们也会这样。”
曼德拉谈到自己的立场问题。“我首先认为自己是一个非洲爱国主义者”。接着他介绍了他在特兰斯凯的滕布兰地区代理大酋长监护下的成长过程。现在他被无产阶级的理想所吸引，这部分是因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部分也来自他对早期非洲人社会结构和组织的赞赏。那时南非的土地属于部落所有，也不存在剥削。
因此，在1961年6月初，他和其他同事开始筹划成立民族之矛。
白人报纸发表文章说从事破坏活动会被处以死刑。如果这样，怎么能使非洲人避免恐怖主义的行动呢？
里装着催泪弹守卫在门口。尽管有保安警察的恐吓，旁听席仍挤满了人。旁听者的姓名和住址被记录下来，他们在离开法庭时还被拍照。
至于我本身，我认为，对共产党在当前特定阶段的政治斗争中是否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还可以讨论。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消除种族歧视，按照自由宪章获取民主权利。只要那个党推进这项工作，我就欢迎它的帮助。我认为这是各种族的人参予我们的斗争的一种方式。
只有莱昂内尔·伯恩斯坦被宣判无罪，但当即又遭斯旺波尔逮捕。罪名是过去某时曾违反对他的禁令。
法庭外面的大街上，温妮带着女儿泽妮和津姬等着最后看她丈夫一眼。但是人群太拥挤。当曼德拉等人的囚车走过时，口号声响成一片——“权力！属于人民！”美国广播公司“全景图”电视节目记者鲁宾·戴找到温妮进行了采访，她发表了强有力和勇敢的声明。然后，她钻进自己的汽车，一面向人们致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敬礼，一面开车离去。当她回到奥兰多家里时，让孩子们睡下以后，她再也忍耐不住而痛哭起来。
他还举例说明共产党人参加了殖民地国家争取独立的斗争。如在马来西亚、阿尔及利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都未成为共产党国家。他还说过去共产党人能够而且确实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其中有摩西·科塔尼和J·B·马克斯。他回忆说，年轻时，他在青年联盟成员中曾经主张把共产党人开除出非洲人国民大会。但这个提议遭到失败。反对者包括保守主义者。其理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从开始就应将自己建成一个涵盖各种政治主张的非洲人民的议会，而不是仅包括一个派别的政党。他最后接受了这种观点。
他申明，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之矛有区别，前者永远保持群众政治组织的性质。至于民族之矛，它的创建者感到，这个国家正在陷入黑人和白人相互斗争的内战，在制定计划时必须考虑这种前景。“我们需要一个灵活的、能根据形势的需要而随相应变的计划。首先是，这个计划必须承认内战是最后一着，把对这个问题的决定放到将来。我们不想被投入内战，如果内战变得不可避免，我们打算做好准备。”在四种可能的暴力斗争形式中，选择了破坏，并在作出其他决定之前要尽量采取这种方式。
但是在他们作出反应之前，斯旺波尔中尉——一个最臭名昭著的警察，已经在敲击着他们的后背宣布：“我以破坏罪名逮捕你们！”他们又被粗暴地送到牢房。
丹尼斯·戈德伯格，作为被告中唯一的白人，被送回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曼德拉、西苏鲁、姆贝基、姆拉巴、莫索莱迪、姆兰盖尼和卡特拉答被飞机送往罗本岛。他们拒绝对判决提出上诉。
法官下令拆掉那个麦克风。尤塔开始发言。他宣称民族之矛的活动是企图造成“混乱、暴力起义和叛乱，随后在恰当的时候使外国军事力量侵入这个国家。”他还补充说：“在混乱、骚动和无秩序的状态中，企图建立一个过渡性的革命政府以接管行政部门并控制这个国家”。
他谈到人民的情绪，他们很长一段时间里已经谈论暴力反抗，谈论有一天他们会与白人战斗夺回自己的祖国。
经验告诉我们，起义会给政府提供机会对我们的人民进行无限制的随意杀戮。可是，正好由于南非的土地已经渗透了无辜的非洲人的鲜血，因此，我们感到有责任为使用武力进行长期斗争做好准备，可以在武力面前保护我们自己。假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希望战争对我们人民最有利的条件进行。而我们的前景最有利的是游击战争。它对双方人员伤亡的危险最少。因此，我们决定，在我们为未来所做的准备时，要为也许发生的游击战争做好准备。
曼德拉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