詈讽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民国文林 本章:詈讽

    胡适有名,所以胡适挨骂;胡适倡导新文化,所以胡适挨骂;胡适宽和,所以胡适挨骂。

    胡适以《胡适之》为题在北平某大学演讲。他说:鄙人于“五四”运动时提倡白话文,章太炎国学大师大骂:“适之小子,你之名字,何不改为往哪里去?”听者哄然。

    邓之诚的祖父是曾任云贵和两广总督的邓廷桢。邓极不喜欢白话文,学生试卷中凡用“的”之处,他一律改成“之”。一天,他用沉重的西南官话说:“同学们,千万要听明白,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

    胡适在上海中西女塾以“争取大奶子”为题发表演讲,他说:“中国女子是不配做母亲的,因为她们的奶子被压制太久,减少了生殖力。所以各位要想争取做母亲的权利,第一就应解放奶子。”性学博士张竞生认为胡适的说法没有理论根据,且有欺辱女生、哗众取宠之嫌,在报纸上大加挞伐。两人进行了笔战。

    胡适回国时,青春气盛,意气风发,不可一世。辜鸿铭则认为,胡适所持为美国中下层英语,而且不懂希腊文和德文,故必不能窥见西方古今哲学的堂奥。

    胡适寄自己的新作《哲学史大纲》上卷给章太炎,依新式标点符号,在“太炎”二字旁打了一根黑线。章太炎大怒道:“胡适是什么东西,敢在我名字旁边打黑线。”看到下面落款的“胡适”二字旁也有一根黑线,才略感释怀地说:“罢了罢了,这就算抵消!”

    胡适在北大讲学时,常与黄侃同宴会。有一次,胡适偶然谈起墨学,黄侃立即骂道:“今之讲墨学者,皆混账王八。”胡嘿然无语。过了一会儿,黄侃又说:“就是胡适之尊翁,亦是混账王八。”胡适大怒,谓其辱及先人。黄侃至此大笑说:“且息怒,吾试君耳!吾闻墨子兼受,是无父也,今君有父,何是以言墨学?余非詈君,聊试之耳。”举座哗然欢笑。

    胡适颇以故乡徽州自豪,故常夸口说,姓胡的、姓程的、姓叶的都是起源于徽州。他还说问过汪精卫、叶恭绰,他们都承认祖上是徽州的。于是有人调侃胡适说:“胡先生,如果再扩大研究下去,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起源于徽州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胡适第一次坐飞机,写了一首题为《飞行小赞》的小诗,那位连人力车都不坐的陶行知大怒,也作了一首诗登在报上,历数造一架飞机需要多少工人的血汗,多少农民的血汗,飞机造好了是为国家服务的,不是为了让你胡博士当成玩意儿嬉乐的!

    胡适曾为文,论中国深受“五鬼”之害,即贫、病、愚、乱、贪。而为患最甚的帝国列强,却只言未提。陶行知乃写诗匡之曰:“明于考古,昧于知今,捉住小鬼,放却大魔。”

    五四运动以后,蔡元培校长经常离校,校务多委托胡适办理。在对外活动上,蔡也经常请胡作为他或北大的代表,“代蔡先生主席”、“代蔡先生做主人”。这让反对胡的守旧者大感不满。林纾称胡是“左右校长而出”的“秦二世”,黄侃更讥胡为绕蔡上下翻飞的“黄蝴蝶”。

    胡适成名后,章士钊撰《评新文化运动》,文中称当时的一般少年人:“以适之为人帝,绩溪为上京,一味于《胡适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

    鲁迅也曾嘲讽胡适。胡适发表了《知难,行亦不易》一文,对孙中山提倡的“知难行易”学说加以“批评”,同时提出了一个新的“专家政治”的主张,要求蒋介石政府“充分请教专家”,明确指出“知难行易”“的学说”不修正,“专家政治决不会实现”。1931年10月,蒋介石在南京会见丁文江与胡适。此后鲁迅(署名佩韦)发表《知难行难》一文,在文中对胡适等人进行了嘲讽:“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称呼。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也没有人问他‘垂询’些什么。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这‘大局’也并无‘国民党专政’和‘英国式自由’的争论的麻烦,也没有‘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争论的麻烦,所以,博士就出来了。”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后,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名邀请全国各界名流学者到江西庐山开谈话会。7月11日谈话会上,蒋、汪发言后,胡适慷慨激昂,发表了一通抗日救国演讲。在座的胡健中听后,即席赋诗一首:“溽暑匡庐盛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辞又一回。”言语中颇含戏谑之意。胡适也随手写了一首白话打油诗回赠:“哪有猫儿不叫春?哪有蝉儿不鸣夏?哪有蛤蟆不夜鸣?哪有先生不说话?”

    陈独秀在狱中,宋美龄等显要都曾来探望,只有胡适过南京而未至。陈独秀怒斥之:“吾知适之是大忙人,此际正与达官贵人拜会饮酒,宁有暇访我哉。不过一旧朋友而已,失之可也。”胡适最终开始来了,但两人一见面即争吵不已。而本无深交的蒋梦麟特地前来探望,并携来几部章回小说,被陈视为知音。

    1947年9月,胡适主持北大教授会,商讨北大未来十年的发展规划。向达教授在会上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

    1948年,潘汉年主持的《华商报》上刊登一幅漫画《两“胡”于“途”》,画的是胡适背着自由主义的红十字药箱,挽着《大公报》社长胡政之。胡政之一手拿着《大公报》,一手拉着蒋中正的无头僵尸。旁边还附有一首打油诗:“真‘糊涂’,假‘糊涂’,为何冒死去救护?可是‘将军’头已无,请问‘胡’里与‘胡’涂。”

    胡适提出“好政府主义”前夕,梁启超、林长民等人向他建议,要拉王宠惠、罗文干、蔡元培等人加入研究系。胡适和蔡元培却决心与研究系保持距离,于是将梁、林等人晾在一旁,自己发表了一个。梁启超大怒道:“有什么了不起,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发表宣言。”林长民则说:“胡适我们不怪他,他是处女,不愿意跟我们做过妓女的人来往。但蔡先生素来是兼收并蓄的,何以也排斥我们呢?”

    胡适好谈政治,他曾站在军阀一边厚诬国民党,引起社会舆论和青年学生的不满,老资格的国民党人张难先批评他说:“军阀横行,赖政治家以纠正之;政治家卑污,赖学者以纠正之;今学者又复加如斯,则吾国之苦百姓将再无宁日矣。”而军阀和北洋政府也对他不感兴趣,吴佩孚的军师白坚武警告他说:“我以私人朋友的资格,盼望你今后言论要审慎些,要提高些。”汤尔和在北洋政府里任教育部长,也以朋友身份劝他说:“我劝你不要谈政治了罢。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了罢。”

    冯友兰曾批评胡适的治学精神:“适之先生的病痛,只是过于好奇和自信。他常以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经常指出古人所公认为不重要的人物来大吹大擂,而于古人所公认为重要的,则反对之漠然。这是不对的,因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的那样远啊!”然而他亦要为胡氏辩护说:“现在批评适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著起一部书批评他。但他们的态度多欠公允,因为他们常把适之先生二十多年前的话来攻击。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

    胡适在美留学时,初与同乡梅光迪关系很好,以兄弟相称。但当胡适提出“要须作诗如作文”之后,立即受到梅的批评,关系越来越僵。胡适的态度,特别是后来陈独秀以及钱玄同等人加入战团,以彻底否定中国文化为己任时,引起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们的愤怒。张鑫海愤慨地说:“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故直到1922年才有《学衡》杂志的创刊,这意味着“鏖战”的开始。梅光迪曾引春秋人申包胥对伍子胥说的话自况:“子能覆楚,我必复之。”

    胡适在中国公学做校长时,曾在一次讲话中说,当初共产国际派代表到中国来先是找他,因他有事,介绍去找陈独秀。所以后来陈变成了共产党,而他却不是。此话传开,有学生贴出壁报批驳他:“若当初找到你,你也变不了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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