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

    ——《尚书·大禹谟》（节选）

    2006年11月13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之际，温家宝总理来到会场。在和代表谈心时，温总理引用《尚书·大禹谟》里的“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告诉在座的各位代表：我们讲“善”，就是要在为了中国的光明未来而追求真理的进程中，与人为善，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随后，温总理指出：文学艺术家更要积极反映和大力弘扬那些善的事物和行为，因为这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德惟善政，政在养民”一句中所谈到的“善政”，与儒家所主张的“德政”、“仁政”是同一意思。宋代名臣范仲淹由此引申，他在《陈十事》中说：“此言圣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养民。养民之政，民先务农。农政既修则衣食足，衣食足则爱体肤，爱体肤则畏刑罚，畏刑罚则盗寇自息，祸乱不兴。是圣人祸乱不兴之德发于善政，天下之化起于农亩。”简言之，“善政”就是给人民好处或造福于民的政治。

    其实，儒家历来所倡导的仁政就来源于大禹的善政思想。“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在儒家的笔下，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被推崇为先王和圣贤。孟子曾言：“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又说：“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孟子·滕文公下》）显然，孟子推崇“大禹、周公、孔子”为三圣。宋代大儒朱熹也曾明确提出：“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中庸章句序》）由此可见，大禹是历代儒家所推崇的圣贤。而大禹治理政事，依凭的正是德治和法治，而非权势。在大禹时期，如何团结众多的部落，使其能够“宾服于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禹采用的办法是先“敬业修德，以身垂范，使其感怀”，这样一来，天下的老百姓就会遵从，就可以做到政令统一。对于大禹的评价，《史记》曰“其德不违”。《淮南子》记载说：“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兵甲，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史记·太史公自序》里也谈到：“维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正如同以上各部典籍所载，大禹正是靠德来感化民众，使其臣服的。

    大禹治国不仅有赏有罚，而且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根据历代传说，后人编撰、整理出了《禹刑》一书。《汉书·刑法志》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吴越春秋》记载大禹“造井示民，以为法度”。井，指的就是法律，将法律公布于众，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遵守。除此之外，大禹还提出了“刑期于无刑”的主张。大禹认为，要维护国家统治，刑罚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手段，而只有施德政，才会减少犯罪，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由此可见，在大禹的治国理念中，法治和德治是相互结合的，用刑的目的是为了将来不再用刑。所以《荀子》里评论说：“禹之法犹存，而夏不王世。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

    温家宝总理引用《尚书·大禹谟》中的这句话，强调“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的施政主张，体现了其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目的也正是在强调，要把科学发展的成果体现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体现在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求上，体现在人的全面发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