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

    ——《大学》（节选）

    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关于农村税费改革的提问，借用《大学》中的“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一语强调：农村税费改革的实质，是要改革农村不适宜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最重要的要精简人员。……与此同时，要加大财政对农村的支持力度。最后，温总理表示：“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把一切不应该向农民收取的税费，全部减下来，但这需要一个过程。”

    《大学》一书以凝练而意蕴丰富的语言涵盖了早期儒家思想的精神内涵，揭示了儒家理想人格修为的一般过程。其中“经”一章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条纲领，又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实现三条纲领的途径是八个条目，以“格物”为起点，以“平天下”为其奋斗目标的八条目是一个由内到外、相互关联、不能紊乱的统一整体，是一个穷尽内圣外王之道的思想理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务在与民同好恶而不专其利”、“亲贤乐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的治国原则是其核心，也是“八条目”的最终归宿。而“生财”又是实现这一治国原则极为重要的一环，是实现“平天下”这一目标必不可少的过程。篇首节选的文段，就是在论述如何“生财”的问题。

    《大学》中说，君子靠忠信得天下，骄奢淫逸便失天下，这是治国的大道。同样，理财也有大道，这“大道”的纲领无外乎如下四条：一是生众，二是食寡，三是为疾，四是用舒。也就是说，在作者看来，增长财富的方式就是：增加生产的人，减少消费的人，做事要努力，花费要缓慢，这样财富就会永远充足。过度的聚敛财富，与民争利，甚至伤民之力，那会天灾人祸并至，那时即使有善人，也没有办法了。字面上看，这四条纲领所谈的是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时期增加财富的几种手段，但实际上，这种思想是人类社会之所以发展，物质文明之所以日益丰富的重要原因，它道出了一个安定团结、繁荣昌盛的社会所必需的几个条件：生众，亦即尽量扩大就业面，创造尽可能多的生产空间，具体落实到施政层面，就是重农、兴矿等一些能创造就业机会的政策措施；食寡，也就是节约开支，裁汰冗员、裁减胥吏之类制度措施都属于这种类型；为疾，就是尽量加快生产速度，科技的不断进步，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就是这种追求的结果；用舒，就是要有计划地去消费。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以上四纲领起了关键性作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中所提出的这条“生财之道”，是富国强民的有力手段，也是实现大同理想的必由之径。

    《大学》所道出的这条“生财之道”，道理虽然简单，但反映的问题却很深刻，因此在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我国古代研究赋税制度最深入、最系统的学者之一，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在其《明夷待访录·田制三》中指出：历史上的赋税制度有“三害”，也即“或问井田可复，既得闻命矣。若夫定税则如何而后可？曰：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也就是说，历朝历代凡涉及税赋改革结果都是相似的，那就是每改革一次，税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再者，农民辛辛苦苦种粮食，却要等着把种出的粮食卖了之后用换来的货币交税，中间还要受商人的层层剥削，而官府征税时，不分土地好坏却都要统一征税。黄宗羲的观点以及所反映的历史现象，被现代学者秦晖在《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一文中总结为“黄宗羲定律”。黄宗羲对赋税制度的批评以及黄宗羲定律所依据的思想，其精髓实际上就是《大学》中提出的生财“四纲领”。

    2003年3月6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参加湖北省人大代表讨论时说：“历史上每次税费改革，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都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走进‘黄宗羲定律’怪圈。”并郑重表示：“共产党人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在2003年3月18日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温总理又重申这一问题，并用《大学》的这四句话来作答，这些都深刻地表明总理对民生问题的密切关注和他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