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方唱罢我登场，乱世浑如走马灯，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强者恒强”。三国前期风云变幻，董卓、袁绍者流都曾经貌似强大，不可一世，但到头来却被风吹雨打而去，谁知后笑是何人。

    按改朝换代定三国时期，当从220年算起。那一年，为东汉最末一个傀儡皇帝献帝的建安二十五年、延康元年，十月禅位于魏，刘协去当山阳公，曹丕改元为黄初元年。从当年曹丕称帝，到265年司马炎废陈留王曹奂建立西晋政权，曹姓魏国存续45年。

    第二年刘备称帝，建立蜀汉政权，到263年后主刘禅投降曹魏，这个偏霸之国存续了43年，在三国中命祚最短。而孙权于222年称王，229年称帝，孙姓吴国直到280年末帝孙皓投降西晋才告灭亡，存续期达59年，在三国中命祚最长。如果以265年西晋代魏算作三国的截止年代，三国只有45年。如果以280年西晋灭吴算作三国的终结年代，三国也只不过60年。然而，史学界叙述三国历史，一般认为三分鼎立经历了一个极为复杂的演变过程，190年关东起兵到207年北征乌桓的群雄纷争阶段，也是曹操、刘备、孙权三大集团的逐步生成阶段；208年赤壁之战到229年孙权称帝，则是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的正式形成阶段；其后的51年，才是三国对峙到逐步消亡阶段。所以三国历史从190年算起，到280年结束，整整有90年（也可虚算两头，计为91年）。其中第一阶段的关键人物，是董卓。

    董卓（？—192）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出身武将世家。他膂力过人，武艺超群，双手都能开弓，骑射百发百中。世居羌汉杂居之地，弱冠之年便游历羌中，结交羌族豪强，既养成了羌胡人的粗犷豪勇，又积蓄着汉族官僚的诡诈心机和权势欲望。自青年从军，“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屡建军功，从下级军官凉州兵马掾一直升到并州刺史、河东太守。黄巾起义爆发之初，被任命为东中郎将，率部到河北、山东一带参与镇压，兵败被免职。但不久，西凉地区边章、韩遂率数万羌胡铁骑反叛朝廷，威逼长安，董卓旋被重新起用。六路汉军中，五路均遭败绩，唯董卓一路全师而还，他一跃而成为西北战场上耀眼的将星。中平五年（188），韩遂率十万羌胡铁骑再度东进，包围了军事重镇陈仓（今陕西宝鸡东），朝廷任命董卓为前将军，与左将军皇甫嵩联兵征讨。陈仓之战中，这个西凉悍将拥兵自重、养敌纵敌的政治野心开始暴露出来，引起了东汉朝廷的不安。中平六年（189）灵帝下诏，升任董卓为少府（九卿之一），要他把军队交割给皇甫嵩。董卓识破了这一明升暗降、褫夺兵柄的把戏，就以“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牵挽臣车，使不得行”为借口，拒不奉诏。上书中还说，“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用恐生兵变威胁当朝。同年灵帝病危，又“玺书拜卓为并州牧，令以兵属皇甫嵩”，董卓更明确地上书回答说，士卒大小“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只听从我一人指挥，我要将他们一同带到并州。（均见《后汉书·董卓传》）他公然蔑视刘姓皇权，非但未交出军队，而且没有去并州赴任，反倒“驻兵河东（郡治在今山西夏县西北），以观时变”。黄巾起义所鼓吹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虽然没有把舆论变为现实，却让地方豪强打破了“天命”敬畏，滋长起了不臣之心。这一个董卓，就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变成了东汉末年由蔑视刘姓皇权，进而发展为操纵东汉政权的第一个吃蟹者。

    机会总青睐有准备的人，很快地，董卓的机会便从天而降了。

    189年灵帝刘宏病死，大将军何进立其外甥刘辩为帝；刘辩时年14岁，称少帝，其母何太后（何进之妹）临朝，改元为光熹。何进以大将军参录尚书事，把持朝政，迅即与以蹇硕为代表的宦官集团摆开决战架势。在此前一年，灵帝设置“西园八校尉”统领禁军，以宦官蹇硕为上军校尉，中军校尉袁绍、典军校尉曹操等七校尉统归他指挥，连大将军何进也要受其领属，这就加剧了宦官、外戚两股势力的权力角逐。灵帝一死，蹇硕便与赵忠、宋典等商量，打算要捕诛何进，泄密后反被何进先诛杀。为尽除宦官，何进听从袁绍的建议，多召四方猛将领兵入洛阳，胁迫何太后允许他们清除政敌。当时曹操说，治宦官之罪“当诛元凶，一狱吏足矣”，“欲尽诛之”必招祸败，何进置若罔闻。光熹元年（189）七月，何进召董卓率军到京师助其成功，董卓大喜过望，立即领轻骑三千，向洛阳兼程进发。董卓所部还没有赶到，何进已被宦官张让、段珪等设伏杀于宫中。何的部将虎贲中郎将袁术等领兵攻打宫门，张让、段珪急忙挟持少帝刘辩、陈留王刘协向小平津逃跑，张让于途中被迫投河自杀。袁绍、袁术等引兵搜捕宦官，不问老少一概杀死，共杀掉两千多人，有的无须者也冤枉被杀，洛阳城中一片火海。董卓未及入城，赶紧引兵向北，终于在北邙阪下遇到少帝一行。随从的官员要董卓“却兵”，董卓说：“公诸人为国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国家播荡，何却兵之有！”与刘辩说话，十四岁的小皇帝语不成声，辞不达意。掉头与刘协问答，九岁的陈留王倒是一五一十，将祸乱由起说得清清楚楚。董卓当即对刘协另眼相看，又以刘协生母王美人系被何皇后鸩杀，后由董太后收养，自己与董太后攀得上一个同族，遂产生了废留之意。当时虽未说，过后很快便付诸实行，翻开了他政治生涯新的一页。

    当是时，董卓除了抢有迎奉皇帝之功的政治砝码，并不占据实力优势。随他抵达洛阳的部众，只有三千轻骑，既比不过袁绍接掌了原先“西园八校尉”指挥权的京城禁军，也超不过同应何进之召赶来的济北相鲍信的山东兵、执金吾丁原的并州兵，何况丁原麾下还有悍勇过人的骁将吕布。要改变这种不利态势，便要充分发挥权谋诡诈的政治诀窍，而这方面，袁绍、鲍信、丁原无一可以企及。董卓认准其他人还来不及辨其虚实，入京第一手，就玩起了瞒天过海的鬼把戏。每天深更半夜，他的部众便潜出城外，次日一早又旌旗飘扬，战鼓雷动，浩浩荡荡开进城里，造成了后续部队陆续抵达的假象。如此一连十几天，朝野上下全都摸不着头脑，误以为他兵马众多。鲍信对袁绍说，董卓“拥强兵，将有异志，今不早图，必为所制”，不如乘其士卒疲劳，袭击胜之。袁绍怕董卓兵力强盛，下不了决心，鲍信只好引兵而去。董卓又使出离间分化之招，收买吕布，杀掉了丁原，先前守卫京城的并州部队全部转到他旗下。何进的一些家兵，也相继投靠董卓。至此，只剩下一个袁绍，董卓认为可以施行废立计划了，便对袁绍宣明己志：“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毒！董侯（指刘协）似可，今欲立之，为能胜史侯（指刘辩）否？人有小智大痴，亦知复何如？为当且尔，刘氏种不足复遗！”对刘氏二子，均不称王称帝而称侯，并且对“欲立”的刘协也怀疑其“小智大痴”，表示权且让他试当一回皇帝，骄狂自专之霸气简直溢于言表。袁绍委婉地说：“废嫡立庶，恐众不从公议。”董卓立即翻脸，按剑叱责袁绍道：“竖子敢然！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尔谓卓刀为不利乎！”公然威胁要杀掉袁绍。镇住了袁绍，也就镇住了满朝公卿，董卓搞的是“擒贼先擒王”。袁绍自然不能够当场服软，于是勃然变色道：“天下健者，岂唯董公？”意思就是说，普天下之大，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豪杰不计其数，难道只有你董公刀才利吗？一边说，一边拔出了佩刀，横刀一揖，扬长而去。（见《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一》）脱身之后，袁绍赶紧逃离了关中是非之地，董卓于是吞并了西园禁军，独霸洛阳，进入了为所欲为的境界。

    古今论者中，有人怀疑这一段董、袁较量，拷问袁绍怎么能、怎么敢当面抗争。他们不太了解，从袁绍方面看，至少三个因素使他能为敢为。其一，袁家一门四世三公，势倾天下。袁绍的高祖袁安、曾祖袁敞、祖父袁汤、叔父袁逢都官至司徒、司空，叔父袁隗更两任司徒，光熹元年（189）正以太傅之尊，与大将军何进参录尚书事，为董卓所面对的东汉中央最高官员。袁绍如此之树大根深，根红苗壮，决然非鲍信、丁原所可比拟。其二，袁绍任中军校尉之前，官至虎贲中郎将，两个职位都是“比二千石”武官，相当于现今“正军职”将领。按汉代官仪，将军不常置，“皆主征伐，事讫皆罢”。通常位比“三公”的将军，第一是大将军（有的位在“三公”之上），其次骠骑将军，其次车骑将军，其次卫将军；位比“九卿”的将军，为前、后、左、右将军。中郎将和校尉冠名不一，却是常置，担当京师内外典卫的重任。在蹇硕死后，“西园八校尉”尚存七校尉，袁绍由位居第二升至位居第一，实际上是禁军总指挥，确有实力背后支撑，所以他有恃无恐。其三，袁绍其人姿貌壮健，性好游侠，重名声，爱死士，决不肯轻易人前充软蛋。对于行武出身的边将董卓，他保持着心理优越感，心想要是当初没有我向何进进言，你这个武夫只配在边塞嚼羊肉泡馍，哪能出人头地，跻身中央？我老袁也是“健者”，你老董岂能独专？所以他能，他敢。而从董卓方面看，立足刚稳而羽翼未丰，对于袁绍还有兵权，袁隗还在位上，袁氏门生、故吏满天下，暂时还不能不有所忌惮。假若袁绍这一横揖而去之后，选择的是立即引禁军决一死战，很难料双方鹿死谁手。只不过历史从来不会附庸假若，袁绍选择的是赶紧逃往关东，这就给董卓独揽朝纲、祸乱西京扫除了障碍，提供了方便。

    董卓随之采取了一系列雷霆手段，演出了一系列自西汉开国400年来，地方军阀入主中央，挟天子以令天下的暴虐活剧。第一手，于当年九月会集百僚，径直宣布要废少帝刘辩，立陈留王刘协，“敢沮大议”者“以军法从事”。公卿以下莫不被他震懵了，是也不敢说，不是也不敢说。尚书卢植凭着老资格，勉强说了几句不当废立的话，就差点被杀，结果免官归隐上谷。位极人臣的太傅袁隗不但“如议”，而且不耻扮演帮凶的角色，在崇德殿上解除刘辩的玺绶奉给刘协，并扶刘辩下殿北向称臣。九岁的刘协上台，是为献帝，改元为永汉。这个事实上的“儿皇帝”先受制于董卓，后受制于曹操，一直当到曹魏代汉，其在位充当任人玩弄的傀儡之日，刘姓汉室的“苍天”实际上已经“死”硬了。第二手，鸩杀何太后，清除何氏家族势力。这就拔掉了东汉末年官僚士大夫以及“清流”名士们所依附的政治旗帜。加上先前二袁已诛除宦官，至此，贯穿东汉一百多年历史的外戚、宦官两大势力交替专权的局面宣告土崩瓦解，而代之以军阀专权，割据纷争。第三手，把朝政大权高度集中到自己一人手里。改元之始，董卓就自封太尉，晋爵郿侯，握住了军权。随即又作相国，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三公”均在其下，形同摆设。从他被何进征召，到成为事实上的最高大权在握者，只用了93天。就其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专擅自恣，从心所欲而言，后之曹操实为“小巫”。第四手，外示宽柔“以从人望”，进一步平反“党锢”冤狱，起用了一批“党人”名士如蔡邕、荀爽、陈纪、韩融担任朝官（如果不应召就以“我能族人”相威胁），外放了一批朝官重臣如韩馥、刘岱、孔伷、张咨改任牧守，妄图让内外官僚莫不仰其鼻息，认同为董氏之官，而非汉室之官。甚至对袁氏兄弟和曹操也不计前嫌，拜袁绍为勃海太守，袁术为后将军，曹操为骁骑校尉，颇有点“海纳百川”之概。第五手，巩固关中作根本。董卓不仅招抚了西凉豪强韩遂、马腾，而且收服了关中地区潜在的政敌左将军皇甫嵩和东兆尹盖勋，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后院”。加上在朝中自任太尉，朱儁为副，当初镇压黄巾起义最大的两位“功臣”都在其节制之下，满朝文武谁敢仰视？董卓于是“威震天下，所愿无极”，对宾客说：“我相贵无上也！”代汉之志可触可摸。只因为关东联兵讨董卓事起太急，他才没有来得及黄袍加身，另立“黄天”。

    作为一个深受羌胡文化熏染的关西军阀，董卓比之于后之曹操，又有他野蛮性、掠夺性、破坏性的另一面沉疴痼疾，注定他变不成成熟的政治家。杀人夺权，痛快淋漓，不愧为在实质上最终确定刘姓汉室“苍天已死”的清道夫，却不会稳定人心，恢复秩序，注定他虽有另立“黄天”的政治野心，但很快就充当了自己政治生涯的掘墓人。东汉将近200年皇业积聚，京师贵戚宅第相望，财贿殷实，本来是他从未遇到过的可资更图发展的雄厚物质条件，他竟全然不知珍惜。进入洛阳后，他就放纵他的西凉军大肆烧杀抢掠，谓之“搜牢”。按《后汉书·董卓传》引李贤注，“搜牢”就是“言牢固者皆搜索取之也”。连帝后陵寝、公卿冢墓也不放过，公然发掘，掠取其随葬珍宝。西凉军都如饿虎一般凶残，随处奸淫妇女，就连宫中的公主和侍女都不能幸免。董卓还下令，将看社戏的民众尽行屠杀，男人割下头来计军功，女人掳回军中作营妓。又下令椎破秦时所铸铜人、钟，毁坏汉时所铸五铢钱，更铸为小钱，直接导致物价腾飞，一斛谷价涨至数十万，居民基本生计蒙受巨大的损失。

    搜刮得来的钱财珍宝，都运往郿县，他在那里修筑了巨坞，高厚均为七丈，与长安城等，号称“万岁坞”。郿坞屯集了30年军粮，23万斤黄金，八九万斤白银，还有积如丘山的锦绮纨素和珍宝奇玩，董卓自诩为“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后汉书·董卓传》）。如此大掠夺，大破坏，必然造成天怒人怨。董卓自以为得计，殊不知种种暴行，累累血债，已经使他变成了天下公敌，反董联盟很快形成。

    献帝初平元年（190），关东（陕西潼关或函谷关以东）地区拥有部属军队的州郡长官推举勃海太守袁绍为盟主，联合兴兵讨伐董卓。联军总数达数十万众，袁绍与河内太守王匡驻在河内郡（郡治在今河南武涉西南），从北面威逼洛阳；豫州刺史孔伷驻在颍川郡（郡治在今河南禹县），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以及行奋武将军曹操驻在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从东面威逼洛阳；后将军袁术以及长沙太守孙坚，从南面包抄洛阳。方其时，黄巾起义军余部十余万人，也进入了河东郡（郡治在今山西夏县西北），呈现可能卡断洛阳西路的进军态势。面临四面合围之虞，颇富军事经验的董卓尚能应对，决计迁都长安以化解合围险情，并且凭借着崤函险固和关中富庶以与联军对决。他挟持献帝西迁长安，把朝政委托给司徒王允暂时处置，自己则回到洛阳坐镇指挥，布置构建了一个三面环形防线，摆出决战决胜之势。同时也作了丢失洛阳的另一手准备，下令烧毁宫廷、官署和洛阳周围二百里内民宅，洗劫粮食财物，强迫数百万官属、民众一并西迁，来了一个“三光”（烧光、抢光、迁光），不给联军任何遗留。又毒杀废帝刘辩，收斩尚书周毖、城门校尉伍琼，尽屠太傅袁隗、太仆袁基等袁氏在京亲眷五十余人，连尺口婴儿也不放过，以打击联军在朝势力。由于董卓的倒行逆施，西迁路上“积尸盈路”，“二百里内家室荡尽，无复鸡犬”，古都洛阳的建筑、文物遭到极大残毁。曹操后来在《薤露》一诗中如实写道：

    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

    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

    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一个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的非常时期，就这样地开始了。

    讨董联军三条战线中，以东线人马最多，本来可以乘势挺进。

    然而，“军合力不齐”的各路军阀畏惧西凉军的悍勇善战，不敢领先发动进攻。当时曹操刚逃出洛阳未久，所募部众只有5000人，虽顶着个“行奋武将军”名号，毕竟不是朝廷正式任命的将军，只是代理而已，在联军中人微言轻。他看不下去，慷慨建言：“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但却无人加以响应。曹操只好率领所部孤军独进，在荥阳遭遇董卓部将徐荣，血战失利，士卒死伤甚众，连其本人也为流矢所中，所乘战马同样受了伤。幸而从弟曹洪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才得以趁夜遁走，保全性命。回到酸枣时，发现联军将领正置酒高会，根本没有作战欲望，不禁大失所望。曹操责备他们说：“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军耻之！”仍然无人加以理睬。曹操万般无奈，只好与夏侯惇等赶到扬州募兵，然后到北线的河内郡去投奔袁绍。其后不久，酸枣一带的粮食全被十几万东线大军吃光，联军随即土崩瓦解，各路军阀都带着本部人马返回各自的地盘去了。东线不战而自行瓦解，无异于助了董卓一臂之力。董卓以疑兵佯渡平阴渡（今河南孟津东北），自己亲率精兵秘密疾进，从小平津（今河南平县北）北岸猛击王匡所部的侧后，造成王匡全军覆没。于是乎，联军三条战线，只剩下南线一条战线。

    南线的联军首领虽是袁术，坚决率军讨董的关键人物却是孙坚。先前中平三年（186），孙坚随司空、行车骑将军张温出兵西凉讨伐边章、韩遂时，曾与董卓同僚，即已发现董卓轻上无礼，沮军疑众，应召稽留，建议张温即斩董卓，未得采纳。这一次参与讨董，他立即率军进至鲁阳，接受袁术指挥，袁术遂表孙坚行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首战在梁（今河南汝阳西南）东遭遇徐荣所部，失利受创，只带数十骑溃围而出。但他毫不气馁，迅即收拾残部，重整军容，在阳人（今河南汝阳东北）大破董卓麾下胡轸、吕布所属5000人马，斩其都督华雄（移花接木，将斩华雄之功记到关羽头上），取得了联军第一场胜利。当时有人离间，对袁术说“坚若得洛，不可复制”，袁术疑忌孙坚，不肯补给军粮。孙坚星夜驰见袁术，以刀划地，痛切陈言道：“所以出身不顾，上为国家讨贼，下慰将军家门之私仇。坚与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将军受谮润之言，还相嫌疑！”袁术理亏难对，才调拨了军粮。董卓惮畏孙坚的勇猛豪壮，派部将李傕往见孙坚，提仪和亲，诱以只要开出孙氏子弟的名单，可以任选刺史、郡守之类的官职。孙坚严辞拒绝，厉声表态：“卓逆天无道，荡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悬示四海，则吾死不瞑目，岂将与乃和亲邪？”随之继续率军进击，与董卓亲自率领的西凉军短兵相接，大破其悍将吕布，收复帝都洛阳，取得了联军第二场大捷。董卓仓皇地退往长安，对其部下说：“关东军败数矣，皆畏孤，无能为也。惟孙坚小戆，颇能用人，当语诸将，使知忌之！”

    一个孙坚便让董卓心生畏惧，如果联军能合力西进，将董卓集团彻底消灭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孰料袁绍却置讨董大局于不顾，竟然趁火打劫，就在孙坚攻占洛阳的当口，委派周昂为豫州刺史，袭扰孙坚的后路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前有勍敌，后有强兵，孙坚万般无奈，慨然兴叹道：“同举义兵，将救社稷，逆贼垂破而各若此，吾当谁与戮力乎！”言发涕下，只好撤军。时在初平二年（191）四月，一场历时15个月的关东联军讨董战争，就这样凄然地结束了。

    其始也勃焉，其终也忽焉，这次联军讨董形同一出闹剧。不过，排除其间人为闹剧的掺杂成分，毕竟颇有几个历史可视点，合起来就不容忽视。第一点，联军虽然没有达到维护刘姓汉室的预设目标，但通过这次联合行动，特别是以孙坚攻克洛阳为制胜标志，终究阻遏住了董卓挟天子以制天下的政治势头，而代之以其他军阀拥兵自雄的分庭抗礼。从此，董卓集团只能在关中地区横行折腾，直到灭亡，关东地区及荆、吴等地的割据势力也在各自占据的地盘上逞强称霸，另行生灭，全国再也没有一个普遍认同的权力中心。东汉中央专制集权不复存在了，自秦、汉以降四百余年，这还是第一次。第二点，这一变异过程中，董卓既是关东军阀讨伐的对象，又是其中不少人物破除“天命”敬畏，自作换“天”美梦的老师。袁氏兄弟学得最快。身为联军盟主的袁绍，在讨董战争结束前三个月的初平二年正月，就极力运作另立刘姓皇帝，图谋由自己掌控，以与董卓分极抗衡。这种“董卓第二”的作法，受到曹操等实力人物的坚决抵制，连他打算拥立称帝的刘姓宗室旁支、幽州牧刘虞本人也不干，才没有作成。他的堂弟袁术更进了一步，在夺得孙坚从洛阳得到的传国玉玺以后，就自己作起了皇帝梦，比他的同姓后人袁世凯早了1700余年。既有人走出了第一步，就有人接着走第二步、第三步，三国乱世于是拉开大幕了。第三点，所有参与讨董的人，从当时地位、当时声势来看，无一不是袁绍曾对董卓说过的所谓“天下健者”之一。然而，时势造就英雄，时势也检验英雄，时势尤其如大浪淘沙，无情地对大英雄小英雄、真英雄伪英雄进行优胜劣汰的筛选。15个月的讨董战争，无疑就是一个造就英雄、检验英雄、筛选英雄的铁血过程，从中脱颖而出的两个明星不是袁绍和袁术，而是曹操和孙坚。其后从割据纷争演变为三分对峙，魏、蜀、吴三家曹执牛耳，孙氏后人位处第二，这就是历史预演。讲三国历史，起点定在190年关东联军讨董，从这三个视角看全都顺理成章。

    董卓靠袁绍帮忙（尽管并非通谋合构），逃脱了联军惩罚，却没有逃脱自取灭亡的可耻下场。他的穷凶极恶，倒行逆施，导致天怒人怨，众叛亲离，将他最终钉上历史耻辱柱的力量正从他的集团内部聚合。初平三年（192）四月，司徒王允、尚书仆射士孙瑞说动了董卓义子、中郎将吕布，制订了诛董计谋。当时献帝有疾新愈，百官会集未央殿表示祝贺，董卓自然装模作样要出面主持。吕布派亲信骑都尉李肃和勇士秦谊、陈卫等十余人伪装成宫中卫士，守候在北掖门内。董卓乘车而入，李肃突施袭击，一戟刺伤他的臂膀。董卓掉下车，掉头大声喊：“吕布何在？”吕布挺身道：“有诏讨贼臣！”董卓大骂：“庸狗！敢如是邪？”吕布将他杀死后，又连杀三人，余众皆不敢动。一宣布讨贼诏书，人们都高呼“万岁”。紧接着，董氏宗族无分长幼都被杀掉，不少阿附董卓的人也相继地下狱死。郿坞抄没，积聚的金银珠玉、锦绮奇玩堆崇如山，贪残的董卓再也不能占有。其尸体暴陈街市，被点天灯，插入肚脐的蜡炬“光明达旦，如是积日”，素来肥胖的董卓油脂溢流于遍地。袁氏门生为袁隗、袁基等人改葬，把董卓残尸收集起来焚烧一尽，扬灰设祭。长安城里到处都是燃放鞭炮、歌舞狂欢的士民男女，许多人卖掉珠玉、衣装酤酒相庆，热闹持续达四五天。遥想当年的沸腾景象，足堪比拟者，或者只有1976年10月现代中国人比肩欢庆打倒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刊镌于竹书，永昭于天下，足以警示古往今来的一切国贼民贼，无论其得势时何等地不可一世，一旦失势被执，都将难有好下场。纵然不至于都像董卓一样被点天灯，焚尸扬灰，遗世的名声也会注定有似于斯。

    诛除董卓后，苟延残喘的东汉政权极其需要顺应人心，收拾残局。然而，王允不过是一个目光短浅的政客，吕布更只是一个反复无常的武夫，并不懂得化敌为友，共济时艰。相反地，他们肆意诛杀异己，连受胁迫依附董卓的名儒蔡邕也不放过。董卓部下的悍将李傕、郭氾等人将兵数万，杀掠无度，在董卓死后各怀惊恐，遣使乞求赦免，王允一口拒绝。于是乎，李傕采纳讨虏校尉贾诩的建议，串连郭氾、张济、樊稠等一干西凉悍将，打出了“为董公报仇”的旗号，杀向长安“以死决之”。一路上收集西凉兵勇，比至长安城下，已拥有强兵劲卒十余万人。当年六月攻进城内，纵兵虏掠，杀死的士民多达万余人，吕布仓皇逃跑了，王允不久即受戮。

    李、郭、张、樊“四人帮”皆为将军，共秉朝政，献帝刘协由董卓一人的傀儡变成了这个“四人帮”的傀儡。这个“四人帮”较之董卓，野蛮性、掠夺性和破坏性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王允是并州人，就迁怒于并州人，把军中的并州人男女老少凡数百口全部斩首。西汉四百年间积聚珍藏在古都长安的简策帛书，不是被焚毁，就是被西凉兵改制成了帷布囊袋，造成永远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

    “四人帮”内部，以及他们与其他西凉军阀之间，还不时地交相攻杀，激烈火并。仅据《后汉书·董卓传》记载，兴平元年（194）韩遂、马腾率众攻长安，李傕派郭氾、樊稠领兵对决，战而胜之，即“斩首万余级”。韩遂使用离间计，阵前与樊稠“骈马笑语”，引发李、樊互相猜疑。当时的长安城中，西凉兵“白日虏掠”，“侵暴百姓”，李、郭、樊“三分城内，各备其界”，出现了“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的空前惨状。第二年，李傕派人刺杀樊稠，引起了李傕、郭氾两部“理兵相攻”。李傕“以车三乘迎天子、皇后”，把刘协夫妇扣在自己军营当中，又纵兵抄掠宫人什物，转移御府金帛、乘舆、器服，“火烧宫殿、官府、居人悉尽”。郭氾也不甘落后，扣留了太尉杨彪、司空张喜等十余人作为人质。“一人劫天子，一人质公卿”，质诸垂2000年中国封建历史，如此荒唐事前后均未有。李、郭连月相攻，死者又逾万数。这样的混乱举不胜举，直到郭氾为其部将所杀，张济死于攻穰（今河南邓县）战事中，建安元年（196）献帝刘协为关东将领董承、河东将领杨奉、徐晃等护送到洛阳，才姑算了结。献帝西迁时的“三辅户口尚数十万”，自李、郭相攻之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赢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三国历史第一章，就是由这些拥兵自雄的军阀们，用刀与火蘸着鲜血写出来的。

    同一时段内，关中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董卓集团无从染指，傀儡“天子”的号令同样形近于虚设，那里的军阀们也争斗得不亦乐乎。大致地勾画一下，在建安元年（196）之前，各地区的主要武装割据势力分布如次：

    袁绍占据冀州、青州、并州（今河北中南部、山东东北部和山西）；

    袁术占据南阳，后又占据扬州（今淮河下游及长江下游以北）；

    曹操占据兖州（今山东东南部及河南南部）；

    刘虞、公孙瓒占据幽州（今河北北部）

    陶谦、刘备、吕布先后占据徐州（今江苏北部）；

    公孙度占据辽东（今辽宁）；

    刘表占据荆州（今湖北、湖南）；

    刘焉占据益州（今四川、贵州大部及云南北部）；

    孙策占据江东（今长江下游以南）；

    张鲁占据汉中（今陕西南部）。

    搅和其间的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军政大员，如韩馥、张绣之属，大多风光一时，未成气候。如《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二》所说，他们“务相兼并，以自强大”，敌友关系变幻莫测，生灭状态消长不一。

    当过关东联军盟主的袁绍势力发展迅猛，地广人多，摆出一副当今河北舍我其谁的雄略架势，俨然“天下健者”之魁首。公孙瓒也是一个非凡人物，打败韩馥，取代刘虞，与袁氏兄弟、特别是与袁绍又勾结又争斗，连年征战不断。曹操的实力开初既不如袁绍，又不及公孙瓒，然而擅长因势乘便，稳步扩张，逐步转化为真正的强者。而在参与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只捞到个高唐县令当的刘备，则凭着投靠昔日的老同学公孙瓒，在平原相任上开始崭露头角，以后又得到徐州的陶谦的提携，由豫州刺史而代领徐州，一跃成为割据一方的地方军阀。袁绍、公孙瓒志得意满，睥睨群雄之日，怎么也未曾料到，十年内外的风云变幻，他们相继成为匆促的历史过客，而曹操、刘备几经颠踬，反倒在最后笑得最好。

    当年袁绍冲撞董卓所说的“天下健者，岂唯董公”，从联军讨董到群雄割据得到了验证。自命不凡的“健者”，或者盟友、对手眼里的“健者”，几年之间，凡数十计，的确远非董卓一人。但诸多“健者”当中，究竟哪些是雄才大略，一代英雄，哪些是胆大心野，亡命争锋，哪些又是际会风云，随波逐流，差别其实不小。甚至如孔融，尽管出身名门，身为大儒，又膺方面重任，却连参加割据博弈的资格也不具备。造成这样的悬殊差异，直接原因、间接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共同原因、根本原因终究在于军事实力。封建宗法性的专制集权政体，说到底，从来就以军事实力为主要支撑。当中央政权能有效地掌控军事实力的时候（如东汉时期要么以外戚为大将军，要么由宦官领军、监军，都为着这一政治营构），大一统的局面就至少能够在表面上维持；一旦皇权崩溃，所谓的“天子”形同虚设，什么人手里能有效地掌控多大一部分军事实力，也就有效地在大体相应大的地盘上称王称霸了，割据纷争也就无可避免了。

    重新出现大一统局面，也要靠军事实力，而非什么有“王者兴”。

    开篇说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正是对这一历史现象的概括表述。但它见其表而未见其本，没有揭开封建专制历史演替的奥秘，落入了宿命泥淖。其实，这一奥秘早已为国人破译，现代精英版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草根版的“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即是对其妇孺能解的直白解释。回到三国时期去，历数董卓、袁绍、曹操、孙坚、刘备……哪一个“健者”不是靠着军事实力在历史舞台上扮演其角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