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沸腾的红土地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洪兵 本章:第二十三章 沸腾的红土地

    小小的道滘

    在李成栋、佟养甲率领清军消灭广州的绍武帝,吓跑肇庆的永历帝后,南明政府有组织的抵抗便趋于瓦解,正面战场迅速崩溃。

    李佟集团军则继续扩大战果,趁势收取广东未降的府县。

    1646年12月22日,北上的清军在英德打败明将陈课、童以振两部,占领广东北部重镇韶关。

    1647年1月7日,继续北上的清军占领粤赣交界的南雄。

    1647年4月1日,清军成功渡过琼州海峡,占领海南岛。

    这样,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李成栋就凭着自己四千多人的“李氏清军”(主要由陕北人组成)和数万人的郑芝龙降军,完全占领了广东十府。

    在这个占领的过程中,李成栋逐渐认识到这样的一个现实:在广东这块红土地上,战胜政府军易,战胜非政府军(义军)难!

    这一认识,首先来自于东莞一个叫道滘(念jiao)的地方。

    事情的起源是这样的。

    “李氏清军”在占领东莞后,又发扬其“无恶不做的光荣传统”,对这个地方烧杀抢掠了三天(军队行话叫“放赏”)。

    三天后,一支数百人“收获颇丰”的“李氏清军”,在道滘这个地方,遭到一大群“不明身份武装人员”的袭击,损失惨重,约一百人被杀,所抢的财物及“MM”全部所夺。

    逃回东莞的清军,自然不会善罢干休,他们又叫来了大批同伙,准备血洗道滘。

    但这次清军结果更残,苦战六日,损兵两百。

    事后,打了败仗的清军通过侦查得知,道滘这群非法武装的头目叫莫子元、叶如日。

    他们把这一情况,迅速向刚被任命的“广东军区司令”(广东提督)李成栋汇报。

    得报后的李司令结束了沾沾自喜的精神状态,派总兵陈甲领兵数千,由水路杀气腾腾向道滘逼来。

    早就知道清军还会卷土重来的道滘人民,这几天当然不会闲着。

    他们一边昼夜不停地抢修工事、打制武器、储存给养;一边向附近的沙湾、市桥、高鹤等乡镇紧急请援。

    在这个曾诞生了袁崇焕的“英雄之乡”,普通的百姓政治觉悟和民族感情自然不会落后。

    得到请援信的四乡百姓,在第一时间里自备武器粮草,紧急向道滘集中。

    一时间,小小的道滘便聚集了战船千艘,义军万人。

    刚刚准备完毕,陈甲的清军也由水面赶到。两家二话不说,立即开打。

    大部分由“旱鸭子”组成的清军,在这场水上战斗中的结果可想而知——两千多名清兵被歼,陈甲被俘。

    这是清军自侵入广东以来,遭到的第一场大败仗,它大长了广东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清帝国主义的威风!

    它也再一次向历史证明: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道滘的胜利也让一个“东莞的社会精英人士”,由衷地感叹到:“清军能以三百人攻破大大的广州,却不能以数千人占领小小的道滘,可见我们家乡的民心可用啊!”。

    这个精英人士,就是在东莞土生土长的张家玉。

    张家玉,生于1616年,打小起,除喜好读书外,还爱好舞枪击剑、交江湖朋友,仿佛又一个“袁崇焕”重生再造。

    1643年,他考中进士,因成绩名列前茅,直接进入“国家高级干部培养基地”————翰林院,任庶吉士。

    这时,离袁崇焕英烈的故去,已13个年头。

    13年来,大浪淘沙,水落石出。民间不断有人,对袁崇焕是否真的投敌叛国发出致疑,年轻的张家玉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京城,他曾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凭吊了这位同乡的在京故居,并写下了《燕京吊袁督师》一诗。“黄沙白雾皂雕旗,独赖孤臣两臂挥。热血作书招死士,裹疮临战立重围。遂令汉卒闻笳奋,共扫妖氛奏凯归。劳苦功高谁得似,中山何事谤书飞。”

    自那时起,他就立下了这样一个志向,有朝一日,像袁督师那样,竭尽所能,不计诽谤,为国效忠。

    第二年(1644年)的三月,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入京城,张家玉被捉。

    大顺军对这位“夙有清名”的大明官员相当客气,不仅没有将他纳入“追赃助饷”的黑名单,反而热情地邀请他“弃明投顺”,为新兴的大顺朝服务。

    但家玉同志就是如此地不识时务,不但不降,反而搞起了绝食斗争。

    绝食七日后,对他敬佩有加的大顺政府决定“网开一面”,放掉了这位耿气的“不合作者”。

    被放后的他,知道自已在京已无所作为,就直接回到家乡静观其变。

    弘光朝建立后,被人诬告犯有“投敌叛国罪”的他,被锁拿进京(南京)。

    幸亏有人,拿出充分证据证明其清白,张家玉最终才被“免于刑事处分”,无罪释放。

    弘光朝覆灭后,张家玉积极参与了“拥唐运动”,并在后来建立的隆武政权中,任翰林院侍讲,兼理吏、户、礼三科事。

    不久,他被下派到郑彩军中,担任“政委”(监军)。

    但郑彩阳奉阴违的做法让他认识到:依靠军阀建国,等于沙上筑塔。

    明白了这一点,他立刻弘扬“知行合一”的精神,自己着手组建了一支小小的武装部队——武兴营新军。

    在隆武帝汀洲遇害后,无粮无饷的他,一度对时局悲观失望,解散了新军,仅带了一部分骨干返回家乡。

    道滘的胜利,让他在大发感叹的同时,也看到了希望。

    他马上派出手下的参将陈登云,赶往道滘联络。

    道滘义军头领莫子元、叶如日见这位名扬海内外的人士主动联络,异常高兴,他们马上派出战船,把张家玉所带的兵马及家眷等接到道滘,共商抗清大计。

    张家玉的资历、名望、能力,使他一来就变成了这个抗清基地的“实际领袖”。

    在他的主持下,道滘迅速完成了以下四项工作:

    1、修泥城。

    张家玉根据道滘的地形特点,提出一个“经济实惠,即刻可行”的工事修造方案——筑泥城。经过数千人热火朝天地加班加点,泥城在一夜之间便奇迹般地矗立在这块红土地上。

    泥城内,坑道交错,陷阱、火炮、地雷依点设置,环环相扣,完全成了一个“绞肉机”式的堡垒工事。

    2、整军队。

    张家玉对这支来自四村八乡,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义军,申明约束,整顿军容,严肃军纪,使义军做到真为国、不忧民,取得当地百姓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

    在此基础上,他选出精壮骁勇的五千人,组成了“突击部队”,作为攻防作战的主力。

    3、举义旗。

    1647年3月4日,张家玉正式树起义旗,表示“弹丸之地”的小道滘将与“庞然巨兽”的大清国决战到底,并热忱欢迎华夏大地上,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加入到道滘的“反抗阵营”中来。

    4、取东莞。

    为将抵抗事业做大做强,张家玉并不死守道滘。他邀请博罗县的举人韩如琰,作为自已新的合作伙伴。约其从陆路进军,自己则率“突击部队”从水路接应,直取东莞。

    双方于3月14日,发起水陆夹攻,当日就拿下东莞,活捉清朝新任命的“伪知县”。

    张家玉四个快速而漂亮的动作,搞得在省城坐镇的李成栋晕头转向,特别是东莞的丢失,更让他觉得“无颜见大清权贵”。

    为找回丢掉的尊严,1647年3月16日,李成栋全军出动,准备以武力收复东莞。

    为确保此次胜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李成栋派出“秘密特工”,收买内奸对东莞的大炮作了特殊的“技术处理”。

    3月17日,东莞攻防战打响。

    义军在东莞城墙上架起大炮,计划对城外清军的阵地,展开轰击。

    但经过特殊处理的大炮,在关键时刻,竟全部“哑口无言”。

    大炮的无能为力,让义军的自信心大损,清军趁机发动了攻城战。

    经过一天的力战,义军不支后退出该城,东莞重新落入清军的手中。

    攻取东莞后,预谋对道滘斩草除根的李成栋,又开始进攻道滘的前哨————望牛墩。

    与顺利攻取东莞不同,小小的望牛墩,成为清军一个新的“伤心之地”。

    他们在这里苦苦地熬了七天七夜,扔下五六百具尸体后,才占领了这一块被鲜血染红的小高地。

    3月26日,死伤累累的清军,终于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来到了道滘的泥城下。

    在清军发起进攻后,道滘的大炮这次毫不客气,滚烫的炮管中,发出一声声雄壮的怒吼。

    在炮击中,攻城总指挥李成栋及其坐骑“幸运地中了头彩”。

    坐骑当场炸了个粉碎,李成栋负伤,跌落到旁边的泥坑中,狼狈不堪。

    两天下来,这支曾横扫东南的清军部队,竟在小小的道滘泥城下损兵折将,只能无可奈何地“望城兴叹”。

    万般无奈的李成栋,忽然灵光大现,脑海里闪现出这样的一句话——“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他深信“重赏之下,必有内奸”,于是开出大价钱来收买内奸。

    内奸李郝思现身了,作为张家玉的表兄弟,他参与过泥城的施工建设,熟悉其中的布防情况。

    他给李成栋献上一份自画的道滘布防图,图上详细地绘制了泥城中的大炮、兵力、陷阱等部署情况。

    对于奖赏,这个“井底之蛙”开出的价码并不高,只要求在城破之后,能得到一块叫李洲角的好田。

    得到布防图的李成栋按图索骥,从泥城中的“薄弱”环节迅速攻入该城。

    泥城被攻破后,不屈的道滘军民家自为战,人自为战,作出最后的抗争!发出最后的吼声!

    血战中,数千义军被杀,数千义民同死。

    死难的人民中,就有张家玉的祖母、母亲、妻子、妹妹、叔叔、婶婶等三十多人。

    在亲人鲜血浸泡过的土地上,卑鄙、无耻的李郝思,终于得到了他那块“梦寐以求”的好田。

    认为自己的责任,还远远没有尽到的张家玉,并没有选择自杀,而是带着幸存的义军,撤到宝安西乡。

    在清军带着杀戮者的满足撤走后,四面八方的人民齐聚道滘,将为国殉躯的军民集中归葬到金牛坊的一个特大水凼中,用泥土覆盖,命名为“道滘大坟”。

    1826年,在道滘举人叶安济的倡议下,邻近各乡的人民,捐筹白银一千两,用麻石砌地,重新修整了此坟,以表达对一百八十多年前先烈的敬仰和缅怀。

    生于斯地、葬于斯地、魄伴故园、情绕家乡!

    伟哉,不屈的道滘军民!

    壮哉,光荣的道滘山河!

    桂林大捷

    李成栋在与张家玉这一类“民间抵抗力量”死磕的同时,还在日思暮想地捕一条“大鱼”,好让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清统治者,见识一下他非凡的能力,为自己攫取“两广总督”这一职务,增加新的筹码。

    这条“大鱼”,就是己由广东肇庆逃到广西梧州的永历帝。

    1647年1月16日,李成栋带兵向肇庆进军,留守该城的南明两广总督朱治涧不战而逃。三天后,清军象征性地“挥一挥刀枪后”,便占领了这座永历朝的“废都”。

    为将“追击进行到底”,李成栋继续向永历帝所在的梧州进军,南明思恩候陈邦傅不“思恩”而“思逃”,弃城滚蛋。

    在此情况下,南明现任广西巡抚曹烨模仿古礼,脱下上衣,双手牵羊,向李成栋投降,并美其名曰“肉袒牵羊,以迎王师”。

    李成栋虽然兵不血刃得到梧州,但心情却一点儿也不爽。

    因为就在前几天,思想高度警觉的永历帝,己离开梧州,经平乐逃往桂林。

    上天似乎想宽慰一下他受伤的心灵,这时,永历朝的首辅丁魁楚私下给他送来了一份大礼,并要求投降。

    对如此美事,李成栋自然应诺,并派出副将杜永和,去和丁首辅接洽投降。

    原来丁首辅见跟着不断跑路的永历帝混下去,实在是一项高度危险活动。为保证自己“多年积累的巨额财产”的安全,决定脱离永历帝,走李成栋的门路投降。

    杜永和在接洽这位首辅时,见其家产整整装了三百只船,绵延数里,心中拥起对这位“巨贪”无比的垂涎,他马上将此情况通报给了李成栋。

    李成栋决定“惩治贪官,为民除害”,他用两广总督的头衔,忽悠丁首辅返回广东,在半道上派杜永和予以劫杀。

    结果,丁魁楚及其男性家眷全部被杀,女性家眷及巨额家产被李成栋军队瓜分,据说仅白银就有八十万两之多。

    这都是金钱惹的祸,让我轻易宰了你!望着丁魁楚血肉模糊的人头,李成栋安慰自己稍稍不安的灵魂。

    因为广东后方有张家玉等人在捣乱,李成栋不得已,带大部人马返回广东“平叛”,只派出一小股去桂林追击永历帝。

    不明敌情的永历帝依然故我,敌进我逃,敌疲我驻,准备往湖南武岗去投靠军阀刘承胤。

    东阁大学士瞿式耜坚定反对,他不客气地指出:“陛下是我们永历朝的象征,您己经逃了四次,每逃一次,人心就涣胜一次。如果再逃下去,局面恐更不好收拾。”

    面对瞿大学士的指责,“好脾气”的永历帝作出的解释是——青山不老,绿水常青;能伸能屈,方为帝王!

    无可奈何的瞿大学士,表示自己将留下来,与桂林共存亡。

    永历帝勉强同意。

    为表达自己心中的歉意,永历帝不但给了瞿大学士一顶“国防部部长”(兵部尚书)的官帽,还给了太子太傅的荣誉称号。

    送别永历帝时,瞿大学士强烈建议,为维系人心,皇帝不要离开广西,如果形势实在危急,就先跑到湘桂交界的全州去,千万不要跑远了。

    永历帝虽然答应了,但实际过程中,他还是跑到了湖南西南腹地的武岗。

    永历帝“率先垂范”地一走了之后,桂林城的南明官员,上至总督朱盛浓,下至桂林知府王惠卿,都像受惊的鸟儿,一个比一个逃的更远更远。

    只有瞿式耜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官员留下来,成立了“过渡政府”,维持日常的运作。

    到达桂林城外的数百清军,知道桂林已经“官去城空”,于是凭着一股“先入关中者为王”的骄横气焰,发动攻城战斗,一时间,竟然成功登上了西门的城墙。

    “危难时刻现身手”,刚刚把永历帝护驾到全州,又连夜返回桂林的平蛮将军焦琏及时赶到,与登上西门城墙的清兵竭力死战,终于使这股骄横的清军非死即伤,狼狈逃出桂林城。

    这是发生在1645年3月之间的事,两个月后,不甘心失败的清军,再一次对桂林发动了进攻。

    这一次,瞿式耜可是信心满满,成竹在胸。

    因为他在桂林城中,不但筹集了大量的兵力,筹备了大量的粮草。而且还准备了许多守城的利器——红衣大炮。

    红衣大炮是司礼监优秀的“技术太监”庞天寿主持铸造的,结构紧凑、性能优良、质量可靠。

    李成栋的清兵在军队建设上,迷信“二百五加葫芦卜”的精神,对新技术、新兵种的使用,远没有满洲“正牌八旗”那样重视和推广,结果这次麻烦大了!

    在明军大炮一阵紧过一阵的炮火轰击下,攻城清军连桂林城头的砖头,都没有扒下一块,就成批成批做了南明炮兵的“移动靶标”。

    等清军的战斗意志,被大炮轰得所剩无几后,“谁敢横刀立马,唯我焦大将军”的焦琏一马当先,率军从桂林杀出,对围城的清军实施“反围城”作战。

    是役,清军损失惨重,李成栋派到广西的这支“优质清军”基本上被打残打废!

    历史学家把这次大捷称之为“桂林大捷”。

    “桂林大捷”是南明政府军,在东南沿海的正面战场上,取得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胜利。

    这场战役,打破了清军(这次实际上是“伪清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南明人民和军队,与敌作战的勇气和信心。

    在“桂林大捷”后,焦琏领兵连取阳朔、平乐,尔后又与陈邦傅合兵收复梧州,把广西的清军全部“驱逐出境”,重新让这个地域广阔的边陲省份,插满了大明的旗帜。

    “军功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他的一半”,我们在赞颂广西抗清明军浴血奋战的同时,还不应忘记曾经发生过的一个个“幕后故事”。

    这故事就是,在敌后的广东省,“岭南三忠”领导的义军,正用自已的鲜血和生命,在做着艰苦卓绝的配合。

    岭南三忠

    “岭南三忠”除先前说过的张家玉外,还有“二陈”(陈邦彦、陈子壮)。

    先说一下张家玉。

    张家玉自从道滘撤退后,锲而不舍的他,在增城附近,很快就再次组织起一支数量相当可观的义军。

    他把这支军队分为龙、虎、犀、象、豹五个营,自己则被推为大将军。

    其后,他率这五个营,一举攻下龙门、博罗、连平、长宁、乳源、归善、河源等县。

    攻下这些县城后,张家玉采取与民休息、长期驻守的办法,力争建立起一小块稳固的根据地。

    在与清军的具体作战方式上,他采取了更番出御,战一而休四的“车轮”战术,让参与围剿的清军疲于奔命、顾此失彼。

    1647年10月2日,张家玉领兵进攻增城。

    翻开地图,增城距省会广州很近,现在增城是广州直接管辖的一个市,坐车仅需一小时,基本上属于广州的“城乡结合部”。

    你打别的地方,李成栋同志可以暂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增城就不同了,要知道,连兔子先生,也是很保护窝边草的,况李成栋乎?

    李成栋于是倾巢出动,赶到增城,与守军对张家玉的义军形成了内外夹击。

    在清军的双重围困下,义军伏尸累累、血流成河,张家玉中箭负伤。

    见突围无望,为不让自己成为清军的“活标本”,张家玉投水但自尽!

    死时,年仅31岁。

    说完了张家玉,说另一个忠义之士——陈邦彦。

    陈邦彦,广东顺德人,因为其父是一名光荣的“民办教师”,耳濡目染的他,打小起就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但这并没有给他换来锦绣前程,因为他不是那种“死读书、读死书”的学生,所以在多次应考中,均未能中举,是一个典型的“应试教育”牺牲品。

    仕途无望后,为了谋生,他接过父亲的教鞭,在大良北郊锦岩山下设馆授徒,成了大明千千万万“乡村教育工作者”中的一员。

    弘光朝建立后,这位乡村教师面对学生,振臂高呼:“此时不思报国者,非丈夫也!”

    自此,他告别了讲台,成为一名四海飘泊、命悬一线的“职业革命者”。

    和两百多年后的同乡孙中山一样,他采取的第一个“革命行动”,就是——上书。

    他针对时局,精心撰写了万言书——《中兴政要》,开列了32条抗敌救国的方法,并千里迢迢,赶到南京进呈弘光帝。

    可惜,正沉湎于舞榭歌台、梨园春色中的弘光帝,看到这封万言书后,仅发表了一句“此迂儒之议也!”的评论后,便一置了之!

    隆武朝建立后,陈邦彦再把这份被“封杀”的万言书整理整理,上奏给隆武帝。

    与弘光帝相反,立志中兴的隆武帝对这封“万言书”大加赞赏,并破格封陈为监纪推官,终于让这位在科举场上饱经风霜的士子,跨入了国家公务员的行列。

    随后,他还与苏观生一道,参与了赣州的解围战。

    赣州失陷后,清军开始进攻广东,他建议苏观生凭借五岭天险,阻挡来敌,被心中“另有所念”的苏大学士一口拒绝。

    知道陈邦彦对自己已经心有怨言,已下定决心立绍武帝的苏观生,干脆派他去桂监国那里担任“联络员”,妄图想“借刀杀人”。

    苏观生的愿望几乎变成现实,因为在绍武帝发起“独立运动”并杀了彭燿和陈嘉谟两特使后,一怒之下的永历君臣,就差点宰了这位“联络员”来败火泄气。

    但以诚感人的陈邦彦,成功实现了自救,并被反派回广州进行策反活动。

    知道自已无法完成重任的他,没敢返回广州,而是潜入了中途的高明山中,招募义师,等待时机!

    在李成栋大举进攻广西,永历政权岌岌可危时,他想到一个中国军事学上常用的计策——“围魏救赵”。

    他率领自己的小队伍,联络上了余龙等人的大队伍,组织起了上万人武装集团,跑到广州城下“游行示威”。

    此举吓坏了呆在城里的清两广总督佟养甲,因为手头仅有数百人,他在关闭城门、全城戒严的同时,连连派出使者督促李成栋率主力回援。

    李成栋只得遵令行事。

    此举间接使“桂林大捷”成为可能,并让永历朝度过第一次“生存危机”。

    引得李成栋从广西撤军后,在广州城下虚晃一招的陈邦彦,主动撤围。

    他先和学生马应房收复顺德,尔后趁李成栋进攻张家玉之际,一举攻下江门。

    视陈邦彦为心腹大患的佟养甲,竟不顾自已国家一品大员的身份,用卑劣的手段绑架陈妻何氏及两幼子,以此要挟他归降,但被他以“忠臣义不顾家”为理由拒之。

    不久,何氏及两幼子一同被害。

    1647年7月,在陈子壮攻打广州时,陈邦彦率军占领广州附近的清远等县城,以作战略牵制。

    李成栋打败攻城的陈子壮后,下了狠心,决定铲除清远陈邦彦这颗令他深恶痛绝的“毒瘤”。

    9月19日,李成栋四面包围了清远城。

    这次,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斗中不断成长的“李氏清军”在攻城时,开始注重了对新兵种————“工兵”的培养和使用。

    “工兵”们在步兵的掩护下,偷偷挖地道到城下,用火药爆开城墙,清军中的骑兵、步兵趁机蜂拥而入。

    接下来,在惨烈的巷战中,陈邦彦身中三刀被俘,被押往广州。

    劝降无果后,佟养甲下令将其押往四牌楼,在稠人广众之中将其“寸磔于市”。

    临刑前,这位忠贞之士赋绝命诗:“崖山多忠魂,前后照千古。”

    陈邦彦自起兵以来,日仅食一餐,晚上和衣而卧,枕戈待旦,与部下同患难,共劳苦。

    因此他带出来的队伍,在各路义军中,战斗力是最强的,曾多次对陷入危险的其它义军施以援手。

    所以,闻其死讯的各路义军,无不“泪飞顿作倾盘雨”,为这位令人敬重“陈老师”的离去,真诚地悲伤和惋惜!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这位英烈士除深具民族气节外,诗文也饮誉当时,与黎遂球、邝露并称“岭南前三家”,并有“粤中杜甫”之称。

    比起前“二忠”来,“岭南三忠”中的“第三忠”陈子壮是学习最好、官位最高、年龄最大,死得也最残的一位。

    陈子壮,广东番禺人,年少时就异常聪明,是个“七岁能文”的神童。

    1619年,年仅24的他,在“全国公务员考试中”,高中第三名(探花)。

    其后,加入公务员的他,先后勤勤恳恳地为四个国家领导人(万历、泰昌、天启、崇祯)服过务。

    到了1632年,己是“四朝元老”的他,已官至礼部侍郎。

    连自命不凡的崇祯帝,也每每称其“先生”,而不呼其名。

    但后来因“政见不合”,他被崇祯赏了一顿“廷杖”后,“幸运”地下了诏狱。

    直到第二年,崇祯帝才“法外施恩”,把他从诏狱里“捞”了出来,驱逐回籍,监视居住。

    弘光朝时,曾以礼部尚书,隆武和永历朝时,曾以东阁大学士的高官显位,请他“出山”,但都被他一一回绝。

    但在绍武帝和永历帝的“正伪之争”中,他坚定地站在永历政权的一边,上书表示拥戴。

    在清军侵入广东,家乡沦陷时,已过了“知天认命”年纪的他,却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己”,亲自操刀上手,拉起了一支义师,发誓与清王朝干到底!

    当过大官的陈老爷子,要整就整大的,在1647年六月末,他和陈邦彦约定:攻打广州。

    这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他认为,时下攻打广州,确实有四个有利因素。

    一是李成栋正统兵在外,与广东各地的义军死磕,偌大的广州城只有清兵两百。

    二是城里有了“自己人”接应,已降清的原广州卫指挥使杨可观、杨景晔,良心发现,自愿反正,配合义军攻城。

    三是城里还有一面现成的“旗帜”————已出家当和尚的赵王朱由棪。

    四是为确保此事万无一失,他还派出三千“花山盗”向佟养甲诈降。目前,这些人已成功取得了广州东门防守权。

    起义的日期陈老爷子也选好了,七月七月七夕节。

    “七夕节”是地下牛郎和天上织女相会的日子,也被称为中国的“情人节”。

    选这么个日子,大概陈老爷子已经盘算好了,让佟养甲与阎王爷,于此日在鹊桥相会,不见不散。

    但“细节决定成败”,这个“近似完美”的计划,却坏在陈老爷子家的一个小小家丁的身上。

    这个小小家丁,是陈老爷子七月五日派到广州城里贴传单的。

    在执行这一特殊任务时,这个小家丁被清军巡逻的士兵抓住。

    一顿严刑拷打之后,“思想政治觉悟不高,意志不坚定”的小家丁,供出了这一“天大的秘密”。

    得到这一秘报的佟养甲,立即采取行动,一方面捕杀杨可观、杨景晔,以“犒赏”为名诛杀“花山盗”三千人,勒令赵王自尽;

    另一方面派出使者,请李成栋无论如何,要派出一支“快速反应部队”,于七夕节前夜返回广州。

    不知广州城已经“地覆天翻”的陈老爷子,在七夕节的三更,对广州发动了进攻,但迎接他们的,是城头猛烈的炮火。

    陈老爷子这次打广州,所带的部队大部分是坐兵船来的,炮弹落在了兵船上,导致了不少船只当场起火。

    这一夜,又恰好是北风大作。

    风助火势,使逆风行驶的义军船只,由少数着火变成了多数着火。

    佟养甲乘势出城反击,陈老爷子败守白鹅潭。

    不轻言放弃的陈老爷子,还想再打广州城。

    但历史也不给他这样的机会了,因为李成栋已率军从新安赶回,并加入了对陈老爷子的进攻中。

    在佟李的联合打击下,陈老爷子只得无奈地领兵,先退守九江,再退守高明。

    在“剿除”了清远的陈邦彦后,十月下旬,李成栋又率本部兵马,和施福(原郑芝龙的部将)的“二伪军”,对陈老爷子扼守的高明县,发动了大规模地进攻。

    这次清军攻城技术,又有了新的提高,由“工兵”挖洞填炸药,改为“炮兵”集中火力,进行“集中连片、由面对点”的轰击,操作更方便、效果更明显。

    在猛烈炮击之后,高明县的一段城墙轰然倒下。

    清军骑步兵急速跟进,冲入该城。

    在巷战中,陈老爷子受伤被俘,也被押回广州,交佟养甲审理。

    佟养甲以杀害陈老爷子的幼子相要胁,妄图逼他变节。

    “舐犊之爱,人皆有之”,陈老爷子曾经犹豫再三,最后却选择宁死不屈。

    他向佟养甲说道:“我儿子的生死,在你而不在我,悉听尊便”。

    佟养甲逼降不成,怒而生恨,想了一条杀一儆百的毒计,判处老爷子惨无人道的“锯刑”。

    “锯刑”即用铁锯,将人从头顶向下,锯成两片。

    行刑时,刽子手因人的躯体晃动,无法锯下去。

    陈老爷子对刽子手高喊:“蠢才,界(锯)人需用木板也!”,刽子手才领悟用锯行刑的方法。

    至今“界人须用板”的典故,仍在广州父老当中流传。

    在行刑现场,凶残的佟养甲遍召“广州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坐堂上观其受刑以惧之,还恶狠狠地问道:“诸公害怕吗?”

    “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当自己的鲜血从头顶喷出,溅满全身时,老爷子依然骂不绝口,直到生命的最后逝去!

    观刑“诸公”,害怕者有之,惋惜者有之,掩面落泪者亦有之。

    但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动,以及对自已苟且偷生的卑视和自责。

    直到20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编剧家黄锡龄,还根据陈老爷子的光荣事迹,编成大型历史粤剧——《血染越王台》。

    公演之时,依然让三百年后的今人,怦然心动、潸然泪下。

    英烈的鲜血不会白流的,就在他们为复国理想、中兴事业,血洒疆场或刑场时。南明,在一点一滴地汇聚着反击的力量。

    一场惊天裂变的巨幕已悄然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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