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州大捷
逃到湘西南武冈的永历帝不久发现，他在这里的心情，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不爽。
这倒不是武冈的生存条件太差了，相反，这里不仅是鱼米之乡、物产丰富；而且还山青水秀、气侯宜人。
让永历帝心情严重不爽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正被刘承胤这个小军阀——“玩弄于骨掌之上”。
刘承胤，大明军队专业化干部，因常使一根铁棍，人赠外号“刘铁棍”。
崇祯年间，“刘铁棍”曾任黎靖参将，因平定武冈袁有志起义，以及成功救出岷王世子的“特殊贡献”，被升为副总兵。
弘光朝时，他又被升为总兵，专门负责镇守武冈。
惊魂不定的永历帝，初来乍到时，也曾受到这位“刘铁棍”的热情接待。
为表达谢意，永历帝将其由隆武帝封的定蛮伯，加封为武冈侯。
民风淳朴、美丽险峻的武冈，一度吸引了永历帝的眼球，他把此地改为奉天府，打算由“暂居”改为“长住”。
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不久，又被提升为安国公的“刘铁棍”，逐渐露出了其丑恶凶残的嘴脸。
他接连杀害了几个与他意见相左的大臣，还随意斩杀南明其他友军来使。
后来，因为和皇帝闹了一点不愉快，这个素质低下的小军阀，就干脆挑动手下跑到宫中，向永历帝“索响”。
一路逃难而来的永历帝，早已身无分文。
在虎视眈眈的逼迫之下，他只得动员王皇后把宫中“簪珥首饰”拿出来，这才让“索响”的大兵们一哄而散。
经此一事，永历帝在武冈的生活，便变得“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了，日日夜夜、惶恐不安。
经此一事，“刘铁棍”知道君臣情分已绝，开始密谋废掉永历，立自己的女婿岷王为帝。
恰在这时，督师湖广的大学士何腾蛟，来到武冈朝见永历帝。
见到这位“孤守两湖、独撑危局”的老臣，永历帝像见到亲人似的，向他滔滔不绝讲起了“刘铁棍”种种违禁犯上的不轨行为。
听着永历帝的痛苦讲述，何督师顿时触景生情，忽然也想起了自己一年来的悲惨经历，不禁悲从中来，泪如泉涌！
何督师在湖南整合了政府军，收编了大顺军，这让他手头掌握的军队，一下涨到了十二镇，近十五万人。
在如何使用这些丰富的“军力资源”上，这个“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骨子里永远脱不了轻“响马”（大顺军）重“南军”（政府军）的惯性，特别对张先壁、曹志建、黄朝宣这些政府军将领，更是“恩爱有加”。
除多次为他们加官请爵外，在粮草供应方面，也是优先保障。
可这并没有换来他所期侍的“丰厚回报”，这帮人仍然是扰民有余、御敌不足、不听指挥、胡作非为。
失望至极的何督师，于是分别从广西、贵州、云南等“老少边穷”地区，招来了三万多人的武装力量，作为自己的“督标亲军”。
他企图用自己的这支亲军，镇住下面这些不听话的各派武装，形成“强干弱枝”的局面。
在增添了这三万多拿高薪的“军务人员”后，湖南的财政更加紧张。
为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何督师在湖南，除突击加派“救国义饷”外，还提前预征了一年的农业税。
结果，湖南每亩民田的实际负担，比崇祯时代提高了六倍。
即使这样，湖南仍然有很多地方的财政，仍是“缺米下锅”。
何督师只得“饮鸠止渴”，开始卖官售爵。
但这仍还是收不抵支，他便指使下属，敲诈富户，让其捐资助饷。
政治、经济、军事是一个紧密联系、环环相扣的结合体，何督师这一轮“整军备战”搞下来，让整个湖南物价飞涨、经济凋敝、民怨沸腾。
为缓解民众的不满情绪，何督师打算内部矛盾外部解决，于1646年九月，发动了“秋季攻势”，先向清军占据的岳州进攻。
但这次明显缺乏“给力”的北伐，非但没打下岳州，反而几乎赔光了“督标亲军”的全部人马，并引发了多尔衮对湖广战场的“重新认识”。
在平定浙江后，多尔衮派遣“汉奸俱乐部”的三个高级会员——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等组成“平南军”，于1647年2月16日，会同佟养和一起以岳州为基地，对湖南发起了全面进攻。
何督师紧急调马进忠、王允才部，加强长沙的防卫。
但就在两部还在回援途中时，清军己占领湘阴，兵锋直指长沙。
长沙守将王进才一看兵力不敌，立即保护何督师等乘船南撤，2月25日，清军占领长沙。
长沙失守后，湖南局势一发不可收拾，浏阳、常德、衡州等重要城市均陷入敌手，何督师退到湘柱边界的永州地区，聊以度日。
君臣二人“互道衷肠”后，才慢慢愣过神来。
下一步，该怎么办？
跟何督师去永州，不现实，那地方，现在已是新的“国防前哨”了，清军随时都可能“朝发午至”，危险系数太大。
何督师于是建议永历帝不要犹豫、不要徘徊，下定决心，移跸桂林。
见“何老首长”竟然来和自己搞“同业竞争”，“刘铁棍”干脆一棍子戳到底，上疏要求解除其督师职务，改任为户部尚书专理粮饷，妄图将这碍手碍脚的“老首长”一脚踢出军界。
得到永历帝拒绝后，他便直接面见何督师，拿出一副“督师舍我其谁”的架式，请“何老首长”乖乖交出军权。
“何老首长”则不紧不慢地告诉“刘铁棍”，出任督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皇帝的任命，第二是能指挥动郝永忠、马进忠、张先壁这些大腕级将领。
“刘铁棍”傻眼了，不用说兵多势众的郝永忠了，就是实力最差的张先壁，人马都是自己的好几倍，甭说指挥，就是能让这几位“仁兄”，别来抢自己的生意，就阿弥陀佛了。
“此路不通、则走彼路”，头脑简单的“刘铁棍”，想出了一个一了百了的办法。
这就是干掉何腾蛟，使他的手下，自然而然地听命于自己。
何腾蛟，一个“官场斗争经验何等丰富”的人，对“刘铁棍”不法行径，很快心知肚明。
他上疏永历帝后，得到了赵印选、胡一青两营滇军，作为“贴身护军”。
在一个黑漆漆的夜，他忽然率这两营军开拔，返回永州。
得到“何老首长”午夜狂奔的消息后，无可奈何的“刘铁棍”，只能落得一声叹息！
逃回永州后的何腾蛟，立刻授意张先壁，率几万人开到武冈，去教训一下不知天高地厚的“刘铁棍”。
张先壁带领几万人马，没几天就来到武冈城下。
此举立刻让“刘铁棍”抓狂，抓狂之后，他仗着手中有永历帝这块牌子，指责张先壁“犯阙”。
有备而来的张先壁，则针锋相对地痛骂刘承胤“劫驾”。
这场官司的最后裁决者，便只能是南明最高统治——永历皇帝。
永历帝终于找到了当领导的感觉。
他“煞有其事”派出兵部官员龙之沫，前往张先壁的营中宣谕和解。
宣谕后，永历帝让张先壁率军，到离武冈不远的沅州驻扎。
这样做，等于给“刘铁棍”戴上了一个紧箍咒，也让自己有了一份安全保障。
在张先壁驻扎沅州后，“刘铁棍”一下子变成了“刘木棍”，相对老实多了，“废桂立岷”的政变计划也静悄悄地胎死腹中。
可这舒坦的日子，永历帝还没还多久，就秋天来了，清军也来了！
在长沙、衡州结束了“避暑”的清军，趁着秋风送爽，又开始对湖南发动了新一轮的进攻。
进攻的主要目标，就是永历帝所在的武冈。
除郝永忠在桂阳、张先壁在沅州进行拆抗外，其它的南明将领，非战即降，孔有德率领的清军，很快到了离武冈不远的斗溪铺。
“刘铁棍”派出部将陈友龙等迎战，但战斗的结果却让他“大跌眼镜”。
他手下的蒋虎、孙华、聂鸣鹤、张承明、张大胜等重要将领，全部战死，清军现距武冈仅有三十里。
在这令人垂头丧气的事实面前，没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刘铁棍”的人生抉择，就是————投降。
为表示自己投降的热情和诚意，“刘铁棍”同志一边剃头“表决心”，一边派人找到“平南军”的一把手孔有德，表示可以把永历帝，当作“见面礼”，送给清方。
凡事都应该有一个“度”，“刘铁棍”的积极主动，不但没有让孔有德心花怒放，反而让他疑心重重。
作为投降业中“资深人士”，多次投降又多次反叛的孔有德，最怕的，就是别人和他玩“假投降”。
所以，对于“刘铁棍”的投降，他没有一口拒绝，也没有马上接受，而是用“研究研究、考虑考虑”的官场常用语来敷衍。
这就给永历帝的再次安全出逃，提供了“一线机会”！
永历帝是一个心细如发的人，尤其对潜伏的危险，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他见清军步步逼近，而平时大言不惭、趾高气扬的“刘铁棍”，现在却默不吱声、行踪诡秘，感到情况有些不妙。
为防万一，他决定移跸靖州，并请出“刘铁棍”的老娘，请其提供必要的帮助。
这位饱受儒家教育的老娘，倒也深明大义、当仁不让。
在“刘铁棍”外出接洽投降，不在武冈的情况下。这位老人家，利用自己的“特殊权威”，强令“刘铁棍”的手下打开城门，送永历君臣出城。
往靖州方向走了二十里，永历帝“先知先觉”的脑袋，再一次“灵光大现”。
他吩咐手下：“靖州是刘承胤的地盘，不可去，从小路速回广西。”
恰在这时，天又降下大雨，饥寒交迫的永历君臣，深一脚、浅一脚，找路直奔广西。
走到达广西古泥时，终于碰上了一支“亲人的队伍”————总兵侯性，领兵前往接驾。
感动万分的永历帝，就在侯性的护送下，安全到达柳州，完成了这次凶险而难忘的“逃生之旅”。
侯性因为这次特殊的贡献，立即被“火线提拔”，进封为商丘伯。
这次逃难时，为了不把所有的鸡蛋，放到同一个篮子里，永历帝在半途，还特意命首辅吴炳护送皇太子，取道城步县入广西。
结果这回却“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两人都没有永历帝那么幸运，途中一起被清军擒获，押往衡州。
“刘铁棍”费尽周折，投入孔有德的怀抱后，随即引清兵占领武冈。
发现“见面礼”永历帝己经逃走后，大惊失色的“刘铁棍”，赶忙派出护军统领钱国安，带领一千名骑兵追往靖州。
这自然是无功而返！
在这次清军对湖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除了制抚堵胤埸率马进忠仍据守九溪，曹志建领兵扼守湘桂交界的龙虎关外，湖南各地都被清军占领。
何腾蛟见自已在湖南两年多的“经营成果”毁于一旦，也只得悲戚戚地离开湖南永州，撤到广西兴安。
随后，何腾蛟手下军事实力最强的郝永忠部，也随之来到兴安。
鉴于兴安太小，无法解决郝部的后勤问题，郝部便向桂林进发，希望能得到瞿巡抚的“关心和帮助”。
但瞿巡抚，却带着更高度数的“有色眼镜”，来歧视郝永忠这位曾有过“历史污点”的原大顺军将领。
他不但拒绝郝部进驻桂林城，而且连粮草也不给予供应。
愤懑不平的郝永忠，便发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老传统，成立了“征粮队”，在桂林郊外实行“就地征粮”。
“征粮队”不时和当地民团发生流血冲突，搞得军地关系分外紧张！
这时侯，已是1647年11月了。
在这个黄叶飘零的晚秋，清军耿仲明部越过湖南边境，对广西北大门——全州，发动了新一轮攻势。
眼见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何督师、瞿巡抚这次紧密地团结起来，认认真真地组织了一场事关南明生死存亡的“全州会战”。
南明这次参战的将领，是五个经过“大浪淘沙、百炼成钢”的将军——郝永忠、焦琏、卢鼎、赵印选、胡一青。
南明这次参战的士兵，有原大顺军、湘军、滇军、桂军，倒也个个算得上身经百战、经验丰富。
人数上，南明士兵约有十多万人，诸营并连，首尾亘三百里。
更重要的，全军上下此时的确有了一股同仇敌忾、誓死抗争的悲壮气概。
胜利的种子由此播下。
南征以来，一路顺风顺水、高歌猛进的耿仲明，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全州会是自己遭遇的下一个“滑铁卢”。
11月13日辰时，全州保卫战正式打响。
焦卢赵胡四将，负责对清军耿仲明部发起正面进攻，郝部则负责绕道小路，从背后发动袭击！
正午时分，当两军激战正酣之际，郝部“凶狠的一刀”，忽然朝清军的背后砍去。
在桂林城郊，受尽民团窝囊气，极想找机会发泄的郝永忠，现在终于有了撒气的对象。
他身先士卒，率骑兵卫队，直冲清军的“总指挥部”，一举打瘫了清军的“中枢神经”。
失去指挥的清军，乱作一团，奔溃北走。
南明军队趁势追击，把清军一举赶出广西境内。
据明军战报的不精确统计，此役“杀虏千余级，夺大西马三百余匹，小马无算，火炮、弓箭、衣甲、器械不计其数”。
历史上把这次大捷，称为“全州大捷”。
与比上次的桂林大捷不同，这次战斗中歼灭的，主要是由辽东汉人组成的“汉八旗”。
这支队伍属于清军中的“第二精锐”，战斗力仅次于正宗的“满八旗”。
这比起上次打败的“李氏清军”来，又整整提高了一个档次。
闻此大捷的永历帝，龙颜大悦地对这次难得的胜利，及时做出了总结表彰。
他专门下诏，赞扬这次大捷——“真中兴战功第一”。
随后在12月5日，永历帝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由柳州移跸桂林。
永历君臣还不知道，正是由于这次大捷，引发了清军内部阵营发生了巨大的分化。
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降清的两个“重量级”人物——金声桓、王得仁，在江西宣布反正归明。
一场惊天裂变终于开始了！
江西反正
参与江西反正的，是清朝江西正副军区司令（正副提督）金声桓、王得仁。
金声桓，辽东人，原是明宁南侯左良玉的一个部将，在明亡时，已做到了总兵官的位置。
1645年5月，在“老主人”左良玉忽然死亡，“小主人”左梦庚向阿济格降清时，金声桓也一同投降。
多尔衮对明朝投降过来的武装集团，绝大多数采取的，是“囚主而用仆”的方针政策。
于是，降清后，左梦庚被带回北京，“恩养”起来。
而金声桓，则带领手下来到江西战场，充当炮灰。
王得仁，陕西米脂人，外号“王杂毛”，年少时候，为混一口饭吃，早早就加盟了李自成的反政府武装，为大顺朝的“做大做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自成同志牺牲后，为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便投降了阿济格，并也被派到了江西，成为金声桓的副手。
一条东北汉子，一条西北汉子；一个曾经“保政府的”，一个曾经“反政府的”，在这纷繁复杂的乱世，就这样鬼使神差地走到了一起，开始了他们不离不弃、生死与共的传奇人生。
在江西，这两个“最佳搭档”，不费清政府的一兵一卒，就先后攻抚州、吉安、广昌、袁州、赣州等十一府，擒杀了永宁王朱慈炎，活捉了南明江西巡抚邝昭，消灭及整编了大批南明军队。
立下如此赫赫战功后，这两人觉得有资本、有必要跟大清中央政府，进行一番讨价还价了。
他俩联合上书，要求大清中央政府，从国家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出发，授与他们“节制文武”“便宜行事”的权力。
目睹南明“枪指挥党”怪异现象的多尔衮，自然不会把江西的行政权、用人权拱手相让，让这块地方在这两人手中，蜕变成一个“独立自由的小王国”。
他三下五除二地驳回了两人的“无理要求”。
当然，为了安慰他们那颗受伤的心，他还是把这两位的官职，由镇守江西的总兵官，改为提督江西的总兵官，算是由“临时工”转成了“正式工”。
但同时，多尔衮也做出了硬性规定：“今后，所有事关剿抚等重大事项，必须与该省的巡抚、巡按会商后方可执行；会商意见不一致的，要报告给东南最高行政长官洪承畴同志，做最后的裁定！”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忙”，得到这个意外结果的金王两人，大失所望，可劲地痛骂多尔衮“刻薄寡恩”。
怒火，正静悄悄在金王两人心中积压、酝酿，就差一个爆发的机会了！
机会来了！
这就是发生在1647年底的全州大捷。
在与清军三年多的并肩作战中，俩人逐渐认识到，这样两个事实：
一是满人的实力，并没有吹嘘的那么神，只不过象一头贵州驴子————技止此耳罢了！全州大捷就很好证明了这点。
二是各地汉人“反清之意未灭，复明之心不死”，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必然风起云动、天下响应！
俩人相信，时势造英雄，自已完全可以，做一个振臂一呼的英雄，引导汉族人民，去建立一个有利于他们生存和发展的“新政府”。
就在这时，江西巡抚、巡按这两个可恶的上司，又很不识相地给他们添了一把火。
金王两位在收取江西时，凭借暴力抢夺，在战争中，迅速积累了巨额的“灰色财富”。
“见人发财，分外眼红”的江西巡抚章于天、巡按董学成，不时胁迫这两位司令向他们“行贿买平安”。
在私欲得不到满足时，章董就偷偷整点这两位的黑材料，时不时向多尔衮打份小报告。
这回，章董又把贪婪的黑手，伸向他们，要求两位出点血——捐银三十万两，作为军费。
这不是要他们出一点血，而是要他们流一大摊血。
这个无理要求，气得王得仁副司令“声如嘶吼，目睛皆出”。
大官逼小官，小官不得反，反他娘的。
1648年1月27日，金王两位司令先发制人，在南昌宣布江西改旗易帜，反清复明。
同时他们使用暴力专政手段，迅速逮捕了大清江西巡抚章于天，巡按董学成、布政使迟变龙、湖东道成大业等多名高官。
对于这些捕获的高官，两位司令是这样处理的。
“首恶犯”章于天，有制炮专业特长，免死，升为兵部尚书，专门负责为新政府制造新式火炮；
“协从犯”董学成、迟变龙等，只会当官，无专业、无特长，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反正后，金声桓自封豫国公、王得仁自封建武侯，请出了在弘光朝被“下岗”，回老家新建闲住的原大学士姜曰广，让其重新“上岗”，并主持新政府的全面工作。
南昌有一半多的政府在职官员，先后参加了这场“反正运动”。
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江西的吉安、饶州、袁州等地的官员，纷纷响应，宣布脱离黑暗的清政府，回归光明的明政府。
清朝在江西的地盘，一下子只剩下了赣州和广昌两府。
金王两人派出代表，秘密联络广西的永历政府。
实现成功对接后，江西便奉永历正朔，正式成为大明永历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下一步奋斗的目标，就是向何方进军，打败清军，收复河山，“多快好省”地建成大明永历帝国了。
经过会商，金王制定了“两步走”的进军计划。
第一步：北上拿下九江；
第二步：沿江东下，直取南京，迎永历帝还都，以政治上巨大的轰动效应，带动全国人民一起反正。
第一步计划，由于清九江知府吴士奇等各地官员的“蜂拥归附”，提前实现了。
到二月末，王得仁的军队已顺利接管九江、广济、黄梅、湖口、彭泽等地区，成功控制了长江中段航道。
在这一区域的辐射作用下，邻近的湖北、安徽许多地方的人民，按捺不住“保家复国”的热情，纷纷扛起了大刀长矛，背起了土枪弓箭，加入到起义队伍的洪流中来。
清朝在这两省的统治，顿时冰消雪融，趋于瓦解。
武昌告急！江南告急！大清帝国告急！
面对遍地反抗的烽烟，来不及做过多反思的多尔衮，紧急调兵遣将，于1648年3月25日开始了艰难的“武叛平叛”。
他调动的兵马，共有三路。
第一路是驻京八旗，由征南大将军谭泰、固山额真何洛会（两位均为满族）统领，赶往安徽的安庆，会同降将刘良佐部，由北向南进攻。
第二路是南京驻军，由江南总督马国柱率领，溯江而上，在安庆与谭泰会合。
第三路是湖南的平南军，由孔有德等三王率领，率主力由湖南回防武昌，镇压湖北各地的民众暴动，确保长江以北省份的平安。
孔有德接令后，立即从湖南撤军。
撤军时，见人心思乱，就干脆将降清的“刘铁棍”、傅上瑞等“投降人士”全部杀掉，让这些曾经“很识时务”的家伙，即使当了一回汉奸，也没有保住那颗可怜而可卑的“项上人头”。
孔有德的主力一撤，在湖南九溪卫蛰伏的堵胤锡率先行动，率马进忠部进攻湘北重镇常德，并顺利攻取之。
“刘铁棍”被杀后，他的部下归陈友龙统领。这位本不情愿降清的“爱国将领”，便利用这一难得大好形势，带领全军反正，并先后占领了靖州、黎平、武冈、新化、宝庆，同堵胤锡、马进忠部互相呼应，大有一举拿下长沙之势。
与此同时，在广西“蜗居”了半年的何腾蛟，也借第二次桂林大捷的余勇（第二次桂林大捷，是指1648年3月，何瞿等人再次在桂林，打败由湖南进犯的清军，此役歼敌人数超过从前的桂林、全州两次大捷），收复了一月份“不小心”丢失的全州，使永历王朝在广西的疆土，又再一次归于完整。
尔后，何腾蛟信心百倍地率领得胜之师，跨过湘桂边境，开始实施其梦寐以求的“全面复湘”计划。
江西、广西、湖南等省份的“量变”，又促使广东发生了“质变”。
那个曾经双手沾满江南人民鲜血的大刽子手————李成栋，也带领广东各界人士，宣布脱离清朝，反正归明！
广东反正
李成栋在广东的反正，与金、王两人相比，是“表相近、实相远”。
因为从表面看来，李成栋反正的原因，的确是多尔衮的赏罚不公。
在以往的章节，我们可以看到，在暴力镇压汉族反抗的战争中，随处可见李成栋“忙忙碌碌”的身影。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中有他，“长汀弑君”“岭南血案”中也有他，在他的身边，汇聚着千千万万汉族人不屈的冤魂。
他曾仅率四千余众，就横扫东南沿海，克江苏、战福建、取广东、攻广西，射杀了隆武帝，活捉了昭武帝，逼得永历帝团团乱转，为大清王朝疆土的“开拓”，社会的“安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但他所做的这一切，在多尔衮看来，是一只走投无路、摇尾乞怜的“狗”，需尽的义务罢了。
虽然李成栋是一只有些能力、有些功劳的“狗”。但对于“它”的奖励，多尔衮认为：不必多，一根“骨头”而已！
因此，多尔衮在论功行赏时，就仅仅只给了李成栋一个“两广提督（两广军区司令）”的职务，而把那顶光彩照人的两广总督帽子，戴在了随军“政委”————佟养甲的头上。
要知道，在一路南下的浴血征战中，“佟政委”仅仅带了一百亲兵，在战争中担当的角色，不过是执行一下“特殊勤务”（监视李成栋）罢了！
当然，“佟政委”能得到这个职务，不仅仅是“特殊勤务”搞得好，更主要的，是他有一个特殊的家庭背景。
佟养甲，辽东人，由于他的同族兄弟佟养正，早早就叛明降金，导致了一大家子，曾受到了大明政府“冷酷无情的迫害”，不是被杀，就是被囚。
佟养甲本人，就曾被关在山海关监狱服刑，后几经疏通，才得以戴罪释放。
重获自由后的他，隐姓埋名，浪迹江湖。
为了谋生，他投到左良玉的帐下，当了一名小小的军需官。
清军入关后，他终于咸鱼翻身、时来运转，不但恢复了真名实姓，而且还光荣“入旗”，并很快成为大清帝国上层建筑中，一个亮光闪闪的“零部件”。
因为有过“早年深知世事艰”的痛苦经历，所以即使在当上了两广总督后，对李成栋这位能力实力“双优”的下属，佟养甲依然是礼敬有加，两人表面上的关系基本融洽。
所以，尽管对多尔衮有很大的不满情绪，但当金王两人在江西反正的消息传来，李成栋采取的首要措施，就是命人在粤赣边界上严防死守，阻止“祸水北来”。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汉族社会各界，是不会忘记李成栋同志——这棵“伟岸大树”的。
金王两人首先一次次派出策反人员，对他进行耐心地说服工作。
同时，广州城中的何吾驺（原崇祯朝大学士、隆武朝首辅）与降清的广东布政使袁彭年，也秘密成立了“工作小组”，暗中不断活动，配合金王的策反人员，对李成栋进行反正的“心理疏导”。
想到清军入关后对同族人民的屠杀、奴役和掠夺，想到自已曾经的“助纣为虐”、恶行累累，李成栋胸膛中那颗“汉族之心”渐渐复舒，反正的念头正一点点在心中萌发。
但在他的心中，仍然有一个无法向外人道来的顾虑。
这就是自已的母亲、幼儿等家人，以及辛苦半生抢来的万贯家财，都在千里亡外的松江府，且正处于清政府严密的“保护”之下。
如果自已一旦反正，那这一切都将玉石俱焚，化为乌无。
就在他“去留两徘徊”之际，两位亲人的苦谏，彻底截断了他的退路。
一个亲人，是他的干儿子李元胤。
这个干儿子，是李成栋在河南时，收养的一个孤儿。
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人是很容易偎依在一起，抱团取暖的，杀人如麻的李成栋也不例外。
对这个干儿子，他一直就有一种超越血缘的亲情。除了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外，学习也没放松，即使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仍没耽误过对这个儿子的培养教育。
他曾请过许多著名的学者，对这个孩子施以严格的家教。
和同龄的孩子一样，李承胤读过的书，无非就是那一册又一册的儒家典籍。
但就这让人诅咒了上千年的四书五经，承胤同学，却从中读出了其真正的内涵。
这内涵就是——丈夫处世、仁义为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因为教育有引导内心方向的力量，李元胤对于父亲的降清，曾经是那么地耿耿于怀，闷闷不乐。
在“九州生气放风雷、万马齐奔势可喜”的非常时刻，他大义凛然地对着父亲慷慨陈词：
“我华夏从少康至今，三千余年，虽时有衰微，但终能屡仆屡起，继而复兴；我大明深仁厚泽，远过唐宋；我先帝又为国捐躯，天下敬仰……”。
“现在，金声桓将军在江西揭竿而起，所向披靡，焦琏将军又血战收复两广七郡；天子虽居广西一隅，但将相拥戴，舍身相随……”
“这些都说明我大明不死、大汉不亡，父亲如果起兵响应，事成则封侯拜将，事败也忠义千秋！”
李元胤同学发自肺腑的一席话，竟说得李成栋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就在李无胤言犹在耳时，李成栋的另一个亲人——爱妾赵氏，则直接举行了“尸谏”，用生命的代价，为这次策反工作，划上了悲壮的句号。
赵氏，是从松江府，千里迢迢，赶来与李成栋鹊桥相会的。
在自北向南一路行途中，赵氏目睹的，是一幕幕鲜血沥沥的残像；耳闻的，是一声声人心思汉的呼声！
“家妇亦知亡国恨，愿效子归滴血花”，团聚之夜，赵氏在一五一十，讲述完路上的所见所闻后，便劝自己的丈夫，效法江西，担当起天下的兴亡。
李成栋说道：“一旦起兵，不但你生死难料，且松江的百口家人，立马化为冤魂，你让我如何是好！”
赵氏闻之漠然，夫妾一夜无眠。
次日，在李成栋外出之际，赵氏写下血书，拔剑自刎。
血书中，赵氏最后一次规劝丈夫——驱逐异族，光复汉疆！
闻讯而来的李成栋，伏尸大哭。
哭罢，他对前来吊唁的部下叹道：“难道我等七尺男儿，反不及一妇人乎？”
至此，他已身无退路，心无旁鹫！
1648年4月15日，几度犹豫、几度彷徨后的李成栋，终于在广东举起义旗，正式与满清政府一刀两断。
在他反正后的一个月内，他松江的百口家眷，全部被清政府杀害；巨额家产，也没收殆尽。
李成栋反正时，对自己的“欢喜冤家”——佟养甲，颇为关爱。
不但不杀，还把这次反正功劳的一部分，挂在了佟的名下，每次发布文告政令，都拉上这位“政委”一同署名。
李成栋的确是个能力实力“双佳”的特殊人才，在他的领导下，广东是全境反正，没有出现像江西赣州那样的“钉子户”。
李成栋反正后，首先要处理的，就是广东地方政府与永历中央政府的关系。
他是个“要么不做，要么做绝”的人，投降后对清政府的态度如此，反正后对永历政府的态度，也是如此！
他不但第一时间派出使者，向永历帝汇报广东反正情况，而且请皇帝陛下移跸广州，所需费用，一概由广东承担。
对于李成栋在广东的反正，永历帝先是“莫名惊诧”，然后就是“莫名狂喜”。
因为这将意味着，不但来自东边的危胁消除了，而且广西广东连为一体后，他和手下的大臣们，将不必再过那种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生活了！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怀着无比愉悦的心情，永历帝带领着他的班子，由广西南宁起程，向广东进发！
在路上，他下诏封李成栋为广昌侯，佟养甲为襄平伯，升耿献忠为兵部尚书。
在桂林时，大学士瞿式耜等向永历帝提醒：“若朝廷迁至广州，势必为反正官员操纵，望陛下三思而后行！”
一句话吓醒梦中人，想想在武冈刘承胤那里，低眉顺眼、忍气吞声的日子，心有季悸的永历帝，马上改变了到大城市广州，谋求发展的念头。
他以“还于故都，居中指挥”的名义，“英明果断”地将此行的终点，定在了他的登基地——肇庆。
虽然隐隐约约感到了怀疑的目光，但已下了忠君报国决心的李成栋，还是派出李元胤到梧州“迎驾”。
1648年8月1日，永历帝带着自己的“流亡政府”，终于回到了故都肇庆。
李成栋率广东的“反正高干”及社会贤达，于郊外迎候并朝见天子。
粗中有细的李成栋，考虑到永历帝远道而来，囊中羞涩，便在宫中预先淮备了一万两白银，以备皇帝赏赐之用。
看到白银的永历帝，想起了武冈被“索饷”的经历，心中陡然涌起一丝难以名状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