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变”的政权
李成栋在广东反正后，南明永历政权的实际控制区，由广西一隅，迅速扩张到广东的全部，江西、福建、湖南的大部。
又有几百万的人民，重新在大明灿烂的阳光下，过上了“穿我汉家衣，复我汉家发”，自由且有尊严的生活。
但这种快乐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南明的百姓就发现，在永历政府的领导下，他们的幸福指数，实在是降低降低了！
为啥？
因为在南明的社会生活中，令人恼火的“三多”现象，正一点点侵蚀着百姓的利益，剥夺着百姓的幸福。
这“三多”，一是“官多”。
在永历帝回驾肇庆，革命前景一片光明的大好形势下，各种“作官势力”如雨后春笋，蓬勃而出。
这些大大小小的势力，或自夸有“组织地下抗清运动”的功劳，或自称有在敌人面前有“忠贞不二”的气节，或自表有“反正救国”的贡献，请永历政府在对他们在表彰奖励的同时，能量才使用，以“民”代“干”。
为扩大“选民”的基础，永历政府对这些人才闯开大门，来者不拒。
结果，弘光朝“都督满街走，职方贱如狗”的丑剧，又一次在永历朝上演。
二是“为国奉献”的机会多。
南明百姓发现，自从“大明旗帜高高飘扬”在身边的那一刻起，他们“为国奉献”的机会，就成倍成倍地增多了。
先是服兵役的机会多了。
因为“反正三巨头”——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都是外来户，本身都没带多少兵来。
尤其是李成栋，他征服广东主要依靠的，仅是自已的四千“秦军”，和郑芝龙的降兵。
自从他反正伊始，“不堪忍受其虐待”的郑芝龙降兵，在施福、施琅带领下，跟他连声“bey—bey”都没说，就跑到福建投郑成功去了！
没办法，为了完成“中兴大明”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使命，这“三巨头”只能实行本土大征兵。
在大征兵运动中，金王两人在江西征了二十多万兵，李成栋则分两次征了近四十万兵。
“军书十二卷，卷卷有尔名”，赣粤的父老乡亲，忽然有了一个“拿起武器，报效国家”的大好机会。
征了兵，还得提供后勤保障呀！
这“三巨头”只能继续开动国家机器，又从民间，先后征发“民夫”二百多万人次。
汉族人不够征了，就征少数民族的，反正“爱国不分民族”呀！
征完了人，又从老百姓的家里，无偿地征收了弓刀、铳炮、火药、盔甲、骡马等大量作战物资。
官多兵亦多，必然会催生下“第三个多”——税多。
养活大小“干部”需要钱、打仗需要钱。
另外，对皇帝陛下也不能太吝啬了，多少也应给点皇室经费吧（每年六万两白银，确实不算多）。
各方都需要钱的结果就是——南明百姓，勒紧裤带，节衣缩食，家家纳税，户户捐输。
南明“群众”的日子，过得很苦，南明“干部们”的日子，过得也不轻松。
因为他们，不久就无奈而痛苦地看到：
在南明新生的躯体上，三个严重的“病变组织”，正在快速地长大、扩展。
第一个“病变组织”——“各自为政”。
永历王朝不算大的地盘，实际被八个强人分割着。
李成栋管着广东（含海南岛）及广西梧州，金声桓、王得仁拥有江西大部，何腾蛟占着湘中湘南，堵胤锡据着湘西。
瞿式耜名义上统揽广西军政，但行政范围却仅局促于桂林，广西的其余部分，则被陈邦彦霸着。
郑成功，则是孤悬在福建同安、厦门的两块“飞地”里，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是——只奉朔，不奉诏。
这些“独立自主”小政权的存在，使永历“全国一盘棋，打败多尔衮”的口号，就只能停留在书面计划上，直到最后被“全国另一盘棋”的清政府，打得再次踏上逃亡之旅。
第二个“病变组织”——“君权旁落”。
“君权旁落”这个问题，是一个需“一分为二”看待的问题。
如果君权，旁落到了一个“想做大事，能做大事，不出大事”的人（比如伟大的改革家张居正）手里，那对国家、民族、人民而言，反而是件好事。
但如果君权，旁落到一个处处以公权谋私权的人（比如伟大的阴谋家严嵩）手里，那带来的危害，你就掰完手指头，继续掰脚指头数吧！
永历帝的君权，恰恰就旁落到一个类似严嵩的人——“小阴谋家”马吉翔的手上。
跟随永历帝一路逃难的马吉翔，本来是一个有过犯罪纪录的小官。
但因该同志具有极强的协调联络能力，天生就是一个“办公室主任”的好材料，因此很快就得到永历帝的青睐和信任。
永历帝以“护驾有功”，封马吉翔为文安侯，官拜锦衣卫都指挥使，使其逐渐成为南明国内，能左右皇帝思想及行动的“第一人”。
对于这一点，连现在南明的“第一强人”李成栋，也“身”有感触。
李在隆庆朝见永历帝时，为显示自已“尊君爱君”的诚意，专门将广东全省及广西梧州的官员名单，造册一份，交于皇帝。
他想用这种行动，表示自己治下各级官员的任用、更换，完全将由永历帝“乾纲独断”。
但不久他就敏锐地感觉到，能够“乾纲独断”的，并不是皇帝陛下，而是皇帝身边，那个掌握着签字“一枝笔”的马吉翔。
一日上朝，马吉翔对他说：“皇帝念你手下的各位将领反正有功，准备予以封赏，请把名单拿来，我来操作。”
李成栋郑重其事地开出了名单，呈递给马吉翔。
马吉翔为显示自已“非同一般”的能力，就当着李的面，挥毫泼墨，“缮写奏疏封进”。
不一会儿，永历帝就完全按马吉翔的奏疏，下诏封杜永和、阎可义等人或为侯，或为伯。
事后，回到住所的李成栋，感慨叹息道：“人传马皇帝，我尚不信，今日见之，此言不虚，权臣当道，中兴大业，凶多吉少！我舍母弃子，若事不成，九泉之下，如何相见？”
自此，他对朝堂上的马吉翔之流，由尊敬改为卑视；对永历中央政府，也由希望变为失望。
第三个“病变组织”——党争不断。
这是因为：
君权旁落的结果，必然是派系林立。
派系林立的结果，必然是党争不断。
党争，对于明朝来说，也算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政治项目”了。
自从嘉靖皇帝“疏于工作，忙于养生”以来，党争便进入一个辉煌发展的阶段，120多年来，推陈出新，薪火相传，可谓是“党争恒久远，遗臭永流传”。
永历朝的党争，主要两党之争。
一党由“东来的反正功臣”组成，该党外有军人李成栋撑腰，内有虎头袁彭年、虎皮刘湘客、虎牙金堡、虎尾丁时魁、虎爪蒙正发充当打手，一时间兵强马壮，锐不可挡。
因其中楚人居多，故该党被称为“楚党”。
另一党为“西归的扈驾元勋”组成，外有霸占广西的陈邦彦、据守湘西的堵胤锡为援，内有宠臣马吉翔、“技术太监”庞天寿（善长造火炮那位）、阁臣朱天麟、吏部侍郎吴贞毓掌权，力量虽逊，却个个身处中枢机关，实力也不可小觑。
因其中吴人居多，故该党被称为“吴党”。
瞿式耜、何腾蛟本来是两个“无党派”人士，但因长期受陈邦傅、堵胤锡挤压，只得投到楚党的门下，寻求庇护。
在“道德层面”上，楚党认为吴党是小人当政、搅乱朝纲、祸国殃民；而吴党则认为楚党曾剃发降清，属朝秦暮楚、为臣不忠、为人不贞的狡猾之徒。
前期两党相争的焦点，主要是兵马、钱粮及地盘。
后期两党相争的核心，是如何开展与农民军（大顺、大西军）的合作上，楚党主张“纯洁阶级队伍”，宣扬与农民军“合作无用论”；吴党则主张不择手段，一定要把“农民兄弟们”拉到抗清的这条船上来，用“农民兄弟”的胸膛来挡住清军的马刀。
就其是非对错而言，前期的楚党，对多于错，后期的吴党，公大于私。
就其斗争激烈程度而言，前期是楚党得势，盛气凌人；后期是吴党崛起，反攻倒算。
争来斗去，结果仍还是对应了那个流传千古的寓言故事————“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多尔衮终于从最初的惊慌中镇定下来，调动起大清一切可调动的力量，最后将吴楚两党“一网打尽”！
一个有“严重病变组织”的人，寿命是注定不会长久的。
那么，一个有“严重病变组织”的政权呢？
四星殒落
一个政权，政治与经济上的“病变”，必然会带来军事上的“溃烂”，最终导致这个政权丧失“生机”。
永历朝军事上的“溃烂”，在金声桓于1648年3月，召开的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上，就略显端倪了。
金王二人反正后，王得仁率的北伐军，二月底就占领了九江地区。若顺江而下，就可朝发夕至，直攻南京。
但让金王深感不安的是，在江西境内，还有一头“笼中之虎”——赣州，没有消灭，其随时都有可能出来伤人。
是先东征南京，还是南取赣州，成为这次军事会议，亟需解决的难题。
大多数与会人士，都主张先取南京、尔后号召东南。
至于小小的赣州，现在正在首鼠两端，完全可以不去理它！待东南一定，赣州自然不战而下。
惟有刚被封为“五省总督”（总督川、陕、鲁、晋、豫五省）的黄人龙同志提出异议。
黄人龙同志说：“当年宁王朱辰濠，在南昌起兵造反，就是因为忽视了南边的赣州，结果就被赣南巡抚王守仁，在背后捅了一刀，功败垂成！”
他的“危言”一下子唬住了“不好好学习、不好好读书”的金声桓。
为了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1648年3月16日，金声桓亲自统率二十万“新建赣军”，水陆并进，直扑赣州。
刚平静了半年的赣州，一下子又被战争搅得热闹起来。
在赣州的决策层中，坚决不投降，愿意与金声桓大军死磕到底的，只有两人。
一个是“一把手”——清南赣巡抚刘武元，另一个是“二把手”——清赣州守将高进库。
其余的“高层人士”，则都在“边观察、边思考”，想等等局势进一步明朗后，再做抉择。
刘武元不降，是因为他是辽东人，来赣州纯属“裸身做官”，为了老家的家眷，只能“牺牲我一个，幸福一家人”了。
高进库不降，是因为他和金声桓曾经是同事，一起在左良玉手下混过，知道对方是几斤几两的角色，所以坚决不打算上金声桓的“造反船”。
但金声桓这次，可是打着“光复大明”的旗号来赣州的，这一点，对赣州的汉族老百姓很有号召力和说服力。
战争说到底，就是让这边老百姓打那边老百姓。
如果赣州的老百姓，不愿去打金声桓带来的老百姓了，那等待他俩的，除了审判台，就只有断头台了。
得想办法激起这边的老百姓，打那边老百姓的愿望。
刘武元、高进库很快就有了“着眼点”，他们把半年前金声桓军队攻打赣州时，烧杀抢掠的黑材料整理加工后，派人迅速写成了一张张“大字报”，在赣州满大街地张贴。
赣州百姓那一块块还没有愈合的伤疤，在一张张“大字报”面前，很快就裂开了。恐怖与仇恨的“病毒”，在民众中大规模传染开来。
赣州百姓决定在刘、高两位长官的领导下，不讲明与清，只论善和恶，坚决不能让金声桓这帮无恶不做的“害人精”，再次踏进赣州城半步。
“种善得善，播恶得恶”，金声桓没想到，半年前的“作恶纪录”，会招来今日赣州百姓，无比凶狠的刀剑和无比强烈的炮火！
赣州是三面临水，一面靠山，地势险要，城墙坚固，易守难攻。再加上老百姓的拼死抵抗，结果是赣州攻坚战打了一个半月，金声桓一无所获。
金声桓认为，他打不下赣州的原因，是军中江西兵庇护赣州老乡兵的缘故。
于是他下令在九江作战的王得仁，带“老部队”到赣州前来增援。
闰四月初一，王得仁带着“十万军队”赶到，同金声桓一起，对赣州发起新一轮的“狂攻乱打”。
但这种“群殴战术”并没有取得多少明显的效果，赣州城仍是“我自岿然不动”。
不但不动，反而在闰四月二十二日深夜，赣州守军主动出城，发动了一次忽袭。
在这次忽袭中，王得仁意外地中炮受伤，攻城大军的士气，更加低落。
金王两人，只得再次改变战术，对赣州采取长期围困，准备用“饥饿疗法”，让赣州屈服。
在水泄不通的围困下，赣州城出现了严重的“饥荒”，米价涨到四十两白银一石。
守军也在无粮可食的情况下，开始杀马充饥。
当七月到来的时候，饥饿的赣州，已变得气息奄奄。
赣州的抵抗，为清军顺利南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5月1日，南下清军在谭泰的指挥下，占领了守备空虚的九江。
7月初，清军逼进省会南昌。
见“老巢”有失，金声桓、王得仁只得下令停攻赣州，全军撤退。
被摁住打了四个月的赣州，终于有了“出气解恨”的机会，全军出城，对金、王的后卫部队猛追猛打。
待金王两人率军返回南昌时，江西的战场形势，已发生全面逆转。
清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明军由主动进攻变为被动防御。
王得仁在南昌近郊的七里街，与清军展开激烈地会战，被打败后，悻悻地退回南昌。
7月10日，清兵包围了南昌，先分兵四出，扫清外围，切断该城与附近州县的联系。
然后，清军进行了猛烈地攻城，但都被守军顽强地击退。
尝到了“坚城铁拳”的清军，也“抄袭”起了金王两人曾在赣州使用过的战术——围城，准备用饥饿做“利器”，来拖跨南昌。
南明历史上最残烈的围城战——南昌围困战上演了。
最先被卷入战争漩涡的，是南昌郊外的汉族平民。
这些汉族平民在满人统帅谭泰眼中，完全可以视同为敌国之民，无需怜悯，无需保护！
炎炎烈日之下，这些无辜的平民被集体抓来，不分穷、不分富、不分老、不分少地充当“民夫”，为清军挖壕造桥、做围困南昌的前期工作。
为节约宝贵的粮食，这些从事高强度、重体力劳动的“民夫”，每天从清军那里，领到了食物，仅仅是一碗清可见底的稀粥。
为让前线的清军“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在谭泰的默许下，清军可以到南昌郊外任何一个村庄，抓来“民女”，“慰安”一下自己受伤的肉体和心灵。
等待这些“民夫”“民女”都丧失使用功能的时候，不但善于军事斗争，而且还善长经济建设的谭泰，便把他们集中起来，按“斤”论价，出卖给人口贩子，转售到全国各地牟利。
而被困在南昌城中的军民，与城外的平民比起来，生活更痛苦，结局更悲惨！
围城后，城中军民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食物的匮乏。
在被围了一个多月后，九月底，南昌的米价己涨到六百两一石（是赣州被围时米价的15倍）。
到十月底，整个南昌已无米可售。
被逼无奈之下，一些特殊的食物被摆上了柜台。
这些特殊的食物是：狗肉、猫肉、乌鸦肉、麻雀肉，还有老鼠肉。
但这些特殊的食物，却个个价格不菲，就是“人见人厌”的老鼠肉，一个也需银二钱。
在各种可怜的动物陆续绝迹后，城中人们唯一可吃的，就只剩下了——人肉。
于是，死人的肉，病人的肉、俘虏的肉，便“堂而皇之”摆上了大家的餐桌。
痛苦让人对死亡产生麻木。即使在金声桓开展“放生”行动，动员城中百姓出城逃命时，响应者却也寥寥无几。
“放生”行动共进行了三次，前后仅有二百多人“自愿出城”。
但就是这仅有的二百多人，也没有得到自我标谤为“仁义之师、吊民伐罪”清军的保护。
谭泰对逃生者的政策，始终如一，即“男人分杀、妇女分留”。
南昌人唯一的“求生通道”也被堵死了。
在这种情况下，逼红了眼的他们，分别在金王两人的率领下，向城外大规模地发起了九次“自杀式”的冲锋，取得了击毙清军一等梅勒章京觉罗顾纳岱的“特别战果”。
但在重重叠叠的战壕阻挡下，南昌人一次次地努力，却一回回地失败。
他们曾不断派人向永历帝求救，但直到城破，援兵依旧杳无身影。
在围困半年后的1649年1月19日中午，守军己经无力举刀杀敌。
看准战机的蒙古兵，率先竖梯登城。
南昌最终像一片耗干了养份的树叶，在饥饿与屠杀中痛苦地凋零。
在随后血腥的屠城中，熬过饥饿、熬过战争的几万幸存居民，也无一例外地享受了清军“男人分杀、妇女分留”的“非国民待遇”。
在全城哀嚎一片的痛苦声中，身中二箭的金声桓，投帅府荷花池自尽。
大学士姜日广，随后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自我了断。
王得仁则始终不改“英雄本色”，在清军阵营往来冲杀，三进三出，最后负伤被俘，处以最残酷的“磔刑”。
消息传到肇庆后，永历帝在悲伤之余，对其三人给予了“追赠爵位”和“谥号表彰”的“事后奖励”。
南昌城破后，清军陆续攻取了江西其它州县，将这片土地，再次归于清朝的统冶之下。
在这片胜利的土地上，胜利者看到的，是一片血染的土地，痛苦的土地，仇恨的土地。
并且，这次代价巨大的胜利，也让他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
在汉族的赳赳武夫中，也不乏一股铁血抗争、豪迈不屈的气节。
南昌刚被围困的八月初，李成栋已亲率大军，自广州出发，越过南雄，进入江西。
此行作战的目的，预备先打下赣州，之后挥师北上，与金王的军队“会猎”于南昌城下。
赣州，之所以不断出现在我们的文中，是因为其正处在南昌——广州的中心点上，无论是北上还是南下，这个特殊的城市实在是绕不开的。
但这一次，李成栋有十足的信心拿下该城。
这是因为：
第一，他手中有十万人的军队，想前年，自己仅有四千人马，就能横扫东南，现在旌旗十万，难道还不能摆平一个刚刚经过战争摧残的赣州。
第二，赣州守将高进库，是他的“老战友”了。目前，这个重情重义的战友，己不厌其烦地派出信使，向他表示了愿意“弃暗投明”的强烈愿望。
九月下旬，李成栋率军跨过梅岭，分兵两路，直逼赣州。10月1曰，大军已到达城下。
为取得“不战而屈人之兵”之目的，李成栋连营十余座，并在当晚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篝火晚会”。
整个赣州城外，人如海，歌如潮，篝火如繁星，大炮也不时向城中喷射出“美丽的焰火”，将整场晚会的气氛推向高潮。
拂晓时分，狂欢了一夜的明军回营就寝，准备在天亮，听取一下赣州方面“观众”的意见。
热情的赣州“观众”，等不到天亮，就分别从小东门、南门、西门出城，直朝“昨夜无眠”的明军冲去，用刀剑来表述他们对那一场“晚会”的意见。
尚在梦中的明军猝不及防，被“意见满腹”的清军迅速冲入营垒。
李成栋带来的这支军队，建成还不到三月，绝大多数是一帮无实战经验“新兵蛋子”。
而且，这支军队，重“老”轻“新”，重“北”轻“南”的思想问题十分突出，官兵关系极不融洽。
在清军左砍右杀下，“新兵蛋子”们自相践踏，不战自乱；老兵们因被分散到各营中，根本形不成有效的合力，整个大军就这样像烈日下的雪人，瞬间消融。
事后统计，这次战斗，明军损失兵卒民夫一万多人，盔甲、骡马、器械半数落入敌手。
特别是费老鼻子劲，从广州运来的四十门新式火炮，全部成了赣州的战利品。
忿恨不已、后悔不止的李成栋，只得率残兵败将退回广东，以图再举。
经过短暂的休整和补充兵员装备，1649年1月，李成栋同志再次“组建”了一支人数在二十万左右的“新军”，再次北伐。
二月下旬，北伐的明军第二次越过梅岭，进入江西，作战的目标仍是赣州。
不知南昌己经陷落的李成栋，这回对赣州采取的是“稳扎稳打、扫清外围”的攻略。
可此时的赣州，早己是“今非昔比”。
在上一次险胜后，赣州城的“一把手”刘武元，就怀着迫切的心情，以李成栋必然会卷土重来为借口，不断恳请征南大将军谭泰发兵相助。
攻克南昌后，手头兵力宽裕的谭泰终于派出正红、正白两旗的“纯种满兵”，赶到赣州，使赣州的攻防能力大大提高。
1649年2月16日，这支满汉混合部队组成的清军，从赣州出发，向李成栋司令部所在地——信丰，主动发起反攻。
因为受到“反正”州县的节节抵抗，这支清军进展缓慢，直到2月29日，才挺进到信丰的附近。
在这里，他们与李成栋率领的明军展开激战。
明军失利，退守信丰，清军随后围城。
当时，信丰东门外桃江河水泛滥，难以涉渡。
“狡猾”的清军看准了这一点，专门采用了“围三阙一”战术，只对信丰城西、北、南三面围攻，单单放开了东门。
在清军“紧锣密鼓”的攻打下，无心恋战的明军纷纷从东门逃出，李成栋也被裹胁其中。
在明军渡桃江时，清军按计划从三门赶来，展开围捕，不计其数的明军落水身亡。
在战友的哀鸣中，幸存的明军向广东境内逃窜。
待逃到大庾岭时，明军却发现了一个天大的麻烦，主帅李成栋不见了。
明军只得派出“寻人小分队”，秘密潜回信丰，寻找李成栋的下落。
一天后，“小分队”找到了李成栋的战马。
三天后，“小分队”找到了李成栋早己发僵的遗体。
经过检验，确信该同志是溺水身亡。
据该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此次出兵，一向“生性豁达、精力充沛”的李成栋，忽然间却变得“精神恍惚、唠唠叨叨”起来。时而为前线士气不振而担扰，时而为后方粮草不继而发愁。
就在信丰突围的前夜，该同志忽然发出了一声“苟活万事重，死去一身轻”的长叹！
也许是他前半生造孽太多，也许是历史不愿把成功的桂冠戴在他的头上，大名鼎鼎、纵横四海的李成栋，就这样窝窝囊囊、糊里糊涂地死了，死在一道小小的河沟里。
“成栋在，广东存；成栋亡，广东失”，伴随着李成栋的离去，永历帝发现，广东，已实际不再是南明的天下。
就在永历帝仍沉浸在李成栋“意外身故”的哀伤之中时，湖南方面，传来了再让他“痛心疾首”的消息。
督师何腾蛟同志，在湖南湘潭被清军俘杀！
何腾蛟同志是在1649年1月27日被害的，但因路途遥遥、山水阻隔，当消息传到肇庆的朝堂上时，已是三月中旬了。
何腾蛟的被害，固然有大环境不好的原因，但更深层次的，是他的咎由自取。
他实际上是一个“盛名之下，其实难负”的人，一方面勇于任事，面对挫折失败永不低头；另一方面，却自私偏见，处处洋溢着一股“小家子气”。
在江西、广东相继举起“反清复明”的大旗，孔有德等汉奸部队被迫大踏步后撤时，湖南的当时“革命”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
但就在这一个“阳光灿烂的时刻”，何腾蛟却做出了一个令“仇者快，亲者痛”的反常举动。他让手下的“第一猛男”郝永忠同志，忽然对正在宝庆与清军浴血奋战的陈友龙部，背后狠狠地捅了一刀。
何腾蛟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和陈友龙不仅有“国怨”，还有“家仇”。
“国怨”就是我们的何大督师，不能把“复湘”的头功让风头正盛的陈友龙给占了。
因为在他看来，湖南是他的“何家大院”，以前从他的手里丢掉了，现在就得还在他手里夺回来，别人无权“越位行动”。
“家仇”就是陈友龙，在跟着“刘铁棍”降清后，为了能在孔有德面前混张好脸，竟然领兵跑到何督师的老家——贵州黎平。把何的母亲孙氏、老婆徐氏等家属一百多口人，都抓到清营充当人质，让年过半百的何督师，一夜之间变成了“痛苦的单身汉”。
毫无戒备的陈友龙部，被背后捅了一刀后，气得嗷嗷乱叫。
但胳膊是拧不过大腿，恶狼是斗不过猛虎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领着一帮子残兵败卒，跑到永历帝那里告御状。
经过一番血战得到的宝庆，转眼又成为清军的“囊中之物”。
赶跑陈友龙后，意气风发的何督师指挥军队，不但收复了湖南道州、永州、衡州三个大城市，还攻克了泸溪、辰溪、新田、黔阳等多座县城，逼得清军乖乖退到湘乡、长沙一带固守待援。
但占的地方多了，力量也就分散了。何督师的军队，此时已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无力再次发动新的攻势。
湖南战场陷入了胶着状态。
为改变这一态势，堵胤锡决定，再次施展“统战”大法，请出忠贞营进攻长沙。
忠贞营自1646年围攻荆州被勒克德浑打败后，已在川鄂交界的大山里静静地蛰伏了近三年。
在接到堵胤锡的“盛情邀请”后，不忘旧恩的忠贞营，在李赤心、高必正的统帅下，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常德，并在这里击败了湖南长沙总兵徐勇派来的援兵。
随后，“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忠贞营乘胜东进，收复益阳、湘潭、衡山、湘乡等地，11月11日，包围长沙。
不断流动作战的忠贞营，虽然缺少攻城的大炮，但弓箭、鸟铳还是应有尽有的。
一时间，长沙箭如雨下，弹似雹落，城墙上的守军受伤者不计其数。
但这仅仅是个“引子”，目的就是让长沙的清军做一下“热身运动”。
随后，忠贞营向清军，推出了他们新发明的升级版攻城术——双重爆破法。
所谓的双重爆破法，就是在城墙下面挖出两层地道，埋上两层炸药，先引爆上面的一层，等清军前来抢堵缺口时，再引爆下面的一层火药，形成第二次打击。
在挖地道时，饶有兴趣的徐勇同志专门跑来，通过跺口“视察工作”。
结果被等在一旁的李赤心，一箭钉在城墙上，成为了一个活生生的“坐标”。
就在双重爆破工程即将峻工之际，却传来何督师十万火急的军令——停攻长沙，速救南昌。
军令如山，堵胤锡只得在11月16日，怅然若失地带着忠贞营向江西进发。
可是挤调走忠贞营的何督师，直到次年的正月，也没有组织起一支像样的军队，去打长沙。
这时，多尔衮手中的最后一支满族王牌师，已经在定远大将军、郑亲王济尔哈朗的率领下，风尘仆仆地从京城赶到了湖南。
何督师为他的“私心自用”，来“买单”的时候到了！
1649年1月20日，进低道林的济尔哈朗，从俘虏口中得知何腾蛟与马进忠都在湘潭城中，就连夜进军，天明时分，出其不意地包围了湘潭县城。
马进忠慌忙领兵杀出。
混乱中，却“一不小心”地把可怜的何督师拉在了城内，成了清军的“高级俘虏”。
济尔哈朗曾想让这个“高级俘虏”投降，但被“威武不能屈”的何督师一口拒绝。
随后，何督师被杀害于湘潭流水桥旁的一个小坡下。
就义前，这位有南明“擎天一柱”的汉子，曾两手拍地，大呼“可惜、可惜”，以致两掌皆烂。
不知何督师是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可惜，还是为南明的功亏一篑而可惜！
但对于有浓厚“死亡崇拜”情节的中国人来说，死的悲壮的何腾蛟，依然是一个“私德有缺、大节不亏”的好同志。
因此无论是官修的《明史》，还是私著的《永历实录》，都给了他很高的评价。
实际上，对于永历王朝来说，何腾蛟活着，郝永忠、曹志建、王进才、胡一青等部还能聚成一个拳头打人，他一死，这个拳头就再也形不成了。
伴随着金、王、李、何这四颗巨星的殒落，自“江西反正”形成的中兴局面彻底丧失。
南明的永历政权，再一次，被抛到了前途未卜的低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