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血浸的土地

    历史就是这样诡异，这股加盟并伴随着大明走完最后一程的力量，就是当年以推翻明朝为已任的一支重要武装——大西军余部。

    大西军余部，由一支“反明武装”到“护明武装”的转变，包含了太多太多的复杂因素。

    这其中，有利害关系，有人心所向，有民族感情，还有个人禀性。

    这种转变，是从张献忠在四川经营失败开始的。

    1644年初，作为大明王朝“第二杀手”的张献忠，率领他的造反队伍，成功地占据了湘赣两省的大部分地区。

    就在大家都预测，他将直捣大明“留都”南京的时候，张献忠却放弃湘赣两省的地盘，调转枪头，杀向四川。

    他这样做，并不是害怕“阶级敌人”——明朝的追剿，而是担心“阶级兄弟”——李自成的迫害。

    明末两大起义军领袖——张献忠与李自成，仿佛就是三国时周瑜与诸葛亮的“翻版”。张献忠年纪比李自成大，出道比李自成早，生的也比李自成魁梧，可就是聚在身上的“闪光灯”，比李自成少。

    出于这种妒嫉心理，他与李自成发生了多次的不愉快，后来还导致了大规模的“火并”。

    现如今，李自成不但占据了陕豫鄂的大部分，而且还抢先一步，在西安称帝建国。

    更关键的是，昔日的大明子民，已把李自成看作了下一届“真龙天子”的不二人选，“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革命歌曲正响彻大江南北、黄河上下。

    而此时此刻的张献忠，却仍然是一个“人人喊打”的流寇，名不正，言不顺……

    “人与人的差距，昨就这么大呢？”已经过了不惑之年的张献忠，经常愁眉紧锁、自怨自艾！

    但难受归难受，现实归现实，掂量自己无法与风头正盛的李自成抗衡后，张献忠毅然决然地踏上入川之路。

    当外面的世界已是“纷扰不止、干戈不息”时，动乱的飓风却丝毫没有越过巴山蜀水，刮进这个“天府之国”来，整个四川依旧是一片风调雨顺、太平祥和的景象。

    唯一与这景象不协调的，是由一群“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摇黄十三家”，正在川北地区捣乱。

    于是乎，四川的明军精锐，被悉数征调，去铲除这颗“化脓生疮的毒瘤”。

    来得早不如来的巧，就在明军精锐被“摇黄十三家”缠住时，张献忠已带着队伍越下牢、渡三峡、克培州、取重庆、占成都，如入无防之国。

    也许是已经腻烦了明朝两百多年的统治，也许是渴望乱世有一位强势保护者的出现，这时的川人，对张献忠的队伍既不欢迎，也不反抗，而是静静地接受了这一现实。

    投桃报李，在占领四川的途中，张献忠也特别注意军风军纪，严禁烧杀抢掠，这时军民关系，尚算融洽。

    到1644年5月，四川除石柱地区外，已全部被纳入张献忠的控制范围。

    因为饱受李自成“建国称帝”的刺激，有样学样的张献忠，终于在四川成都，圆了自已做了多年的皇帝梦！

    称帝后，他给自己新建立的王朝，定国号为“大西”，定年号为“大顺”（把李自成的国号作为自己的年号，心理扭曲的张献忠，总算是占了一次嘴上的便宜）。

    自然，他领导的那支军队，便被百姓称为“大西军”。

    建国后，他很快发现自已，面临着和李自成同样的问题——如何管理好这个新生的王朝。

    由被统冶者变为了统治者的大西人，既没有心情去对旧的官僚机器“回收利用”，更没有水平在短期内建立一支具有社会管理能力的干部队伍，因此，在四川由“流寇”变为“坐寇”后，吃饭问题便接踵而至。

    最初，大西政府依靠没收官府、王族和明朝官员的财产来解决吃饭问题，但不久，这些财产很快就消耗光了。

    钱没了，又不会按正常的社会经济管理手段来收取赋税，剩下的应急措施便是——抢大户了。

    但四川即使再富裕，大户的数量也还是有限的，过了一段时间后，大户便被抢光了。

    几十万大西军民、官员总不能空着肚子，为张献忠无偿服务吧。所以，大户抢光了便抢中户、小户。

    抢来抢去，便是在大西国内，爆发了对起义者的“再起义”。

    一向柔顺老实、乐天认命的四川人民，纷纷组织起各式各样、人数不一的“护粮队”，用游击战来消灭一小股一小股出来“打粮”的大西军人。

    这样一来，吃饭问题还没解决，冶安问题，转而成为张献忠一个十分头痛的难点。

    时常以“半个读书人”自居的他，马上认为川人之所以造反，完全是读书人引出的祸，于是觉得很有必要对四川的读书人，作一次“大清冼”。

    他以皇帝的名义，再次向“全国”下达了在本年度，将举办第二次科举考试的圣旨。

    圣旨还特别附加了一个硬性规定，所有读书人，必须来参加考试。不来的话，全家问斩，邻居连坐。

    圣旨一下，全川99％的读书人在一个月内，齐聚成都，准备应考。

    但在应试之日，考场变成了屠场，一万七千多名读书人，除留了十几名比较顺眼的幼童外，全部被杀。

    杀完这些读书人后，仍心有余悸的张献忠，转而把屠刀挥向了“僧道、医卜、阴阳及百工技艺之流”，于是这些有一定知识含量的人，以各种名义被骗来后杀掉。

    消灭了上述的两类人后，大西国内，各地大大小小的起义，仍然是后浪推前浪，大浪带小浪。

    只要有“再起义者”从田野杀向城市时，城市人就迫不及待地里应外合，杀死城里的大西军，欢迎这些“再起义者”入城。

    恼火万状的张献忠，马上把这些不识时务的“城里人”，确定为下一步的屠杀目标。

    对“城里人”的屠杀，是先从“首都”成都开始的，接着，简阳、荣县、洪雅等中小城市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

    杀了城里人后，张献忠便强迫郊区农民“农转非”，进城为大西政权服务。

    1645年春天，南明将领曾英突破川东防线，进占重庆。

    明军的再次到来，让四川人民又怀念起这个曾保护过大家生命、财产及传统文化的政权来，于是纷纷从各地向重庆靠拢，曾英的统治的人口迅速扩大到五十万人。

    张献忠忙派出义子刘文秀统兵攻渝，但很快被“团结起来”的重庆军民打了个大败而归。

    在重庆胜利的鼓舞下，杨展等南明将领又先后占领了川东、川南的綦江、宜宾、叙州等重镇，逐步向成都所在的川西平原推进，各地幸存下来的四川百姓，杀死大西官员及少量驻军，迎接明军。

    这时，清军又打着“出民水火”的旗号，以“解放者”的身份，从汉中向四川蚕食。

    前方的大西军是屡战屡败，大西政权的地盘是越打越少。

    对经营四川己经绝望的张献忠，决定“弃川入秦”，打回陕西谋求“再次创业”。

    临行前，已在四川呆了一年多的他，对他能控制的地域，下达了最严厉的屠杀令，意在将自已得不到的江山，化为一片焦土，留下一个空壳。

    他曾出台特别圣谕——“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为自己的屠杀作“无罪辩护”。

    躲在城外的山野村民，成为他屠刀下又一批屈死的冤魂。

    当杀得四野山川，如同月球一片寂静的时候，行军途中的他，发现自己储备的军粮，越来越少，且根本无法得到新的补充。

    己进入颠狂状态的他，屠刀马上砍向二十多万新入伍的“川军”。

    杀完了“川军”后，为再节约粮食和甩掉包袱，他把最后的屠刀挥向了军中的妇女及文官。

    为率先垂范，他一口气把自已身边的三百殡妃杀得仅剩二十名，一千文官仅剩二十五名。

    在我国历代农民起义领袖中，张献忠的滥杀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让黄巢、洪秀全等前辈后生都“自叹不如”！

    一个作恶太多的人，报应迟早会有的。

    1646年底，当张献忠率军行至西充县凤凰山时，对其屠杀持不同意见而降清的刘进忠，已经领着清军，在此静候多时。

    两军阵前，清军统帅豪格在刘进忠的指引下，让一名满洲特等射手，暗地向张献忠射了一箭。

    此箭，如有神佑，不偏不倚正中张献忠的心口。

    中箭后的他，并无英雄之态，亦如凡人一般翻落在地，痛苦嚎叫，挣扎而亡。

    一个极不尊重他人生命的人，就终于走完了他丰富多彩、起起落落、罪恶多端的特殊人生！

    他是一名革命的英雄，但更是一个凶暴的屠夫！

    张献忠死了，但四川的灾难并没有随之结束，他播下的毒种，正萌芽、生根、茁壮、成长，结出一颗颗可怕的恶果。

    “恶果”之一：饥荒蔓延

    由于大西政府承秉“不事生产”的执政理念，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四川的农业生产“由兴变废”，绝大多数耕地被撂荒，粮食生产连续大幅下降，积存的粮食又大部分被强制征收。所以，在张献忠被杀、其部离川后，四川立即出现了大面积的饥荒。

    当残余的粮食、牲畜等被吃光后，“人吃人”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不但平民吃平民，而且军人也在吃军人，“人口”在这里变成了“人粮”。

    “恶果”之二：“摇黄”崛起

    张献忠入川，使本来已被明军整得奄奄一息的“摇黄十三家”，又一次起死回生，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在大西政权统治时期，不堪忍受其残暴统治的“暴民”，集体屠杀中逃逸的川军，纷纷跑到“摇黄十三家”投名入伙，使这个本来就不纯洁的“黑社会组织”，变得更加庞杂。

    没有革命目标，没有救世理念，没有长远规划，这个组织追求的，仅是自己一时的饱满与痛快。

    因此，他们对幸存平民的抢劫与杀戮，与大西军相比，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恶果”之三：瘟疫流行

    如果没有一个政府强有力组织和救济，“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必会成为一对前赴后继的魔鬼，降临人间。

    大头瘟、马眼瘟、马蹄瘟，这三大瘟疫，在四川大地上来回游荡，又夺去一批又一批的战争幸存者的生命。

    “恶果”之四：老虎成灾

    2007年，“华南虎照片”事件，曾把全国搞得沸沸扬扬，背后折射出来的，也有现代人一份对野外已灭绝的华南虎无奈的叹息。

    但在本文中，华南虎却是一个“扬眉吐气”的“主角”。

    在人类自相残杀之时，这种本来躲在深山老林中的老虎，数量却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增加，时常三五成群地出现在城市乡村间。爬楼上屋、游街逛市、饥则食人、饱则昏睡，吓得“万物之灵”的人类，反而倒是无能为力，见虎即遁！

    但这四大“恶果”，还不是四川灾难的全部。

    假如你是一个四百年前的川人，即使从这四大“恶果”中侥幸逃生，但也别庆幸地太早。因为在未来的岁月中，你未必能艰难地生存下来。

    因为，在其后的15年中，四川，作为明清一个反复争夺的战场，成为了双方一个提高士兵战斗力的训练基地，一个“高精尖武器”的试验场所，一个随时获取免费物质的供应中心。

    在这漫长的战争中，无论明清那一方的兵来，都可“理直气壮”地按各自的目的，把日渐稀少的川人当作军人、役夫、奸细、俘虏、“人粮”，来使用。

    四川最后一点点的人口，也在一个个减少。

    在明清易代的战争中，四川，是一个“参与”较晚，但却“受伤”最重的省份。

    1644年的川人，大约有400万人，到战后1685年统计，仅剩下了9万人。

    省会成都，早在2500年前，就因“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而得名。但此时，在其繁荣千年后，却只剩下了二十多户，一百来人。

    战后，成为全国稳定执政者的清政府，便从人口较多的湖南、湖北、广东等省，迁移了大批人口，去四川“开荒种地”。

    于是，在我国历史中，产生了一个新的专用词汇——“湖广填四川”。

    这冰冷的五个字后面，又“填”进了多少个无辜的生命、无助的灵魂、无言的申诉……

    今日试问，当年四川的劫难之源，可单单归结于张献忠一人之上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如果不是明末的全民的战争，张献忠仅仅会是一个老实能干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或者是个精明强悍的捕快，缉私捕盗，混吃混喝。是这场战争，把他稀里糊涂地卷了进去，并最终锻造成了一个十足的杀人狂魔。

    况且，把全民族的荣誉或苦难，都集结于一个人身上赞誉或责骂，本身就是毫无科学道理的。

    明末战争，归根到底，源于我们族人（汉族、满族等）没有止境、没有满足的贪欲。

    贪欲如同一个锁在族人心间的恶鬼，制度的缺失为他解锁，信仰的漏项给他松绑，当他翻腾而出时，荼毒将祸害天下。

    富人需要追求更多的财富，强民族需要挤压弱民族的生存空间，奴隶主需要占有更多的奴隶，社会收入的不公和民族发展的失衡，让农民起义战争和民族征服战争，在干旱肆虐的神州大地，同时迸发。

    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中，又诱发了良知泯灭、心理扭曲、集体变态、饥馑遍地、疾病泛滥，在没有自然灾难的外力下，族人的“内功”，却几乎把自身毁灭。

    这不仅是明末四川的悲剧，也几乎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挣脱不开噩梦。

    人之病，可治否？

    云南，希望的家园

    如果说李自成的死，标志着大顺事业的衰亡；那么，张献忠的死，反而意昧着大西事业的新生。

    张献忠生前，对枪杆子握得是无比的紧，除自已掌握的直属部队外，大西国主要的武装力量，主要掌握在四个义子的手里。

    这四个义子分别是：老大平东将军孙可旺，老二安西将军李定国，老三抚南将军刘文秀，老四定北将军艾能奇。

    此时，己经溃不成军的大西军主要将领，都把充满期待的目光，汇集在了老大孙可旺的身上。

    这不仅因为他是张献忠的“长子”，在大西军军中地位高，威信足外，还因为他读过几年私塾，文化程度在文盲半文盲充斥的大西军中，鹤立鸡群。

    在我国十大风景区之一的黄果树瀑布，现仍存他的题字，笔锋苍劲有力，内容大气磅礴，足见其雄厚的文化底蕴。

    在众将领公开的表决中，年仅28岁的他，被大家选举为新的国家及军队领导人，开辟大西朝新时代的希望。

    骤升为“一号”首长的孙可旺，并无一丝的喜悦，相反，他更显得忧心冲冲、坐立不安。

    因为，他现在面临的最紧迫任务，是如何把这支已经人心涣散的军队，带出这前有明军、后有清军、左有长江、右有高山的险地。

    在强弱利害对比后，孙可旺决定避实击虚，渡过长江，先取重庆，尔后进入贵州发展。

    1647年元月，重新聚拢在一起的大西军，在孙可旺四兄弟的率领下，渡过长江，在重庆一举击败南明总兵曾英的部队，使曾英在撤退途中，落水而亡。

    顺利进入重庆的大西军，在经过短期逗留后，转而进入綦江地区。

    在这里，他们驻扎下来，一面收容残部，一面进行了一次意义深远的“整军运动”。

    因为看多了无数平民哀怨无助的眼神，因为听够了众多百姓伤感失望的叹息，作为四个“农民的儿子”，孙李刘艾内心曾一次次对义父张献忠的不问青红皂白的滥杀，感到由衷的痛苦和不满。

    他们一致认为，是到了改弦更张、拔乱反正的时候了。

    他们联名向全军庄严宣告：自今以后，所过之地，爱护百姓，秋毫无犯，除在战场上执行战斗任务外，一律不得擅自杀人，违者军法从事！

    为此，他们采取断然措施，逮捕及处死了仍坚持“按既定方针办”，走张献忠屠杀路线的大西皇后及大西宰相汪兆龄。

    也就是此时，孙可旺把自己的名字，由“可旺”改为“可望”。

    也许，在他的心里，“旺”仅表达一家一户、发家致富的梦想，“望”才能寄托他达济天下、青史留名的理想！

    经过“整军运动”，已初步获得钢铁军纪和政治理想的大西军，以焕然一新的军容军貌向遵义（此时属四川地界）进军。

    一路上，大西军严格执行群众路线，不擅入百姓房屋、不践踏百姓庄稼、不拿百姓一针一线，公买公卖，所过之地，民皆安堵，全军形象取得极大改观！

    而在此时，清军却因战线过长，粮食兵员接济困难，被迫退回四川保宁（今阆中），作长期休整，大西军终于获得了一个稳定的发展期。

    大约在1647年二月初，大西军顺利占领贵州省会贵阳。

    二月十二日，大西军攻克定番州，将逃到这里的贵州布政使曾益等南明官员杀死，使贵州全省完全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无政府状态，对于孙可望的大西事业来说，是一个绝佳的状态，他们兄弟四人迅速攻城掠地，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在烽火遍地的神州大地，以贵阳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小小的“袖珍之国”。

    但贵州这地方太穷了，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确是这个地方最生动形象的描绘。

    而随着大量大西军的归队，孙可望的手下，已陆续聚集了十几万军人及家属。

    于是，在这个小的地域内，温饱成了大西朝目前最大的奢望。

    就在孙可望，为大西军下一步向何处去而苦苦思索时，冥冥上苍，把一个阔别多年的“干爷”，送到了军中，为他指明了下一步进军的方向。

    这个“干爷”，是一位少数民族人士，云南石屏土司龙在田。

    早在谷城“就抚”期间，张献忠就和这位龙土司义气相投，打得火热，并从他那里，获得了大批马匹、武器。后为表达谢意，干脆拜其为干爹。

    自然，按辈分排下来，孙可望、李定国自然便尊龙土司为“干爷”。

    在这位长辈诲人不倦的“义务教育”中，孙可望知道了“干爷”的家乡——云南，是一块四季如春、江河纵横、人口众多、铜矿广布、物产富有的神奇土地。

    在张献忠再度反水后，龙在田土司也受到牵连，被以“通贼”的罪名，调回原籍，面壁思过。

    “久别重逢话当年，执杯相劝莫相拦。额头已把光阴记，万语千言不胜谈。”在欢迎龙干爷的宴会上，想起物是人非、漂泊不定的这些年，大家都喟然长叹、不胜感慨！

    一番“真情回顾”之后，龙干爷道出了此行的目的，邀请大西军，去他的家乡云南平叛！

    接着，他又免费为大家，作了一场“云南目前政治及军事形势”的专题讲座。

    作为一个最后纳入大明版图的边疆省份，明智的朱元璋因地制宜，对云南采取了“一国两制、土流结合、高度自治”的行政模式。

    他封其义子沐英为西平侯，允许其世代镇守云南，在政冶、经济、军事方面，赋予了其比内地更多的特殊权力。

    沐英死后，其子被加封为黯国公，在以后的二百多年里，虽然大明各届皇帝，对内地的“同姓王”采取弱化、分离、撤销的政策，但对云南的异姓黯国公，却一直感情永恒不变，友谊天长地久。

    在具体的管理体制上，明朝除在云南设立巡抚、都指挥使、布政司、按察司这些流官，代表中央政府行使权力外，对各地相当于内地州府一级的土司，则承认其现有地位，并允许其世袭罔潜、独立建军、自行收税。

    在各方利益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云南维持着精巧的平衡，直到大明北京中央政府被推翻。

    1645年9月，早就对现任黯国公沐天波盐税政策不满的武定土司吾必奎，发表了“已无朱皇帝，何有沐国公”的造反宣言，公然发动了针对云南现政府的叛乱。

    因沐天波的主要军队，已经调到滇川边境上防范大西军去了，所以，有备而反的吾必奎叛军，便趁虚而入，先后攻下大姚、定远、姚安，全滇震动。

    眼见外患未至，却起家贼，抓耳挠腮的沐天波，只得利用家族多年来，手中积攒下来的那点威信和恩德，调集石屏土司龙在田，蒙自土司沙定洲，宁洲土司禄永命手下的少数民族军队，前来帮助平叛。

    人多力量大、兵多好群殴，在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吾必奎的叛乱，在当月便一举平息。

    顺利平叛后的沐天波，分外高兴。为表达谢意，特地多次在昆明的黯国公府，大摆宴席，犒劳这些“劳苦功高”的土司们。

    但人头隔肚皮，做事两难知，他的一番好意，却没有换来所有土司的真心回报，在多次进出黯国公府时，沐家富可敌国的财富，引起其中一个土司的垂涎，并最终又引发了另一场更大的叛乱！

    这个“见钱眼开”的土司，就是蒙自土司沙定洲，一个有理想有手段的年轻人，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年轻人。

    从继承老爹沙源的职位，成为王弄土司的那一天起，这个狂傲不骜的年轻人，就有一个成为全云南土司的伟大梦想。

    为达到这个目的，他采取的第一个断然措施，就是——杀妻！

    杀妻后，他以爱江山胜爱美人的政治胸怀，冲破世俗观念的束缚，迎娶了比他大十几岁的阿迷州土司普名的遗孀万氏，成功地将王弄、阿迷州合二为一。

    当然，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新的蒙自土司，实力远在其他土司之上。

    当在黔王府中接触到一种更为富有的生活，更具高雅的享受后，他那颗躁动的心更加不安，一个罪恶的计划，开始在他的心中逐渐酝酿、发酵。

    为实施这一计划，在叛乱平息，各土司都带着军队返回家乡时，沙定洲却以各种理由，依然带着部队在昆明长期“逗留”。

    对于眼皮之下的这支武装力量，胸无城府的沐天波，认为沙定洲乃世代忠良之后，断无二心，因此就疏于防范，听之任之。

    但事实证明，在这个世界上，最牢靠的是人心，最不牢靠的还是人心。

    1645年的12月1日，蓄谋已久的沙定洲终于行动了，他以告辞为名，亲自率兵攻入黔国公府。

    得手后，又分兵占领昆明的各个城门，成功控制全城。

    眼见大势已去、江山易主，沐天波在几名“贴身保镖”的护卫下，携带官印、世袭铁券等物品拼死逃出。

    在得到龙在田的保护下，沐天波暂时跑到杨畏知镇守的楚雄安顿下来。

    但他的母亲陈氏、夫人焦氏却在这次动乱中，悬梁自尽。

    并且，他老沐家二百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巨额财产，瞬间被沙定洲这个土匪抢劫一空。

    实施抢劫犯罪后，妄图进一步杀人灭口的沙定洲，又派兵跑到楚雄缉拿沐天波，但被仍效忠沐氏的杨畏知一顿暴打，狼狈而返。

    吃了亏的沙定洲，在被迫停止攻打楚雄的同时，一方面发兵西进，扩大势力范围；一方面假借云南巡抚吴兆元、在籍大学士王锡衮的名义，给远在福建的隆武帝上了一道“沐天波无故造反、沙定洲成功平叛”的伪折，妄图得到南明中央政府的追认，成为云南新的统治者。

    但隆武帝在局势不明的情况下，力主慎重，他下给云南的批复旨令是：一、扫除沐天波；二、沐天泽继爵。

    眼见自己辛苦搬梯子，却帮别人摘桃子的沙定洲，由满怀希望变为满肚失望。

    心中无限懊恼的他，转而产生了一个更大胆的设想，在云南自立为王，脱离大明中央政府。

    他这样做，自认为是有一定资本的，因为放眼望去，除楚雄外，云南的锦绣江山，已全部归入他的名下。

    为打击沙定洲的搞“滇独”不法行为，龙在田这才身负重任，来到大西军中，以自已的特殊身份，劝说这支特殊的军队，即刻入滇、为国平叛、为民造福。

    龙在田在做完形势报告后，又向孙可望等人，着重指出进兵云南的好处及可行性。

    好处之一就是云南地大物博，那里充足的粮食、丰富的铜矿、广布的盐池，不但足以养活大西十多万的将士及家属，而且还可为财政，提供不竭的动力支持。

    好处之二就是云南人口众多、兵源不愁，尤其是少数民族籍的士兵，更是骁勇善战、忠于职守，是个出好男儿、好兵源的好地方。

    可行性就是目前云南人民，对沙定洲的“伪政权”并不认可，如果有人带头振臂一呼，必然能得到云南境内各民族的一致响应。

    在他摆事实，讲道理的鼓动下，大西军上下通过正式决议——挥师南下，直取云南。

    入滇前，为减少进军阻力，在龙在田的建议下，孙可望派出谍战人员潜入云南，利用黔国公的威望，散布虚假情报说，入滇的大西军，是沐天波妻子焦氏的家族武装，专门为屈死的焦氏报仇来了。请云南各界人士，各个地方，届时请自行归顺，切勿为万恶的沙定洲尽忠守节。

    这一招，果然十分有效，因为沙定洲在云南的统治，仅是一层浮在水面上的油花，云南各地方的人民，对其是“口服心不服，敢怒不敢反”，现见“焦氏大军”浩荡而来，所经的各县，都纷纷打开大门，热烈欢迎“亲人”入城。

    1647年3月25日，大西军占领平彝，打通了进入云南的前哨。28日，攻克交水，29日，进军曲靖，歼灭沙定洲守军五百名。

    为迷惑沙定洲，以最小的代价轻取昆明，大西军转而向沙定洲的原籍阿迷州方向移动，并在路上斩获其一千多人。

    见老巢有失，顾头不顾腚的沙定洲，立即放弃昆明，全军西返。

    在完成牵敌西下后，大西军忽然回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兵不血刃地进入昆明。

    鉴于大西军的“真面目”，己被云南人民识破，大西军暂时停止进攻，转入地方政权建设和群众安抚工作。

    由一军领导人跃升为一省领导人的孙可望，在政权建设中，采取了“稳老纳新”的政策，在将部分大西军队干部“军转民”，从事地方建设的同时，也大量留用了原明朝的各级官员，使政权变动引起的震荡降到最低点。

    在做群众安抚工作时，孙可望等大西人，已敏感地认识到一个不可辩驳的现实，云南人民，对大明这个老政权的认同程度，要远比大西这个新政权要高得多。

    而且，各届民众中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也就是从这一时刻起，重归明廷，一致抗清的政冶理念，已不知不觉在大西军上下滋生萌发。

    在政治工作告一段落后，统一云南的军事工作，再次提上孙可望的行动日程。

    他亲率军队，向杨畏知、沐天波据守的楚雄地区挺进。

    在禄丰县狮子口，大西军一举打败杨畏知率领的明军，并活捉其本人。

    因为这位官居金沧兵备道的杨畏知，不但是孙可望的陕西老乡，又是云南官绅界的杰出代表，因此马上被孙可望列为“重点统战对象”。

    在交谈中，杨畏知提出他的合作条件是：一、孙可望领导的现政权，取消大西国号；二、不妄杀人；三、不焚庐舍、不淫妇女。

    后两个条件，让孙可望顿时感到“自惭形秽”，他再一次体会到四川大屠杀带来的恶劣影响。

    他耐心地向这位老乡保证，大西军自进入贵州后，就早已改变了其一贯“烧杀抢淫”的恶劣传统，这一点，请杨老乡务必一百个放心。

    至于大西国号，可暂用“兴朝”代替，如果以后，与南明合作成功，即作变更。现在，本朝可用干支纪年。

    见孙可望迈出“改邪归正”的关键一步，杨畏知思考片刻，欣然归降。

    归降不久，他就自告奋勇作为联络人，代表孙可望，以“共扶明室，恢复江山”为条件，与沐天波举行合作谈判。

    己经家破人亡、兵少将寡的沐天波，现在主要的想法，就是先借助孙可望报仇雪耻，因此对于这个“既好看又好用”的条件，自然无任何异议。

    为表实意，他还主动派出自己的儿子，去孙可望那里作为“质押物”。

    由于沐天波这一特殊人物的加盟，孙可望统一全滇的道路，一下子变得顺风顺水起来。

    到1647年10月，除沙定洲和禄氏（禄万亿、禄万兆）两土司外，云南的其他地区，都逐个参加了“兴朝”混合政权。

    在随后攻打禄氏土司的战斗中，定北将军艾能奇不幸中毒箭身亡！

    在成功消灭禄氏土司后，李定国率军，发动对沙定洲最后的一战。

    经过二个月的征战，沙定洲最后的堡垒佴革龙被攻破，他和比他大十几岁的妻子万氏，双双被押回昆明后处斩。

    云南，在经过又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乱后，再一次恢复了和平与秩序。

    站在这块硝烟散尽的土地上，孙可望虽涌过一丝“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气，但更多的，却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沉重。

    他异常清楚，现在最需要做的，是如何在这块充满希望的土地上，播下希望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