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流涌动

    就像美丽的礼花，总在绽放之后归于沉寂一样，在南明取得了光彩夺目胜利的同时，三股污浊的暗流，也在随之涌动。

    暗流一、广西大部，得而复失

    在孙可望的要求下，李定国北上迎击尼堪时，带走了广西的大部分明军，这就给广东清军的反击，提供有了可乘之机。

    本己打算卷铺盖搬家的清平南王尚可喜，马上改为卷袖子操家伙，直奔广西杀来。

    1652年9月5日，在尚可喜的严令下，清军水陆并进，占领广西重镇梧州。

    尔后，清军以梧州为“前进基地”，乘胜进军。

    1652年12月23日，占领平乐；1653年1月15日，占领阳朔；1653年1月19日，占领桂林。

    由于“一把手”孙可望的“顾此失彼”，在李定国北上的三个月中，明军在广西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大好河山”，又一次陷入了清军的手中。

    这带来的结果就是：明军的后方，出现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暗流二、四川保宁，战役失利

    孙可望在率主力出兵湖南的同时，也派出了一支五万人的偏师，由“三把手”刘文秀率领，分三路入川。

    这样做，实在是一种不得以而为之的做法。因为吴三桂率领的清军，已占领了四川的大部分地域，随时都可以越过省界，朝云南或贵州乱砍一刀。

    但此时的四川，由于前几年张献忠同志的杰出贡献，全省是“有土无民、有兵无粮”，让在这里驻防的清军，日子过得苦巴巴、紧巴巴、眼巴巴。

    因此，在“兵精粮足，土饱马腾”的明军面前，羸弱的清军几乎是不打自跑。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刘文秀就收复了叙府、重庆、绵州、广元，把吴三桂又逼回了原来盘踞的保宁州（今四川阆中）。

    就这个清军在四川最后的“堡垒”，灰心失望的吴三桂也不打算再坚守下去了，他已令部下做好撤回陕西汉中的思想淮备。

    但就在他跃跃欲试，打道回陕时，四川巡按郝浴却跑来，向他进行了一番“不死于贼，必死于法”的“恐吓式教育”。

    联想到自己降清以来的种种恩德与猜忌，吴三桂犹豫了，停下了回陕的脚步。

    就在他迟疑不决时，刘文秀同志，已经兵临城下。

    入川以来军事上的一帆风顺，让刘文秀产生了这样的错觉：对方不过是一帮“屡战屡败、苟延残喘”的“弱弱”。

    为将这帮“弱智人士”消灭于四川，不给老家人民添负担。他指挥全军铁桶般地围住了保宁，不给吴三桂同志留下任何“逃生通道”。

    这种打法，兵法上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关门打狗！

    但狗与狗是有区别的，如果傻狗笨狗呆狗，关起门来打是可以的。但如果是疯狗，关起门来打，后果……？

    而此时被关在保宁城的吴三桂，在死到临头的严峻现实面前，就马上被“锻造”成了一条疯狗。

    疯狗吴三桂的工作状态，立刻由“不认真”转向“认真”。

    他认真研究了自已手中的情报，发现了围城的明军中，存在一块硕大的“短板”。

    这块“短板”，就是张先璧部，他领的部队，大部分为收罗、拼凑起来的原南明政府军，人软、心散、好欺负！

    如想取胜，就从打张部开始。

    为取得“李鬼扮李逵”的心理威慑，吴三桂偷偷让部下将绿营兵的旗帜，一律换成八旗军的旗帜。

    10月11日，保宁战役打响。

    明军先用火炮发起轰击，轰击结束后，用步兵发起冲锋。

    待明军第一波攻击停止后，吴三桂令打开城门，率部以“夺命狂魔”的架式，向张先壁部冲去。

    在这支以“关宁铁骑”为主力的军队面前，张部显然不是一个同级别的对手，被迅速打散后纷纷逃窜。慌不择路的败兵，还把王复臣的明军冲得乱成一团。

    急火攻心的刘文秀见状，下令砍断了明军逃跑的浮桥，以求能产生“背水一战”的奇迹。

    于是，“背城一战”的清军，与“背水一战”的明军，拼死厮杀在一起。

    战场上，刀与刀相击，血与血相溅，命与命相博。

    是役，明清两军损失都异常惨重。

    明军土卒损失大半，骡马2300余匹，重要的将领王复臣、姚之贞、张先轸、王继业等战死。

    清军则损失了三分之一多的精锐。

    这场战役，最终以明军的惨败，清军的惨胜而收场。

    保宁惨败，意味着孙可望全面复川的规划付之东流。不完整的四川，随时都可能处于清军铁蹄马刀的冲击之下。

    为追究责任，孙可望将刘文秀解除兵权，发回昆明“反省”。同时还将不争气的张先璧，乱棍打死。

    暗流三、孙李失和、宝庆再败。

    在李定国取得衡州大捷的前一天，孙可望也取得了一次“不大不小”的胜利——攻克“孤岛”辰州，消灭守将徐勇。

    但就在孙李都双双载誊而归时，这兄弟俩却失和了。

    他俩失和最核心的原因，是两者个人本质及理想的不同。

    孙可望的本质是一个政客，他在云南所采取的种种“建设措施”，其终极的理想，就是求在自己功成名就之时，能取代朱氏子孙，成为下一届的“汉人皇帝”。

    而这一理想，在他看来，随着自已在滇黔两省经营的成功，正一步步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

    当他在贵阳独立开府办事时，举止做派，更向“帝王化”的方向发展。

    他发布自已所撰的经书注解，并以此作为南明国家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占领了舆论的高地。

    他铸造官印，任命官员，将人事任免权牢牢握在手中，树立了自已的绝对权威，建立了自已的全新班底。

    他建立太庙，太庙之中，朱元璋居中，张献忠居右，自已的“农夫爷爷”居左，其有意向世人展现朱——张——孙的接班体系的不臣之心，昭然若揭。

    而李定国，却是一个很纯粹的人，一个很“喜欢直与真、厌恶曲与假”的人。

    最初，对于孙可望“归顺”永历明朝，他曾一时转不过弯来。

    后来，还对孙可望“孜孜不倦”追求秦王封号的行为，不屑一顾地说：“大丈夫王者自为，何用人封。”

    但当他打着“明”朝的旗帜，进湘入桂，受到沿途百姓从未有过的“热心帮助”时，他慢慢由浅入深，明白了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

    千百年来，成功进行“治国平天下”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按大多数人意愿“行为做事”，并获大多数人拥护的过程。

    而现在，大多数汉人的意愿就是“反清复明”，只有遵从这一意愿，并付诸实施，大多数汉人才会跟着你舍生忘死、赴汤蹈火。

    最终，你和你的团体，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和持续的活力。

    纯粹的李定国，明白这一朴素的道理后，终极的理想，便变得简单而神圣。

    那就是，一心一意贡献自己的天赋与忠诚，重新让大明的人民，拥有一片自由的天空；重新让中国的文明，拥有一方延续的土地。

    余者，皆非所虑！

    象李定国这样的人，在中国的历史上，虽然不多，但还有一些，如李广、祖逊、檀道济、岳飞、余玠、于谦、袁崇焕、张自忠……

    但可惜的是，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宿命：即都可以在某一时间、某一方面，获得巨大的成功，但纵观其整个人生，却全部以悲剧谢幕。

    也许，现实世界的复杂和污浊，很难容下“纯之又纯”的人，也只能让他们“质本洁来还洁去”。

    扯远了，回到故事现场，继续探讨孙李失和的问题。

    两兄弟的失和，归根到底，就是人生追求的境界不同，一个私心自用，一个公而忘已。

    心有七窍的孙可望，首先洞悉了这一点，因此，他对李定国是既利用、又限制。

    当全军上下，为李定国衡州大捷而欢呼、兴奋、赞叹，甚至嚎啕大哭时，唯一他，躲在阴暗的大帐中，眼睛里，流露的满是嫉妒和不安！

    他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如果照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有朝一日，李定国那璀璨炙热的光芒，将把他那个做了多日的帝王梦，象露珠一样烤干蒸发。

    于是，一个大胆的“自我拆台”方案，在孙可望狭小的心房里出笼了。

    在衡阳大捷后，他密令冯双礼退守宝庆。在冯部退走后，马进忠部也随之撤出。

    两部的“闪离”，让李定国顿时感到兵单力孤，不得已在十二月放弃衡阳南撤。

    知悉这一情况后，心中窃喜的孙可望，又密谋定策，计划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召李定国前来。

    只待李定国一来，他便以“临阵逃脱、失守坚城”之罪，将其拘捕，尔后将其所率军队，交冯双礼指挥。

    但他这一“疏而有漏”的阴谋，被刘文秀的儿子知道了，这个“胆大心细”的孩子，立刻派人赶到紫阳渡。在这里截住了正准备赶去参会的李定国后，把这“惊天大密”，全盘托出。

    闻此讯息后的李定国在渡口遥望北天，木然呆坐。

    半饷后，李定国喟然长叹：“本欲共图恢复，今忌刻如此，安能成功乎？”

    为了泄愤，他现在可以统兵北上，与孙可望“一论是非”或“血拼高下”，但这一想法闪过之后，便被自己的冷静一驱而散！

    “不能再做仇者快、亲者痛的事情了，让时间去弥合我俩之间的裂痕吧！”在孙可望的主动挑衅面前，李定国决定选择漠漠地离开。

    1653年2月下旬，李定国率所部的四五万人放弃永州（今湖南零陵），经永明县，越龙虎关，撤入广西，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几十年的兄弟情谊，自此一笔勾销。

    挤走了李定国后，跃跃欲试大展鸿图的孙可望，亲率十几万军队，进抵宝庆近郊的周家铺，准备给那个在衡阳战役中“死里逃生”的屯齐，予以迎头痛击。

    但战斗的结果表明，自命不凡的孙可望同志，的确是一个“政治上的巨人，军事上的侏儒”。

    周家铺一战，被李定国打得满地找牙的屯齐，转而把孙可望打了个满地找牙。不但士兵、马匹、物质损失惨重，而且宝庆城也给弄丢了。

    就在这三股涌动的暗流中，南明失去了最后一次乘胜进取的机会！

    打破僵局

    但此时，稳住阵角的清军，却像一个“疲态毕现”的巨人，在占领宝庆后，就长期龟缩在靖州、武冈一线，再也不愿跨“雷池”一步。

    与此同时，四川、广西的清军，也停止了进攻，明清战场陷入了一片难得的沉寂之中。

    清军这样做，自有其难言的苦哀！

    长久以来，清王朝的军队，虽然被统一称为“清军”，但实际上主要是由四大主力组成的。

    这三大块就是一、满军；二、蒙军；三、辽东汉军；四、内地绿营军。

    入关后，蒙军只有少数军队，参加了为数不多的战斗。在战场上真正起作用的，是其它三大主力。

    而在这三大主力中，每次最终能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一定乾坤的，是满军。

    但现在，满军却是青黄不接，实力急剧下降。

    这种实力下降，有两大表现：

    一、“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士兵数量，大幅下降。

    虽然满族是个“全男皆兵”的民族，但即便如此，满打满算，总共能作战的士兵，也只有六万。

    入关以来，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战死、病死、负伤、致残，几乎成为这一时期普通满族成年男子“殊途同归”的命运。

    而同期满族妇女的生育水平，又未见明显地增长，结果“人为减员”的速度，远远超过自然繁殖的速度。

    在兵员减少的同时，进入各大城市生活的满军，也在大大小小“糖衣炮弹”的攻击下，逐渐脱离了“艰苦战斗、大力杀敌”的本色，变得开始讲究起“生活品位和生活质量来”。

    这两者结合起来，对满军造成的后果就是——士兵少了，士气低了！

    二、可以“统兵打仗、独当一面”的统帅型人才，越来越少。

    清军入关后，生活中的无节制享受、战场上劳心费力的“体能透支”、政治圈里的争斗倾扎，使满军中一个个叱咤风云、骁勇善战的统帅，如阿济格、豪格、多铎、博洛、勒克德浑、满达海、瓦克达等，都英年早逝、未老先亡。

    找到可用之兵，找出可用之将，让大清最终在这场战争中获胜这一重大课题，让“少年天子”顺治，常常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他十分清楚，入关以来，号称“睿智多谋”的多尔衮，在用兵使将上，就曾踯躅俳徊、举棋难定，以致经历了先主用南明降兵降将，次主用满人满帅，后主用辽东汉军汉将的三个不稳定阶段。

    而现在，满军满帅已证明再也“难堪大用”、蒙军又鞭长莫及。那么，可资一用的，就剩下辽东汉军和内地绿营兵了。

    “以汉制汉”，成为顺冶帝的“救急”政策。

    事情在转了一圈后，似乎又回到了起点。

    但“形似”并不等于“神似”，此次顺治版的“以汉制汉”，与多尔衮版的“以汉制汉”，的确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以文制武”的用人思想，贯穿了对绿营兵将使用的整个过程。

    因为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姜瓖，这些绿营武将都爱犯“头脑简单、性格冲动”的毛病，这让顺治朝的决策者们，回想起来，心有余悸。

    所以这次再重新使用绿营这帮“武大爷”时，就需要为他们配备一个能“管得住，用得动”的领导。

    而且，这个领导，还要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1、德高望重；2、老谋深重；3、忠心耿耿；4、是个听话的文官。

    因为人才己被岁月的雨打风吹去，符合这四个条件的人，非常难找！

    顺治帝在众里寻他千百度后，蓦然回首，却发现这人就在朝堂深处。

    这人，就是明末清初儒林界众说纷纭，五百年来褒贬不一，集“汉奸与功臣”于一身的洪承畴。

    高级文官洪承畴同志，早在明崇祯时代，就已经成为督帅蓟辽的方面大员，不但经验丰富，而且现在众多绿营高级将领见了他，都的叫一声“老首长”，以示尊重。

    更为重要的是，已经“失节”做过一回“汉奸”的洪老先生，不可能再不顾老皮老脸，梅开二度，做一名“反汉奸”，因此，他对大清的发展事业，比较忠诚。

    1653年初，顺治帝正式派遣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洪承畴以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名义，经略湖广（今湖南、湖北）、广西、江西、云南、贵州五省。

    在权力的授予上，顺治帝规定，五省的兵马钱粮全由老先生支配；对参战的提督、总兵以下的武官，老先生有完全的指挥权；另如果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副将以下“不听话”，老先生还可先斩后奏。

    对这个“寄予厚望”的任命，“过河汉奸”洪承畴，不敢说半个“不”字。

    为保证圆满、彻底地完成任务，在接到任令的那一天起，他便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招兵选将工作。

    他本着“贵精不贵众”“不分顺与明”的选拔原则，先后从京师、直隶、宣大、陕西、山东、河南等地的降兵降将中，选出一万一千多精兵，和王辅臣、李本深、刘忠、胡茂祯、范绍祖这些“精将”，组成了新的参战军团。

    甚至而连老态龙钟的白广恩，也进入了洪老先生的选拔范围。

    不过，老先生看上这位上马拉不得弓、下马提不动刀的糟老头子，并不是指望他来统兵打仗的。而是要仅仅作一个活生生的“招抚榜样”，带到军前，配合他与南明打心理战的。

    其次，“以恩惠武”的特别政策，渗入了皇家巨大的“感情投资”和“权力转移”。

    辽东汉军的优秀代表——孔有德同志的“为国捐躯”的光辉事迹，让满清统冶者深感惋惜的同时，也倍加欣慰，并下了重用辽人的决心。

    通过总结以往的历史经验，有一条重用辽人的“捷径”可寻，其主要采用用恩惠来笼络住辽人中挑头的“老大”，以“老大”再带动“老二”、“老三”……

    目前，需要笼络的，共有三个“老大”。

    这三个“老大”，大家想来也不陌生，他们分别是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

    对于吴三桂，清廷统冶者，动员皇室把一个自已特殊的“宝贝”——“建宁公主”，嫁给了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企图用“政治婚姻”这根草绳，把这位平西王，牢牢捆在大清滚滚飞驶的战车上。

    对于耿继茂，满清统治者决定让其移镇广西，这样做，既可以接替定南王孔有德留下的权力空白，又让耿继茂同志看到奋斗的价值和希望，还能解决洪承畴鞭长莫及的弊端。

    耿继茂移镇广西后，满清统冶者便非常“慨慷”地将广东让渡给尚可喜，以让这位王爷为了自已的“富、权、利”，来专心致志来经营好自己的“势力范围”。

    这两项政策，比起多尔衮当年的“给力”政策来，更彻底，更完全地让几位受惠的汉人们“心潮澎湃”，为清廷效力、为自已取利的决心，比之以往，更加强烈！

    打破僵局的时机，似乎已经来临！

    天才规划

    就在满清统治者处心积虑，试图打破僵局的时候，有一位特殊社会知名人士，也在试图依靠自已的智慧，凝聚各方面的反清力量，创造出一个扭转乾坤、光复山河的奇迹来。

    这一特殊社会知名人士，就是东林党前任党魁、原南明礼部尚书、南京“和平运动”的总策划人——钱谦益。

    弘光朝灰飞烟灭后，满清统冶者对钱谦益同志顺应历史潮流，不做“螳臂当车”蠢事的模范行为，大加赞许，“积极邀请”其北上京城，参加大清的“建国大业”。

    在北京，钱谦益受到大清“名义统治者”顺治帝、实际统治者多尔衮的亲切接见。随后便被任命为新政府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兼《明史》馆副总裁。

    但与此同时，钱谦益开始领略一种“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的生活滋味。

    一方面，是朝堂上已降清的陈名夏、龚鼎孳等“汉奸前辈”，纷纷把他引为知已，对他犹如蜜蜂逐鲜花、众星拱北斗般狂捧不已，让他感到仿佛昨日辉煌重现。

    另一方面，是民间中对他这位“东林巨擘”的临难失节的行为，耿耿于怀，冷嘲热讽其为“两朝领袖”，当时就“东林遗党”成员，用诗发表人物评论，盛赞“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

    作为一个“性情文人”，钱谦益内心敏感而脆弱，这种双重生活的挤压，使他痛苦，让他反思！

    而时势的发展，又带给他以巨大的震撼！

    自“得意忘形”的多尔衮颁布剃发令后，汉族人民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便一发不可停止了。

    “冬江水冷鸭先知”，作为一名新政府的高官，钱谦益拥有更快捷、更广泛的“资信渠道”，依靠这些“渠道”，他知道了直隶的圈地投充、江阴的拼死抗争、嘉定的血流成河……

    夜深人静的时候，每每想到这些情景，他就如冷剑穿胸，难眠难息！

    原以为靠上爱新觉罗这棵大树，民众便可以保护，文化便可以保全，但血泪斑驳的现实，让他的一片痴心，眨眼之间，变为妄想！

    就这样“与狼共舞、身心两疲”地煎熬了一年多，他终于托病返乡。

    刚刚被鲜血浸染过的江南大地，安而不定，各种地下复明势力在此汇集、酝酿。

    息影居家的钱谦益，能随遇而安，了此一生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作为政界、学界的“双料名人”，他将与这个特殊的时代同呼吸、共命运。

    1647年，受淄川谢陛案牵累，他被捕并锒铛北上，关入刑部大牢。其妾柳如是扶病随行，上书陈情，誓愿代死或从死。

    1648年4月，刚刚获得“保释出牢”的他，又因黄毓祺案，二度入牢。后经柳如是全力奔走营救，请托斡旋，终得复出牢狱。

    两次坐牢的经历，反而让他看淡了生死！

    两次坐牢的经历，反而让社会对他重新定位！

    在1649年他从苏州返回常熟，移居红豆山庄后，己过花甲之年的钱谦益，便实际成为西南和东南海上反清复明势力重要的“联络人”。

    在红豆山庄，钱谦益盖起了一座楼，并亲自题写匾额——绛云楼。

    之所以要在楼名中带一个“绛”字，是因为这个字与赤、丹、朱三字同意，这一个小小的汉字，寄托着钱老先生表面著书自娱，实则赤血丹心、不忘朱明的志气与理想。

    为了实现这样的志气与理想，他每天孜孜不倦收集情报、分析整合。

    经过对各类情报精密筛选和精确筹划，钱谦益认为目前可寄予希望的抗清力量，共有四支，按势力大小依次排序为：

    第一支：西南的孙可望、李定国；第二支：福建的郑成功；第三支：夔东大顺军余部；第四支：舟山的鲁王。

    在这四支力量中，第一、第三支以“陆军”闻名；第二、第四支以“海军”见长。

    对这四支力量整理后，一个“封锁长江、阻断南北、收复南方、徐图北伐”的天才规划，在他的脑海中，水到渠成地诞生了！

    这一规划，共分四步走。

    第一步：郑成功、鲁王的“大明海军”，自吴凇口沿长江西进，占领镇江、南京、九江等重要城市，造成王师伐罪“轰动效应”，并切断大运河这条南方物资北运的通道，让清政府陷入供血不足的“悲惨境地”。

    第二步：孙可望的“大明陆军”，自湖南战场发起进攻，占领常德。尔后与沿江西进的“大明海军”，会师长江，进而完全控制长江航道，将清朝南北一截为二。

    第三步：与此同时，李定国、大顺军余部发起进攻，最大程度地消灭“群龙无首”的南方清军，收复广东、四川及江西等失地。“大明海军”此时担当起封锁长江，阻制清军南下增援的任务。

    第四步：待南方平定，一旦时机成熟，则出兵北伐，驱逐鞑虏、恢复故疆。

    这一天才的规划，堪称钱谦益版的“隆中对”。

    但与原版（诸葛亮版）的“隆中对”不同的是，要让这一天才的规划变为现实，不能坐等刘备来“三顾茅庐”，而要主动走出去，策动众多的“刘备们”，才能付诸实施！

    恰在这时，一个叫姚志卓的神秘人物，来到了红豆山庄。

    姚志卓，浙江钱塘人，曾组织义军在浙东参加过鲁监国的抗清活动，先后于天目山区和江西广信府境打过游击、摸过黑哨、宰过清兵，后被鲁监国封为仁武伯。

    其父姚之朔，也曾参加过南方的反清复国运动，兵败后进入广西永历王朝统治区。

    1649年7月在广西平乐，姚老先生在留下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的临终遗言后，溘然长逝……

    为了父亲的心愿，姚志卓在鲁监国兵败后，一路潜伏，一路飘泊，终于在贵州与永历朝廷建立了“组织关系”，成为南明朝的高级“统战干部”，专门负责在清统区开辟“第二战线”。

    在与钱谦益面对面，进行了一番“赤诚相见”的详谈后，姚志卓和助手朱古祀，立刻被钱老先生的天才规划所吸引，并自告奋勇地担当起沟通各方的重任。

    1653年7月，再次历经千艰万险后，姚志卓终于到达贵阳，先行拜见了“反清大同盟”的盟主孙可望，并把钱谦益的天才规划当面告之。

    正被湖南战场僵局拖得愁眉苦脸的孙可望，闻此规划，大加赞赏，当场拍板。

    若郑成功的“大明海军”，能溯江西进，则自己将于明年年初，发起常德战役，造成大明水陆两军并进的局面。

    接下来，为能取得李定国、郑成功这两大“抗清实力派”的支持及响应，姚志卓随后向永历帝单独上疏，在详细介绍这一规划的同时，也建议永历帝以皇帝的名义，令郑成功西入长江，李定国东进广东，以使这一规划实施起来，能更有把握、更臻完美！

    虽身在安龙，但心却不安稳的永历帝，也被这一上疏所打动，他马上召见姚志卓，并赐宴慰劳了一下这位劳苦功高的“联络官”。

    在召见中，永历帝表示，自己将随后下诏给李定国与郑成功，令其出兵策应。

    认为一切妥当后，姚志卓同志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踏上了东归之路，以把这一“好消息”飞报钱谦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