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一课”

    在九岁的小学生沈岳焕眼中，这些天明显跟往日不同：叔父红着脸在灯光下磨刀的情形，真十分有趣。这孩子一时走过仓库边看叔父磨刀，一时又走到书房去看爸爸擦枪。他不明白将发生什么事情，但却知道有一件很重要的新事快要发生。

    第二天醒来，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是家里人的脸色都白白的。一数，家中似乎少了人，几个叔叔全不见了。只有父亲一个人坐在太师椅上。沈岳焕上前问：

    “爸爸，爸爸，你究竟杀过仗了没有？”

    “小东西，莫乱说，夜来我们杀败了！全军人马覆灭，死了几千人！”

    1911年10月22日，长沙新军发动起义，迎来了长沙的光复日。革命在长沙取得成功之后，湖南境内各地相继宣告独立，只有湘西辰沅永靖等地，由于地处一隅，顽抗到12月底到次年1月初才宣告革命成功。从1911年10月27日起，湘西凤凰厅的城防军与光复军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攻防战。光复军由会党、新军、苗人组成，号称有一万多人。城防军主要是“道标”，即道台朱益濬率领的军队，额定是一千零六名，武装精锐。而近四千人的“镇标”，即镇台周瑞龙所辖军队，本来是由绅士（其中即有沈岳焕的父亲沈宗嗣）出面，与光复军联络共同起义。但队中有一千六百余名精兵被湖南巡抚余诚格抽调去长沙与革命党作战，其余兵士也被扣留了武器。

    凤凰厅苗变频仍，有清以来即为军事重镇，防御极严。光复军人数虽多，以弱攻强，自然讨不了好。尤其当他们被打败后，各乡苗土备，即苗人中的土官，又从后面袭击，拿下人头解城请赏，故而景况十分惨烈。

    好在沈岳焕自小就看衙门杀人，不怕死人，于是由一位长身四叔带他去看人头，于是一幅颜色鲜明的图画展现在九岁小孩眼前：

    于是我就在道尹衙门口平地上看到了一大堆肮脏血污人头，还有衙门口鹿角上，辕门上，也无处不是人头。从城边取回的几驾云梯，全用新竹子作成（就是把这新从山中砍来的竹子，横横的贯了许多木棍）。云梯木棍上也悬挂许多人头，看到这些东西我实在稀奇，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我不明白这些人因什么事就把头割下。（）

    听说人头共有四百一十个。沈岳焕听大人们低声闲谈，也不太懂，大约是城中绅士与城外攻城部队早就约好了，主要攻打道台、镇台两个衙门，当时却因城里军队方面谈的条件不妥，没有接应，误了大事。

    沈岳焕当然不知道，没有谈妥的条件，主要为“是否保护商人”，光复军不敢保证纪律，城里的官兵不敢放他们进来，再加上光复军分为三支，相互之间联系失灵，终于溃败。史载此战光复军折损一百七十余人，那么其他的人头，显然是杀民充匪请赏的惯伎。

    造反已经失败了，而杀戮刚刚开始。城防军将城内布置妥当之后，就派兵分头下乡捉人，捉来的人只问一两句话，就牵出城外去砍掉。捉来的人太多，有的既没剥衣服，也没用绳子绑上，赶到城外，居然就混进看热闹的人群中走掉了。但大多数人从乡下被捉来，胡里胡涂还不知道究竟，直到了河滩，被人吼着跪下，方觉得不妙，大声哭喊惊惶乱跑，刽子手赶上去一阵乱刀砍翻。

    这样的画面每天都在上演，每天大约杀掉一百个。延续了一个月，方才渐渐减少。天气寒冷，不怕尸首腐烂生疫，再说也来不及埋，又或许可以用以示众，河滩上总是躺着四五百的尸首。

    沈岳焕日日上城头去看对河杀头，与其他小孩比赛眼力，看谁能数清河滩上死尸的数目。后来又增添了一种新花样，就是去天王庙看犯人掷筊。因为抓来的人太多，杀得本城绅士都开始心寒，不得不创了一种摇号制度，将犯人牵到天王庙神像前，掷竹筊，只有全阴双覆，才杀，一阴一阳或全阳，都开释。沈岳焕混在小孩中，“看那些乡下人，如何闭了眼睛把手中一付竹筊用力抛去，有些人到已应当开释时还不敢睁开眼睛。又看着些虽应死去还想念到家中小孩与小牛猪羊的，那份颓丧那分对神埋怨的神情，真使我永远也忘不了”。

    这些画面就这样留在沈岳焕脑海里。他对革命的印象，就是杀人，杀戮那几千个无辜的农民。

    到得第二年年初，凤凰终于光复。虽然省城长沙早已宣布独立，却要等到凤凰光复电报来到，“大街小巷鸣锣宣传，人心大定”。

    革命引发了如许的杀戮，但革命本身却算平和。镇守使、道尹、知县，只要肯离境就可保无事。除了沈岳焕的一个表哥，从苗乡回来，在全城开会时，打了县知事一个嘴巴，引得全场笑闹，弄得大会几乎开不下去，凤凰这座兵多于民的小城几乎没什么变化，“革命后地方不同了一点，绿营制度没有改变多少，屯田制度也没有改变多少。地方有军役的，依然各因等级不同，按月由本人或家中人到营上去领取食粮与碎银，守兵当值的，到时照常上衙门听候差遣。衙门枪钟鼓楼每到晚上仍有三五个吹鼓手奏乐。但防军组织分配稍微不同了，军队所用器械不同了，地方官长不同了。县知事换了本地人，镇守使也换了本地人。当兵的每个家中大门边钉了一小牌，载明一切，且各因兵役不同，木牌种类也完全不同”。

    然而沈岳焕的心中却死死地记住了那几幅颜色鲜明的画面，血淋淋，红艳艳。后来他说，这是“辛亥革命的一课”。1923年8月，沈岳焕来到北京，他向一位亲戚解释他为何要远离故乡：

    “六年中我眼看在脚边杀了上万无辜平民，除对被杀的和杀人的留下个愚蠢残忍印象，什么都学不到。……被杀的临死时的沉默，恰像是一种抗议；‘你杀了我肉体，我就腐烂你灵魂。’”

    这个从小惯看杀人、从军六年的年轻人，带着脑海中无数颗人头的记忆，离开了人命如草芥的边城故乡。他改了名字，叫做从文，打算用手里的笔，为那上万具被杀的肉体，存留他们的灵魂，抗击这世间枉杀的愚蠢与残忍。

    小曾国藩被杀了头

    国民党大佬吴稚晖1920年在长沙做“市民演讲”时，这样归纳湖南的特产：“你们湖南，只有两大出产，第一，是兵；第二，是革命党。”不管是兵，还是革命党，都需要一往无前的精神，用梁启超的话说，则是“湖南人的特色，遂是在这个‘蛮’字头上”，“为主义所在，什么都可以牺牲的特点”，这种性格在中国传统文化性格背景之中，显得格外突出：“中国人素来以中庸调和为美德，而湖南蛮子却不然。”（《奋斗的湖南人》，1922）

    具体到清末民初这一段，则1925年长沙《大公报》一篇文章说得最透实：“猛进是其长，而躁进则其短；倔强是其长，而偏激则其短。敢为天下先而自己复立脚不定。譬如清末迄今，倡革命者湖南人最猛（黄兴），而反革命者湖南人亦不弱（黄忠浩以身殉）；倡帝制者湖南人为首（杨度），而推翻帝制者亦湖南人为首（蔡锷）。”

    这篇文章发表时，民国已经开张了十四年。黄兴、蔡锷，都变了伟人铜像，杨度搞了筹安会，学禅学佛了一大圈，此时已加入中国国民党，尚未加入中国共产党。只有黄忠浩这个辛亥年就被杀了头的“反革命者”，居然还能被湖南人记得，倒也算一个异数。

    黄忠浩是湖南黔阳人，出身是“优贡生”，秀才里的尖子，后来捐了个内阁中书的小官，便“主沅州讲席”，说明学问不坏。他以书生起家，却转而带兵，因此自许为曾国藩第二。历任湘抚如赵尔巽、陈宝箴，都很赏识他。甲午中日战争前，黄忠浩调入湖北，张之洞对他也相当赞许，虽然没有打过洋人，但扫荡各地乱民，屡建功劳，治军讲究“不扰民，不怕死，勤操练，戒轻浮”，人称其军为“忠字旗”，确实有几分曾国藩时代湘军的风采。

    黄忠浩一直做到广西右江镇总兵，又署四川提督。告老还乡后，以绅士身份，办湖南省教育会，有听过他演说的人称，黄忠浩主张“图富强以抗敌，兴教育以新民”，以及修治洞庭、振兴农业，在湖南讲新学的人群中，颇有名望。

    而且，黄忠浩还是湖南矿业界的领袖，他在沅州开金矿，“是为湘有矿务之始”，办教育的同时，又兼任湖南矿务总局中路总办。保路运动兴起，他也是反对铁路国有政策的一员。学术、军事、教育、实业，晚清诸重要领域，黄忠浩样样皆能，这样的人，放眼湖南，大概也没有几个吧。

    如果没有武昌事变，黄忠浩也许会就在长沙一直讲新政，办教育，兴实业。即使大清覆灭，他也许会当遗老，也许不会，但多半不会被当做湖南的头号反革命写进史册。

    武昌之乱，起于新军。以两湖地理之近，唇齿相依，当然唇亡齿寒。而且大把的湖南人在武汉闹着革命，不用脑子都知道他们一定会派人潜回湖南，鼓噪新军，制造第二个武昌，再反过来支援湖北。

    巡抚余诚格一收到武昌的消息，立即谋划如何防范新军。然而湖南新军镇统萧良臣是北方人，部下不太服从他。既然余巡抚的几位前任都相信黄忠浩，那么，让他来当巡防队统领吧！

    余诚格让黄忠浩统军，并非只是看中他谙熟军事，更重要的原因，是黄忠浩为长沙知名的绅衿。湖南绅权之重，天下知名，宣统二年的抢米风潮，便是由于绅衿集体囤粮禁运起端。起用黄忠浩，便于与长沙士绅沟通，只要这些绅衿们不插手革命，单凭新军和会党，余诚格有信心弹压得住。

    黄忠浩本来已经计划当年去日本游历，如今被余诚格强留下来统领巡防队。他确实很能帮余诚格的忙，打算把新军打散，分配到湘西等地，让地方武装牵制他们，再调精悍著称的“镇筸兵”来过长沙。长沙绅衿也很买黄忠浩的帐。湖南也有保路运动，绅衿们也想改变官民对立的现状，不过他们期待的自然是和平的改良式革命。湖南谘议局议长、与谭嗣同、陈三立并称“湖湘三公子”的谭延闿公开发表谈话称：“文明革命与草窃互异，当与巨家世族，军政长官同心协力而后可！”巨家世族，他自己就是，军政长官是谁？黄忠浩也。绅衿们请黄“宣布革命，自任都督，以维桑梓”。新军中也有劝进者，声称可以推举黄为援鄂总司令。

    据说黄忠浩对于众绅衿革命的提议，也并非全不动心。他派出一名亲信往汉口前线打听战事消息，有人说，如果民军能占领武胜关，扼住南北交会要道，说明清廷大势已去，那他也不妨采纳“众绅推挽之意”，实行革命。

    然后武昌事变四天过去了，黄忠浩得到汉口电报，称清军大举南下，武胜关安然无恙。于是他改变了暧昧的姿态，忽然以“曾文正公”自居，他的幕僚也自称“左文襄公”，这是要替大清守住湖南这片要冲，预备当中兴名将了，即使不成功，也要为清廷尽忠。

    但也有人说，黄忠浩从来没有动摇过，连谭延闿亲自去暗示他，他的回答也是“军事无可为，固早知之，业受任矣，固不能惜死，以负夙心”。后来有人作传，说黄“服膺旧说，甘效愚忠”，就是指的这一点。

    至于黄忠浩为什么被杀，又有另外一种说法。据称谘议局已经内定推举黄忠浩为湖南光复后的新都督。可是，当谘议局、巡防军、新军、会党几方代表开会时，巡防军一名代表徐鸿斌突然提出“杀统领黄忠浩为交换条件，否则巡防队即不加入”，谘议局方面只好勉强答应。

    谭延闿相信这个说法。他后来回忆说，黄忠浩治军甚严，而且非常自信。有一次谭延闿到黄府拜访，黄忠浩大谈治军严整，士卒绝不敢有二心。说着话，指着阶下一名随从：“这个人的哥哥就是被我杀的，大人看他还不老老实实跟着我吗？”谭延闿劝他多加小心，黄忠浩反而笑谭“书生哉”。

    被黄忠浩指着的这名随从，就是巡防军代表徐鸿斌。

    10月22日，长沙新军攻破抚台衙门，发现余诚格换了便服，正准备逃跑。谘议局推举出的两位绅士黄翼球、常治当即上前劝说：“今日之事，宪台还不知道吗？我们特来恭请宪台到军政府去办事。”余诚格惊问：“军政府在哪里？”黄翼球说：“在谘议局。”余诚格很犹疑，道：“这又怎么对得皇上起呢？”常治冷笑一声：“什么皇上！是一个这样长的小孩子，他晓得什么！”说着用手比了比一尺左右的长度。

    接着黄翼球与常治力劝余诚格出来主持大局，还以黎元洪为例说服他。余诚格总是推三阻四，末了说：“此事太重大了，各位请坐，休息休息，等我到里面和家父商量商量。”两位绅士及随同新军居然也就放余巡抚进去内堂。当然，余诚格立即从抚台衙门左侧的一个缺口逃了出去，逃到了湘江中的日本军舰上。（《湖南反正追记》）

    当同盟会的焦达峰等人进入抚台衙门时，巡防队的士兵不仅不阻拦，反而举枪行礼。他们走到后门，发现有人穿着补服，骑马仓皇而出，这时有巡防队士兵故意高喊：“我们统领来了！”顿时一群新军、会党一拥而上，将之刺于马下。那人大叫：“我不是黄忠浩！我不是黄忠浩！”哪里有人听他，一径推到天心阁的城楼上斩首。

    在绑缚推搡的过程中，就有人用拳击黄，有人打黄的耳光，还有人用刺刀在黄身上乱刺。这些根本不认识黄忠浩的士兵，何来那么大的仇恨？是公仇还是私怨？不得而知。黄忠浩被绑送到城楼上，已经只剩了半条命，再被砍下头颅，悬在城门上示众。

    后来为黄忠浩作过传的湘潭人罗飞钧，听说黄被杀的消息，特意赶到城墙下去看。不想碰见了一个老头子，在那里望着城楼上的首级哭哩。问他是谁，答说是黄忠浩当年在广西带兵的部下。罗飞钧听老头子讲，黄总兵在广西，从不贪一文军饷，不收一文贿赂，打仗冲锋在前，万死不辞，可以说军人中的典范。

    湖南军政府当天的布告里，有“兵不血刃，商民交欢”之语。这可以算是事实，光复当日，整个长沙才死了四个人，都是清廷不肯投降的官吏。黄忠浩是其中位置最高者，其实他与余诚格一样，本可以不死而走。造化如此，从可能的湖南都督到悬于城楼的头颅，黄忠浩证明了湖南人的倔强。

    绅士靠边站

    湖南绅权特重，这是清末的常识。这种士绅的特权，跟湘军因洪杨之乱崛起有关。敉平洪杨之后，朝廷担心湘军尾大不掉，动手遣送。那些起于行伍的湘军官兵，带着天大的平逆之功，以及从各地搜罗的珍宝金银，回到湖南，变成硕大无朋的士绅集团，外有奥援，内结同党，有几个地方官敢拿顶子去跟他们拼？

    不过单就辛亥年说，湖南的绅权大有衰落之势。地方上还算好，如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当过军官，在凤凰素有名望，湘西光复，他是主事者之一，联合镇台周瑞龙，发动苗汉民众起事，自己在凤凰城里做内应。湘西光复后，“地方一切皆由绅士出面来维持，我爸爸便即刻成为当地要人了”。

    省城的景况却不大妙。试想谘议局内部推举的都督（一说统制）黄忠浩，居然会被会党或巡防队的代表轻易否决，还直接送上了断头台，则士绅的势力对长沙革命的控制力之弱，可想而知。

    这一层，可以归结为1910年抢米风潮的余波。

    抢米风潮，表面上看是官民冲突。湖南大荒，米价腾贵，官吏又无所作为，导致长沙市民黄贵荪一家四口跳老龙潭自尽，引发市民骚动，而巡警道赖承裕面对民众时说的“一百文的茶有人喝，八十文一升的米就嫌贵”，成为长沙抢米风潮的直接导火索。

    赖承裕后来说，这句话不是他说的，而是湖南巡抚岑春蓂在德律风（电话）里对他的训话，赖不过转述而已。无论如何，官吏处理不当，激成民变，是可以肯定的。民间竹枝词对此讽刺道：“遇籴频遭大吏嗔，一腔官话说交邻，湖湘自是膏腴壤，升米何妨八十文！”

    然而事后湖广总督瑞澂、新任湖南巡抚杨文鼎会奏的折子，对巡抚岑春蓂、藩台庄赓良等地方文武多有维护，对当地士绅则大加打压。他们向朝廷表示：湖南米价调涨，正是由于王先谦、叶德辉等士绅垄断粮市，囤积居奇，而且在官府下令禁运粮食出省后，还联合洋人大量运粮出省，导致湖南遭遇空前粮荒，全省公私存米，不足两月之食。米价往日不过二三千文，1906年水灾时，也不过四千余文，此时却高达七千文以上。长沙饿殍遍地，饥民盈巷，风吹雨淋冻饿以死每日数十人，“妇女无处行乞，母子相抱而泣，或将三五岁小孩忍心抛弃，幼孩饿极，便取街道粪渣食之”（《汇报·湖南荒象志》）官方调查认为，正是士绅的囤积，加上长沙市民与洋人的日常冲突，才导致抢米风潮演变成反洋人、反新政的暴动。

    湖南官员的报告里要求，将长沙士绅王先谦、叶德辉、杨巩、孔宪，即行革职，“从重治罪”。折子还说“现值朝野筹备宪政之际，正官绅协合进行之时，如任听此等劣绅，把持阻挠，则地方自治，恐无实行之望”。

    这种要求被朝廷采纳了，湖南绅权遭到了空前的打击。余波所及，即使开明士绅一派，也不免于难。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闿带头上奏，认为“湘乱由官酿成，久在洞鉴，事前湘绅屡请阻禁、备赈，有案可查”。但上谕批复是“谘议局职司立法，不宜干预地方政事”，等于是驳回了。

    街头的风评也很不利于士绅。一首竹枝词责骂他们：“事变发生，议员满堂，噤若寒蝉，无一仗义执言之人。”更重要的是，抢米风潮中，民众不仅焚烧了衙署、教堂，还焚烧了不少学堂。这反映了民风保守的湖南对“新政”的不满。连驻长沙的日本领事都观察到了这一点。他向本国政府报告说：“焚烧学堂的意义在于：近年来，为了解决教育经费的巨量开支，地方百姓的负担大为加重。新政引起通货膨胀，使米价激剧升腾，但是，穷人子弟并未在新学堂里得到任何好处。”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绅权特重的湖南，辛亥举事的主力却是会党与新军，谘议局在其间的作用，甚至远远比不上武汉与成都，而光复后选出的都督副都督，居然与士绅界毫无关连——当然，这种状况并没有维持多久，绅权的力量并未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