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元老居正，武昌事变后，在湖北军政府里负责对外联络，重要的是促劝各省响应，而重中之重，自然是湖北的后方湖南。每天晚上，他都去电报局问讯。10月22日晚，居正刚走进电报局，电报生告诉他：湖南有事！居正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上，立即命令仔细探听，并与长沙电报局通话。
没多久，长沙电告：革命军已进城。居正狂喜，奔告都督府。黎元洪听说也大为动容，都督府上下一片喜气。
又过不久，长沙报告光复的正式电文到了，署名是焦达峰。黎元洪一看电文，里面提及杀了黄忠浩，顿时黎都督的脸就阴下来了——黄忠浩曾在湖北带兵，与黎元洪有过同袍之谊。
停了停，黎又问：焦达峰是谁？居正说：是革命党。于是黎菩萨沉默了，过了良久，才吩咐居正，复电祝贺长沙光复。（《梅川日记》）
远在武昌的黎元洪，心情尚且如此复杂，长沙城内的士绅们，其失望难过可想而知。
廿四岁的无名小卒
焦达峰是从湖北返回湖南发动革命的。陈作新则一直在本土号召新军起义，1910年抢米风潮时，陈作新正在新军二十五混成协当一名排长，他当时就力劝新军管带陈强乘机起义，不被采纳，反被革职逐出新军。由焦、陈二人为首的中部同盟会湖南分部，在湖南新军中影响颇大。
辛亥年的各地光复，无不采用“军绅联合”的模式进行。湖南士绅一面试图劝说黄忠浩反正，一面派出代表，通过焦达峰联络新军。
10月14日之后，起义筹备有了眉目，士绅代表黄鍈等要求与焦达峰及新军代表见面开会，地点选在紫荆街福寿茶楼。黄鍈等先到了茶楼的二楼，凭窗等候，“见有着天青团花马褂，落落大方，肩舆而来者，则焦达峰也；次陈作新来；又次各代表陆续来，长袍短套，不伦不类，多至四十余人”。
这种观感很有代表性。虽然焦达峰在湖南士绅眼里，也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毕竟他出身富户，读过长沙普通高等学堂预备科，后又到东京铁道学校游学，见过不少世面，还博得“落落大方”四字评语。自陈作新以下，就只能算“不伦不类”了。
但在接下来的会晤中，焦达峰让湖南士绅代表大为失望。之前，他们一直听说焦达峰在家乡浏阳有很大的会党势力，可以直取长沙，因此颇欲当面了解虚实。
他们问：浏阳可到多少兵马？焦答：至少两万人。
又问：带来多少炮火？焦答；没有炮火。
没有炮火？！
焦达峰对绅士们的忧虑毫不在意：“是的，没有炮火。今日局势，只须十个洋油桶，十挂万子鞭（爆竹），即可将巡抚衙门攻下。”浏阳花炮的确远近闻名，但焦达峰的话听上去太像笑话了。这个才二十四岁、以前从未有乡邦名望的伢子，真的靠得住么？
焦达峰霸气外露，当着一帮士绅的面，大谈排满兴汉的道理、同盟会的宗旨，“俨然以首领自居”，这当然也引起了士绅代表的不满。
10月18日半夜，由陈作新出面，在小吴门外树林里召开了第二次各方会议。就是在这次会上，士绅们表示希望拥戴黄忠浩任湖南都督，而巡防队代表却针锋相对地提出，不杀黄忠浩，新军及巡防队都不会参加起义。
10月20日，是原定的举事之日，可是巡抚衙门也知道了内情，控制极严，新军所有马草干粮，迁移一空，搞得城外的炮兵营同志，想放火为讯，却找不到可燃烧物，反被巡哨发现。各处人马只好罢手。
这一天长沙到处都是谣言，街上岗警林立，来往行人，均须接受检查。最大的一个谣言是：巡抚衙门已经架起了大炮，将对新军营房实行轰击。
士绅中许多人，此时信心全失。其中有位教育界代表，是湖南体育会会长吴作霖。他一想到革命党人赤手空拳，新军又没有子弹，一旦巡抚衙门发起炮来，长沙岂非要被打得粉碎？急得他通宵失眠，左思右想，觉得还是该请谘议局议长谭延闿出来主持大局。
10月21日清早，吴作霖冒冒失失地跑到谘议局，要求见谭延闿。此时谘议局的号房才刚起床，哪有人来办公？吴作霖不禁大怒，认为都什么时候，这帮议员老爷们还在家睡觉，难道不知道长沙城就要毁灭了么？他越想越气，就在谘议局门口骂起了大街：
“我是革命党，一向不怕死的。我姓吴名叫作霖，谁个不知，哪个不晓？我手下已有二千多人，分驻满城旅馆商栈。除各有小刀外，还能制造炸弹，只要人备火柴一盒，将来革命，各把火柴括燃，就可将长沙烧成平地！你们这班议长、议员，号称人民代表，现已死到眉毛尖上，这时还不到局办公，要你们做甚么的！”
直骂得号房不知所措，又无法通知议长议员，附近居民纷纷上前围观，以为是个疯子。吴作霖骂了一歇，无人理会，只好自行回家。
这件事，在后来的革命叙事中，被解读为立宪党人有意破坏革命，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软弱与妥协。
不管如何，这场骂街加剧了谣言的传播。当日上午，传闻更烈，有说长沙的满人官员已经逃跑了，也有说巡抚衙门的大炮今天就会打响。长沙官钱局立即发生挤兑风潮，巡防营稽查队派出了更多的人手，在街上穿梭巡逻。
焦达峰认为事机已经泄露（其实早就泄露了），既然原定计划未能执行，他约好的大批浏阳洪江会头目，又要到23日才能抵达长沙城，那就推迟到10月25日吧。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10月22日清晨，湖南新军与武昌的新军兄弟一样，觉得等下去反正也是死，不如搏一搏。他们每人只分得两颗子弹，一鼓作气地冲进城去，居然就将长沙光复了。
听说新军进城的消息，焦达峰带着陈作新等同盟会人马，冲进了谘议局。在立宪党人的叙述中，因为时间太早，又没有预先通知，本来预定光复后召开的军商学绅各界大会，根本无人到场。偌大的谘议局，只有同盟会湖南分会的会员二十余人。焦达峰开口便说：“我是孙文派来的，孙文把湖南的事情交给了我。”
于是同盟会员们讨论，认为焦达峰在湖南搞革命，最先也最久，宜当都督；这次举义，全凭新军奋勇，巡防营不抵抗，陈作新居间联络，功劳最大，宜为副都督。计议已定，拿红纸写好贴在谘议局墙上，焦达峰就穿上清军协统的制服，开始处决公事了。
革命党人推选都督的理由，也可以说得过去。但是莫要忘了湖南绅权之重，久在人心。焦达峰署名的文告一贴上街，长沙市民个个都像黎元洪那样，惊诧莫名。随后赶到的绅士们更是怒火中烧，绅士代表常治当着革命党人的面高喊：“这个都督是临时的！”陆军小学校校长夏国桢，更是直接带领全校学生前往谘议局抗议质问，甚至刚刚反正的新军中，也传出了哗变的流言。
谭延闿平息了这场争议。他说：眼下只有一二省举义，民军才刚刚萌芽，“此非争都督之时”。有此一说，立宪党人才不再闹了。不过，祸苗已经种下，总是会发出来的。
乱象与密谋
10月28日，长沙光复后第七天，新军第九镇马标队官戴凤翔接到刚从益阳调来长沙接防的五十标营长梅馨、统带余钦翼的请帖，请他次日下午五时到徐长兴饭馆吃饭。
戴凤翔次日下午到地方一看，在座的有八九人，除了戴凤翔自己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之外，余人都是留学日本的士官生——当时的风气，留学生趾高气扬，自成群体，看内地学生不起，戴凤翔在座，估计跟他在马标任职有关——在座的人都是营长以上的职务，但没有马标的军官。
席间，自然就说起光复后的长沙局势，有人便大骂焦达峰、陈作新两位都督乱用人，乱用钱，说亲眼得见，一个青年人跑去找焦达峰要官，焦达峰问他：你会做什么，他说“我会写字”，焦达峰就说“你去当书记吧！”青年人走出去，看见桌子上放着一大捆空白带子，他就拿了一条，自己写上“三等书记官”，挂在身上，招摇过市，不过很快他便发现，其他人的带子上都写着“一等书记官”、“二等书记官”，不禁后悔自己胆子太小了。
又有人说，湘乡人吴连宾，曾在家乡发动会党，此时跑到都督府对焦、陈说：“我这回是有大功的呀！我要招一标人。”焦达峰也没敢跟他还价，给了他一条白带子，上面写了“某标标统”，又批了两万元给他。谁知道吴连宾第二日又跑去领钱。军需官只好说：“标统，你昨天刚领几万块钱去，今天又来了，你也要有个细账才行。”吴就拍着桌子大喊：“我大人做大事，有个什么细账嘞！”
其他笑话就更多啦。任何一名士兵，不管你是新军、巡防营还是会党，只要你参加了长沙光复，跑去都督府一说，立刻就能得一条连长、排长的白带子。有了白带子，人人都自觉是军官了，跑到藩城堤荒货店去买指挥刀，把荒货店的库存抢购一空。而今满街都是指挥刀，铿锵作响。
三年后长沙《公言》杂志刊出一部小说叫《潭州梦》，即写衡阳人潘五到长沙考中学未被录取，适逢光复，于是冒充新党混入抚台衙门，交游日广，居然混成一稽查，然后借禁烟为名四处勒索。小说写到当时省城各色人等混杂，“他们到底是革命党还是匪呢，这个界说就很难说了”。1924年出版的《辛壬春秋》中也有记载：
时都督印信未刊，辄取草纸一方，上书都督焦令某为某官，下钤四正小印。四正者罡字，洪江会暗号也。日委署十数人，凡城内庙宇、公廨、旅邸，皆高悬旗帜招兵。流氓、乞丐、车轿担役均入伍。无军械戎装，胸前拖长带，高髻绒球，谓是汉官威仪。
这些江湖作派，正应了黄鍈等绅士对焦达峰之流的第一印象“不伦不类”。如此一来，长沙市民对革命党的印象，只有比谘议局那帮立宪党人更坏。（当然那时没人会想到，焦达峰下令大招兵，招来的列兵中有一位毛润之，拿着每月七块大洋的津贴，每天给其他士兵讲报上的新闻与道理，被同袍们称为“报癖”。）
绅士们对焦达峰最大的用人不满，在于他任命冯廉直为南路统领。冯是洪江会头目，1906年参加浏醴暴动被捕，在狱中待三年，出狱后，招三百人，任标统，驻湘潭。在同盟会方面看，冯廉直是矢志革命的功臣，但在士绅集团眼里，他只是一名“积盗”，而今得了势，在湘潭招兵买马，追杀宿仇，湘潭的县知事联合绅士向长沙求救。谭延闿拿着求救电报去指责焦达峰，焦达峰根本不承认这些指控。于是又有流言，说焦都督也是冯廉直一伙的，本名叫“姜旦宅”，冒充革命党人来长沙夺权。
众军官越说越激动，都说这样下去，湖南会糟蹋在焦、陈手里，要想个办法才好。梅馨脱口而出：“杀了这王八蛋不就得了！”据说梅馨到长沙后，去见过焦达峰，要求升为旅长，被拒。
戴凤翔不同意这么干，他说：焦、陈只是资望不太够，一个是会党，一个是排长（他认为如果焦、陈是留日士官生或军校出身，就不会遭到军官们反对），当时举他们为都督，就有人说是临时的，是个“烂斗笠”（下雨时临时戴戴的），现在干得不好，叫他们走就是，不必杀人。
话没说完，梅馨一个巴掌拍在桌上：“你真是妇人之仁，若叫他走，反倒留个后患，以后枝节横生！”旁边人也说“杀了倒爽快”。
戴凤翔知道自己挽回不了这个决定，就暗自打算，想给焦、陈报个信，劝他们走路。陈作新被新军开除后，曾在罗汉庄体育学堂教过一年书，戴凤翔正好在那里念书，冲着师生之谊，也应该尽尽人事。
10月30日早饭后，戴凤翔跑去都督府，陈作新已经外出，问几时回来，答“不晓得”，又去找焦都督，只见大清早的，室内围绕着三四十人，要官的，要钱的，办事的，诉冤的，喧闹不堪。戴凤翔根本挤不进去，他只好叹一口气，知道事已无救。
梅馨等人敢策划杀焦陈二都督，也是因为戴凤翔接到邀请的28日，湖南独立第一协第二、第四两营出发援鄂，新军同盟会系的士兵几乎全体在内。而接防的五十标中，正有不少人是头颅还悬在城楼上的黄忠浩的拥护者与同情者，公仇私恨，一齐来了。
一日杀二烈士
10月31日，焦达峰在谘议局召开军政商学各界大会，宣布了《都督府组织法》。谭延闿当席辞参议院、军政部各职，拂袖而去。
10月22日焦达峰就任都督，绅士们虽然没有明争，但10月23日，他们便在谘议局的基础上，成立参议院，以谭延闿为院长。参议院的宗旨是“模仿英国立宪精神，而防专制独裁之弊”，中心规则是军政府都督的命令，如募兵、给饷，任免官吏将校，要经参议院“许可盖印”方能生效。
这一举措当然令同盟会员大为不满。同盟会自孙文以下，都是主张首领集权的，怎么容得英国式的议院横插一杠子？刚从上海归来的谭人凤，本来就顾忌湖南绅权特重，见此情形，不免高呼：“参议院要夺都督的权，不行，不行！他们胡作乱为，应即先行取消参议院。”更有人主张，不仅要撤消参议院，还应当对参议院及在职人员“大兴杀戮”，他们提出了一个名单，上面有二三十人，要焦达峰即刻动手。
焦达峰这个人，江湖气很重，血性冲动，然而耳根子又颇软。辛亥之前，他曾因为力主在湖南用会党形式发动革命，与谭人凤大吵一架；长沙光复，他又提出过杀尽满人，没收满人资产以供革命之需，经人劝解始息；光复有人提议从藩库或银行中提取巨款以酬功臣，焦达峰初时坚决不同意，党人会议后，又从银行提出数万两，贻人乱用钱之讥。
而今有人提出杀尽参议院职员，焦达峰一开始也非常愤怒，有实行之意。后经人劝解，称“我辈革命，必须网罗人才，共策进行，今单上所列，皆为湖南知名之士，若被杀戮，何以收服人心”？焦达峰亦觉有理，放弃了该计划。
虽然不必杀人，但反击是必须的。军政府在谭人凤主持下通过了这部《都督府组织法》，要将军事、行政、理财、司法收归都督执掌总之。不言而喻，这道法案几乎是在逼立宪党人摊牌。
翻盘或引退，机会都已错失。死神正在向都督府逼进。
10月31日的上午，逼走了谭延闿，同盟会认为自己方面取得了胜利，簇拥着焦、陈回都督府商议第二批军队援鄂事宜。
突然有人来报，长沙北门外和丰火柴公司发生挤兑风潮，要求都督府前往弹压。陈作新闻讯，立刻单骑出府，往北门驰去。
陈作新离去未久，砰地一声，都督府大门被推开，一队兵士一拥而入，口里喊着：发饷！发饷！见都督！见都督！
他们一路冲了进来。都督府的防卫起初并非如此松懈，也是有人建议焦达峰：革命初成，宜多与各方同志保持密切接触，切不可警卫森严，阻断言路。焦达峰也听从了这一建议。
同盟会员曾杰突然冲进办公室：“都督！陈都督在北门中伏，已经殉难！您赶紧避一避吧！”
据国民党人后来著的《焦达峰传》说，焦都督表现得十分英勇，他大义凛然地说道：“往哪儿避？我为种族革命，凡我族类而附义者，不问其曾为官僚，抑为绅士，我皆能容之。现在谘议局这帮绅董，煽动黄忠浩的残部造反，已经杀了副都督，又要来杀我。悔不用谭石屏（谭人凤）之言，先除掉他们！今日之难，我一身受之，莫让他们残害湘民，革命终当成功！”说着昂然走向大堂，两旁签押房枪声齐响，焦达峰就倒在照墙的石狮子下，临死，还一直目注着大堂前的民国旗帜（应该是铁血十八星旗）。
此刻，离长沙光复才刚刚十天。
陈作新的头被砍下来，悬街示众。当晚，有人看见谭延闿“身穿蓝布长衫，面色惨白，神志惊慌地被人用藤椅从后门抬进了督军府”。谭延闿反复申明他不愿当都督，但是梅馨等人派士兵在长沙城中各处，高举“焦陈正副都督伏诛，公举谭延闿为湖南都督”的高脚木牌，而且贴出布告，声明“所有都督重任，谭绅组安施为。居民毋得惊恐，照常公共图维”。
梅馨等人的行动，有没有得到谭延闿的授意？各方争论不已。谭人凤认为即使谭延闿事前不知，当上都督后却不惩处凶手，反而提升梅馨为第二协协统，即与杀人凶手无异。章太炎甚至在所撰《焦达峰传》里讲了个故事：十多年后，梅馨辞职居于上海，身患乳痈将死。一个朋友问他：是不是焦公来索命？梅馨恨恨地叹道：当时直为人作猎狗耳！
谭延闿事前是否知情已不可考，但他半推半就接任都督后，确实顺水推舟，在全省范围内清除同盟会势力。11月3日，焦达峰的战友杨任在常德考棚举行焦、陈二都督追悼会。追悼会进行到下午，当地巡防营统领陈斌升突率军驰来，将杨任等人抓住杀害。这些官兵杀完人，立即在原址举行另一个追悼会，将杨任等人剖心致祭，紧接着处决了几十名同盟会员。
这次，灵堂上高悬的，是前巡防营统领黄忠浩的照片。
杀人的循环完成了。士绅集团没能保住黄忠浩的人头，同样，同盟会也保不住焦达峰、陈作新、杨任的人头。绅士与会党的冲突，在湖南以一种异常惨烈的形式呈现出来。
让人想起鲁迅那段绕口令式的杂感：“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做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做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做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而已集·小杂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