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包括曾国藩自道光二十二年十月至道光二十四年九月间写给几位弟弟的四封信。
信中所涉读书治学的内容非常丰富，譬如：只要立志真，读书不择时地；君子之志即君子所忧；《大学》三纲领，即明德、新民、止至善，而其要在格物与诚意两项；明师益友重重夹持令自己自新。总括说来，其核心是在讲读书的目的。
曾国藩终其一生都是以儒学作为他安身立命的归宿的，因此将自己修炼成圣人是他始终不渝的目标，他不仅这样要求自己，也用这一目标去指导自己的弟弟和子侄。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读书，而读书最重要的是要端正动机、明确目的。这就是立君子之志，就是有民为同胞、物为同类的器量，就是要内修圣人之德，外建王者之功。其理想的标本就是尧舜禹汤与文武周公。因此他才批评六弟因小试失利便埋怨命运不佳是没有君子之志与君子之忧。当然，外王是不容易实现的，至少是在考取功名、步入仕途之后的事情。曾国藩特别可贵的一点就是教诲弟弟们不要把宝全部押在功名上，譬如对四弟，当他看出四弟并非是求取功名的材料，就力劝四弟淡去科举功名之想转行孝悌。在这里曾国藩谈出了一个关于读书的重要思想，即读书的目的轻于文章而重在践行，同时也体现出曾国藩因材施教的一贯思想。而且由此其弟兄的分工也大抵形成，日后终其一生，四弟都是专司家务，以解除曾国藩及另两位弟弟在外安心国事的后顾之忧。
归结起来，曾国藩关于读书目的的阐述，恰是孔孟之道亦即儒学经典的要义所在。人生最佳的境界当然是内圣外王，没有外王，退求内圣，而内圣与外王相比则更其根本。那么内圣的实现途径，则在于格物明理和诚意践行。格物明理，实际讲的是求知，求知是求的圣贤之知，圣贤之理，从他的信中可知，他对格物的“格”字讲得特别深透。诚意践行，就是践行，就是行，就是做，他强调的是行圣贤之行，也就是做圣贤所做的事。譬如说“孝悌”，他对四弟说：现在的人都把“学”字看错了，如果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部分学问就在家庭日常生活之中了，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力就是一分学问，尽十分力就是十分学问。如今人学习都是为了科举功名，对于孝悌伦理规则的大道理，反而好似和书不相关。却不知书上所记载的，写文章时替圣贤说的，不过是要讲明这个道理。倘若事事做得好，即便笔下说不出又何妨！倘若事事不能做，并且有负于伦理纲纪的大道理，即便文章写得再好，也只可算是个名教中的罪人。
可见曾国藩鼓励弟弟们以内圣作为读书的终极目标，是将内圣落到实处的，是扎根于日常实用的。在信中他对弟弟们说：人生只有进德、修业两件事靠得住。所谓进德，指增进孝、悌、仁、义的品德；所谓修业，指写诗作文写字的本领。最可贵的是，曾国藩认为：这两件事都由自己作主，不同于功名富贵，则都由命运决定，一点也不能自主。在这里，曾国藩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尽管功名富贵由不了自己，但人只要把握住进德与修业两项，就有了兴家立业的本钱。也许在这方面说得最彻底的，甚至有些绝对的是他从“我欲仁，斯仁至矣”的话中推出：我欲为孔孟，则即可成孔孟，日夜孜孜以求，所学都是孔孟，那么谁阻止你成为孔孟都休想。反过来，即便你天天同尧舜禹汤住在一起，也照样他是他，你是你。这一方面是他读书成圣的思想的体现，同时也将人的主体性价值推到了极致。
君子之志与君子所忧
四弟来信甚详，其发愤自励之志，溢于行间；然必欲找馆出外，此何意也？不过谓家塾离家太近，容易耽阁不如出外较清净耳。然出外从师，则无甚耽搁，若出外做书，其耽搁更甚于家塾矣。
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六弟自怨数奇，余亦深以为然；然屈于小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人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体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六弟屈于小试，自称数奇，余窃笑其所忧之不大也。
盖人不读书则已，亦既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
然则既自名为读书人，则《大学》之纲领皆己立身切要之事明矣。其修目有八，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格物而穷其理也。如事亲定省，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己体察，穷其理，即格物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
吾友吴竹如格物工夫颇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尽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于书，故所读之书，句句皆切身之要药。兹将艮峰先生日课，钞三叶付归，与诸弟看。
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冯树堂与余同日记起，亦有日课册。树堂极为虚心，爱我如兄弟，敬我如师，将来必有所成。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盖明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本欲抄余日课册付诸弟阅，因今日镜海先生来，要将本子带回去，故不及钞。十一月有折差，准抄几叶付回也。
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令人对之肃然；吴竹如窦兰泉之精义，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吴子序邵惠西之谈经，深思有辨；何子贞之谈字，其精妙处，无一不合，其谈诗尤最符契。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兹抄二叶付回，与诸弟阅。冯树堂陈岱云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镜海先生，吾虽未尝执贽请业，而心已师之矣。
吾每作书与诸弟，不觉其言之长，想诸弟或厌烦难看矣。然诸弟苟有长信与我，我实乐之，如获至宝，人固各有性情也。
余自十月初一起记日课，念念欲改过自新；思从前与小珊有隙，实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即欲登门谢罪。恰好初九日小珊来拜寿，是夜余即至小珊家久谈。十三日与岱云合伙，请小珊吃饭，从此欢笑如初，前隙盖释矣。近事大略如此，容再读书。国藩手具。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公元1842年11月28日）
诸位贤弟足下：
四弟来信写得很详细，他发奋自励的志向，流露在字里行间。但一定要出外找学堂，这是什么意思？不过说家塾学堂离家里太近，容易耽搁，不如外出比较清静。然而出外从师，自然没有耽搁。如果是出外教书，那耽搁起来，比在家塾里还厉害。
况且真能发奋自立，那么家塾可以读书，就是旷野之地，热闹之所，也可以读书，背柴放猪，都可以读书。如不能发奋自立，那么家塾不适合读书，就是清净之所，神仙之地，都不适合读书，何必要选择处所，何必要选择时间，只要问自己：自立的志向是不是真的。
六弟埋怨自己的命运不佳，我也深以为然。但只是小试失利，就发牢骚，我暗笑他志向太小而心中忧虑的不大，君子的立志，有民为同胞、物为同类的器量，有内修圣人之德，外建王者之功，然后才不负父母所生，不愧为天地间的一个完人。所以他所忧虑的，是因自己不如舜帝，不如周公而忧虑，以德不修、学不成而忧虑。所以，顽固的刁民不能感化，则忧；外夷侵扰我中国，则忧；小人在位，贤人被困，则忧；匹夫匹妇没有得到自己的恩泽，则忧。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悲天命而悯人困窘，这是君子的忧虑。如果是一个人的屈和伸，一家人的饥和饱，世俗所说的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本无暇顾及到这些。六弟受挫于一次小试，便自称命运不佳，我暗笑他所忧的东西大小了。
人若是不读书也就算了，既然自己称作读书人，则必须研读《大学》。《大学》的纲领有三个方面：弘扬光明正大的德行、让民众弃旧图新、抵达最完善的境界。这三个方面都是我的分内之事。倘若读书不能联系到自身，说这三方面与我毫不相关，那么读书有什么用？即便能写文章能赋诗，自以为博雅，也只能算一个识得字的养猪奴而已，怎能称得上明理有用的人呢？朝廷以科举文体来考取士人，也是说他能代圣贤立言。必须要能够知圣贤所知的道理，做圣贤所做的事情，能够做官管理民众，修炼自身给僚属做出表率。倘若将明德、新民视为分外之事，即使能写文章能赋诗，而于修炼自身治理百姓的道理茫然不讲，朝廷用这样的人做官，与用养猪奴做官，有什么区别？
如此说来，既自称读书人，那么《大学》的纲领，都是自己切身之事就很清楚了。它的条目有八点，在我看来，需要用功的地方，仅两点而已：一点叫做格物，一点叫做诚意。格物，是努力求知上的事。诚意，是努力践行上的事。物是什么？即所谓从源起到结局、从本质到现象的事物。躯体、心灵、意愿、知识、家庭、国家、天下，都是物，天地万物都是物，日常做的事情也都是物。格是什么？就是针对物而深究它的道理。比如说，侍奉双亲早晚问候，这是物，探究它之所以要早晚问候的道理，即格物；侍奉兄长跟随兄长，这是物，探究之所以要跟随兄长的道理，这就是格物：我的心灵，这是物，探究我之所以存有这样心灵的道理，又推广开来探究通过省察涵养来存有完善心灵的道理，即格物；我的身体，这是物，探究我的敬惜自身的道理，又推广开来探究通过立姿恭肃坐姿端庄等方式来敬惜自身的道理，这就是格物；每天所读的书，句句都是物，切合自身体验，根究它的道理，这就是格物。这些都是努力求知上的事。诚意，即将所知的道理努力践行，这就是不欺骗自己。知道一句，便践行一句。这就是努力践行上的事。这两个方面齐头并进，普通的学问在这里，高深的理论也在这里。
我的朋友吴竹如格物工夫很深，一事一物，都要寻求它的道理。倭艮峰先生诚意工夫很严，每天有日课册子。一天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都记载下来。字都是正楷。三个月就订一本，从乙未年起，已订了三十本。因他慎独严格，虽出现妄念偶动，必定即时克服，写在书上。所以他读的书，句句都是切合自身的良药，现将艮峰先生日课，抄三页寄回，给弟弟们看。
我从十月初一日起，也照艮峰的样，每天一个念头一件事情，都写在册子上，以便随时看见了加以克服，也写正楷。冯树堂和我同一天记起，也有日课册子。树堂非常虚心，爱护我如同兄长，敬重我如同老师，将来一定有所成就。我向来有不能持之以恒的毛病，从写日记本子开始，可以保证一生有恒心了。这是因为明师益友，一重又一重挟持我，只能进不能退。本想抄我的日课册给弟弟们看，今天镜海先生来，要将本子带回，所以来不及抄。十一月有信差，准定抄几页寄回。
我的益友，如倭艮峰的庄重严谨，令人肃然起敬；吴竹如、窦兰泉的精研究义，一言一事，定求根蒂；吴子序、邵蕙西谈经、深思明辨；何子贞谈字，其精妙处，无一不恰，尤其是谈诗最为切要。子贞很喜欢我的诗，所以我从十月以来，已作了十八首，现抄两页寄回，给弟弟看。冯树堂、陈岱云立志，急切追求却不惶促，也是良友。镜海先生，我虽然没有带着礼物去请求授业，而心里早已师从他了。
我每次写信与诸位弟弟，不觉写得长，我想诸位弟弟或者厌烦不想看。但弟弟们如有长信给我，我实在很快乐，如获至宝，人真是各有各的性情啊！
我从十月初一日起记日课，念念不忘想改过自新。回忆从前与小珊有点嫌隙，实在是一时的气愤，不近人情，当即想登门谢罪。恰好初九日小珊来拜寿，当天晚上我就到小珊家谈了很久。十三日与岱云合伙，请小珊吃饭，从此欢笑如初，嫌隙尽释。近来的事大致这样，容我以后再写，兄国藩手具。
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力就是一分学问
澄侯、叔淳、季洪三弟左右：
五月底连接三月一日、四月十八两次所发家信。
四弟之信具见真性情，有困心横虑、郁积思通之象。此事断不可求速效，求速效必助长，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只要日积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终久必有豁然贯通之候，愈欲速则愈锢蔽矣。
来书往往词不达意，我能深谅其苦。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悌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污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贤弟性情真挚，而短于诗文，何不日日在“孝悌”两字上用功？《曲礼》《内则》所说的，句句依他做出，务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顺适，下而兄弟妻子，皆蔼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学问也。若诗文不好，此小事不足计，即好极，亦不值一钱。不知贤弟肯听此语否？
科名之所以可贵者，谓其足以承堂上之欢也，谓禄仕可以养亲也。今吾已得之，即使诸弟不得，亦可以承欢，可以养亲，何必兄弟尽得哉？贤弟若细思此理，但于孝悌上用功，不于诗文上用功，则诗文不期进而自进矣。
作字总须得势，务使一笔可以走千里。三弟之字，笔笔无势，是以局促不能远纵。去年曾与九弟说及，想近来已忘之矣。九弟欲看余白折，余所写折子甚少，故不付。大铜尺已经寻得。付笔回南，目前实无妙便，俟秋间定当付还。
去年所寄牧云信未寄去。但其信，前半劝牧云用功，后半劝凌云莫看地仙，实有道理。九弟可将其信抄一遍，仍交与他，但将纺棉花一段删去可也。地仙为人主葬，害人一家，丧良心不少，未有不家败人亡，不可不力阻凌云也。至于纺棉花之说，如直隶之三河县、灵寿县，无论贫富男女，人人纺布为生，如我境之耕田为生也。江南之妇人耕田，犹三河之男人纺布。湖南如浏阳之夏布、祁阳之葛布、宜昌之棉布，皆无论贫富男妇，人人依以为业，此并不足为骇异也。第风俗难以遽变，必至骇人听闻，不如删去一段为妙。书不尽言，容后再叙。
国藩手草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 公元1843年7月3日）
澄侯、叔淳、季洪三弟左右：
五月底接连收到三月一日、四月十八日所发的两封家信。
四弟的信，字里行间洋溢着真情实意，一派受困遇阻忧郁层积而亟欲通畅的景况。只是这样的事绝不能求速成，求速成必如拔苗助长，不只无益，而更有害。只要日积月累，好比愚公移山，终会有豁然贯通的时候，越急于求成越会被禁锢遮蔽。
来信往往词不达意，我深深体谅你的难处。现在的人都把“学”字看错了，如果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部分学问就在家庭日常生活之中了。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力就是一分学问，尽十分力就是十分学问。如今人学习都是为了科举功名，对于孝悌伦理规则的大道理，反而好似和书不相关。却不知书上所记载的，写文章时替圣贤说的，不过是要讲明这个道理。倘若事事做得好，即便笔下说不出又何妨！倘若事事不能做，并且有负于伦理纲纪的大道理，即便文章写得再好，也只可算是个名教中的罪人。贤弟性情真诚，诗文并没进步，何不每日在“孝悌”两字上用功？《札记》中《曲礼》《内则》章所讲的，句句照做，务必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舒心，其下兄弟妻儿都睦然有情，井然有序，才真是大学问。如诗文不好的小事，不足以挂心，即便写得再好，也不值一文，不知贤弟肯听这话吗？
科举功名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得到后足以使长辈高兴，可以用官俸供养双亲。现在我已得了功名，即使各位兄弟得不到功名，也可以让长辈满足，可以供奉双亲，何必大家都要得功名呢？贤弟如果仔细想一下这个道理，就在孝悌上用功，不必在诗文上多费工夫，那么在诗文方面则会出人意外地长进。
凡写字总须有笔势，务必做到一笔运行可走千里。三弟的字，笔笔无势，故此局促而不能放纵奔远。去年曾与九弟讲到这个问题，估计近日已忘记了。九弟想看我写的白折。我所写的折子很少，就不寄了。大铜尺已找到。寄笔回家，目前实在没有便利的机会，等秋天一定寄回来。
去年写给牧云的信未有发出，信中的前半部分是对牧云进行劝勉，后半部分劝凌云莫看地仙，这是有道理的。九弟可把此信重写一遍，仍交给他，不过要把纺棉花一段去掉。地仙为人处理丧葬之事，害人一家，亏良心不少，没有不致人家破人亡的，因此不能不用力劝阻凌云。关于纺棉花一事，如直隶的三河县、灵寿县，不管贫富男女，人人以纺布为生，好像我们家乡人人以种地为生一样。江南妇人种田，好比三河男人纺布。湖南如浏阳的夏布、祁阳的葛布、宜昌的棉布，也都是无论贫富男女，人人以此为业，不值得为之吃惊。各地的风俗很难一时就会改变，必然会骇人听闻，不如删去这一段为好。书不尽言，容后再叙。
国藩手草
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
四位老弟左右：
昨廿七日接信，畅快之至，以信多而处处详明也。四弟七夕诗甚佳，已详批诗后。从此多作诗亦甚好，但须有志有恒，乃有成就耳。余于诗亦有工夫，恨当世无韩昌黎及苏黄一辈人，可与发吾狂言者。但人事太多，故不常作诗，用心思索，则无时敢忘之耳。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馀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昔某官有一门生为本省学政，托以两孙，当面拜为门生。后其两孙岁考临场大病，科考丁艰，竟不入学。数年后两孙乃皆入，其长者仍得两榜。此可见早迟之际，时刻皆有前定，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万不可稍生妄想。六弟天分较诸弟更高，今年受黜，未免愤怨，然及此正可困心横虑，大加卧薪尝胆之功，切不可因愤废学。
九弟劝我治家之法，甚有道理，喜甚慰甚！自荆七遣去后，家中亦甚整齐，问率五归家便知。书曰：“非知之艰，行之维艰。”九弟所言之理，亦我所深知者，但不能庄严威厉，使人望若神明耳。自此后当以九弟言书诸绅而刻刻警省。季弟天性笃厚，诚如四弟所云“乐何如之”。求我示读书之法及进德之道，另纸开示。余不具。
国藩手草
（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公元1844年10月10日）
四位老弟左右：
昨天，即二十七日接到来信，畅快极了，因为回信多而所写的事处处详细明白。四弟的七夕诗很好，意见已详细批在诗的后面。从此多做诗也很好。但要有志有恒，才有成就。我对于诗也下了工夫，只恨当世没有韩昌黎和苏东坡、黄庭坚一辈人，可以同他们说出我的狂言。但人事应酬大多，所以不常作诗。用心思索，那还是时刻不忘的。
我们这些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件事靠得住。进德，指孝、梯、仁、义的品德；修业，指写诗作文写字的本领。这两件事都由自己作主，得进一尺，便是我自己的一尺；得进一寸，便是我自己的一寸。今天进一分德，便可算是积了一升谷；明天修一分业，又算存一分钱。德和业并进，那么家业就一天天兴起。
至于功名富贵，都由命运决定，一点也不能自主。过去某官员有一个门生，为本省学政，便把两个孙儿托他帮忙，当面拜做门生。后来那两个孙儿在岁考前大病一场，到了科考又因家丧守孝，不能入学。几年后，两人才都入学，大的还举人、进士两榜连中。可见功名的迟早及得中的时间都是天生命定。能否尽力在我，能否考中听天由命，万万不要产生妄想。六弟天分比诸位弟弟更高些，今年没有考取，不免气愤埋怨。但到了这一步应该自己静心反省，狠下卧薪尝胆的工夫，切不可以因气愤而废弃学习。
九弟劝我治家的方法，很有道理，很高兴很安慰！自从荆七打发走以后，家里也还整齐，等率五到家后一问便知。曰：“不是认识难，而是实行更难。”九弟所说的道理，也是我所深知的，但不能庄严威厉，使人望着像神明一样可畏。自此以后，当以九弟的批评当作座右铭，时刻警惕反省。季弟天性诚笃厚重，正像四弟说的：快乐无比！要我指示读书方法和进德的途径，我另外写信。其他不多写。
国藩手草
欲为孔孟，必成孔孟
四位老弟足下：
自七月发信后，未接诸弟信，乡间寄信，较省城寄信百倍之难，故余亦不望。然九弟前信，有意与刘霞仙同伴读书，此意甚佳，霞仙近来读朱子书，大有所见，不知其言语容止，规模气象如何？若果言动有礼，威仪可则，则直以为师可也，岂特友之哉？然与之同居，亦须真能取益乃佳，无徒浮慕虚名；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毫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有与于我哉？
去年温甫欲读书省城，我以为离却家门局促之地，而与省城诸胜己者处，其长进当不可限量，乃两年以来，看书亦不甚多，至于诗文，则绝无长进，是不得归咎于地方之促也。
去年余为择师丁君叙忠，后以丁君处太远，不能从，余意中遂无他师可从。今年弟自择罗罗山改文，而嗣后杳无消息，是又不得归咎于无良友也。日月逝矣，再过数年，则满三十，不能不趁三十以前，立志猛进也。
余受父教，而余不能教弟成名，此余所深愧者。他人与余交，多有受余益者，而独诸弟不能受余之益，此余所深恨者也！今寄霞仙信一封，诸弟可抄存信稿而细玩之，此余数年来学思之力，略具大端。
六弟前嘱余将所作诗抄录寄回，余往年皆未存稿，近年存稿者，不过百余首耳，实无暇抄写，待明年将全本付回可也。国藩草。
（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 公元1844年10月30日）
四位老弟足下：
自七月发信以后，没有接到弟弟们的信。乡里寄信，比省城寄信要难百倍，所以我也不望。然而九弟前次信中说他有意与刘霞仙结伴读书，这个想法很好。霞仙近来读朱子的书，大有所见，但不知道他的谈吐举止、规模气象怎样？如果确实言行有礼，威仪可为表率，那么直接他拜他为师也可以，哪里只限于同他做朋友呢？只是与他同住，也要真能受益才好，不要徒然仰慕人家的虚名。一个人假若能自己立志，那么，圣贤豪杰，什么事情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想具有仁，仁便到了。我要做孔、孟，那就日夜孜孜以求，惟有孔、孟才是所学，谁又能挡得了我呢？如果自己不立志，那么虽说天天与尧、舜、禹、汤同住，也自然他是他，我是我，于我何有？
去年温甫想到省城读书，我以为离开家庭狭小天地，而与省诚那些强过自己的人相处，进步一定不可限量的。两年以来，看书也不很多，至于诗文，则绝没有长进，因而不得归咎于天地的局促。
去年我为他选择丁君叙忠，后来因丁君处大远了，不能够随从，我意中便没有其他老师可从了。今年弟弟自己选择罗罗山改文，以后却杳无消息，这又不得归咎于没有良师益友。时光飞逝，再过几年，就满三十，不能不趁三十岁以前立志猛进。
我受父亲教育，而不能教弟弟成名，这是我深感惭愧的。别人与我交，多数受到我的益处，而惟独几位弟弟不能受益于我，这又是我深感遗憾的。今寄霞仙信一封，各位弟弟可抄下来细细把玩，我数年来学习思考所下的力量，大抵都在这里了。
六弟以前嘱咐我把作的诗抄录寄回，我往年都没有存槁，近年存了稿的，不过百多首。实在没有时间抄写，等明年把全本付回好了。
国藩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