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随着曾国藩对金钱态度的改变,湘乡曾家的经济状况开始出现第二次跃升。当然,这次跃升的主动力不是他自己,也不再是大弟曾国潢,而是另一个弟弟曾国荃。
曾国荃字沅甫,小曾国藩十三岁。在几个弟弟中,因为资质最优而最为曾国藩器重,曾有“屈指老沅真白眉”之句。咸丰六年春,曾国藩在江西陷入太平军围困,三十二岁的曾国荃在乡募勇两千人往援,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
曾国荃与其长兄性格反差很大,曾国藩为人内向粘滞,谨慎持重;曾国荃却外向豪放,胆大性急。曾国藩在经济上一清如水,曾国荃却并不掩饰自己的贪心。这个刚从乡下走出来的浑身土气的新军官,眼孔很小,把每个铜钱都看得很大。他不但不像长兄那样,将自己分内的收入捐为公用,反而不拘小节,经常谋取一些灰色收入。他自己在家信中对自己第一次领兵这样自我总结:
弟此次之出,冒昧从事戎行,较寻常人论之,则所作之事亦当有可对父叔兄弟之处,而较真廉洁、能干之人论之,则抱愧实多。
曾国藩一直对他严格要求,要求他在金钱上向自己看齐,不得滥取分毫。盖发誓自己“不要钱”,却允许兄弟“要钱”,这种情况是初次出山时的曾国藩所不能接受的。
再次出山之后,曾国藩对弟弟曾国荃在金钱方面要求比以前大大放松了。他写信给曾国荃说:
弟之取与,与塔罗杨彭二李诸公相仿,有其不及,无或过也,尽可如此办理,不必多疑。
意思是说,只要你不比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及李续宾兄弟做得过分,就没关系,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你尽可以捞钱。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李续宾带兵六年,积金数万两。这封信,意味着曾国藩家庭经济政策的重大改变。他不再要求自己的家族和自己一样,做艰苦卓绝的异类。
俗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以前曾国藩一直在外当官领兵,从未亲手经理家中银钱事务。家居时期他才了解到他领兵在外时,曾家经济上非常困难。家中日常用度,远比他想象的浩繁,仅靠土地收入根本不够。
虽然曾国藩要求家中保持寒素家风,但毕竟是二品大员之家,必要的体面不可减省。比如咸丰七年十一月底,曾国藩家居之时,逢曾国藩祖母之“冥寿”。老太太已经去世多年,在普通人家,已经根本没有纪念的必要。然而曾家还是以相当的规模操办了一番,来客多达二百余人。十二月初六日,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信中这样汇报:
(十一月)二十九日祖母太夫人九十一冥寿,共三十三席,来祭二十一堂。地方如王如一,如二,罗十,贺柏八,王训三,陈贵三等皆来。吉公子孙外房亦来。五席海参、羊肉、蛏。
事实上,当时的乡村和今天的农村一样,日常生活中的基本生活所费不多,人情来往倒是支出的大头。
经过这一段乡居,曾国藩才了解了父亲曾麟书和大弟曾国潢支撑这个家是多么不容易。他可以想象当初老父亲不敢向儿子开口,自己百计营求、左右支绌的情形,心中非常难受。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多次流露自己的痛悔心情:
今冬收各处银数百,而家用犹不甚充裕,然后知往岁余之不寄银回家,不孝之罪,上通于天矣。余在外未付银寄家,实因初出之时,默立此誓,又于发州县信中,以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明不欲自欺之志;而令老父在家,受尽窘迫,百计经营,至今以为深痛。
因此,在家庭经济上,他同样退到独善其身的底线,不因自己的坚持而牵累兄弟们改善生活的愿望。对于家中一些重大举动,曾国藩也不像以前那样一味强调节俭。咸丰十年二月初惊闻叔父去世后,曾国藩写信给自己的两个弟弟说:
叔生平最好体面,此次一切从丰,六十四人大辇、诰封亭二事必不可少。
以弥补自己在父亲去世时“未能讲求”的“愧恨”。这种话曾国藩以前是不会说的。
曾国藩的态度转变卸去了曾国荃的羁绳,让他在发财之路上任意驰骋。如前所述,湘军军饷本优,灰色收入空间又大,加上曾国藩“临时啖以厚利”的放纵抢劫政策,使曾国荃顺理成章地取代曾国潢,成了改变曾氏家族经济面貌的主要支柱。
咸丰八年八月十五日,曾国荃以长围久困的铁桶战法,攻克了吉安府(城将破时,他自食其言,屠杀先期约降者数百人)。这是曾国荃首次攻下大城。城破之后是否有大的抢劫行为,史书没有明文记载,但战后不久,曾国荃就差人送工资津贴什物回家,数量多得连曾国潢都有些惊讶。初出茅庐的曾国荃尚有些忸怩作态,生怕曾国潢责备他,在九月初六日给曾国潢写信解释说:
惟数年应有之薪水杂款微有羡余,不得不携归,为家中应用之费,实愧对老亲与老兄平日之直节清名耳。祈兄宽看一层,勿哂责阿弟,是为至感!
在这封信中,曾国荃说明这次寄回家的钱财是:
特派公夫等顺解二竿之数,皆库平原封也。又凑花边元洋约共三封,约三百零两,系交弟妇,弟回时零用(送情)。并衣服、书籍、旗伞、夏布、什物等件,另列一单,往载说明,请仲兄大人饬令弟妇至腰里宅内,指点检拾妥惬。
并且特别嘱咐,在搬运财物时“不必另呼雇工,恐其宣传于外,弟得贪名也。”
继吉安之后,曾国荃又攻陷景德镇、安庆、天京等数座名城。正如曾纪芬所说:
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战,必请假回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
这从侧面说明,每下一城,他都会发一次财。
咸丰十一年八月曾国荃袭故伎以长围之法攻破安庆。历史上首次留下了曾国荃部抢劫的详细记载。据《能静居日记》咸丰十一年八月十三日载,两位刚从安徽来的朋友(日记中称为“泳如”和“梁溪王春帆”)向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描述了曾国荃部入安庆后大杀大掠之状。他们说,城破之后,城内“房屋贼俱未毁,金银衣物之富不可胜计”。曾国荃的士兵在残酷杀害战俘的同时,展开了大规模的抢劫,“兵士有一人得金七百两者。城中凡可取之物扫地以尽,不可取者皆毁之。坏垣地,至剖棺以求财物”。惟英王府“备督帅行署,中尚存物十七,余皆悬磬矣”。至于曾国荃所获多少,无可推测。唯当年十月二十八日,曾国荃又一次回到湘乡故里。
当然,曾国荃部最臭名昭著的一次抢劫,是同治三年六月曾国荃攻陷天京后。
随着带兵时间越长,曾家经济实力就越显著增长。这种增长最直观地体现在曾国荃所营建的宅第上。
咸丰八年,曾国荃托二哥曾国潢代他买下荷叶大坪村雷家湾徐家宅第,作为自己的宅基地。
咸丰九年冬,曾国荃回乡料理父母改葬事宜,同时开建这座“大坪大屋”。曾国荃做事原本贪大求奢,手笔宽博。更何况他想以这座宅第,向世人证明他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科举路上屡屡失败的曾老九,而已经是呼风唤雨的四品大员了。所以虽然曾国藩一再告诫他要节俭,这座新居还是建得规模宏大,富丽堂皇,成为湘乡不折不扣的豪宅,这就是后来命名为“大夫第”的庞大建筑。
居乡期间,曾国荃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这座房子上面,他兴兴头头地亲自设计,亲自采买材料,亲自督工。咸丰九年底,这座大屋屹然矗立在湘乡田野之上,不过这只是“大夫第”的初步落成。后来这座大宅又经过两次重大扩建,拖拖拉拉一建就是八年。原来曾国荃每下一城,就要请长假回家,将“大夫第”扩建一次。安庆英王府的财物,据说许多归于曾国荃,用于“大夫第”的第一次扩建了。另一次重大扩建,当然发生在攻下天京之后。
大夫第二次扩建,历时八年,其规模气派可以想见。这座豪宅面积长六百多米,宽二百三十余米,总面积达十三万平方米,分为“奖善堂”、“敦德堂”和“曾氏家庙”三大建筑。三大建筑结构相似,每处都是三正六横,故有“九正十八厅”之说。“奖善堂”和“敦德堂”各有房屋一百零八间,“家庙”有房间四十八间。三处加在一起,共有天井二十四个。它们一字排开,迤逦近一公里长。宅外更建有三里长的走廊,“晴不曝日,雨不湿鞋”。门前又建有两个巨大的池塘,池上建有气派豪华的玉带桥。
这一庞大建筑群巍峨浩大,殿阁重重,看上去犹如王宫帝府。曾纪芬在《自编年谱》中回忆道:“前有辕门,后仿公署之制,为门数重。乡人颇有浮议。”曾国藩则听人说它“规模壮丽,有似会馆”。而那些嫉妒眼红曾老九的老乡们则“讥之……以为似庙宇”。
除了规模宏大,大夫第还以其精致富丽引人注目。它的栋梁、廊柱、横枋多以珍贵的楠木、樟木、梨木和杉木建成;每块青砖都磨得四平八正,石料全部是花岗岩,特别是许多七八米高的廊柱竟然是由一块块完整的花岗岩巨石凿成。窗户、梁枋、柱枋、横枋上面均有精美雕刻。曾国荃的经济实力由此一目了然。
除了曾国荃的宅第之外,曾氏家族在湘乡还陆续修起了多处宅第,后来与老屋“白玉堂”、“黄金堂”一起,总称曾氏“十堂”。其中曾国潢所居为“修善堂”,修建时间大约与大夫第的第一次修建相当。而老屋白玉堂、黄金堂也在此期间经过多次修缮,越发富丽堂皇。
二
对曾国荃的兴家创业,曾国藩的态度有些矛盾。
首先,他对老九替他“照顾家族”的“功劳”是肯定的。
长久以来,曾国藩对家族怀有深深的愧疚心理。旧时代的通例总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仅曾国藩的亲兄弟惦记着依靠曾国藩出人头地,他的众多同族、亲友,也都盼着沾他的光。虽然曾国藩偶尔也会寄钱回家,分润亲族,然而,在“不靠做官发财”的誓言约束下,曾国藩对他们的关照,与他们热烈的期望相比,实在是杯水车薪,以至曾国藩常觉愧疚。
好在现在曾国荃替他弥补了这一遗憾。曾国荃既贪婪又大方,自肥的同时,又源源不断地大手笔资助同族以及亲友。不光曾国藩几个原来生活相当困苦的妹妹都有了田宅之安,连远房亲友都不再有流离失所之人。这让曾国藩不再有内疚之感。
分家之后,曾国荃对其他几家,也一直慷慨相助。因此他努力捞钱,实际上为的是整个家族,因此曾国藩才说:
家事承沅弟料理,绰有余裕。
对这一点,曾国藩私心极感安慰,曾国藩晚年曾对赵烈文说过这样的私房话:
(曾家)亲族贫困者甚多,虽始终未一钱寄妻子,但多年为官,心中不免缺憾。九舍弟手笔宽博,将我分内应做之事一概做完,渠得贪名,而偿我素愿,皆意想所不到。
后来曾国藩还这样对儿子们说:
吾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殁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
这是曾国藩坐地分赃,享有田宅之安的最好的自白。让老九唱白脸,他唱红脸,这似乎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但与此同时,对于曾国荃的贪婪,曾国藩也一直没断了敲打、规劝和批评。他当初允许曾国荃“与塔罗杨彭二李诸公相仿,有其不及,无或过也”,而现在,曾国荃显然超越诸公,有独树一帜之嫌了。
同治元年,曾国荃以安庆归来之资完成“大夫第”第一次扩建。他再次回到军营后,曾国藩对他的训诫批评明显增多。显然,曾国荃部及其本人在安庆的大烧大杀行为,以及这次回乡又一次大规模“求田问舍”,已经为他惹来了恶名。五月十五日,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曾国荃时有妄取之处,而对亲族之馈赠也经常过多:
沅弟昔年于银钱取与之际,不甚斟酌,朋辈之讥议菲薄,其根实在于此。去冬之买犁头嘴栗子山,余亦大不谓然。以后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银回家,不多赠亲族,此廉字工夫也。
在这封信中,曾国藩还提醒曾国荃,要求他“廉”,实是因为家门气运太盛,要以此“自概”:
余家目下鼎盛之际,余忝窃将相,沅所统近二万人,季所统四五千人,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沅弟半年以来,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有几人?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亦盈时矣。管子云:斗斟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
“保泰持盈”是曾国藩一直着力思考的问题,也是他清廉自守的一个重要思想背景。谨慎、忧惧是曾国藩性格的重要特点。由普通农民而跻身朝堂,这巨大的身份落差令他一直惴惴不安。从道光二十五年他命名自己的书斋为“求阙斋”,就可以看出他自那时起,就已经着力思考如何持盈不坠了。他在《求阙斋记》中说:
国藩读《易》至《临》,而喟然叹曰:……天地之气,阳至矣,则退而生阴。阴至矣,则进而生阳。一损一益者,自然之理也。物生而有嗜欲,好盈而忘阙,是故体安车驾,则金舆骢衡,不足与乘;目辨五色,则黼黻文章,不足于服……向所谓而不得者,渐乃厌鄙而不屑御。旁观者以为固然,不足訾议……
……于是名其所居曰“求阙斋”。凡外至之荣,耳目百体之嗜,皆使留其缺陷。
当初他寄银千两回家,要求将其中四百两用于周济族人时,曾专门给祖父写了一封信,解释他为什么这样做:
孙所以汲汲馈赠者,盖有二故。一则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涉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旧债尽清,则好处太全,恐盈极生亏;留债不清,则好中不足,亦处乐之法也。
在那之后,“我家气运太盛”,“正当全盛”之类的话就屡屡现于家书,自概之道,也是他经常向诸弟所讲的道理。
无奈曾国荃对这位提携了他一辈子的老兄的话,常常是当做耳旁风。对这位名满天下的老兄,曾国荃既佩服,又经常不以为然。他经常觉得这位老兄太拘谨、太保守、太唐僧。收到这封信后,曾国荃写了一封回信:“于人概天概之说,不甚厝意。”说当今之天下,乃“势利之天下,强凌弱之天下”。老兄您所念叨的那些道理,只能行于三代,不能行为当今。当今之世,只看谁强,强者通吃,做人不能过于谦退。
虽然不要求曾国荃和自己一样清白如水,曾国藩也不能容忍这个弟弟彻底破坏曾氏家族的俭朴形象。更何况,凡事谨慎小心的曾国藩还有另一重担忧:他担心太平天国虽然镇压下去,天下其实仍不太平,另一场大乱随时可能到来。乱世之中,露富显财,实为不智之举。因此,在曾国荃修建大夫第的过程中,他一直竭力想限制其规模。咸丰九年正月初八日,在看到曾国荃所画的图样后,他写信说:
若另起祠堂于雷家湾,而此仅作住屋,则不宜太宏丽。盖……我家若太修造壮丽,则沅弟(曾国荃)必为众人所指摘,且乱世而居华屋广厦,尤非所宜。
可惜的是,比曾国藩小十三岁的曾国荃此时经常不能领会老兄的良苦用心,反而对曾国藩的教导充耳不闻。事实上,直至同治三年遭遇重大挫折之前,曾国荃对曾国藩经常是面服心不服。曾国藩去世之后,曾国荃在祭文中曾这样写道,自己年轻时候,对长兄的教导常常不服,“兄裁以义,翻不谓然”,“昔我乘气,自谓无前”,“辜负教训,四十九年”。
所以收到曾国藩此信之后,曾国荃回信蛮横地说:
外间訾议,沅自任之。
曾国藩当然仍然会“絮聒不休”。咸丰九年二月初三又写信详细解说乱世之际不可过于露财的道理:
余则谓外间之訾议不足畏,而乱世之兵变,不可不虑,如江西近岁,凡富贵大屋,无一不焚,可为殷鉴。吾乡僻陋,眼界甚浅,稍有修造,已骇听闻,若太闳丽,则传播招尤,苟为一方首屈一指,则乱世恐难幸免。望弟再斟酌于丰俭之间,妥善行之。
曾国藩还以林则徐的例子加以讽喻,希望沅弟效此大人先生之风:
沅老近来所办之事,无不惬当。银钱一事,取与均宜谨慎斟酌。今日闻林文忠(林则徐)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督抚二十年,真不可及。
然而对这些话,正在兴头中的曾国荃一律听不进去。在曾国藩的不断批评下,这座大宅一次又一次扩建,越发似王宫。曾国藩也无可奈何,内心却十分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