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谈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接触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曾国荃在天京大劫中到底收获了多少？

    曾国荃是南京之劫的罪魁祸首，这是他百口莫辩的事实。

    太平天国经营多年的“天京”，金银如山，财货似海。这是攻城前所有人的预期。南京有无圣库，诸人说法不一。假使如曾国藩转述李秀成语，“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伪朝官兵向无俸饷，而王长兄、次兄且用穷刑峻法搜括各馆之银米”，这只能说明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天国政权由洪氏嫡系掌管，“圣库”的性质已经由“公帑”变为“私藏”，而不能由此证明经过长期围困的天京城内已经没有财货了。

    事实上，太平天国战争就是晚清中国南方社会的一次财富大转移：“第一个阶段是太平天国在征战的过程中大量聚敛财富，东南一带的社会财富除毁于战乱的以外，其余大部分都被太平天国囊括而去。”圣库虽然空虚，诸将府中却往往金银似海。我们只看李秀成一个例子。

    李秀成拥有私产的确切数目无法计算，但在他的《自述》中有些脉络可寻。他在《自述》中曾多次讲到从他手中支出的钱粮数。这些支出，有的难以判断是公是私，仅将明显属于他私财的有具体数目两笔银钱珍宝账，列举如下：

    同治二年秋在天京城中，李秀成以银米救济贫者。“开造册者七万余，穷苦人家各发洋钱二十元，米二担，俱到保堰领取。有力之人，即去保堰领米，无力之家，各自领银作些小买卖救急。”以每人领二十元计算，七万余人就是十四万余元。

    与此同时，李秀成因为要离开天京赴苏州，天王不许他走，后来花钱买通上下得准出京：“主及朝臣要我助饷银十万，方准我行。后不得已，将合家首饰以及银两交十万。”

    从这两笔支出，就可以推算出他的财产是相当可观的。此外，他在天京和苏州城内尚各有一座王府。天京明瓦廊的忠王府史料记载“规模颇宏”，而苏州忠王府则至今仍然是名冠苏南的著名园林。当时率领淮军攻占苏州以后住进忠王府的李鸿章也惊叹“忠王府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说其花园戏台“花园三四所，戏台两三座，平生所未见之境也。”李秀成从1859年夏季封为忠王到1861年底占有苏、浙两省大片地区，不过两年时间，即迅速致富。太平天国后期高官的腐化与军纪之败坏可见一斑。我们很难相信，除李秀成外，南京城内外那些将领都是清廉之辈。事实上，在战火纷飞之际，许多太平军将领都效仿李秀成，在各自的驻地营造安乐窝。许多府第虽已被破坏了，但从遗迹上仍可看出当时的豪华程度。比如江苏金坛、傈阳以及浙江绍兴、金华等地所发现的王府遗迹都相当可观。

    事实上，在入城之前，湘军将帅都明确知道这是湘军最大也是最后的一次发财机会，百战艰辛，都为了这一刻，军官们渴望再暴富一次，士兵们则渴望捞足一生的资本。“但愿多得金，还乡愿已足。”湘军上上下下对此都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在此之前，之所以坚拒李鸿章来援，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担心李部来与他们争抢财物。曾国藩在致李鸿章信中就这样说：“恐……城下之日或争财物。”曾国荃对全军的这种心理状态，当然了如指掌。

    事实上，早在发动总攻之前，在财富冲动之下，全军编制已乱，号令不行，连曾国荃都控制不住。人人争相入城，不是为了杀敌立功，而是怕赶不上这空前绝后的盛宴：

    时中军亲兵传令出六成队，留四成守营，而兵勇贪破城功利，皆违令赴前敌，中军至无一人。中丞（曾国荃）派营务处易良虎司后事，其意见与诸兵勇同，竟不过问。

    破城前即已人心汹涌如此，破城之后的情形自然可以想见。而曾国荃对这股凶暴的贪婪之潮完全听之任之，此际所部欠饷极多，他想以此作为对湘乡老乡最后的报偿，甚至当赵烈文劝他整顿纪律时，他居然发了脾气：

    傍晚闻各军入城后，贪掠夺，颇乱伍。余又见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括，甚至各棚厮役皆去，担负相属于道。余恐事中变，劝中丞再出镇压。中丞时乏甚，闻言意颇忤，张目曰：“君欲余何往？”余曰：“闻缺口甚大，恐当亲往堵御。”中丞摇首不答。

    后来虽然在赵烈文的极力坚持下，贴出了禁杀告示，但谁都知道这只是表面文章，根本无人执行。

    湘军的抢劫行为是从上到下，从内到外，遍及曾国荃部几乎所有成员。诸位高级将领们首先做出了极鲜明的示范：

    中丞禁杀良民，掳掠妇女，煌煌告示，遍于城中，无如各统领彭毓橘、易良虎、彭椿年、萧孚泗、张诗日等惟知掠夺，绝不奉行……又萧孚泗在伪天王府取出金银不赀，即纵火烧屋以灭迹。伪忠酋系方山民人陶大兰缚送伊营内，伊既掠美，禀称派队擒获，中丞亦不深究。本地之民一文不赏亦可矣，萧又疑忠酋有存项在其家，派队将其家属全数缚至营中，邻里亦被牵曳，逼讯存款，至合村遗民空村窜匿。所恨中丞厚待各将，而破城之日，全军掠夺，无一人顾全大局。

    连曾国荃的幕府文案也乘机抢掠：

    是日文案委员有至城（者），见人幼子甫八岁，貌清秀，强夺之归。其母追哭数里，鞭逐之。余诸委员无大无小争购贼物，各贮一箱，终日交相夸示，不以为厌，惟见余至，则倾身障之。

    长官如此，普通士兵的疯狂掠杀当然更如虎添翼，以致其情状惨绝人伦：

    计破城后，精壮长毛除抗拒时被斩杀外，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担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后即行纵放，城上四面缒下老广贼匪不知若干。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

    城中遍掘坟墓求金。

    这场大劫难持续时间很长，直到一个多月后，南京城内仍然纷乱不止，湘军甚至互相劫掠：

    城中各军尚纷乱不止，兵勇互相掠夺，时有杀伤。本地人有自泰州挈眷来者，兵勇利其妻财，指为余党，搂（掳）其妇女，括其囊箧而去。

    经过一个多月的大烧大杀大抢，每个无名小卒全都发了横财。他们不仅将城内的金银财物洗劫一空，甚至连建筑物上的木料也拆下来，从城墙上吊出，用船运回湖南。“泊船水西门，见城上吊出木料、器具纷纷。”顿时整个长江中千船百舸，联樯而上，满载从天京抢来的财物妇女，日夜不停地向湖南行驶。

    直到同治四年春，回湘的船队在长江上还连绵不绝。湖南一位读书人杨恩寿在长江上见到衣锦还乡的湘军将士的船只，仍惊愕于其财富之多，气派之大：

    邻舟有客声，自言凯撤从江东，桅杆簇簇连艨艟，前列五色纛，后列八宝骢；左拥二八姬，右拥十五童；船头低压雪白镪，船尾饱载赤廑铜，敷腴意气何豪雄！旁有小弁夸是翁：是翁福命郭令公，生平从未习战攻。习战攻，必终凶，何如高垒坚壁死不出，待贼自遁尾贼踪。岂知贼势亦疲癃，久据孤城城已空，饥餐树皮食人肉，猛兽落阱鱼釜中，一时涣散如沙虫；大军乃得振旆入，捷书飞奏红旗红。吁嗟乎，杀运终，贼技穷，将军静坐成奇功！奇功成亦何从容，十年方博茅土封。

    经过这场大劫掠，“江宁货尽入军中”，太平天国惨淡经营十余年，其转移到天京的大量财富，大多都成了湘军的囊中之物。而曾国荃“老饕”之名从此满天下。有野史说：

    闻忠襄于此中获资数千万。除报效若干外，其余悉辇于家。

    二

    天京之战，曾国荃一战成名，不过所成却是贪名恶名大于功名美名。以前安庆等抢劫，知闻者尚局限于当地和湘军内部。对曾国荃“良田美宅”的评品指摘，则多来自其湘乡老家。这一次不同了。湘军由南京运输战利品回湖南这一情景，距离既远，时间又长，数量又是如此巨大，为长江上下诸省人民所共见。由于南京地位的重要，朝廷还特意派出重臣，到南京明察暗访。“朝廷……派富（明阿）将军来，托言查看旗城，其实僧王有信，令其访查忠酋真伪及城内各事。泊船水西门，见城上吊出木料、器具纷纷，颇有违言。”湘军的行径，一时哄传遍及全国，直至上达“天听”。

    关于曾国荃在此次抢劫中的收获，经过重重传说渲染，达到令人无法相信的程度。

    一说天京城破后，曾国荃得部下所献明珠一串，其珠“大于指顶，悬之项下，则晶莹的铄，光射须眉。珠凡一百零八颗，配以背云之类，改作朝珠”。

    又说：“（曾国荃）于天王府获东珠一挂，大如指顶，圆若弹丸，数之，得百余颗；诚稀世之宝也。又获一翡翠西瓜，大于栲栳，裂一缝，黑斑如子，红质如瓤，朗润鲜明，殆无其匹。识者曰：‘此圆明园物也。’”

    这些传说有鼻子有眼，更有种种如同身见的细节，更增加了其流传的魅力。但是这类传说漏洞太多。比如这个“翡翠西瓜”就做了太多野史传说的道具，从和财宝到曾国荃赃物再到慈禧棺中，我们不能不说这些野史的作者想象力太差了些。

    那么，曾国荃在南京大劫掠中到底有没有暴富呢？

    让我们还是继续来看赵烈文的说法。赵烈文当时由曾国藩派驻曾国荃军中“督导工作”，湘军屠城之惨状他记得非常真实，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的下述陈述是假的：

    同治六年六月十七日，曾国藩与赵烈文言及沅师收城时事。师云：“本地人尚知感激，若非各营统领猎取无厌，岂非万全美事。”余云：“沅师已实无所沾，但前后左右无一人对得住沅师耳。”师云：“沅浦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内之人，事体安得不糟，见闻安得不陋。”

    同治六年七月二十日，他和曾国藩聊起曾国荃攻天京后的事。“谈问沅师收城时事。余曰，沅师坐左右之人累之耳，其实子女玉帛无所与也。”

    按这种说法，虽然部下后来向他进贡，必不能免，但当时曾国荃本人并没有直接把手伸向子女玉帛。因此，曾国荃在天京之劫中虽有所收获，但绝不是湘军中收获最多之人。

    除了赵烈文以外，还有一些人为曾国荃辩解，他们所言，大抵也有说服力。比如说此为“诬蔑不经之词。其兄弟皆总师多历年所，而国荃甲子（指同治三年）乞病归，倾所储，置田屋，实不过银三万而已。其姻娅曹襄纪为予言之最详，湘绮先生亦谓曾氏昆季皆非富”。

    确实，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不能轻易套在曾国荃头上，因为仅凭合法收入，曾国荃就可以把他的家产说得很清楚。曾国荃自咸丰七年至同治三年，都是湘军重要统帅，如果按前文所算年收入五千四百两计，六年收入三万二千四百两。这与“国荃甲子乞病归，倾所储，置田屋，实不过银三万而已”相符合。

    至于人传曾国荃家产百万，那已经是他担任总督多年之后的事了。徐珂在《清稗类抄》中说：“湘乡两曾之富，文正逊于忠襄，世所知也。然忠襄资财亦不及百万，不若近今疆吏之筮仕数年可致千万也。（徐）花农（琪）兄之次女杏文适忠襄之嫡长孙慕陶侍郎，尝言：‘忠襄身后，仅有田六千亩，长沙屋二所，湘乡屋一所。’”

    《曾国藩年谱》载，曾家原有土地一百余亩。太平天国失败后，曾国荃“号有田百顷”。郭嵩焘在驳斥王运《湘军志》时说过：“曾国荃亦无百顷田。”百顷为一万亩，不过百顷，则其田产不过几千亩。

    说曾国荃资财不及百万，乃是指一生的积蓄而言。带兵六年之后，他还当过数任巡抚，以及接近七年（光绪十年至十六年）的两江总督，其收入亦极可观。按照当时大家流传的关于总督一级每年陋规收入的算法，所得当在二百万以上。相比郭嵩焘从广东离任，行李船六十只，我们确实不能说曾国荃贪污得很厉害。

    近代名人小传上还进行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辩解：

    国荃官鄂抚，至即劾官文提用公款，时文势方煊赫，使己亦有贪行，安敢为此？其后文党佛尔国眷劾荃，亦不及是事，可知传说之诬。

    也就是说，曾国荃在任湖北巡抚时曾经弹劾官文挪用公款的事。当时官文势力很大，如果曾国荃自己手脚不干净，他怎么敢以此为突破口攻击官文？其后官文的党羽佛尔国眷弹劾曾国荃，也没说曾国荃贪污。由此可知传说之不实。

    通观以上数层，我们可以确定，曾国荃虽然放纵部下抢掠，但自己在天京之劫中的收获并不是特别巨大。平心而论，曾国荃毕竟是曾国藩的弟弟，也以“读书人”自居。虽然对曾国藩的话每多违抗，但如果说他贪婪到不顾名节，丧心病狂，也不可想象。

    三

    那么为什么关于曾九暴富的传说会满天飞并且如此有鼻子有眼呢？

    其中一个原因是曾国荃那屡屡为曾国藩所批评的粗豪作风。

    曾国藩曾对赵烈文讲过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咸丰七年，他乡居在家。纪泽之妻病，其母自省城来视，同时还要买高丽参。曾家人说，乡僻无上药，既自省垣来，何反求之下邑耶？对曰，省中高丽参已为九大人买尽。他初不信，派人探问，则果有其事。老九在省买高丽参数十斤，临行装一竹箱，令人担负而走，人被创者，则令嚼参以渣敷创上，亦不知何处得此海上方！

    曾国藩多次批评曾国荃不拘小节，做事太拙，太过露财，容易贻人口实。比如为了造屋，他强买百姓家的大树，花钱不少，结怨也多。“吾乡中无大木，有必坟树。或屋舍旁多年之物，人藉以为荫，多不愿卖。余弟已必给重价为之，使令者则从而武断之。树皆松木，油多易蠹，非屋材，人间值一缗者，往往至二十缗，复载怨而归。”

    曾国藩又说，曾国荃买田得地，强求整片结方，如若曾家田地中夹有他姓田地，必重价购致，“不愿则强之”，“大遗口舌”。曾国藩感慨地说：“故湘中宦成归者如李石湖、罗素溪辈买田何啻数倍舍弟，而人皆不以为言。舍弟则大遗口舌，其巧拙何盖有如天壤者。”

    怎奈不论曾国藩怎么苦劝，曾国荃就是不改，以致其贪名早已为湘军上下所知。这些传闻也通过种种途径，传到朝中那些关注湘军一举一动的人耳中。天京城破之后，曾国荃又做出这样一件骇人听闻之事：“尝见沅师专弁入京，以八百金购笺纸，京中为之沸然。”

    花八百两银子买几张信纸，这事，确实也只有曾国荃能做得出来。而仅凭这一桩事，曾国荃的贪名，就可以为京中名公巨卿们所确认了。所以曾国荃所获恶评极多，“世谓其既克江宁，洪杨军中货尽为所有”。

    第二个原因是曾国荃的凶残。曾国荃赖以成名的法宝是“用钱如海，杀人如麻”。湘军在天京的大屠杀，不过是曾国荃部一贯作风的沿继，因为南京这座名城而更广为人知而已。相当多的人对曾国荃的作风早已痛恨入骨，比如那个以刚正闻名的彭玉麟就曾建议曾国藩大义灭亲，杀掉曾国荃。由此可见曾国荃的恶名如何深重。

    无论如何，天京之劫后，曾国荃的贪名恶名已经遍及天下，上至朝廷，下至百姓，都对他充满恶感。李鸿章说：“沅翁百战艰苦，而得此地，乃至妇孺怨诅。”

    曾国藩提醒他注意名誉的那些规劝，此时看来成了先见之明。多年积累的不佳名声，此时放大成“漫天箕口复纵横”。早在天京之劫前，朝廷对他印象就很不好。同治二年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后，本有单折奏事之权，但当他上奏军情时，居然遭到朝廷的批驳，以其尚未赴巡抚任，不准单折奏事，以后如有事，仍由曾国藩转奏，此事给了他一个大大的难堪。攻陷南京后，他当天夜里就兴兴头头上奏报捷，满以为会讨到头奖，不料又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这显然是朝廷节外生枝，有意苛求。事情并不到此为止，数日之后，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这无疑是说，曾国荃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寥寥数语，已经暗伏杀机。

    特别是处死李秀成之后，“群言益欢，争指目曾国荃”，大家都纷纷讥评曾国荃。“国荃自悲艰苦负时谤，诸宿将如多隆阿、杨岳斌、彭玉麟、鲍超等欲告去，人辄疑与国荃不和，且言江宁货尽入军中，左宗棠、沈葆桢每上奏，多镌讥江南军。”曾国荃心情极差，而老将多隆阿等人欲告退时，人们都疑心是与曾国荃不和，纷纷传扬曾国荃在金陵发了多少财。左宗棠、沈葆桢上奏之时，也屡屡批评曾国荃部的军纪。朝廷因此想令曾国荃离开军营，又不想让他赴浙江巡抚任。

    这几次硬钉子，碰得暴脾气的曾国荃大病一场。曾国藩只好替他奏请开缺，回乡调理。奏折一上，朝廷立刻批准，这又给了曾国荃一次严重打击。当曾国藩移驻江宁那天，曾国荃当着满堂宾客的面，大发怨言，使曾国藩狼狈万状，无地自容。后来对赵烈文回忆那天事说：“三年秋，吾进此城行署之日，舍弟甫解浙抚任，不平见于辞色。时会者盈庭，吾直无地置面目。”

    不过，曾经几度政海沉浮，曾国荃终于明白了老兄的苦心。我们阅读曾国荃家书，可以明显发现，从同治五年参劾官文闯了祸之后，他给曾国藩的信件，从文字到精神，都恭顺了许多。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致曾国藩信中说：

    承示引退之念宜熄，天道忌二宜儆，不肯认错宜改，自当切记儆省。

    六年正月初九日又说：

    前日奉初二日手示，训诲肫详。悔字一诀，吉之所由生也。能站得住之谓立，能行得通之谓达，切实浅近，令人易于玩味。兄去年信内，随时指点一二语，弟犹漫然不甚介意。今于忧患之后，一经提醒，始知一字一珠，均早诰诫于事端未发之先也。

    同治六年正月初十信，则大谈黄老，竟是一副乃兄口吻：

    近观世事，即色即空，旋生旋灭。老氏祸倚于福，福伏于祸之说，与圣人悔吝吉凶之理，互相发明，争竞之心稍平。而自强之焰亦渐减矣。进境乎，抑弥退乎？不自得而主，亦不得而知也。仍求兄随时策励为叩。

    经过数次重大挫折，再回想起曾国藩的重重教诲，曾国荃为人处事风格亦发生一大变化，这一变化颇类于曾国藩的中年变法。然而毕竟修养功夫相去太远，所以他学曾国藩，可谓肖虎不成反类犬。曾国藩之变，是由纯阳至刚成为刚柔相济，以刚为主，如同好钢淬过火，变得更加锋利。而曾国荃却是由鲁莽、操切而变为圆滑、退缩，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变成一个不思进取、明哲保身的老官僚，成天求神问卜，不干正事。他晚岁任两江总督，以清静无为为旨，对外自称“卧治”，人称“国荃晚任江督，软滑不治事，诚无足称”。

    不过这种作风显然十分适合于晚清的政治环境，翁同因此认为，曾国荃对官场对人生的思考都很深刻，对他评价极高，他在中称曾国荃：“其学有根柢，再见而益信畏友也。吾弗如远甚。”他认为曾国荃所宗乃是老庄：“沅甫之学，老庄也。然依于孔孟，其言曰‘抱一守中’，又曰‘止念息心’，又曰‘收视反听，是为聪明’，其养生曰‘神水华池，时时致念’，其为政曰‘顺民心’，其处世曰‘恕’，其临事曰‘简’，其用兵皆依乎此而已”，“其人似偏于柔，其学则贯彻汉、宋，侪辈中无此人也”。从翁同的描述来看，除了“偏于柔”之外，曾国荃简直成了曾国藩的翻版。曾国荃晚年写信给侄子曾纪泽，也认为是兄长的教导，使自己找到了与官场相安的途径：

    余昔日自作聪明，间或背文正公之教训而私智自逞，往往不能妥叶。今稍符于众议者，实皆恪守懿训而弗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