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哪一站(一)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关河五十州 本章:第二十一章 哪一站(一)

    1938年年底,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宴请陈嘉庚。

    当着这位海外华人财神的面,他直截了当:由于失去平津和上海,没有了关税,国民党财政实际已经破产,现在物价涨得连一个中校都养不起家人,得靠偷菜叶过活。

    陈嘉庚不由得动容。

    蒋介石又说,您捐的钱很多,我很感谢您,但还远远不够,以后你们能不能按时给我们捐款?

    陈老听到这里,连眼泪都掉了下来。

    堂堂元首说这样的话,那处境简直就跟叫花子差不多了。

    不过眼泪还没干透,陈嘉庚忽然拍案大怒。

    原因是蒋介石在宴请他的时候,上了很多菜。

    政府已经这么穷了,为什么还如此浪费?

    蒋介石当场给他认错,赔不是。

    所谓“中校偷菜叶”确有其事,以至于发展到后来,还有偷剩饭的。

    军政部办有专门食堂,当然是免费用餐,可是门卫发现一个军官吃完饭下班后,总会偷偷地把食堂里的剩饭收集起来带走,而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

    此人见门卫要没收他的剩饭,忽然痛哭流涕。他说他老婆孩子都饿着肚子在等这些剩饭,如果不让带,妻儿老小就只能上街乞讨了。

    偷剩饭的,竟然是挂着少将军衔的军政部高参!

    “九一八”之后,军队发的是国难薪,即使是少将工资也得打六折。原先这六折养活一家人还绰绰有余,可是在退守重庆后,物价翻着跟头往上涨,法币贬值得厉害,有的人家里小孩多,又无积蓄,也因此没有办法生活下去。

    那个时候,别说中下级军官了,就连蒋公子纬国都困顿得过不下去,为了照顾养母姚治诚,他还得向陈立果借钱才能度日。

    当然,在这样的日子里,也还有利好。

    重要的是先撑着

    1939年2月,中美终于达成抗战期间的第一笔贷款协议,这就是“桐油借款”。合作方式是,中国人卖桐油给美国,美国则向中国贷款两千五百万美元,其用途主要是购买汽车和改善滇缅公路运输。

    毫无疑问,依靠着这几千万美元,重庆政府是可以暂时打发上一段日子了,同时它的意义还不止于此。

    在此之前,美国的援助方式是买你的白银,以钱换钱。这次是直接借钱给你,开了贷款援助的首例。

    中立法的限制一旦被突破,在敬法律如神明的美利坚,此举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美国援华的大门自此打开,虽然尚不是敞开。

    除了借钱,还有声援。

    近卫在对华声明中,大言不惭地提出要建立“东亚新秩序”——以后东亚这一块,就要由我们日本来做霸主了。

    你狂,找大个儿来修理你。

    经过驻美大使胡适等人的穿梭运动,美国外交部坐不住了,当即向日本发出了措辞强硬的照会:本世纪初确定的华盛顿体系必须维护,“机会均等,门户开放”,如今的东亚,还由不得你们日本人来做老大。

    一个贷款,一个照会,使国人精神为之一振,被汪精卫叛逃弄得灰蒙蒙的脸也有了点喜色。

    这些变化,看似意外,其实并不意外,都是在一点点推动的结果。

    就在“桐油借款”签订之前,日本又占领了海南岛,这本来应该对英国触动最大,但蒋介石也有意把它引到了美国人身上。

    当初大家都以为广州被日军攻占,英国会发发威,没想到这位昔日的“日不落”窝囊得要命,根本就没怎么敢吱声,反而是美国老大站出来喊了几嗓子。

    英国人现在完全成了银样镴枪头。半年之后,它跟日本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承认日本在占领区的“特殊要求”,对其百般服软,被称为“东方慕尼黑协定”。

    天下之大,数猛男者,也只有美国佬了。

    蒋介石对海南岛的被占进行了重新包装,强调这是“太平洋上的九一八”,然后一个劲儿对美国吹风,希望其挟上英法等小弟(当然也包括中国),在远东采取抵御日本的统一行动。

    美国是纯正的民主国家,什么东西都要放到程序上去一步步走,要它马上出来挥刀弄枪还为时尚早,在此之前,还是先得自己撑着。

    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湖南衡阳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史称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

    会议把抗战分为两期,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为第一期。在这一期里,蒋介石带头认错,承认自己在南京保卫战中所使用的战术有失误,“实在对不起国家”。

    南京完了,检讨武汉。

    军法执行总监陈调元提出弹劾案,江北“弹”的是王缵绪集团军(实际指挥者为许绍宗),江南“弹”的是王陵基集团军,弹来弹去,都是弹的川军,而且还给坐在台下的王陵基来了个直接点名。

    许绍宗和王陵基一时极为惊惶,如坐针毡,会场也因此变得气氛肃杀。

    当天会议结束,大家就发现厕所和过道里贴满标语,上曰:川军回川保卫大四川。

    蒋介石和陈诚马上发现,自己做得过头了点。

    川军在武汉会战中诚然表现不佳,可人家已经把包括保安团在内的最后一点力量都拿了出来,穿草鞋提破枪,出川“保卫大武汉”,还要怎的?

    既然你们不好伺候,那我们就只好回川“保卫大四川”了。

    第二天,会议基调突变,陈诚上去作了检讨,把武汉失守的责任揽了大半。蒋介石不仅没处分王陵基,还口头对其进行了表扬。

    晚上,提出弹劾案的那位陈调元更是大宴宾客,给各位压惊,一场风波由此结束。

    检讨虎头蛇尾,草草过去,重要的是以后怎么办。

    蒋介石告诉大家,今后算是抗战第二期,该轮到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了。

    从现在开始,重整军队,着手征调一百万新兵,并对新旧军队进行整训,预定每四个月为一个训练周期,以便能够投入新的大战。

    南岳会议是一个宣示,证明中国统帅部在继续抗战这条路上,不仅不会回头,还将更趋强硬。

    这个时候,你要说完全靠中国自己的力量能够对日本战而胜之,恐怕蒋介石私底下都没这么足的信心,他再三强调的,也不过是“我打不过你,咬也要咬你一口”的观点。

    这东西,只有中国人或者说东方人才明白,西方老外是没法理解的,当时在中国做武官的史迪威起初就觉得是一派胡言。

    打不过就是输了,还咬对方一口,很爽吗?

    对。

    因为目的,已不是将对手彻底打败,而是死死拖住。

    史迪威对中国本土军队的战斗力最为不屑,但随着战事的发展,他对中国人的勇敢坚韧精神也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在江西时,史迪威曾亲眼看到一个步兵团,只有四挺轻机枪。这在他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老美认定一个团少说也应该有一百挺机枪。

    正在进行军事训练的中国士兵

    就这么点武器,这么点子弹,几分钟就打光了,打光了怎么办?

    史迪威到这个步兵团考察的时候,团里的人已经被打掉了一半,子弹也所剩无几,可是剩下的那一半人还在向日军发起夜袭——用刺刀,而冲在最前面的就是该团团长。

    后下手遭殃

    就在中国统帅部谋划“转守为攻”的时候,“华中派遣军”也向第十一军下达了指令:来年阳春之际,攻占南昌。

    早在武汉会战时,中苏空军就以南昌机场为基地,频频对长江江面上的日本海军军舰发动突袭,从那时候起,“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就深感南昌的重要性,在给冈村的作战任务上,开始也有“攻占南昌”这一条。

    可是由于第十一军的两个新编师团不争气,当时为了不耽误进军武汉的时间,无论畑俊六还是冈村都只能先把原计划搁置一旁。

    现在好了,赶快进行作战准备吧。

    “七七事变”之后,中日双方除真枪实弹的军事战外,你来我往的情报战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此,日军攻占南昌的企图,很快就被中国统帅部侦知。

    1939年3月8日,蒋介石致电薛岳:为确保南昌,需先发制人,现在命令你于3月10日前完成攻击准备,从3月15日对日军发起进攻。

    由于在武汉会战,特别是万家岭大捷中建立奇功,薛岳声名鹊起,荣任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司令长官名义上虽仍是陈诚,但实际上已由他全权负责。

    薛岳当时人不在南昌,而在长沙,被他派驻南昌的是前敌总司令罗卓英,后者认为来不及准备。

    按照南岳军事会议的部署,第一期整训从1938年11月底开始,到1939年3月底才能结束,此时南昌前线的部队都还在处于整训当中,只给两天时间,确实过于仓促。

    薛岳打仗素来极有主见,很少能听得进别人的话,但对罗卓英不一样。

    罗卓英是陈诚的手下,而薛岳又系陈诚一手推荐和提拔,因此薛岳爱屋及乌,罗卓英说什么,他几乎是言听计从。

    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薛岳是极少敢对蒋介石说“不”的人。有蒋介石署名的电报或电文,别人都诚惶诚恐,奉若神明,他则不管这一套,凡是跟自己意见不合的,一律要进行争论,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也。

    能跟你争,那还算态度好的,有时老虎仔索性采取了更省力,当然也可以说更“无礼”的办法,他在电令上直接写上“存”“待办”——所谓“存”,就是存在抽屉里,束之高阁;所谓“待办”,实际上就是永远不办。

    3月9日,薛岳致电蒋介石:部队尚在整训,补给困难,准备不及,必须延至3月24日才能实施主动进攻。

    见蒋介石那边没理睬,薛岳第二天又发来一封电报,还是一样的内容。

    见此情景,蒋介石也没办法,只好复电:延迟就延迟吧,可是无论如何不能推到3月24日以后了。

    薛岳和罗卓英都没料到,就相差那么九天时间,主动马上变成了被动,对方反而先发制人了。

    3月20日,第十一军强渡修水河,南昌会战由此开始。

    让人深感意外的是,冈村此次遣出的进攻主力,并非熊本、金泽这样的老牌师团,而是两个“弱弱组合”——第一〇六和第一〇一师团。

    冈村如此将将,并不是出于什么高深的用兵方略,他的目的只有一个:挣面子。

    占领武汉,虽然收获了一大把鲜花和赞誉,但冈村其实并不是很爽。尤其万家岭大捷,本来想出奇制胜的,没想到会栽在薛岳手上,一个师团几乎全都送进了对方嘴里。

    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不是冈村做第十一军司令官,你换一个,武汉也未必就拿不下来,何况那几乎也是人家主动让出来的。

    作为“日本第一名将”,就这点料水,岂不惹人笑话。

    两个“弱弱”没准都抵不上一个“强”,这道理冈村也懂,可你要是派熊本和金泽这样的“强强组合”去进攻南昌,即使赢了,又能怎样,别人会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事。

    所以冈村要出彩,就必须用“弱弱”。

    在备战期内,听说将要派这两个活宝去攻南昌,大家都震惊了。

    经过冈村此前的使劲儿埋汰,第一〇六师团在日本已变得臭不可闻。许多补充兵听说自己加入的是“日本最弱师团”,都面如死灰,痛哭不已,宛如一只脚提前踏进了棺材板。

    第一〇一师团好点,但也好不到哪儿去,“商贩师团”与“最弱师团”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的距离。

    冈村的作战计划传到日本国内后,连参谋总长载仁亲王都吃惊不小。

    打仗非同儿戏,冈村这小子别是被我一通胡吹给吹晕乎了吧,靠两个垫底的就能成事,以为自己是天神?

    他派一名大佐到第十一军做副参谋长,用意就是劝阻冈村,找机会把那两个衰货调到后面去担任警备。

    可是这名大佐到任后,两个师团已在进行渡河训练,他连嘴都插不进去。

    罗卓英对古诗情有独钟

    冈村派的是“弱弱”,罗卓英在修水防线组合出来的却至少是“强弱”。

    罗卓英,广东大埔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八期,他在“土木系”中的地位仅次于陈诚。

    民国由于去清末不远,所以古风犹存,很多人的国学功底很深,军队中能够“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儒将不在少数。比如黄绍竑就善于写词,而且据内行评判,已具有相当水准。老记者曹聚仁在采访淞沪战役时,曾碰到过一位参谋长,后者侃起宋明理学来竟然也头头是道,连一般读书人都知之不详的“鹅湖之会”也能讲出个子丑寅卯来。

    罗卓英从小喜读古文,并专攻古诗。即使在征战沙场,炮火连天的日子里,他都手不释卷,一边听着炮弹落地的声音,一边就能吟出“战尘扬处马蹄轻”之类的绝句。

    罗卓英与陈诚既是保定同期同学,也是莫逆之交,更有趣的是,两人性格还能形成互补。陈诚为人严厉,主观性强,很多事情都是他自己一手拍板,别人无从置喙,属于善“断”之人。罗卓英却宽厚儒雅,最喜欢和部下攀谈交心,同时也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属于善“谋”之人,因此他常能帮助陈诚起到一个上下沟通的桥梁作用,在“土木系”里面,陈、罗二人的关系,几乎就是“公不离婆、秤不离砣”。

    然而有时候,人的优点也往往就是他的缺点。罗卓英多谋,却有些偏于寡断,听听这个意见对,听听那个建议亦有道理,往往就会动摇决心。他对薛岳说准备不足,无法立即投入进攻,实际上也是听取了下面各部队的意见。

    作为基层部队来讲,你说准备两天,他可能会认为起码需要两周,你说准备两周,他也许会要求两个月,因为责任不同,和决策层的想法就不可能完全一致,而战场形势又是瞬息万变的,某种程度上,抓住战机就等于抓住了胜利,这也是为什么有的将领看似苛刻,但往往能取得成功的道理所在。

    罗卓英吃亏就吃亏在他太民主上,这个结论也许会令他自己都感到吃惊,却又是个事实。

    来不及攻,那就只有守。冈村以弱兵师团为主力,但熊本第六师团、第一一六师团等部队也不是坐着不动,它们同样从两侧不断进行策应和佯攻,所以罗卓英不可能把重兵全都汇集于修水南岸正面。

    所谓强弱组合,是一左一右,左为李觉第七十军,右为刘多荃第四十九军。

    但在安排好这一组合后,罗卓英又犹豫起来。

    李觉的湘军在金官桥经受过考验,属于挺得住的。最可能挺不住的,是刘多荃的东北军,后者武器还行,但战斗意志一向薄弱,跟湘军相比,恰恰是一个相反面,要是垮下来怎么办?

    思前想后,罗卓英决定再把作为后续机动兵团的夏楚中第七十九军调上去。第七十九军是一支参加过淞沪会战的“土木系”劲旅,死守宝山的姚子青即出自其麾下。

    夏楚中到修水后,被置于刘多荃右侧,这样“两强”夹一“弱”,组成了一个防守三角,从而加固了修水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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