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年底，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宴请陈嘉庚。

    当着这位海外华人财神的面，他直截了当：由于失去平津和上海，没有了关税，国民党财政实际已经破产，现在物价涨得连一个中校都养不起家人，得靠偷菜叶过活。

    陈嘉庚不由得动容。

    蒋介石又说，您捐的钱很多，我很感谢您，但还远远不够，以后你们能不能按时给我们捐款？

    陈老听到这里，连眼泪都掉了下来。

    堂堂元首说这样的话，那处境简直就跟叫花子差不多了。

    不过眼泪还没干透，陈嘉庚忽然拍案大怒。

    原因是蒋介石在宴请他的时候，上了很多菜。

    政府已经这么穷了，为什么还如此浪费？

    蒋介石当场给他认错，赔不是。

    所谓“中校偷菜叶”确有其事，以至于发展到后来，还有偷剩饭的。

    军政部办有专门食堂，当然是免费用餐，可是门卫发现一个军官吃完饭下班后，总会偷偷地把食堂里的剩饭收集起来带走，而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

    此人见门卫要没收他的剩饭，忽然痛哭流涕。他说他老婆孩子都饿着肚子在等这些剩饭，如果不让带，妻儿老小就只能上街乞讨了。

    偷剩饭的，竟然是挂着少将军衔的军政部高参！

    “九一八”之后，军队发的是国难薪，即使是少将工资也得打六折。原先这六折养活一家人还绰绰有余，可是在退守重庆后，物价翻着跟头往上涨，法币贬值得厉害，有的人家里小孩多，又无积蓄，也因此没有办法生活下去。

    那个时候，别说中下级军官了，就连蒋公子纬国都困顿得过不下去，为了照顾养母姚治诚，他还得向陈立果借钱才能度日。

    当然，在这样的日子里，也还有利好。

    重要的是先撑着

    1939年2月，中美终于达成抗战期间的第一笔贷款协议，这就是“桐油借款”。合作方式是，中国人卖桐油给美国，美国则向中国贷款两千五百万美元，其用途主要是购买汽车和改善滇缅公路运输。

    毫无疑问，依靠着这几千万美元，重庆政府是可以暂时打发上一段日子了，同时它的意义还不止于此。

    在此之前，美国的援助方式是买你的白银，以钱换钱。这次是直接借钱给你，开了贷款援助的首例。

    中立法的限制一旦被突破，在敬法律如神明的美利坚，此举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美国援华的大门自此打开，虽然尚不是敞开。

    除了借钱，还有声援。

    近卫在对华声明中，大言不惭地提出要建立“东亚新秩序”——以后东亚这一块，就要由我们日本来做霸主了。

    你狂，找大个儿来修理你。

    经过驻美大使胡适等人的穿梭运动，美国外交部坐不住了，当即向日本发出了措辞强硬的照会：本世纪初确定的华盛顿体系必须维护，“机会均等，门户开放”，如今的东亚，还由不得你们日本人来做老大。

    一个贷款，一个照会，使国人精神为之一振，被汪精卫叛逃弄得灰蒙蒙的脸也有了点喜色。

    这些变化，看似意外，其实并不意外，都是在一点点推动的结果。

    就在“桐油借款”签订之前，日本又占领了海南岛，这本来应该对英国触动最大，但蒋介石也有意把它引到了美国人身上。

    当初大家都以为广州被日军攻占，英国会发发威，没想到这位昔日的“日不落”窝囊得要命，根本就没怎么敢吱声，反而是美国老大站出来喊了几嗓子。

    英国人现在完全成了银样镴枪头。半年之后，它跟日本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承认日本在占领区的“特殊要求”，对其百般服软，被称为“东方慕尼黑协定”。

    天下之大，数猛男者，也只有美国佬了。

    蒋介石对海南岛的被占进行了重新包装，强调这是“太平洋上的九一八”，然后一个劲儿对美国吹风，希望其挟上英法等小弟（当然也包括中国），在远东采取抵御日本的统一行动。

    美国是纯正的民主国家，什么东西都要放到程序上去一步步走，要它马上出来挥刀弄枪还为时尚早，在此之前，还是先得自己撑着。

    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湖南衡阳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史称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

    会议把抗战分为两期，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为第一期。在这一期里，蒋介石带头认错，承认自己在南京保卫战中所使用的战术有失误，“实在对不起国家”。

    南京完了，检讨武汉。

    军法执行总监陈调元提出弹劾案，江北“弹”的是王缵绪集团军（实际指挥者为许绍宗），江南“弹”的是王陵基集团军，弹来弹去，都是弹的川军，而且还给坐在台下的王陵基来了个直接点名。

    许绍宗和王陵基一时极为惊惶，如坐针毡，会场也因此变得气氛肃杀。

    当天会议结束，大家就发现厕所和过道里贴满标语，上曰：川军回川保卫大四川。

    蒋介石和陈诚马上发现，自己做得过头了点。

    川军在武汉会战中诚然表现不佳，可人家已经把包括保安团在内的最后一点力量都拿了出来，穿草鞋提破枪，出川“保卫大武汉”，还要怎的？

    既然你们不好伺候，那我们就只好回川“保卫大四川”了。

    第二天，会议基调突变，陈诚上去作了检讨，把武汉失守的责任揽了大半。蒋介石不仅没处分王陵基，还口头对其进行了表扬。

    晚上，提出弹劾案的那位陈调元更是大宴宾客，给各位压惊，一场风波由此结束。

    检讨虎头蛇尾，草草过去，重要的是以后怎么办。

    蒋介石告诉大家，今后算是抗战第二期，该轮到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了。

    从现在开始，重整军队，着手征调一百万新兵，并对新旧军队进行整训，预定每四个月为一个训练周期，以便能够投入新的大战。

    南岳会议是一个宣示，证明中国统帅部在继续抗战这条路上，不仅不会回头，还将更趋强硬。

    这个时候，你要说完全靠中国自己的力量能够对日本战而胜之，恐怕蒋介石私底下都没这么足的信心，他再三强调的，也不过是“我打不过你，咬也要咬你一口”的观点。

    这东西，只有中国人或者说东方人才明白，西方老外是没法理解的，当时在中国做武官的史迪威起初就觉得是一派胡言。

    打不过就是输了，还咬对方一口，很爽吗？

    对。

    因为目的，已不是将对手彻底打败，而是死死拖住。

    史迪威对中国本土军队的战斗力最为不屑，但随着战事的发展，他对中国人的勇敢坚韧精神也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在江西时，史迪威曾亲眼看到一个步兵团，只有四挺轻机枪。这在他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老美认定一个团少说也应该有一百挺机枪。

    正在进行军事训练的中国士兵

    就这么点武器，这么点子弹，几分钟就打光了，打光了怎么办？

    史迪威到这个步兵团考察的时候，团里的人已经被打掉了一半，子弹也所剩无几，可是剩下的那一半人还在向日军发起夜袭——用刺刀，而冲在最前面的就是该团团长。

    后下手遭殃

    就在中国统帅部谋划“转守为攻”的时候，“华中派遣军”也向第十一军下达了指令：来年阳春之际，攻占南昌。

    早在武汉会战时，中苏空军就以南昌机场为基地，频频对长江江面上的日本海军军舰发动突袭，从那时候起，“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就深感南昌的重要性，在给冈村的作战任务上，开始也有“攻占南昌”这一条。

    可是由于第十一军的两个新编师团不争气，当时为了不耽误进军武汉的时间，无论畑俊六还是冈村都只能先把原计划搁置一旁。

    现在好了，赶快进行作战准备吧。

    “七七事变”之后，中日双方除真枪实弹的军事战外，你来我往的情报战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此，日军攻占南昌的企图，很快就被中国统帅部侦知。

    1939年３月８日，蒋介石致电薛岳：为确保南昌，需先发制人，现在命令你于３月10日前完成攻击准备，从３月15日对日军发起进攻。

    由于在武汉会战，特别是万家岭大捷中建立奇功，薛岳声名鹊起，荣任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司令长官名义上虽仍是陈诚，但实际上已由他全权负责。

    薛岳当时人不在南昌，而在长沙，被他派驻南昌的是前敌总司令罗卓英，后者认为来不及准备。

    按照南岳军事会议的部署，第一期整训从1938年11月底开始，到1939年3月底才能结束，此时南昌前线的部队都还在处于整训当中，只给两天时间，确实过于仓促。

    薛岳打仗素来极有主见，很少能听得进别人的话，但对罗卓英不一样。

    罗卓英是陈诚的手下，而薛岳又系陈诚一手推荐和提拔，因此薛岳爱屋及乌，罗卓英说什么，他几乎是言听计从。

    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薛岳是极少敢对蒋介石说“不”的人。有蒋介石署名的电报或电文，别人都诚惶诚恐，奉若神明，他则不管这一套，凡是跟自己意见不合的，一律要进行争论，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也。

    能跟你争，那还算态度好的，有时老虎仔索性采取了更省力，当然也可以说更“无礼”的办法，他在电令上直接写上“存”“待办”——所谓“存”，就是存在抽屉里，束之高阁；所谓“待办”，实际上就是永远不办。

    ３月９日，薛岳致电蒋介石：部队尚在整训，补给困难，准备不及，必须延至3月24日才能实施主动进攻。

    见蒋介石那边没理睬，薛岳第二天又发来一封电报，还是一样的内容。

    见此情景，蒋介石也没办法，只好复电：延迟就延迟吧，可是无论如何不能推到3月24日以后了。

    薛岳和罗卓英都没料到，就相差那么九天时间，主动马上变成了被动，对方反而先发制人了。

    3月20日，第十一军强渡修水河，南昌会战由此开始。

    让人深感意外的是，冈村此次遣出的进攻主力，并非熊本、金泽这样的老牌师团，而是两个“弱弱组合”——第一〇六和第一〇一师团。

    冈村如此将将，并不是出于什么高深的用兵方略，他的目的只有一个：挣面子。

    占领武汉，虽然收获了一大把鲜花和赞誉，但冈村其实并不是很爽。尤其万家岭大捷，本来想出奇制胜的，没想到会栽在薛岳手上，一个师团几乎全都送进了对方嘴里。

    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不是冈村做第十一军司令官，你换一个，武汉也未必就拿不下来，何况那几乎也是人家主动让出来的。

    作为“日本第一名将”，就这点料水，岂不惹人笑话。

    两个“弱弱”没准都抵不上一个“强”，这道理冈村也懂，可你要是派熊本和金泽这样的“强强组合”去进攻南昌，即使赢了，又能怎样，别人会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事。

    所以冈村要出彩，就必须用“弱弱”。

    在备战期内，听说将要派这两个活宝去攻南昌，大家都震惊了。

    经过冈村此前的使劲儿埋汰，第一〇六师团在日本已变得臭不可闻。许多补充兵听说自己加入的是“日本最弱师团”，都面如死灰，痛哭不已，宛如一只脚提前踏进了棺材板。

    第一〇一师团好点，但也好不到哪儿去，“商贩师团”与“最弱师团”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的距离。

    冈村的作战计划传到日本国内后，连参谋总长载仁亲王都吃惊不小。

    打仗非同儿戏，冈村这小子别是被我一通胡吹给吹晕乎了吧，靠两个垫底的就能成事，以为自己是天神？

    他派一名大佐到第十一军做副参谋长，用意就是劝阻冈村，找机会把那两个衰货调到后面去担任警备。

    可是这名大佐到任后，两个师团已在进行渡河训练，他连嘴都插不进去。

    罗卓英对古诗情有独钟

    冈村派的是“弱弱”，罗卓英在修水防线组合出来的却至少是“强弱”。

    罗卓英，广东大埔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八期，他在“土木系”中的地位仅次于陈诚。

    民国由于去清末不远，所以古风犹存，很多人的国学功底很深，军队中能够“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儒将不在少数。比如黄绍竑就善于写词，而且据内行评判，已具有相当水准。老记者曹聚仁在采访淞沪战役时，曾碰到过一位参谋长，后者侃起宋明理学来竟然也头头是道，连一般读书人都知之不详的“鹅湖之会”也能讲出个子丑寅卯来。

    罗卓英从小喜读古文，并专攻古诗。即使在征战沙场，炮火连天的日子里，他都手不释卷，一边听着炮弹落地的声音，一边就能吟出“战尘扬处马蹄轻”之类的绝句。

    罗卓英与陈诚既是保定同期同学，也是莫逆之交，更有趣的是，两人性格还能形成互补。陈诚为人严厉，主观性强，很多事情都是他自己一手拍板，别人无从置喙，属于善“断”之人。罗卓英却宽厚儒雅，最喜欢和部下攀谈交心，同时也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属于善“谋”之人，因此他常能帮助陈诚起到一个上下沟通的桥梁作用，在“土木系”里面，陈、罗二人的关系，几乎就是“公不离婆、秤不离砣”。

    然而有时候，人的优点也往往就是他的缺点。罗卓英多谋，却有些偏于寡断，听听这个意见对，听听那个建议亦有道理，往往就会动摇决心。他对薛岳说准备不足，无法立即投入进攻，实际上也是听取了下面各部队的意见。

    作为基层部队来讲，你说准备两天，他可能会认为起码需要两周，你说准备两周，他也许会要求两个月，因为责任不同，和决策层的想法就不可能完全一致，而战场形势又是瞬息万变的，某种程度上，抓住战机就等于抓住了胜利，这也是为什么有的将领看似苛刻，但往往能取得成功的道理所在。

    罗卓英吃亏就吃亏在他太民主上，这个结论也许会令他自己都感到吃惊，却又是个事实。

    来不及攻，那就只有守。冈村以弱兵师团为主力，但熊本第六师团、第一一六师团等部队也不是坐着不动，它们同样从两侧不断进行策应和佯攻，所以罗卓英不可能把重兵全都汇集于修水南岸正面。

    所谓强弱组合，是一左一右，左为李觉第七十军，右为刘多荃第四十九军。

    但在安排好这一组合后，罗卓英又犹豫起来。

    李觉的湘军在金官桥经受过考验，属于挺得住的。最可能挺不住的，是刘多荃的东北军，后者武器还行，但战斗意志一向薄弱，跟湘军相比，恰恰是一个相反面，要是垮下来怎么办？

    思前想后，罗卓英决定再把作为后续机动兵团的夏楚中第七十九军调上去。第七十九军是一支参加过淞沪会战的“土木系”劲旅，死守宝山的姚子青即出自其麾下。

    夏楚中到修水后，被置于刘多荃右侧，这样“两强”夹一“弱”，组成了一个防守三角，从而加固了修水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