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甲包装

    一方是“弱弱组合”，另一方却至少是“强弱组合”，谁的赢面更大一些，一看便知。

    冈村的决策，就连被抬举的“弱弱”自己心里也在打鼓。最弱的第一〇六师团一烂到底，不敢言语，第一〇一师团却憋不住了，他们自恃参加过淞沪会战，可以卖卖老资格，便一再向第十一军司令部诉说困难。

    一直到强渡开始的前两三天，这个师团还在嚷嚷，说是按照“上海经验”，南昌没有一个月拿不下来，到时伤亡必然不小，得给我安排补充兵员啊。

    对于这两个未战先怯的家伙，冈村很不以为然，他让自己的参谋幕僚作出答复：占领南昌，晴天七天，雨天只需一到两天。

    他没有说出的话是：你以为我真要依靠你们啊，错！

    冈村不惧水，只惧山。

    按照他的“三百米理论”，南昌一线没有庐山、幕阜山那样的高耸山地，原先没充分发挥作用的特种武器这次都能派上用场了。

    在武汉会战时，特种部队是被分配到各个师团的，结果没起到多大效果。冈村这次作了调整，将特种部队全部集中起来配给两师团。

    两个弱兵师团名为侵略南昌的主力，其实是被第十一军的大轿抬着的，冈村对此直言不讳，此战动用了第十一军所有的战斗力量，军直属的特种部队倾巢而出。

    在发起南昌战役之前，步兵师团已与特种部队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协同作战训练，本来早就可以发动进攻了，只是由于一直下雨，影响了部分特种装备的推进，才不得不一拖再拖。

    直到3月20日下午，修水上空还飘着小雨，雨一下，飞机就没法来帮忙了，但冈村认为绝不能再拖下去了。

    先上炮兵部队。

    日本侵略军阵地百炮齐发，疯狂轰击达到三个小时。炮击时，冈村带着幕僚们坐镇两师团的后方，看着眼前这一情形，他自己也扬扬得意，认为这种大规模的炮战，纵非绝后也属空前。

    在中国军队的阵地上，从防守前沿到纵深，一时间均为日军炮火所覆盖。沿岸守军十分吃惊，很多老兵参加过淞沪会战，进攻上海的日军火力算猛了，可修水炮战的密度与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日军明显动用了超出平常范围的炮兵，有人估计是“六七十门以上”，谁也没想到实际数字竟然是这一预计的很多倍。

    第十一军排列于对岸的主要是野战重炮兵旅团，合计火炮共有一百七十门，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榴弹炮和加农炮，两个步兵师团本身也有炮兵，经过混搭，加起来的火炮超过二百门，炮兵与步兵达到了一比一的比例。

    日本侵略军百炮齐发，开始了疯狂的炮战

    与之相比，第九战区虽然有直辖的特种部队，但因为提前破坏了南昌周边的道路，导致重野炮兵开不到一线。在岸边可用于阻击的，仅为各部队自带的山炮之类，火力不论，光数量就不及人家一个零头，炮战中自然只能显得软弱无力了。

    第一个回合，守军已经非常吃力，到第二个回合，就开始晕头转向了。

    冈村竟然用上了毒气。两万个烟雾喷射器一起发射，烟幕弹和毒气弹如雨点一样飞了过来。

    此时夜幕降临，在猛烈炮火和重重烟雾笼罩下，各部队的协同配合受到很大影响，“防守三角”变成了“防守三段”，大家都只能埋着头各顾各。

    在南岸守军陷入一片混乱之际，第一〇六和第一〇一师团趁机发动强渡。

    前面重炮轰击时，冈村十分得意，但等真的强渡了，他也忐忑不安起来。

    因为一开始挤进去的不可能是大部队，只能是小股先锋，试想一下，这些人背后是水，前面如果遇到强力抵抗，处境绝不美妙。同时，在步兵实施登陆后，炮兵的发挥也受到限制，不可能再闭着眼睛乱轰一气了。

    这毕竟是冈村生平第一次用“重甲部队”来包装“弱兵师团”，其中冒险和赌一把的成分非常大，就怕一不小心给演砸了。

    面对日本的“弱兵师团”，中国的“防守三段”本来还是可以支持一下的，那样的话，罗卓英才有空隙和时间对部署作出调整。

    可是最短的那块板提前断裂。

    炮为军中之胆，冈村的连续炮击，破坏工事还在其次，最主要还是心理战，意在摧毁守军的心理防线。

    三个小时的天崩地裂，而修河之上又看不到一个日军影子，东北军的胆率先破掉了。

    在日军步兵发动强渡后，师长王铁汉往前沿团指挥所打电话，但根本打不进去。再一查，部队竟然以“瓦斯中毒”为由无令自退了，阵地上空无一人，给对手捡了个现成便宜。

    获悉日军已从东北军防区登岸，罗卓英叫苦不迭，向军长刘多荃下达命令，要求其马上收复丢失阵地，否则唯军长是问。

    这是一份务期必成的死命令，刘多荃收到命令后手足无措，又严令王铁汉。

    王铁汉也只能拿出打铁的劲头，给反攻部队立下军令状：完不成任务，军法从事。

    虽然有“军法从事”这口宝剑顶在脖子上，不敢上的还是不敢上。

    三个团前去反攻，只有一个团以夜色为掩护奉命冲了上去，可是等到天亮，对方一打，又退了下来。

    这下什么宝剑都不管用了，连刘多荃和王铁汉自己也慌了神，无法控制住部队，各个团全都逃得稀里哗啦。

    修水一战，东北军遭受重创。王铁汉第一〇五师曾参加过淞沪会战，但那时候的损失都没现在这么大，如今真称得上是丢盔卸甲，能丢的武器一下全丢掉了，什么捷克式步机枪、马克沁重机枪扔得满地都是。

    由于武器损失实在太大，刘多荃和王铁汉都不敢报请补充，怕蒋介石和何应钦受不了这种刺激，把他们的番号给取消掉。后来幸亏刘多荃还有从东北带来的家底，在江上藏了几十条大船的军火，这才免了揭不开锅的尴尬。

    事后追究修水失守的责任，刘多荃被连降两级，王铁汉撤职留任，戴罪立功。

    这一板子打得并不过分。正是由于东北军退却，日军才得以从突破口不断注入兵力，人越涌越多，并对李觉、夏楚中两军形成了抄袭包围。

    彼此一拖累，本来能打的都打不下去了，两军只好也向侧面山地撤退。

    3月21日上午，冈村接到前沿打来的电话，得知中国守军的修水防线已然崩溃，心神才算真正安定下来。

    他的闪击战才刚刚开始，厉害的还没放出来，所以第一个照面绝不容许有任何闪失。

    最新式战术

    第十一军登陆，乃至于击破第一线防御，对罗卓英来说并不意味着致命。

    从“一?二八”淞沪会战开始，日军的侵占已基本形成一种教科书式的惯例，即侦察、开进、展开。按照这一程序，它每攻下一地，就要停一下，整顿后再攻。

    从修水到南昌，中间有重重关隘，特别重要的是，由于沿途道路皆被破坏，在修水对岸曾威风八面的重炮兵旅团将无法配合步兵作战。

    就算两个“弱兵师团”被打了鸡血，一路顺利，按照每地耗时一天计，起码也得用去五到六天。

    在这段时间里，第九战区起码可以调集三个军到预定战场进行围攻。“弱兵师团”前遭围击，后有修水，没准就能重新复制一个“万家岭”出来。这也是在部署修水一线防御时，罗卓英敢于把夏楚中第七十九军提到岸边加固防线的原因。

    让罗卓英乃至薛岳都没有料到的是，冈村恰恰没有依照教科书走，他采用的是最新式战术。

    破坏了的道路，可以拦住炮兵，却挡不住坦克，尤其是成群结队的坦克。

    在军事侵略战术上，冈村确实很有一套，甚至超过了同时代的诸多日军将领。他在南昌战役中创造出了多个第一，除了第一次大规模集中使用炮兵外，还第一次使用了坦克集群这一概念。

    和炮兵一样，在武汉会战中坦克也是分散配给各个师团的，结果却很不理想。分散出去的坦克，不仅没对战局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相反还受到不小损失，被炸坏亟待修理的坦克排成了队，以至于临时搭建的野战兵工厂都没有如此多配件，非得用飞机将零件从日本国内运来。

    冈村经过总结，南昌会战就把整个第十一军的所有坦克都收罗到一起，组成了战车集团。这个战车集团，合计有坦克一百三十五辆，其中既有大块头的89式中战车，又有跑得快的94式轻战车。

    以往坦克都是在前面为步兵的战斗开路，此次冈村却别出心裁，他要以坦克为他的整个战役开路。

    坦克被称为“陆战之王”，早在一战时就出现了，但是在世界战场上的大规模独立运用，最早却是起自1939年9月，德国装甲军团闪击波兰。

    在东亚战场上，冈村比德国人还早了半年！

    战车集团随步兵师团登岸后，连停都没停一下，就向南昌直冲而去。

    从修水到南昌，直线距离一百里不到，但为了从正面的守卫部队旁边绕行过去，就需要迂回，那就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百里了，而至少需五百里路。

    对于冈村来说，这个问题非常棘手。因为战车集团孤军深入，沿途将再无后方补给。

    缺其他东西都好办，缺了汽油，坦克无非是废铁一堆。

    在兰封会战中，土肥原有一段时间也是这样狂飙突进，当时的架势，差点就要闯进开封府了，但在补给线被切断的情况下，很快沦落成了一只死螃蟹。

    冈村可不愿意跟在土肥原屁股后面走老路，更不想做死螃蟹。

    经过一番“技术攻关”，终于由战车集团自己想出办法，那就是在坦克外面加绑小汽油桶，如此估算，可以前进近二百五十里，也就是全部迂回路程的一半。

    战车集团的迂回穿插，成为冈村在南昌战役中最为得意的手笔。他为此十分兴奋，可是随后挠头的事情出现了。

    由于连续下雨，路上道路十分泥泞，不仅影响前进速度，而且使得坦克发动机受到影响，极大地增加了油耗，结果一半迂回路程还没走完，一众坦克就集体闹起了油荒。

    战车集团只好临时决定把所有油料集中起来，供给其中的一个战车中队，让该中队先出发，其他全部原地待命。

    如果不能继续“喂”油，这些坦克其实也没什么“命”好待。就在搓着手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有人忽然想到了空投的办法，随即向第十一军司令部发出紧急救援电报：燃料用完，请赶快空投。

    包括冈村在内，司令部的这些人此前没有一个想到过空投油料的办法，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走到哪里算哪里。现在有人出了这个高明法子，可是因为没有准备，油却又找不到了。

    他们花了一整天时间，好不容易收集了一些汽油，连夜用运输机运去进行空投。

    由于油料僧多粥少，实际有超过一半的坦克战车当天仍无法继续投入使用。

    这个时候，如果罗卓英能及时投入兵力进行攻击，这些坦克将全部因失去机动能力而成为一只只死蟹。可惜冈村的大规模闪电战术，已经完全打乱了罗卓英的阵脚，同时在缺乏空中侦察手段的情况下，罗卓英也不知道先期到达南昌城外的只是一部分单独的坦克部队，而他完全有可能截断这支部队的后路，并将另一部分不能动弹的坦克打成真正的死蟹。

    他注意到的只是第十一军仅用两天时间，就连下三城，迂回到了南昌城西面，从而对南昌形成了半包围。

    3月22日，罗卓英以保存部队为原则，向薛岳提出是否可放弃南昌。

    薛岳连夜召集幕僚们进行研究。大多数幕僚都倾向于“守”，认为南昌城前的赣江宽达千米，非修水河可比，而且第十一军的后方联络线拉得过长，一旦附近的其他中国军队赶到，可一举切断其联络线。

    薛岳犹豫了相当长的时间，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弃”。

    平时的书面命令，大多是薛岳简单口述，然后交由幕僚们起草，唯独这份撤退令，他字斟句酌，亲自起草，乃至于电报都发出去了，撤退令还没写好。这在薛岳的军事生涯中是很少见的。

    南昌究竟是弃还是守，其中分量实有千钧重，选择起来真是太难了。

    首先，他相信罗卓英的话，认为第十一军确实已逼近南昌。其次，此时守南昌的是欧震第四军，如果一定要死守南昌的话，第四军可能会因此全部牺牲掉。

    在粤军之中，以“老铁军”第四军名气最响，从张发奎到薛岳，没有一个不拿它当宝贝和亲生儿子看待。别的不说，在万家岭战役中，就是由第四军率先发现第一〇六师团的穿插动向，并将其诱入包围圈的。

    牺牲第四军保南昌，南昌还不一定能保得住，却要把视如性命的“老铁军”给送进去，这当然是薛岳很难接受的。

    日本第十一军侵占南昌

    第一〇六和第一〇一师团是五天之后才到达南昌附近的，他们一路上都没遇到太过激烈的抵抗。3月27日，南昌陷落。

    失守南昌，对于薛岳和罗卓英来说，都是一次重大挫折。薛岳起初虽未直接指挥南昌会战，但最后的撤退令是他拟定的，等于南昌城就是从他一手送出的，其心情可想而知。

    如同运动员输了比赛，一些有个性的教练会连记者招待会都拒绝参加。南昌会战结束后。薛岳不仅没有依例召开战术检讨会，而且人也变得沉默起来，平时更是不肯涉及有关南昌会战的一个字。

    太窝囊了，你们千万别跟我聊这个。

    到站了

    可是事情到了这一步，就算你想把脑袋藏被窝里也不可能了。丢失南昌，不光是失去了一个省会，也不光是失去了一个空军基地，它还导致了原本连成一线的第九和第三战区被分割开来，消息一经公布，便引得舆论大哗。蒋介石大为光火，除将罗卓英予以撤职外，还责令薛岳组织第九战区进行反攻，务期收复南昌。

    弃城容易，要想再夺回来可就比登天还难了。自“七七事变”以来，还从来没有哪一座被日军占领的城市是可以靠真刀真枪再夺回来的，无论大小。尽管较之中日开战前，日军的战斗力和作战意志已降低不少，尽管第十一军负责防守南昌的，依旧只是第一〇一和第一〇六师团这两个“弱弱师团”，可是中国军队实际仍无足够能力进行反攻，尤其是攻坚。

    要知道，南昌并不是万家岭，这里不会给你提供秋风扫落叶的机会和环境。

    薛岳当然也不是不清楚，但他这一回已经不敢再跟蒋介石对着干了，说到底，能够把腰挺起来，那都得有资本，如今仗打成这个熊样，没连带处分你已经够给面子了，还敢再犟嘴？

    攻打南昌这样的大城市，必须有特种部队的支持，否则人再多也没用，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

    薛岳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将第一、第九两大战区的所有炮兵部队都集中起来，像冈村做过的那样，对日军的南昌防线进行摧毁式打击。

    可是他面临着冈村不可能碰到的难题，那就是自武汉、南昌相继失守后，长江以南几乎成了日本航空队的天下，这意味着中国炮兵部队就算能组织成一个集团，也得不到空军的保护，反而正好给日军轰炸机提供一网打尽的机会。

    就那么一点炮兵，假如就此被消灭，以后两个战区就都不要混了，所以这个方案是行不通的。

    这时有幕僚出了个主意，说不妨派人渗入日军在南昌的“维持会”，找机会先一步进入南昌据点作为内应，之后里应外合，用奇袭甚至强袭的方式夺取。

    当然是个类似于“平原游击队”那样的好主意，很节省工本，也非常智慧，可是你得想想，南昌里外有大大小小很多据点，你都能进得去？

    况且这也是一个需要很长时间准备的事，起码先得取得据点日军的信任吧，那岂是一朝一夕的工夫，到时没准连黄花菜都凉了。

    对于薛岳来说，他还有一个最大的顾虑：万一夺南昌不成，日军正好攻过来，反而把原阵地都给丢了，那就真是得不到利还要亏老本了。

    因此在否定前两个方案后，他拟订了第三个方案。

    这个方案叫做保平争胜，即不把第九战区的所有兵力都用于反攻南昌，而是一拆两半，一半用来守住原阵地，另一半用于反攻南昌，通俗点来说，就是鸡蛋放两个筐，即使其中一个筐砸了，晚上还有炒鸡蛋可吃。

    南昌失守，薛岳是吃了冈村机械化闪击的亏，这次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对冈村来了个闪击，当然只能是纯步兵的闪击。

    4月22日，第九战区率先对南昌发起反攻。

    日军在第一线的据点有大有小。薛岳对大据点围而不攻，只留下小部队用于监视，大部队则从缝隙中钻过去，专拔小据点。

    由于薛岳采用了闪击和乘隙而入的战术，所以很快就击破了第一〇六师团组织的第一防御线，顺利进入南昌外围。

    与薛岳相比，他的同学上官云相却一上来就遇到了困境。

    上官云相，山东商河县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六期，时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

    薛岳、叶挺、上官云相，再加上粤军战将吴奇伟、李汉魂、邓龙光、叶肇，甚至于郝梦龄、顾祝同，这些人全都是保定第六期的学生。一期能出这么多人才，绝对是大丰收了，也可以称之为“荣耀的第六期”。

    打了一辈子仗，上官云相能够让人记住的，却是皖南事变。当时他的围攻兵力虽多出老同学叶挺好几倍，但并不是其基本部队，皆为临时统属，用他的话来说，是“七拼八凑”而成，在这种情况下，犹能够打败新四军主力，若仅就军事而论，还是不赖的。

    如果用一个字来评价薛、叶、上官作战的特点，薛岳是“智”，叶挺是“勇”，上官则是“狠”，战场之上绝无菩萨心肠。

    可是人光狠没有用，很多时候还要靠天时地利人和，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是得有运气。比如在皖南事变中，一连下了好几场雨，给叶挺突围造成了很大困难，相反当然是帮了进攻者大忙。

    在南昌反攻战中，上官云相的运气却比他的另一个同学薛岳要差得多。

    薛岳闪击，打了对手一个冷不防，他则因三战区进攻计划本身靠后，乃至于发起反攻时日军已作好了准备。

    薛岳那边可以穿隙而过，他这边却不行，前面全是密集而坚固的据点，根本无隙可插。

    薛岳可以先攻第一线防御，他却必须直扑南昌，也就是说一开头碰上的就是硬钉子。

    由于第九战区的规模大，所以即使薛岳只投入一半的人马来攻南昌，他的兵力还是比上官要多得多。双方唯一的相同点，就是都缺乏火炮支援，只能拼人。

    所有这些东西，可以说没有一个是作为指挥官的上官云相能够自由选择的，除了运气，对此还能有什么更好的解释？

    第三战区因此打得十分艰苦。在第九战区击破日军第一防御线的时候，他们尚被第一〇一师团阻在莲塘，而且看样子，连莲塘都难以攻克。

    负责担任主攻的第七十九师师长情急之下，竟然玩起花招，准备用假电报的方式向上级“报捷”，结果西洋镜被拆穿，随即遭到逮捕。

    第九战区打得顺利，第三战区却迟迟没有动静，上官云相为此十分着急，他只能继续“狠”下去。

    陈安宝与郝梦龄是性格相投的好朋友

    时任第二十九军军长的陈安宝奉命亲临前线。

    陈安宝，浙江黄岩县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

    陈安宝有较长的从军经历，他和郝梦龄虽然不是一届同学，却是一对相交已久的好朋友。两人性格上也差不多，都老实憨厚，从不会耍滑头玩花样。

    郝梦龄比陈安宝小七岁，可早在太原会战时就牺牲在了第一线，当时陈安宝扶柩痛哭，十分伤心，曾誓言：为抗日而死，死亦为鬼雄，有朝一日，也要像好友那样选择慷慨赴死。

    人生就像坐在火车上，每个人都有到站的那一天。

    第七十九师是陈安宝一手调教出来的主力部队，师长也是他看着提拔上来的，现在表现成这样，他也是既失望又生气，但陈安宝又和郝梦龄一样待人宽厚，他起初只是打算对被捕的那位师长予以撤职处分就算了。可是上官云相不干：这种时候还敢欺骗上级，这样的人都不杀，我上官就不抗日了！

    命令下来，军前正法。

    陈安宝闻讯，难过得好几天都茶饭不思，然而在上官云相要他接下军令状，靠前指挥时，他仍毫不犹豫，简单吃了点东西就去了前线。

    对下级仁慈，对上级服从，所有这些都没有任何矫情或做作，只是出于一颗善良的本心。

    5月5日，陈安宝到达莲塘前线，可是还没等他发起进攻，战场形势就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

    正如薛岳曾经预料的那样，在你疲软的时候，人家也会对你发起进攻，第三战区久攻而不能克，早就进入了人困马乏的境地，趁此机会，第一〇一师团反而借助炮火掩护，向中国军队冲杀过来。

    莲塘的第一〇一师团此时已增加到了四个联队，而陈安宝由于时间紧迫，并没有能够把后援部队全部带上来，很快他连预备队都打光了。

    见此情景，卫士感到不妙，劝他从壕沟中先行转移，但陈安宝十分沉着，仍坚持在前线进行指挥。

    5月6日下午，防线被第一〇一师团完全击破。

    撤退中，陈安宝负了重伤，他的块头又大，所以根本跑不出去，最后战死沙场。

    终于“到站”了。

    在抗战中，有三位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都牺牲在第一线，依次是：郝梦龄、陈安宝、张自忠，但郝梦龄和张自忠都是国葬，唯陈安宝没能享此待遇，据说与他倒在溃败路上有关。

    陈安宝其实是有机会脱险的，而且无论情况如何险恶，这个前线最高指挥官始终都未离开过自己的官兵。

    可是他也许不会计较。

    因为没有谁能够事先预知自己会从哪一站下车，只是尽我本分就好，陈安宝正是这样的人。

    就在第三战区全线溃败的时候，第九战区也遇到了瓶颈，南昌外围犹如莲塘，据点既密集又坚固，想像突破第一线防御时那样穿隙而过根本就不可能，而在没有火炮配合的情况下，硬攻据点只能徒增伤亡——仅仅一个小据点，第九战区伤亡数百人都攻不下来。

    5月9日，中国统帅部电令第三、第九战区，结束对南昌的反攻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