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经人家

    鸡叫头遍，我的太爷爷就醒了。穿戴整齐，坐在炕沿上吧嗒吧嗒抽袋烟，然后把那只乒乓球大小的黄铜烟袋锅子，在脚侧的门墩上吧吧吧敲几下——这就是俺家的“起床号”。

    天色还暗，太爷爷会披衣出去，先给两头牛添点草料，然后就在那辽东大山里亲手开创的那个庄稼院里巡视。这是他一天中难得的闲暇，一颗心也进入遐想，就像那热炕头上的梦一样令人陶醉。天色还早，会被那个梦牵着，坐在房檐下滴水的石阶上，摸黑搓一阵麻绳。天色差不多了，烟袋锅子在窗台上发出的声响，就把一屋子的鼾声打息了。

    南北大炕，中间各有个挺大的长条柜隔断。南面炕头是太爷爷、太奶奶，领着一帮利手利脚的孙子、孙女，隔着长条柜是爷爷、奶奶的“房间”，北炕则由二爷爷和二奶奶、老爷爷和老奶奶各占一半。没有天棚的棚顶上，稍探出炕沿搭着四根杆子，通常是染成红色的宽大的家织粗布，像窗帘、幕布似的从杆子上垂落到炕沿下。东北人叫“幔子”，结婚了就要“挂幔子”。白天拉开，晚上拉上，把各个“房间”封闭起来。

    听到“起床号”，幔子里动作起来。待到拉开幔子，下地出院，一行人身后就升起第一缕炊烟。

    无论地头，还是蚕场，到了那儿，刚巧就是能看得见干活的时光。

    有时队伍中会少个人，太爷爷就回头去找。那人困哪，迷迷糊糊绊个跟头，或是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倒下了，呼呼大睡。太爷爷照屁股踢几脚，说没出息的货，睡到啥时是个头？人这辈子觉还有睡够的时候吗？

    20世纪50年代，高玉宝的小说《半夜鸡叫》差不多家喻户晓时，被踢得最多的我的老爷爷，说你太爷爷除了没学鸡叫外，跟“周扒皮”也差不多少。

    每月农历十五前后，特别是“三春不如一秋忙”的季节，我的祖辈几乎就跟着太阳、月亮连轴转了。

    我不知道在那东边道的碾子沟大山里，我的祖辈种了多少地，放了多少蚕，伐了多少树，又栽了多少树，却知道三个挺漂亮的奶奶是怎么嫁到我们家的。如今农村姑娘再丑再穷，也不愁找不到婆家，那时就更不成问题了，因为那时东北女人特别少。太爷爷再三跟媒人解释，说别看俺家的粪堆和柴火垛大，“眼时”（眼下、现在）实实在在是没几个钱。媒人几乎异口同声：你们这家人这么能干，那粪堆、柴火垛明个就是金山、银山。

    胡子也瞄住了我家那大粪堆、大柴火垛，认定这家人有钱。

    具体时间说不准了，反正是在把那“矿山鬼”的日本汽车当做“妖物”打了一顿之后。

    高粱晒红米了，那天下雨，一家人憋在家里，傍晚时胡子来了。

    老爷爷说，看到十来个，有杆快枪，其余都是老洋炮。咱家也有老洋炮，下地干活的人，差不多一人一杆。放蚕，“雀”（那时东北人管“鸟”叫“qiǎo”）吃蚕，用来轰雀的。胡子穿着蓑衣，在咱家“障子”（篱笆）外的树棵子里探头探脑，喊着让今“下晚”（晚上）把1000元钱送到什么地方，不然就要“砸窑”了。你太爷和你爷爷跟他们讲了不少好话。俺寻思呀，那时咱家使大劲能有个百八十元吧，可这帮王八羔子能信吗？两下里就“支巴”（其意一为支撑，二为交手打起来）上了。

    这是一场殊死抵抗。太爷爷和三个爷爷趴在炕上，四杆老洋炮架在窗台上，咣咣朝外喷着铁砂。太奶奶和三个奶奶，趴在炕沿下给空枪装砂装药。开头难免手脚哆嗦，可谁都明白这是保卫家园和性命，包括保卫像我这样还需要十来年才能来到这个世界的人。装填、射击，屋子里流水作业，外面的胡子就惨了。水天水地的，火药潮了，大都打不响。那杆挺吓人的步枪只响了两枪，可能没子弹了，或者舍不得打，结果火力还没我家的猛。

    别打了，胡子跑了。从沟口赶来救援的乡亲们不知喊了多少遍，第一次据枪向人射击的庄稼人，才停止了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的装填、射击的动作。

    到碾子沟老张家“砸窑”，叫人家打跑了。这话传出去，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呀？都知道这回惹祸了，这帮胡子非得纠合更多的胡子来报复不可，却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三个爷爷每天晚上轮流值班放哨，白天去沟口堡子打探消息，堡子里也常来人问询、联络，约定放枪为号，互相支援。这样过了半个来月，弥漫在沟里沟外那刺鼻的火药味儿，逐渐就觉得淡了，况且大忙季节也到了。

    这天晚上，一帮人黑灯瞎火收工回来，刚进院子就被枪口对上了。值班做饭的二奶奶和一帮孩子，被绑在炕上，嘴里堵着棉花套子。

    胡子绑走了老爷爷，扔下一句话：拿一万元去赎票，差一个子儿也不行。

    老爷爷跟我说过，胡子是想把咱家当家的绑走，你太爷是当家的，俺们哥三个急了，都说自己是当家的。有儿子，就不能让老子遭这份罪。你爷爷是庄稼院的全把势，千儿八百的也难找出第二个，就是死倔死倔的，爱“拔犟眼子”（认死理，不会变通），那不是干吃亏吗？你二爷爷一辈子烂眼咕瞎的，照镜子看不清自己个眉眼，身板也不行，让胡子折腾几天，再着急上火，小命都没了。要说心眼儿活，能说会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咱们老张家还得数俺。

    老爷爷说，当晚向东走出20来里地，第二天又奔出20多里，到个叫黄家滴台的堡子。十几户人家，胡子大队在那儿，一百来号人，闹闹哄哄的，杀猪炖鸡，还搂人家娘儿们。

    “秧子房”（关押人质的地方——编者注）设在山脚下一家独门独院的仓房里，算我的老爷爷共是十六个“秧子”（人质），年纪大的六十来岁，小的十多岁，四个人反绑成一串，坐在地上。吃饭时解开绑绳，几个胡子端枪看着，吃完了再绑上。两瓦盆高粱米饭，或是大子，上面放几个咸萝卜疙瘩。饭大都是馊的，苍蝇哄哄的，有时连咸萝卜疙瘩也没有。人家也说得明白：就这玩意儿，爱吃不歹。想吃香的、喝辣的，趁早拿钱赎票。

    老爷爷说，最受不了的是“熬鹰”。

    好多“秧子”的手都让绳子磨烂了，有几个还少只耳朵，老爷爷明白那是让胡子割掉，给肉票家里送去了。怎么也搞不懂的，鸡蛋或鸡蛋黄大小的，那“秧子”头上怎么都是些包呀？这样想着，困了，倚着墙根迷迷糊糊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突然脑袋疼得像炸开了似的，泪水一下子就出来了。睁开眼睛，那个看押他们的矮壮的胡子，拎着一杆两尺多长的烟袋，走到对面一个正打瞌睡的小孩跟前，小榔头似的烟袋锅子，照脑袋又是一下子。

    老爷爷说，胡子不让“秧子”睡觉，看谁打盹了，就用烟袋锅子凿你，叫“熬鹰”。那人都熬得没骨头、没魂儿了，成一堆肉了。俺让他们生生熬了两天半，要再熬上两天，叫俺跑也跑不动了。

    不让睡觉，就想家、想事。用老爷爷的话讲，是翻来覆去把下辈子的事都想了个遍。

    打记事起，从我爹和爷爷辈人口中听到的那些话，后来常会让我想到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中的“痛说革命家史”，只是毫无“革命”可言，而是“正经”、“本分”、“老实”这样的主题词。“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做”，“咱老张家是正经人家”，那论据是从山东到东北，从没有人犯过什么事。如果爷爷辈中有人活到今天，还会说从你太爷爷到俺的重孙子，六代人中没有叫公安局、派出所找去的。他们评价一个人，也往往是“人家是正经人家”，“这人不是正经人”。正经的标准，不仅是勤劳，还得有规矩。笑不露齿，是专对女人的。坐在炕上要“盘腿四坐”，坐在哪儿也不能跷二郎腿，不能挓挲腿，男人如此，女人加个“更”字。吃饭不能说话，吃菜要夹自己这边的，不能可盘子扒拉，男人要狼吞虎咽，女人要细嚼慢咽。大人说话，小孩不要插言。来客人了，是长辈要向之鞠躬（叫“施个礼”），再根据大人的介绍称呼一声。这种教育贯穿于日常生活的所有言行，是“正经人家”“正经人”的重要内容。我的三个奶奶、我妈和十几个婶婶、姑父，太爷爷和爷爷们的选择标准，某种意义上不是看其人，而是看其家，是不是“正经人家”。而“正经人家”就是懂规矩，没有非分之想，凭力气干活过日子的人家。实际上，在老爷爷被绑票时，那个有着方圆几十里少见的大粪堆、大柴火垛的家，已经眼看着就要发家了。

    所以，我的祖辈都认定是胡子毁了我们的家，毁了我们家的发家梦。

    在挨了第一烟袋锅子后，老爷爷就瞄准了门口靠墙倚着的一副犁杖。头天晚上想了不少法子，一串四个人也没坐到那儿，第二天晚上机会来了。约莫半夜时分，窗台上的野猪油灯不时发出嗞啦声，老爷爷把反绑着双手的比筷子粗点的几圈绳子，不动声色地在那铧子上磨断了，几截断绳和两个绳头紧紧攥在手里，就说：“俺要‘拉’（大便）。”

    “秧子”要撒尿，胡子嫌麻烦，有时就让你往裤裆里撒，这大便就不能不理了。

    一串四个人，连拖带拽地出了院子。那个矮壮的胡子拎支土造手枪，骂骂咧咧地上来要给老爷爷解裤带，老爷爷一撒手就跑了。胡子喊着“滑（跑）了”，“滑了”，那支破手枪没拎起来就响了，正打在自己的脚面上。

    老爷爷说，枪一响，俺寻思完了，可还知道“完了”，不就是还没完吗？俺就“挣命地抓山挠岗”（挣命即拼命，抓山即爬山，挠岗即奔山梁）了。不能顺沟里堡子跑，胡子大队在那儿。对面山就是咱家的方向，钻山里枪打不着，也不好抓俺。临离家时，你老奶奶给换双新鞋，不知什么时候跑丢一只，石子、树茬子扎得血渍糊拉的，也不觉疼。鸡没叫头遍就跑回去了。若是再有40里还能跑，可一看到家就熊了，跑不动了。

    跑出十多里了，还听到后面有追喊声。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错觉。明晃晃的月亮地里，路边突然蹿出一只大黄狗。老爷爷说，俺吓得头发梢子都竖起来了，那若是把俺扑倒了，或是叫起来，不就完了吗？那狗没扑，也没叫，还冲俺摆摆尾巴。老天爷保佑呀！见到个山神庙，俺趴那儿就磕头呀。又见个土地庙，咣咣咣又是三个响头，再跑，恨不能把脚后跟都跑到前边去。

    太爷爷两夜没合眼，也不巡视、搓麻绳了，就坐在窗外台阶上吧嗒吧嗒抽烟。可能是心灵感应，听到沟口传来的渐近的脚步声，起身道“老邦子”（老疙瘩、小儿子）回来了，大步迎了上去。

    太爷爷当机立断，像个将军发布命令：房子、土地、蚕场和正待收获的庄稼、柞蚕都不要了，只带点能够随身带的东西，每人再揣上两个大饼子，马上走人。

    走了几天，来到了我们这一代的出生地——安奉铁路的中点站、本溪县草河口镇。

    本溪县城小市镇有个闵家街，我的岳父家就住在那里。他说是他太爷爷那辈的三个人，从山东济南府一个叫“小云南”的地方挑担过来的，还背着两个骨灰匣子，把爹妈爷奶的骨灰也带来了，慢慢地就有了一条闵家街。

    2001年八十五岁去世的我的老丈人，一辈子庄稼人，说他这辈子就是书没念够。当时小市是个百来户人家的堡子，有所小学校，他考试没有第二的时候，从来都是第一。念到第四年时，“九一八”事变了，世道乱了，学校黄了，就回家种地了。

    那天唠到这里时，一位人称“二黄毛”的岳父儿时的玩伴来了，插话道：长义（岳父的名字）呀，若不是赶上“满洲国”，你可不是现在的你了。

    岳父的父亲，即我的岳祖父，民间叫爷丈人，人称“闵大扁担”。春天种完地了，上山挖药材，夏天到太子河上放排。待到秋天庄稼上场了，挑着一副装满瓦盆的挑筐，喊着“瓦盆换猪毛换皮子啦”走了。本溪、桓仁、通化、柳河、清原、抚顺等地一路吆喝，扁担每天颤悠百八十里。瓦罐换光了，用钱收购。那兽是几月份打的，住在阳坡，还是阴坡，从毛皮上一眼就能看出来。主要还是换（收）猪毛。上冻了，庄稼院陆续杀年猪，猪毛多。晚上在小店或人家住下，用热水把猪毛洗了，把根部带出的那点白肉和毛上的虮子撸掉，猪毛、猪鬃分开，根对根，梢对梢，擀面杖粗细一把把捆好，放到炕席下烘干。第二天早晨起来，再10把一捆捆成大捆。觉得分量差不多了，抄近道吆喝到奉天城卖了，再到周边各县吆喝转悠。通常是正月快了时卖出最后一批货，在奉天城顺便买些小百货，到家差不多都卖完了。

    一个秋天尾巴，加上多半个冬天，能挣300多元，顶个好长工扛一年大活。

    “九一八”事变后，农民兼自由职业者“闵大扁担”歇业了。那世道谁还敢挣这钱呀？不要命了？

    不是岳祖父不爱土地，而是土地不钟情于他。一家20多口，只有十几亩地，光凭土里刨食养得活吗？待到归屯后，山边沟里的地不让种了，就剩几亩地了。

    岳父给小市日本守备队大院打过井，给“矿山鬼”这山那沟地刨坑挖沟。岳父实在，不会藏奸耍滑，那话说得跟我爹一样：“干活挣钱，就得对得起那钱。”一次累了站那歇会儿，让个“矿山鬼”看见了，上来就是一耳光子。岳父火了，铁锹就举起来了。1.80米以上的个头，年轻力壮，那一锹抡下去，两条命也没了。一个年纪大的“矿山鬼”把岳父拦腰抱住，大声呵斥那个“矿山鬼”，说你看他身上这些汗水，还有那把锹。同时发的铁锹，岳父那把磨损得最厉害。那个“矿山鬼”伸出大拇指，说你的大大的好，当天还给岳父加钱了。

    挣到钱吃饱饭，没活干就没指望了。岳父一咬牙，奔北满富锦县卧虎力小河沿一个叔伯姐姐家了。

    都说北大荒到哪儿都能刨出几垧地，叔伯姐姐说这年头谁还有这心思呀，“扛年头”（当长工、扛大活）挣俩现钱吧。

    岳父说，正是铲头遍地的时候，日头还没露脸就下地了。咱这地方那地一疙瘩一块，一块地转个“迷溜”（圈子）就铲完了。那地场那垄长呀，短的也有2里。几十号人排开，打头的站当间，大人“拿”（铲）4条垄，“半拉子”拿两条。干这活俺服过谁呀？可头几天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也只能抢到前20来名。那打头的铲到地头，坐那儿一袋烟抽完了，有的才铲了一半。日头一竿子多高时，胶皮轱辘大马车送饭来了。白花花、暄腾腾的大馒头，用茓子茓了好几圈，像座银山。菜是豆腐炖海带，每人都能捞着几块肉，还有咸鸭蛋，管够。送晌午饭时，管账的也来了，拿着钱匣子。干活的都是“跑腿子”，初来乍到没干过的，那是越慢越累，常有人受不了，不干了，就给发半天工钱。一天一结账，晚饭后发钱。新来的几个人，俺挣得最多，1元2角。那时在小市堡子，一天有1元钱，那日子就美上天了。

    干了几天后，就在东家和打头的都觉得岳父是个打头的料，岳父到处托人捎信让一家人都过来时，形势变了。用岳父的话讲，是“起便衣队了”。

    岳父和当地人管包括抗联在内的各种抗日武装叫“便衣队”，说有的便衣队不祸害老百姓，有的就像胡子，就是胡子。今天便衣队走了，明天鬼子、伪军、警察来了，后来还有被当地人称做“蒙古马队”的兴安军。岳父说警察队进屋就让烙饼炖小鸡，“蒙古马队”最能糟蹋娘儿们，听说有的叫胡子抓去了，把卵子割了。

    秋收大忙干活的多了，200来人。伙食更好了，一天四顿饭，三顿地里吃，月亮地里也干。令岳父惊异又释然的，是东家每天派20多个炮手，荷枪实弹，四周警戒。东家养了50多看家护院的，另一半留在家里了，那边更得防胡子呀。

    一天晚上快收工时，枪响了。岳父愣了一下，拔脚跟着大伙往附近高粱地跑。乒乒乓乓打了一袋烟工夫，胡子撤了，第二天干活的就少了一半左右。

    东家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戴礼帽，拄文明棍，站在那个四角有炮楼的大院里，给扛活的讲话。他说，不是俺不乐意留你们，是这世道逼的。每个人加一个月工钱，昨天来的也一个子儿不少，你们投亲靠友自讨方便吧，俺们一家子也要进城去了。俺要有回来那天，大家伙儿不嫌弃俺，还来找俺，俺不会亏了老少爷们儿。

    岳父也要回本溪老家了，这才发现“证明书”没了。

    岳父说，从小市走到本溪，坐火车到哈尔滨，又坐船到富锦，再走到卧虎力，那“证明书”少说让警察看过20次。俺把它纸包纸裹的就怕丢了，结果越精心越怕丢还真丢了。没这东西你别说回家，在这地场没保人，也会把你当“浮浪”抓起来。什么东西丢了，这东西也不能丢呀。你姑和姑父两口子急得呀，第二天早晨就一嘴泡。

    光急也没用，再办个证吧。岳父写个《“证明书”丢失说明和请求书》，姑姑又找了两家人作保，按了指印，交给甲长，再由甲长送到警察署。都知道警察署是干什么的，岳父身上共是50多元，把个整数都交给甲长送上去了。

    岳父寻思不能干闲着，还得找活干挣点钱——活来了，归屯了。

    归到永安屯，那儿原来有几十户，两家挤一家，等来年春天再建房。挖壕、架铁丝网、修围墙、建炮楼，这些安保设施都得在大雪封地前建完。起五更、爬半夜地白干，有时直直腰，警察那马棒就没头没脑地打上了。

    甲长姓李，跟姑姑家有点儿什么偏亲，人也实在，说现在恨不能抓人干活，还能把你个现成的大活人放走了？等归完屯消停了，“证明书”就能下来了。结果还是没影儿，去警察署问几次，都说现在是非常时期，得严格审查。李甲长也糊涂了。论行情，办个证50元足够了，用不着再“勒大脖子”（揩油、索贿）了，那还有什么理由呀？

    这天下午，姑姑颠着一双裹过又放了的半大脚跑回来，拿着一张去富锦县城的“行路证”。说是李甲长有个磕头大哥在县城开饭店，看看他是不是认识什么“接洽”（有能耐）的人，能够帮上忙。

    李甲长的磕头大哥四十多岁，山东人，个子比岳父还高，挺爽快，说这事差不离，有个警尉补是俺的磕头弟兄，俺这就去找他。

    两间房子大小的店面，中间摆放四张桌子，周围各自一圈长条凳，高粱米饭，酸菜、土豆炖粉条是主菜，喝酒的有碟煮盐豆，是那种最普通的大众饭店。桌旁差不多都坐满了人，吵儿巴火的，都是山东腔，一看就是“跑腿子”。有几个喝多了，唱起来，大家都跟着唱。

    唱的都是“跑腿子”歌。

    六十多年后，我的老岳父告诉我，那时不叫“唱歌”，叫“唱唱”，那唱多去了。有个唱，三段，头一句都是“跑腿子，在外头”，唱出门都是苦，难活才走的，家里没人管，在外多么难，父母高堂难尽孝，老婆生个儿子像前街的张货郎。还有个“跑腿子三不归”，一是没挣到钱没脸归，二是下煤窑砸断腿不能归，归去谁养活？三是什么忘了。还唱头一年往南望，两眼泪汪汪，第二年往南望，看见家里人烧香，第三年就不望了，客死他乡了。不知道什么人编的，也不知道歌名，也没人教，反正“跑腿子”听上几遍就会唱。

    还唱“跑腿子没有‘证明书’，没有‘证明书’就成‘黑人’了，没钱想回家活个命也活不成了”，还让“各位听者听仔细，下辈子当牛做马也别闯关东”。

    岳父问我：警察署不给我和那些“跑腿子”办证，是不是小鬼子知道这些人回去就不回来了，明年这地场的地就没人种了？你写抗联，研究“满洲国”，你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店主人回来了，说他的磕头弟兄到南边去招警察了，明个头半晌能回来。见岳父那眼巴巴的样子，又道：老弟，别上火，李甲长托俺的事，俺头拱地也得办。他要不给办，俺“削”（打、揍）他。

    一夜没合眼，店主看着岳父那兔子似的眼睛，叹口气，给他几元钱，让去集上挑膘厚的肉割一块。

    雪后初霁，大地两尺来厚的积雪又加高了半尺左右，路边的房屋就愈加显得低矮。如今富锦属佳木斯地区，当年则是“小小的佳木斯，大大的富锦县”，为周边各县的粮食集散地，又是哈尔滨工业品的转售中心。岳父春天走北荒路过这里时，还算热闹。小商贩、摊床、饭馆、估衣铺的伙计，可着嗓子叫喊“热乎切糕”、“喷香的大子粥”、“老豆腐热乎啦”。吹糖人的，卖棉花糖的，拉洋片的，点痦子的，剃头的，算卦的，随处可见的是“缝穷”的女人，针线笸箩放在身边，缝补衣服、袜子什么的，没揽到活的在纳鞋底。如今叫做“劳动力市场”的“工夫市”，拿着锛刨斧锯的木匠，拿着瓦刀的瓦匠，还有拄根扁担，或是拿着别的什么家什的打零工的。大量的拿着锄头等农具的“跑腿子”，大都被人雇走了。这工夫工夫市是不会有人的。可快过小年了，正常世道应该满街筒子挤挤匝匝都是置办年货的人，鞭炮也早送来年味了，那大小商铺进进出出的也没几个人影了。

    拎块肉往回走，迎面过来辆胶皮轱辘马车，车上坐着个“白帽子”。岳父有心，怕警察，又不能不看，就觉得有些眼熟。雪光，阳光，逆光刺眼，怕认错了，手打眼帘再看，没错，就仗着胆子叫了一声：是金永学吗？

    金永学是小市人，比岳父大几岁，从小就认识，到北大荒有些年头了，没想到在这里遇上了，更没想到他正是小饭店主人要找的那个磕过头的警尉补。

    听岳父讲罢，金永学掏出张名片，把冻得不下水的钢笔放嘴里哈了好大一气，在上面写了两行字，让岳父交给永安屯一个姓顾的警察。又说，小市那个样子，你回去怎么活呀？富锦正在招警察，警察待遇高，咱不伤天害理，跟着混碗饭还不行吗？

    岳父动了当警察的念头，是缘于对那张名片和那上面总共不到30个字的不信任。这天大地大、千难万难的事儿，你弄这么张小纸片写上两行字，就行了？在交给姓顾的警察一个星期后，就拿到了“证明书”，实实在在尝到了它的神奇功力时，仍难相信这是真的。活了八十五岁的我的农民岳父，对官场中的明道暗道机关诀窍，无论有多少耳闻，都是难以思议的。

    岳父说，归屯前，有个挎小枪的便衣队大官，常住在姑姑家，这支队伍不打不骂，顶多让老百姓给遛遛马。这个大官挺喜欢岳父，动员他上队，岳父就动心了。姑姑死活不同意，说“枪子不认人哪”。这回岳父又想当警察，姑姑更是气得哼儿哈儿的：穷死不下道！你若去当“白帽子”，俺就不认你这个弟弟！

    我的祖辈认定碾子沟的那个家，和那个眼看就要实现的发家梦，是毁于胡子。而我能认定的是，如果岳父参加了极可能是抗联的便衣队，或是当了伪警察，或是那一锹抡向了那个“矿山鬼”，我的妻子儿女就不会是今天的样子了。

    张传福和他的乡亲们

    前面写过汤原县太平川伪自卫团长张传福率团起义，这里要说的是东宁县老黑山二道沟的屯长张传福。

    张传福老家山东省日照县，1916年十五岁随父闯关东，在东宁县三岔口镇当脚夫，父子俩春来秋去成了“跑腿子”。1928年全家人都来了，在小乌蛇沟定居，开荒种地。

    1939年集甲并村，小乌蛇沟和几个屯子，被指定到二道沟建“集团部落”。头一批小乌蛇沟十来户刚搬到这里，敌人又变卦了，说二道沟不适于建“集团部落”，又让搬家。张传福觉得这个地方挺好，跑去老黑山村公所，说当官的放个屁，老百姓跑来跑去，这不是熊人、折腾人吗？俺们不走了，就在那里住了。村公所自知理亏，就说反正十来户不行，至少得二十户才能建部落。村公所已通知别的屯不许往二道沟搬了，认为张传福根本凑不够二十户，没想到张传福很快动员了十多户，而且都是日照人。

    无论关里人闯关东，还是南满人走北荒，大都是奔熟人的。一个人到了什么地方，捎信说这地场挺好、养人，亲戚朋友就一帮帮奔来了。“山东屯”、“天津班”、“湖南营”这些地名，都是有来历的。天津人嘴巴子厉害，能说会道，糊弄小鬼子。山东人多，仗义，抱团，不听邪，鬼子汉奸就有些发憷。

    二道沟距老黑山不到10公里，一条二道沟河沿沟底咆哮而下，不算多么偏远，却是山大沟深，进出极不方便，也就显得远离尘世。这里林木参天，之前没有人家，只在沟里片底子有个“木帮”（林场、伐木队）。几个季节性“跑腿子”，与狍子、野猪、老虎、黑瞎子为伴，在沟里伐木、放排。那时二道沟河水大，木排顺流而下，可一直放到今天的绥芬河市。

    日伪觉得二道沟不适合建“集团部落”，抗联看中二道沟也就顺理成章了。

    现居老黑山镇的李为奎老人，是最早见到抗联的二道沟人。

    老人说，俺们家归屯到二道沟后，俺就到沟里“木帮”干活了，在“木帮”挣钱多。年根底了，一天晚上回家，走到马鹿窑子南沟，月亮地里站着几个人，招手让俺过去。都穿着日本子衣裳，家什挺硬两大件，三八大盖和匣子枪。日本子没有匣子枪呀？他们说你别害怕，俺们是抗联，打日本子的，给俺讲了一气。问屯子里有没有日本子、“满”军，屯长叫什么名字，这人怎么样，俺都说了。一个大胡子、挎小枪的官，后来知道他是5军军长柴世荣，让俺去报告屯长。张传福连宿大夜就上来了，以后就是他跟抗联联系了。买东西，送情报，送粮食，二道沟家家户户都给抗联送粮食。冬天送得少，树叶关门就多起来，柴军长、季（青）书记、金日成常带人在沟里活动。

    如今仍住在二道沟的高元亮老人说，谁去送，送多少，送到哪，谁带队，都是张传福通知、组织，都是晚上送。开头走卡子门，看门的是自卫团，就是俺们这些人。后来有警察队了，就翻围墙。围墙两丈来高，归屯时修的，外边还挖的沟，先过去几个人，再把粮食递过去。马鹿窑子密营10多里远，片底子密营40来里，都是山路，又是夜道，还要过几趟河。冬天好走，顺河道就上去了。河边结冰碴时最遭罪，河水“扎”（音ｚｈá，意同“砭”）骨头，上岸走出几里地，身上出汗了，那腿脚还像两根木头似的。

    去马鹿窑子有段200来米的小道，一人来宽，一边紧贴悬崖，一边是100来米的深涧，下边是二道沟河。送过粮的老人都说，日本子进山“讨伐”，豁上绕远，白天也不敢走。要不是给抗联送粮，屯子里许多人也不敢走，瞅着都眼晕。翻墙时大气儿不敢出，到这儿唱歌自己都听不见，那河水像有几十头老牛在吼，人像在水面上漂。黑灯瞎火，一手抓牢树枝子，一步步小心翼翼往上挪。背上粮袋子50来斤，有时风大，一个劲儿往下坠。一脚踏空，或是一把没抓住，那人下去了，连水泡都溅不出来。

    已经搬到老黑山的时德正老人说，开头把粮食送到马鹿窑子“木帮”，“木帮”的马老两、王老两和王希文是抗联，再由他们送去密营，后来俺们也能去密营了。一次在马鹿窑子见到金日成，都落雪了，还穿双露脚指头的胶鞋。俺就把俺那双八成新的胶鞋跟他换了，穿上试试，还挺合适。

    1940年12月，由5军政委兼道南特委书记季青写的《抗联第五（应为“第二”——笔者）路军南部活动记录》中说：

    一年来有密切关系之二道沟屯子及红石砬子、满天星各处散种地的农户，征发约近三十石给养，我们决定此地作最后的根据地，征发完毕向中东路北试探活动。

    这年10月初，张传福从片底子密营抱回个孩子。

    7月16日，5军军部副官方政隆的妻子张静秋，在片底子密营生个女孩。8月，方政隆在宁安县泉眼河战斗中牺牲。树叶开门，快落雪了，密营人员奉命转移。张传福说孩子给俺抱回去吧，陈编的媳妇没“开怀”（生育），两口子心眼儿好使，错不了。

    敌人早就怀疑二道沟“通匪”，这回不知怎么听说陈编家收养个孩子，派特务来探风摸底。张传福早有交代，大家都说是去老黑山的路上捡的。特务张世恩原是救国军，与“木帮”的管账先生尹洪升挺好，说要给他在县城找个工作。两个人走到万宝湾一片柳树棵子，张世恩把枪掏出来了。这时尹洪升嘴还挺硬，弄到老黑山日本宪兵队一顿打，就全招了。

    宪兵队先抓走张传福，之后又分三批抓走20多人，二道沟的青壮年男人被抓走一多半。

    高元亮老人说，张传福关单间，俺们这些人都是一屋子几个。那墙半尺多厚，手指头粗的棍子夹两层，糊上黄泥。张传福用筷子抠个缝，告诉俺们不要乱咬，就说是屯长让干的，不干不行，都往他身上推。一屋传一屋，一批传一批，用现在的话讲叫“统一口径”。

    第三批第一个受审的是高元亮。

    带进屋，一个翻译就问“胡子”进屯子几次，有多少人。高元亮说黑灯瞎火的，也不让走动，就知道俺家有两个人。又问谁让你们给“胡子”送粮，都送哪去了，“胡子”的密营在什么地方。高元亮说屯长让送的，想了想又加上个尹洪升，其实这小子哪管得着这事呀？接着说都是送到半道就回来了，“胡子”不让俺们到他们那地界。“胡子”有枪，俺坐家在地，有老有小的，叫送不敢不送。问为什么不报告，高元亮说俺要是报告了，那“胡子”能饶了俺吗？

    没等高元亮说完，那翻译上来就是一耳光子。一个留撮“鼻涕胡”、拖双木屐的鬼子，抓起炉盖上的炉钩子就打。第一下打上了，第二下躲过了，第三下打在炉筒子上，稀里哗啦一阵响，几节炉筒子掉下来，差点儿把烧得通红的炉子带翻了，屋里烟呀灰的。一节炉筒子滚在“鼻涕胡”的脚面上，烫得这小子蹦着高儿嗷嗷叫。

    老人说，最受不了的是往手指中间夹筷子，两个人拽，好在一会儿就昏死过去了。

    于占元最小，十五岁。鬼子给他拿个板凳，让他坐下，拍拍肩膀，说你的小孩子的，好好的说话，皇军大大的有赏。于占元也是一套话，小鬼子一脚踢翻凳子就打。

    宪兵给于永松灌辣椒水，把人灌死过去再用凉水泼醒，问他给抗联送什么了，送哪儿去了。于永松说送辣椒，天天送，都送他们家炕头上了。

    高元亮老人说，后来于永松说他是被灌糊涂了，可灌糊涂了也没说真话。

    时德正老人说，第二批抓了俺爹时和春，俺是第三批，俺爷俩都让日本子“上大挂”（把人吊起来拷打）了，浑身没块好地方，放回来半个多月没起炕。二道沟家家户户都给抗联送粮，尹洪升那小子并不都知道。像李为奎也没少送，可他在山里伐木头，尹洪升不认识他，就没供出他。反正不管怎么打，就是咬紧牙，不能咬别人。都是山东人，还是一个县的，咬谁谁遭罪，要死大家扛，就可着俺们这些人造去吧。

    老人说，老黑山宪兵队有个李翻译、王巡官，借审讯机会，把尹洪升踢死了。这两个人到底怎么回事，俺们庄稼人说不明白。有人说是张传福让他俩干的。反正叛徒死了，再没口供了，俺们这些人翻来覆去就是一套话。当时说要把俺们都杀了，把“胡子窝”二道沟的人都灭了。说是报到牡丹江宪兵队，一个大官没同意，让把张传福和俺们都放了。这个主意更歹毒，是想放长线钓大鱼，通过俺们了解抗联线索打抗联。这时二道沟已经设了警察所，几个“白帽子”，还有个“黑帽子”。可张传福领着乡亲们，就在小鬼子的眼皮底下，照样给抗联通风报信送粮食。

    老人说，都说“鬼子”、“鬼子”，要俺说小鬼子最鬼的一招，就是会利用中国人替他们干事。没有那么多汉奸、叛徒，日本子能那么快就占了东三省，占了十四年吗？没中国人替他“拉道”（当向导），他敢进山打抗联？深山老林，进去就得麻达山。可他在俺二道沟就没辙！他人生地不熟，那几个中国警察看俺们抱团，也不敢真心帮他。俺们屯子男女老少百多口人，齐心抱团，糊弄个小鬼子还不容易吗？

    抗联领导明了张传福的处境，几次要他带家人上队。张传福说不行，俺拍拍屁股走了，乡亲们就得遭殃了。

    时德正老人说，开头给抗联送粮，有个挺大的官，劝俺上队。不少人都被劝过。一听这话，俺就为难。老黑山宪兵队抓人，头两批是绑着押去的，后两批不绑，也没警察押着，都是自己个去的。有像你一样采访的人，说你们怎么那么听话，怎么不跑不反抗呀？俺们可以豁出去，爹妈和老婆孩子呢？去趟老黑山买把锄头得“行路证”，出屯子种地、割柴火都有钟点，一家老少几口人，多大年纪，都在人家本上记着。二道沟多个抗联小孩，让日本子折腾个底朝天。不用多，上队两个，十家连坐，一屯子人还剩几个？后来那个大官也明白了，说你们要都上队了，大家伙儿喝西北风去呀，这样子对抗联帮助、贡献更大。

    老人叹口气：张传福是为了俺们活，他才死的呀。

    年底，张传福再次被老黑山宪兵队抓去，被押到牡丹江铁岭河“模范监狱”，1941年3月25日被杀害。

    敌人始终未发现片底子密营，那里一直是1路军、2路军的活动据点。抗联过界去苏联后，派回来搞侦察的小部队，常在那里歇脚、养伤。二道沟人一如既往地给他们送粮，通风报信。

    李为奎在沟里奔楼头种了几亩包米，抗联的人见了，说到时候俺们就收了。

    李为奎说：俺就是给你们种的。

    “大中华”与“小日本”

    高元亮老人说，俺家原来住在和光，二道沟凑不够20户人不让建屯，张传福去动员俺爹。俺爹说，那地场深山老沟，狼虫虎豹的，一寻思都吓人。张传福说，狼虫虎豹能咋的呀？那地场咱们出来一趟不容易，日本子进去一趟不也一样吗？这不是比什么都好吗？一听这话，俺爹拍拍脑袋，说瞧这臭脑子，想哪去了。

    我不知道我的祖辈闯关东，是因为天灾，还是源于战祸。但我知道，他们在碾子沟那深山老峪中与狼虫虎豹为伴，除了那儿土地肥沃外，还因为那儿远离尘世，也就远离官家。所以，中学时代学习西汉戴圣的《苛政猛于虎》，就特别容易理解。

    1937年9月5日，周保中“于九军行营军本部”“政治讨论会”上作的报告《关于中国历史问题》中，说：“向来中国的官儿只知贪污，只要肯丢腰包，一切事情都是好办的。”

    我接触到的我的爷爷辈的那代人，因为没文化，没有“贪污”、“受贿”、“腐败”这样带点文化的词儿，而是前面已经说道过的“刮地皮”、“勒大脖子”。20世纪50年代末去世的我的爷爷，和他那些庄稼人的老哥们儿一样，生前一直称“国家”、“政府”为“官家”，把今天称做“公务员”的国家干部叫“官家人”。笔者采访本书时，在那些八十多岁的乡间老人口中，仍能听到这类好似已经老得发霉了的词句。

    是“官家”，而不是“国家”——就是说，这个国家是官们的，而不是老百姓的。

    “真命天子”的皇帝，朝朝代代承包了这个国家，再把它承包给各级官员。从七品到一品的承包官们，自然要为自己的官帽负责，也就是为比自己大的官负责，最终都为皇帝负责。“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无论老祖宗留下多少至理名言，也无论出了多少明君清官，有多少盛世，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大体就是这样一种状态。至于老百姓能够排得上号的，就是没完没了地缴纳赋税，供官员们挥霍。“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既然国是官们的家，那在自己家里取用什么，还能有什么问题吗？

    古装戏里，老百姓是有击鼓鸣冤权的。可若是碰上了昏官，或是收了银子的贪官，那就是送上门去了。权力就是法律，就是印钞机，在官家那儿找不到公理、正义，老百姓还要活，怎么办？一个“义”字就大行其道。最普遍的是老乡观念，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有忙就得帮。二道沟人那样齐心抱团，与他们都是山东日照人，不能说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比较普遍的是磕头拜把子，“不能同生，但愿同死”的哥们儿义气，两肋插刀。大户人家，七狼八虎，膀挨膀一帮精壮后生，“警察狗子”和一些恶势力也要畏惧几分。小门小户，势单力薄，就得互相依存，拜把子是最便捷的方式。“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比较典型的是“在家礼”。类似“在家礼”的会道门，旧中国一个县少则十几种，多则几十种，屡禁不止，为什么？原因之一是官家靠不上，只有靠自己，靠天然的老乡关系，及包括磕头拜把子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哥们儿义气的组织形式。在明清两代成为禁书，并不是因为一些好汉滥杀无辜，而是因为反官家（书中称“官府”、“官军”）。而那一百单八将，除个“义”字，再无其他。连刘备这样的皇叔、国君也难幸免，竟将个“义”字置于蜀国利益之上，那桃园三结义却被视为千古美谈。至于“俺降的是俺大哥，不是你日本子”的徐文海，无论怎样死于日寇之手，那头脑中可曾有丝毫的国家、民族意识？

    更不用说到了“九一八”那个悲惨的时候，本来最该与这片黑土地共存亡的官们，也就是这片黑土地的真正主人，有的跑了，有的打一阵子降了，有的干脆就一头投进了能继续给他们乌纱帽的侵略者怀里。

    “满洲国”十四年，“正经人家”的我的祖辈中，没一个人挺身抗战打鬼子，这是不能不使我感到羞愧、悲哀，甚至耻辱的。可再想想，又该怎样责备他们呢？

    1935年11月22日，胡风为萧红的写的《读后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蚊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食粮，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界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的威力下面。

    在那辽东大山的碾子沟，我的祖辈知道自己来自莱州府，还知道那碾子沟北边不知多远的地方有座奉天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不知道碾子沟属凤城县，就像不知道奉天城被日寇占了一样。从山东家到东边道，一辈辈不知道生而为人该享有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只知道自己生来就是被官家管着的。他们怕官、躲官，蹲在那大山里，没有村屯（街道）门牌户口。只有见到哪儿升起缕炊烟，又来了一户人家，跑去唠上一阵子，才能知道点外面的信息。但是，说他们“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他们会反感，不同意。因为闯关东本身，就是对命运的一种抗争，是子民对父母官的一种挣脱。他们是揣着一个梦奔来黑土地的。提到农民，千百年来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而我的三个奶奶还要脚底朝天。开荒、种地、栽树，那“三寸金莲”支撑不住身子，是跪着爬着忙碌着的。无论我的祖辈怎样老老实实地当了14年亡国奴，他们的勤劳都是足可以代表中国的劳动人民的。这样的家族如果不能富裕起来，这个世界肯定是出了问题。

    从我的爷爷辈起，往上数没有读过书的，他们不识字，但你不能说他们没文化。“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做”，“穷死不下道”，“老实人长长在”，这类打造“正经人家”的最普遍的哲理名言，今天也没错。可拿到那“满洲国”的时空中，是不是就是顺民了？而这是不是也正是千百年来的愚民政策的结果？

    关于我的岳父的文字，是像正式采访一样，边听边问边记的。我的父亲是1979年去世的，那时距接受采写本书的任务，整整还有10年时间。我的祖辈闯关东后及其在“满洲国”的生存状态，大都是从1974年去世的我的很会“讲古”的老爷爷的口中，不经意间断断续续获知的。就无从问询，也有些迷惑，果真就蒙昧到不晓得那时的灾难和罪恶，都是弄出了“满洲国”的侵略者弄出来的吗？

    1932年7月13日，《中共珠河特支给省委的报告》中说：

    一部分落后群众（尤其是农民之一部分）之存在，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不问政权在谁手里，纳税征租是一样的，只希望迅速安定地方，以便耕作。

    如果那次去我家抢劫的不是胡子，而是被称做“屯匪”的开拓团，我的祖辈会照样殊死抗击。如果我的祖辈不是住在碾子沟，而是二道沟，或者仙人洞，主动或被动地，他们会知道些闻所未闻的做人、做中国人的道理，成为那红地盘的成员，为抗战做些他们力所能及的事。他们缺乏国家意识，厌恶、畏惧那些并未授权让他们管理国家的官家人，唯恐避之不及。但是，“九一八”事变后不同了，他们从未有过的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个中国人。而我想说的，则是我的祖辈的潜意识中可能多少有点儿的，也可能一点儿也没有的，及无论官家怎样腐败，对像我的祖辈这样的蚁民怎样没有尽到责任、义务，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必为这个国家承担责任、义务，特别是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我的父辈的名字中，都有个“国”字，民间叫泛“国”字。我们这一辈泛“正”字，下一辈为“天”字。我爹去世前特意交代他的三个儿子：“国正天兴顺，官清民自安。”记住了，一辈辈往下排。又道：“这是你们的太爷爷留下的。”

    不知道我的不识字的太爷爷，是什么年代把这10个字交代给我的爷爷的。倘是那个“满洲国”，牛头马嘴对得上碴口吗？可谁又能说我的祖辈的期盼，不是真诚的呢？

    20世纪末，笔者到中国著名的将军县湖北红安采访，红安人讲的国民党屠杀当地百姓的情景，让我毛骨悚然。

    让我们看看《红安县志》的记载：

    紫云区大屠杀：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蒋介石下令对革命根据地实行壮丁杀光、房屋烧光、粮食抢光的“三光”政策。1932年10月下旬，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师进攻紫云区，提出“变紫云区为死人区”的口号，将桂家洼躲入山中的群众赶到山沟里，用机关枪进行扫射，一次屠杀300多人；在沙洼屠杀200多人，并将尸体抛进闵家河做桥墩，上面铺木板，让人马通过。黄龙冲附近的一条山沟，近1000名被害群众的尸体几乎将沟填平，被人们称做“死人沟”。

    平头岭大血案：1932年10月，红军主力西移，国民党当局对鄂豫皖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国民党第八十九师进占七里坪后，于1933年2月6日“追剿”中共鄂东北道委武装进入天台山。时逢大雪，国民党军遍山搜查，将避入深山的2000余群众逼至平头岭，除叶宗才等3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杀，造成骇人听闻的“平头岭大血案”。

    谁都知道，“九一八”事变时，国民党30万大军正在江西“围剿”中央苏区。类似规模的“围剿”已是第三次了。而像红安那样尸填沟谷、血染山岭的大屠杀，在鄂豫皖，在江西竞相发生时，抚顺平顶山刚经历了一场“机关枪照相”。

    笔者无意探讨“三光”政策的版权、专利属于谁的问题，这里要说的是中国人打杀中国人，与小鬼子打杀中国人之间，有没有一种因果关系，谁是因，谁是果？

    就不能不想到张传福和他的乡亲们，想起时德正老人的话：俺们屯子男女老少百多口人，齐心抱团，糊弄个小鬼子还不容易吗？

    学生时代，老师和教科书上都说，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勇敢的民族。这话没错的，问题却也来了。自1840年（大约是我的太爷爷的太爷爷那一辈，或者再大一辈）鸦片战争始，就不勤劳、智慧、勇敢了吗？没有呀？那么，勤劳却贫穷，智慧而蒙昧，勇敢又挨打、受辱，这是怎么了？是洋枪洋炮太厉害，洋人太强大？“强大”的反义词是“弱小”，没错，中国是弱，可从人口到领土面积，中国小吗？自有了方块汉字后，什么时候曾把“弱”与“大”两个字连在一起呀？

    查阅当年文件资料，有时在最后一行的落款看到“大中华民国×年×月×日”。有抗联老人讲，当年搞政治教育，“大中华”、“小日本”也是时常挂在嘴上的。

    据说人类的发明，约一半左右源自中国。今天踢得挺臭的足球，无论什么颜色的眼睛的外国人，还不知道世上有此物时，我们的老祖宗已经玩得很溜了。中华民族创造的灿烂文化，自会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流光溢彩。而中国的综合国力，则曾引领世界千年，其经济总量经常占到整个世界的50%以上。

    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华民族挨打受辱的历史。不知其时中国的GDP占世界的比例，1870年是17.3%，比美国（0.9%）、英国（9.1%）、日本（2.3%）的总和还多。甲午战争前，中国军队100多万，日本8.4万，海军战舰吨位，中国7.8万吨，日本4.4万吨。1894年爆发甲午战争，1900年中国的经济实力（GDP占11%）依然高居日本（2.6%）之上，堪称亚洲头号强国。

    最初看到这些出自西方学者、显然也被我们认可的数据，我曾大吃一惊，又大惑不解。因为我一直以为清朝末年的中国，样样落后，什么也不如人家，结果却是静态的并不比谁差，动起来就败了、弱了。

    落后就要挨打，这话肯定没错，我们肯定落后了。可我们为什么落后，到底落后在哪儿？

    而我知道的，是从读书识字时起，一提到清朝末年，几乎就少不了的“腐败的”三个字的定语。

    清知府3年，雪花银10万，那贪知府呢？干几年再升官了呢？封建专制造就了一代代大小贪官，把国家弄成了“官家”。腐败是瘟疫，是摧毁民心士气的原子弹。而当没了皇帝，一方天地一方诸侯，军阀混战，都想争个老大。家不和，外人欺，大而散，大而弱，弱大的中国就割地赔款，成了列强的盘中餐。

    日本的政治结构是封建的，可它的官僚统治，无论廉洁程度，还是效率，都是高水平的。这就使这个基本为单一民族的国家的国民，更具强烈的一致性和献身精神，虽然表现出来的经常是一种与人类的良知和正义为敌的邪劲。

    试想，如果这个岛国的大小官员只知道巧取豪夺，无情地挥霍国家资源和人民血汗，会有那一波又一波的“神风特攻队”吗？

    如果有外星人，而且高度文明得没有战争，或者让地球人不可思议地从一开始就相亲相爱，不知战争为何物，看到地球人把地球村打得血飞火腾，万紫千红，特别是日本人在东北打杀中国人，中国人也在江西、鄂豫皖打杀中国人，肯定会大惊失色，说这地球人是怎么了？中国人是不是疯啦？

    一个20世纪发生两次世界大战，人类肯定出了问题，而且不是一般的问题。那我们呢？我说的是我们中国，我要说的是中国的问题大着了。

    从纽伦堡到东京，自杀的希特勒和自杀未遂的东条英机等等，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耻辱，我们的耻辱是被强盗“进入”。我们为什么被“进入”？因为我们落后。我们为什么落后？有的国家太小，老天爷也不公平，没什么资源，那是实实在在难以先进、强大的。而我们与“小”字从不挨边儿，是个东方大国，还曾是“中央之国”，为人类创造了那么辉煌的文明，没有任何理由不能先进、强大，为什么却成了挨打受辱的角色？

    满族人进关，让汉人男不男女不女地拖了条辫子，结果满族人差点儿把自己的老祖宗都忘了。那是文明的力量。可清朝末年，面对列强，还有这种力量吗？

    抗日战争，中国拖住了日本陆军主力，为二战胜利作出重大贡献。可是，如果不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反攻，苏联不出兵东北，中国的抗战会是14年吗？

    我们必须问个透彻、明白。

    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学习来得快。”

    有人挖个坑，把历史掩埋起来，谁要动一下，就像被掘了祖坟似的叫起来。

    我们有太多的耻辱和痛苦。我们无法选择历史，但是可以选择未来。为了光荣、光明的未来，我们必须诚实地痛苦地面对历史，并以同样的态度解剖、反省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