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略讨伐”

    1933年8月8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伯阳关于检查磐石县委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说：日满“在农村以及城市按家按户照象，不论大小每人三毛照象费，每家写户口，每户有三毛，有二毛”。

    抚顺平顶山“照相”已经过去快一年了，机关枪也好，照相机也罢，“照相”一说并非空言虚语。至于户籍和身份证制度，鬼子何时动的念头及最早实施地区，笔者说不准确，能够叫准的是在归屯结束地区，这项工作也结束了。而在此前后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的，还有一些与之配套的系列工程。

    学生时代看电影，打仗的，特别是打鬼子，基本都是表现关内八年抗战的故事片。鬼子将村子包围，把老百姓驱赶到一处，追问谁是八路军、共产党，见谁可疑，就拉出来。就有大娘（嫂）站出来，说他是俺儿子（俺男人）。鬼子不信，通常是看手，看那手上的趼子，求证是扛枪的，还是种地的。

    生活中的情形，在东北也是一样。但是，1938年后，这一招就不灵了。他是你的儿子（丈夫），他有“证明书”吗？户口册上有这个人吗？更不用说还有指纹登记了。

    1939年10月野副“大讨伐”前，伪通化省的通化、辑安、长白、濛江、抚松，伪吉林省的桦甸、磐石、敦化、蛟河，伪间岛省的和龙、汪清、安图、延吉等县，八岁至五十五岁的男人，有五十多万按了指纹。而在“大讨伐”期间，因抗拒采缀指纹，或被认为指纹不符遭逮捕的，达八万余人。

    与“匪民分离”同步的，是经济封锁。

    粮食除限量配给外，每次顶多只配给半个月的，有时只给三天份。这样，抗联即便攻破部落，也得不到多少粮食。上山打柴，下地干活，不准带午饭。1938年8月，庄稼正在灌浆，通化、濛江、辑安等县，就强迫老百姓收割，快打快藏，放到安全地带统一保管，派兵守护。食盐、火柴、布匹、鞋帽等等，除按人口配给外，还经常搜查商家店铺，看你是否多卖了，有无违禁品。

    1940年4月，魏拯民写给中央代表的报告中说：

    为禁止我军必需物资的买卖，在我军活动地区附近大小城镇，禁止了所有物资的贩卖，而实行专卖，每日只允许三小时的买卖，对每个购东西的人还用尽各种复杂的手续加以限制。若想买一斤盐和一双水袜比登天还难，而且还采取抬高物价或向食品放毒的办法。

    再就是对被俘人员和所谓的“归顺匪”，日寇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1933年6月，《关东军司令部关于治安维持之一般指导方针》中说：“在剿匪的同时，要用宣传及政治工作善导思想，并给以生业，安定民心，以期贯彻王道政治。”应该说政策是明确的，有的也这么做了，比如 第13章 中写到的“黄炮”，就将其“善导”，利用其进攻游击区、根据地。但这只能视作具体执行政策的人的个别行为。总体上，对于投降的各种反日武装，尤其是山林队的头头，基本都是“严重处分”。有的地区连一般的“归顺匪”也不放过，甚至民“匪”不分，就是一个“杀”字。

    “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不抵抗，之后又打败40余万义勇军，这时的日寇狂妄至极，不知道更棘手的战斗还在后头。他们不把中国人当人，没把潜入山林的各色武装放在眼里，今天降了、明天反了的山林队，在他们眼里更是没有任何价值。结果是想降的也不敢了，只有跟他们打下去。而鬼子也不能不明白，要想打赢这种人生地不熟的游击战争，他们是不能不利用“归顺匪”的，于是就有了“利用匪”和“温情工作”一说。

    1937年（无月日），《×××关于我军与敌在三道关作战情形致×××等的信》中说：

    日寇对捕去队员（赵发）百般巧诱温存，不加虐待，此亦敌人另一阴狠花招也。

    《康德六年（1939年——笔者）度通化省秋冬季肃正讨伐计划》中说：“特别是关于归顺匪的逆用问题，要慎重研究。要在匪团的内讧与破坏上多下工夫。”地方工作班进行的归顺工作，“要加强力量，多想办法，积极配合武力讨伐，做好称之为‘温情工作’的此项工作”。

    所谓“温情工作”、“利用匪”，即不再像过去那样动辄“严重处分”，而是用软刀子杀人。

    利用叛徒提供情报，熟悉地形和抗日军的活动规律，由他们带队做向导，或者组织专门队伍，进行跟踪、袭击。有的还被派回来，在内部进行策反。从王凤阁等义勇军的失败，到抗联最终不得不退往苏联，这都是个重要因素。

    日寇称之为“谋略讨伐”。

    伪满各省县都设有宣抚委员会，下设数量不等的常设、非常设的宣抚班，由日伪官吏组成，有时也抽一些国高学生参加。这是个人员、任务比较庞杂的组织，随“满洲国”各个时期的工作重点进行宣抚，核心是宣传“王道政治”、“王道乐土”。平时坐汽车、大车走街串村，每到一地，寻个人多热闹的地方，拿着铁皮筒喇叭进行演讲，什么“日满亲善”、“支持圣战”、“铁打的满洲国”等等。要归屯了，就口口声声都是“集团部落”的好处了。有时还放映电影，电影里的日本人和满洲人相亲相爱，“集团部落”的老百姓多么幸福。

    有随军宣抚班，日伪军“讨伐”，占领游击区、根据地，即进去宣抚。房倒屋塌，百姓在废墟上啼号，就宣传这都是胡匪的罪孽，皇军把他们打垮了，大家伙儿就能过上安生日子，建设“王道乐土”了。归屯“洗大沟”，家园在烈火中化作焦土，也说要把账记到胡匪头上，搬去“集团部落”就好了。

    宣抚班也不光耍嘴皮子，因为伪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说过：“不与物资工作配合的宣抚工作，是不能收到太大效果的。”谁家揭不开锅了，给点儿高粱米。大冬天，一家人只有一套出门的棉衣，就给套棉衣。睡在潮气腾腾的光板炕上的，给领炕席。病得起不来炕的，给几片药。那嘴皮子当然是不会闲着的，先问你“满洲国”好不好哇，然后大讲一番“王道乐土”，说大家伙儿可不能忘了“康德皇帝”的恩德啊。

    大体从1937年开始，宣抚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极力鼓吹“王道政治”，对抗日武装进行策反劝降。

    除了宣抚班及一些类似的敌伪组织外，枪炮声中，日伪军也在进行着这种“谋略讨伐”。以往那些世世代代靠山吃山，在山林里讨生活的形形色色的人，如今许多都是揣着进山许可证的心怀叵测的角色。飞机掠过，树上积雪纷纷撒落，有时花花绿绿的传单也飘然而下。

    在前面引用的魏拯民写给中央代表的报告中，有这样一个自然段：

    现在敌人所使用的思想战，宣传战的方法及其内容是：“在目前国际形势起了很大变化，苏联内部紊乱，中国已成立新政府，国共已分裂，东北抗日联军已瓦解……”等等谎话。企图在我军队员与干部思想上引起悲观失望，用来以瓦解我军，并宣传日军强大无比，有掌握全世界的实力，现号召归顺，更利用少数投降的叛徒来紊乱我军干部及队员家属亲朋等进行引诱劝说投降工作，或用很少经费大大地动员无知的群众，在各处进行劝降活动。甚至用物资女人来引诱我们队内落后分子脱离革命，他们抓住队内生活的困难与性的问题，为企图收买我们派遣到各地去工作的小部队同志，如敌曾指派漂亮的妓女（十八九岁）以性交作引诱，或把男女性交的相片散布到我们活动的区域内，诱惑我军的青年战士投降；或经常向我队内寄送已投降者单身相片，用做劝诱队内同志投降的材料。更利用我们交通网断绝而不能进行联络的弱点，派工作员到我们各个部队中，制造：“某某部队已投降”等谣言，动摇军心。

    长岛玉次郎，不晓得这小子多大年纪、什么模样，只知道他1936年4月“进入”中国，先后任本溪湖宪兵分遣队军曹，山城镇、通化宪兵分队工作班长、曹长。别看只是个小小的宪兵曹长，论对1军、1路军的杀伤力，却堪称重量级人物。不然，野副“大讨伐”期间，小小的长岛工作班，就不会隶属野副“讨伐”司令部，并为关东军司令部直辖了。自然，这小子也不会关里关外地跑去北平、石家庄、济南等地，介绍长岛工作班“谋略讨伐”的经验，并作具体指导了。

    “满洲国”的许多组织、团体叫“班”，像指纹班、宣抚班，宣抚班还有电影班、施医班，班中有班。宣抚班为地方人员，一般没有武装，这长岛工作班和后面章节中将要写到的特别搜查班（简称“特搜班”）就不同了。比如长岛工作班，通常有十几个日伪宪兵和伪警察，另有因时因地数量不等的变节分子，其工作就是搜集情报，招降纳叛，向抗日武装派遣奸细，搞暗杀，在抗联与其他抗日武装间制造矛盾冲突，千方百计地从抗日队伍内部寻求缝隙，进行打击。人员不足，就强迫老百姓出探。为防止受骗，让出探的人在山里什么地方扒块树皮带回去，第二天再派人去核对，对不上即遭毒打、关押。

    长岛工作班成立不久，即诱捕了“老长青”、“四海山”等抗日军90余人。

    前面写过，杨靖宇率1军独立师挺进东边道后，联合一些山林队成立“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老长青”隋长青为副总指挥。两年多来，日伪不断“讨伐”，这些队伍损失很大，归屯后处境越发艰难。长岛派人劝降，隋长青没理睬，“赵参谋长”赵明思骨头软了。赵明思曾在联合军总指挥部任外交委员，与隋长青私交很好。长岛设计，让赵明思派人请隋长青到他的驻地，有要事相商。接着，又以同样手段，不费一枪一弹，将“四海山”抓获。

    与此同时，长岛工作班还盯住了柳河中心县委。长岛化装成苦力，到县委驻地吴家沟的铁路工地，探寻县委活动的蛛丝马迹，并于1937年2月将县委书记冯剑英等人抓获。

    需要交代一笔的是，同年春天，由伪山城镇警务统治委员会决议，报经伪奉天警务统治委员会批准，将隋长青、“四海山”和柳河县委组织部长郭喜明等共112人，分两批全部杀害，连为招降立下大功的赵明思也未放过。

    长岛劝降时，许诺保障生命安全。他认为这样杀人，对今后的诱降不利。只是一个曹长，人微言轻，更何况这是多少年的老规矩了。但他还是向奉天宪兵队长和关东军参谋长交涉，说明利害，并使他们认识到不能再这样杀下去了。

    冯剑英被捕后叛变，县委和所属党组织被破坏，20多人被捕。南满省委在桓仁县牛毛沟的一个秘密据点，也被长岛工作班偷袭，许多文件落入敌手。接着，1军军需部长兼1师政治部主任胡国臣、1军政治部主任兼参谋长安昌勋，相继被捕叛变了。

    像安昌勋、胡国臣、冯剑英这样的叛徒，那脑子里有多少敌人迫不及待想要得到的东西啊？

    一个大队，一个联队，其实就是出动一个旅团，在那东边道的大山里，也难以取得一个小曹长率领的小工作班的这种战果。

    而长岛工作班“谋略讨伐”的最大战果，是策反了1军1师师长兼政委程斌。

    程斌其人

    程斌个头不高，瞅着清瘦，实际挺结实，肤色白，脸稍长，冷眼看像个书生。话语不多，有点儿尖声尖气，有人说是公鸭嗓子，却是果决，说一不二。

    他1911年生于吉林省伊通县一地主家庭，中学毕业正赶上“九一八”事变，未能继续求学。邻县磐石革命、反日闹得红火，苦闷在家的程斌，一腔热血，参加反日会，年底入党。磐石游击队成立时为小队长，之后历任1军独立师政治保安连指导员，柳河游击大队政治部主任，1师政治部主任、副师长、师长兼政委。

    1935年5月，程斌率1师300多人，从宽甸天桥沟奔桓仁高俭地途中，消灭日军7人，俘伪军70人，缴获长短枪70多支。

    6月，程斌指挥部分部队，在本溪县大青沟与敌激战，毙日军7人，伤1人，俘伪军70余人，缴获步枪70余支。

    这都是他任师政治部主任时的事。

    8月28日，韩浩牺牲，追悼会上，程斌被任命为师长。之后，伏击伪奉天骑兵教导团，几次痛打邵本良的“大尾巴队”，1师是战场主力，程斌自然参战。而他指挥的大小几十仗，其中有许多好仗，却难以拿出一个能够体现他的战术思想、风格的战例，比较详细地进行描述、分析。道理很简单，他后来成了叛徒，这方面的东西就难以留存下来。即便如“摩天岭大捷”，任何人都不难想见，那仗打不打、怎样打，只有他才能决断，却无从着笔。

    从他投降后供述的游击战术〔“埋伏”、“伪装战法”、“逆袭”、“诱敌战斗法”、“反冲锋（反突击）”、“扰乱敌人”、“奇袭”——挺详细的7条〕看，是颇有心得的。

    作为1军主力，1师两年多没有参谋长，由胡国臣兼任的政治部主任，其本质角色还是1军的军需部长，长期在地方为部队筹集粮弹补给。在近三年时间里，基本就是师长兼政委程斌拳打脚踢。这在1军及除去统战性质的联军的抗联各军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从中不难想到他的能力、分量，以及杨靖宇对他的信赖。

    1师主要活动在桓仁、兴京、宽甸、本溪、凤城几县，所到之处发动群众，组织反日会，有的还建立了政权，使1师如鱼得水，兵强马壮。执行统战政策也好，当地大小山林队，都配合1师作战。

    有老人说，程斌关心部下，挺有人情味。官兵中当地人越来越多，部队住到哪里，程斌会到各家看望，大爷、大娘、大叔、大婶地叫着，视家庭条件及本人表现、职务，给予20元、30元钱。既为救济，也是感谢子弟参军，抗日救国。

    1936年7月26日，《小洛关于南满情形的报告》中说：

    第一师长程司令——中国人，勇敢善战，有长足进步。他的历史我不很详知，可是知道一般同志对他批评均好，按我估计他各方面不在三军的刘海涛以下。对党忠实。

    就是这样一个人，竟然投降叛变，而且成了抗联的死敌，一只穷凶极恶的疯狗。

    1937年1月，长岛工作班跟踪1师主力来到本溪，驻在碱厂镇。收降了胡国臣、安昌勋后，两个人积极为长岛出谋划策。长岛将收降的抗联和山林队几十人，编为“长岛工作班别动大队”，由胡国臣为队长，随工作班一起活动，不断向1师官兵发出劝降信。

    这时，南满省委瘫痪，各地党组织均遭破坏，1师与军部也失去联系，被“集团部落”挤压，只能在本溪县的和尚帽子大山里活动。山里修了警备道，日伪军事、谋略“讨伐”，不时发生战斗。程斌曾率队东进桓仁，试图找到在那里活动的几支游击队，并与军部取得联系。树叶开门，无遮无拦，敌人追击堵截，只得返回。

    往返途中，敌人的传单很多，都是劝降的。有些是以叛徒的名义写的信，说只要放下武器归顺“满洲国”，就保障生命安全。有个“吴瘸子”，原是杨靖宇的警卫员，说他归顺后，披红花，赴宴喝酒，还帮他娶了媳妇，洞房花烛夜多么美好。有的说这支部队“归顺”了，那支部队“归顺”了，还说杨靖宇也“归顺”了，不但不杀他，还让他当了多大的官。

    4月上旬，敌人觅得踪迹，调集千余兵力，从小市、赛马集、碱厂三个方向，直奔和尚帽子。小市方向的一路，让当地老百姓出探，老百姓进山就成了1师的探子。程斌问明敌情，再次表演他的军事技艺，将这一路敌人诱进大青沟，激战3小时，打死3个鬼子、5个伪军，给俘虏的40多伪军每人发5块钱，让他们回家。

    但是，无论什么样的胜仗，也不可能改变1师孤军、困军的命运。应该说，程斌对此是非常清楚的，这时也是相当坚定的。证据之一，是3团团长侯俊山说这抗日没指望了，俺弟弟在奉天城做工，咱们降了去找他吧。程斌当即召集会议，决定将其处决。

    这是6月中旬向东转移途中的事。这时节莺飞草长，抗联一年一度的好日子到了，乘机东进，理应视为寻找军部，坚持抗战，而不是到碱厂向长岛工作班投降——结果却正是这样。

    眼看着对手扛过一个漫长的冬季，招降的难度自然是大了，长岛玉次郎这位“谋略”专家也抓耳挠腮了。这时，叛徒胡国臣、安昌勋又献一计，说程斌这人是个孝子，把他妈抓来，就能逼他就范。

    6月29日，程斌率师部和保安连进至碱厂孙李沟时，被敌发现。长岛工作班和配属他的黑崎游击队，另有碱厂伪警察署的日伪警察，约200人，将其包围。

    敌我兵力为3∶1，而保安连从人员到装备都是1师精锐，弹药也行。坚持到晚上，瞅准机会，猛打猛冲，冲出去钻进林子就没影了。对于程斌来说，这种仗并不陌生，也不难打。

    敌人去伊通县逮捕了程斌的母亲，又到公主岭逮捕了程斌的哥哥，弄来碱厂。有人说程斌是几天前从传单中得知这一切的，有人说是29日被围当天知道的。无论如何，也无论程斌内心深处经历了什么样的思想斗争，今天已知的事实是，当他确认母亲落入敌手，他的抉择将决定母亲的命运时，他的思想就崩溃了。

    长岛曾两次派程斌的哥哥程恩上山劝降。据说，第一次程斌嘴还挺硬，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让哥哥回去，别再说了。第二次程恩劈头就问：你到底是要反日，还是要妈？程斌这回挺痛快：要妈。

    另一个与处决侯俊山截然相反的事实，是两次见哥哥之间，程斌招来3团政委李茨苏和保安连政委李向前，说自古忠孝难两全，你们看这事该怎么办。两位政委说这事搁谁身上也难受，那也只能是“忠”了。程斌乘其不备，拔枪打死李茨苏，李向前带伤跑走。

    据说，下山路上，程斌大骂胡国臣，说你小子让日本子抓俺妈，把俺坑了、毁了，你不是人，缺八辈子德，不得好死。

    张喜林，兴京县平顶山人，1937年冬参加1军，1940年初队伍溃散，下山投降。“文化大革命”中，开他的批斗会，问他是不是汉奸，他说是。又问是不是叛徒，他说是。

    其实，投降后，伪警察署让他写个“悔过书”，他托人写了交上去了，就拉倒了。伪警察署没问他什么，问他也说不出什么。刚参军时是8号战士，下山投降时是4号。全连最多时50多人，最后就剩几个了，大都陆续牺牲了。而牺牲、没牺牲的，除了号和外号，顶多就知道个姓。要让他讲打鬼子的故事，那倒挺多。参军打鬼子前是个农民，写了“悔过书”后还是个农民，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也是个农民。

    再问他为什么当了“汉奸”、“叛徒”，他说俺实在遭不起那份罪了。

    他说，今天才下头场雪，还不到最冷的时候，今晚你们谁试试？不用进山里，就在这院子待到天亮，尝尝什么滋味？现在这人衬衣、裤衩什么的，俺那时就是空筒子棉衣、棉裤，有时有件大衣，也都烧得窟窿眼子的。那时那“天头”（天气）比现在冷啊，大雪没膝齐裆，林子里风像狼嚎似的，俺就这样扛了将近4个冬天。更不用说常常几天见不到粮食，啃树皮，扒雪窝子底下的山里红，饿得前腔贴后腔了。那时呀，不是死，就是降，“当间”（中间）的没有。俺不敢说俺有多少功劳，俺敢说俺不怕死。枪子打身上，眼睛一闭，那不就享福了吗？俺是实在遭不起那罪了，那实在不是人遭的罪呀！

    许多抗联老人说，抽大烟的，游手好闲的，娇生惯养的，也不能说就是不行，反正够戗。刚反正的伪军，好吃好住当客待，一些人还是觉得苦得受不了。那时对知识分子有偏见，原因之一，是觉得他们不能吃苦。当抗联，抗到底，那可不是脑瓜一热就行的事。有的人能吃苦，打仗很勇敢，可打了这么多年，这日本子还这么强大，就觉得这抗战没个头了，悲观失望了，这种人也难抗到底。

    有老人说，敌人投撒的宣传品中有春宫画，还把女人的小衣服挂在树上，挑逗、诱惑你。俺没结婚，连女人的手还没碰，不懂男女事。那时穷人外衣都不够穿，谁家女人还穿小衣服呀？有人明白，一说，俺吓一跳，心里寻思，这日本子怎么什么损招都使呀？那时冰天雪地露营，净弄些树皮什么的糊弄肚子，哪有心思寻思这种事呀？可有人寻思呀。寻思这事容易动摇，“乱婚”，怕受处分就跑。管钱的意志不坚定，拐钱跑了，通常是寻个地方迷起来过日子了。犯别的错误逃跑的，投敌叛变的就多了。

    胡国臣和安昌勋就是贪生怕死了。

    胡国臣和安昌勋是经过激烈抵抗后，负伤被俘的。冯剑英也是一样，而且上大挂，灌凉水，坐老虎凳，装在麻袋里摔，被施尽酷刑，坚不招供，堪称威武不屈的硬汉。鬼子就说冯先生是大大的英雄，皇军大大地佩服，以礼相待，给他和妻子具恩惠（柳河县委妇女部长，双脚冻伤后被捕）安排个很阔气的住处，好吃好喝，并给疗伤。伤好后，长岛又陪夫妇二人去沈阳“观光”，冯剑英就变成了另一个人，把所知道的一切都讲了。

    提起叛徒想到“贪生怕死”，汉奸就是“卖国求荣”，大体没错，但这世界也是千种色彩、万般形状的。不排除有的汉奸就认为中国的统治者腐败无能，日本人能帮助中国富强，当然也不排除这种信念的破灭。冯剑英在酷刑下威武不屈，应该有种信仰的力量，信仰的崩溃也是变节的重要原因。投降、叛变的原因林林总总，后面还将写到，许多人是像张喜林那样实在遭不起那罪了。

    程斌投降时，东北抗联正从春暖花开季节步入严冬。生于富人家，没吃过苦，可他抗战也快8个年头了。说他怕死？胡国臣等人“归顺”时，正值日寇对“归顺匪”杀与利用的分界点上。别看眼下蹦得挺欢，谁知道油水榨干后，那把骨头会不会被扔进狼狗圈里？

    “海乐子”朱海乐举旗抗日时，为表明义无反顾，又担心日寇报复家人，竟然把妻子杀了，实在匪夷所思，恐怖至极。可在忠与孝、国与家之间，多少人已经作了可歌可泣的选择呀？

    杨效康十九岁参军，已经有了儿子。木盂子伪警察署把他妻子和大舅哥抓起来，让岳父上山找他。在吊死鬼沟，他听见岳父喊他的名字，刚要答应，看见岳父后面的树棵子里有伪警察。敌人又让妻子抱着孩子上山找。杨效康把仅有的几元钱掏给妻子，又脱下身上的夹袄给她披上，说你能等俺就等俺，实在过不下去就再找户人家吧。

    杨太和的妻子在山里找了几天，一双小脚都肿了，哭哭啼啼地劝他回家。杨太和强忍住泪，那话跟杨效康一般无二。

    1934年8月4日，哈尔滨日本宪兵闯进赵尚志家，将父亲抓走。《滨江日报》首先报道了这个消息，接着《赵父告不孝子赵尚志及其弟兄书》，就被飞机大量撒到哈东游击区。看到“现在父身患重病，神志皆乱，命在旦夕”，赵尚志就给官兵讲古人“从其治命，不以乱命”的典故，说明和父亲早就料到可能有这一天，约定信中若有“乱命”二字，即是言不由衷，不可听信。又道：为国尽忠是俺爹的意愿，为国尽忠就是给爹尽孝了。

    程斌则是为了母亲，什么都不要了。

    再说一个叛徒能坏多大事

    1933年秋，柳河县委在日伪“讨伐”中受到严重破坏，杨靖宇派磐石县委委员冯剑英来柳河任书记，重组县委。此人很有活动能力，第二年春天，党员发展到60余人，反日会员1000余人。1935年7月，通化中心县委被破坏，柳河县委升级为中心县委，隶属南满特委领导。

    上级特委、下级县委及基层党组织、各级反日会，还有辖区内的抗联队伍和其他反日武装，一个中心县委书记知道的机密是太多了。

    胡国臣、安昌勋等人被俘，南满省委被破坏，与冯剑英的叛变有直接关系。

    前面写到汤原出个叛徒，中心县委即被破坏。那叛徒李元珍只是个普通团员，被捕的中心县委领导宁死不屈，坚不吐口，那线索就断了，敌人的下一步就没了路数。而冯剑英、胡国臣、安昌勋在东边道几县党和抗日武装中，则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组成了一条叛徒链。每个叛徒都掌管一方天地，上下左右、枝枝蔓蔓一个情报网。

    再加上个程斌，军队和地方，全了。

    6月29日，被程斌裹挟下山投降的是60人。程斌又派人上山通知1师其他部队投降，3团、6团又有部分人员下山。总计投降115人，携平射炮1门、机枪5挺、自动步枪2支、步枪82支、手枪72支、子弹6000余发。

    师长兼政委而被称为司令，是因为游击区、根据地有地方武装，还有许多统战的山林队。程斌叛变，1师瓦解，主力垮了，这些队伍没了主心骨，有的散了，有的降了，剩下的也势单力薄，没什么战斗力了。

    桓兴县委也不存在了。李明山组织有关人员，在第一时间向东转移，找1路军主力上队去了。明摆着的，留下来只能是白给。

    桓仁、兴京、宽甸、本溪、凤城几县的党组织、根据地，都是在1师的威力和帮助下建立的。各地密营分布，粮食、枪械、弹药储藏地，以及交通线和地下情报、联络点等等，都在程斌心头装着。更不用说这只狗又用他轻车熟路的游击战术，领着敌人追打抗联了。

    笔者采访到的1军老人，都说归屯把抗联归糟了，程斌叛变把杨司令叛毁了。

    冯剑英叛变后，被留在长岛工作班，名为翻译，实是高参。一天，杨靖宇得知他带几个人在桓仁马架子活动，立即让王传圣带路，连夜赶到那里。这小子对抗联威胁太大，必须除掉他。将村子包围，逐屋搜查，把他的枪、文件包、衣服和鞋都找到了。分明没走多远，就是没人。搜查几遍，也没找到。

    程斌叛变后，杨靖宇曾给他写信，说明叛国投敌不会有好下场，希望他迷途知返。

    程斌欺骗官兵，说咱们是假投降，糊弄日本子，弄足给养再上山。下山时，长岛工作班让程斌走在前面，程斌不干，非要走在后面不可。双方都是荷枪实弹，麻秆打狼——两头害怕。而为了取得主子的信任，程斌就变成了一只疯狗。

    关于这只疯狗在东边道的恶行，下一章就会写到。

    1941年夏，程斌调任伪热河省警政大队长，与冀东八路军作战。日本投降后投靠国民党，先后为东北行辕直属第3纵队副司令、71军某师少将副师长、53军少将参议。沈阳解放前夕，这个“孝子”带母亲和妻儿逃往北平匿居。北平解放后，混入华北军区后勤部军械处当科员，1951年春镇压反革命时被逮捕处决。

    赵明山老人说：

    程斌叛变头一年冬天，年根了，俺们连在抚松县活动。那天下晚，在山沟里找个背风的地场，20来个人拢上3堆火，刚要睡觉，山上哨兵呼哧带喘跑来报告，说有情况。连长喊起队，俺们就抓山上岗了。几里外有个“围子”，乒乒乓乓打枪，肯定是咱的人和敌人打上了，那就得往那儿奔哪。有人说不对，是放炮。仔细听看，是鞭炮声，还有二踢脚。有人就说今儿个是什么日子呀，寻思一阵子，有人说今个是大年三十呀。

    当时连里还有20来斤包米，10来斤黄豆，那可都是金豆子呀，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的。连长告诉炊事员，都弄它几斤，包米煮了，黄豆炒了，过年。又指挥俺们把火堆拢大点，围坐一圈，说今下晚吃“好嚼裹儿”，大家伙儿“讲古”、唱歌，谁有什么本事都拿出来，乐乐呵呵地守夜、过年。

    有没有指导员记不准了，可能没有了，牺牲了。有两个团里干部，什么干部不知道，俺们都叫他们“副官”。部队打散了，几个连、团凑一起的。那时这种队伍挺多，连长带着就叫个连，团长带着就叫个团。

    鸡叫头遍了，开始抓人，两个副官带着几个人，扯着领子就从火堆旁拽走了。拽走几个。一个6号战士，通化人，比俺小几岁，参加抓人了，后来告诉俺，都弄到下边沟里山坡上“背小树”了。

    “背小树”，就是用绳子或榆树条子，把人捆在树上。榆树枝条柔软，不易折断。通常是捆三道，腿上、腰间和脖子。捆好了，把根棍子插到脖子上的绳子或榆树条子里，拧上几圈，那人就没气了。再朝肚子上踹两脚，听到放个屁，那人就算彻底死了。

    把那几个人抓走，俺就知道没别的，肯定是叛徒。可证据呢？每天在一块，俺怎一点儿也没看出来呀？6号战士说，那两个副官看谁坐那儿抱个枪闷头睡觉，脑袋“跌勾跌勾的”（一点一点的），不唱歌，也不“听古”，就是叛徒。有的不唱歌，坐那儿愣神，也是，一指就让抓人。副官说，睡觉的是思想动摇了，愣神的是想家了，想家就可能逃跑，逃跑就可能让敌人抓去，让敌人抓去就可能投降、叛变。

    俺听得头发梢子都竖了起来。过年了，你说那人能不想家吗？有的人就那性子，天生不爱热闹，都下半夜了，坐那火堆旁能不犯困吗？俺这人爱唱爱闹，一到那种场合就特别来精神，不然是不是也得“背小树”了？

    （读到这里，读者可能会像笔者刚采访时一样，感到毛骨悚然了：怎么能是这样子呀？——再读几章就能理解、明白了。）

    唉，不能说了，反正打程斌叛变就“起叛徒”了。今天说这帮投降了，明天说那伙叛变了，有的是敌人造谣，可那叛徒起得也真邪乎，叫人提心吊胆。那时当干部操心哪，行军、宿营得常查人数，少一个，怎么回事儿？立刻紧张起来。拉屎撒尿也得盯着点，从尿道跑了呢？那人累呀，可能倒那儿、坐那儿睡着了，大冬天你把他忘了，那人可能就交代那儿了。这事过去也不是没有，可这工夫就不能不往投敌、叛变上想。连程斌那样的大官都叛变了，你敢给谁打保票？光想不行，得立马改变行动计划，重新“甩地点”（事先约定的部队打散了，或分头行动后的集合点），麻溜转移。慢了，敌人可能码着脚踪就撵来了。你“埋溜子”（把脚印埋起来）也不行，日本子有狼狗，会闻味儿。

    过去连里搞教育，说想投降当叛徒，日本子也杀你、不留你。这话一点儿不假，桓仁“填大江”死多少人呀？新宾的“兰白线”，胡子头，女的，可有名了，让日本子抓去扔狼狗圈里了。这回连程斌这样的都不杀了，还给个官当，一些人的心眼儿就活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