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不死”

    傅天飞，别名傅世昌、傅崇礼，1911年生于吉林省双城县（今属黑龙江省），1927年初中毕业，考入哈尔滨商船学校。

    位于松花江江桥北端东侧，挂着“商”字招牌的船校，是东北军“造就海军将校人才”的军官学校。校园环境、建筑、设施一流，学生吃穿用一律官费，而且是罕见的高标准。一年四季，学生轮换白、黄、黑三色军服，吃的是名牌“双合盛”高级面粉，用的钢笔是美国“派克”，教材是英国的。东北当局把这些未来的海军将校当成宝贝，精心呵护、培养，瞩目的当然是与黑土地别样色彩的蓝天样的海洋。

    在清一色男性的船校，傅天飞堪称帅男，英俊潇洒，青春健朗。他的同学、著名作家舒群，形容他“仿佛一座历年虔心保存的石窟的精琢石雕，古刹的彩绘塑像，是明确无误的，完美无缺的”。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学业，自以优异成绩考上船校后，始终名列前茅。有军籍、无军籍的教师都喜欢他，校长王时泽对他也青睐有加，认为他前途无量。

    那种年代能读中学，光凭聪明、勤奋显然是不够的。不知他家境如何，而他看到沿街乞讨的人，经常是倾囊相助。一次在道外十六道街一家大烟馆门口，看到副对联“多抽点少抽点多少抽点，早进来晚进来早晚进来”，横批“进来抽点”，他怒不可遏，上去就撕。

    1930年秋，冯仲云来到船校，以教学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自然不能不关注到傅天飞。学制三年半，即将毕业的英俊青年，如锦的前程正在朝他招手，他却加入了共产党，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

    1933年上半年，作为团满洲省委巡视员，傅天飞两次去吉林、磐石、海龙巡视工作。同年秋，又随1军独立师南下辉发江。主持召开南满团员代表大会，在队伍内发展团员（年底达109人），召集群众大会进行讲演，同时主编《人民革命军报》和《反日青年报》，口才笔才皆得好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当时许多人都以背诵几句导师语录为能，这个精力充沛的热血书生说的写的，都是普通士兵和百姓大众一听就懂的。

    同年冬，傅天飞回团省委开会，在哈尔滨正阳街口“独一处”饭馆，巧遇老同学舒群。

    以往唇红齿白的傅天飞，这一刻眼角甚至出现了皱纹，纹路里嵌着泥垢。一双大手黑黢黢的，裂开不少口子。进饭馆坐下，就从衣兜里摸出个烟口袋，用报纸卷好吸了一口，道：老同学，今儿个俺当客了。

    太阳岛、水上俱乐部、中央电影院、极乐寺等等，哈尔滨那些好玩好看的去处，当年他们这些时代骄子，哪儿没去过？夏天在松花江游泳，冬天去溜冰场溜冰，在轻曼的音乐中吃比洛斯卡（炸包子），喝牛奶、布扎（饮料），畅谈人生、理想。这个要当航海家，那个要指挥舰队驶向大洋。回想当年，无论如何，舒群也难以把眼前的这个人，与那个西装革履，或白、黄、黑三色哔叽军装，白净的手指夹着老巴夺烟草公司的俄式长管“大白杆儿”的傅天飞，联系起来。

    趁着傅天飞狼吞虎咽的工夫，舒群去门口的烟棚子，尽其所能买了10包“大白杆儿”。

    吃喝得差不多了，舒群问他这一段的经历，自称“老傅”的傅天飞，拍拍肚子说：你要写什么大作呀？磐石游击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惊天动地，可歌可泣，全在这里。

    两个人谈了一天一夜，舒群又把他介绍给萧军、萧红。后来萧军、萧红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素材基本都是傅天飞提供的。

    之后，傅天飞先后到南满、珠河巡视。1934年重返南满，先后任桓仁特支书记、桓兴县委委员、1军1师4团政委、1师军需官、1师宣传部长兼南满省委秘书处编辑部主任，主编《中国报》（周刊）、《列宁旗》（季刊）和不定期的《东边道青年先锋》。

    省委秘书处在桓仁县海拔800多米高的牛毛沟大西岔原始森林的一个山洞里。洞壁上吊盏油灯，油没了就点松树明子，石板、膝盖是桌子，墨水是用捣烂的蓟草挤出汁液自制的。洞里冬暖夏凉，潮湿阴暗，冷了，搓搓手，跺跺脚，或是到洞外伸展活动一下，同时也换换新鲜空气。累了困了，就在那树枝树叶床上眯一觉。

    丛茂山老人说，俺见过那报纸，净是说抗联打日本子的事，识字的人给大家伙儿念。有一回还提到俺，说俺机关枪打得好。班长挺高兴，说6号同志上了报纸，大家伙儿要向6号学习，都使劲往报纸上上。俺还精心收起一张，寻思打走日本子，拿回去给家里人看。

    安昌勋被俘叛变，根据他的口供，长岛工作班判断出省委秘书处的位置。1938年2月24日，敌人搜山，首先发现省委青年部长小刘，听到枪声，傅天飞和同志们立即转移，抱着扛着将文件和设备藏到石人砬子的山洞里。黑灯瞎火，几个人走散了，傅天飞和一个同志，翻山越岭到了柞木台。半夜时分在个农民家里吃饭，有汉奸告密，被八里甸伪警察逮捕，然后押送到普乐堡长岛工作班。长岛笑眯眯地请他坐下，又递上一杯酒。傅天飞接过来，喝了一口，冷不防全喷到了长岛脸上。

    一阵暴打，安昌勋、胡国臣让长岛把傅天飞交给他们“劝导”。

    又是“上级”、“领导”，还是磐石游击队时期的“老战友”，安昌勋、胡国臣，还有个叛徒陈凤官，3个人把嘴皮子都磨薄了，傅天飞不理睬。安昌勋把自己的“自供书”拿来，让傅天飞“参考”，傅天飞就拿笔写了起来。写完了，安昌勋一看，与自己的“自供书”一模一样，只是把“30人”写成“卅人”，“一五○人”变成了“150人”。

    3月5日，长岛把傅天飞提到密探室，让傅天飞继续写“自供书”。这回傅天飞提笔就写，开篇即道：“我是中国共产党员，是与日寇势不两立的党的政治、军事、宣传工作干部”，然后奋笔疾书：

    日本人们！混蛋们！你们认为共产党员都怕死吗？你们认为中国的抗日战士都是可怜的人吗？你们的想法错了！

    你们在这次革命的大风暴中，将失掉你们的那一条狗命！

    人本来是不愿意死的，我被捕以后，曾想过再苟延残喘的活着，但事实证明了，革命与反革命的中间，没有其他的道路，我过去的幻想，只不过是一种可耻的梦想！……我不能不死，留此而死别！老傅留字。

    接着是一声枪响，趁看守廉应泽不备，老傅夺过手枪自杀了。

    仙人洞老人说，傅天飞是从满洲省委来的，都叫他“傅省委”，说“傅省委”那小伙长得“华堂”（英俊）呀，人也“响快”（爽快），说话办事可“咔嚓”（痛快）了。

    冯仲云与傅天飞最初的接近，是不无试探性地送他几本进步书籍，他看了，就认准了这条路。1930年底船校毕业，同学大都分配到青岛第三舰队，他因组织需要，留在了哈尔滨船务局。同样也是组织需要，1932年底，又毫不犹豫地辞去了待遇优厚的轮船副船长职务。他青春焕发，快人快语，容不得错误的或被他视为错误的东西。“北方会议”后，他被视为右倾遭到批判，险些被开除党籍，此为重要原因之一。

    可到了这非常时刻，一向快人快语的老傅，好像“拖泥带水”了。

    有人落入敌手，就坦然笃定，从容赴死。有人也曾下定决心，结果在淫威下屈服了。老傅曾犹豫、迟疑、动摇，心跳咚咚地在生与死之间摇摆、抉择，“曾想过再苟延残喘的活着”，最终是一声气冲牛斗的“我不能不死”！

    快人快语、文如其人的老傅，似乎给自己留下了一笔瑕疵。可谁能断言那些从容赴死的英雄，内心深处就未曾掀起一点儿波澜，战胜过自我的怯懦？“人本来是不愿意死的”，因为生命只有一次。倘若还有一次，甚至可以无限地挥霍，那世上还有几多英雄？而企图在他身上立功的，竟然是曾经的上级、领导，是不是更能衬托出他的明确无误、完美无瑕？

    “老傅留字”，一声枪响，非常英雄，矗立人间。

    “曹亚范来了，快跑！”

    1方面军指挥曹亚范，细高个，长脸，尖下颌，眼睛不大，说话时总爱眨巴，人称“曹卡巴眼睛”。

    与傅天飞同岁的曹亚范，北平人，家贫，稍懂事即被送进香山慈幼院。慈幼院设有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部，还有共产党的地下支部，很活跃。堪称幸运儿的穷孩子曹亚范，在这里接受教育的同时，也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1928年，北平党组织利用东满招教师的机会，通过合法手续，将慈幼院一批党团员和进步学生派去那里。曹亚范到和龙县一所小学任教，化名王××，尊师重教的朝鲜（族）人，都亲切地称他为“王先生”、“小王先生”。

    1931年曹亚范入党，同年夏调到东满特委。“九一八”事变后，以特委巡视员身份巡视各地，后任和龙县委书记、特委秘书长。2军成立时调任2团政委，再任3师政委。1937年初调到南满1军，任2师师长。

    由地方到军队，从政治到军事，曹亚范对游击战领悟很快。1936年8月16日夜，为配合主力攻打抚松县城，曹亚范指挥3师部分兵力，一举攻入松树镇。待敌援军赶到，1师政委早已率部携带大批战利品没影了。

    1938年春节，曹亚范率部攻打临江县七道沟部落，将20多伪警察堵在屋子里全部缴械。部队转移到板石沟，被敌伏击。敌人占据一座小山头，山下一片开阔地，官兵被压在雪地上，局势十分危急。曹亚范命令机枪掩护，自己率领部分兵力，从侧翼向敌人后面的制高点上冲击。山坡上杂木丛生，雪深及膝，不断有人倒下，曹亚范仍大呼冲锋。官兵不顾一切冲了上去，居高临下猛烈射击。机枪突然卡壳了，曹亚范一挥手枪，官兵端着刺刀冲杀下去。逃回去的敌人，后来有被活捉的，说他们吓破胆了，梦里还喊“曹亚范来了，快跑”。

    老岭紧急会议后，由1军2师和3师余部编成的1方面军，主力在临江、金川、通化一带活动，筹集越冬物资，另一部在辑安老岭坚持游击，掩护1路军主力北进。

    1939年2月初，除夕夜，攻下辑安县城附近一个部落，得到些粮食。敌人闻讯，南北夹击，曹亚范指挥官兵将南面敌人击溃，潜入山中。之后，再打部落，再被敌人追打，再隐入山中。敌人驱赶老百姓进山，这山那山呼号着搜山。

    一个冬天，不打部落没吃的，打下部落拼命背出一些粮食，敌人脚跟脚也到了。

    待到野副“大讨伐”时，就更艰难了。

    12月底，在金川县回头沟，与杨靖宇所率主力会合，决定攻打临江县林子头和八道江铁路工地，夺取越冬物资。途中与敌遭遇，为掩护杨靖宇和总部转移，曹亚范部一个中队全部战死。之后，1方面军开赴四方顶子一带单独活动，不断与敌作战——与前叙杨靖宇一路情境大同小异。

    杨靖宇牺牲后，1方面军孤军苦斗，有据可查的战斗不下10次。

    4月8日，在濛江县龙泉镇村西翁圈，曹亚范被叛徒杀害。

    3个叛徒，为首的是个姓全的班长，朝鲜（族）人。这是一场卑怯的屠杀。这时曹亚范身边还有20多人，饥寒交迫，疲惫不堪，在山坡上睡着了，被叛徒用机枪射杀。

    有老人说，东满反“民生团”时，曹亚范是积极分子，被害可能与此有关。

    据说，将他从2军调到1军，也与此有关。

    头颅作花

    日本鬼，遭了殃，

    出门遇着陈翰章。

    日本鬼，要挨枪，

    出门碰着李红光。

    日本鬼，该枪崩，

    出门遇上周保中。

    日本鬼，难逃生，

    出门见着金日成。

    这是一首流传于长白山地区的抗战歌谣。3方面军指挥陈翰章，中等个头，圆脸，浓眉大眼，虎虎有神，英姿勃勃。

    1913年，陈翰章生于吉林省敦化县半截河屯农家，有十几垧地，家道小康。后因祖父患病，久治不愈，花钱颇多，逐渐贫困。陈翰章自小聪明过人，十三岁小学未毕业参加全县会考得第四名，一时传为美谈，被破例保送进入敖东中学。敖东中学是敦化县最高学府，外面世界的各种新思想，在这里会聚、传播。父母把振兴家业、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陈翰章身上，而他则从孙中山到马克思，如饥似渴地吸纳着新思想、新知识。待到“九一八”事变后，热血书生会如何动作，也就可想而知了。

    陈翰章的中学同学范广明的父亲，是救国军前方总司令吴义成的好友，推荐陈翰章投奔吴义成。这样一个英俊后生，是谁都不能不喜欢的，当即被委任为司令部秘书。

    1933年底，蹲在东宁县老黑山的吴义成，派陈翰章去关内，一为经济援助，二是摸摸国民党政府的底。事变两年多了，溥仪“执政”也快两年了，不见一兵一卒出关抗战，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呀？

    在北平救国会召集的座谈会上，东北国民救国军总司令部特派代表陈翰章，介绍了东北抗战情况，呼吁国内同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流落关内的东北男人拿起刀枪，重返关东，慷慨激昂，热泪盈眶。救国军创始人王德林老将军，在天津接见陈翰章，把募得的8000块大洋交给他。回到宁安，他把这笔钱交给了以周保中为主席的绥宁反日同盟军军委。

    这应该是东北抗联14年抗战中，从关内获得的唯一援款。

    1935年，不知什么季节，在宁安斗沟子，陈翰章见到阔别已经三年左右的父亲和妻子。

    这时，他是5军2师参谋长、党委书记。敌人探得他的家乡，威逼利诱，让他的父亲和妻子劝他投降。翁媳俩千辛万苦，从敦化一路寻到宁安。

    陈翰章扑通跪到父亲膝前，恸哭失声。

    他说自古忠孝难两全，请求父亲饶恕他这个不孝儿。他要父亲隐姓埋名，带家人远走他乡。又劝妻子赶快择人另嫁，别因他受株连。妻子后来改嫁了。父亲回去后，三天两头被日本宪兵队传讯，还被吊在树上示众，装在麻袋里踢着在街上滚。鬼子的如意算盘，就是折磨陈翰章的神经，使他崩溃、屈膝。

    不知道已经与家人永别的陈翰章，能否通过什么渠道获得这种信息，那颗心是什么滋味儿，我们知道的是四年后的春天的一件事。

    部队在敦化县大蒲柴河活动时，抓了汉奸李相文的弟弟，李相文用一车粮食、盐和衣服、胶鞋，将弟弟赎了回来。伪县警务科指导官永田善男，伪省警务科驻敦化治安工作班的福田素直，听说此事，详细询问，觉得有机可乘，决定进山劝降。途经敦化县的伪省警务科长西濑户秀夫，伪副县长三岛，也不甘人后。6月24日，由李相文做向导，4个鬼子，外加1个翻译官，带着“慰问品”，驱车进山，直奔牛心顶子。

    在这帮东西的心目中，这样一支破衣烂衫、靠树皮维持呼吸运动的队伍，已经不堪一击，只需动用三寸不烂之舌，就可马到成功。

    于是，七年前在凤城县红旗堡上演的一幕，又在敦化县牛心顶子重演。

    1938年春，由日军守护的镜泊湖北湖头水电站，破土动工。2军2师师长陈翰章，经常率部在镜泊湖一带活动，远远地看着工地上的热闹景象，官兵都气得牙根痒痒：妈个巴子，早晚给你点颜色瞧瞧。

    7月的一天，星星在天上闪烁，鱼儿在湖面上跳跃，陈翰章指挥部队悄然摸近。枪声大作，镜泊湖水滚沸了似的，仓促应战的鬼子，有的连裤子都没穿上，丢下十几具尸体跑了。在烛天的大火中，陈翰章给劳工们讲话，当即就有人喊着要跟队伍走，打日本子。

    1939年8月下旬，魏拯民调集3方面军全部、2方面军9团，另有5军部分兵力，共900多人，兵分三路，一路攻打安图县大沙河部落，两路阻援。拂晓时分，陈翰章指挥3方面军打下大沙河，缴获大批给养。这时，小沙河方向阻援部队吃紧，从安图县城赶来的日军抢占有利地势，3方面军副指挥侯国忠在战斗中牺牲。陈翰章率主力赶到，将敌击退。

    魏拯民指挥的一路，已在南沟击退援敌。陈翰章率部来到，两人分析，认定敌人肯定来追。几辆满载敌人的汽车真的来了，根本没想到对手还会在原地张网等着，结果没回去几个。

    9月，在向敦化转移途中，陈翰章先在大蒲柴河设伏，全歼伪军一个连。月底又在寒葱岭伏击，歼灭包括松岛（又说是助川）少将在内的百余日伪军。

    《东北抗日运动概况》中说，1939年下半年，“拥有陈翰章等第三方面军匪帮活动最为显著”。

    杨靖宇牺牲后，“活动最为显著”的3方面军，自然就成了敌人的重点“讨伐”对象。

    1940年10月，为解决越冬给养，3方面军主力100多人向三江地区转移，陈翰章率60余人的小部队在镜泊湖地区牵制敌人。

    12月6日，陈翰章率队从镜泊湖学园出发，顺着鹰膀子山，奔往镜泊湖东南的小湾湾沟密营，那里是3方面军仅存的几个最隐秘的小密营之一。到密营后，发现少了一个姓张的士兵。

    又是叛徒！

    ——陈翰章，你没路走了，投降吧，投降过来让你当大官！

    应声回答的是飞啸的子弹。

    杨靖宇、赵尚志，以及前面写过和后面将要写到的烈士，凡是被鬼子视为“匪首”的，只要掠获遗体，几乎没有例外的都要割下头颅。魏拯民病逝后，还要把他从墓里扒出来，割去头颅，挂到桦甸城头。而陈翰章，不但要割去头颅，还要剜去双眼。

    “斩首示众”，不知最早始于哪个国家、民族，中国是早已有之。只是被称做“日本鬼子”的人，在继承、发扬人类的这方面遗产时，总能进入到一种登峰造极的境地。

    赵尚志头颅的发现者，沈阳军区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编导，我的朋友姜宝才，一位曾长期致力于东北抗联题材创作的作家，写过一篇怀念杨靖宇将军的散文《头颅作花》。而一篇介绍魏拯民英雄事迹的文章，题目叫《桦甸城头的“星”》。

    大山知道

    1935年秋，朝鲜革命军3方面军司令赵化善，带着几个警卫员走到桓仁县马圈子附近，见到一帮带着红胳膊箍的人。这自然是红军了。后来参加了1军的赵化善，这时很想见见红军的领导人。红军说行啊，就把他们的枪下了，眼睛蒙上，再绑上，带进山里，却听见外面有人说日本话。坏了！是假红军。赵化善说，别慌，瞅机会，跑。

    逐个审讯，认定他们是胡子，押着他们去横道川伪警察署。走到一处路边像悬崖似的陡坡旁，赵化善抱住一个伪军滚了下去。那个小子摔得半死不活，赵化善什么事儿没有，跑到树丛稀疏处，大喊：老子在这呢。未等敌人开枪，他早闪进密林里，跑上个小山头，又喊老子在这呢，逗得敌人恼羞成怒，胡乱开枪。早已解开绑绳，虚抓在手里的几个警卫员，个个身手了得，乘机打倒身边的敌人，都钻进林子跑了。

    赵化善经常带小部队越境，去朝鲜袭击敌人。1936年春，在朝鲜偷袭了一个警察所，回到鸭绿江边时，日军追了上来。赵化善命令战士们背扛着战利品先撤，他两支匣子枪断后，两挺小机关枪似的把敌人压制在岸上，谁一露头，非死即伤。

    江心已经开化，一尺多厚的冰层发酥了，被前面的战士踩踏断裂，一块块漂浮在江面上，水流湍急。只见赵化善飞身跃上一块浮冰，就在那块浮冰即将没入水中的瞬间，另一只脚已经跃上另一块，像练就一身轻功似的，脚尖在江面上轻盈地一点一点，那身影就飘闪过去了。鬼子看傻眼了，放一阵枪，赵化善毫发无伤。

    一次越界回来，晚上在辑安县麻线沟一户人家吃饭，敌人来了。机枪封住房门，冲不出去，就把后墙刨出个洞，和一家人钻到后面的包米地里。敌人见屋子里不还击了，不敢进来，放火烧了房子。火光中，赵化善看清是3个“黑帽子”，4个“白帽子”。他和5个战士一人瞄住一个，枪响人倒，剩一个跑了。枪弹收起来，6具尸体扔进火里。后来老百姓扒出烧焦的尸体，都以为是赵化善他们，后来再见，吓坏了，说见鬼了。

    赵化善乐呵呵地道：阎王爷那老头说了，日本子还没打完，你小子别总没皮脸地来烦俺，快回去吧。

    1938年4月，赵化善在桓仁县牛毛岭见到杨靖宇，不久被任命为军部副官长。

    1940年底，在辑安附近的鸭绿江面上，赵化善被炮弹掀进冰窟窿里，他爬上来，继续战斗。人冻在冰上，手脚都冻坏了。

    被仙人洞人称为“偏口鱼”的韩仁和，1913年生于吉林省永吉县乌拉街，家贫，高小毕业后辍学当兵。前面写过的烟筒山伪迫击炮连起义时，任班长，之后为1军独立师秘书、军部秘书长、1路军总部参谋兼警卫旅政委。他文雅、沉稳，又精明干练。1军的文件，许多出自他手，并协助杨靖宇研究决策军事行动、作战方针。在濛江与杨靖宇分兵后，和1团长黄海峰率60人佯作主力，诱敌北上。之后，率部转战五常、穆棱、宁安、东宁、汪清、延吉、安图、和龙等地。1941年3月13日，在宁安镜泊湖上湾沟战斗中牺牲。

    黄海峰，朝鲜族，1916年生于吉林省磐石县石嘴村，中学未毕业赶上“九一八”事变，是磐石游击队的早期队员。1军成立后，任军部保卫队长、教导团政治部主任、政委。韩仁和牺牲前9天，在宁安大烟筒沟战斗中牺牲。

    许国友，1914年不知生于东北何地，黄海峰之后的军部保卫队长，黄海峰在教导团警卫旅1团任政委时的搭档。梨树甸子伏击邵本良，许国友头部中弹，脑浆子都流出来了，昏迷不醒，都说这人不行了，没想到送密营治疗不到一个月就好了。1939年3月，在攻打桦甸县木箕河战斗中牺牲。

    朴先锋，朝鲜族，警卫旅3团团长，岔沟突围战中，在掩护主力突围时牺牲。

    除了姓名、性别、民族外，赵化善那履历表中的其他栏目，都无法填写，却留下那么多传奇故事。而韩仁和、黄海峰、许国友、朴先锋，笔者只能写成这样子。像猛将许国友，算上标点符号，当年留下来的只有专家才能考证出来的28个字：“宿××、一团团长、党，一九三九年三月在桦甸县木其河牺牲。”

    他们一直跟随杨靖宇转战南满，他们的生动鲜活的传奇故事的缺失，也使杨靖宇缺失了许多生动鲜活的传奇故事。

    就说韩仁和、黄海峰率60人诱敌北上后，从冬天到冬天，转战五常、穆棱、宁安、东宁、汪清、延吉、安图、和龙等地，战死、冻死、饿死，那是什么样的情景，会有多少像赵化善那样的令人难以想象的故事？而赵化善又有多少传奇故事不为人知？

    侯国忠，1904年生于吉林省珲春县大荒沟。“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救国军“姚团”任班长，“姚团”投降日寇，他拉出24名士兵，报字“四季好”，在珲春二道沟、三道沟、金场一带活动。之后，率队加入珲春游击队，历任2军3团连长、4团团长、5师副师长兼4团团长、3方面军副指挥。

    前面写了，大荒沟迫使一连伪军起义，是他一手策划、指挥的。代马沟袭击日本军列，他是指挥员。

    王仁斋、周建华牺牲后，柳万熙率3师余部在西丰县活动，伏击军车，袭击部落，活捉鬼子军官田村，击毙龟井、青岛。1940年初，转移到临江县活动，负伤患病，仍在山林中与敌周旋、战斗。3月24日，曹亚范被害的一幕，又在黑瞎子沟上演。叛徒金增顺利用站岗之机，用机枪将睡着的柳万熙和几名战士打死。

    隋相生，桓仁海青伙洛（“伙洛”为满语，意为山沟）人，中等个头，瘦，因缺乏营养，儿时蜕牙后再未长齐，说话漏风，人称“隋没牙子”。家贫，四十六岁没娶上媳妇，一辈子孑然一身。1军独立师到桓仁后，他怕年纪大，不让他抗日，跑去找杨靖宇。1936年4月，在桓仁、兴京农民自卫队，青年义勇军基础上，1师组建了4团，他任团长。

    一个土生土长的团长，率领全为桓兴子弟的4团，论武器装备和战斗经验，当然不如3团、6团，却是人熟地熟，打了就跑，无影无踪。袭击小股日伪军，截击敌人运输车辆，抓特务汉奸。1师主力西征后，4团仍在桓兴地区频繁出击，袭扰、牵制敌人。

    1937年12月上旬，隋相生带十几个战士在桓仁倒木沟密营休整，胡国臣也带人来到密营。拂晓，哨兵生火取暖，暴露目标。左右和后面都是敌人，隋相生指挥部下抗击敌人，掩护胡国臣等人向沟口撤离。沟口是被当地人称做“冰湖”的大片冰面，敌人几挺机枪早等在那里，胡国臣负伤倒地。隋相生怒不可遏，指挥战士以猛烈火力射击敌人机枪阵地，终于使胡国臣脱险。待隋相生准备突围时已经不可能了，几个战士也牺牲了，敌人还割去了他的头颅。

    高维国，山东人，大个子，红脸膛，部下几十人，被1师改编为独立营。程斌叛变后，到处收降统战部队，少有听他的，大都恢复原来的字号，各自为战，后来都垮了。《本溪县志》载：“碱厂的赵明廉及汤二膀子扬言与高维国相识，能前往劝降，日军命他二人前往说降，到达高驻地，立即被枪决。高维国帮被日伪追击势急，化作僧人远走隐去。”

    有老人说，隋相生参加抗联，他的本家孙子隋文斌也参加了，这爷孙俩都没了。爷爷让日本子打死了，孙子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没啦。

    以上都是有名有姓的。

    1936年7月，1军兵力达3000余人，2军为2000余人。1942年8月，由陆续过界的1路军官兵编成抗联教导旅1营，已不足百人。

    1路军幸存者最少，留下姓名的也最少。

    白山黑水有许多烈士陵园，却极少抗联烈士的坟墓，许多时候连用雪埋一下的机会都没有。没人知道他们忠骨何处（许多人还身首异处），更难知晓那些“拼着我们白的骨头红的血”的传奇故事。

    只有大山知道。

    日本抗联

    1938年6月19日和24日夜，杨靖宇指挥1军教导团和2师部分部队，两次袭击通（化）辑（安）铁路的土口子隧道工地，解放劳工200多人，当即有百余人参军，其中还有个日本工人福间一夫。

    福间一夫三十多岁，个子不高，瘦，长脸，有点儿罗圈腿。他是日本东亚土木会社的绑架子工，从不打骂中国劳工，还出头为劳工要钱、争待遇。被俘后，劳工都说他是好人，释放他，他却不走，要求参加抗联。杨靖宇亲自接见他，问他为什么要参加抗联，他说：“日本侵略中国是不好的，俺也是个受苦人，俺反对这种做法。”

    福间被编入总部警卫旅1团机枪连，为8号战士，大家都亲切地叫他“老8号”。

    老8号，你在日本家有没有老婆呀？

    有，还有两个孩子。

    大家更感兴趣的是：你是日本子，咋还帮着俺们打日本子呀？

    开头，福间的中国话说不大好，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日本侵略中国是不好的，俺反对这种做法。

    等到把日本子赶走了，中国革命成功了，你咋办呢？

    你们的革命成功了，中国共产党给俺开个证明书，证明俺在中国没干坏事，俺拿着回日本去闹革命——俺们日本也有共产党。

    有老人推测，福间可能是日本共产党员。

    抗联有个日本战友，大家觉得挺有意思，更受鼓舞。看他吃煮包米粒子吃得挺香的样子，更觉开心、贴心、亲近。对于这样一个“日本抗联”，是谁都想帮一把、照顾一把的，更何况“8号”前面还有个“老”字。福间不干，体质不算好，行军不落后，谁想替他扛会儿枪，他就脸红脖子粗地拒绝。不过，这年深秋旅里把布和棉花分发到个人手里，各自动手缝做棉衣，福间可是真的傻眼了。那也不肯白受照顾，他给帮他做棉衣的人站岗。

    1939年3月攻打木箕河木场，福间和战友们剪断铁丝网，机枪掩护，冲到炮楼前投弹、射击。伪警察队长被打死了，福间和大伙一齐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声很快就停息了。几个作恶多端的鬼子却没影了。天亮后，在他们的房间发现个地洞，一个战士想下去探个究竟，刚到洞口，就被飞出的子弹打伤了。

    福间走到洞口旁，用日语冲里面喊话：我们是抗日联军，你们被包围了，顽抗下去没有出路，不要替日本帝国主义卖命了，投降不杀。

    喊了几遍，里面不时打枪，有的子弹就从头前几寸飞过。

    福间恨恨地道：投降不杀，不投降就杀！

    野副“大讨伐”中，杨靖宇在濛江县不断分兵迷惑敌人，福间是随韩仁和的一路诱敌北上的。辗转几县，筹粮、作战，福间和姜殿元等十几个人主要是背粮。有人把粮食送到山边指定地点，他们再背到密营里。要把粮食分散藏在几处秘密地点，这样出了叛徒多少也能剩点，队伍全靠他们背的粮食熬冬、活命。

    雪大，前面要有个身强力壮的人蹚道。这个福间从来不争，却经常有意落在最后，因为最后的一个人要多出一份力——埋溜子。

    1940年11月，在东宁县二道沟里的密营，一个全连长带个女兵下山去老黑山投敌了。宁安县四道河子有个密营，这个全连长去过那里。负责筹集给养的军医处长徐哲，让姜殿元带3个人去那里，把被服厂的两台缝纫机藏起来，再把粮食背回来。大雪漫天中紧赶慢赶，也没赶过敌人的汽车轮子，缝纫机被砸坏了，200多斤稻子也被烧了。

    路过穆棱县大石头河子，那儿有个鬼子经营的木场。姜殿元觉得不能空手回去，等到下半夜悄悄摸进去，每人扛出袋面粉。黑灯瞎火走出十几公里，天亮了，福间没了。

    姜殿元，离休前为东宁县政协常委，吉林桦甸县人，1936年参加1军。老人说，谁也不知道福间有痔疮，还那么厉害。饥一顿，饱一顿，常吃树皮，好人都拉不出屎，他受得了吗？俺连跑带颠赶回去几里地，发现他趴在那袋面上，说俺不行了。俺一听完了，他什么时候说过熊话呀？脱裤子一看，老天爷呀，脱肛了，出来手指长一截子，血渍糊拉的。老8号呀老8号，你怎么不早说呀？他笑笑，说歇会儿就好了。俺拢堆火，让他撅腚烤着，用手指慢慢给他托回去，撕块棉袄里子垫在烤热的胶鞋底子上，按在那儿。那两天，有点儿工夫就这么给他整治。当时行了，一走道，一用点儿力气又不行了，有时咳嗽一声又下来了，更不用说还得拉屎了。

    又走了两天，来到“甩地点”附近的一座山上，百多日伪军跟了上来。他们把手榴弹埋在雪里，拉火绳拴在路边树上，敌人到那儿绊响了，再打上一阵子，然后交替掩护扛着面袋子撤退。

    子弹蝗虫样追逐着，小战士万顺负了重伤，福间也不行了。

    两个人各自扶架着一个人，另一只手拖拽着一袋面粉——那就是营地战友的命呀！

    小万顺已经不行了，福间把颗手榴弹拿在手里，圆睁双目：你们不走，统统的死了死了的！

    当姜殿元和同志们再赶回那里时，林中雪地上血糊糊的，福间一夫和小万顺的遗体被敌人肢解了，头颅挂在树上，骨肉扔得到处都是。

    1933年3月下旬，日寇调集延吉、和龙、珲春、汪清4县守备兵力，“讨伐”汪清根据地，重点为吉东局驻地马家大屯一带。战后，在一片松林里发现一辆军车，附近有具日军尸体，还有封信：

    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们：

    我看到你们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和你们见面，同去打倒共同的敌人，但我被法西斯野兽包围着，走投无路，我决心自杀了。我把我运来的十万发子弹赠送贵军。它藏在北面的松林里。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射击。我虽身死，但革命精神长存。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

    关东军间岛日本辎重队

    共产党员伊田助男

    1936年7月，有8个日军士兵从宁安城出来，找到唐头沟农民廖长发，说要参加陈翰章的队伍。中国话说得磕磕巴巴，还拿着枪，老百姓胡乱指路，进山就迷路了，第二天又转了回来，被追捕的日本宪兵发现。一场激战，8个人非死即伤，抓回去被杀害了。

    单立志老人说，在抗联教导旅听1路军的人讲，鸭绿江上游日军一个班，反战，要投抗联，进山没找到，都自杀了。

    胡真一老人说，好像是1937年吧，5军军部来了4个日本人，跟军部活动半个多月，到哪儿就宣传我们是日本人打日本鬼子，中国人更要团结起来抗战。当时传说他们是日本共产党，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后来哪去了。

    有1军老人说，好像是1937年吧，记不大准了，1军有3个苏联人，怎么来的，后来哪去了，是不是牺牲了，不知道。

    笔者在东边道采访，也听说此事，但在文字资料中并无记载。

    “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的外国传教士，几乎都支持义勇军。

    兴京英国传教士韩德利，将米字旗铺在院子里，让老百姓到他那儿避难，做大锅粥救济难民，给义勇军伤员疗伤。他还去奉天给义勇军买药，买钢管造炮，用马车拉回来，车上插着英国国旗。最后一次是给义勇军买电台，从奉天回来，走到马儿墩下面的山路时，被化装成胡子的鬼子杀害。

    韩德利和福间一夫等人，是为东北抗战牺牲的烈士，是人类良知与正义的化身。

    福间一夫等人当然不会进靖国神社，他们把自己的名字镂刻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丰碑上。我被他们感动，被那些为平顶山“照相”打官司的日本律师感动，为当年和今天那些热爱和平的日本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