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 人是铁,饭是钢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张正隆 本章:第四十四章 人是铁,饭是钢

    “打给养”

    未等树叶飘零,山里就忙活起来。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像蚂蚁搬家般往巢穴里搬运食物。被东北人称做“花鼠子”的松鼠,拖着个长长大大的尾巴奔跑跳跃着,两个腮帮子像含了两个球似的,里面是松子、橡子和别的什么野果,当然更多的还是粮食。两腮瘪瘪的,那是刚刚完成了一次搬运,从巢里出来。那些没有储存粮食的动物,像熊呀鹿呀狍子老虎等等,也抓紧时间,个个吃得膘肥体壮,老百姓管这叫“抓秋膘”,以便熬过漫长的难以觅食的冬天。

    抗联官兵早就动手了——特别在到处都建起“集团部落”之后。

    1939年8月,杨靖宇率总部、警卫旅、机关枪连、特卫排,到濛江县北部、辉南东北部地区活动,意在吸引敌人,掩护筹粮。韩仁和带人在濛江头道、二道、三道花园一带,伊俊山带人在辉南榆树岔、龙湾一带,李清绍带人在马屁股山一带,白天睡觉,晚上背粮。

    有地方关系好办,没有就在山边等着,看到人来了,就去跟人家商量。你家要交多少“出荷粮”,能富余多少,这块地能打多少粮,能卖给我们多少,价钱多少。约定收割时,把包米棒子掰下来堆一块,用包米秸子盖好,部队晚上就去背进山里。

    1938年秋天,在虎林县独木河子,单立志通过“在家礼”的关系,认识个老顾头和孙二麻子。老顾头的姑爷是伪警察,利用这层关系,藏着掖着,带出些粮食。有大车拉东西出部落,装车时压底下,能弄得多点儿。1939年春,徐凤山被“内部处理”后,两个孩子都是老顾头给养着,非常可靠。孙二麻子也是“在家礼”,还有个老尤头。

    这天傍晌,远远地看见顾大爷过来了,一手提着个粪筐,一手拎着个镰刀头子,脚步挺急。昨晚部落来了几百日伪军,附近几个部落也住满了,要进山“讨伐”,顾大爷说你们快走吧,这地场待不得了。

    单立志让姜新周和甘凤山回去报告,自己留了下来。

    五十年后,老人说,我们三个在独木河子待了一个多月,弄到粮食两千多斤。这在平常不够塞牙缝的,可那时部队在山里吃树皮,有没有这点粮食大不一样。特别是对于伤病员,那就是活下去的希望。那时什么都保密,像我这样的基层干部,就是干好让你干的事,不知道7军还有没有、有多少像我们和老顾头这样的关系。地方党组织早没了,没有“证明书”根本进不了部落。我们3个转了好几个地方,见到人,搭上话,有的回去就向敌人报告了。好不容易跟老顾头他们拉上关系,哪能轻易放弃呀?

    第三天拂晓,敌人上山了。

    这时,单立志熊瞎子蹲仓般躲在棵大树洞里,听见脚步声由远而近,乱糟糟的都是踩踏树叶的声响。他以为一会儿就过去了,谁知敌人就在那面山上转来转去,天大亮了也不走,有个小子还拿枪托咚咚地捣一阵子他藏身的枯树。听到脚步声往山里去了,单立志好不容易从树洞里探出个脑袋,敌人又回来了。又折腾一阵子,就听见开启饭盒的声响,和吧唧吧唧的吃饭声。

    说不清敌人什么时候走的,反正单立志是爬不出那个树洞了。

    那是个两丈多高的松树筒子,两人合抱粗细,被雷劈后树头没了,接雨水,树心就烂,烂下去两米多深,外面的树枝还是活的。穿件老羊皮袄下去,刚好能转开身。已经下过第一场小雪了,潮乎乎的树洞里已经结冰了,老羊皮袄也不顶事,一会儿就透心凉。更要命的是这种比立正还立正的姿势,手脚麻木,身子都僵硬了。

    他没听到老顾头的脚步声,听到了“单同志”、“单同志”的叫喊,上面伸下来一只手。

    1932年11月2日,《中共满洲省委报告第二号》中说:“钱的问题使我们许多工作受到很厉害的影响,许多决定都成为空话。”

    从枪弹到衣食,那时是有钱就能买到。而从1938年开始,就不仅是钱的问题了。前面说了,杨靖宇牺牲时,胃里没有一粒粮食,身上有6660元钱。张秀峰投敌时,带去9960元钱。杨靖宇身边的最后两个警卫员朱文范和聂东华牺牲时,身上也带着几千元钱。在当时,这绝对是一笔笔巨款。

    写于1940年2月2日至3月19日、由“中共吉东省委员会发”的《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中说:

    一九三八年来游击队潜居深山密林中,与群众关系几乎完全断绝了,整天为了吃饭忙。

    1939年6月21日,《冯仲云关于部队在下江活动、供给、干部等情况给金策等同志的信》中说:

    现在所谓军事活动,实际不过是(以)军事力量去解决给养和供给。所谓“打给养”。

    北满叫“打给养”,南满叫“赶给养”。而“打”也好,“赶”也好,笔者采访到的抗联老人,几乎都说了这样一句话:“枪不响,肚子就响。”

    王传圣老人说,归屯前是走哪吃哪,归屯后就得背带干粮、粮食了。程斌叛变后,1路军打的许多仗,都是奔粮食去的。攻打大蒲柴河镇,少年铁血队冲进伪警察署,砸开一间仓库门,里面全是弹药。这当然也是好东西,赶紧往兜子里装,可这时最缺的是粮食。听说小蒲柴河有粮食,赶紧去打小蒲柴河。

    曹曙焰老人说,他那个连有两个兵,叫狼拖走了。不是一群狼,就两只。两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全副武装,饿得趴那儿不能动弹了,你有什么办法?

    杨效康和张泉山,说他们饿得连睡觉打鼾的气力都没了。更多的老人说,那时打伏击,大概瞄上了,就得赶紧“搂火”。那人饿得头昏眼花,你想瞄准点,再瞄一会儿,眼冒金星,天旋地转,什么都看不清了。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枪要吃,人要吃,人要饿得慌,那枪吃得再饱,也要打了折扣。

    1938年冬,7军补充团夜袭七虎林河附近的后半子场。守敌是日军一个骑兵小队,住在个大地窨子里。一个姓曲的排长带个士兵摸上去,把哨兵干掉,两挺机枪和几十支步枪死死封住门窗,二十来个鬼子和二十来匹军马,都被打死了。

    战前情报,敌人运来一大批给养。补充团倾其所有,吃顿饱饭,就急不可耐地出发了,就有了这场漂亮的歼灭战。打扫战场,哪有呀?后来得知,还未运到呢。

    砍些马腿扛回来,懊恼得像打了败仗:急什么呀,再饿两天不什么都有了吗?

    1路军直属队截获两辆汽车,什么“好贺儿”呀?爬上车一看,好多香蕉。天冷,冻了,香蕉皮变黑了。这是什么东西呀?有人说是“日本茄子”,连皮吃。

    打着什么吃什么,什么也打不着饿肚子。

    老天爷、土地爷助阵,夏天历来是抗联最活跃的季节,自然也是多打仗、多筹粮的黄金时期,可储存又成了问题。为了保密,防止出叛徒连锅端了,通常都是分散藏于多处,每处够十几个人的小部队吃上一两个月。冬天扒开雪埋起来就行,夏天最好是用缸和坛坛罐罐封好,埋在地下,可山里哪有这些东西呀。雨淋了不行,潮了也霉了,藏在山洞里,弄不好就是给野兽储备的了。

    曹曙焰老人说,那时打仗,就是一袋烟工夫的战斗。打木场,打部落,敌人一个电话,援兵沿着警备道就来了。咱们兵力少,难得分兵打援的时候,那样两袋烟的工夫也打不下来,打下来也得先胜后败。即便是小部落,装备不好,老洋炮、大抬杆顶上个把钟头,援敌也到了。急进急退,一家伙打进去,捞一把就跑。那人饿得前腔贴后腔了,可一见到吃的就红眼了,扛着两袋面能跑出二里地。1939年初,在饶河县打个部落,冲进伪自卫团部,见桌上有些剩饭剩菜,两个战士抓起就吃。我说快打扫战场,快撤,两个人照样狼吞虎咽——那人见到吃的就控制不住了,什么也不管不顾了。

    老人慨叹,当初夺枪成立游击队,有时为支枪死多少人呀。那时是拿命换枪,现在是拿命换粮了。打一仗,打胜了,牺牲几个战友,你就活了下来。对付十天半个月,再打仗,再换粮。有时流血牺牲,也换不来。

    1937年3月23日,《中共道南特委书记张中华给中央代表团的信》中说:

    日寇在东北近一二年当中到处实行集团部落建筑,封锁抗日联军,物质经济。给养来源,预先不能不有常年军队斗争给养上的准备,而决定派少数部队,实行屯田制,在森林找适当地点,种大麦作为给养来源,和日帝国主义在满洲作长期抗战工作。

    1939年1月21日,《高禹民关于工作和生产事给陈芳钧同志信》中,转达“西方”,即3路军总部的指示:

    给你们的任务须不动摇的按计划执行,绝不允许空谈,特别是屯垦计划更是我们的生命,现在东北的抗日军,谁忽视了这个任务谁就是革命的罪人。

    2路军和3路军的这类文件,留存许多。侯启刚的“小兴安岭大计划”,中心内容就是抽调部分兵力,在小兴安岭中屯垦种地。

    从1938年开始,3军、4军、5军、6军、7军的后方人员,开始在各地开荒种地。

    1940年9月1日,《王效明给周保中的信》中,谈到“后方耕种现在情况”:

    虎林后防报告刘副官处共有四垧地,孙司务长处有一垧半,朱副官处有一垧,因下种太晚,可是小苗很旺盛。饶河后防三处共耕6垧,庄稼很好,群众尚有七八垧,秋收可得一部,大旗杆耕种地八垧,剩6垧全数被敌砍坏。大小老等窝群众共耕地六垧,如不被敌破坏,我们可得二三十石,但全数计算尚不足用,仍需努力征发。

    王云庆老人说,后期密营的主要职能、任务就是种地了。你这旮旯多少人,得种多少地,打多少粮,有数的,必须完成。我们土顶子密营男女老少5个人,种了3垧45亩,都是包米。饿呀,恨不得把那种子种到嘴里去,结果好多进山雀和花鼠子嘴里了。刚种上,山雀刨,花鼠子扒,小苗出土了也一样给你扒出来吃了。

    最可怕的还是敌人。

    老人说,因为不断补种,包米长得老少好几辈。7月底,最老的一辈那棒子上的水包米粒已经挺大了,我去5军3师密营办什么事回来,路过个小窝棚,进去歇歇脚。一袋烟刚抽完,听到脚步声。我把小烟袋掖腰上,匣子枪就端起来了,一脚踹开门,枪就响了。门口倒下两个,两旁也是敌人,他们不敢开枪,怕伤了自己人。我可“得把了”(有机会了),前面、左右突突着,这帮小子都往草棵里拱。迎面不远一个砬子似的陡坡,有几丈高,我一下子跳下去,滚得像球似的,被什么挡住了,爬起来再跑。跑不动了,趴那儿喘一阵子,寻思这下子完了,包米完了,密营也完了。抄近道紧赶慢赶,老远就听地里闹哄哄的,完啦!大都是伪军,有几个“白帽子”,吵儿巴火的,拿刺刀砍,用镰刀可地里划拉,看得心直淌血呀。我就剩两颗子弹了。那要是子弹足足的,能打死老多了。那也不行了,敌人只要发现那地,早晚非给你毁了不可,庄稼又没长脚不会跑。

    关于抗联在深山老林里开了多少荒,种了多少地,自己收获了多少,被敌人毁了多少,没有总的数字。而据笔者采访到的老人和见到的当年的文件资料,应该是多数都被敌人毁了。

    “不吃人饭,不拉人屎,不走人道”

    从下种之日起,山雀、花鼠子就跟你作对,庄稼成熟了,野猪、狗熊也来参战。防动物,防两脚兽的敌人,千方百计,千辛万苦,终于从兽口、敌手把点粮食抢到手了,出个叛徒不用说了,野猪、狗熊也来偷盗。你藏在什么地方,它们都能找到,连吃带糟蹋。2路军、3路军精心保存的一些文件,有的用油布包着藏在山洞里,有的放在坛子里埋在地下,也被拱得一塌糊涂。

    自然,它们也给抗联官兵提供了美味。

    北满、吉东密营的藏粮处,大都设置“地枪”,而且几乎都有斩获。把只步枪隐藏固定在较高地面上,抢托握把处安个小铁环,把根细铁丝拴在扳机上,向后穿过铁环,再向前拉过去,像绊马索似的绑在枪口对面的树干上,野兽经过绊上,枪就响了。

    周保中1936年7月10日日记中写道:“宋副官、殷庆祥击毙盗粮食之野熊重三百斤。”13日又说:“行军途中射杀黑熊一只,五枪皆中,屡仆屡起故也。”

    1941年1月4日,《边风翔、周云峰等给张寿篯的信》中说:“上次出发曾打来野猪十八口,肉约在数千斤,现在尚有一千八百来斤在八道梁子地方插着。”

    曹曙焰老人说,1933年下过头场雪,不知道为什么,山里野兽都下来了,老虎、野猪、熊瞎子、狼、鹿、狍子,还有田鼠,在梨树镇街里大摇大摆,横晃,不咬人,也不打架,老百姓都关门闭户。这是听人说的。亲眼见的,狍子、野猪一群群的。1937冬在密山五道沟,我见过一群几百只野猪,雪崩海啸似的跑过来,吓得我们几个人赶紧往树上爬,不然就让它们踩扁踏烂了。狍子好打,傻,“棒打狍子”嘛,何况枪了。山里、平原蚂蚁窝像坟包似的,有的比人还高,熊瞎子坐那儿吃得吧唧吧唧的。打熊瞎子得小心点儿,一枪没打着,或是打伤了,它恼了,有口气就跟你拼命。大野猪最难打。这东西总爱往树上蹭,蹭一身松树油子,叫“挂甲”,厚厚一层,真像铠甲似的。子弹稍微偏点儿,把它打个趔趄,就滑过去了,它龇着獠牙就奔你来了。那时“打围”的人,都讲“一猪二熊三老虎”,认为最凶的是野猪。实际上野猪伤人也最多,因为它的数量也多。

    1938年8月25日,《高禹民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意见书》中说:

    要学着过麒麟人的生活。

    “麒麟人”,当时又称“栖林人”、“奇林人”,即栖息、居住在山林里,以狩猎为生的鄂伦春人,在吉东又指以渔猎为生的达斡尔人。

    除了服饰、语言、风俗等等,抗联也真的成了“山岭上的人”(鄂伦春为通古斯语,意即“山岭上的人”)。只是新近成为“山岭上的人”与一直延续着人类原始生存状态的“山岭上的人”,又有所不同,其主要特征和生存手段的狩猎,越来越受到限制了。饥肠辘辘,眼瞅着美味在林子里溜达,有时却硬是不能扣动扳机。那时要讲这些动物也可能有灭绝的危险,几十年后国家还要颁布《森林法》,把它们分别定为几级保护动物,没人会信。新中国成立后,一首鄂伦春民歌,不是还唱“獐狍野鹿满山满岭打也打不尽”吗?任肚子怎么响,而不让枪响,是因为枪声可能引来敌人。

    王传圣开枪打死条几斤重的大鱼,受到杨靖宇批评。

    1940年5月18日,《王效明给周、赵总指挥的报告》中,谈到在独木河子的一次战斗时,说:

    这次战斗最大的缺点崔大队长负最大错误,在敌人搜索线内活动,白天不注意音响,讨厌蹲山,自己以为高枕无忧而去打鹿,以至于发现敌情以后刚跑下来,收拾东西迟慢,致被敌人围射,金政委孺弱被敌犬掣倒,枪尚未拿出来。

    游击队初期,“不抢不夺”,衣食普遍不如义勇军、山林队。1935年后渐趋一致,1936年后明显好于其他队伍。那时部队打几仗,回到根据地后两件事,一是老百姓弄“好嚼裹儿”热情款待,二是给官兵分发慰问品。有时还要加件事,搞台节目,慰问演出。

    如今一般村屯都有几家小卖部,那时是货郎担子,摇晃个拨浪鼓,走街串巷,这村那屯。屯子里住着抗联,那香烟、花生、糖果和光头饼子什么的,再来一担子也不够卖的了。各军官兵都有不叫津贴费的零用钱。1938年后,别说钱少了、没了,那些货郎和进山干各种营生的人,许多都是特务了。

    夏秋好办,野菜野果,还有蘑菇,柞树死了生木耳,活的长猴头,也算山珍了。只是什么样的山珍野味也不能代替粮食呀?没盐,把衣服脱下来放锅里煮,那衣服上身就没洗过,什么味儿呀?搁在今天不恶心死人了吗?那时要的就是这个,煮下汗碱,有点儿咸淡。当然还有虱子、虮子,用老人的话讲,是“一球子一球子的”。有的还有血,自己的,敌人的。

    后面将会比较详细写到的9军的郝凤武老人,在山里见到一堆梨,觉得挺奇怪。一是这梨怎么像驴粪蛋子似的发黑呀?二是附近也没梨树,哪来的梨呀?再一看,前面又一堆十几个。吃一个,面咕嘟的,不太是味儿。脱下衣服包回去,大家吃得差不多了,支队参谋长郭铁坚来了,说这是熊瞎子拉出来的,不是有句话“熊瞎子吃梨——整吃整拉”吗?吃得挺香的3路军参谋长李熙山,哈哈大笑:好哇,熊瞎子给咱们消毒了。

    老人说,那时看到敌人骑兵留下的马粪蛋子,掰开见个包米粒,也放嘴里,嚼得那个香呀。

    过去缴获多了,分给老百姓,老百姓还帮着搬运战利品。这回遍地的“集团部落”,缴获多了扛不动,缴获少了白跑,甚至赔了。饥一顿,饱一顿,饥时饿个死,饱时撑个死。

    抗联退到苏联后,吃饭限量,慢慢加量,不然那个装惯了野菜、树皮的胃承受不了。6军有个陆永久,山东人,大个子,每人每天400克面包,每顿两小片,他一口就下去了。晚上悄悄跑去食堂,这一顿海吃海喝呀。被发现了,赶紧送去医院洗胃。垂头丧气回来,说“白吃了”,就得名“白吃了”。

    陆永久是幸运的。在东北,有些人就撑死了。

    不能吃多了,可别撑死了。不用领导和同志们提醒,他自己什么都明白。可心里这么想着,嘴里这么说着,那“好嚼裹儿”就像长了腿似的,自己就进去了。

    老人们都说榆树皮最好吃,黏糊糊的,还滑溜。别的树皮一股怪味儿不说,关键是拉不出屎。就用树枝、枪探子抠。自己抠不出来,就撅着腚,互相抠。抠破的,肛裂的,脱肛的,那罪遭的呀。有的憋得嗷嗷叫,等到不叫了,八成就不行了。

    有道是“活人还能叫尿憋死”——尿憋不死,屎憋死了。

    王传圣等人过界后,照例要被审查。一个苏军中尉问他:你们过界时,边防军巡逻队的军犬,怎么竟然没发现你们?

    王传圣想了半天,道:是不是两年没进过人家,就在山里活动,身上没人味了,那狗鼻子就失灵了呀?

    郝凤武老人说,东北人骂人,说你小子不吃人饭,不拉人屎,不走人道,没人味了——我们那时就跟这话一点儿没差。

    1938年6月28日,《王汝起关于部队活动经过等给周保中同志信》中,说:“恐给养困难不能在此久待,今日出发准备十三天给养(大牛一条)。”

    比之打“集团部落”,打开拓团最好了。日伪对中国老百姓实行经济封锁,粮食和各种日用品定量配给,打进去还可能损害群众利益。开拓团就不同了,富足,粮食多,牛马也多。骑着马,赶着牛,心里格外踏实。步兵变骑兵,牛马能驮粮,还能吃呀。

    1940年10月20日夜,5军70多人袭击密山湖北站开拓团,1小时结束战斗,牺牲1人,毙敌10人,伤6人,俘4人,缴获步枪12支、棉花600余斤、马6匹、牛3头、粮食60余袋。

    1940年12月,《抗联第五路军(实为5军——笔者)一九四○年工作杂记》中说:

    由于大砬子出发后,因饥饿负伤、患病在道路上临时死亡者九名,王树忱、张志文、王云江、王学堂、张海楼、陈庆延、韩福恒、张贵山、张鸿林。

    周保中1942年2月22日日记中写道:

    第二支队一九四二年冬,王效明同志部队及人员损名单:

    王喜刚(饿毙)

    邱会进(饿毙)

    智国龙(饿毙)

    一九四一年宝清中心顶子饿死或失踪:

    李呈祥、孙玉阶、李在民、鲁道才、郑立堂、陈学山、于第伦。

    1941年夏末秋初,王效明率三十余人,从饶河县暴马顶子去依兰。因挠力河涨洪水,不得不绕远多走了一个月的路程,携带的给养吃光了。第一个饿死的是指导员李在明。这是个挺壮实的汉子,一路上经常带人在前面侦察、探路,付出的体力最大。接着是司务长老王和个炊事员。老王三十多岁,大个子,饭量特别大,同样的食物,别人吃八分饱,他才半饱。后来又陆续饿死几个。

    应该说,这是个挺不错的季节。四十多天行程,从夏天到秋天,野果从青涩到成熟,正是采蘑菇的季节,山沟小河里还有鱼、虾、蝲蛄。

    曹曙焰老人说,1941年春在饶河山里见个人,那人扭头就跑,说鬼呀,鬼来了。破衣烂衫,脸好像几辈子没洗了,头发耷拉老长,皮包骨,眼窝两个大窟窿。我们这些“鬼”不知不觉见惯了,别人冷不丁见了,不就是活见鬼了吗?人快饿死时,总掉裤子。裤带系在胯骨上,肚里没食,身上没肉,那胯骨就挡不住裤带了。你给他系,使劲勒,那腰像要勒断了似的,也照样往下出溜。裤子掉了,绊倒了,那人就难拉扯起来了。

    据说,广西十万大山中的负离子,在中国最高。不知完达山、长白山和大小兴安岭排位如何。如今,把这个世界污染了的人们,讲究回归自然,追求绿色。而无论在什么样纯自然、纯绿色的世界里,吃不上饭就要饿死,才是最自然的。

    郝凤武老人说,1940年春,山里还有雪,在克山县南边,队伍走不动了,支队长郭铁坚决定进屯子。进屯子就有吃的呀,大家来劲了,走不动就爬。太阳未卡山到了屯子边,郭铁坚拄着棍子喘了好一阵,说:大家伙儿都精神点,挺起来。能站起来就别四脚爬,能扔棍子的就两条腿走,要让老百姓看了长信心,知道咱们还能打日本子!

    老人说,也就一里来路,走了三个来小时,十来步就得喘上一阵子。进了屯子,那天已经黑黑的了。我跟着郭支队长进户人家,进屋是厨房,黑灯瞎火,手一下子碰到锅台上的一个破瓦盆,里面有黏糊糊的东西,是鸭食,或是鸡食。天冷,鸡鸭没吃了,冻了,晚上拿回来放锅台上,或灶坑边上,第二天还能吃。我顺手抓一把送嘴里,那个香啊,又抓了一把。

    “阵亡战士的可敬爱的肉体”

    董福基全家老少、温俭及其全家均鉴:

    本军于五天前绑架了你们的家属,但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杀害他们,而是要用你们的一部分财产充作我军的反日经费,我们不是以杀人为目的的。但是,如果你们置之不理,不准备财产,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对于目前仍在帮助帝国主义,相信日本人的势力,压迫和剥削老百姓的大地主等不知爱国甘当奴隶的冷血动物,格杀勿论。所以如果你们不属于上述冷血动物,就应该尽快来解决问题。日前曾命令董福基家于五天内提供内衣一百五十套,但并未执行,诚为怪事。现在,如明天上午仍不送到,将先将一名人质的耳朵切下来送回你家,如三天内不送到时,则将全部人质的头颅砍下来送回。一句话,如果爱钱就会失去人。

    速转告温家,同时告修、季家等三家,他们如果在明天之内不交财物,也准备先将人质的耳朵送还。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师第一团

    政治委员

    这里说的切耳朵、砍头颅,许多是做戏给敌人看的。不然,说你“通匪”、“照相”、“杀大沟”,老百姓就遭殃了。

    1936年11月,5军司令部崔东活、冯丕让、杨绍臣写的一封募捐信,应该说既普遍,又典型。开篇是“刘仲达先生惠鉴启者”,接着用一半篇幅说明“日寇倭贼蹂躏我白山黑水”,东北、全国的形势,抗联官兵如何与敌作战,然后写道:

    阁下为乡里人士之先导,明达时事,亡国奴之苟且生活,必不甘受,抗日救国之心志,亦必倍于常人也。因此,本军深盼阁下与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之大义,暗中活动,使乡党邻里悉心悉力,助我联军推展救国伟业。又以阁下既富有资财,应效卜式输将助国平寇之美举,助本军作冬季服装军需费用,是我军战士得饱暖,以利对抗贼军,则阁下同有救国光荣之绩也。区区五百之军费,出自阁下,虽非九牛一毛,谅不至吝啬不仁,置我人民同胞抗日救国应有之义务于不顾也。信到后五日答复,十日交款,以应本军紧急军需,幸勿观望。

    当时,各军及所属部队所到之处,几乎都会写这种信,通常都会得到响应。

    后来情况变了。

    当然过去通常都是要钱的,现在就是直接要粮了。

    1939年10月12日,《冯仲云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说:

    一九三八年来松江两岸之队伍大多被围深山密林,饥饿与寒冷,粮尽弹绝,整年树皮、青草、草根、松籽、马皮、石皮(苔藓——笔者)、人肉均为其难得而不能供给之食粮。

    同年11月26日,《张寿篯给高禹民、夏振华等的信》中说:

    虽然你们所率领导的是不稳固的部队,虽然是既无经费,又无粮食,缺乏地方组织的配合,又无群众关系,吃树皮,吞松子,嚼马皮,又吃了阵亡战士的可敬爱的肉体!

    无论什么样的军队,到了这份儿上还没有违纪行为,是不是就是天方夜谭了?

    1938年6月22日,《刘曙华关于军事行动等情况给周保中同志信》中说:

    我五、八军在依东买东西被人骗的钱总有五六百元之多,就是那老张家(买东西关系)搬家了,将该人之兄扣留队中,家中则声明不要了,“杀留随便,但钱是没有了”,所以经过我们讨论就将该人之兄处死刑了。

    有人矢志不渝,始终不遗余力地支援抗联。有人热血沸腾一阵子,看到红地盘没了,抗联被逼到大山里了,就心灰意冷了。有人当初就是不情愿的,现在更是唯恐避之不及了,有的就成了汉奸、走狗。

    而且,战乱、归屯、“粮食出荷”、“满洲馒头”等等,百姓日渐贫困,一些殷实人家也难堪重负。另一方面,抗联的腰包也瘪了,活动区域越来越狭窄,像老张家这样的“买东西关系”的选择余地,也越来越小,其可靠性自然也低。有的本来就是舍命不舍财的主儿,有的想拿钱赎命也拿不出来了。

    5军在宝清抓个人质,小孩,十二岁,叫朱振声,家里总也不拿钱来赎。敌人“讨伐”,部队转移,后来周保中让带去苏联,就算参加抗联了。漂亮,聪明,俄语学得可快了,大家都喜欢他,1944年得伤寒病死了。

    1939年9月11日,《周保中关于侦察敌情、筹备给养等问题给张镇华的信》中说:

    这类的事,处在现在状况之下是很难办的,敌情环境既非常限制,而我们的目的要求又很迫切,自然不能够一办就能顺利,有时弄到像曹操吃鸡骨头,吃着又无肉,扔了又可惜。可是你须了解一种要领:要求的额——目的不要过高,能办就办,不能办,或很迁延时间,就得立刻早早放弃,另作别的打算,即使有小利益也得割舍,不可贪恋流连。

    抓了人质,就得和人家联系,就等于有条线抓在人家手里。就算家人不向敌人报告,特务、坐探听到风声,就盯上你了。这种亏也没少吃。可有些时候,也只有这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胡一真老人说,1939年冬,在刁翎南边活动,小部队下山“打给养”,赶回来几匹马,是从老百姓家拉的。有匹马瞅着眼熟,这不是我们家那匹瞎马吗?我小妹换亲换来的。我摸着它的嘴,它好像还记得我,使劲舔我的手。领导批评他们,问我怎么办。我说人都这样了,也算它为抗日作贡献了吧。

    1939年6月21日,《冯仲云给金策并转中共中央北满省委的报告》中说:

    二十三团尚在绥滨西江套一带,该团自团主任徐果逃回军部后,连长亦逃亡,仅余队员现约二十余人,均已匪化,大概在秘密种大烟。该团是去年吃过人肉的部队,队员均系山东人,尚相当顽强。

    有老人说,最早吃人肉的,就是这个团,是6军的。他们被敌人包围在个江心岛上,打了几天,敌人上不去,他们也出不来。后来就算敌人放他们走,那人也走不动了。那时这种情况太多了。有些时候唯一可以使人活下去的,就是敌人的尸体,或者战友的遗体。或者饿死,或者生存,继续战斗,怎么办?

    胡真一老人说,5军接应过一只吃人肉的部队,10多个人,送到军部。听说他们吃了人肉,一些人去看,我也去了。把牺牲的战友吃了,这是些什么样的人呀?穿戴还行,就是瘦得不像样子,不说话,眼神木呆呆的。有人冲他们瞪眼睛,说吃得下去吗?他们还是木呆呆的样子,眼泪却哗哗淌下来了。我也哭了,不敢看了,走了。

    有几位老人谈到吃人肉的事。

    有人说某位老人吃过人肉。笔者试探着和这位老人唠起来,他叹口气,摇摇头。

    老人们几乎都回避这个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被贴大字报,说你吃革命烈士的肉,你的阶级感情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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