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给养”

    未等树叶飘零，山里就忙活起来。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像蚂蚁搬家般往巢穴里搬运食物。被东北人称做“花鼠子”的松鼠，拖着个长长大大的尾巴奔跑跳跃着，两个腮帮子像含了两个球似的，里面是松子、橡子和别的什么野果，当然更多的还是粮食。两腮瘪瘪的，那是刚刚完成了一次搬运，从巢里出来。那些没有储存粮食的动物，像熊呀鹿呀狍子老虎等等，也抓紧时间，个个吃得膘肥体壮，老百姓管这叫“抓秋膘”，以便熬过漫长的难以觅食的冬天。

    抗联官兵早就动手了——特别在到处都建起“集团部落”之后。

    1939年8月，杨靖宇率总部、警卫旅、机关枪连、特卫排，到濛江县北部、辉南东北部地区活动，意在吸引敌人，掩护筹粮。韩仁和带人在濛江头道、二道、三道花园一带，伊俊山带人在辉南榆树岔、龙湾一带，李清绍带人在马屁股山一带，白天睡觉，晚上背粮。

    有地方关系好办，没有就在山边等着，看到人来了，就去跟人家商量。你家要交多少“出荷粮”，能富余多少，这块地能打多少粮，能卖给我们多少，价钱多少。约定收割时，把包米棒子掰下来堆一块，用包米秸子盖好，部队晚上就去背进山里。

    1938年秋天，在虎林县独木河子，单立志通过“在家礼”的关系，认识个老顾头和孙二麻子。老顾头的姑爷是伪警察，利用这层关系，藏着掖着，带出些粮食。有大车拉东西出部落，装车时压底下，能弄得多点儿。1939年春，徐凤山被“内部处理”后，两个孩子都是老顾头给养着，非常可靠。孙二麻子也是“在家礼”，还有个老尤头。

    这天傍晌，远远地看见顾大爷过来了，一手提着个粪筐，一手拎着个镰刀头子，脚步挺急。昨晚部落来了几百日伪军，附近几个部落也住满了，要进山“讨伐”，顾大爷说你们快走吧，这地场待不得了。

    单立志让姜新周和甘凤山回去报告，自己留了下来。

    五十年后，老人说，我们三个在独木河子待了一个多月，弄到粮食两千多斤。这在平常不够塞牙缝的，可那时部队在山里吃树皮，有没有这点粮食大不一样。特别是对于伤病员，那就是活下去的希望。那时什么都保密，像我这样的基层干部，就是干好让你干的事，不知道7军还有没有、有多少像我们和老顾头这样的关系。地方党组织早没了，没有“证明书”根本进不了部落。我们3个转了好几个地方，见到人，搭上话，有的回去就向敌人报告了。好不容易跟老顾头他们拉上关系，哪能轻易放弃呀？

    第三天拂晓，敌人上山了。

    这时，单立志熊瞎子蹲仓般躲在棵大树洞里，听见脚步声由远而近，乱糟糟的都是踩踏树叶的声响。他以为一会儿就过去了，谁知敌人就在那面山上转来转去，天大亮了也不走，有个小子还拿枪托咚咚地捣一阵子他藏身的枯树。听到脚步声往山里去了，单立志好不容易从树洞里探出个脑袋，敌人又回来了。又折腾一阵子，就听见开启饭盒的声响，和吧唧吧唧的吃饭声。

    说不清敌人什么时候走的，反正单立志是爬不出那个树洞了。

    那是个两丈多高的松树筒子，两人合抱粗细，被雷劈后树头没了，接雨水，树心就烂，烂下去两米多深，外面的树枝还是活的。穿件老羊皮袄下去，刚好能转开身。已经下过第一场小雪了，潮乎乎的树洞里已经结冰了，老羊皮袄也不顶事，一会儿就透心凉。更要命的是这种比立正还立正的姿势，手脚麻木，身子都僵硬了。

    他没听到老顾头的脚步声，听到了“单同志”、“单同志”的叫喊，上面伸下来一只手。

    1932年11月2日，《中共满洲省委报告第二号》中说：“钱的问题使我们许多工作受到很厉害的影响，许多决定都成为空话。”

    从枪弹到衣食，那时是有钱就能买到。而从1938年开始，就不仅是钱的问题了。前面说了，杨靖宇牺牲时，胃里没有一粒粮食，身上有6660元钱。张秀峰投敌时，带去9960元钱。杨靖宇身边的最后两个警卫员朱文范和聂东华牺牲时，身上也带着几千元钱。在当时，这绝对是一笔笔巨款。

    写于1940年2月2日至3月19日、由“中共吉东省委员会发”的《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中说：

    一九三八年来游击队潜居深山密林中，与群众关系几乎完全断绝了，整天为了吃饭忙。

    1939年6月21日，《冯仲云关于部队在下江活动、供给、干部等情况给金策等同志的信》中说：

    现在所谓军事活动，实际不过是（以）军事力量去解决给养和供给。所谓“打给养”。

    北满叫“打给养”，南满叫“赶给养”。而“打”也好，“赶”也好，笔者采访到的抗联老人，几乎都说了这样一句话：“枪不响，肚子就响。”

    王传圣老人说，归屯前是走哪吃哪，归屯后就得背带干粮、粮食了。程斌叛变后，1路军打的许多仗，都是奔粮食去的。攻打大蒲柴河镇，少年铁血队冲进伪警察署，砸开一间仓库门，里面全是弹药。这当然也是好东西，赶紧往兜子里装，可这时最缺的是粮食。听说小蒲柴河有粮食，赶紧去打小蒲柴河。

    曹曙焰老人说，他那个连有两个兵，叫狼拖走了。不是一群狼，就两只。两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全副武装，饿得趴那儿不能动弹了，你有什么办法？

    杨效康和张泉山，说他们饿得连睡觉打鼾的气力都没了。更多的老人说，那时打伏击，大概瞄上了，就得赶紧“搂火”。那人饿得头昏眼花，你想瞄准点，再瞄一会儿，眼冒金星，天旋地转，什么都看不清了。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枪要吃，人要吃，人要饿得慌，那枪吃得再饱，也要打了折扣。

    1938年冬，7军补充团夜袭七虎林河附近的后半子场。守敌是日军一个骑兵小队，住在个大地窨子里。一个姓曲的排长带个士兵摸上去，把哨兵干掉，两挺机枪和几十支步枪死死封住门窗，二十来个鬼子和二十来匹军马，都被打死了。

    战前情报，敌人运来一大批给养。补充团倾其所有，吃顿饱饭，就急不可耐地出发了，就有了这场漂亮的歼灭战。打扫战场，哪有呀？后来得知，还未运到呢。

    砍些马腿扛回来，懊恼得像打了败仗：急什么呀，再饿两天不什么都有了吗？

    1路军直属队截获两辆汽车，什么“好贺儿”呀？爬上车一看，好多香蕉。天冷，冻了，香蕉皮变黑了。这是什么东西呀？有人说是“日本茄子”，连皮吃。

    打着什么吃什么，什么也打不着饿肚子。

    老天爷、土地爷助阵，夏天历来是抗联最活跃的季节，自然也是多打仗、多筹粮的黄金时期，可储存又成了问题。为了保密，防止出叛徒连锅端了，通常都是分散藏于多处，每处够十几个人的小部队吃上一两个月。冬天扒开雪埋起来就行，夏天最好是用缸和坛坛罐罐封好，埋在地下，可山里哪有这些东西呀。雨淋了不行，潮了也霉了，藏在山洞里，弄不好就是给野兽储备的了。

    曹曙焰老人说，那时打仗，就是一袋烟工夫的战斗。打木场，打部落，敌人一个电话，援兵沿着警备道就来了。咱们兵力少，难得分兵打援的时候，那样两袋烟的工夫也打不下来，打下来也得先胜后败。即便是小部落，装备不好，老洋炮、大抬杆顶上个把钟头，援敌也到了。急进急退，一家伙打进去，捞一把就跑。那人饿得前腔贴后腔了，可一见到吃的就红眼了，扛着两袋面能跑出二里地。1939年初，在饶河县打个部落，冲进伪自卫团部，见桌上有些剩饭剩菜，两个战士抓起就吃。我说快打扫战场，快撤，两个人照样狼吞虎咽——那人见到吃的就控制不住了，什么也不管不顾了。

    老人慨叹，当初夺枪成立游击队，有时为支枪死多少人呀。那时是拿命换枪，现在是拿命换粮了。打一仗，打胜了，牺牲几个战友，你就活了下来。对付十天半个月，再打仗，再换粮。有时流血牺牲，也换不来。

    1937年3月23日，《中共道南特委书记张中华给中央代表团的信》中说：

    日寇在东北近一二年当中到处实行集团部落建筑，封锁抗日联军，物质经济。给养来源，预先不能不有常年军队斗争给养上的准备，而决定派少数部队，实行屯田制，在森林找适当地点，种大麦作为给养来源，和日帝国主义在满洲作长期抗战工作。

    1939年1月21日，《高禹民关于工作和生产事给陈芳钧同志信》中，转达“西方”，即3路军总部的指示：

    给你们的任务须不动摇的按计划执行，绝不允许空谈，特别是屯垦计划更是我们的生命，现在东北的抗日军，谁忽视了这个任务谁就是革命的罪人。

    2路军和3路军的这类文件，留存许多。侯启刚的“小兴安岭大计划”，中心内容就是抽调部分兵力，在小兴安岭中屯垦种地。

    从1938年开始，3军、4军、5军、6军、7军的后方人员，开始在各地开荒种地。

    1940年9月1日，《王效明给周保中的信》中，谈到“后方耕种现在情况”：

    虎林后防报告刘副官处共有四垧地，孙司务长处有一垧半，朱副官处有一垧，因下种太晚，可是小苗很旺盛。饶河后防三处共耕6垧，庄稼很好，群众尚有七八垧，秋收可得一部，大旗杆耕种地八垧，剩6垧全数被敌砍坏。大小老等窝群众共耕地六垧，如不被敌破坏，我们可得二三十石，但全数计算尚不足用，仍需努力征发。

    王云庆老人说，后期密营的主要职能、任务就是种地了。你这旮旯多少人，得种多少地，打多少粮，有数的，必须完成。我们土顶子密营男女老少5个人，种了3垧45亩，都是包米。饿呀，恨不得把那种子种到嘴里去，结果好多进山雀和花鼠子嘴里了。刚种上，山雀刨，花鼠子扒，小苗出土了也一样给你扒出来吃了。

    最可怕的还是敌人。

    老人说，因为不断补种，包米长得老少好几辈。7月底，最老的一辈那棒子上的水包米粒已经挺大了，我去5军3师密营办什么事回来，路过个小窝棚，进去歇歇脚。一袋烟刚抽完，听到脚步声。我把小烟袋掖腰上，匣子枪就端起来了，一脚踹开门，枪就响了。门口倒下两个，两旁也是敌人，他们不敢开枪，怕伤了自己人。我可“得把了”（有机会了），前面、左右突突着，这帮小子都往草棵里拱。迎面不远一个砬子似的陡坡，有几丈高，我一下子跳下去，滚得像球似的，被什么挡住了，爬起来再跑。跑不动了，趴那儿喘一阵子，寻思这下子完了，包米完了，密营也完了。抄近道紧赶慢赶，老远就听地里闹哄哄的，完啦！大都是伪军，有几个“白帽子”，吵儿巴火的，拿刺刀砍，用镰刀可地里划拉，看得心直淌血呀。我就剩两颗子弹了。那要是子弹足足的，能打死老多了。那也不行了，敌人只要发现那地，早晚非给你毁了不可，庄稼又没长脚不会跑。

    关于抗联在深山老林里开了多少荒，种了多少地，自己收获了多少，被敌人毁了多少，没有总的数字。而据笔者采访到的老人和见到的当年的文件资料，应该是多数都被敌人毁了。

    “不吃人饭，不拉人屎，不走人道”

    从下种之日起，山雀、花鼠子就跟你作对，庄稼成熟了，野猪、狗熊也来参战。防动物，防两脚兽的敌人，千方百计，千辛万苦，终于从兽口、敌手把点粮食抢到手了，出个叛徒不用说了，野猪、狗熊也来偷盗。你藏在什么地方，它们都能找到，连吃带糟蹋。2路军、3路军精心保存的一些文件，有的用油布包着藏在山洞里，有的放在坛子里埋在地下，也被拱得一塌糊涂。

    自然，它们也给抗联官兵提供了美味。

    北满、吉东密营的藏粮处，大都设置“地枪”，而且几乎都有斩获。把只步枪隐藏固定在较高地面上，抢托握把处安个小铁环，把根细铁丝拴在扳机上，向后穿过铁环，再向前拉过去，像绊马索似的绑在枪口对面的树干上，野兽经过绊上，枪就响了。

    周保中1936年7月10日日记中写道：“宋副官、殷庆祥击毙盗粮食之野熊重三百斤。”13日又说：“行军途中射杀黑熊一只，五枪皆中，屡仆屡起故也。”

    1941年1月4日，《边风翔、周云峰等给张寿篯的信》中说：“上次出发曾打来野猪十八口，肉约在数千斤，现在尚有一千八百来斤在八道梁子地方插着。”

    曹曙焰老人说，1933年下过头场雪，不知道为什么，山里野兽都下来了，老虎、野猪、熊瞎子、狼、鹿、狍子，还有田鼠，在梨树镇街里大摇大摆，横晃，不咬人，也不打架，老百姓都关门闭户。这是听人说的。亲眼见的，狍子、野猪一群群的。1937冬在密山五道沟，我见过一群几百只野猪，雪崩海啸似的跑过来，吓得我们几个人赶紧往树上爬，不然就让它们踩扁踏烂了。狍子好打，傻，“棒打狍子”嘛，何况枪了。山里、平原蚂蚁窝像坟包似的，有的比人还高，熊瞎子坐那儿吃得吧唧吧唧的。打熊瞎子得小心点儿，一枪没打着，或是打伤了，它恼了，有口气就跟你拼命。大野猪最难打。这东西总爱往树上蹭，蹭一身松树油子，叫“挂甲”，厚厚一层，真像铠甲似的。子弹稍微偏点儿，把它打个趔趄，就滑过去了，它龇着獠牙就奔你来了。那时“打围”的人，都讲“一猪二熊三老虎”，认为最凶的是野猪。实际上野猪伤人也最多，因为它的数量也多。

    1938年8月25日，《高禹民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意见书》中说：

    要学着过麒麟人的生活。

    “麒麟人”，当时又称“栖林人”、“奇林人”，即栖息、居住在山林里，以狩猎为生的鄂伦春人，在吉东又指以渔猎为生的达斡尔人。

    除了服饰、语言、风俗等等，抗联也真的成了“山岭上的人”（鄂伦春为通古斯语，意即“山岭上的人”）。只是新近成为“山岭上的人”与一直延续着人类原始生存状态的“山岭上的人”，又有所不同，其主要特征和生存手段的狩猎，越来越受到限制了。饥肠辘辘，眼瞅着美味在林子里溜达，有时却硬是不能扣动扳机。那时要讲这些动物也可能有灭绝的危险，几十年后国家还要颁布《森林法》，把它们分别定为几级保护动物，没人会信。新中国成立后，一首鄂伦春民歌，不是还唱“獐狍野鹿满山满岭打也打不尽”吗？任肚子怎么响，而不让枪响，是因为枪声可能引来敌人。

    王传圣开枪打死条几斤重的大鱼，受到杨靖宇批评。

    1940年5月18日，《王效明给周、赵总指挥的报告》中，谈到在独木河子的一次战斗时，说：

    这次战斗最大的缺点崔大队长负最大错误，在敌人搜索线内活动，白天不注意音响，讨厌蹲山，自己以为高枕无忧而去打鹿，以至于发现敌情以后刚跑下来，收拾东西迟慢，致被敌人围射，金政委孺弱被敌犬掣倒，枪尚未拿出来。

    游击队初期，“不抢不夺”，衣食普遍不如义勇军、山林队。1935年后渐趋一致，1936年后明显好于其他队伍。那时部队打几仗，回到根据地后两件事，一是老百姓弄“好嚼裹儿”热情款待，二是给官兵分发慰问品。有时还要加件事，搞台节目，慰问演出。

    如今一般村屯都有几家小卖部，那时是货郎担子，摇晃个拨浪鼓，走街串巷，这村那屯。屯子里住着抗联，那香烟、花生、糖果和光头饼子什么的，再来一担子也不够卖的了。各军官兵都有不叫津贴费的零用钱。1938年后，别说钱少了、没了，那些货郎和进山干各种营生的人，许多都是特务了。

    夏秋好办，野菜野果，还有蘑菇，柞树死了生木耳，活的长猴头，也算山珍了。只是什么样的山珍野味也不能代替粮食呀？没盐，把衣服脱下来放锅里煮，那衣服上身就没洗过，什么味儿呀？搁在今天不恶心死人了吗？那时要的就是这个，煮下汗碱，有点儿咸淡。当然还有虱子、虮子，用老人的话讲，是“一球子一球子的”。有的还有血，自己的，敌人的。

    后面将会比较详细写到的9军的郝凤武老人，在山里见到一堆梨，觉得挺奇怪。一是这梨怎么像驴粪蛋子似的发黑呀？二是附近也没梨树，哪来的梨呀？再一看，前面又一堆十几个。吃一个，面咕嘟的，不太是味儿。脱下衣服包回去，大家吃得差不多了，支队参谋长郭铁坚来了，说这是熊瞎子拉出来的，不是有句话“熊瞎子吃梨——整吃整拉”吗？吃得挺香的3路军参谋长李熙山，哈哈大笑：好哇，熊瞎子给咱们消毒了。

    老人说，那时看到敌人骑兵留下的马粪蛋子，掰开见个包米粒，也放嘴里，嚼得那个香呀。

    过去缴获多了，分给老百姓，老百姓还帮着搬运战利品。这回遍地的“集团部落”，缴获多了扛不动，缴获少了白跑，甚至赔了。饥一顿，饱一顿，饥时饿个死，饱时撑个死。

    抗联退到苏联后，吃饭限量，慢慢加量，不然那个装惯了野菜、树皮的胃承受不了。6军有个陆永久，山东人，大个子，每人每天400克面包，每顿两小片，他一口就下去了。晚上悄悄跑去食堂，这一顿海吃海喝呀。被发现了，赶紧送去医院洗胃。垂头丧气回来，说“白吃了”，就得名“白吃了”。

    陆永久是幸运的。在东北，有些人就撑死了。

    不能吃多了，可别撑死了。不用领导和同志们提醒，他自己什么都明白。可心里这么想着，嘴里这么说着，那“好嚼裹儿”就像长了腿似的，自己就进去了。

    老人们都说榆树皮最好吃，黏糊糊的，还滑溜。别的树皮一股怪味儿不说，关键是拉不出屎。就用树枝、枪探子抠。自己抠不出来，就撅着腚，互相抠。抠破的，肛裂的，脱肛的，那罪遭的呀。有的憋得嗷嗷叫，等到不叫了，八成就不行了。

    有道是“活人还能叫尿憋死”——尿憋不死，屎憋死了。

    王传圣等人过界后，照例要被审查。一个苏军中尉问他：你们过界时，边防军巡逻队的军犬，怎么竟然没发现你们？

    王传圣想了半天，道：是不是两年没进过人家，就在山里活动，身上没人味了，那狗鼻子就失灵了呀？

    郝凤武老人说，东北人骂人，说你小子不吃人饭，不拉人屎，不走人道，没人味了——我们那时就跟这话一点儿没差。

    1938年6月28日，《王汝起关于部队活动经过等给周保中同志信》中，说：“恐给养困难不能在此久待，今日出发准备十三天给养（大牛一条）。”

    比之打“集团部落”，打开拓团最好了。日伪对中国老百姓实行经济封锁，粮食和各种日用品定量配给，打进去还可能损害群众利益。开拓团就不同了，富足，粮食多，牛马也多。骑着马，赶着牛，心里格外踏实。步兵变骑兵，牛马能驮粮，还能吃呀。

    1940年10月20日夜，5军70多人袭击密山湖北站开拓团，1小时结束战斗，牺牲1人，毙敌10人，伤6人，俘4人，缴获步枪12支、棉花600余斤、马6匹、牛3头、粮食60余袋。

    1940年12月，《抗联第五路军（实为5军——笔者）一九四○年工作杂记》中说：

    由于大砬子出发后，因饥饿负伤、患病在道路上临时死亡者九名，王树忱、张志文、王云江、王学堂、张海楼、陈庆延、韩福恒、张贵山、张鸿林。

    周保中1942年2月22日日记中写道：

    第二支队一九四二年冬，王效明同志部队及人员损名单：

    王喜刚（饿毙）

    邱会进（饿毙）

    智国龙（饿毙）

    一九四一年宝清中心顶子饿死或失踪：

    李呈祥、孙玉阶、李在民、鲁道才、郑立堂、陈学山、于第伦。

    1941年夏末秋初，王效明率三十余人，从饶河县暴马顶子去依兰。因挠力河涨洪水，不得不绕远多走了一个月的路程，携带的给养吃光了。第一个饿死的是指导员李在明。这是个挺壮实的汉子，一路上经常带人在前面侦察、探路，付出的体力最大。接着是司务长老王和个炊事员。老王三十多岁，大个子，饭量特别大，同样的食物，别人吃八分饱，他才半饱。后来又陆续饿死几个。

    应该说，这是个挺不错的季节。四十多天行程，从夏天到秋天，野果从青涩到成熟，正是采蘑菇的季节，山沟小河里还有鱼、虾、蝲蛄。

    曹曙焰老人说，1941年春在饶河山里见个人，那人扭头就跑，说鬼呀，鬼来了。破衣烂衫，脸好像几辈子没洗了，头发耷拉老长，皮包骨，眼窝两个大窟窿。我们这些“鬼”不知不觉见惯了，别人冷不丁见了，不就是活见鬼了吗？人快饿死时，总掉裤子。裤带系在胯骨上，肚里没食，身上没肉，那胯骨就挡不住裤带了。你给他系，使劲勒，那腰像要勒断了似的，也照样往下出溜。裤子掉了，绊倒了，那人就难拉扯起来了。

    据说，广西十万大山中的负离子，在中国最高。不知完达山、长白山和大小兴安岭排位如何。如今，把这个世界污染了的人们，讲究回归自然，追求绿色。而无论在什么样纯自然、纯绿色的世界里，吃不上饭就要饿死，才是最自然的。

    郝凤武老人说，1940年春，山里还有雪，在克山县南边，队伍走不动了，支队长郭铁坚决定进屯子。进屯子就有吃的呀，大家来劲了，走不动就爬。太阳未卡山到了屯子边，郭铁坚拄着棍子喘了好一阵，说：大家伙儿都精神点，挺起来。能站起来就别四脚爬，能扔棍子的就两条腿走，要让老百姓看了长信心，知道咱们还能打日本子！

    老人说，也就一里来路，走了三个来小时，十来步就得喘上一阵子。进了屯子，那天已经黑黑的了。我跟着郭支队长进户人家，进屋是厨房，黑灯瞎火，手一下子碰到锅台上的一个破瓦盆，里面有黏糊糊的东西，是鸭食，或是鸡食。天冷，鸡鸭没吃了，冻了，晚上拿回来放锅台上，或灶坑边上，第二天还能吃。我顺手抓一把送嘴里，那个香啊，又抓了一把。

    “阵亡战士的可敬爱的肉体”

    董福基全家老少、温俭及其全家均鉴：

    本军于五天前绑架了你们的家属，但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杀害他们，而是要用你们的一部分财产充作我军的反日经费，我们不是以杀人为目的的。但是，如果你们置之不理，不准备财产，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对于目前仍在帮助帝国主义，相信日本人的势力，压迫和剥削老百姓的大地主等不知爱国甘当奴隶的冷血动物，格杀勿论。所以如果你们不属于上述冷血动物，就应该尽快来解决问题。日前曾命令董福基家于五天内提供内衣一百五十套，但并未执行，诚为怪事。现在，如明天上午仍不送到，将先将一名人质的耳朵切下来送回你家，如三天内不送到时，则将全部人质的头颅砍下来送回。一句话，如果爱钱就会失去人。

    速转告温家，同时告修、季家等三家，他们如果在明天之内不交财物，也准备先将人质的耳朵送还。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师第一团

    政治委员

    这里说的切耳朵、砍头颅，许多是做戏给敌人看的。不然，说你“通匪”、“照相”、“杀大沟”，老百姓就遭殃了。

    1936年11月，5军司令部崔东活、冯丕让、杨绍臣写的一封募捐信，应该说既普遍，又典型。开篇是“刘仲达先生惠鉴启者”，接着用一半篇幅说明“日寇倭贼蹂躏我白山黑水”，东北、全国的形势，抗联官兵如何与敌作战，然后写道：

    阁下为乡里人士之先导，明达时事，亡国奴之苟且生活，必不甘受，抗日救国之心志，亦必倍于常人也。因此，本军深盼阁下与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之大义，暗中活动，使乡党邻里悉心悉力，助我联军推展救国伟业。又以阁下既富有资财，应效卜式输将助国平寇之美举，助本军作冬季服装军需费用，是我军战士得饱暖，以利对抗贼军，则阁下同有救国光荣之绩也。区区五百之军费，出自阁下，虽非九牛一毛，谅不至吝啬不仁，置我人民同胞抗日救国应有之义务于不顾也。信到后五日答复，十日交款，以应本军紧急军需，幸勿观望。

    当时，各军及所属部队所到之处，几乎都会写这种信，通常都会得到响应。

    后来情况变了。

    当然过去通常都是要钱的，现在就是直接要粮了。

    1939年10月12日，《冯仲云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说：

    一九三八年来松江两岸之队伍大多被围深山密林，饥饿与寒冷，粮尽弹绝，整年树皮、青草、草根、松籽、马皮、石皮（苔藓——笔者）、人肉均为其难得而不能供给之食粮。

    同年11月26日，《张寿篯给高禹民、夏振华等的信》中说：

    虽然你们所率领导的是不稳固的部队，虽然是既无经费，又无粮食，缺乏地方组织的配合，又无群众关系，吃树皮，吞松子，嚼马皮，又吃了阵亡战士的可敬爱的肉体！

    无论什么样的军队，到了这份儿上还没有违纪行为，是不是就是天方夜谭了？

    1938年6月22日，《刘曙华关于军事行动等情况给周保中同志信》中说：

    我五、八军在依东买东西被人骗的钱总有五六百元之多，就是那老张家（买东西关系）搬家了，将该人之兄扣留队中，家中则声明不要了，“杀留随便，但钱是没有了”，所以经过我们讨论就将该人之兄处死刑了。

    有人矢志不渝，始终不遗余力地支援抗联。有人热血沸腾一阵子，看到红地盘没了，抗联被逼到大山里了，就心灰意冷了。有人当初就是不情愿的，现在更是唯恐避之不及了，有的就成了汉奸、走狗。

    而且，战乱、归屯、“粮食出荷”、“满洲馒头”等等，百姓日渐贫困，一些殷实人家也难堪重负。另一方面，抗联的腰包也瘪了，活动区域越来越狭窄，像老张家这样的“买东西关系”的选择余地，也越来越小，其可靠性自然也低。有的本来就是舍命不舍财的主儿，有的想拿钱赎命也拿不出来了。

    5军在宝清抓个人质，小孩，十二岁，叫朱振声，家里总也不拿钱来赎。敌人“讨伐”，部队转移，后来周保中让带去苏联，就算参加抗联了。漂亮，聪明，俄语学得可快了，大家都喜欢他，1944年得伤寒病死了。

    1939年9月11日，《周保中关于侦察敌情、筹备给养等问题给张镇华的信》中说：

    这类的事，处在现在状况之下是很难办的，敌情环境既非常限制，而我们的目的要求又很迫切，自然不能够一办就能顺利，有时弄到像曹操吃鸡骨头，吃着又无肉，扔了又可惜。可是你须了解一种要领：要求的额——目的不要过高，能办就办，不能办，或很迁延时间，就得立刻早早放弃，另作别的打算，即使有小利益也得割舍，不可贪恋流连。

    抓了人质，就得和人家联系，就等于有条线抓在人家手里。就算家人不向敌人报告，特务、坐探听到风声，就盯上你了。这种亏也没少吃。可有些时候，也只有这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胡一真老人说，1939年冬，在刁翎南边活动，小部队下山“打给养”，赶回来几匹马，是从老百姓家拉的。有匹马瞅着眼熟，这不是我们家那匹瞎马吗？我小妹换亲换来的。我摸着它的嘴，它好像还记得我，使劲舔我的手。领导批评他们，问我怎么办。我说人都这样了，也算它为抗日作贡献了吧。

    1939年6月21日，《冯仲云给金策并转中共中央北满省委的报告》中说：

    二十三团尚在绥滨西江套一带，该团自团主任徐果逃回军部后，连长亦逃亡，仅余队员现约二十余人，均已匪化，大概在秘密种大烟。该团是去年吃过人肉的部队，队员均系山东人，尚相当顽强。

    有老人说，最早吃人肉的，就是这个团，是6军的。他们被敌人包围在个江心岛上，打了几天，敌人上不去，他们也出不来。后来就算敌人放他们走，那人也走不动了。那时这种情况太多了。有些时候唯一可以使人活下去的，就是敌人的尸体，或者战友的遗体。或者饿死，或者生存，继续战斗，怎么办？

    胡真一老人说，5军接应过一只吃人肉的部队，10多个人，送到军部。听说他们吃了人肉，一些人去看，我也去了。把牺牲的战友吃了，这是些什么样的人呀？穿戴还行，就是瘦得不像样子，不说话，眼神木呆呆的。有人冲他们瞪眼睛，说吃得下去吗？他们还是木呆呆的样子，眼泪却哗哗淌下来了。我也哭了，不敢看了，走了。

    有几位老人谈到吃人肉的事。

    有人说某位老人吃过人肉。笔者试探着和这位老人唠起来，他叹口气，摇摇头。

    老人们几乎都回避这个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被贴大字报，说你吃革命烈士的肉，你的阶级感情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