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是个汉奸

    1935年6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杨、一师二团政治部主任张给司令部的报告》中说：

    三团不集合还好，一集合马上队员看看三团衣服整齐，就引起很大的动摇。

    队员有说“三团是县委亲儿子，二团是外来的”，当然这是可笑的话。

    抗联与八路军、新四军的诸多不同，是服装从未统一过，连一个军也难得清一色。这支部队能打仗，缴获多，这次缴获一批黑布，就统一做成黑色的。更多的时候，是什么颜色都有。当然也有军装，缴获鬼子、伪军的，还有伪警察的警服。

    “穷汉子，你别欢，打春还有40天。”这是笔者家乡辽东地区的民谚，说的是立春后还有40天好冷，而在北满那就是两个月也不止了。

    “太阳冒嘴，冻死小鬼”，是说太阳刚出来时最冷，把鬼都冻死了。今天东北人说天冷，是“贼冷贼冷的”，当年则是“嘎嘎冷”、“嘎巴嘎巴冷”这样的象声词——大地、冰面、树干冻裂了，“嘎嘎”响，“嘎巴嘎巴”直响。

    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南北大炕，老两口，中两口，小两口，现代人想象那多不方便呀？却有它的道理。你把它间隔成几个小屋子，炕头的房间挺热，炕梢那头就冻得受不了了。洞房花烛夜，东北好像没有“听房”习俗。且不说冬天趴在窗外会挨冻，有钱人家高墙大院进不去，就是夏天穷人家又能听到什么？同样，满族男人像女人一样穿大襟衣服，是因为大襟衣服保暖。冬天要扎条带子，扎前把棉袄使劲抿紧，就撅出一块，成了“撅腚袄”。而无论满汉男女，也无论冬夏棉单，那裤腰都挺高挺肥的，特别是棉裤。抓住裤腰往前一拽，然后向左或向右一抿，裤带就扎上了，叫“抿裆裤”。没有裤鼻儿，也没什么前开门、旁开门，裤衩、衬裤、衬衣什么的，对普通大众则是奢侈品。并非绑腿的腿带儿，是必不可少的，在裤脚上扎两圈。“撅腚袄”，“抿裆裤”，不看头脚，前后左右，女人没了形，男女都一样，暖和就行。

    如今辽中、辽东、辽南，特别是城市，且不说棉鞋、棉帽，连棉衣、棉裤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气候变暖是个原因，关键是从家门到上汽车再到单位，也就几十米、几百米的距离，而当年是离开家门就被风雪围裹着。冬天进山的猎户和在山里讨各种营生的人，除了“撅腚袄”、“抿裆裤”和狗皮帽子、乌拉外，必备的是老羊皮袄、皮套袖和皮裤筒子（又称套裤），腰后再绑块叫“屁挡”的狍子皮，或狗皮——每到冬天，抗联官兵最羡慕的就是这一套装备了。

    1937年，3军、6军用黄波罗树皮或柞树皮熬的水，把白布染成黄了吧唧的颜色，做成军装。尽管深浅不一，淋了雨把黄种人染的更黄了，而且着装的仍是所属的部分部队，却算多少有点儿军装的味道了。

    不过，后来可有点儿统一的味道了。从南满到北满，官兵大都穿着缴获的鬼子、伪军的服装，远远望去就像日伪“讨伐队”。

    1937年（无月日），《抗联第二军和第五军政治军事情况的材料》中，开篇即道：

    二军的队员养成刻苦耐劳俭朴的风气。可是队员的爱美好修饰，无论经济怎样困难，总是穿得很整洁，爱惜武器，保护枪械是无可比拟的。第五军的队员们爱惜武器、美好、整洁，不仅是上级领导教育影响的，主要的由于队员们以二军为榜样，自动地去模仿，就等于二军的队员对于军事学习和军队的生活管理等等从五军队员表现上去自动学习时一样。

    2军朝鲜（族）人较多，朝鲜族服饰好白色。一个酷爱白色的民族，是不可能不整洁的。可当时，从2军到同样“美好、整洁”的5军，以及其他各军官兵，已经成了什么样子呀！

    “撅腚袄”和“抿裆裤”，在林子里转上个把月，那棉花早开包没形了。鬼子那军装确实结实，军官黄呢子，士兵是小帆布，厚实得沉甸甸的，可用不上一个冬天，全成了破衣烂衫。衣襟、袖口、裤腿刮得丝丝缕缕的，连裤裆也刮烂了，其他不易刮坏处，露营时则被火星子烧得窟窿眼子。一场雨淋成落汤鸡，算是洗脸洗澡了。女人天性，有点儿空儿，会去河边洗洗涮涮。秋风起后，男女都一样。用老人们的话讲，那手像老鸹爪子似的，脸都是锅铁色，头发披到肩膀了，都“擀毡”（像毡子一样板结在一起）了。什么理发剃头呀，越长越好，等于多顶帽子，暖和呀！1940年后陆续退往苏联，怕带过去传染病，过界后都脱得一丝不挂，衣服烧了，洗个澡，再见面，你是谁呀？认不出来了。

    不断有媒体报道，湖北省神农架发现野人。有关方面多次组织科考队实地调研，一无所获。而从1938年开始的四年多里，“不吃人饭，不拉人屎，不走人道，没人味了”的东北抗联官兵，除了扛枪打鬼子，那模样和生存状态，与野人有多大区别？

    有资料说，当年东北的中南部，每年无霜期平均为150天，北满只有125天。今天的黑龙江，也是雪花飘半年。这样说比较抽象、概念，最冷时究竟能冷到什么样子？老人们说，那时没有天气预报，那时天比现在冷，现在估摸着，零下30多摄氏度是常事，腊月零下40多摄氏度不算啥。“头九不算九，二九冻死狗，三九四九石头裂口”。石头怎么冻裂口不知道，你瞅着小鸟飞着飞着就掉下来了，夜静树冻得咔吧咔吧响，冰面、地上冻裂的口子能别断马腿。

    有房子住时省衣服，鬼子军装穿一冬没问题，普通棉衣穿烂了，天也快暖了。待到天大房子地大炕，森林是故乡，普通棉衣有时两件也挺不过一个冬天了。

    吃粮拿命换，穿衣也一样。

    秋冬季作战，敌尸被扒得光溜溜的。

    秋风起，雪花飘，官兵还身着单衣，当领导的就满嘴燎泡了。

    没有棉衣，就熬不过这个冬天，队伍就会垮掉。

    服装我代为想办法，实在无着，进攻某地，以武力扒老百姓衣服，更换，穷的给大烟土换，富的没收。

    这是1936年11月16日，×××（笔者将姓名隐去，下同）给×××信中的文字。而这时距从1938年开始的更严酷的冬天，还有两年。

    1937年11月14日，《柴世荣、关书范关于敌情及我军状况等问题致周保中、宋一夫的信》中说：

    所谓抗日军的时令病不断的复发，军本部直辖部队三团教导团还没有发生这一时令病，但在南方部队二军五军三团一团，叛徒拐枪逃跑真是不一而足，自然是教育不够，是复发时疫病一重大因素，但一味是驻不着房子，打小休蹲山亦是促成这一病之动因，除非达到红军战士彻底觉悟程度亦许会消灭这一缺点。

    抗联老人说冬天是个汉奸，不光因为天气寒冷，老天爷“叛变”了，连土地爷也“投敌”了。大雪改变了景观和地势，山里清汤林子，平原一览无余，哪儿都难藏人，一动就留下痕迹。春夏秋三季，河流到处阻碍敌人，草甸子、沼泽地根本进不去。而今，大地冰冻如铁，敌人的汽车、爬犁撒着欢儿到处跑。

    前面说过，击垮义勇军的，不光是日寇，还有老天爷。

    特别是一些山林队，或是山林队改编的队伍，树叶一落，“时令病”就来了，觉得没别的路了。真投降的，假投降的，有的则插枪散伙了，说是待来年春暖花开聚拢起来再干。

    1937年1月17日，《王润成给中央代表团的报告》中说：

    这些队伍的投降，与以前不同。在以前投降，大半都是领袖分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欺骗下层群众投降，而这次则是因衣、食、住等问题无法解决，群众动摆，领袖又想不出办法。举例说吧，史旅的安团、刘营他们投降，是在三五年十二月与三六年一月前后，这时候讨伐队早已撤退了，可是没有棉衣穿没有房子住，一去征收给养就得打仗，并且无处去弄。为了这件事刘营长在密营里哭了三天，最后宣布谁能干，谁就领导这些人干，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离休前为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彭施鲁老将军，笔者采访时八十三岁，白发浓眉，目光有神，思维敏捷，谈吐文雅，学者风度。

    他1916年生于河南省武陟县一地主家庭，先后就读河南焦作中学和北平弘达中学，1934年入团，1935年入党，并于同年与在焦作中学的同班同学王静敏一起被派往东北。

    负责送他们去东北的交通员叫李义臣，山东人，在东北待过多年。三十多岁，中下个头，宽肩阔背，一张脸上方下圆，浓眉大眼，话少，好像不会笑。他的“身份”是个那时常见的江湖卖艺人，彭施鲁和王静敏是他的“徒弟”。出发前约定，沿途两个人尽量少说话，一切由“师傅”应付。

    从北平坐火车到山海关，过去叫出关，这回是“出国”——那边是“满洲国”了。

    “出国”自然麻烦，买张火车票，这证那件的，恨不能把你祖宗八代翻个底朝天。3个人找个小客栈住一夜，第二天早饭后背着行李卷迈动“11号”上路了。

    荒山野岭，乡间小路，晚上就在老乡家吃住。第三天傍晚，山冈上跑下几个人，喊着让他们站住。两个学生不明白怎么回事儿，傻呆呆地站在那儿。李义臣大喊：胡子，是劫道儿的胡子，快跑！眼看着跑不动了，李义臣拼命追上一辆马车，跟车老板商量，让两个学生爬上去，马狂奔，人狂喘。

    到了绥中县城，火车票就买好了。到长春后，又换乘去哈尔滨的火车，再坐长途汽车去方正。方正县就属“匪区”了，买票时盘查你去方正什么地方，找谁、干什么，还要把姓名写在车票上。

    彭施鲁原名王鹏华，王静敏原名王永谷。在北平动身前，李义臣说这不像东北庄稼人的名字，得改了。彭施鲁说我叫“王长庚”吧，李义臣说行。王静敏说我连姓也改了，叫“张永顺”。李义臣说叫“长顺”吧，“长庚”、“长顺”，听着更像师兄弟。一路坐车有伪警察盘问，住店来查夜，让你把随身那点东西抖搂一遍。改名换姓不说，还不能堂堂正正通过“天下第一关”，走荒山野岭绕太远。这回就要到“匪区”，参加自己的队伍了，两个热血书生激动不已，就出了点儿差错。

    下车时，那车门一边一个伪警察，李义臣拿着车票走在头里，盘问过了。问到一路上都叫“张长顺”的王静敏姓什么，就说个“姓王”。彭施鲁心头一紧，听到王静敏又回答“俺叫王长庚”，一颗心落了地，明白自己又得改名换姓，叫“张长顺”了。

    而笔者执意将彭施鲁放到这一章里介绍，是因为他这个抗联有太多与众不同的第一。

    出关第一夜，在老乡家里，他这个中原人第一次领教了东北的热炕头，烙得翻来覆去睡不着。而在那冰天雪地中露营的日子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抗战胜利后找个热炕头，美美地睡上一觉。

    到哈尔滨已过元旦，吐口痰，立刻在冰滑的地上冻成冰砣，就立刻想到那个“撒尿得拿根棍子敲”的传言。而这时他并不明白这滴水成冰的严寒，对他和东北抗联将意味着什么。

    到4军时，正是“冻掉下巴”的腊七腊八前后。在密营里，他见到刚缴获的冻得铅球、铁蛋样的橘子，更让他惊异、咂舌的是，非但没放进热水里化，反倒放在冷水里冰。约莫半个小时后，那橘子表面就结了层比铜钱还厚的冰，把冰敲碎，橘子就变得软软的了。官兵告诉他，要是放进热水里，橘子就烂了。人冻伤也一样，不能用火烤，而要用雪搓，把伤处皮肤搓红了，血流通了，就没问题了。

    4军新兵彭施鲁，一切从头起步。骑马、射击不用说了，吃饭、拉屎也得学。行军时，包米面大饼子要贴身揣着，不然就成铁饼了，一口几道牙印。有道是“小孩的屁股大酱缸”，天多冷，冻不坏。大人的屁股也挺抗冻，可生殖器呢？零下40多摄氏度，一会儿就危险了。要等到快憋不住时，赶紧蹲下，速战速决。

    看他冻得鼻涕拉碴的样儿，大家都挺可怜这个关里来的洋学生。有的劝他去做地方工作，有的说他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天大房子地大炕，多少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受不了冰天雪地中的饥寒交迫，有的离队回家了，有的叛变投敌了。而来自中原大地的热血男儿，就在这东北的大烟泡中，用战斗迎接胜利。

    六十三年后，老人说他能在东北抗战十年，首先要感谢“抗联第一宝——乌拉”。

    鞋底、鞋面是一整块牛皮，鞋面上有一凸起的半圆形的褶，鞋口钉着一圈鼻扣儿。先把一块挺大挺厚的布，叫“乌拉腰”，沿鞋口垫放进去，再把乌拉草絮进去，然后把裹好裹脚布的脚伸进去，就开始系乌拉带。乌拉带是根长两米左右、筷子粗细的麻绳，从鼻扣儿中穿过，系紧前先把裤腿抿紧，再用乌拉腰把裤腿裹住。那乌拉腰高及膝下，乌拉带一直绑上去，连绑腿都有了。

    零下40多摄氏度趴在雪地里，缴获的鬼子的大头鞋，个把小时就冻得猫抓狗咬似的。穿乌拉什么事没有，又轻快，绑上草绳子走冰雪道还不滑——不然，怎么算得“抗联第一宝”呀。

    只是在人类的鞋类中，这乌拉却是穿起来最费事的，快手也得半袋烟的工夫。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乌拉草一定要絮得均匀，展开一个窝儿，那脚伸进去可舒服了。彭施鲁个把小时也难搞利索，这儿薄了，那儿厚了，厚了硌脚，薄了冻脚。看人家乌拉带还在腿上打个十字花，走出十几里还是原样儿，他的一会儿就掉裤子似的堆到脚脖子上了。

    如今新兵入伍，首先是练队列。抗联没有这一说。而彭施鲁参加抗联的第一课，是学习穿乌拉——他必须首先学会怎样做个东北人。

    老人说，毛主席问他的卫兵李银桥，手重要，还是脚重要，李银桥说手重要。毛主席说不对，没有脚就不能走路，不能走路就不能革命。走路靠脚，脚靠鞋，东北冬天是乌拉。在东北，腿脚最多的不是枪伤，而是冻伤。脚是最容易冻伤的部位之一，多少人都是脚冻坏了呀。你意志再坚强，抗战再坚决，脚冻坏了，那人就废了。

    露营之歌

    白雪铺满大地，山中深及尺，挂满茂密参天之林木，野兽绝迹，鸦雀无声，静寂寒冽，宛若资本主义世界垂亡追悼之序幕。游击争战，最恶此景，抗日救国战士，犹着单一水鞋，日夜出没于寇贼倭奴之封锁线，其困苦颇甚。宁安军本部新移林口，诸缺准备，而日贼不断出扰，以此深为焦虑。

    这是周保中1936年11月11日日记中的一个自然段。

    老人们说，归屯前“讨伐”再紧，白天蹲山，晚上下山也能找个屯子睡觉。归屯后不行了，就是“天大房子地大炕”了。抗联进入艰苦时期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露营了。

    山里宿营，山沟背风，自然暖和，发生战斗，地形不利。山顶地势好，风大，冷不说，那火也刮得东倒西伏，还易被敌人发现。通常是在山腰选个平坦处，周围山上山下布上岗哨，有敌情首先抢占制高点。部署妥当，大家就忙活起来“打火堆”，就是锯树，砍柴火，弄堆火取暖，准备过夜。

    1938年后，“打火堆”几乎成了每天的必修课，任何一支部队都不能不随身携带斧锯，特别是锯，甚至比枪还重要。是那种两头窄、中间宽的“大肚子锯”，又叫“快马子”，一人来长，两人合用。选那种一人来粗，或者再细点的树锯，太粗了搬不动，太细了不抗烧。无论粗细，一个暴马子，一个刺松，这两种树不要，烧起来噼噼啪啪火星子四溅，烧人烧衣服。锯倒了，再截成一截一截的，大的两人抬，小的一人扛，或拖到睡觉的地场。把雪尽量清除，底下一层摆好，上面一层十字交叉放着，再一层也一样。一人来粗的木头，每层4根，摆放3层，能烧一夜。木头细了，就得加量。

    这都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开头不懂，弄几根木头堆那儿，下半夜就烧光了。或者锯些“站杆子树”，就是死了、干了还没倒的树，倒是好烧，也不抗烧。几根干木夹在中间做引柴，大都为湿木，这样打成的火堆抗烧，还有意外收获。那湿木烧起来两头咝咝响着冒白沫子，凉了形成黄糊糊的结晶，北满叫“木碱”，吉东叫“树胶”，有没有、有什么营养价值不知道，做“饭”时放锅里黏糊糊的，口感挺好。

    锅呀搪瓷盆子呀，或者鬼子的钢盔、猪腰子饭盒什么的，在火焰上方支架着，咕嘟得差不多了，管它粮食，还是树皮，热乎乎的弄一肚子，就在那火堆旁睡觉。

    有狗皮、狍子皮什么的铺上，没有就弄些树枝子。从头到脚系紧了、捂严了，每人都有个背篼子，枕着。枪放在身旁，或者也枕着。敌人偷袭，听到枪响，顺手抓枪，就地滚到大树底下，趴那儿，或站起来隐在树后射击。

    人少，那人就顺着火堆睡。人多，就把脚对着火堆，呈辐射状围一圈，那人一个个都弓成对虾似的，使劲儿朝一块儿挤。当然也自觉不自觉地往火堆上靠，靠得太近就危险了，有的就烧死了。有的没烧着，第二天早晨一碰，身子都硬了。

    抗联管露营叫“打小宿”。1938年前，是偶尔打次小宿，1938年后就是常态了，应该叫“打大宿”了。用一些老人的话讲，那时要住回房子，反倒成了“打小宿”。

    彭施鲁老人说，有部电影，抗联在雪地露宿，盖床被子。睡觉嘛，当然得有被子了，编导这么想的，观众也看不出毛病，我们就笑了，说哪来的被子呀。那时一般有件大衣，那时叫“大氅”，个别人有条同样烧得窟窿眼子的毯子，打几仗也丢了没了。那时一年四季就在山里滚，这山那山，这县那县，肚里没食，扛支枪都打晃，再弄床被子，潮了湿了，多沉？当然不排除某支部队打一仗，得床被子，盖几次，但在本质上是不真实的。你采访这么多人了，谁盖过被子？

    老人说，山里有废弃的炭窑，碰上一个，那就是天堂了。

    老人们都说，开头真受不了。挨火堆躺着，这边衣服烤煳了，那边身子透心凉。脚冲火堆的，你瞅吧，那人几乎都是一个姿势。两手插在胯裆里，身子使劲朝前“勾勾”（弓、弯）着，恨不能把脑袋也插进胯裆里。睡不着，冻醒了，就坐起来烤火，再不就蹦跳一阵子。飞禽走兽还有个窝呀洞呀的，咱这是算哪一类呀？还叫人吗？可这人哪，也真是种适应性动物。待到成了“野人”，老百姓说是“见鬼了”，那觉也睡得挺香了，觉得抗联就应该这样打小宿了。过去新兵上队，说当抗联打仗、吃苦，你怕不怕呀？这回就问：露营、打小宿，你受得了吗？

    朔风怒吼，大雪飞扬，

    征马踟蹰，冷气侵人夜难眠。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

    伟志兮，何能消灭！

    全民族，各阶级，

    团结起，夺回我河山！

    提起抗联，人们就会想到出自抗联人之手的《露营之歌》，是太自然了。

    各军大都有过帐篷，有缴获的，有自制的。杨靖宇还亲自设计过帐篷。“梳篦战术”，“壁虱战术”，野副“大讨伐”，三江“特别大讨伐”，有时一天几仗，连最宝贝的机枪都插起来了，那帐篷也就可想而知了。

    老人都说，不管天多冷，有火就行。

    《露营之歌》，一年四季分四段，哪一季都离不开火。春天是“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夏天是“烟火冲天起，蚊吮血透衫”，秋天是“草枯金风急，霜晨火不燃”，冬天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无论天多热，晚上山里也凉，雨后还有潮气，没火烘烤着，也冻不坏人，却能坐病。蚊子、小咬一团一团的，还有瞎虻，没烟火熏着也不行。无论什么季节，火还能吓阻野兽。

    老人们都说，那时人抗造，可再抗造也是人哪！胃病，腰腿痛，夜盲，烂裆，谁都难免，轻重而已。最要命的是抽筋，胳膊腿都抽，那人抽得嗷嗷叫，快勾勾成一团了。如今踢足球抽筋是累的，我们那时累呀饿呀潮呀，什么都有了。也像足球运动员那样，扳起腿抻巴抻巴，更重要的是用火烤。特别是冬天，干什么也离不开火，没火就完了。敌人来了，背着架着抬着跑。跑着跑着，觉得不大对劲了，一看，那人就不行了。

    曹曙焰老人说，有个牛奇中，脖子本来就长，外号“长脖子老等”（一种长脖长腿的鸟，学名“苍鹭”）。1940年夏在虎林一个草甸子里，一觉醒来，他说你看我是咋的了？大家吓了一跳，那脖子突然长出来一截，一尺多长了。我们几个人给他搓呀揉呀按的，那能管用吗？问他疼不疼，他说不疼。不疼也不行了，除了睡觉，总得一只手托着下巴，不然就支不住脑袋，说不定歪到哪边儿去了。那种不是人活的日子，什么稀奇古怪的病都有。到苏联后我还见到他了，还用手托着个下巴，这人后来不知到哪儿去了、怎么样了。

    “打火堆”当然也会引来敌人。有敌情，春夏秋没火也能将就，起码冻不死，冬天就难了。有时“讨伐队”就在附近，就去偷袭它，打仗可以御寒。有时一堆伤员，打不了，就寻个比较隐蔽的地方弄堆火，同时加强警戒。因为没有火，那人那一夜也完蛋了。饥与寒不同，人饿几天不会死，而冻死、冻伤，常常就是不知不觉间的一会儿工夫。

    1939年1月21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给高禹民的指示信》，开篇即是：

    远地送来亲爱的战友们饥饿的呻吟，寒冻的颤声，热情在我们周身澎湃。同志们坚毅清癯的瘦影在我们脑海中闪动。我们是朝夕关怀着你们，翘望兴安峰峦，可见巍岭绝壁严肃的仪容！白雪与寒风争厉！这真是象征着伟大事业的时期，我们紧握着拳头，誓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去与饥饿寒冻，去与万恶日寇拼杀！不达胜利誓不休！

    同年4月19日，《高禹民关于下江部队情况给省委负责同志的信》中说：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闯过一九三八年的寒冬及一九三七（九）年的冷春，战士均伸开疲倦之体，露出高兴的精神。

    用单立志老人的话讲，是：背阴坡的雪壳子擎不住人了，阳坡的雪化了，心里就觉得有底了，那人就算活过来了，又能跟鬼子干一年了。

    1934年夏，红25军在皖西北打下太湖城，缴获甚丰，官兵每人分得一把雨伞，大家乐坏了，说一把雨伞一间房呀。

    南方红军最难熬的是雨季，那天像漏了似的，行军作战，苦不堪言。

    东北抗联没留下一个建制连队。抗战胜利后的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12个主力纵队和特种兵、独立师，或多或少，大都有当年的抗联官兵，进关、南下，打到两湖两广。有老人说，到那地场一看哪，打游击太好了，四季都是绿的，冻不着，饿不着。

    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最苦的莫过于爬雪山、过草地了，可比之抗联呢？红军爬雪山用了多长时间？抗联是多少年？而草地，即被抗联老人称之为“漂筏甸子”的沼泽地，后面将会写到，敌人重兵“讨伐”时，就往草地里去，因为敌人不敢进、进不去。

    参加了长征的陆定一说过：“在1931年‘九一八’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后14年中，东北抗日联军的牺牲奋斗，最为惨烈。”

    1932年11月19日，多门师团侵占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夜间强行军，气温骤降，6000人冻伤，占全师团的1/3。

    才11月中旬，气温再低，能低到哪里去？零下20多摄氏度够了吧？

    五味川纯平在《战争和人》中，谈到日军如何穿防寒装：先在棉毛衫外穿上军衬衣和军衬裤（法兰绒制），再穿上军裤（呢绒的），外套（毛织）和防寒大衣（厚羊毛制成的皮大衣）。然后再穿上防寒皮套裤，膝盖以下打上防寒绑腿。脚上穿棉军袜，再穿上防寒靴。手上戴毛手套和防寒大手套，头上戴防寒帽，帽子里的毛线头巾把整个头包起来。脸部遮上防鼻，这是为了保护易受冻的鼻子。全部穿戴好后，露在外面的只有两只眼睛。

    这是在中苏边境线上巡逻的日军装束，抗联没少与这类鬼子打交道。即便南满日军的防寒装，与抗联也不可同日而语。敌人是倾“满洲国”之力保障供给，抗联一切都靠自己解决，而且，他们没有饥饿之虞。

    即便如此，日军也不断有冻死、冻伤的，更不用说被抗联拖来拖去，在大山里麻达山了。

    据说，当年日本鬼子看到《露营之歌》，也表示钦佩。

    “冻死的人笑模悠悠的，像在热炕头上睡着了”

    1941年12月2日，《抗联三路军九支队官兵履历表》中，林玉金，三十九岁，1939年2月入伍到6军3师保安连，担任过中队长、排长，“负伤次数及轻重”栏中“无”，“特征”栏中为“足指皆无，左小指有冻伤”。

    1939年（无月日），《张寿篯关于部队的活动情况及经费使用问题给金策的信》中说，“三月初二夜”，“王继周同志（前十一军二旅主任，五军派来的）以下六名冻死”。

    1940年2月24日，《团结给海山同志信》中说：

    在去年严冬之际敌情紧张时期，衣履不佳，饮食不周，除不得已送过江（苏维埃联邦负责同志费心代为收容救济）百名外，在两个月过程中加因为伤病饥饿，奇寒而死的四十余名。

    那时在东北，一场寒流过后，无家可归者成为街头死倒，平淡无奇。庄稼人的手，若不皴裂开一道道口子，那就不像个庄稼人了。“六个爪”、“王秃瓜子”、“李坏手”、“一只耳”，是男人而被称为“×小脚”，残废了，这才算得上冻伤的。而各地游击队从成立之日起，这类外号就不断地取代着一些人的名字。

    秋风起，在抓紧整治“时令病”的同时，防冻伤教育也提上议事日程。这时冻伤主要发生在行军、作战期间，特别是打伏击时。土生土长的都有一套防寒经验，对于像彭施鲁这样的，开头就得特别关照些。同时上身的棉衣，你的比别人破烂，就得说明理由。偶尔打次小宿，溅上火星子烧些窟窿眼子，或是抽烟不小心烧了一块，就要受到批评。再烧，就会受处罚，通常是罚站、打军棍。

    1938年前，冬棉夏单，各军基本都能做到。那也有冻死的，不多。之后就越来越多了，也不罚站、打军棍了——都成“野人”了，罚谁呀？

    离休前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总务长的李桂林老人，黑龙江省肇州县人，1940年8月参加3路军12支队36大队，没有任何过渡，离开家门，上队就开始“打火堆”。

    飘第一场冬雪那天，李桂林有些不舒服，也是太累了，听到“打火堆”三个字，就趴那一层薄雪的地上不想动弹了。大队长景芳，细高个，一脸黑胡碴子，一只胳膊负伤锯掉了，一只独臂将李桂林薅起来，吼着让他去弄树枝子铺“床”，“不然就处罚你”。

    1997年笔者采访时，老人七十三岁，平头白发，个头少说1.70米以上。他参军时还不满十五岁，长得也小，没支三八大盖高。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也是孩子呀！

    老人说，当干部操心受累呀。天还不大冷时，睡觉前要烤乌拉，先烤一只，烤好了穿上再脱另一只，主要是烤乌拉草。有的烤着烤着，身子一歪睡着了，就得赶紧把他弄醒，给他几巴掌。大家都睡了，有的迷迷糊糊往火堆前凑乎，当领导的就要把他拽回来。一般个把小时就冻醒了，没醒的，就得看看怎么回事。一眼没看到，就可能出事。有个田富，10个手指头都冻掉了，后来冻死了。

    王钧老人说，1939年10月下旬，我们12团的朱连长，带个战士马万海跑交通，去讷河县梁家窖送信。晚上“打火堆”，马万海烧得就剩个脑袋，朱连长两只脚烧没了。他爬了两天两夜，把信送到了，几天后也牺牲了。

    离休前为伊春市人大副主任的高玉林，与李桂林同岁，同年参加12支队，两人家相隔不到两公里。像李桂林一样，张口就是实事。

    老人说，有一回做梦，说做的大米干饭和猪肉炖粉条子，那个香呀。迷迷糊糊爬起来，就去火堆上抓，一只手烧得“糊巴烂啃”（形容烧得焦煳破烂的样子）的，现在还这么多疤。

    老人说，火也怕冻呀，你看那火苗是蓝色的，现在估摸着那气温就得零下40多摄氏度了，就得格外小心了，当领导的就不敢合眼了。最可怕的是秋末冬初、冬末春初那种雨夹雪天气，衣服湿透了，“打火堆”也不能脱下来烤，不冻死冻伤，八成也得病了。好人都难活，肚里没食，连饿带冻，还有个好吗？

    1军3师西征碰上的就是这种天气，不知造成多少非战斗减员。笔者见到的资料，都没提及这个问题。而本节前面引用的“王继周同志以下六名冻死”，就是雨雪纷纷所致。文件中还说“据说再延驰（迟）一小时的淫雨，就要冻死全队的三分之二”。

    李桂林老人说，大兴安岭的冬天，不下雪的时候不多，那雪齐腰深，过胯深，没膝盖算浅的。踩雪壳子走，一下没擎住，咔嚓掉下去。爬不上去，就用枪托砸雪壳子，在雪里往前拱，拱出的雪道像工事、战壕似的。有时一脚悬空，又掉进坑洼沟里。沟多深，雪多深，在底下扒雪，像老鼠掏洞似的往前爬、拱。拱不出去，没人拉扯，那就完了。

    彭施鲁老人说，行军中最容易冻伤脸和鼻子，休息时是手脚。先是疼，用东北人的话讲，是“冻得像猫咬似的”。像猫咬似的不怕，猫不咬了就是冻伤了，没知觉了。刚冻伤时皮肤发白，那是血管丧失功能，赶紧用雪搓能搓过来，等到发黑就不行了。过度疲劳和体温降低，会影响人的思维判断力，觉得不疼了，没事了，干部就得经常喊几嗓子，提醒大家互相瞅着点。晚上行军更得提高警惕，特别要盯住那几个体质差的人，派人重点照顾，不时清点人数。饿呀累呀掉队了，困得一头栽雪窝子里睡着了，一会儿就冻僵了。肚里没食，那人特别不抗冻，生命特别脆弱，说不行就不行了。

    老人都说，其他季节，饿了就睡觉，睡着就不饿了，有的再没醒来。冬天无论多饿多累，没打火堆不能睡觉，睡着了十有八九得完蛋，不死也残废了。

    曹曙焰老人说，1940年1月，我在桦川县南山里筹粮，2路军2支队政委姜信泰让我去宝清送封信。我和个朝鲜族机枪手金万义，等走到宝清和富锦交界处的山里，一下子傻眼了。山坡上十来个人，坐着的，蹲着的，躺着的不多，都冻死了。那穿戴，那头发，一看就是咱们的人。四处“撒目”（巡视），前面一个洼兜里又有几个，周围这一个、那一个的，还有一些。好多人那大腿和肚子，都叫野兽啃了、掏了。

    老人说，像我这样活下来的，谁没见过冻死、饿死的战友呀？可哪见过一下子冻死这么多呀？就我所知，1938年后冻死、饿死的，比战死的多。

    老人说他第一次见到冻死的人，是1936年秋天。他和连长王庆云率连到山外筹粮，买下老百姓地里的庄稼，掰包米棒子，割谷穗、高粱头，往山里背。干了几天变天了，雨夹雪，半夜回到密营，发现少了团部的孙副官，曹曙焰立即带两个人回去找。雨雪停了，北风像狼似的号叫，不知摔了多少跟头，在林子边找到了。孙副官坐在麻袋上，衣服铠甲似的，身子朝前弓着，两只手向前挓挲着，像在烤火，眼睛眯缝着，笑呵呵的。

    曹曙焰老人说，我乐坏了，以为这人还活着。喊他不应，上前一抱，吓一大跳，硬邦邦的。后来明白了，冻死的人和战死的不一样，突然中弹牺牲，那表情差不多瞬间就凝固了。冻死的人是笑面，笑模悠悠的。人临死时会有一种幸福感，觉得这个世界挺温暖。那冻死的人是不是要加个“更”字？我还见过敞着怀的，热得受不了了似的。

    王钧老人说，1938年，我们12团在通北拉拉屯筹粮后进山，离山还有几里路时，司务长刘殿福和班长韩九发冻死了。刘殿福抱着个塔头墩子当火盆，舌头都硬了，呼啦、呼啦“半语”（说话说不囫囵、完整）了，让我们先走，他烤热乎了再撵队伍。我们给他搓呀揉呀，做人工呼吸，怎么也没救过来。

    李在德老人说，冻死的人挺安详，刚冻死时脸上还有些微红。

    许多老人谈到冻死的人的脸上的笑容。

    1940年初，2路军2支队向虎林转移，有个叫王福实的兵掉队了，曹曙焰回去找，见他趴在雪窝子里一动不动。曹曙焰脱下手闷子试试，还有气。先是背，背不动了，就在没膝深的雪地上拖，拖不动了，就坐那儿喘。王福实说，指导员，你别管俺了，俺活不了了。一会儿说你给俺一枪吧，一会又说你把俺勒死吧。

    曹曙焰老人说，那时有碗热乎乎的子粥，他吃了就能走。他说得没错，他活不了了，谁也不能救他。但是，你不能走，只要他还有一口气，你就要陪着你的战友。这是个原则问题。然后给他弄座雪坟。

    许多老人谈到雪坟。

    单立志老人说，战场上，只要条件允许，烈士遗体是一定要背下来掩埋的，不能让敌人糟蹋。中国人讲入土为安。环境好时，买口棺材，或是用白布包裹好了埋了。要深埋，那坑怎么也得挖下去两米才行，不然狼呀什么的闻到味儿，能扒拱出来。1938年后就难了。用刺刀抠，拿手扒，弄出个能放进去人的坑，几个人也得喘上几气，用上半天工夫。有时找个坑洼处埋了。冬天冰天冻地的，那坑就更难刨了。有树洞最好了，放进去，能搬动的石头弄几块堵住洞口，搬不动就弄些雪盖上。敌人跟腚撵你，火化暴露目标，烧个人得多长时间？没别的法子，能做到的就是雪坟了。

    老人叹口气：抗联没留下几座坟哪。

    彭施鲁老人说，《国际歌》第一句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第一句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什么是“饥寒交迫的奴隶”？什么是“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那时不知道《义勇军进行曲》会成为国歌，可在那大山里，在雪坟前，我们就唱着这样的歌。有时连唱歌的劲儿都没了，用手捧起一座座雪坟，那心头也是这样的旋律。

    老人问我：你说，什么叫“抗联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