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章 大游击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张正隆 本章:第五十章 大游击

    到西荒去

    进入1938年后,以3军为首的北满联军连受重挫。

    6军2师师长陈绍宾一个口信(苏联要与日本开战,苏边防军负责人邀东北抗联主要领导人到苏研究配合行动问题——编者注),3军、6军两位军长过界苏联被关,3军1师、9师连同两位师长被苏联送去新疆,500精锐尽失。

    3月,3军3师、4师在依东的密营被毁,部队不得不向富锦、宝清、萝北一带转移。4月,2师师长关化新、4师师长陆希田相继牺牲。10师师长高士魁投敌,7师“九江队”、8师考凤林部叛变投敌。5月,10个师6000多人的3军,已减员2/3。

    使形势进一步急剧恶化的,是前面写过一笔的“三一五”大逮捕。十几个县的党组织被破坏,有的几乎全部损失,联军在下江的处境越发窘迫。

    当年6月初,北满临时省委在通河县境内召开会议,决定3军、6军、9军、11军向西北部的黑嫩地区实施大规模战略远征。

    黑嫩平原,即小兴安岭西南,大兴安岭以东,北(安)黑(河)路、呼(兰)海(伦)路以西的广阔平原。大、小兴安岭可为进出其间的依托,从三肇地区南下洮南、索伦,又可前往热河、关内。3军首次西征,冰趟子战斗后,赵尚志远见卓识,让6师师长张光迪率73团200余人,在海伦东山里建立后方基地。张光迪不辱使命,在当地站住脚跟,建立密营,其中有被服厂,还有储存了100多石粮食的粮库,既支援了3军主力继续北进,也接应了这次北满主力西征。

    几乎与2路军西征同时,北满联军踏上征途。

    首批西征部队150余人,在9军政治部主任魏长魁、原3军政保师师长常有钧、9军2师师长郭铁坚率领下,从依东出发,渡过松花江,向海伦挺进。途中战斗不断,魏长魁牺牲。常有钧、郭铁坚率部继续西进,分别于9月、11月到达海伦八道林子,与李熙山、张光迪的部队会师。

    第二批西征部队分两路,一路200余人,由6军参谋长冯治刚和2师师长张传福率领,一路300余人,由金策、侯启刚和6军3师代师长王明贵指挥,于8月上旬陆续出发。像首批西征部队一样,后有追兵,前有堵截,又一位重量级人物张传福牺牲。两个多月后,两路部队陆续到达海伦。

    10月下旬,由张寿篯和11军1师师长李景萌率领的第三批西征部队百余人,从宝清动身,年底进至小兴安岭西麓的海伦县境。

    第二批西征部队到达海伦后,10月15日,金策主持召开了3军、6军主要领导干部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李熙山、冯治刚、张光迪、王明贵、王钧、陈雷等。金策指出,为避免兵力过于集中,同时配合全国抗战,与八路军打通联系,北满临时省委要求已到海伦部队继续北征,依托大兴安岭向北,然后向西、向南挺进,以贯通关内外的抗日战线。会议决定,抽调官兵组织两支远征队,由李熙山负责筹建“江省西北临时指挥部”,统一领导、指挥向西北地区继续远征。其余部队在铁力、通北、海伦一带开展游击,同时在海伦后方成立短期训练班,加紧培训干部。另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是派人到讷河、绥化、庆城、肇州等地开展地方工作,建立党组织和反日会,发动群众进行抗战。

    成功的战略转移后,是极具战略目光的迅速的战略展开。

    离休前曾任黑龙江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陈雷,1936年初入党后就做地下工作。“三一五”大逮捕,佳木斯市委被破坏,他这位市委书记侥幸逃过一劫,不得不上队,被任命为6军组织科长,西征前到2师负责政治工作。

    老人说:

    出发当天下雨。西征一路,身上干爽的时候不多。江河涨水,骑马过河,拽着马尾巴过河,游泳过河。不会游泳,又没有马尾巴拽的,抓着拴在两岸的大绳,两手捯着过去。过梧桐河时,水急,那人就在水面上冲漂着,一把没抓住,眼瞅着那人浮沉几下就没影了。

    第三天晚上,走到鹤立河东南的一个部落黄花岗,里面驻守40多伪军。冯治刚指挥,突然袭击打进去,缴获几十支步枪和一批战马,还有粮食。马是坐骑,也是给养。隔了一天,进至鹤岗煤矿,目的也是打给养。周围都是电网,用大木杆把电网底下撬起来,钻进去。有内线领着,背出许多白面。

    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抗联没这一说,就是走哪吃哪。归屯前不愁肚子,归屯后就得打给养。一支部队出动,沿途需要在哪些地方打给养,可能付出多大代价,指挥员都得心中有数。这个季节远征,沿途有青包米,还能抠土豆吃,越走庄稼越成熟。

    张传福师长牺牲那天,我记得是农历七月十五。皓月当空,部队在黑金河的河坝下宿营。我和他在堤坝上各搭了个帐篷,他的帐篷里还点着蜡,在看什么。我把马鞍子卸下来当枕头,迷迷糊糊刚睡着,枪响了,炒豆似的,掷弹筒也咣咣响。

    敌人抢占了西北方向咱们哨兵放哨的山头。我爬出帐篷,趴在堤坝上打了几枪,一发炮弹飞来,觉得忽悠一下子就什么不知道了。醒来后,有人扶架着还能走,张传福是用毯子兜着抢下来的,抬出几里地后就不行了。

    过了汤旺河,进入小兴安岭,最难的是爬倒木。一人合抱、两人合抱的原木,横七竖八的,叫“倒木圈”,绕不过去,有的从下边能钻过去,多数得爬。上面长满苔藓,又湿又滑,先把枪和背篼扔过去,双手使劲够着爬过去。太高太大的,就得有人推着送过去,地上都是腐叶,也摔不着,就是费时费力。还有“吊死鬼”,就是挂在树上的折断的朽木,刮风,或是有点儿震动,就掉下来砸伤人。再就是“闹瞎塘”,前面得有人拿刀开路,费时费力费衣服,到海伦时那人都跟要饭花子似的。

    离休前为广州空军后勤部营房部副部长的卢连峰老人,富锦县花马街基别力山人,1937年2月参加抗联独立师,即后来的11军。

    老人说:

    我们家原是有名的卢家大院,我两岁时叫胡子抢了,败了。我八岁放牲口,揽各家的牛马骡驴,还有猪,一个牲口放一年给7个铜板。1936年夏天后,独立师到我们那一带活动,有个隋德胜团长,来了就住在我们家。熟了,他说你别给牛马骡驴当“官”了,给我当传令兵吧。那年我十五岁,长得小,使大劲也没1.50米。上队没几天,见到李兆麟,他说这是谁家的小孩伢子,没杆枪高,趁早打发了。我吓坏了。团长说逗你玩,你还当真了。

    听说西征,到西荒去,许多人开小差了。

    走时就下雪了,先没脚脖子,再没膝盖,山沟里深处齐裆。那雪壳子擎不住人,人马就在雪里蹚。开头一天能走70多里,后来就30里、20里了。不知道上级怎么想的,早点儿也行,晚点儿也行,偏偏赶上这么个时候,越走雪越大,越走天越冷。山里有碓房子,碰上也住不下多少人,大都打火堆。过了乌拉嘎河,一些人就不行了,都是冻伤,大都是脚,不能走了,留在碓房子里。留点儿吃的,伤养好了再撵部队。怎么撵呀?还能找着吗?

    雪大,马也走不动,又饿,扒开积雪让它吃点儿草。人也饿呀,马饿倒了就杀,马鞍子背着,背不动扔了。肚里没食,更不抗冻。我的脚也冻坏了,右脚跟烂到骨头了。到海伦后,3军有个叫“刘铁脖子”的,给我“扎古”(治疗)。他跟敌人骑兵拼刺刀,脖子被砍一刀,没死,脖子歪了,叫个“刘铁脖子”。他弄几个像蘑菇似的气包,里面是锅铁色的灰面子,和香油熬了,拿酒泡了,糊好了。这时什么招没有,赶上杀马,割块带血的马皮糊上。团长问我能不能挺住,我问还有多远,他说也就几天的路程。要是再走上十天半拉月,肯定得留那儿了,八成没今天了。

    那时讲话“三个死”,打死、饿死和冻死。我记得我们西征到海伦,一路上没打什么仗,就是冻坏了,比打仗遭罪多了——那时打仗算个啥呀?

    当吉东2路军西征失利,南满因程斌叛变,1路军顿陷险境之际,北满联军胜利抵达目的地。

    南满、吉东、北满,唯北满的西征是成功的。

    1939年10月12日,《冯仲云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说:

    一九三八年冬、一九三九年春顺利地展开了嫩江、讷河一带之新形势。在队伍进一步努力之下,有可能达到西兴安岭而以之为根据地。

    现在嫩江下游望奎、肇州、林甸、拜泉……等各县,现在敌寇除交通线较便而外,统治尚是闲散,尚未归成集团部落。仅东部沿山一带巴、木、庆、铁、绥、海、通各地结成了集团部落之封锁线。

    争取西部大界队伍能自由活动及新形势之展开。如果能完成这一任务,则队伍之发展将无可限量,必能给与国内抗战以有力之帮助和呼应。

    对前途估计如此乐观,是因为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新的战争舞台,相当于今天的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和黑河西南部的黑嫩地区,日伪“统治尚是闲散”。而“闲散”两个字对于东北抗联来说,已是久违的过去时了,是“九一八”事变后的几年间,各地党组织谈及当时形势时常用的。至于“闲散”到了什么程度,就是许多地区还没有建设“集团部落”。

    张寿篯运筹帷幄

    北满临时省委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因人员难以凑到一起,分别于1939年1月19日和4月12日,在铁力、通河两地召开。会议决定,“将中共北满临时委员会之‘临时’二字除掉,而直称为中共北满省委员会”。“选举金策、张寿篯、冯仲云三同志组织新省委。而以金策同志担任北省书记,张寿篯同志任组织部部长,冯仲云同志担任宣传部部长”。“决定正式改选北满抗联总部,而正式成立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并成立三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由张寿篯同志担任,总参谋长由许亨植(李熙山——笔者)同志担任,李华堂同志任三路军总副指挥(暂不发表)。”“许亨植同志担任三军军长,张兰生同志担任三军政治部主任。金策同志不再担任三军政治部主任。张寿篯同志担任六军军长,不再担任六军政治委员。冯仲云同志担任政治部主任”。“特派冯仲云同志到下江担任省代表之工作,及张寿篯同志到龙北担任省代表责任”。

    5月30日,在五大连池的德都县朝阳山后方基地,3路军正式成立。

    3路军能在西荒的山野平原纵横驰骋,固然因为敌情闲散,首先还在于干部的目光,特别是省委和总部的当家人的果敢、智慧。

    1934年初,作为满洲省委军委负责人,张寿篯曾巡视并领导海伦特别支部,又巡视通北至绥化和呼海铁路的工人运动。当时,马占山刚从海拉尔退往苏联,日寇占领铁路沿线,沿途兵荒马乱一阵子后,开始沉寂。但是,马占山的一些同僚、部下藏匿当地,伺机待动。这里幅员辽阔,居民稀少,日伪统治闲散,山里有许多木业金厂,与遍地的“集团部落”的下江不可同日而语。3路军的到来,自然会引起敌人注意,加紧“治标”、“治本”,但要达到下江那种程度,尚需相当时日。已经有了7年斗争历史的抗联,只要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是大有可为的。

    10月28日,《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密令(元号)》中说:

    目前敌人鲜(显)然集结于讷东一带,而我们主力部队又多在此地“猬集”,这种现象对于冲破敌人“讨伐”方面多有不利的条件,故本部指令教导队暨十二团渡河南去,以便能分散敌人力量,使我们能遥相呼应,故指令人民抗日先锋队配合八团,仍留讷嫩一带活动。

    进行广泛的宣传工作,加紧给群众做解释工作,无情提高中国人民、鞑子等民族抗日救国信心,救亡雪耻的决心。务须动员人民,自动的在各方面援助本军,并将群众组织起来,特别在较好的区域里,秘密建立人民抗日自卫队(不脱离生产的游击队——参看王康信),将人民广泛的武装起来。

    积极开展新区,努力争取军事胜利,精细派群众探听敌人防所、车站,采用迅速秘密的行军、猛烈坚决的动作解决敌人。在火线上拼命,企图解除敌人的武装,是有危险的,不能是经常现象,只能说在一定条件下,才有可能,慎重之,灵活运用游击战术,多准备给养,提高队员生活。

    同一天,作为3路军总指挥兼6军军长,还有一份《东北抗联第六军司令部训令——关于冲破和粉碎敌人的“讨伐”计划》,具体部署冬季作战。

    受命于危难的张寿篯,在朝阳山总部运筹帷幄,指挥若定。

    提起张寿篯,就不能不想到他和于天放、陈雷创作的《露营之歌》。

    1942年9月10日,《张寿篯独立活动经过(履历自传)》中说:

    我厉行革命工作已经十余年,无论在秘密工作和游击斗争中……未发生过任何动摇,在任何艰巨环境中,都保持自己积极忠实去实现党的指示和命令的原则。

    冯仲云在《李兆麟将军斗争简史》中说:

    他曾经挨过了五十多天的饿,这是一九四○年夏秋之间的事。

    他的征服及背囊,虽然数次被子弹穿透,但是他并没有一次负伤,所以抗联同志都称他为“福将”。

    这位福将看到了抗战胜利,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

    金策主张继续“突开新区”

    1940年9月15日,《金策意见书——关于对第三路军行动和东北党组织统一领导问题》中说:

    我们的队伍,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条件之下不灵敏的,不果断的,不及时的去重新计划新方向,不重新布置去突开新区,那就不但不能发展,而且有极大的危害。现在我们正处在这样的关键时期了,客观的形势要求,使我们队伍一多半必须在新的计划之下,向新方向重新布置,去突开新区,建立新的游击据点。

    “满洲没有二年以上的游击区”,侯启刚常说的这句受到批判的话,其实是有事实为依据的。

    从珠河游击队成立,开创哈东游击区,到1935年秋东进下江,正好是两年光景。3军在哈东闹大了,敌人就下工夫对付你了,“治标”、“治本”,使你无法立足。在下江也是一样。敌我力量的极度悬殊,使抗联不可能保持长久的游击区、根据地。下江就那么大块天地,原地游击,动作再大,也是在敌人的包围圈里打圈子。赵尚志明了这一点,之前两次主动率军西征,突开新区,牵制、调动敌人,掩护了下江联军,也为3路军开启了希望之门。

    游击战的胜利,永远是在运动中取得的。宏观上是大游击,微观上是小游击,具体到一次战斗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样的奇袭,恋战,久留一地,都会吃大亏。

    3路军主力已在西荒展开两年了,袭防所,打部落,攻县城,毁铁路,沉寂的西荒又成了抗战的沸点。敌人的办法,仍是下江的那一套。我们呢?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西荒不同于东荒,地域辽阔,回旋余地大。敌人在这里建部落,我们到那里去游击,不断地突开新区。此时东北的广大农村,所谓敌人统治薄弱处,就是还没有建立“集团部落”的地方。

    关于吉东、北满1938年的西征,都有中高级干部持不同意见。这也是2路军西征失败的原因之一。如金策所说,在旧区活动,“地理道路熟习,上级机关近,经常给他们设法与领导”。远征新区,正好相反,困难多多。可比之突开新区可以接近群众这一条,旧区的一切优长,新区的一切困难,都相形见绌,不在话下了。

    在《金策意见书》中,他要求“南河队伍多半以上避开旧区,利用今年青纱帐远征到景星区去建立新的根据地”,“北部第三支队务要冻河以前以后,远征到甘南,建立新游击区和后方,并建立与帮助地方工作与景星部队相呼应,保存与发展其实力”。

    据说,赵尚志临走前有话,他若半年不回来,3军可另选军长。

    有人提议金策当军长,金策说我不懂军事。

    从东荒到西荒,因腿脚负伤而难得离开根棍子的金策,有点儿瘸的步履,永远是那么坚定、沉着,走一步,看两步。

    侯启刚说:“尚志走后北满党就没有了形成以一个人为中心的权威领导者。”

    一些老人说,金策担任北满省委书记,1941年7月又担任3路军政委,那是众望所归。他是个成熟的革命家。那时我们叫他“老金策”,提起他就觉得心里踏实。

    “我混(浑)身充满着希望、信念、热情、勇敢”

    深厚的雪层已在融化,坎坷的大地露出片片的黑土,春风挟着刺骨的峭寒吹澈了阿穆尔江的坚冰。是一九四○年三月下旬,我混(浑)身充满着希望、信念、热情、勇敢,领着一个小的队伍,在一个黑夜横跨辽阔的黑江,回到我十年来浴血奋斗的满洲前线。

    甲乙两套《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看到开篇的景物描写,不用看作者名,就知道出自冯仲云之手。

    冯仲云去苏联参加了后面将会写到的第一次伯力会议归来,“山中积雪没胫”,更有受蒙蔽的鄂伦春人袭扰,又饿了几天肚子,终于率领这支小小的队伍到达了3路军总部。之后,先是北上与内蒙古毗邻的讷河,又南下绥棱东部山区,再渡过大小呼兰河到达庆城、铁力、木兰地区。“统计这半年,我到达了三路军每个支队,到过总指挥部与北省,参加一时期的平原战争,参加了圣浪站及克山县城的击破,足迹遍小兴安岭、东兴安岭之西部、嫩江平原之东部,行程四千余华里,将新原则指示之精神,传遍北满各部队及北满党各地方党组织。”

    1933年5月,他去南满传达“1·26”指示信。一件青布大褂,一双胶鞋,一顶半旧的礼帽,一副乡下小学教员打扮,说是个小商人也行。在吉林特支传达指示信时,出了叛徒,险些被捕。从烟筒山到小城子,差一角钱买不了车票,就在雨中跋涉。在玻璃河套碰上伪军马队,慌乱中跳进河里,只把鼻子以上露出水面,有水草掩护,好歹躲过一劫。归来时刚出玻璃河套山口,路边草棵子里蹦出两个伪军,枪上刺刀明晃晃的。押到连部,早编好的一套嗑还没说完,连长上来就是一耳光子,说红军里的南蛮子都是大官。押送营部,营长听他讲完了,说杨靖宇就是个南蛮子,你的官也小不了。他认为这回死定了,想起妻子儿女,还把临行前要喊的口号都想好了。没想到午饭后,营长下令把他放了,还问他是回红军那儿,还是去吉林。

    来回路上,他尽量少说话。一张口就是个南蛮子,容易使人起疑,没承想还有这个作用。找到海龙游击队,这回可以放声讲了,党支部8个人,只有书记是汉族。书记把他的南方话,磕磕巴巴翻成山东话,再由懂汉语的朝鲜(族)同志,同样磕磕巴巴地翻成朝鲜话。

    那时,他听不懂东北乡下的土话,农家的一切都使他好奇,最不习惯的还是火炕,翻来覆去睡不着。而在参加革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未想过那刀呀枪的会与他有什么关系。而今,遭遇战,他会迅速地拔枪射击,指挥队伍展开,抢占制高点。那感觉,就像在课堂上挥动教鞭,在黑板上书写数学公式。

    跋涉了崎岖的羊肠小道,攀越过崇山峻岭,在筋疲力尽、气喘汗流的情形之下,正当着残日斜晖、宿鸟归急时分,达到了高成禄碓营。

    读着冯仲云的这类触景生情的文件开篇文字,我们不难想见不再为这样那样的“路线”斗争所烦扰,全身心地投入拯救民族的战斗中时,这位6军政治部主任、3路军政委的心头,是怎样地“充满着希望、信念、热情、勇敢”。

    而且,透过那副1000多度的近视镜片的目光,也是那么深邃,富于见地。

    1939年5月12日,《冯仲云关于青纱帐后深入群众加强地方工作给金策同志信》中说:

    韩团长、黑山活动的部队应该增加数量,相当时机中准备成立马队,一定在高粱起来时能深入大界绥化一带呼西活动,用最机密××(原文两字无法辨认)耐劳的骑兵游击战术去接近群众,改善群众关系,取得军事胜利,取得武装和经济,吸收新的力量扩充队伍,这是非常必要的。当然青纱帐未起时还不应深入活动,那是冒险的,但是现在就应该准备。

    据说,冯仲云生前曾写过很重要的关于3军、6军、3路军的回忆录,笔者未能见到。

    金策、张寿篯留存的东西,自然就更少了。

    本书写作中,始终都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不知道的、今天已经无从知道的那些东西,可能恰恰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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