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西荒去

    进入1938年后，以3军为首的北满联军连受重挫。

    6军2师师长陈绍宾一个口信（苏联要与日本开战，苏边防军负责人邀东北抗联主要领导人到苏研究配合行动问题——编者注），3军、6军两位军长过界苏联被关，3军1师、9师连同两位师长被苏联送去新疆，500精锐尽失。

    3月，3军3师、4师在依东的密营被毁，部队不得不向富锦、宝清、萝北一带转移。4月，2师师长关化新、4师师长陆希田相继牺牲。10师师长高士魁投敌，7师“九江队”、8师考凤林部叛变投敌。5月，10个师6000多人的3军，已减员2/3。

    使形势进一步急剧恶化的，是前面写过一笔的“三一五”大逮捕。十几个县的党组织被破坏，有的几乎全部损失，联军在下江的处境越发窘迫。

    当年6月初，北满临时省委在通河县境内召开会议，决定3军、6军、9军、11军向西北部的黑嫩地区实施大规模战略远征。

    黑嫩平原，即小兴安岭西南，大兴安岭以东，北（安）黑（河）路、呼（兰）海（伦）路以西的广阔平原。大、小兴安岭可为进出其间的依托，从三肇地区南下洮南、索伦，又可前往热河、关内。3军首次西征，冰趟子战斗后，赵尚志远见卓识，让6师师长张光迪率73团200余人，在海伦东山里建立后方基地。张光迪不辱使命，在当地站住脚跟，建立密营，其中有被服厂，还有储存了100多石粮食的粮库，既支援了3军主力继续北进，也接应了这次北满主力西征。

    几乎与2路军西征同时，北满联军踏上征途。

    首批西征部队150余人，在9军政治部主任魏长魁、原3军政保师师长常有钧、9军2师师长郭铁坚率领下，从依东出发，渡过松花江，向海伦挺进。途中战斗不断，魏长魁牺牲。常有钧、郭铁坚率部继续西进，分别于9月、11月到达海伦八道林子，与李熙山、张光迪的部队会师。

    第二批西征部队分两路，一路200余人，由6军参谋长冯治刚和2师师长张传福率领，一路300余人，由金策、侯启刚和6军3师代师长王明贵指挥，于8月上旬陆续出发。像首批西征部队一样，后有追兵，前有堵截，又一位重量级人物张传福牺牲。两个多月后，两路部队陆续到达海伦。

    10月下旬，由张寿篯和11军1师师长李景萌率领的第三批西征部队百余人，从宝清动身，年底进至小兴安岭西麓的海伦县境。

    第二批西征部队到达海伦后，10月15日，金策主持召开了3军、6军主要领导干部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李熙山、冯治刚、张光迪、王明贵、王钧、陈雷等。金策指出，为避免兵力过于集中，同时配合全国抗战，与八路军打通联系，北满临时省委要求已到海伦部队继续北征，依托大兴安岭向北，然后向西、向南挺进，以贯通关内外的抗日战线。会议决定，抽调官兵组织两支远征队，由李熙山负责筹建“江省西北临时指挥部”，统一领导、指挥向西北地区继续远征。其余部队在铁力、通北、海伦一带开展游击，同时在海伦后方成立短期训练班，加紧培训干部。另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是派人到讷河、绥化、庆城、肇州等地开展地方工作，建立党组织和反日会，发动群众进行抗战。

    成功的战略转移后，是极具战略目光的迅速的战略展开。

    离休前曾任黑龙江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陈雷，1936年初入党后就做地下工作。“三一五”大逮捕，佳木斯市委被破坏，他这位市委书记侥幸逃过一劫，不得不上队，被任命为6军组织科长，西征前到2师负责政治工作。

    老人说：

    出发当天下雨。西征一路，身上干爽的时候不多。江河涨水，骑马过河，拽着马尾巴过河，游泳过河。不会游泳，又没有马尾巴拽的，抓着拴在两岸的大绳，两手捯着过去。过梧桐河时，水急，那人就在水面上冲漂着，一把没抓住，眼瞅着那人浮沉几下就没影了。

    第三天晚上，走到鹤立河东南的一个部落黄花岗，里面驻守40多伪军。冯治刚指挥，突然袭击打进去，缴获几十支步枪和一批战马，还有粮食。马是坐骑，也是给养。隔了一天，进至鹤岗煤矿，目的也是打给养。周围都是电网，用大木杆把电网底下撬起来，钻进去。有内线领着，背出许多白面。

    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抗联没这一说，就是走哪吃哪。归屯前不愁肚子，归屯后就得打给养。一支部队出动，沿途需要在哪些地方打给养，可能付出多大代价，指挥员都得心中有数。这个季节远征，沿途有青包米，还能抠土豆吃，越走庄稼越成熟。

    张传福师长牺牲那天，我记得是农历七月十五。皓月当空，部队在黑金河的河坝下宿营。我和他在堤坝上各搭了个帐篷，他的帐篷里还点着蜡，在看什么。我把马鞍子卸下来当枕头，迷迷糊糊刚睡着，枪响了，炒豆似的，掷弹筒也咣咣响。

    敌人抢占了西北方向咱们哨兵放哨的山头。我爬出帐篷，趴在堤坝上打了几枪，一发炮弹飞来，觉得忽悠一下子就什么不知道了。醒来后，有人扶架着还能走，张传福是用毯子兜着抢下来的，抬出几里地后就不行了。

    过了汤旺河，进入小兴安岭，最难的是爬倒木。一人合抱、两人合抱的原木，横七竖八的，叫“倒木圈”，绕不过去，有的从下边能钻过去，多数得爬。上面长满苔藓，又湿又滑，先把枪和背篼扔过去，双手使劲够着爬过去。太高太大的，就得有人推着送过去，地上都是腐叶，也摔不着，就是费时费力。还有“吊死鬼”，就是挂在树上的折断的朽木，刮风，或是有点儿震动，就掉下来砸伤人。再就是“闹瞎塘”，前面得有人拿刀开路，费时费力费衣服，到海伦时那人都跟要饭花子似的。

    离休前为广州空军后勤部营房部副部长的卢连峰老人，富锦县花马街基别力山人，1937年2月参加抗联独立师，即后来的11军。

    老人说：

    我们家原是有名的卢家大院，我两岁时叫胡子抢了，败了。我八岁放牲口，揽各家的牛马骡驴，还有猪，一个牲口放一年给7个铜板。1936年夏天后，独立师到我们那一带活动，有个隋德胜团长，来了就住在我们家。熟了，他说你别给牛马骡驴当“官”了，给我当传令兵吧。那年我十五岁，长得小，使大劲也没1.50米。上队没几天，见到李兆麟，他说这是谁家的小孩伢子，没杆枪高，趁早打发了。我吓坏了。团长说逗你玩，你还当真了。

    听说西征，到西荒去，许多人开小差了。

    走时就下雪了，先没脚脖子，再没膝盖，山沟里深处齐裆。那雪壳子擎不住人，人马就在雪里蹚。开头一天能走70多里，后来就30里、20里了。不知道上级怎么想的，早点儿也行，晚点儿也行，偏偏赶上这么个时候，越走雪越大，越走天越冷。山里有碓房子，碰上也住不下多少人，大都打火堆。过了乌拉嘎河，一些人就不行了，都是冻伤，大都是脚，不能走了，留在碓房子里。留点儿吃的，伤养好了再撵部队。怎么撵呀？还能找着吗？

    雪大，马也走不动，又饿，扒开积雪让它吃点儿草。人也饿呀，马饿倒了就杀，马鞍子背着，背不动扔了。肚里没食，更不抗冻。我的脚也冻坏了，右脚跟烂到骨头了。到海伦后，3军有个叫“刘铁脖子”的，给我“扎古”（治疗）。他跟敌人骑兵拼刺刀，脖子被砍一刀，没死，脖子歪了，叫个“刘铁脖子”。他弄几个像蘑菇似的气包，里面是锅铁色的灰面子，和香油熬了，拿酒泡了，糊好了。这时什么招没有，赶上杀马，割块带血的马皮糊上。团长问我能不能挺住，我问还有多远，他说也就几天的路程。要是再走上十天半拉月，肯定得留那儿了，八成没今天了。

    那时讲话“三个死”，打死、饿死和冻死。我记得我们西征到海伦，一路上没打什么仗，就是冻坏了，比打仗遭罪多了——那时打仗算个啥呀？

    当吉东2路军西征失利，南满因程斌叛变，1路军顿陷险境之际，北满联军胜利抵达目的地。

    南满、吉东、北满，唯北满的西征是成功的。

    1939年10月12日，《冯仲云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说：

    一九三八年冬、一九三九年春顺利地展开了嫩江、讷河一带之新形势。在队伍进一步努力之下，有可能达到西兴安岭而以之为根据地。

    现在嫩江下游望奎、肇州、林甸、拜泉……等各县，现在敌寇除交通线较便而外，统治尚是闲散，尚未归成集团部落。仅东部沿山一带巴、木、庆、铁、绥、海、通各地结成了集团部落之封锁线。

    争取西部大界队伍能自由活动及新形势之展开。如果能完成这一任务，则队伍之发展将无可限量，必能给与国内抗战以有力之帮助和呼应。

    对前途估计如此乐观，是因为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新的战争舞台，相当于今天的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和黑河西南部的黑嫩地区，日伪“统治尚是闲散”。而“闲散”两个字对于东北抗联来说，已是久违的过去时了，是“九一八”事变后的几年间，各地党组织谈及当时形势时常用的。至于“闲散”到了什么程度，就是许多地区还没有建设“集团部落”。

    张寿篯运筹帷幄

    北满临时省委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因人员难以凑到一起，分别于1939年1月19日和4月12日，在铁力、通河两地召开。会议决定，“将中共北满临时委员会之‘临时’二字除掉，而直称为中共北满省委员会”。“选举金策、张寿篯、冯仲云三同志组织新省委。而以金策同志担任北省书记，张寿篯同志任组织部部长，冯仲云同志担任宣传部部长”。“决定正式改选北满抗联总部，而正式成立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并成立三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由张寿篯同志担任，总参谋长由许亨植（李熙山——笔者）同志担任，李华堂同志任三路军总副指挥（暂不发表）。”“许亨植同志担任三军军长，张兰生同志担任三军政治部主任。金策同志不再担任三军政治部主任。张寿篯同志担任六军军长，不再担任六军政治委员。冯仲云同志担任政治部主任”。“特派冯仲云同志到下江担任省代表之工作，及张寿篯同志到龙北担任省代表责任”。

    5月30日，在五大连池的德都县朝阳山后方基地，3路军正式成立。

    3路军能在西荒的山野平原纵横驰骋，固然因为敌情闲散，首先还在于干部的目光，特别是省委和总部的当家人的果敢、智慧。

    1934年初，作为满洲省委军委负责人，张寿篯曾巡视并领导海伦特别支部，又巡视通北至绥化和呼海铁路的工人运动。当时，马占山刚从海拉尔退往苏联，日寇占领铁路沿线，沿途兵荒马乱一阵子后，开始沉寂。但是，马占山的一些同僚、部下藏匿当地，伺机待动。这里幅员辽阔，居民稀少，日伪统治闲散，山里有许多木业金厂，与遍地的“集团部落”的下江不可同日而语。3路军的到来，自然会引起敌人注意，加紧“治标”、“治本”，但要达到下江那种程度，尚需相当时日。已经有了7年斗争历史的抗联，只要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是大有可为的。

    10月28日，《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密令（元号）》中说：

    目前敌人鲜（显）然集结于讷东一带，而我们主力部队又多在此地“猬集”，这种现象对于冲破敌人“讨伐”方面多有不利的条件，故本部指令教导队暨十二团渡河南去，以便能分散敌人力量，使我们能遥相呼应，故指令人民抗日先锋队配合八团，仍留讷嫩一带活动。

    进行广泛的宣传工作，加紧给群众做解释工作，无情提高中国人民、鞑子等民族抗日救国信心，救亡雪耻的决心。务须动员人民，自动的在各方面援助本军，并将群众组织起来，特别在较好的区域里，秘密建立人民抗日自卫队（不脱离生产的游击队——参看王康信），将人民广泛的武装起来。

    积极开展新区，努力争取军事胜利，精细派群众探听敌人防所、车站，采用迅速秘密的行军、猛烈坚决的动作解决敌人。在火线上拼命，企图解除敌人的武装，是有危险的，不能是经常现象，只能说在一定条件下，才有可能，慎重之，灵活运用游击战术，多准备给养，提高队员生活。

    同一天，作为3路军总指挥兼6军军长，还有一份《东北抗联第六军司令部训令——关于冲破和粉碎敌人的“讨伐”计划》，具体部署冬季作战。

    受命于危难的张寿篯，在朝阳山总部运筹帷幄，指挥若定。

    提起张寿篯，就不能不想到他和于天放、陈雷创作的《露营之歌》。

    1942年9月10日，《张寿篯独立活动经过（履历自传）》中说：

    我厉行革命工作已经十余年，无论在秘密工作和游击斗争中……未发生过任何动摇，在任何艰巨环境中，都保持自己积极忠实去实现党的指示和命令的原则。

    冯仲云在《李兆麟将军斗争简史》中说：

    他曾经挨过了五十多天的饿，这是一九四○年夏秋之间的事。

    他的征服及背囊，虽然数次被子弹穿透，但是他并没有一次负伤，所以抗联同志都称他为“福将”。

    这位福将看到了抗战胜利，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

    金策主张继续“突开新区”

    1940年9月15日，《金策意见书——关于对第三路军行动和东北党组织统一领导问题》中说：

    我们的队伍，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条件之下不灵敏的，不果断的，不及时的去重新计划新方向，不重新布置去突开新区，那就不但不能发展，而且有极大的危害。现在我们正处在这样的关键时期了，客观的形势要求，使我们队伍一多半必须在新的计划之下，向新方向重新布置，去突开新区，建立新的游击据点。

    “满洲没有二年以上的游击区”，侯启刚常说的这句受到批判的话，其实是有事实为依据的。

    从珠河游击队成立，开创哈东游击区，到1935年秋东进下江，正好是两年光景。3军在哈东闹大了，敌人就下工夫对付你了，“治标”、“治本”，使你无法立足。在下江也是一样。敌我力量的极度悬殊，使抗联不可能保持长久的游击区、根据地。下江就那么大块天地，原地游击，动作再大，也是在敌人的包围圈里打圈子。赵尚志明了这一点，之前两次主动率军西征，突开新区，牵制、调动敌人，掩护了下江联军，也为3路军开启了希望之门。

    游击战的胜利，永远是在运动中取得的。宏观上是大游击，微观上是小游击，具体到一次战斗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样的奇袭，恋战，久留一地，都会吃大亏。

    3路军主力已在西荒展开两年了，袭防所，打部落，攻县城，毁铁路，沉寂的西荒又成了抗战的沸点。敌人的办法，仍是下江的那一套。我们呢？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西荒不同于东荒，地域辽阔，回旋余地大。敌人在这里建部落，我们到那里去游击，不断地突开新区。此时东北的广大农村，所谓敌人统治薄弱处，就是还没有建立“集团部落”的地方。

    关于吉东、北满1938年的西征，都有中高级干部持不同意见。这也是2路军西征失败的原因之一。如金策所说，在旧区活动，“地理道路熟习，上级机关近，经常给他们设法与领导”。远征新区，正好相反，困难多多。可比之突开新区可以接近群众这一条，旧区的一切优长，新区的一切困难，都相形见绌，不在话下了。

    在《金策意见书》中，他要求“南河队伍多半以上避开旧区，利用今年青纱帐远征到景星区去建立新的根据地”，“北部第三支队务要冻河以前以后，远征到甘南，建立新游击区和后方，并建立与帮助地方工作与景星部队相呼应，保存与发展其实力”。

    据说，赵尚志临走前有话，他若半年不回来，3军可另选军长。

    有人提议金策当军长，金策说我不懂军事。

    从东荒到西荒，因腿脚负伤而难得离开根棍子的金策，有点儿瘸的步履，永远是那么坚定、沉着，走一步，看两步。

    侯启刚说：“尚志走后北满党就没有了形成以一个人为中心的权威领导者。”

    一些老人说，金策担任北满省委书记，1941年7月又担任3路军政委，那是众望所归。他是个成熟的革命家。那时我们叫他“老金策”，提起他就觉得心里踏实。

    “我混（浑）身充满着希望、信念、热情、勇敢”

    深厚的雪层已在融化，坎坷的大地露出片片的黑土，春风挟着刺骨的峭寒吹澈了阿穆尔江的坚冰。是一九四○年三月下旬，我混（浑）身充满着希望、信念、热情、勇敢，领着一个小的队伍，在一个黑夜横跨辽阔的黑江，回到我十年来浴血奋斗的满洲前线。

    甲乙两套《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看到开篇的景物描写，不用看作者名，就知道出自冯仲云之手。

    冯仲云去苏联参加了后面将会写到的第一次伯力会议归来，“山中积雪没胫”，更有受蒙蔽的鄂伦春人袭扰，又饿了几天肚子，终于率领这支小小的队伍到达了3路军总部。之后，先是北上与内蒙古毗邻的讷河，又南下绥棱东部山区，再渡过大小呼兰河到达庆城、铁力、木兰地区。“统计这半年，我到达了三路军每个支队，到过总指挥部与北省，参加一时期的平原战争，参加了圣浪站及克山县城的击破，足迹遍小兴安岭、东兴安岭之西部、嫩江平原之东部，行程四千余华里，将新原则指示之精神，传遍北满各部队及北满党各地方党组织。”

    1933年5月，他去南满传达“1·26”指示信。一件青布大褂，一双胶鞋，一顶半旧的礼帽，一副乡下小学教员打扮，说是个小商人也行。在吉林特支传达指示信时，出了叛徒，险些被捕。从烟筒山到小城子，差一角钱买不了车票，就在雨中跋涉。在玻璃河套碰上伪军马队，慌乱中跳进河里，只把鼻子以上露出水面，有水草掩护，好歹躲过一劫。归来时刚出玻璃河套山口，路边草棵子里蹦出两个伪军，枪上刺刀明晃晃的。押到连部，早编好的一套嗑还没说完，连长上来就是一耳光子，说红军里的南蛮子都是大官。押送营部，营长听他讲完了，说杨靖宇就是个南蛮子，你的官也小不了。他认为这回死定了，想起妻子儿女，还把临行前要喊的口号都想好了。没想到午饭后，营长下令把他放了，还问他是回红军那儿，还是去吉林。

    来回路上，他尽量少说话。一张口就是个南蛮子，容易使人起疑，没承想还有这个作用。找到海龙游击队，这回可以放声讲了，党支部8个人，只有书记是汉族。书记把他的南方话，磕磕巴巴翻成山东话，再由懂汉语的朝鲜（族）同志，同样磕磕巴巴地翻成朝鲜话。

    那时，他听不懂东北乡下的土话，农家的一切都使他好奇，最不习惯的还是火炕，翻来覆去睡不着。而在参加革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未想过那刀呀枪的会与他有什么关系。而今，遭遇战，他会迅速地拔枪射击，指挥队伍展开，抢占制高点。那感觉，就像在课堂上挥动教鞭，在黑板上书写数学公式。

    跋涉了崎岖的羊肠小道，攀越过崇山峻岭，在筋疲力尽、气喘汗流的情形之下，正当着残日斜晖、宿鸟归急时分，达到了高成禄碓营。

    读着冯仲云的这类触景生情的文件开篇文字，我们不难想见不再为这样那样的“路线”斗争所烦扰，全身心地投入拯救民族的战斗中时，这位6军政治部主任、3路军政委的心头，是怎样地“充满着希望、信念、热情、勇敢”。

    而且，透过那副1000多度的近视镜片的目光，也是那么深邃，富于见地。

    1939年5月12日，《冯仲云关于青纱帐后深入群众加强地方工作给金策同志信》中说：

    韩团长、黑山活动的部队应该增加数量，相当时机中准备成立马队，一定在高粱起来时能深入大界绥化一带呼西活动，用最机密××（原文两字无法辨认）耐劳的骑兵游击战术去接近群众，改善群众关系，取得军事胜利，取得武装和经济，吸收新的力量扩充队伍，这是非常必要的。当然青纱帐未起时还不应深入活动，那是冒险的，但是现在就应该准备。

    据说，冯仲云生前曾写过很重要的关于3军、6军、3路军的回忆录，笔者未能见到。

    金策、张寿篯留存的东西，自然就更少了。

    本书写作中，始终都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不知道的、今天已经无从知道的那些东西，可能恰恰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