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章 西荒抗战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张正隆 本章:第五十一章 西荒抗战

    再远征

    汤原游击队的老队员王钧1938年7月任6军2师11团政治部主任。

    老人说:

    西征到海伦不久,就开始远征。我们是第一支远征队,由3军3师8团、6军2师11团、12团、9军2师5团组成,由3军政治部主任常有钧和我们师参谋长韩铁汉率领,北上通北、北安、克山一带开辟游击区。10月初,天凉了,得赶紧行动,等大雪捂地就难了。

    走到北边一个王八脖子山头,眼前一下子敞亮起来。西边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不到牛羊,狍子横冲直闯。有几只傻乎乎闯进队伍里,1连长曹玉奎手疾眼快,一把抱住一个。我的传令兵蒋全,说“狍子穿队不吉利”。曹玉奎乐呵呵地道,管他吉利不吉利,反正今晚有狍子肉吃了。

    我没闻到狍子肉的香味,更不会想到马上就要大祸临头,只是看着眼前荒凉的大草原,想着这就是西荒啊。

    那时管草原、平原叫“大界”。在下江,咱们也进出平原、大界,一般都是夏季青纱帐时期,也不会待多长时间。其他季节,特别是冬天,山里都难藏身,大平原光溜溜的,敌人有汽车、爬犁,还有飞机,那不是干吃亏吗?你算算,抗联11个军,哪个军不是在山区发展起来的?胡子也是一样。“山林队”、“山林队”,离开山林就成不了队。长期在山林游击,山边游击,对平原地区有种畏惧心理,现在就要在这里摆开战场,这也确实是个新问题。我这人爱琢磨问题,带兵打仗也不能不琢磨问题。

    过个叫“一撮毛”的地方,快到通北县境了,部队停下做饭,师部传令兵叫我去开会。师部在个炭窑,几间木头房子,我进屋就被几支枪逼上了,把我的枪下了。韩铁汉叛变,事前没有任何迹象。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儿呀?韩铁汉恶狠狠地道:我瞅你碍事,要毙了你!

    我说:我就是犯了多大错误,你也没权枪毙我这个团政治部主任,得常主任说了算!

    “李坏嘴”说:你见不到常小个子了。

    我又吃了一惊:常有钧是不是已遭毒手了?

    这时,我的传令兵蒋全,在炭窑下边一条大沟的南沿,可着嗓子喊饭好了,让我回去吃饭——就是这一嗓子救了我。

    我也得喊,让蒋全知道韩铁汉叛变了,赶紧回去报告。刚喊出几个字,这帮浑蛋一阵拳打脚踢,把我推到西边一个炭窑里,就跑下去抓蒋全,又奔11团去了。看押我的两个小子见人都跑了,嘀咕一阵子,也撵去了。我找到炭窑把头,问他见没见到常主任。把头叫李万山,我叫他李大爷。他说他们在后山坡上打死个人,个不高,挺硬气,临死前还喊什么“万岁”。我跑去一看,正是常有钧,早牺牲了。

    我抱着常有钧的遗体,怒火中烧,心乱如麻。但我知道,我必须立即赶回去向上级报告。叛徒的危害太大了,谁知道他们还要干什么呀。

    天黑了,有狼呜呜叫,很快跟上来几只,绿荧荧的眼睛鬼火似的闪动着。碰上单身行人,狼会特别兴奋,盯住不放。这东西挺鬼,喜欢从背后袭击人,还会把两只前爪搭你肩膀上,你一回头,就咬住你的喉咙。我早有准备,临走带把镰刀,砍棵树棵子扛着,右手攥着镰刀,狼要从前面发动攻击,那就只有拼了。

    有狼跟着走路快,还不觉累,天亮后赶到3军密营。我走后不久,韩铁汉他们就到了,想把女兵抢了,分给部下当老婆,见有防备,没敢动手。我又奔去八道林子、南河,向许亨植、冯治刚报告了,冯治刚派我到12团当政治部主任。

    我们又来到“一撮毛”那边的炭窑,见到把头李大爷。我算定韩铁汉得去通北县城投降,让李大爷去趟县城,把情况搞清楚。两天后李大爷回来了,说明天上午10点来钟,在南大岗举行受降仪式,日本守备队和县里的大官都去,小学生不上课,去欢迎。

    第二天拂晓前,部队隐蔽在南大岗东南侧的一片树林子里。9点来钟,先是日本守备队的汽车来了,站岗的,搬桌椅的,布置警戒、会场。一会儿,伪县长和日本参事官这些头头脑脑的也到了,距我们也就500来米的样子。10点来钟,叛队从我们左侧的张大房子过来了,韩铁汉这个败类骑匹黄马走在前面。待叛队和鬼子的距离与我们差不多时,我一挥手,枪响了,会场上人仰桌翻,乱成一团。

    这一仗打得这个痛快呀,我们打鬼子,鬼子打叛队,叛队也向鬼子开起火来。

    陈雷老人说:

    我们是第二支远征队,目的地更远,是北安北面的德都、讷河、嫩江一带,再向北就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了。部队是3军3师8团1连、6军1师6团,不到100人,张光迪和我分别为军政负责人。

    开头在山里行军,后来都是草原,地平线上能见到起伏的山冈、馒头状的山包。刚到西荒,没经验,觉得那山包不远,寻思到那儿宿营,结果怎么走也走不到。不是有句话,叫“望山跑死马”吗?

    第一次战斗,是半个多月后在北安东边的木狗河,河湾处有顶挺大的白帐篷。一路没有敌情,荒草甸子也无处躲避,张光迪说不管它。李敏的哥哥李云峰,是6团政治部主任,说肯定是敌人,快把那面破旗拿出来。那时部队都预备着“满洲国”旗,弄根棍子举着。帐篷口有个人,四十多岁,围个围裙,向我们走来。那地方见到人稀罕哪。我们穿的是3军被服厂做的新衣服,远瞅着跟伪军差不多,近了就觉出不对了。我们实话实说,又问帐篷里是什么人。他说是日本人的测量队,都有枪,还有机枪,让我们快走。走出几里地,后面枪响了。无遮无拦的荒草甸子,没有地形地物可利用。张光迪笑笑,说点火,拿火攻。

    西北风挺硬,我们顶风行进。那草有半人多高、一人来高,干得一碰哗哗响,见火就着,身后黄糊糊的荒草甸子,一会儿就烧得黑糊糊、光溜溜的。也不知道上来多少鬼子,烧没烧死,烧死多少,反正连个鬼影也没了。

    张光迪是河北人,珠河游击队的老队员。高个,长脸,话不多,胆子大,又有道眼,总是不慌不忙的,打仗是把好手。

    10月底,我们越过北黑铁路,进入德都县北部,就是今天的五大连池市。这里属大兴安岭山前丘陵,多火山地貌,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可那时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两个字“荒凉”。到处是岩浆冷却后形成的带蜂窝状小孔的黑石头,棱角像刀似的,上面长着青苔,一跐一滑的,那腿脚和身上划的那口子呀。大家都骂,说西荒怎么还有这种破地方呀。

    在五大连池的三池子附近,见到个石头垒的窝棚,当地人叫“渔房子”。主人姓王,五十多岁,帮我们烧水、做饭,领我们到五池子南岸的大渔房子去住宿。又提着灯笼,和几个渔民下池子凿冰捕鱼,都是金黄色的连池鲤鱼。第二天早饭,池水炖池鱼,吃得这个香呀。

    西荒荒凉,人烟稀少,敌情闲散,敌人也少。可与下江最大的区别,还在于这里大都没有归屯,见到老百姓,也不用担心是不是敌人安插的特务、密探。抗联能和群众在一起,那不就像鱼有了水吗?就觉得西荒来对了。

    问题也来了。敌人什么时候盯住了我们这支远征队,说不清楚,也不难想到,也不能说没有准备。可是,沿途没有地方党组织,老百姓帮我们,也只能解决眼面前的问题。前面敌情怎样?后面追兵多少?到了哪里?不知道。结果,11月中旬进至嫩江县东部的松门山,吃了大亏。

    山下就有人家,还有个日本人的伐木场,“讨伐”队也在山下,不知道,在山顶打火堆宿营。天亮时,敌人从南坡摸上来,第一声枪响炸耳根子,接着就响成一锅粥。张光迪观察敌情,一颗子弹飞来,是颗炸子,把胸前棉衣炸得稀烂,鲜血直流,好在没伤到要害。这时要撤还来得及,可我们想占据有利地形,消灭敌人,命令3军8团1连占领西边的一个山头,正暴露在敌人火力下,几乎全部牺牲。

    第二天晚上,我们翻山越岭,直线距离也走出百余里了,寻思敌人追不上了,刚坐下想吃点儿饭,敌人上来了。下半夜,在座山上,敌人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包抄上来。张光迪指挥部队阻击敌人,向南面撤退。山陡,抱着枪往下滚。

    之后我们就不分昼夜一股劲地走,在嫩江县四站东北甩开了敌人,又被飞机跟上了。先来一架,在我们头上盘旋侦察,又来两架,俯冲扫射。荒草甸子,有山也不大,积雪尺把厚了,无处躲藏,就坐在雪地上对空射击,怎么打也打不着,又伤亡一些人。

    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天上还有飞机,远征队就剩40多人了,再打回去不可能了,前进又会怎样?还有伤员怎么安置?

    临行前只有个大概的路线,过北安后每一步都是第一步,见人就得问路。这时,有老百姓告诉我们,那儿离黑龙江就30来里了,隔江就是苏联。不经上级批准过界去苏联,会被视为逃跑行为,要受处分的。可是为了保存这支队伍,也没别的路了。

    王钧老人说:

    除掉叛徒,已是10月中旬,雪下半尺深了,我们还穿着单衣服,剐得“破狼破虎”(破烂不堪)的,胶鞋也好多露出了大脚指头。西荒冬天这个汉奸,比东荒还“砬茬”(有“精明”、“有本事”、“泼辣”等多种意思,这里应为“厉害”),再挺上10天半拉月,老天爷就把我们灭了。

    那时那地方叫“北安省”,“省会”在北安县城,就是现在的北安市。敌人知道,这个季节抗联不可能深入平原作战,就死死地封住山边的屯子,不让我们进去,要把你冻死、饿死。

    西北40多里外有个四平街,像个镇子似的大屯子,有不少大院套。天快亮时赶到那里,命令2连、1连从东西两面包抄,我带3连和团部直插中间。狗叫一阵子进去了,没有自卫团,也见不到大院套,都是“光腚房”(没有障子、篱笆墙的房子)。我眼珠子都要急冒了,肯定走错地方了。敲开门一问,这地方叫拉拉屯,四平街还在西边差不多10里地呢。

    我找到十家长,让他通知每户来个人,到他家开会。我首先讲“俺们不是胡子”,是从东荒过来的抗日联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抗联”、“共产党”,老乡听不大懂,说到我们是打日本子的队伍,都明白,挺高兴,嘁嘁喳喳的。我说你们看到了,我们还没穿上棉衣,希望大家伙儿给凑点,旧的破的都行。两个十家长挺好,帮我们张罗。棉衣、棉裤、狗皮帽子、乌拉,还有油渍麻花的老羊皮袄,抱来放在炕上地下。都是穷人,就20多户人家,还差远了,那也是尽力了。我给乡亲们抱拳施礼,让各连把衣服领回去。党员不分,分到一件的人,把换下来的分给别人。

    还得弄棉衣,这回是连马一块弄。西荒那地方,敌人都是骑兵,连屯子里的伪自卫团也是骑兵。大草原,没马玩不转,冬天更没辙。日伪军一出动就是骑兵、爬犁,你累得狗爬兔子喘的,它一撒欢儿就追上你了。龙镇附近的讷漠尔伪自卫团是全鞍马,通北县东南有个日本开拓团,马挺多。1连、3连由两个连长率领,去打开拓团,我带2连和团部去讷漠尔。这回挺顺利,都让我们缴械了。

    骑在马上,那人心里特别踏实。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咱跟敌人也不差啥了。棉衣、棉裤、狗皮帽子,许多人还有大衣。枪也比过去好了,弹药充足。

    我们从龙镇北边出发,顶风冒雪越过北黑铁路,经过龙门山、尾山、五大连池,进到嫩江县。又越过嫩江,向西到了内蒙古的巴彦旗。一路上忽东忽西,打防所,缴自卫团,袭击日伪军,横扫嫩江平原。个把月左右,又掉头南下,回到北安。北满省委和3路军总部给我们划定的游击区域,是通北、北安、克山一带,向北就越界了——我们已经越界了。

    李兆麟来了,嘴巴、眉毛和帽耳上都是白霜、冰凌。我们挺高兴,他心情也挺好,说:王钧,你搞得不错呀,都成骑兵了,还去嫩江溜达一圈。

    那时,我就琢磨这平原游击怎么打。去嫩江转了一圈,又是最难熬的隆冬季节,算是试探一把,觉得真行,有信心了。

    1939年1月中旬,冯治刚率领6军教导队和12团北上,去龙江北部的德都、讷河、嫩江开辟游击区。我们越过讷漠尔河,来到田家船口,在田家大院田景春家吃早饭,边吃边跟田景春和伪屯长唠嗑,了解敌情。冯治刚就决定在那儿打一仗,给敌人点颜色瞧瞧,用胜利鼓舞、振奋、发动群众。冯参谋长怕敌人报复当地老百姓,让屯长孟繁贵去六七里外的西相腰岗警察分署报告,我们就在屯子里等上了。

    9点多钟,从西南方向开来两辆汽车,鬼子、伪军,还有警察。离屯子还有二里地,就停下观察,到屯边还放阵子枪。冯治刚说这是瞎诈唬,放进来打。敌人见屯子里什么反应也没有,就进来了。头车在田家大院墙根前停下,一个个撅着屁股下车,冯治刚喊“打”,枪就响了,我们就冲了出去。敌人死的死,伤的伤,趴在雪地上举手投降。投降饶命,趴在车上、钻进车底下顽抗的,都打死了。

    远征到德都平原后的第一仗,把50多敌人全包圆了,咱们无一伤亡。

    用干亲、磕头等封建形式开展工作

    1939年2月,讷河县委成立,书记尹子奎,领导讷河、克山、德都、嫩江等县开展党群工作。4月又成立肇州县委,省委先后派出高仁杰、徐泽民、张文廉、刘海、高吉良等人,到肇州、肇东、肇源3县开展工作。

    7月13日,《冯仲云关于下江与六军情况及对龙北工作意见给张寿篯的信》中说:

    龙北的地方群众工作,应该以绝大的努力注意。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队伍的工作发展必须地方工作发展,地方工作发展必须队伍发展,二者是休戚相关不能分离的。珠河群众工作与三军、下江群众工作与六军的历史上的事实经验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11月25日,《中共北满省委给张寿篯并转龙北全体同志的指示信》中说:

    现在龙江北部不能没有山东人,也不能没有红枪会的残余,他们还有等待机会而举义的愿望,有些地方可能有秘密练功,我们不要以革命的清谈来忽视与反对他们的传统,应当号召他们在抗日救国旗帜之下团结起来。

    我们要顺利的开展西北阵地,必须要耐心的进行以少数民(族)工作,必须用干亲,磕头等封建方式来接近他们,联合他们,便利于我们的行动。

    “树林子不是根据地”,那叫密营。被“集团部落”逼入山林的抗联,密营被毁,只能“天大房子地大炕”。现在要趁西荒许多地区还未归屯,赶紧到群众中去,有了群众就什么都不怕。

    从东荒到西荒,空间的变化,不但带来了平原游击这样的新课题,呈现在眼前的斗争环境,也仿佛回到了当年游击队时期。只是从省委、总部的当家人,到像王钧这样的老队员,这些经历了八年风风雨雨的幸存者,早已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了。

    王钧老人说:

    田家船口战斗后,是谷家窑突围战,又打胜了。我们认定这一带各方面条件都挺好,可以开辟游击区。冯治刚参谋长回去向省委、总部汇报,要求派人来开展地方工作。这是2月中旬的事,3月初就来人了,是从下江赶来的。

    龙南也派去人了,来龙北的是4个人。下江特委组织部部长小孔,原名姜桂和,这时化名方明玉,任龙北地委书记。6军留守团长耿殿君,负责军事,组织地方武装。汤原县洼区区委书记尹子奎,还有3军少年连指导员陈净山,我们叫她“女陈”,尹子奎和她假扮夫妻,到讷河县做秘密工作,准备组建县委。

    他们在龙门山找到部队,除了女陈,都是老熟人,见面亲哪。我问小孔有什么指示,他说你把我们送到讷河地面就行了。

    冯参谋长没回来,我带着军教导队和12团越过五大连池,进到讷河县查拉巴奇山的一个木营。有30多副马拉爬犁,都是讷河县五区梁家屯的,在那儿拉木头,见到我们吓坏了,怕卸他们的马。我说我们是抗联,不是胡子,是来打日本子的。小孔又讲话,他那嘴茬子厉害,把他们讲高兴了,跟我们唠起来,越唠越亲热。这些人回去就替咱们宣传上了,说山里来了队伍,叫抗联,不打不骂,不抢不夺,就打日本子。

    第二天一大早,梁家屯的头面人物张振江,就坐着爬犁上来了,还带着一些烟卷、冰糖。我说这是干什么,把我们当胡子了?他说你们打日本子劳苦功高,一点儿小意思,不成敬意。这个人挺会说话。唠着唠着,他说王主任,你看咱们“近便近便”(近便有两种含义,一为路近,二为亲近),磕头吧。

    我跟张振江说,你们地方出3个人,我们队伍上也出3个。刘关张是桃园三结义,今天咱们来个查拉巴奇六结义,怎么样?他瞅瞅我,说我们也没人呀,我说这不是现成的吗,你,给你赶爬犁的老王头,还有这木营看房子的老马头。

    张振江愣了一下。在他心目中,赶爬犁、看房子的两个穷老头子,怎么能上得了这台面呀?咱们在当地活动,他跟队伍上的大官称兄道弟,除了抗日的一面,也使他有头脸、有势力。而我想的是,这木营今后就是咱们的一个落脚点,老马头的用处大着哩。张振江这个人太会来事,让人不大放心。有老王头在他身边,就觉得踏实些。

    就报岁数、排顺序。老王头老大,老马头老二,张振江老三,小孔老四,我老五,12团副官王万俊是老疙瘩。木营里有个山神庙,6个人在山神牌位前磕头作揖,喝酒盟誓,“不能同生,但愿同死”,谁坏了良心,天打五雷轰。

    当天下午,小孔他们坐张振江的爬犁下山了,在张振江家吃的晚饭。第二天,他们往西路过三马架屯,进户人家喝水,唠起来。主人叫刘跃庭,四十多岁,在东北军当过连长,“九一八”事变后回家种地。这是个血性汉子,打日本说干就干,不久到军部当副官,还代理过12团团长,这年秋天在唐大火犁屯战斗中牺牲了。他的弟弟刘景阳,是讷河县人民抗日先锋队队长,抗日先锋队是小孔他们组织的地方武装。

    尹子奎和女陈去县城了,小孔和耿殿君他们留在刘跃庭家。小孔临走时还跟我要了两个指导员,高木林和王恩荣。4个人装成扛活的,分头到周围村屯区活动,发展党员,组织反日会。这个屯子搞得差不多了,就到另一个屯子。三合屯的伪警察队挺顽固,天字二十号屯有个高四阎王不让进屯子,部队去把这两个钉子拔了,小孔他们的工作就更顺利了。讷河县五区和克山县北边的一些屯子,就像当年汤原的红地盘似的。

    1940年5月15日,《中共龙江工委给北满省委的报告》中说:

    关于队伍来此问题,我们意见以为最好是骑兵两部分(服装整齐)。一部分最少亦须四十人(二轻机),因为太少对于政治上、军事上都有不利的地方,当然人员须要有相当健全的青年,小孩和老头是不妥当的,有战斗力的,绝对遵守纪律的,对老百姓态度好的,千万不要把大部分义勇军领来。如果能够来时,我们相信一定会得到大的发展,在双方配合下,一定能够发展人员到数倍、数十倍,甚至引起大的民变。

    你光说我们有多少队伍在什么地方,关内还有八路军、新四军,蒋介石、国民党也抗战了,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呀。当然要来兵强马壮的队伍,让老百姓受到鼓舞,感到有信心。如果净是些老头、小孩,或者山林队改编的,纪律不好,那就帮倒忙了。

    龙南肇州、肇源、肇东地区的特点,是各种会道门多,当年红枪会、黄枪会多。由于北方会议影响,当年红枪会、黄枪会风起云涌时,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对其指手画脚,甚至不屑一顾。而今则是千方百计,要把沉寂多年的这类武装重新激活起来。至于拜把子及入会道门什么的,只要便于发动群众,有利抗战,拿来就用。

    平原游击(一)

    1939年1月底,北满临时省委决定,在各军师团番号不变的情况下,将所属部队编为4个支队和2个独立师。1支队由3军3师8团1连和6军1师6团组成,支队长张光迪,政治部主任陈雷。2支队由3军3师8团2连和6军教导队、2师11团、12团组成,支队长兼政治部主任冯治刚。3支队由6军3师8团和11军1师组成,支队长王明贵,政治部主任于天放。4支队由3军机枪连和6军19团、9军2师组成,支队长雷炎,政治部主任关树勋,参谋长郭铁坚。独立1师由3军1师编成,师长任永富,政治部主任周庶泛。独立2师由3军7团和11军1师部分部队编成,师长马光德,政治部主任朴吉松。

    同时设立龙北、龙南两个临时指挥部。龙北指挥部负责人由张寿篯兼任,领导1支队、2支队,在通北、北安、德都、克山、讷河、嫩江地区活动。龙南指挥部负责人由许亨植兼任,领导3支队、4支队和两个独立师,在绥棱、海伦、绥化、庆城、铁力一带活动。

    1940年4月,东北抗联统一番号,1路军被编为1、4、7支队,2路军是2、5、8支队,3路军是3、6、9、12支队,每个支队辖两个大队。3支队长王明贵,政委赵敬夫,参谋长王钧。6支队长张光迪,副支队长高吉贤,政委于天放。9支队长陈绍宾,副支队长边凤祥(后任支队长),政委周云峰(继任高禹民)。12支队长李景萌(后为戴鸿宾),政委由许亨值兼任。

    郝凤武老人说:

    我记得是1939年的腊月过小年后,我们4支队在绥棱东山里。支队长雷炎说得活动活动,这年不能让日本子过消停了,咱们也得弄点儿“好嚼裹儿”。

    那时要打仗,就得去西边平原。我们80多人,都是骑兵,过了(哈尔)滨北(安)铁路,一马平川,大雪捂地,骑在马上冻得不行了就下地走,那马停一会儿也冻得直哆嗦。我们先在四方台活动,打几个小仗,腊月二十九到了李老桌屯,让敌人包围了。

    李老桌屯在海伦、望奎两县交界,有30多户人家,过去去过,老百姓可好了。这次是后半晌到的,各家住下,黏豆包、猪肉酸菜炖粉条子,都是“好嚼裹儿”、年味儿。一些半大小子、闺女在场院里练秧歌,我们去“卖呆”,还把我拉进去扭一阵子。

    第二天刚放亮,敌人来了。有人说有汉奸告密,还有说是来时被敌人发现了。敌人有500多,坐汽车来的。这时如果就走,不会吃那么大亏。抗联一般都等天黑突围,结果在那硬打一天,敌人越来越多,下半晌少说1000多,多数是伪军。

    屯子里没有大院套,我们趴在老百姓家的柴火垛、牲口棚、土墙、障子后边射击。东西两面是平光光的大地,南北是平缓的慢坡,敌人明晃晃地往上上,那雪齐膝盖深,也跑不快。约莫百来米距离,瞄准了,一搂火,八成就倒那儿了。咱们老兵多,枪法好。见有伤亡,伪军就趴下不动了。鬼子趴下还往前拱,黄糊糊的身子顶着个钢盔。连珠枪劲大,稍微偏点儿,也能把钢盔钻个窟窿,那感觉特别痛快、过瘾。这么打着,它也趴那儿不动了。让咱们吃亏的是炮弹,掷弹筒、迫击炮不断向屯子里轰击,老百姓帮着往屋子抬伤员。

    顶到天黑,敌人知道我们要突围,攻得更紧了。雷炎把全支队的3挺机枪集中到东面,由他领着突围,郭铁坚在后面掩护。东边枪声响成一锅粥,西边敌人进屯子了。郭铁坚大声喊着上马、上马,指挥我们10来个人且战且退。我那匹马怯阵,有点儿惊了,好不容易才上去。子弹下雨似的,有的连上马的机会都没有。我冲到村口时,两边鬼子都上来了,有的就几步远,刺刀好像捅上马肚子了。死呀活的,那工夫什么也不想,就是拼命打马往前冲。后来再想想,那怎么还能冲出来呀?

    卢连峰老人说:

    我在屯东头“打马桩子”,那炮打的呀,房子打着了,毛驴炸到天上。雷炎跑过来,喊着小卢,通知你们团长,撤退。我跑去传达命令,团长匣子枪口指着我的脑门子,说你传达错了毙了你。我说没错,错了我自己毙了自己。

    我那马鞍子不知怎么松了,一抓就滚下来。一个班长叫“山东王”,在那边踩住我的马镫子,我才上去。这时我手里还有根马缰绳,是教导队学员李福的,我一甩,他没抓住,拽住马尾巴跑几步才上去。机枪手王玉华的马伤了,马头一点一点地跑,我喊不行了,快上我这马。他听不见,机关枪哗哗朝两边打。团部李副官从马上掉下去了,高指导员喊“下卡子”,就是打阻击。我和李福下马,把李副官推到李福的马上,他大腿负伤了。高指导员和王玉华趴雪地上射击,我也趴那儿,把一槽子子弹打光了。跑到河边柳树毛子时,先是觉得马脖子伤了,有血星子刮到脸上,又觉得屁股底下不得劲儿,摸把裤裆黏糊糊的,立刻疼起来。我晕晕乎乎趴在马背上,寻思这回完蛋了。那马好哇,负伤了也一直跟着队伍跑,把我救了。

    跑到个屯子,老百姓出来放炮烧纸接财神,把我们这些“神仙”接回去了。一个老大娘和她的两个儿子,好歹把我的棉裤脱下来,一看那样儿,老太太就哭了,说完了,这小孩完了。烧开水洗完伤口,老太太又乐了,说“烧高香”了,这小孩上辈人肯定做善事了。

    那马跑起来,人在马上一颠一落的,就在那颠起来的工夫,一颗子弹从屁股沟子穿过,差寸把远就打上屁眼和那东西了。老太太给我弄完了,才发现右大腿还中了一枪,肉翻着,好在都没伤着骨头。

    郝凤武老人说:

    雷炎突围时肚子中弹,是颗炸子。大家硬把他抬上马,跑出10来里再看,肠子都出来了,不行了。那儿有条河,老百姓凿冰抓鱼,有个冰窟窿,把他放冰窟窿里了。唉,弄座雪坟,那也叫坟呀。可那样敌人肯定会发现,说不定要糟蹋成什么样了。把血弄干净,撒上雪,一夜就冻得跟原样差不多了,能保个全尸呀。

    雷炎中等个,挺结实,天不怕,地不怕,爱打仗,脾气暴。郭铁坚中上等个子,瘦,瓜子脸,戴眼镜,文绉绉的,从不发脾气,他俩合作得可好了。

    那时5月叫“红五月”,每年“红五月”都搞杀敌竞赛。支队长牺牲了,为给支队长报仇,我们也得多打仗、打胜仗啊!在绥棱打个日本人开的林场,晚上打的,打进去了。敌人不投降,火力猛,人也多。看不见人,射击有火光,就朝那火光打。不知道打没打中敌人,我被打中了,打中左胸,前边进去,后边出来,昏过去了。

    醒来时,部队开始撤退了。我在地上爬,稀里糊涂地瞎爬,伤口疼,可能还叫唤了。指导员张荣听见了,或是看见了,把我扛肩上,像袋面似的扛着跑。也没包扎,也没工夫包扎,把他弄得血人似的,把我又扛昏过去了。

    王钧老人说:

    大草原由白变黄又变绿,青纱帐起来了,抗联的好日子来了。这时走到哪儿,一般都有地方关系了,有的屯长就是反日会长,两面政权。在个屯子住下,就有小青年找你要求上队。克山县小油房屯,一下子有4个人上队。李春生是那一带几个屯的反日会长,也要上队。我说你上队只能起个战士的作用,在地方给部队筹粮、做衣服、通风报信,领着这么多人抗日,这作用多大呀!

    耿殿君组织抗日先锋队,开头拿棒子训练。我们把缴获的枪支弹药给他们,50多人都武装起来。这是龙北地区第一支地方武装,冯治刚让跟着12团活动一段时间,在实践中学习、锻炼。

    进入9月,天凉了,冯治刚说得抓紧时间打仗,打大仗,把讷河城给它端了。那时讲“搞影响”,抗联能搞得响动最大,也最鼓舞、振奋人心的,就是打下一座县城了。

    冯治刚可不是灵机一动、脑瓜一热,这个人打仗稳当,可能早就琢磨上了。不过,1939年还想打座县城,那也得真有点儿胆量、谋略。

    小孔派人去讷河县城,找尹子奎和女陈。这对假夫妻以开小铺为掩护,把日伪军兵力、驻地,县公署、警察署、监狱和日本参事官住处的位置,搞得清清楚楚,还画了图。

    这天是1939年9月18日。白天敌人在靶场“打火操”(打靶),晚上日伪官员、军警会餐,还有日本浪女跳舞助兴。咱们的国耻日,是鬼子的“胜利日”、“光荣日”,我们就是要在这一天给它点儿颜色瞧瞧,搞个大影响。

    兵分三路,冯治刚和3军8团姜荣福,率主力攻打北大营伪军孙团,讷河抗日先锋队攻打伪警察训练所,我带12团攻打伪县公署、警察署、监狱、银行。敌人没想到我们会攻打县城,毫无防备,我们这一路就是一路缴械了。黑灯瞎火,伪军团长孙承义,不知从哪儿跑来警务科,让我们抓住了。我让他去北大营喊话,让敌人投降,这小子哭丧着脸,说他这个团长说了不算,是日本指导官当家。我说算不算也给我去喊,派人把他送到冯参谋长那里了。这小子喊话不大顶用,那也动摇军心呀。一个团大部投降,少数跑了。

    砸开监狱,放出300多“犯人”,让他们去仓库扛东西。火车站堆着很多军用物资,准备运往诺门罕前线的,弄马车往城外拉,让老百姓随便去拿。剩下的连同车站上的一些设施,都给它烧了、毁了。

    我们还让一个连在大街上唱歌,四路纵队来回走,边走边唱。老百姓都出来“卖呆”,说“满洲国”让抗联推翻了。

    那一夜,讷河城让我们掀个底朝天,“满洲国”在讷河城不就是完蛋了吗?

    之后,从黑嫩平原到呼伦贝尔草原,我们一接近哪个县城,敌人立刻紧张起来。窃听电话,你就听吧,求援的,调兵遣将的,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有时我们故意放出风声,或是去城边转一圈,让敌人瞎忙一阵子。

    打完讷河城后的第一仗,是唐大火犁战斗,打死30多个鬼子。接着是火烧于屯战斗,敌人死伤几十个,多数是鬼子。打死鬼子最解恨了。

    平原作战,秋天庄稼割了,青纱帐倒了,难得地形地物利用。挖工事,一般都把土往前边扔,我让往后扔,还尽量扔远点儿。敌人老远看见翻起的土棱子,以为你在土棱子后边,就往那儿打炮。那时打仗伤亡大,大都是炮弹打的。除了人多、炮火厉害,敌人手里那家什,也跟咱差不多。骑兵也好,下马冲锋也好,开阔地,好打,它轻易上不来。你把暄乎土扔到前边,子弹能穿透,还容易伤亡。

    10月下旬,敌人调集几千兵力,合围五大连池地区。敌人是真急眼了,也看明白了,不趁早动手,让我们再这么折腾下去,这西荒说不定还要出什么“乱子”呢。

    敌人进山,我们出山,深入克山县平原活动,白天住下,晚上行军。人生地不熟,到个屯子,找来甲长,或十家长,让他讲周围都有些什么屯子。我先在纸上画个十字,代表东南西北,十字交叉处就是那个屯子。他说个屯子,什么方向,多远,有多少户人家,有没有大院套,就记在纸上。有时不想去的屯子,反倒要多问几句。太阳落山起队,不用向导,先朝别的方向走,天黑后再转向,掉头奔预定目标。一夜必须走出100里以上,天亮有人活动前住下,这样即便敌人发现我们,也很难合围。想打就把敌人打在屯子外边,连冻带饿它也受不了。不想打就走,骑兵快,说走就走了。

    这一冬,12团以克山为中心活动,还去了拜泉、依安。大屯子有警察、自卫团,一般也不用打,去了就缴械了。敌人抓到影儿赶去了,我们已经在100里外了。还有房子住,不用打火堆,比起下江就是天堂日子了。

    1940年7月20日,3路军在德都县朝阳山的后方基地遭敌袭击,损失惨重。

    3路军成立不久,就在朝阳山建起几处密营,有被服厂、医院、修械所,还办个军政训练班,培训干部,既是3路军总部所在地,又是3路军,特别是龙北部队重要的后方基地。

    4月后,3支队在支队长王明贵、政委赵敬夫、参谋长王钧率领下,在嫩江、德都、讷河、北安等地频繁出击。7月14日攻打嫩江科洛村日本铁道队,打死4个鬼子,缴获一些武器和其他物资,其中有台油印机和许多纸张。后者是总部急需的,赵敬夫正好又要去训练班学习,3支队即南下朝阳山,掩护赵敬夫等人从小道进山。

    嫩江沐河伪森林警察大队大队长董连科,发现3支队的行踪,敌人立即调集兵力尾追。王明贵率3支队向与朝阳山相反的方向走,想把敌人引开。董连科原是个胡子头,很有山林经验,看到赵敬夫等人进山的踪迹,认定山里有名堂,撇下3支队,跟踪进了朝阳山。

    王明贵已布下口袋,等了约两个小时,不见敌人上来,情知不妙,立即派中队长刘忠学赶去山里,向张寿篯报告。这时,总部教导队和训练班学员50多人,行李什么的已经收拾好了,坐在树下休息。张寿篯说,我们还有两架机枪呢,敌人来了边打边撤也赶趟。

    不赶趟了,敌人已经从三面包围上来了。

    训练班和教导队的官兵,都是优中选优,堪称3路军的精华。这年秋天,《金策给张寿篯的信》中,有这样一个自然段:“最心痛的哀悼为尽忠于自己的天职,为保护自己的革命机关和长官,奋不顾身,把一切贡献于自己的事业而壮烈牺牲的我们教导队的青年战士!志毅气勇,经历万难,再不容择的可爱的青年战士!”

    王钧老人说这是一场戮战,互相拼杀。教导队官兵占领山头,殊死抵抗。赵敬夫亲自掌握一挺机枪,三次冲锋,终于杀出一条血路,掩护张寿篯退到南面的塔头沟,并最终脱险。

    朝阳山之战,毙敌10余人,其中包括那个恶贯满盈的董连科。而3路军总部伤亡更大,北满省委委员、3军政治部主任张兰生、3支队政委赵敬夫、省委机要秘书崔清洙和教导队官兵,共牺牲21人。

    敌人当然清楚朝阳山之战的意义,乐不可支,甚至认为“讨伐”已经取得“最后胜利”。结果,两个月后,冯仲云、王明贵指挥3支队和9支队,一举拿下龙北重镇克山县城。

    克山县地处小兴安岭西麓,松嫩平原北部,为山脉伸向平原的过渡地带。县城驻守日本守备队一个中队百余人,伪军一个团,另有伪警察200多。这一切都算不得什么,能体现克山县特点的,是当时远近皆知的一句话:“铁打的‘满洲国’,模范的克山县。”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先是搞“铁路爱护村”,然后是模范县、街、村。铁路的重要性不用说了,“铁路爱护村”自然也是在铁路沿线搞了,这“模范县”什么的,就是全“国”性的了。成为“模范县”,方方面面条件很多,必不可少的是“治安良好”。自3路军西征后,在西荒纵横突击,这“模范的克山县”就“模范”不起来了。可在侵略者的心目中,这个典型、旗帜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倒的,于是大兴土木,修筑工事。9月25日,3支队、9支队攻打克山城时,两米多高带跑道的城墙,近3米深的外壕,就剩西北角的一小段还没完工。而日伪军的驻地就在那里,那不是比“铁打的”还“铁打”吗?

    王钧老人说,朝阳山总部被袭,我们赶去支援,晚了。现场那个惨哪,张兰生、赵敬夫和崔秘书的头,都让敌人割去了。妈个巴子,当时就铁心报仇,这回打你个“模范县”!

    7月底即开始筹划。像打讷河城一样,让地方党把城内敌情搞清楚,然后就开始调虎离山。9月11日,参谋长王钧率7大队攻打讷河县拉哈镇。18日夜,王明贵率3支队袭击克山县荣家窝棚,烧了伪警署。敌人果然上当,驻守“模范城”的日伪军,一大半都乖乖地出来“讨伐”。

    部署停当,3路军政委冯仲云带着9支队来了,大家信心更足了。

    9月23日晚上,两个支队200余人从克山县北部的张老道窝棚出发,两夜急行军赶到克山城外,在高粱地里隐蔽,天黑后向城边运动。教导队中队长修身带个班,配挺机枪,摸到西门外西大营房后,10点钟向日本守备队射击。枪响为令,9支队攻击西大营伪军,3支队突入城内,很快占领伪县公署。听到城内枪声大作,鬼子明白又上当了。两辆汽车驶出大营,刚进城就被阻击部队一顿猛打,伤亡近半。战至次日凌晨,两个支队撤出克山城,一昼夜急行军进至五大连池卧虎山一带,甩脱敌人。

    王钧老人说,冯仲云、王明贵带7大队和教导队直奔县公署,我带8大队进攻中央大街中心炮楼,然后分兵砸银行、砸监狱。除了军政据点,银行、监狱是必砸的。打讷河城时,解放300多“犯人”,好多人还戴着手铐、脚镣。这回我们准备些斧子、锤子、凿子,还有鬼子的战刀,打开监狱就叮叮当当砸手铐脚镣,许多人上队跟咱们走了。

    郝凤武老人说,我们攻打伪军团部,有地方党拉道。一个挺大的四合院,门口就一个哨兵,另一个逛窑子去了。我记得那天晚上的口令是“防御”,地方党什么都给弄明白了。机枪手老苑,1.80米的大个子,歪把子对着迎门窗户扫上了,里面就喊别打了,俺们投降。排长让我找人打开仓库,进去一看就拔不动脚了。大盖、匣子、撸子,还有机关枪、迫击炮,几个人可劲拿。我身上也不知背了多少,反正除机关枪、迫击炮,什么都有,当然还有子弹。蹲那儿站不起来了,“拉拉巴巴”(走路时两腿似蹲非蹲的样子)走到门口,不得不扔了两支三八大盖。这时候,不远处鬼子大营里,几辆汽车往外跑。这边我们打,那边3支队打。我是打不了了,就看那钢盔可地滚。

    王钧老人说,打讷河还在大街上开群众大会,打克山就是速战速决,打了就撤。3支队是从西北角出城的,城墙下就是护城壕,5米来深,往下出溜。底下用人让上,上边伸下步枪往上拽,马在高粱地里“打马桩子”,清点人数,上马就跑。

    11月8日,即43天后,龙南12支队又打下肇源县城。

    1939年后,还想着并打下县城的,也只有西荒的3路军了。

    平原游击(二)

    李桂林老人说:

    我四岁时母亲去世,七岁父亲又死了,十三岁当“半拉子”,十五岁卖零工,十六岁12支队来了。这是1940年8月的事。晚上到的,进屋给我张传单,不识字,就听他们讲抗日救国。打日本我赞成,这队伍还和气,不打骂人,不抢东西,不要好吃的,再说我那个家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呀!我说我要跟你们走,他们说欢迎呀。我们李家粉房屯这次参军四个人,其中还有我的一个表兄李清峰,后来在牡丹江拖拉机配件厂当书记,“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死了。

    给我支捷克式马枪,在支队部当传令兵。支队长是戴鸿宾,政委是许亨植兼的。

    第一仗打肇州县丰乐镇,1940年9月11日晚上。镇子挺繁华,烧锅、店铺挺多,有城墙、外壕,挺高挺深,听说胡子打几次都打不进去。我们从南门进去的。城门比城墙低,搭人梯过去,看城门的伪军还在睡觉,把他们的枪缴了,把城门打开,直奔街公所、警察署、银行,兵分几路,各干各的。景芳领着我们几个人去当铺,用枪托砸开门,进去就交代政策,说你这当铺是日本人开的,没收。就把玻璃柜台里的金银首饰划拉了,结果都让戴鸿宾开小差时拐跑了。

    天亮后,我们撤到高粱地里猫着。三肇平原,一望无际,白天不能行动,天黑再走。计划半夜时分赶到肇东县宋站,打进去弄些吃穿,然后奔庆安进山。这是12支队第一次深入平原作战,又是步兵,不宜久留,捞一把赶紧回去。

    下雨,一跐一滑的,没到宋站天快亮了,不能打了,进屯子弄饭吃。邻屯保长的弟弟宁四麻子,来找同学去宋站上学,被我们扣下了。许进不许出,不能走漏风声。一会儿宁保长也来了,说他要去宋站开会,扣下他等于给鬼子报信了。咱们大意了,只寻思他弟弟在咱手里,哪承想这小子是个铁杆汉奸,连弟弟都不要了。

    下午1点来钟,从宋站开来一列军列,少说千把敌人。戴鸿宾急眼了,一枪把宁四麻子毙了。我们一口气跑了两个多小时,钻进一片高粱地。那高粱有十几垧,寻思这回没事了,气没喘匀乎,就听见狗咬,敌人带了军犬。炮弹在高粱地里咣咣炸,机枪扫射,把高粱秆子掐得齐刷刷的。我趴在地上,马枪担在垄台上,见人影上来就搂火。打到天黑突围,在后边掩护的机枪班没出来,全牺牲了。

    部队冲散了,再聚拢起来时,100多人就剩一半左右了,支队长和政委也没了。后来得知,许亨植带十几个人突围后,按预定计划进山了,戴鸿宾开小差了。大家伙儿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心里这个不是滋味呀。

    支队党委书记韩玉书说:听我的,跟我走。

    9月底,在三肇地区做地方工作的徐泽民上队了,代理支队长,韩玉书代理政治部主任,在肇源县南五家子开的党员干部会。会后,徐泽民到地方交代工作,韩玉书领着我们去打肇源县城。

    至今我也不清楚,为什么没按计划进山,是徐泽民带来了上级新指示,还是支队领导临时商量决定的。现在想啊,那工夫还动打县城的心思,实在匪夷所思,太了不起了。有时敢打就是战术。50多人也敢去打县城,这也是抗联精神。

    宁保长是铁杆汉奸,老天爷也向着敌人。本来算计得好好的,没想到又下雨了,紧赶慢赶到敖木台,天放亮了。

    敖木台离肇源城18里,分东西两个屯子。南边是松花江,北边一条公路,从三肇直通哈尔滨。我们把屯子封锁了,等天黑后攻城。

    8点多钟,顺着南边江坝过来30多个鬼子,骑着大洋马。走到支队部和34大队住的西屯,有3个鬼子进屯了,让机枪手朱先俊一个点射全打那儿了,这就打上了。打到下半晌,就听北边公路上汽车呼呼响,敌人从哈尔滨和三肇不断赶来增援,还拖来大炮,把屯子轰得房倒屋塌,东屯还打着火了。36大队往西屯撤,半道上大队长和指导员都牺牲了。

    三面敌人,背后松花江,没退路了,在屯子里干挨炮弹,老百姓也跟着遭殃。韩玉书把带匣子枪的人集中起来,组织冲锋队,就是敢死队,领着往外冲,没冲出去,他也牺牲了。

    上午打响不久,韩玉书派我去东屯送信,让36大队撤退。大队长关秀岩和指导员吴世英不同意,说天黑再撤。那时向北撤,会有伤亡,但也不会吃这么大亏呀。韩玉书这人有本事,又坚决,没他队伍可能早垮了。

    江坝下是个水泡子,几里长,1里来宽,也不知深浅,我们就下去了。这时天擦黑了,子弹从后面追来,打得水花四溅,炮弹炸起水柱,像要把人也扔到天上。我个小,又不会游泳,那水从没腰到齐脖,身子要漂起来了,再深点就淹死了。刚上身几天的棉衣,在水里还行,上岸后像灌铅似的,脱了扔了,立刻就轻快了。

    先过去的趴在草棵子里,向江坝上的敌人射击。政治部副主任张瑞麟,手、肋巴骨和大腿都负伤了,喊着让我们散开跑。敌人那炮太欺负人了,不过这时天也黑下来了,天黑就好办了。

    江滩有几里宽,都是荒草棵子,江边有个渔房子,渔房子后面是松花江,我们就往那儿跑。有渔房子就有打鱼的,可打一天仗了,那人还不早蹽了呀?还真没蹽,几个山东人,趴在草棵子里瞅着我们,上来帮着背伤员。景芳问有船没有,他们说有,就去弄船。

    清点人数,15个人,就3个没伤,我是其中之一。

    好多人都像我一样,把棉裤脱扔了,光腚拉叉的。这时已下过一场小雪了。打一天仗,热血冲到脑门儿上,什么都不觉得。这工夫江风一吹,上下牙就不分点地打起架来。

    一个五十多岁的刘大爷,用船把我们送到肇源县三站镇南一个叫管泡子的地方,张瑞麟让我们三个没伤的,去石家粉房屯找地方党组织。

    石家粉房离我们家李家粉房二里地,挺熟悉,参军前听说西屯李道德屯有反日会,黑灯瞎火,就奔去了。也巧了,敲开第一户人家,就碰上地下党李相明。他媳妇给我们烙饼炒鸡蛋,天亮前把我们领到屯外包米地里,让我们藏在包米秸子堆里,他就找徐泽民去了。晚上又去他家,炕上一大堆棉衣、乌拉、毡袜,让我们背回来了。

    10月底接到命令,让我们去石家粉房西边的慈善会大庙。这是个喇嘛庙,和尚都是反日会的。接下来的几天晚上,各屯小青年扛着老洋炮、扎枪头子,三五成群地来了30多,都是地方党动员的,12支队又变成50多人了。徐泽民、张文廉他们在三肇开展地方工作,功劳大着了。

    代理支队长徐泽民也来了,开会动员,还是打肇源。

    肇源县城是郭尔罗旗公署所在地,是吉黑两省交界处重镇,原来日伪军挺多。敖木台一仗,敌人认为把12支队消灭了,没事了,调走了,城内只有百十来个伪警察。我们11月8日深夜攻城,6日一夜急行军赶到城北一个蒙古屯大拉嘎,当天城内正在召开“三肇地区剿匪祝捷大会”,敲锣打鼓吹号的,弄得挺热闹。肇源、肇州、肇东3县参事官,伪滨江省、第4军管区和哈尔滨铁路局的代表,都参加“祝捷”大会。咱们也派去了“代表”,地下党和反日会的人,就在那看着、听着。

    大拉嘎离县城8里地,天黑后出发,小步快跑,直奔城西南角,那儿没有人家,也就没有狗咬。城里反日会的几个人在那儿等着我们,领头的叫王秉章,是哈尔滨《大北新报》肇源分社社长。他说城里情况跟原来一样,冲锋队就开始爬城。

    城墙有两丈来高,事先准备的铁钩、绳子,甩上去钩住了,抓着就往上爬。进城不远是伪县公署,伪警察队也在那儿,旁边是监狱。大门口哨兵问口令,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冲上去,硬把大门推倒了,连打带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伪警察就把枪从窗户扔出来了。

    我和张瑞麟砸开仓库,我的妈呀,步枪、机枪、小炮,子弹一箱一箱的,军衣、大衣、皮大衣、皮帽、皮鞋、手套,全是新的,还有饼干、罐头。搬到后来,又发现几箱大烟分子。

    景芳带人砸开监狱,领着100多“犯人”跑来了,大喊着让大家换衣服,一人拿支枪,子弹能拿多少拿多少。

    天亮了,我们又打开粮库,让老百姓随便去拿。在前一天鬼子开“祝捷”大会的十字街,召开群众大会,徐泽民、张瑞麟先后讲话。讲我们是抗联打鬼子,不是胡子打街,号召群众抗日救国,支援抗联,当时就有不少人报名参军。

    战斗半个来小时就结束了,枪就响了10多分钟,有的还是新兵拿到枪后乐颠馅了,鼓捣响的。咱们就有个战士负伤,打死10多个敌人,包括1个参事官。缴获小炮3门,机枪5挺,步枪、手枪300多支,还有200来匹战马和全套鞍具、马刀,是敌人刚运来准备装备伪军的。

    12支队平原游击,就吃亏在速度上,游不动,跑不过敌人。像打宋站和第一次去打肇源,老天爷再不帮忙,4条腿也赶到了。宋站没打上,两条腿跟汽车轱辘赛跑。敖木台那仗,咱们要是骑兵,不是上马就蹽了吗?妈个巴子,这回咱也4条腿了,不比敌人差多少了。

    进城时是50多人,一大半拿着扎枪头子老洋炮。打下肇源城,一下子变成200多人,小日本还把枪弹军需都给准备得妥妥的。

    高玉林老人说:

    1939年铲头遍地时,屯子里来个传道的,住在我家对门,就是徐泽民。伪满有“道德会”,宣传三从四德、三纲五常,这对日伪的愚民统治有利,鬼子扶持。徐泽民跟大家伙儿混熟了,就实话实说,“道德会”变反日会。我爹是反日会的负责人,开会让我放哨。第二年12支队来了,秋天说好了,让我上队,临走又不要我了。家里少个人,我爹的身份有可能暴露,没法做地下工作了。我不干,非上队不可。我爹说算了,咱爷俩都上队吧。被分到36大队2中队,我爹是中队长,我是传令兵。

    我爹叫高云峰,念过几年书,“九一八”事变后,在肇州组织红枪会打日本。东北军有个蔡团长,把我爹那支队伍收编了,我爹在团部当副官。后来这个团垮了,就回家种地了。

    参军第一仗,就打肇源城,拿着个扎枪头子,什么不懂。跟着跑去仓库,拿枪、抓子弹,换衣服,都是伪军衣服,还有马,成骑兵了。

    当时,总部让12支队撤回山里,可领导脑瓜子热了。50多个人,一大半是扎枪头子大刀片,就打下了肇源。现在200多人,枪马齐全,就南下去打扶余县城。就没想想,80%是新兵,许多像我一样还不会使枪,骑马也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关键是打肇源是奇袭,里应外合,打扶余有这些条件吗?再说打肇源弄得响动这么大,敌人早就盯上我们了。

    赶到离扶余不远的长春岭镇时,几路敌人上来了,我们掉头奔东北,准备进山。敌人前堵后追,大平原,汽车、马队老远就看见了,脚跟脚地撵你。我们连宿大夜地跑,那马累不行了,在肇东县宋站这边一个陈家窝棚,让敌人汽车撵上了。我爹和十几个人在后边下卡子打掩护,趴在个漫岗上的草棵子里,机枪一打,汽车停了,鬼子下车端着枪就上来了。一个鬼子站在车头旁边,用望远镜朝这边望,让我爹一枪打仰歪在驾驶室下边的踏板上。后来听老百姓讲,鬼子把雪地上的血都刮走了,不知道是个什么官。

    我趴在我爹右边,左边是个蒙古族战士,也是神枪手。那枪响得分不清个数,我爹大声喊着,让伤员撤退,让我也走。我去传达他的命令,回来又趴在那儿,用马枪向敌人射击。我没负伤,我是他的传令兵。那工夫什么死呀活的,怎么的也不能离开我爹。我爹顺过连珠枪的枪把子,照我肩膀就是几下子,说你没用,留下白死,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马在漫岗后边“打马桩子”,上马跑出几里地是北黑铁路。我们几个人趴在路基后边,准备接应他们,听那边枪声响得揪心。约莫半个来小时的工夫,几匹马跑过来了,有我爹那匹大青马,到近前一看,马上趴着张瑞麟,他负伤了。

    张瑞麟老人说:

    高玉林他爸是为我牺牲的呀。

    我们打打退退,离卡子后面一个屯子还挺远,没等上马,我那匹马中弹了,我的胳膊也负伤了。中队长高云峰把他那匹青马的缰绳塞给我,说张主任,快走。要在平时,两个人骑匹马也行,这时驮一个人也挺困难了。我不接那缰绳,说你快走,我掩护。他说你不行。说着,一手步枪,一手匣子,转身奔个土坎子,趴那儿打上了。这人枪法好,百发百中,艺高胆大。要是没有他顶挡一阵子,我们几个人恐怕谁也跑不了。

    李桂林老人说:

    跑过一个铁道口时,我的那匹马绊倒了。那是匹儿马,挺烈性,爬起来,我的一只脚还在马镫子上挂着。那马也伤了,跑不快,我的整个身子都在地上拖着。这时,敌人汽车离我们也就一里地的样子。景芳见了,勒住马,匣子枪炒豆似的向敌人射击。大队长杨永祥、中队长袁风林跳下马,把我推上马,机枪摁地上,一槽子子弹都打光了才上马。

    打下肇源县城,12支队一下子发展到200多人,进山后不到50人了。

    后期名将王明贵

    哈尔滨有条一曼街,离休前为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王明贵老人,就住在这里。

    老人1910年出生于吉林省磐石县,1934年在汤原县格节河金矿当工人时参加汤原游击队,先后任连长、团长、副师长、师长,3路军西征后为3支队长。老人1.75米以上个头,宽肩阔背,寸把长白发,双目有神,有些耳背,我们的谈话就有点儿喊话的味道。

    同样担任过省政协副主席的张瑞麟老人,笔者采访时患脑萎缩。老人的夫人告诉我:他糊涂了,什么都忘了,就抗联的事情还记得些,你跟他谈一会儿吧,行。

    而王明贵老人的夫人,则提醒我:你们少谈一会儿吧,他心脏不好,一谈就兴奋,就睡不着觉,血压就高。

    又道:你要是早来几年,谈几天都行。

    1940年9月,打下“模范的克山县”城后,3支队假装南进,5天打了7仗,然后突然掉头,夜行晓宿,向北疾走,长途奔袭嫩江县北部的霍龙门车站。

    在军事上,霍龙门是北部呼玛、塔河、漠河等县的支撑点,经济上是周边几县矿产、木业的集散地。鬼子还在这里建立个铁路供应总站,储备大量军需。打下它的意义、价值,又非那座“模范城”可比。

    除伪铁路警察外,有几十个日本工程技术人员,由10多个鬼子负责警卫。车站东边有个伪骑兵“讨伐队”,南边是鬼子大营。每天早晨从嫩江开来一列军列,运来几百鬼子,有时住在大营里,有时当晚返回,大营里只有几十个鬼子。

    10月13日,王明贵和中队长修身化装成车老板,去霍龙门侦察,得知鬼子这天又返回嫩江了。

    1940年(无月日),《抗联第三路军第二支队(应为3支队——笔者)夜袭火罗门车站、渡嫩江、深入甘南平原经过》(下称《经过》)中,写道:“从支队长说明攻击罗门意义后,队员们都一刻不停地整理东西互相低声地让(议)论着:‘他妈的,这回日本子,又该倒霉啦!’”

    8大队摸到伪军驻地,把毯子搭上铁丝网,翻跳过去,按住哨兵,冲进院子,歪把子朝房檐下就是一个点射。敌人睡得迷迷糊糊的,这是让他们精神精神。然后大喊缴枪不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里面一阵骚动。再喊不投降就扔炸弹了,里面喊着别扔,我们投降。

    鬼子大营周围一圈铁丝网,还有很深很宽的壕沟,只有一个大门。7大队一个中队趴在大门外路边草丛中,待鬼子跑到门口时,机枪、步枪一齐射击。鬼子连滚带爬地到壕沟的土坎后面,还击一阵子,在机枪、小炮掩护下,又朝门外冲来。火车站枪声炒豆似的,它急呀,结果站起来就成了靶子。如此反复几次,不知鬼子死伤多少,都被顶了回去。

    火车站兵分几路,缴铁路警察械,攻打警卫日本工程技术人员的鬼子,砸铁路供应总站仓库。粮食是大米、白面,还有成箱的饼干、罐头、香烟,衣服、大衣、帽子、鞋子全是新的皮的。缴获200多匹好马,就都成了驮马。可偌大的供应总站,也就驮走一个角落而已,付之一炬,霍龙门就成了火龙门。

    一切都按照部署有条不紊地进行,王明贵还活捉个鬼子。

    活捉的十几个鬼子、几十个工程技术人员及家属,还有几十个随军慰安妇。《经过》中说:“给他日本文的传单释放,起初日本人很害怕,放开他们的时候,都表示感谢,机枪射手××(原文如此——笔者)同志瞪着眼睛说:‘日本子,你走吧!你要捉住我们,再也不能放,他妈的!装好人呢,滚吧!’”

    冯治刚指挥2支队打下讷河县城后,敌人精心组织一支200多人的“讨伐队”,以游击战对付抗联的游击战。

    这些人是从讷河、克山、德都三县收罗的,瘸子、独眼、大烟鬼、惯匪,还有从监狱里放出来“立功折罪”的罪犯,共同特点是枪法准,骑术好,有奶便是娘。装备精良,马也是从几个县挑选的最好的快马,驻在讷河、克山、德都之间的北兴镇,哪儿发现抗联,立即出动,穷追不舍。这帮地头蛇自恃身手了得,没把抗联放在眼里,也确实给抗联造成很大危害,耿殿君、姜福荣就是被这帮东西杀害的。

    王明贵就琢磨怎么灭了这帮东西。

    1940年4月上旬,王明贵和赵敬夫率3支队越过北黑铁路,进入德都县的十三号屯。找来屯长给些钱,让他买来两只大肥猪杀了,饱餐一顿后,在屯子里召集群众大会。天亮前起队出发,王明贵让屯长去向敌人报告,实话实说,并说抗联往五大连池方向走了。

    部队过了五大连池,又向北进入朝阳山。顺沟走出几公里,迎面一道土岗横在两山之间,两侧山上是稀稀拉拉的不高的柞树,沟里一片开阔地。如果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峻,敌人可能就不上钩了。

    敌人来了。一路顺着山沟跟踪而来,另一路从西边上山,沿着山梁前进。王明贵微微一笑,看着山沟里的一路进入伏击圈,一枪把领头的敌人打下马来。顿时,七八挺机枪和二百来支步枪吼叫起来,接着手榴弹也投了下去,山沟里人仰马翻。这是从汤原游击队始,第一次有了被称做“炸弹”的手榴弹,感觉特别来劲,也真有威力。西山梁上的敌人还挺远,侧射火力作用不大。看着打得差不多了,王明贵下令撤退,一口气奔出几公里,然后“打马桩子”,人翻西边山梁,占领阵地,把从西面迂回上来的敌人又一顿痛打。

    两次伏击,这支地头蛇“讨伐队”伤亡近半,也把它的精神摧垮了。而3支队马不停蹄赶去北兴镇,趁夜暗打进去,又把它的老窝端了。

    陈雷老人说,王明贵这个人聪明,悟性好,决心硬,又冷静,能算计,眼界宽,走一步,看几步,是抗联后期最能打仗的支队长之一。

    3支队袭击霍龙门车站,是为了应对已经雪花飘飘的严冬,也是准备进军呼伦贝尔。

    1940年1月,根据北满省委指示,冯治刚率6军教导队和12团120多骑兵,进军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准备在大兴安岭的加格达奇、阿里河一带,建立北满抗联总后方,并与关内八路军和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取得联系。这是抗联首次进入这一地区。2月4日,在布西三岔河上游任殿臣屯被敌包围,冯治刚牺牲。王钧率部突出重围,转战阿荣、巴彦两旗,3月中旬返回朝阳山。

    霍龙门战斗后,3支队两次进军呼伦贝尔。首次历时两个多月,在阿荣旗突破万余日伪军堵截,深入到洮南、泰来等县。第二次是1941年6月下旬,苏德战争爆发后,3支队渡过嫩江,直插阿荣旗和甘南县民族杂居区,再北上进入呼玛县,年底过界去苏联休整。

    忽而呼伦贝尔大草原,忽而大兴安岭的深山老林。战马打死了、累死了、饿死了,断粮杀掉吃了,骑兵变步兵。再打仗,再缴获,再变成骑兵。伏击、偷袭、化装袭击、遭遇战、突围战,不打仗的日子像节假日一样少。而在进入呼玛县后,则是攻击、攻击、再攻击,横扫呼玛河流域的金沟矿业。

    在同时期的东北抗联中,3支队是最活跃的,战绩也最大。

    关东宪兵司令部编的《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中说:“王明贵今年(1941年——笔者)一月上旬入苏,三月上旬归满,于本期内为第三路军匪帮最为活跃者。”

    能被打死,不能被吓死

    1940年10月31日,《冯仲云给海路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敌寇用尽千方百计,耗尽了人力、物力、财力,毁灭了富饶的农村,而使抗日部队在伪三江省地区受到严重打击。而今抗日队伍又克服巨艰万难,长征小兴安岭西,挺进于嫩江平野,展开历年来所未有之英勇行动,敌寇焉能不惊讶穷蹙呢!因此,敌寇对小兴安岭、东兴安岭之西路又大加注意。例如森林汽车道之修筑,瞭望所之设置,沿山武装移民团之大批分布不遗余力!在平原内则情报网之建立,保甲制之加强,户口、证明书之整理,奸细密探之成群,局部沿山地方之归屯,一切都风行雷厉的在加紧着。

    沉寂的西荒成了新的抗战热点,而敌人从东荒搬来的那一套,当然也是行之有效的。

    小兴安岭西部山边,日寇原来就沿山部署许多开拓团,这回除配置重兵外,又集甲并村建部落,要把抗联封堵在山里困死。在山里打猎、烧炭、伐木、采集山货的人,许多是敌人安插的,真正讨生活的越来越少。一旦发现抗联踪迹,即调集兵力“踩踏”、“梳篦”,穷搜山林,有时还出动飞机。而在平原地区,日伪规定,有抗联进屯过夜,第二天8点前必须报告。重点街村每两小时报告一次,没有报告即被视为有敌情,“讨伐队”立即出动。同时强迫老百姓“站道”、“拉大网”,在高粱地、包米地里排队拉网搜查,站在公路上监视抗联。

    西荒的有钱大户,没有土地革命、打土豪、吃大户的记忆,对抗联一般都比较支持。有的觉得报告了,鬼子、汉奸问个没完,甚至怀疑你“通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不报告。老百姓“拉网”、“站道”发现抗联了,就喊走啊,这旮旯没人啊,就过去了。但也因地而异。1941年12月25日,《王明贵、王捷民关于三支队活动情况给三路军总指挥的报告》中,说伪兴安东省“关于我们的消息,民众不报告的地方还少(因为民众怕日本的毒辣政策),有不报告的地方多系害怕敌人着扰为难(这多属于小村落及人不杂乱的地方)。但多数不报告的,都是在我们威逼下所致,而绝不是他们从心所愿,而真正敢拥护我们和帮助我们的,只占少数而已”。

    李桂林、高玉林老人说,3路军到西荒后,头两年基本都能住上房子,我们上队时就开始露营打火堆了。看老同志那衣服烧得窟窿眼子的,开头还不大明白怎么回事儿,觉得这队伍怎么都像火头军似的呀。在山里打火堆比较安全,在平原就危险多了,白天冒烟咕咚的,晚上几十里外都能看到火亮。那也得打呀。特别是冬天,不打就冻死了。

    露营打火堆,并不仅仅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问题,显见的是西荒抗战已开始进入一个新时期,一种全面的困境和危机。

    张瑞麟老人说:

    我们先在烟筒砬子找到6支队,又去大青山找到总部。一下子多了100多号人,很快断粮了。大年三十,我们和6支队下山打给养。那天晚上特别冷,冻伤10多个,6支队长张光迪让我带着伤号在山边等他们,留下匹走不动的瘦马和几斤黄豆。我的传令兵施连发,10个手指头都冻黑了。我用破布给他两个袖口加长一块,再缝死,这样能保点暖。不能吃饭,我喂他,大小便我给他解裤带。后来送去密营,连冻带饿,还是牺牲了。

    李桂林老人说:

    我记得是1942年7月,我们从铁力去东兴活动,走到白杨木河,看到西岸欢喜岭下有几顶帐篷,还有排红瓦房。河边有个老头钓鱼,告诉我们那是日本开拓团,去年秋天来的,40多人,大都是在乡军人,都有武器。老头说这帮东西才坏呢,让我们给他们干活,白干,看谁不顺眼就放狼狗咬你。

    下午下起雨来,我们在雨中淋着,等天黑。老头说你们打不打呀?我们说打呀。他说就你们这几个人呀?

    支队长朴吉松,原是6支队政治部主任。还有大队长景芳,小队长张祥,再就是安福、李绍刚和我。不光人少,朴吉松一只眼睛负伤瞎了,景芳一只独臂,还有缺手指头、脚指头的。6个人里,也就我和李绍刚零件齐全,一看还是小孩,那衣服也都剐得破狼破虎的,瞅着哪个带个架(“带架”,即像样儿)呀!

    景芳笑笑,拍拍老头肩膀,说:大叔,你今晚拉完道,就可劲儿“卖呆”吧。

    天黑后雨还下,我们摸进开拓团大院,里面停着几辆拖拉机,那时叫“火犁”。大雨帮忙,岗楼漏雨,哨兵进屋躲雨了,狗也没叫。我记得是3扇窗户,6支匣子枪就响上了,然后就喊缴枪不杀。朴吉松、景芳和张祥打多少年仗了,会几句战场上用得着的日本话。刚摸到窗前时,听里面睡得直打呼噜,这下子可就鬼哭狼嚎地炸营了,一个翻译没好声地喊,别打了,投降,我们投降。朴吉松让里面点灯,把枪都扔出来。里面磨蹭一阵子,我们喊扔炸弹了,灯就亮了,噼里啪啦往窗外扔枪。打死10来个,剩下的都放了。

    接着,我们端了木兰县利东警察署,打下大贵镇,烧了石头河子警察分驻所,又打下庆安县大罗镇。打大贵镇是12个人,打大罗镇是20多,都是晚上打的。伪警察,好对付,打完了就进山。

    郝凤武老人中等个头,黑白发,有点儿耳背,一支接一支地抽石林烟。他1921年生于依兰县,1937年5月参加9军,离休前是抚顺煤矿十一厂厂长。去他家采访,老人看了我的证件,说你是东北军区的呀。

    老人说,我第一次负伤就是重伤,指导员张荣把我扛回来,有个老王头照顾我。他四十多岁,是炊事员,先在山坡上搭个窝棚,他就在旁边刨坑。两米来深的长坑,躺进去个人挺宽敞,还扒来几块挺大的桦树皮。我躺在窝棚里看着,说你鼓捣这些玩意儿干什么呀?他说你别问了。后来看我死不了了,才说师长说了,小郝死了,要好好埋了,别让狼扒出来吃了。那坑就是给我挖的,桦树皮是当棺材包我的,这东西油性大,抗烂。我寻思这回没死了,下回死了还能有这待遇吗?

    老人说,参军前我在甸子里放猪,碰上葛万才和富仁山,他俩去城里侦察回来,动员我上队打日本子。我说能打过吗?他俩说能,我说行。那时什么不懂,后来明白光凭我们抗联自己,是打不过日本子,推不翻“满洲国”的。可打不过也得打。能被打死,不能被吓死。有抗联在,就不能让它小日本、“满洲国”消停了。

    1940年12月8日,《张寿篯给负责同志并转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说:

    四○年敌人在战场上受的损失,比较三九年更严重,我军在战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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