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远征
汤原游击队的老队员王钧1938年7月任6军2师11团政治部主任。
老人说：
西征到海伦不久，就开始远征。我们是第一支远征队，由3军3师8团、6军2师11团、12团、9军2师5团组成，由3军政治部主任常有钧和我们师参谋长韩铁汉率领，北上通北、北安、克山一带开辟游击区。10月初，天凉了，得赶紧行动，等大雪捂地就难了。
走到北边一个王八脖子山头，眼前一下子敞亮起来。西边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不到牛羊，狍子横冲直闯。有几只傻乎乎闯进队伍里，1连长曹玉奎手疾眼快，一把抱住一个。我的传令兵蒋全，说“狍子穿队不吉利”。曹玉奎乐呵呵地道，管他吉利不吉利，反正今晚有狍子肉吃了。
我没闻到狍子肉的香味，更不会想到马上就要大祸临头，只是看着眼前荒凉的大草原，想着这就是西荒啊。
那时管草原、平原叫“大界”。在下江，咱们也进出平原、大界，一般都是夏季青纱帐时期，也不会待多长时间。其他季节，特别是冬天，山里都难藏身，大平原光溜溜的，敌人有汽车、爬犁，还有飞机，那不是干吃亏吗？你算算，抗联11个军，哪个军不是在山区发展起来的？胡子也是一样。“山林队”、“山林队”，离开山林就成不了队。长期在山林游击，山边游击，对平原地区有种畏惧心理，现在就要在这里摆开战场，这也确实是个新问题。我这人爱琢磨问题，带兵打仗也不能不琢磨问题。
过个叫“一撮毛”的地方，快到通北县境了，部队停下做饭，师部传令兵叫我去开会。师部在个炭窑，几间木头房子，我进屋就被几支枪逼上了，把我的枪下了。韩铁汉叛变，事前没有任何迹象。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儿呀？韩铁汉恶狠狠地道：我瞅你碍事，要毙了你！
我说：我就是犯了多大错误，你也没权枪毙我这个团政治部主任，得常主任说了算！
“李坏嘴”说：你见不到常小个子了。
我又吃了一惊：常有钧是不是已遭毒手了？
这时，我的传令兵蒋全，在炭窑下边一条大沟的南沿，可着嗓子喊饭好了，让我回去吃饭——就是这一嗓子救了我。
我也得喊，让蒋全知道韩铁汉叛变了，赶紧回去报告。刚喊出几个字，这帮浑蛋一阵拳打脚踢，把我推到西边一个炭窑里，就跑下去抓蒋全，又奔11团去了。看押我的两个小子见人都跑了，嘀咕一阵子，也撵去了。我找到炭窑把头，问他见没见到常主任。把头叫李万山，我叫他李大爷。他说他们在后山坡上打死个人，个不高，挺硬气，临死前还喊什么“万岁”。我跑去一看，正是常有钧，早牺牲了。
我抱着常有钧的遗体，怒火中烧，心乱如麻。但我知道，我必须立即赶回去向上级报告。叛徒的危害太大了，谁知道他们还要干什么呀。
天黑了，有狼呜呜叫，很快跟上来几只，绿荧荧的眼睛鬼火似的闪动着。碰上单身行人，狼会特别兴奋，盯住不放。这东西挺鬼，喜欢从背后袭击人，还会把两只前爪搭你肩膀上，你一回头，就咬住你的喉咙。我早有准备，临走带把镰刀，砍棵树棵子扛着，右手攥着镰刀，狼要从前面发动攻击，那就只有拼了。
有狼跟着走路快，还不觉累，天亮后赶到3军密营。我走后不久，韩铁汉他们就到了，想把女兵抢了，分给部下当老婆，见有防备，没敢动手。我又奔去八道林子、南河，向许亨植、冯治刚报告了，冯治刚派我到12团当政治部主任。
我们又来到“一撮毛”那边的炭窑，见到把头李大爷。我算定韩铁汉得去通北县城投降，让李大爷去趟县城，把情况搞清楚。两天后李大爷回来了，说明天上午10点来钟，在南大岗举行受降仪式，日本守备队和县里的大官都去，小学生不上课，去欢迎。
第二天拂晓前，部队隐蔽在南大岗东南侧的一片树林子里。9点来钟，先是日本守备队的汽车来了，站岗的，搬桌椅的，布置警戒、会场。一会儿，伪县长和日本参事官这些头头脑脑的也到了，距我们也就500来米的样子。10点来钟，叛队从我们左侧的张大房子过来了，韩铁汉这个败类骑匹黄马走在前面。待叛队和鬼子的距离与我们差不多时，我一挥手，枪响了，会场上人仰桌翻，乱成一团。
这一仗打得这个痛快呀，我们打鬼子，鬼子打叛队，叛队也向鬼子开起火来。
陈雷老人说：
我们是第二支远征队，目的地更远，是北安北面的德都、讷河、嫩江一带，再向北就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了。部队是3军3师8团1连、6军1师6团，不到100人，张光迪和我分别为军政负责人。
开头在山里行军，后来都是草原，地平线上能见到起伏的山冈、馒头状的山包。刚到西荒，没经验，觉得那山包不远，寻思到那儿宿营，结果怎么走也走不到。不是有句话，叫“望山跑死马”吗？
第一次战斗，是半个多月后在北安东边的木狗河，河湾处有顶挺大的白帐篷。一路没有敌情，荒草甸子也无处躲避，张光迪说不管它。李敏的哥哥李云峰，是6团政治部主任，说肯定是敌人，快把那面破旗拿出来。那时部队都预备着“满洲国”旗，弄根棍子举着。帐篷口有个人，四十多岁，围个围裙，向我们走来。那地方见到人稀罕哪。我们穿的是3军被服厂做的新衣服，远瞅着跟伪军差不多，近了就觉出不对了。我们实话实说，又问帐篷里是什么人。他说是日本人的测量队，都有枪，还有机枪，让我们快走。走出几里地，后面枪响了。无遮无拦的荒草甸子，没有地形地物可利用。张光迪笑笑，说点火，拿火攻。
西北风挺硬，我们顶风行进。那草有半人多高、一人来高，干得一碰哗哗响，见火就着，身后黄糊糊的荒草甸子，一会儿就烧得黑糊糊、光溜溜的。也不知道上来多少鬼子，烧没烧死，烧死多少，反正连个鬼影也没了。
张光迪是河北人，珠河游击队的老队员。高个，长脸，话不多，胆子大，又有道眼，总是不慌不忙的，打仗是把好手。
10月底，我们越过北黑铁路，进入德都县北部，就是今天的五大连池市。这里属大兴安岭山前丘陵，多火山地貌，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可那时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两个字“荒凉”。到处是岩浆冷却后形成的带蜂窝状小孔的黑石头，棱角像刀似的，上面长着青苔，一跐一滑的，那腿脚和身上划的那口子呀。大家都骂，说西荒怎么还有这种破地方呀。
在五大连池的三池子附近，见到个石头垒的窝棚，当地人叫“渔房子”。主人姓王，五十多岁，帮我们烧水、做饭，领我们到五池子南岸的大渔房子去住宿。又提着灯笼，和几个渔民下池子凿冰捕鱼，都是金黄色的连池鲤鱼。第二天早饭，池水炖池鱼，吃得这个香呀。
西荒荒凉，人烟稀少，敌情闲散，敌人也少。可与下江最大的区别，还在于这里大都没有归屯，见到老百姓，也不用担心是不是敌人安插的特务、密探。抗联能和群众在一起，那不就像鱼有了水吗？就觉得西荒来对了。
问题也来了。敌人什么时候盯住了我们这支远征队，说不清楚，也不难想到，也不能说没有准备。可是，沿途没有地方党组织，老百姓帮我们，也只能解决眼面前的问题。前面敌情怎样？后面追兵多少？到了哪里？不知道。结果，11月中旬进至嫩江县东部的松门山，吃了大亏。
山下就有人家，还有个日本人的伐木场，“讨伐”队也在山下，不知道，在山顶打火堆宿营。天亮时，敌人从南坡摸上来，第一声枪响炸耳根子，接着就响成一锅粥。张光迪观察敌情，一颗子弹飞来，是颗炸子，把胸前棉衣炸得稀烂，鲜血直流，好在没伤到要害。这时要撤还来得及，可我们想占据有利地形，消灭敌人，命令3军8团1连占领西边的一个山头，正暴露在敌人火力下，几乎全部牺牲。
第二天晚上，我们翻山越岭，直线距离也走出百余里了，寻思敌人追不上了，刚坐下想吃点儿饭，敌人上来了。下半夜，在座山上，敌人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包抄上来。张光迪指挥部队阻击敌人，向南面撤退。山陡，抱着枪往下滚。
之后我们就不分昼夜一股劲地走，在嫩江县四站东北甩开了敌人，又被飞机跟上了。先来一架，在我们头上盘旋侦察，又来两架，俯冲扫射。荒草甸子，有山也不大，积雪尺把厚了，无处躲藏，就坐在雪地上对空射击，怎么打也打不着，又伤亡一些人。
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天上还有飞机，远征队就剩40多人了，再打回去不可能了，前进又会怎样？还有伤员怎么安置？
临行前只有个大概的路线，过北安后每一步都是第一步，见人就得问路。这时，有老百姓告诉我们，那儿离黑龙江就30来里了，隔江就是苏联。不经上级批准过界去苏联，会被视为逃跑行为，要受处分的。可是为了保存这支队伍，也没别的路了。
王钧老人说：
除掉叛徒，已是10月中旬，雪下半尺深了，我们还穿着单衣服，剐得“破狼破虎”（破烂不堪）的，胶鞋也好多露出了大脚指头。西荒冬天这个汉奸，比东荒还“砬茬”（有“精明”、“有本事”、“泼辣”等多种意思，这里应为“厉害”），再挺上10天半拉月，老天爷就把我们灭了。
那时那地方叫“北安省”，“省会”在北安县城，就是现在的北安市。敌人知道，这个季节抗联不可能深入平原作战，就死死地封住山边的屯子，不让我们进去，要把你冻死、饿死。
西北40多里外有个四平街，像个镇子似的大屯子，有不少大院套。天快亮时赶到那里，命令2连、1连从东西两面包抄，我带3连和团部直插中间。狗叫一阵子进去了，没有自卫团，也见不到大院套，都是“光腚房”（没有障子、篱笆墙的房子）。我眼珠子都要急冒了，肯定走错地方了。敲开门一问，这地方叫拉拉屯，四平街还在西边差不多10里地呢。
我找到十家长，让他通知每户来个人，到他家开会。我首先讲“俺们不是胡子”，是从东荒过来的抗日联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抗联”、“共产党”，老乡听不大懂，说到我们是打日本子的队伍，都明白，挺高兴，嘁嘁喳喳的。我说你们看到了，我们还没穿上棉衣，希望大家伙儿给凑点，旧的破的都行。两个十家长挺好，帮我们张罗。棉衣、棉裤、狗皮帽子、乌拉，还有油渍麻花的老羊皮袄，抱来放在炕上地下。都是穷人，就20多户人家，还差远了，那也是尽力了。我给乡亲们抱拳施礼，让各连把衣服领回去。党员不分，分到一件的人，把换下来的分给别人。
还得弄棉衣，这回是连马一块弄。西荒那地方，敌人都是骑兵，连屯子里的伪自卫团也是骑兵。大草原，没马玩不转，冬天更没辙。日伪军一出动就是骑兵、爬犁，你累得狗爬兔子喘的，它一撒欢儿就追上你了。龙镇附近的讷漠尔伪自卫团是全鞍马，通北县东南有个日本开拓团，马挺多。1连、3连由两个连长率领，去打开拓团，我带2连和团部去讷漠尔。这回挺顺利，都让我们缴械了。
骑在马上，那人心里特别踏实。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咱跟敌人也不差啥了。棉衣、棉裤、狗皮帽子，许多人还有大衣。枪也比过去好了，弹药充足。
我们从龙镇北边出发，顶风冒雪越过北黑铁路，经过龙门山、尾山、五大连池，进到嫩江县。又越过嫩江，向西到了内蒙古的巴彦旗。一路上忽东忽西，打防所，缴自卫团，袭击日伪军，横扫嫩江平原。个把月左右，又掉头南下，回到北安。北满省委和3路军总部给我们划定的游击区域，是通北、北安、克山一带，向北就越界了——我们已经越界了。
李兆麟来了，嘴巴、眉毛和帽耳上都是白霜、冰凌。我们挺高兴，他心情也挺好，说：王钧，你搞得不错呀，都成骑兵了，还去嫩江溜达一圈。
那时，我就琢磨这平原游击怎么打。去嫩江转了一圈，又是最难熬的隆冬季节，算是试探一把，觉得真行，有信心了。
1939年1月中旬，冯治刚率领6军教导队和12团北上，去龙江北部的德都、讷河、嫩江开辟游击区。我们越过讷漠尔河，来到田家船口，在田家大院田景春家吃早饭，边吃边跟田景春和伪屯长唠嗑，了解敌情。冯治刚就决定在那儿打一仗，给敌人点颜色瞧瞧，用胜利鼓舞、振奋、发动群众。冯参谋长怕敌人报复当地老百姓，让屯长孟繁贵去六七里外的西相腰岗警察分署报告，我们就在屯子里等上了。
9点多钟，从西南方向开来两辆汽车，鬼子、伪军，还有警察。离屯子还有二里地，就停下观察，到屯边还放阵子枪。冯治刚说这是瞎诈唬，放进来打。敌人见屯子里什么反应也没有，就进来了。头车在田家大院墙根前停下，一个个撅着屁股下车，冯治刚喊“打”，枪就响了，我们就冲了出去。敌人死的死，伤的伤，趴在雪地上举手投降。投降饶命，趴在车上、钻进车底下顽抗的，都打死了。
远征到德都平原后的第一仗，把50多敌人全包圆了，咱们无一伤亡。
用干亲、磕头等封建形式开展工作
1939年2月，讷河县委成立，书记尹子奎，领导讷河、克山、德都、嫩江等县开展党群工作。4月又成立肇州县委，省委先后派出高仁杰、徐泽民、张文廉、刘海、高吉良等人，到肇州、肇东、肇源3县开展工作。
7月13日，《冯仲云关于下江与六军情况及对龙北工作意见给张寿篯的信》中说：
龙北的地方群众工作，应该以绝大的努力注意。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队伍的工作发展必须地方工作发展，地方工作发展必须队伍发展，二者是休戚相关不能分离的。珠河群众工作与三军、下江群众工作与六军的历史上的事实经验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11月25日，《中共北满省委给张寿篯并转龙北全体同志的指示信》中说：
现在龙江北部不能没有山东人，也不能没有红枪会的残余，他们还有等待机会而举义的愿望，有些地方可能有秘密练功，我们不要以革命的清谈来忽视与反对他们的传统，应当号召他们在抗日救国旗帜之下团结起来。
我们要顺利的开展西北阵地，必须要耐心的进行以少数民（族）工作，必须用干亲，磕头等封建方式来接近他们，联合他们，便利于我们的行动。
“树林子不是根据地”，那叫密营。被“集团部落”逼入山林的抗联，密营被毁，只能“天大房子地大炕”。现在要趁西荒许多地区还未归屯，赶紧到群众中去，有了群众就什么都不怕。
从东荒到西荒，空间的变化，不但带来了平原游击这样的新课题，呈现在眼前的斗争环境，也仿佛回到了当年游击队时期。只是从省委、总部的当家人，到像王钧这样的老队员，这些经历了八年风风雨雨的幸存者，早已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了。
王钧老人说：
田家船口战斗后，是谷家窑突围战，又打胜了。我们认定这一带各方面条件都挺好，可以开辟游击区。冯治刚参谋长回去向省委、总部汇报，要求派人来开展地方工作。这是2月中旬的事，3月初就来人了，是从下江赶来的。
龙南也派去人了，来龙北的是4个人。下江特委组织部部长小孔，原名姜桂和，这时化名方明玉，任龙北地委书记。6军留守团长耿殿君，负责军事，组织地方武装。汤原县洼区区委书记尹子奎，还有3军少年连指导员陈净山，我们叫她“女陈”，尹子奎和她假扮夫妻，到讷河县做秘密工作，准备组建县委。
他们在龙门山找到部队，除了女陈，都是老熟人，见面亲哪。我问小孔有什么指示，他说你把我们送到讷河地面就行了。
冯参谋长没回来，我带着军教导队和12团越过五大连池，进到讷河县查拉巴奇山的一个木营。有30多副马拉爬犁，都是讷河县五区梁家屯的，在那儿拉木头，见到我们吓坏了，怕卸他们的马。我说我们是抗联，不是胡子，是来打日本子的。小孔又讲话，他那嘴茬子厉害，把他们讲高兴了，跟我们唠起来，越唠越亲热。这些人回去就替咱们宣传上了，说山里来了队伍，叫抗联，不打不骂，不抢不夺，就打日本子。
第二天一大早，梁家屯的头面人物张振江，就坐着爬犁上来了，还带着一些烟卷、冰糖。我说这是干什么，把我们当胡子了？他说你们打日本子劳苦功高，一点儿小意思，不成敬意。这个人挺会说话。唠着唠着，他说王主任，你看咱们“近便近便”（近便有两种含义，一为路近，二为亲近），磕头吧。
我跟张振江说，你们地方出3个人，我们队伍上也出3个。刘关张是桃园三结义，今天咱们来个查拉巴奇六结义，怎么样？他瞅瞅我，说我们也没人呀，我说这不是现成的吗，你，给你赶爬犁的老王头，还有这木营看房子的老马头。
张振江愣了一下。在他心目中，赶爬犁、看房子的两个穷老头子，怎么能上得了这台面呀？咱们在当地活动，他跟队伍上的大官称兄道弟，除了抗日的一面，也使他有头脸、有势力。而我想的是，这木营今后就是咱们的一个落脚点，老马头的用处大着哩。张振江这个人太会来事，让人不大放心。有老王头在他身边，就觉得踏实些。
就报岁数、排顺序。老王头老大，老马头老二，张振江老三，小孔老四，我老五，12团副官王万俊是老疙瘩。木营里有个山神庙，6个人在山神牌位前磕头作揖，喝酒盟誓，“不能同生，但愿同死”，谁坏了良心，天打五雷轰。
当天下午，小孔他们坐张振江的爬犁下山了，在张振江家吃的晚饭。第二天，他们往西路过三马架屯，进户人家喝水，唠起来。主人叫刘跃庭，四十多岁，在东北军当过连长，“九一八”事变后回家种地。这是个血性汉子，打日本说干就干，不久到军部当副官，还代理过12团团长，这年秋天在唐大火犁屯战斗中牺牲了。他的弟弟刘景阳，是讷河县人民抗日先锋队队长，抗日先锋队是小孔他们组织的地方武装。
尹子奎和女陈去县城了，小孔和耿殿君他们留在刘跃庭家。小孔临走时还跟我要了两个指导员，高木林和王恩荣。4个人装成扛活的，分头到周围村屯区活动，发展党员，组织反日会。这个屯子搞得差不多了，就到另一个屯子。三合屯的伪警察队挺顽固，天字二十号屯有个高四阎王不让进屯子，部队去把这两个钉子拔了，小孔他们的工作就更顺利了。讷河县五区和克山县北边的一些屯子，就像当年汤原的红地盘似的。
1940年5月15日，《中共龙江工委给北满省委的报告》中说：
关于队伍来此问题，我们意见以为最好是骑兵两部分（服装整齐）。一部分最少亦须四十人（二轻机），因为太少对于政治上、军事上都有不利的地方，当然人员须要有相当健全的青年，小孩和老头是不妥当的，有战斗力的，绝对遵守纪律的，对老百姓态度好的，千万不要把大部分义勇军领来。如果能够来时，我们相信一定会得到大的发展，在双方配合下，一定能够发展人员到数倍、数十倍，甚至引起大的民变。
你光说我们有多少队伍在什么地方，关内还有八路军、新四军，蒋介石、国民党也抗战了，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呀。当然要来兵强马壮的队伍，让老百姓受到鼓舞，感到有信心。如果净是些老头、小孩，或者山林队改编的，纪律不好，那就帮倒忙了。
龙南肇州、肇源、肇东地区的特点，是各种会道门多，当年红枪会、黄枪会多。由于北方会议影响，当年红枪会、黄枪会风起云涌时，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对其指手画脚，甚至不屑一顾。而今则是千方百计，要把沉寂多年的这类武装重新激活起来。至于拜把子及入会道门什么的，只要便于发动群众，有利抗战，拿来就用。
平原游击（一）
1939年1月底，北满临时省委决定，在各军师团番号不变的情况下，将所属部队编为4个支队和2个独立师。1支队由3军3师8团1连和6军1师6团组成，支队长张光迪，政治部主任陈雷。2支队由3军3师8团2连和6军教导队、2师11团、12团组成，支队长兼政治部主任冯治刚。3支队由6军3师8团和11军1师组成，支队长王明贵，政治部主任于天放。4支队由3军机枪连和6军19团、9军2师组成，支队长雷炎，政治部主任关树勋，参谋长郭铁坚。独立1师由3军1师编成，师长任永富，政治部主任周庶泛。独立2师由3军7团和11军1师部分部队编成，师长马光德，政治部主任朴吉松。
同时设立龙北、龙南两个临时指挥部。龙北指挥部负责人由张寿篯兼任，领导1支队、2支队，在通北、北安、德都、克山、讷河、嫩江地区活动。龙南指挥部负责人由许亨植兼任，领导3支队、4支队和两个独立师，在绥棱、海伦、绥化、庆城、铁力一带活动。
1940年4月，东北抗联统一番号，1路军被编为1、4、7支队，2路军是2、5、8支队，3路军是3、6、9、12支队，每个支队辖两个大队。3支队长王明贵，政委赵敬夫，参谋长王钧。6支队长张光迪，副支队长高吉贤，政委于天放。9支队长陈绍宾，副支队长边凤祥（后任支队长），政委周云峰（继任高禹民）。12支队长李景萌（后为戴鸿宾），政委由许亨值兼任。
郝凤武老人说：
我记得是1939年的腊月过小年后，我们4支队在绥棱东山里。支队长雷炎说得活动活动，这年不能让日本子过消停了，咱们也得弄点儿“好嚼裹儿”。
那时要打仗，就得去西边平原。我们80多人，都是骑兵，过了（哈尔）滨北（安）铁路，一马平川，大雪捂地，骑在马上冻得不行了就下地走，那马停一会儿也冻得直哆嗦。我们先在四方台活动，打几个小仗，腊月二十九到了李老桌屯，让敌人包围了。
李老桌屯在海伦、望奎两县交界，有30多户人家，过去去过，老百姓可好了。这次是后半晌到的，各家住下，黏豆包、猪肉酸菜炖粉条子，都是“好嚼裹儿”、年味儿。一些半大小子、闺女在场院里练秧歌，我们去“卖呆”，还把我拉进去扭一阵子。
第二天刚放亮，敌人来了。有人说有汉奸告密，还有说是来时被敌人发现了。敌人有500多，坐汽车来的。这时如果就走，不会吃那么大亏。抗联一般都等天黑突围，结果在那硬打一天，敌人越来越多，下半晌少说1000多，多数是伪军。
屯子里没有大院套，我们趴在老百姓家的柴火垛、牲口棚、土墙、障子后边射击。东西两面是平光光的大地，南北是平缓的慢坡，敌人明晃晃地往上上，那雪齐膝盖深，也跑不快。约莫百来米距离，瞄准了，一搂火，八成就倒那儿了。咱们老兵多，枪法好。见有伤亡，伪军就趴下不动了。鬼子趴下还往前拱，黄糊糊的身子顶着个钢盔。连珠枪劲大，稍微偏点儿，也能把钢盔钻个窟窿，那感觉特别痛快、过瘾。这么打着，它也趴那儿不动了。让咱们吃亏的是炮弹，掷弹筒、迫击炮不断向屯子里轰击，老百姓帮着往屋子抬伤员。
顶到天黑，敌人知道我们要突围，攻得更紧了。雷炎把全支队的3挺机枪集中到东面，由他领着突围，郭铁坚在后面掩护。东边枪声响成一锅粥，西边敌人进屯子了。郭铁坚大声喊着上马、上马，指挥我们10来个人且战且退。我那匹马怯阵，有点儿惊了，好不容易才上去。子弹下雨似的，有的连上马的机会都没有。我冲到村口时，两边鬼子都上来了，有的就几步远，刺刀好像捅上马肚子了。死呀活的，那工夫什么也不想，就是拼命打马往前冲。后来再想想，那怎么还能冲出来呀？
卢连峰老人说：
我在屯东头“打马桩子”，那炮打的呀，房子打着了，毛驴炸到天上。雷炎跑过来，喊着小卢，通知你们团长，撤退。我跑去传达命令，团长匣子枪口指着我的脑门子，说你传达错了毙了你。我说没错，错了我自己毙了自己。
我那马鞍子不知怎么松了，一抓就滚下来。一个班长叫“山东王”，在那边踩住我的马镫子，我才上去。这时我手里还有根马缰绳，是教导队学员李福的，我一甩，他没抓住，拽住马尾巴跑几步才上去。机枪手王玉华的马伤了，马头一点一点地跑，我喊不行了，快上我这马。他听不见，机关枪哗哗朝两边打。团部李副官从马上掉下去了，高指导员喊“下卡子”，就是打阻击。我和李福下马，把李副官推到李福的马上，他大腿负伤了。高指导员和王玉华趴雪地上射击，我也趴那儿，把一槽子子弹打光了。跑到河边柳树毛子时，先是觉得马脖子伤了，有血星子刮到脸上，又觉得屁股底下不得劲儿，摸把裤裆黏糊糊的，立刻疼起来。我晕晕乎乎趴在马背上，寻思这回完蛋了。那马好哇，负伤了也一直跟着队伍跑，把我救了。
跑到个屯子，老百姓出来放炮烧纸接财神，把我们这些“神仙”接回去了。一个老大娘和她的两个儿子，好歹把我的棉裤脱下来，一看那样儿，老太太就哭了，说完了，这小孩完了。烧开水洗完伤口，老太太又乐了，说“烧高香”了，这小孩上辈人肯定做善事了。
那马跑起来，人在马上一颠一落的，就在那颠起来的工夫，一颗子弹从屁股沟子穿过，差寸把远就打上屁眼和那东西了。老太太给我弄完了，才发现右大腿还中了一枪，肉翻着，好在都没伤着骨头。
郝凤武老人说：
雷炎突围时肚子中弹，是颗炸子。大家硬把他抬上马，跑出10来里再看，肠子都出来了，不行了。那儿有条河，老百姓凿冰抓鱼，有个冰窟窿，把他放冰窟窿里了。唉，弄座雪坟，那也叫坟呀。可那样敌人肯定会发现，说不定要糟蹋成什么样了。把血弄干净，撒上雪，一夜就冻得跟原样差不多了，能保个全尸呀。
雷炎中等个，挺结实，天不怕，地不怕，爱打仗，脾气暴。郭铁坚中上等个子，瘦，瓜子脸，戴眼镜，文绉绉的，从不发脾气，他俩合作得可好了。
那时5月叫“红五月”，每年“红五月”都搞杀敌竞赛。支队长牺牲了，为给支队长报仇，我们也得多打仗、打胜仗啊！在绥棱打个日本人开的林场，晚上打的，打进去了。敌人不投降，火力猛，人也多。看不见人，射击有火光，就朝那火光打。不知道打没打中敌人，我被打中了，打中左胸，前边进去，后边出来，昏过去了。
醒来时，部队开始撤退了。我在地上爬，稀里糊涂地瞎爬，伤口疼，可能还叫唤了。指导员张荣听见了，或是看见了，把我扛肩上，像袋面似的扛着跑。也没包扎，也没工夫包扎，把他弄得血人似的，把我又扛昏过去了。
王钧老人说：
大草原由白变黄又变绿，青纱帐起来了，抗联的好日子来了。这时走到哪儿，一般都有地方关系了，有的屯长就是反日会长，两面政权。在个屯子住下，就有小青年找你要求上队。克山县小油房屯，一下子有4个人上队。李春生是那一带几个屯的反日会长，也要上队。我说你上队只能起个战士的作用，在地方给部队筹粮、做衣服、通风报信，领着这么多人抗日，这作用多大呀！
耿殿君组织抗日先锋队，开头拿棒子训练。我们把缴获的枪支弹药给他们，50多人都武装起来。这是龙北地区第一支地方武装，冯治刚让跟着12团活动一段时间，在实践中学习、锻炼。
进入9月，天凉了，冯治刚说得抓紧时间打仗，打大仗，把讷河城给它端了。那时讲“搞影响”，抗联能搞得响动最大，也最鼓舞、振奋人心的，就是打下一座县城了。
冯治刚可不是灵机一动、脑瓜一热，这个人打仗稳当，可能早就琢磨上了。不过，1939年还想打座县城，那也得真有点儿胆量、谋略。
小孔派人去讷河县城，找尹子奎和女陈。这对假夫妻以开小铺为掩护，把日伪军兵力、驻地，县公署、警察署、监狱和日本参事官住处的位置，搞得清清楚楚，还画了图。
这天是1939年9月18日。白天敌人在靶场“打火操”（打靶），晚上日伪官员、军警会餐，还有日本浪女跳舞助兴。咱们的国耻日，是鬼子的“胜利日”、“光荣日”，我们就是要在这一天给它点儿颜色瞧瞧，搞个大影响。
兵分三路，冯治刚和3军8团姜荣福，率主力攻打北大营伪军孙团，讷河抗日先锋队攻打伪警察训练所，我带12团攻打伪县公署、警察署、监狱、银行。敌人没想到我们会攻打县城，毫无防备，我们这一路就是一路缴械了。黑灯瞎火，伪军团长孙承义，不知从哪儿跑来警务科，让我们抓住了。我让他去北大营喊话，让敌人投降，这小子哭丧着脸，说他这个团长说了不算，是日本指导官当家。我说算不算也给我去喊，派人把他送到冯参谋长那里了。这小子喊话不大顶用，那也动摇军心呀。一个团大部投降，少数跑了。
砸开监狱，放出300多“犯人”，让他们去仓库扛东西。火车站堆着很多军用物资，准备运往诺门罕前线的，弄马车往城外拉，让老百姓随便去拿。剩下的连同车站上的一些设施，都给它烧了、毁了。
我们还让一个连在大街上唱歌，四路纵队来回走，边走边唱。老百姓都出来“卖呆”，说“满洲国”让抗联推翻了。
那一夜，讷河城让我们掀个底朝天，“满洲国”在讷河城不就是完蛋了吗？
之后，从黑嫩平原到呼伦贝尔草原，我们一接近哪个县城，敌人立刻紧张起来。窃听电话，你就听吧，求援的，调兵遣将的，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有时我们故意放出风声，或是去城边转一圈，让敌人瞎忙一阵子。
打完讷河城后的第一仗，是唐大火犁战斗，打死30多个鬼子。接着是火烧于屯战斗，敌人死伤几十个，多数是鬼子。打死鬼子最解恨了。
平原作战，秋天庄稼割了，青纱帐倒了，难得地形地物利用。挖工事，一般都把土往前边扔，我让往后扔，还尽量扔远点儿。敌人老远看见翻起的土棱子，以为你在土棱子后边，就往那儿打炮。那时打仗伤亡大，大都是炮弹打的。除了人多、炮火厉害，敌人手里那家什，也跟咱差不多。骑兵也好，下马冲锋也好，开阔地，好打，它轻易上不来。你把暄乎土扔到前边，子弹能穿透，还容易伤亡。
10月下旬，敌人调集几千兵力，合围五大连池地区。敌人是真急眼了，也看明白了，不趁早动手，让我们再这么折腾下去，这西荒说不定还要出什么“乱子”呢。
敌人进山，我们出山，深入克山县平原活动，白天住下，晚上行军。人生地不熟，到个屯子，找来甲长，或十家长，让他讲周围都有些什么屯子。我先在纸上画个十字，代表东南西北，十字交叉处就是那个屯子。他说个屯子，什么方向，多远，有多少户人家，有没有大院套，就记在纸上。有时不想去的屯子，反倒要多问几句。太阳落山起队，不用向导，先朝别的方向走，天黑后再转向，掉头奔预定目标。一夜必须走出100里以上，天亮有人活动前住下，这样即便敌人发现我们，也很难合围。想打就把敌人打在屯子外边，连冻带饿它也受不了。不想打就走，骑兵快，说走就走了。
这一冬，12团以克山为中心活动，还去了拜泉、依安。大屯子有警察、自卫团，一般也不用打，去了就缴械了。敌人抓到影儿赶去了，我们已经在100里外了。还有房子住，不用打火堆，比起下江就是天堂日子了。
1940年7月20日，3路军在德都县朝阳山的后方基地遭敌袭击，损失惨重。
3路军成立不久，就在朝阳山建起几处密营，有被服厂、医院、修械所，还办个军政训练班，培训干部，既是3路军总部所在地，又是3路军，特别是龙北部队重要的后方基地。
4月后，3支队在支队长王明贵、政委赵敬夫、参谋长王钧率领下，在嫩江、德都、讷河、北安等地频繁出击。7月14日攻打嫩江科洛村日本铁道队，打死4个鬼子，缴获一些武器和其他物资，其中有台油印机和许多纸张。后者是总部急需的，赵敬夫正好又要去训练班学习，3支队即南下朝阳山，掩护赵敬夫等人从小道进山。
嫩江沐河伪森林警察大队大队长董连科，发现3支队的行踪，敌人立即调集兵力尾追。王明贵率3支队向与朝阳山相反的方向走，想把敌人引开。董连科原是个胡子头，很有山林经验，看到赵敬夫等人进山的踪迹，认定山里有名堂，撇下3支队，跟踪进了朝阳山。
王明贵已布下口袋，等了约两个小时，不见敌人上来，情知不妙，立即派中队长刘忠学赶去山里，向张寿篯报告。这时，总部教导队和训练班学员50多人，行李什么的已经收拾好了，坐在树下休息。张寿篯说，我们还有两架机枪呢，敌人来了边打边撤也赶趟。
不赶趟了，敌人已经从三面包围上来了。
训练班和教导队的官兵，都是优中选优，堪称3路军的精华。这年秋天，《金策给张寿篯的信》中，有这样一个自然段：“最心痛的哀悼为尽忠于自己的天职，为保护自己的革命机关和长官，奋不顾身，把一切贡献于自己的事业而壮烈牺牲的我们教导队的青年战士！志毅气勇，经历万难，再不容择的可爱的青年战士！”
王钧老人说这是一场戮战，互相拼杀。教导队官兵占领山头，殊死抵抗。赵敬夫亲自掌握一挺机枪，三次冲锋，终于杀出一条血路，掩护张寿篯退到南面的塔头沟，并最终脱险。
朝阳山之战，毙敌10余人，其中包括那个恶贯满盈的董连科。而3路军总部伤亡更大，北满省委委员、3军政治部主任张兰生、3支队政委赵敬夫、省委机要秘书崔清洙和教导队官兵，共牺牲21人。
敌人当然清楚朝阳山之战的意义，乐不可支，甚至认为“讨伐”已经取得“最后胜利”。结果，两个月后，冯仲云、王明贵指挥3支队和9支队，一举拿下龙北重镇克山县城。
克山县地处小兴安岭西麓，松嫩平原北部，为山脉伸向平原的过渡地带。县城驻守日本守备队一个中队百余人，伪军一个团，另有伪警察200多。这一切都算不得什么，能体现克山县特点的，是当时远近皆知的一句话：“铁打的‘满洲国’，模范的克山县。”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先是搞“铁路爱护村”，然后是模范县、街、村。铁路的重要性不用说了，“铁路爱护村”自然也是在铁路沿线搞了，这“模范县”什么的，就是全“国”性的了。成为“模范县”，方方面面条件很多，必不可少的是“治安良好”。自3路军西征后，在西荒纵横突击，这“模范的克山县”就“模范”不起来了。可在侵略者的心目中，这个典型、旗帜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倒的，于是大兴土木，修筑工事。9月25日，3支队、9支队攻打克山城时，两米多高带跑道的城墙，近3米深的外壕，就剩西北角的一小段还没完工。而日伪军的驻地就在那里，那不是比“铁打的”还“铁打”吗？
王钧老人说，朝阳山总部被袭，我们赶去支援，晚了。现场那个惨哪，张兰生、赵敬夫和崔秘书的头，都让敌人割去了。妈个巴子，当时就铁心报仇，这回打你个“模范县”！
7月底即开始筹划。像打讷河城一样，让地方党把城内敌情搞清楚，然后就开始调虎离山。9月11日，参谋长王钧率7大队攻打讷河县拉哈镇。18日夜，王明贵率3支队袭击克山县荣家窝棚，烧了伪警署。敌人果然上当，驻守“模范城”的日伪军，一大半都乖乖地出来“讨伐”。
部署停当，3路军政委冯仲云带着9支队来了，大家信心更足了。
9月23日晚上，两个支队200余人从克山县北部的张老道窝棚出发，两夜急行军赶到克山城外，在高粱地里隐蔽，天黑后向城边运动。教导队中队长修身带个班，配挺机枪，摸到西门外西大营房后，10点钟向日本守备队射击。枪响为令，9支队攻击西大营伪军，3支队突入城内，很快占领伪县公署。听到城内枪声大作，鬼子明白又上当了。两辆汽车驶出大营，刚进城就被阻击部队一顿猛打，伤亡近半。战至次日凌晨，两个支队撤出克山城，一昼夜急行军进至五大连池卧虎山一带，甩脱敌人。
王钧老人说，冯仲云、王明贵带7大队和教导队直奔县公署，我带8大队进攻中央大街中心炮楼，然后分兵砸银行、砸监狱。除了军政据点，银行、监狱是必砸的。打讷河城时，解放300多“犯人”，好多人还戴着手铐、脚镣。这回我们准备些斧子、锤子、凿子，还有鬼子的战刀，打开监狱就叮叮当当砸手铐脚镣，许多人上队跟咱们走了。
郝凤武老人说，我们攻打伪军团部，有地方党拉道。一个挺大的四合院，门口就一个哨兵，另一个逛窑子去了。我记得那天晚上的口令是“防御”，地方党什么都给弄明白了。机枪手老苑，1.80米的大个子，歪把子对着迎门窗户扫上了，里面就喊别打了，俺们投降。排长让我找人打开仓库，进去一看就拔不动脚了。大盖、匣子、撸子，还有机关枪、迫击炮，几个人可劲拿。我身上也不知背了多少，反正除机关枪、迫击炮，什么都有，当然还有子弹。蹲那儿站不起来了，“拉拉巴巴”（走路时两腿似蹲非蹲的样子）走到门口，不得不扔了两支三八大盖。这时候，不远处鬼子大营里，几辆汽车往外跑。这边我们打，那边3支队打。我是打不了了，就看那钢盔可地滚。
王钧老人说，打讷河还在大街上开群众大会，打克山就是速战速决，打了就撤。3支队是从西北角出城的，城墙下就是护城壕，5米来深，往下出溜。底下用人让上，上边伸下步枪往上拽，马在高粱地里“打马桩子”，清点人数，上马就跑。
11月8日，即43天后，龙南12支队又打下肇源县城。
1939年后，还想着并打下县城的，也只有西荒的3路军了。
平原游击（二）
李桂林老人说：
我四岁时母亲去世，七岁父亲又死了，十三岁当“半拉子”，十五岁卖零工，十六岁12支队来了。这是1940年8月的事。晚上到的，进屋给我张传单，不识字，就听他们讲抗日救国。打日本我赞成，这队伍还和气，不打骂人，不抢东西，不要好吃的，再说我那个家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呀！我说我要跟你们走，他们说欢迎呀。我们李家粉房屯这次参军四个人，其中还有我的一个表兄李清峰，后来在牡丹江拖拉机配件厂当书记，“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死了。
给我支捷克式马枪，在支队部当传令兵。支队长是戴鸿宾，政委是许亨植兼的。
第一仗打肇州县丰乐镇，1940年9月11日晚上。镇子挺繁华，烧锅、店铺挺多，有城墙、外壕，挺高挺深，听说胡子打几次都打不进去。我们从南门进去的。城门比城墙低，搭人梯过去，看城门的伪军还在睡觉，把他们的枪缴了，把城门打开，直奔街公所、警察署、银行，兵分几路，各干各的。景芳领着我们几个人去当铺，用枪托砸开门，进去就交代政策，说你这当铺是日本人开的，没收。就把玻璃柜台里的金银首饰划拉了，结果都让戴鸿宾开小差时拐跑了。
天亮后，我们撤到高粱地里猫着。三肇平原，一望无际，白天不能行动，天黑再走。计划半夜时分赶到肇东县宋站，打进去弄些吃穿，然后奔庆安进山。这是12支队第一次深入平原作战，又是步兵，不宜久留，捞一把赶紧回去。
下雨，一跐一滑的，没到宋站天快亮了，不能打了，进屯子弄饭吃。邻屯保长的弟弟宁四麻子，来找同学去宋站上学，被我们扣下了。许进不许出，不能走漏风声。一会儿宁保长也来了，说他要去宋站开会，扣下他等于给鬼子报信了。咱们大意了，只寻思他弟弟在咱手里，哪承想这小子是个铁杆汉奸，连弟弟都不要了。
下午1点来钟，从宋站开来一列军列，少说千把敌人。戴鸿宾急眼了，一枪把宁四麻子毙了。我们一口气跑了两个多小时，钻进一片高粱地。那高粱有十几垧，寻思这回没事了，气没喘匀乎，就听见狗咬，敌人带了军犬。炮弹在高粱地里咣咣炸，机枪扫射，把高粱秆子掐得齐刷刷的。我趴在地上，马枪担在垄台上，见人影上来就搂火。打到天黑突围，在后边掩护的机枪班没出来，全牺牲了。
部队冲散了，再聚拢起来时，100多人就剩一半左右了，支队长和政委也没了。后来得知，许亨植带十几个人突围后，按预定计划进山了，戴鸿宾开小差了。大家伙儿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心里这个不是滋味呀。
支队党委书记韩玉书说：听我的，跟我走。
9月底，在三肇地区做地方工作的徐泽民上队了，代理支队长，韩玉书代理政治部主任，在肇源县南五家子开的党员干部会。会后，徐泽民到地方交代工作，韩玉书领着我们去打肇源县城。
至今我也不清楚，为什么没按计划进山，是徐泽民带来了上级新指示，还是支队领导临时商量决定的。现在想啊，那工夫还动打县城的心思，实在匪夷所思，太了不起了。有时敢打就是战术。50多人也敢去打县城，这也是抗联精神。
宁保长是铁杆汉奸，老天爷也向着敌人。本来算计得好好的，没想到又下雨了，紧赶慢赶到敖木台，天放亮了。
敖木台离肇源城18里，分东西两个屯子。南边是松花江，北边一条公路，从三肇直通哈尔滨。我们把屯子封锁了，等天黑后攻城。
8点多钟，顺着南边江坝过来30多个鬼子，骑着大洋马。走到支队部和34大队住的西屯，有3个鬼子进屯了，让机枪手朱先俊一个点射全打那儿了，这就打上了。打到下半晌，就听北边公路上汽车呼呼响，敌人从哈尔滨和三肇不断赶来增援，还拖来大炮，把屯子轰得房倒屋塌，东屯还打着火了。36大队往西屯撤，半道上大队长和指导员都牺牲了。
三面敌人，背后松花江，没退路了，在屯子里干挨炮弹，老百姓也跟着遭殃。韩玉书把带匣子枪的人集中起来，组织冲锋队，就是敢死队，领着往外冲，没冲出去，他也牺牲了。
上午打响不久，韩玉书派我去东屯送信，让36大队撤退。大队长关秀岩和指导员吴世英不同意，说天黑再撤。那时向北撤，会有伤亡，但也不会吃这么大亏呀。韩玉书这人有本事，又坚决，没他队伍可能早垮了。
江坝下是个水泡子，几里长，1里来宽，也不知深浅，我们就下去了。这时天擦黑了，子弹从后面追来，打得水花四溅，炮弹炸起水柱，像要把人也扔到天上。我个小，又不会游泳，那水从没腰到齐脖，身子要漂起来了，再深点就淹死了。刚上身几天的棉衣，在水里还行，上岸后像灌铅似的，脱了扔了，立刻就轻快了。
先过去的趴在草棵子里，向江坝上的敌人射击。政治部副主任张瑞麟，手、肋巴骨和大腿都负伤了，喊着让我们散开跑。敌人那炮太欺负人了，不过这时天也黑下来了，天黑就好办了。
江滩有几里宽，都是荒草棵子，江边有个渔房子，渔房子后面是松花江，我们就往那儿跑。有渔房子就有打鱼的，可打一天仗了，那人还不早蹽了呀？还真没蹽，几个山东人，趴在草棵子里瞅着我们，上来帮着背伤员。景芳问有船没有，他们说有，就去弄船。
清点人数，15个人，就3个没伤，我是其中之一。
好多人都像我一样，把棉裤脱扔了，光腚拉叉的。这时已下过一场小雪了。打一天仗，热血冲到脑门儿上，什么都不觉得。这工夫江风一吹，上下牙就不分点地打起架来。
一个五十多岁的刘大爷，用船把我们送到肇源县三站镇南一个叫管泡子的地方，张瑞麟让我们三个没伤的，去石家粉房屯找地方党组织。
石家粉房离我们家李家粉房二里地，挺熟悉，参军前听说西屯李道德屯有反日会，黑灯瞎火，就奔去了。也巧了，敲开第一户人家，就碰上地下党李相明。他媳妇给我们烙饼炒鸡蛋，天亮前把我们领到屯外包米地里，让我们藏在包米秸子堆里，他就找徐泽民去了。晚上又去他家，炕上一大堆棉衣、乌拉、毡袜，让我们背回来了。
10月底接到命令，让我们去石家粉房西边的慈善会大庙。这是个喇嘛庙，和尚都是反日会的。接下来的几天晚上，各屯小青年扛着老洋炮、扎枪头子，三五成群地来了30多，都是地方党动员的，12支队又变成50多人了。徐泽民、张文廉他们在三肇开展地方工作，功劳大着了。
代理支队长徐泽民也来了，开会动员，还是打肇源。
肇源县城是郭尔罗旗公署所在地，是吉黑两省交界处重镇，原来日伪军挺多。敖木台一仗，敌人认为把12支队消灭了，没事了，调走了，城内只有百十来个伪警察。我们11月8日深夜攻城，6日一夜急行军赶到城北一个蒙古屯大拉嘎，当天城内正在召开“三肇地区剿匪祝捷大会”，敲锣打鼓吹号的，弄得挺热闹。肇源、肇州、肇东3县参事官，伪滨江省、第4军管区和哈尔滨铁路局的代表，都参加“祝捷”大会。咱们也派去了“代表”，地下党和反日会的人，就在那看着、听着。
大拉嘎离县城8里地，天黑后出发，小步快跑，直奔城西南角，那儿没有人家，也就没有狗咬。城里反日会的几个人在那儿等着我们，领头的叫王秉章，是哈尔滨《大北新报》肇源分社社长。他说城里情况跟原来一样，冲锋队就开始爬城。
城墙有两丈来高，事先准备的铁钩、绳子，甩上去钩住了，抓着就往上爬。进城不远是伪县公署，伪警察队也在那儿，旁边是监狱。大门口哨兵问口令，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冲上去，硬把大门推倒了，连打带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伪警察就把枪从窗户扔出来了。
我和张瑞麟砸开仓库，我的妈呀，步枪、机枪、小炮，子弹一箱一箱的，军衣、大衣、皮大衣、皮帽、皮鞋、手套，全是新的，还有饼干、罐头。搬到后来，又发现几箱大烟分子。
景芳带人砸开监狱，领着100多“犯人”跑来了，大喊着让大家换衣服，一人拿支枪，子弹能拿多少拿多少。
天亮了，我们又打开粮库，让老百姓随便去拿。在前一天鬼子开“祝捷”大会的十字街，召开群众大会，徐泽民、张瑞麟先后讲话。讲我们是抗联打鬼子，不是胡子打街，号召群众抗日救国，支援抗联，当时就有不少人报名参军。
战斗半个来小时就结束了，枪就响了10多分钟，有的还是新兵拿到枪后乐颠馅了，鼓捣响的。咱们就有个战士负伤，打死10多个敌人，包括1个参事官。缴获小炮3门，机枪5挺，步枪、手枪300多支，还有200来匹战马和全套鞍具、马刀，是敌人刚运来准备装备伪军的。
12支队平原游击，就吃亏在速度上，游不动，跑不过敌人。像打宋站和第一次去打肇源，老天爷再不帮忙，4条腿也赶到了。宋站没打上，两条腿跟汽车轱辘赛跑。敖木台那仗，咱们要是骑兵，不是上马就蹽了吗？妈个巴子，这回咱也4条腿了，不比敌人差多少了。
进城时是50多人，一大半拿着扎枪头子老洋炮。打下肇源城，一下子变成200多人，小日本还把枪弹军需都给准备得妥妥的。
高玉林老人说：
1939年铲头遍地时，屯子里来个传道的，住在我家对门，就是徐泽民。伪满有“道德会”，宣传三从四德、三纲五常，这对日伪的愚民统治有利，鬼子扶持。徐泽民跟大家伙儿混熟了，就实话实说，“道德会”变反日会。我爹是反日会的负责人，开会让我放哨。第二年12支队来了，秋天说好了，让我上队，临走又不要我了。家里少个人，我爹的身份有可能暴露，没法做地下工作了。我不干，非上队不可。我爹说算了，咱爷俩都上队吧。被分到36大队2中队，我爹是中队长，我是传令兵。
我爹叫高云峰，念过几年书，“九一八”事变后，在肇州组织红枪会打日本。东北军有个蔡团长，把我爹那支队伍收编了，我爹在团部当副官。后来这个团垮了，就回家种地了。
参军第一仗，就打肇源城，拿着个扎枪头子，什么不懂。跟着跑去仓库，拿枪、抓子弹，换衣服，都是伪军衣服，还有马，成骑兵了。
当时，总部让12支队撤回山里，可领导脑瓜子热了。50多个人，一大半是扎枪头子大刀片，就打下了肇源。现在200多人，枪马齐全，就南下去打扶余县城。就没想想，80%是新兵，许多像我一样还不会使枪，骑马也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关键是打肇源是奇袭，里应外合，打扶余有这些条件吗？再说打肇源弄得响动这么大，敌人早就盯上我们了。
赶到离扶余不远的长春岭镇时，几路敌人上来了，我们掉头奔东北，准备进山。敌人前堵后追，大平原，汽车、马队老远就看见了，脚跟脚地撵你。我们连宿大夜地跑，那马累不行了，在肇东县宋站这边一个陈家窝棚，让敌人汽车撵上了。我爹和十几个人在后边下卡子打掩护，趴在个漫岗上的草棵子里，机枪一打，汽车停了，鬼子下车端着枪就上来了。一个鬼子站在车头旁边，用望远镜朝这边望，让我爹一枪打仰歪在驾驶室下边的踏板上。后来听老百姓讲，鬼子把雪地上的血都刮走了，不知道是个什么官。
我趴在我爹右边，左边是个蒙古族战士，也是神枪手。那枪响得分不清个数，我爹大声喊着，让伤员撤退，让我也走。我去传达他的命令，回来又趴在那儿，用马枪向敌人射击。我没负伤，我是他的传令兵。那工夫什么死呀活的，怎么的也不能离开我爹。我爹顺过连珠枪的枪把子，照我肩膀就是几下子，说你没用，留下白死，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马在漫岗后边“打马桩子”，上马跑出几里地是北黑铁路。我们几个人趴在路基后边，准备接应他们，听那边枪声响得揪心。约莫半个来小时的工夫，几匹马跑过来了，有我爹那匹大青马，到近前一看，马上趴着张瑞麟，他负伤了。
张瑞麟老人说：
高玉林他爸是为我牺牲的呀。
我们打打退退，离卡子后面一个屯子还挺远，没等上马，我那匹马中弹了，我的胳膊也负伤了。中队长高云峰把他那匹青马的缰绳塞给我，说张主任，快走。要在平时，两个人骑匹马也行，这时驮一个人也挺困难了。我不接那缰绳，说你快走，我掩护。他说你不行。说着，一手步枪，一手匣子，转身奔个土坎子，趴那儿打上了。这人枪法好，百发百中，艺高胆大。要是没有他顶挡一阵子，我们几个人恐怕谁也跑不了。
李桂林老人说：
跑过一个铁道口时，我的那匹马绊倒了。那是匹儿马，挺烈性，爬起来，我的一只脚还在马镫子上挂着。那马也伤了，跑不快，我的整个身子都在地上拖着。这时，敌人汽车离我们也就一里地的样子。景芳见了，勒住马，匣子枪炒豆似的向敌人射击。大队长杨永祥、中队长袁风林跳下马，把我推上马，机枪摁地上，一槽子子弹都打光了才上马。
打下肇源县城，12支队一下子发展到200多人，进山后不到50人了。
后期名将王明贵
哈尔滨有条一曼街，离休前为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王明贵老人，就住在这里。
老人1910年出生于吉林省磐石县，1934年在汤原县格节河金矿当工人时参加汤原游击队，先后任连长、团长、副师长、师长，3路军西征后为3支队长。老人1.75米以上个头，宽肩阔背，寸把长白发，双目有神，有些耳背，我们的谈话就有点儿喊话的味道。
同样担任过省政协副主席的张瑞麟老人，笔者采访时患脑萎缩。老人的夫人告诉我：他糊涂了，什么都忘了，就抗联的事情还记得些，你跟他谈一会儿吧，行。
而王明贵老人的夫人，则提醒我：你们少谈一会儿吧，他心脏不好，一谈就兴奋，就睡不着觉，血压就高。
又道：你要是早来几年，谈几天都行。
1940年9月，打下“模范的克山县”城后，3支队假装南进，5天打了7仗，然后突然掉头，夜行晓宿，向北疾走，长途奔袭嫩江县北部的霍龙门车站。
在军事上，霍龙门是北部呼玛、塔河、漠河等县的支撑点，经济上是周边几县矿产、木业的集散地。鬼子还在这里建立个铁路供应总站，储备大量军需。打下它的意义、价值，又非那座“模范城”可比。
除伪铁路警察外，有几十个日本工程技术人员，由10多个鬼子负责警卫。车站东边有个伪骑兵“讨伐队”，南边是鬼子大营。每天早晨从嫩江开来一列军列，运来几百鬼子，有时住在大营里，有时当晚返回，大营里只有几十个鬼子。
10月13日，王明贵和中队长修身化装成车老板，去霍龙门侦察，得知鬼子这天又返回嫩江了。
1940年（无月日），《抗联第三路军第二支队（应为3支队——笔者）夜袭火罗门车站、渡嫩江、深入甘南平原经过》（下称《经过》）中，写道：“从支队长说明攻击罗门意义后，队员们都一刻不停地整理东西互相低声地让（议）论着：‘他妈的，这回日本子，又该倒霉啦！’”
8大队摸到伪军驻地，把毯子搭上铁丝网，翻跳过去，按住哨兵，冲进院子，歪把子朝房檐下就是一个点射。敌人睡得迷迷糊糊的，这是让他们精神精神。然后大喊缴枪不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里面一阵骚动。再喊不投降就扔炸弹了，里面喊着别扔，我们投降。
鬼子大营周围一圈铁丝网，还有很深很宽的壕沟，只有一个大门。7大队一个中队趴在大门外路边草丛中，待鬼子跑到门口时，机枪、步枪一齐射击。鬼子连滚带爬地到壕沟的土坎后面，还击一阵子，在机枪、小炮掩护下，又朝门外冲来。火车站枪声炒豆似的，它急呀，结果站起来就成了靶子。如此反复几次，不知鬼子死伤多少，都被顶了回去。
火车站兵分几路，缴铁路警察械，攻打警卫日本工程技术人员的鬼子，砸铁路供应总站仓库。粮食是大米、白面，还有成箱的饼干、罐头、香烟，衣服、大衣、帽子、鞋子全是新的皮的。缴获200多匹好马，就都成了驮马。可偌大的供应总站，也就驮走一个角落而已，付之一炬，霍龙门就成了火龙门。
一切都按照部署有条不紊地进行，王明贵还活捉个鬼子。
活捉的十几个鬼子、几十个工程技术人员及家属，还有几十个随军慰安妇。《经过》中说：“给他日本文的传单释放，起初日本人很害怕，放开他们的时候，都表示感谢，机枪射手××（原文如此——笔者）同志瞪着眼睛说：‘日本子，你走吧！你要捉住我们，再也不能放，他妈的！装好人呢，滚吧！’”
冯治刚指挥2支队打下讷河县城后，敌人精心组织一支200多人的“讨伐队”，以游击战对付抗联的游击战。
这些人是从讷河、克山、德都三县收罗的，瘸子、独眼、大烟鬼、惯匪，还有从监狱里放出来“立功折罪”的罪犯，共同特点是枪法准，骑术好，有奶便是娘。装备精良，马也是从几个县挑选的最好的快马，驻在讷河、克山、德都之间的北兴镇，哪儿发现抗联，立即出动，穷追不舍。这帮地头蛇自恃身手了得，没把抗联放在眼里，也确实给抗联造成很大危害，耿殿君、姜福荣就是被这帮东西杀害的。
王明贵就琢磨怎么灭了这帮东西。
1940年4月上旬，王明贵和赵敬夫率3支队越过北黑铁路，进入德都县的十三号屯。找来屯长给些钱，让他买来两只大肥猪杀了，饱餐一顿后，在屯子里召集群众大会。天亮前起队出发，王明贵让屯长去向敌人报告，实话实说，并说抗联往五大连池方向走了。
部队过了五大连池，又向北进入朝阳山。顺沟走出几公里，迎面一道土岗横在两山之间，两侧山上是稀稀拉拉的不高的柞树，沟里一片开阔地。如果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峻，敌人可能就不上钩了。
敌人来了。一路顺着山沟跟踪而来，另一路从西边上山，沿着山梁前进。王明贵微微一笑，看着山沟里的一路进入伏击圈，一枪把领头的敌人打下马来。顿时，七八挺机枪和二百来支步枪吼叫起来，接着手榴弹也投了下去，山沟里人仰马翻。这是从汤原游击队始，第一次有了被称做“炸弹”的手榴弹，感觉特别来劲，也真有威力。西山梁上的敌人还挺远，侧射火力作用不大。看着打得差不多了，王明贵下令撤退，一口气奔出几公里，然后“打马桩子”，人翻西边山梁，占领阵地，把从西面迂回上来的敌人又一顿痛打。
两次伏击，这支地头蛇“讨伐队”伤亡近半，也把它的精神摧垮了。而3支队马不停蹄赶去北兴镇，趁夜暗打进去，又把它的老窝端了。
陈雷老人说，王明贵这个人聪明，悟性好，决心硬，又冷静，能算计，眼界宽，走一步，看几步，是抗联后期最能打仗的支队长之一。
3支队袭击霍龙门车站，是为了应对已经雪花飘飘的严冬，也是准备进军呼伦贝尔。
1940年1月，根据北满省委指示，冯治刚率6军教导队和12团120多骑兵，进军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准备在大兴安岭的加格达奇、阿里河一带，建立北满抗联总后方，并与关内八路军和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取得联系。这是抗联首次进入这一地区。2月4日，在布西三岔河上游任殿臣屯被敌包围，冯治刚牺牲。王钧率部突出重围，转战阿荣、巴彦两旗，3月中旬返回朝阳山。
霍龙门战斗后，3支队两次进军呼伦贝尔。首次历时两个多月，在阿荣旗突破万余日伪军堵截，深入到洮南、泰来等县。第二次是1941年6月下旬，苏德战争爆发后，3支队渡过嫩江，直插阿荣旗和甘南县民族杂居区，再北上进入呼玛县，年底过界去苏联休整。
忽而呼伦贝尔大草原，忽而大兴安岭的深山老林。战马打死了、累死了、饿死了，断粮杀掉吃了，骑兵变步兵。再打仗，再缴获，再变成骑兵。伏击、偷袭、化装袭击、遭遇战、突围战，不打仗的日子像节假日一样少。而在进入呼玛县后，则是攻击、攻击、再攻击，横扫呼玛河流域的金沟矿业。
在同时期的东北抗联中，3支队是最活跃的，战绩也最大。
关东宪兵司令部编的《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中说：“王明贵今年（1941年——笔者）一月上旬入苏，三月上旬归满，于本期内为第三路军匪帮最为活跃者。”
能被打死，不能被吓死
1940年10月31日，《冯仲云给海路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敌寇用尽千方百计，耗尽了人力、物力、财力，毁灭了富饶的农村，而使抗日部队在伪三江省地区受到严重打击。而今抗日队伍又克服巨艰万难，长征小兴安岭西，挺进于嫩江平野，展开历年来所未有之英勇行动，敌寇焉能不惊讶穷蹙呢！因此，敌寇对小兴安岭、东兴安岭之西路又大加注意。例如森林汽车道之修筑，瞭望所之设置，沿山武装移民团之大批分布不遗余力！在平原内则情报网之建立，保甲制之加强，户口、证明书之整理，奸细密探之成群，局部沿山地方之归屯，一切都风行雷厉的在加紧着。
沉寂的西荒成了新的抗战热点，而敌人从东荒搬来的那一套，当然也是行之有效的。
小兴安岭西部山边，日寇原来就沿山部署许多开拓团，这回除配置重兵外，又集甲并村建部落，要把抗联封堵在山里困死。在山里打猎、烧炭、伐木、采集山货的人，许多是敌人安插的，真正讨生活的越来越少。一旦发现抗联踪迹，即调集兵力“踩踏”、“梳篦”，穷搜山林，有时还出动飞机。而在平原地区，日伪规定，有抗联进屯过夜，第二天8点前必须报告。重点街村每两小时报告一次，没有报告即被视为有敌情，“讨伐队”立即出动。同时强迫老百姓“站道”、“拉大网”，在高粱地、包米地里排队拉网搜查，站在公路上监视抗联。
西荒的有钱大户，没有土地革命、打土豪、吃大户的记忆，对抗联一般都比较支持。有的觉得报告了，鬼子、汉奸问个没完，甚至怀疑你“通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不报告。老百姓“拉网”、“站道”发现抗联了，就喊走啊，这旮旯没人啊，就过去了。但也因地而异。1941年12月25日，《王明贵、王捷民关于三支队活动情况给三路军总指挥的报告》中，说伪兴安东省“关于我们的消息，民众不报告的地方还少（因为民众怕日本的毒辣政策），有不报告的地方多系害怕敌人着扰为难（这多属于小村落及人不杂乱的地方）。但多数不报告的，都是在我们威逼下所致，而绝不是他们从心所愿，而真正敢拥护我们和帮助我们的，只占少数而已”。
李桂林、高玉林老人说，3路军到西荒后，头两年基本都能住上房子，我们上队时就开始露营打火堆了。看老同志那衣服烧得窟窿眼子的，开头还不大明白怎么回事儿，觉得这队伍怎么都像火头军似的呀。在山里打火堆比较安全，在平原就危险多了，白天冒烟咕咚的，晚上几十里外都能看到火亮。那也得打呀。特别是冬天，不打就冻死了。
露营打火堆，并不仅仅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问题，显见的是西荒抗战已开始进入一个新时期，一种全面的困境和危机。
张瑞麟老人说：
我们先在烟筒砬子找到6支队，又去大青山找到总部。一下子多了100多号人，很快断粮了。大年三十，我们和6支队下山打给养。那天晚上特别冷，冻伤10多个，6支队长张光迪让我带着伤号在山边等他们，留下匹走不动的瘦马和几斤黄豆。我的传令兵施连发，10个手指头都冻黑了。我用破布给他两个袖口加长一块，再缝死，这样能保点暖。不能吃饭，我喂他，大小便我给他解裤带。后来送去密营，连冻带饿，还是牺牲了。
李桂林老人说：
我记得是1942年7月，我们从铁力去东兴活动，走到白杨木河，看到西岸欢喜岭下有几顶帐篷，还有排红瓦房。河边有个老头钓鱼，告诉我们那是日本开拓团，去年秋天来的，40多人，大都是在乡军人，都有武器。老头说这帮东西才坏呢，让我们给他们干活，白干，看谁不顺眼就放狼狗咬你。
下午下起雨来，我们在雨中淋着，等天黑。老头说你们打不打呀？我们说打呀。他说就你们这几个人呀？
支队长朴吉松，原是6支队政治部主任。还有大队长景芳，小队长张祥，再就是安福、李绍刚和我。不光人少，朴吉松一只眼睛负伤瞎了，景芳一只独臂，还有缺手指头、脚指头的。6个人里，也就我和李绍刚零件齐全，一看还是小孩，那衣服也都剐得破狼破虎的，瞅着哪个带个架（“带架”，即像样儿）呀！
景芳笑笑，拍拍老头肩膀，说：大叔，你今晚拉完道，就可劲儿“卖呆”吧。
天黑后雨还下，我们摸进开拓团大院，里面停着几辆拖拉机，那时叫“火犁”。大雨帮忙，岗楼漏雨，哨兵进屋躲雨了，狗也没叫。我记得是3扇窗户，6支匣子枪就响上了，然后就喊缴枪不杀。朴吉松、景芳和张祥打多少年仗了，会几句战场上用得着的日本话。刚摸到窗前时，听里面睡得直打呼噜，这下子可就鬼哭狼嚎地炸营了，一个翻译没好声地喊，别打了，投降，我们投降。朴吉松让里面点灯，把枪都扔出来。里面磨蹭一阵子，我们喊扔炸弹了，灯就亮了，噼里啪啦往窗外扔枪。打死10来个，剩下的都放了。
接着，我们端了木兰县利东警察署，打下大贵镇，烧了石头河子警察分驻所，又打下庆安县大罗镇。打大贵镇是12个人，打大罗镇是20多，都是晚上打的。伪警察，好对付，打完了就进山。
郝凤武老人中等个头，黑白发，有点儿耳背，一支接一支地抽石林烟。他1921年生于依兰县，1937年5月参加9军，离休前是抚顺煤矿十一厂厂长。去他家采访，老人看了我的证件，说你是东北军区的呀。
老人说，我第一次负伤就是重伤，指导员张荣把我扛回来，有个老王头照顾我。他四十多岁，是炊事员，先在山坡上搭个窝棚，他就在旁边刨坑。两米来深的长坑，躺进去个人挺宽敞，还扒来几块挺大的桦树皮。我躺在窝棚里看着，说你鼓捣这些玩意儿干什么呀？他说你别问了。后来看我死不了了，才说师长说了，小郝死了，要好好埋了，别让狼扒出来吃了。那坑就是给我挖的，桦树皮是当棺材包我的，这东西油性大，抗烂。我寻思这回没死了，下回死了还能有这待遇吗？
老人说，参军前我在甸子里放猪，碰上葛万才和富仁山，他俩去城里侦察回来，动员我上队打日本子。我说能打过吗？他俩说能，我说行。那时什么不懂，后来明白光凭我们抗联自己，是打不过日本子，推不翻“满洲国”的。可打不过也得打。能被打死，不能被吓死。有抗联在，就不能让它小日本、“满洲国”消停了。
1940年12月8日，《张寿篯给负责同志并转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说：
四○年敌人在战场上受的损失，比较三九年更严重，我军在战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