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战场牺牲的最后一位军长

    许亨植，原名许克，3路军西征前化名李熙山。1909年生于朝鲜庆尚北道，其父因反日被通缉，1913年全家流亡中国东北。他1930年入党，同年五一在哈尔滨参加游行示威被捕，“九一八”事变后被组织营救出狱，任宾县特支委员。之后任哈东支队指导员、大队长，3军1师2团团长、3团政治部主任、3师政治部主任，9军政治部主任，3军军长，3路军参谋长兼12支队政委。

    3路军老人说，许亨植高个，圆脸，浓眉大眼，一身“疙瘩膘”（凸起的块状肌肉，意为结实），爽快，果断，说话、办事“嘁里喀嚓”（干脆、利落），打日本那是坚决性的。

    讲一口流利汉话的许亨植，先后在宾县、汤原做地方工作，1933年春又被派到珠河县黑龙宫。这位与金策、李启东同时期的职业革命家，扮作雇工，水田、旱田都是把好手，人又豪爽、仗义，谁有困难，竭力向前，而且见多识广，颇受拥戴，许多年轻人都要跟他拜把子，愿意听他的。当时，铁道北的黑龙宫、侯林乡一带，有许多义勇军、山林队，打着反日旗号反日的不反日的，对共产党和珠河游击队的态度也形色不一。许亨植向这些队伍宣传“1·26”指示信，许多头头都表示欢迎，对这个谈吐不凡、一表人才的朝鲜族小伙子，很是高看。

    许亨植能打硬仗，有人说他是员猛将。1936年初，在道南高丽营子战斗中，面对绝对优势的日伪军，有的义勇军临阵脱逃，援军又被阻在途中，3师政治部主任许亨植坚决不后退，终于打退了敌人。官兵士气大振，接下来又在拉拉屯、五道岗、十八层甸子战斗中，连战连捷，打出威风。

    3军西征，许亨植率先遣队。3路军西征，也是这员猛将率领首批部队披荆斩棘。

    西征先锋，人生地不熟，每一步都是第一步，会有什么样的凶险，又需要怎样的勇气和智慧？这一切都无法详述，只知道把这样的担子交给他，这本身就意味着什么。

    1938年9月6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致张寿篯的信》中说：

    熙山同志在半年来的九军工作中，是相当的执行了中央路线的。他正（确）的对待了上层的关系，以诚恳和坦白的精神去说服上层，使上层能容许和帮助下层党政工作的顺利进行。经过训练班的方式，能够提拔一部分新的干部和团结一部分干部在党的左围。并训练班的方式来起模范作用，而改善队内政治工作和队员的一般意识倾向，在队内建立了党的组织。因此当九军二师进行投降时，能够推动上层及时的清洗了队伍，能够实现了新的九军二师岭西远（征）计划。

    有老人说，8军也好，9军也罢，政治部主任这个角色，不但难干，而且凶险。许亨植在9军干得挺好，跟李华堂等人也处得挺好，这是非常难得的。可有人认为他跟赵尚志是一伙的，把他调离了。

    倘若许亨植继续担任9军政治部主任，9军后来会怎样，这是谁也不好说的。他在大罗勒密的密营中，办了3期军政训练班，培训120余名官兵，李华堂被俘叛变后，正是这些骨干撑起了9军的脊梁。

    作为北满省委委员、3军军长、3路军参谋长，他自然也参与了省委和3路军的许多重要决策。

    1939年10月27日，他在给某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紧急通告和宣传品已经收到了，检阅之后，我对于你所认识之目前中心任务变动问题（即拥苏占一等地［位］，而应援国内抗战处于次要地位）是有意见的。

    现在中国革命的阶级（段）是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民族革命战争的烽火，已经在中国各地普遍的燃烧起来，中国民众现在都被吸引到这一战争的范围内，即使东北的民众虽然现时还未直接参加，但他本身所感觉到的是民族压迫，首先要求的是民族解放，应援国内抗战这一口号是最能动员广大群众的口号。并且在响应国内抗战中，我们自然在实际上拥护了苏联，但是我们如果首先拥护的口号，无疑的是又犯了“左”的毛病，而未认清东北民众的一般心理和现阶段我们动员广大群众的口号及工作任务。

    这样一种观点在当时是难得的，把它说出来也是需要勇气的。

    1941年后，3路军部队陆续进入苏联整训。1942年夏，留在国内的40多人编成3支小部队，由金策、许亨植领导，在龙南地区活动。

    后面将会写到，金策不想去苏联。许亨植是否也是这种态度，笔者没见到有关资料。已知的是，这个善于独立思考，并敢于直言的人，是东北抗联在东北战场牺牲的最后一位高级将领。

    7月底，许亨植到东兴县西北的五顶山，了解张瑞麟率领的小部队活动情况。8月2日回返铁力密营，当晚在青峰岭下露营，第二天清晨被敌包围、袭击。

    敌人是庆安县伪警察队长国长友带领的30多人的“讨伐队”，许亨植身边只有两个警卫员，凭借树木、倒木掩护，向敌人射击。国长友知道许亨植的身份，这个铁杆汉奸要在主子面前显能耐，喊叫投降，想抓活的，伤亡几个人后，下令集中火力向许亨植射击。许亨植身中数弹，手中的匣子枪仍在吼叫，直至牺牲。

    前面说过的攻打大罗镇，就是为的给许亨植报仇。朴吉松和张瑞麟两支小部队集中20多人，红着眼睛冲进去，混乱中让国长友跑了。东北解放后，这小子被于天放抓住，公审后枪决了。

    冯治刚“会推八门”

    田家船口战斗后，冯治刚率2支队到谷家窑时，被敌包围。

    3路军远征西荒，敌人感到威胁。12团骑兵横行北安和五大连池地区，更使敌人心焦，急于给对手一个打击。只是西荒地域辽阔，兵力稀少，不易调集，对手又忽东忽西，难以捕捉。这回终于逮住机会，即从北安、讷河、克山等地调来3000多日伪军，恨不得一口把2支队吞了。

    谷家窑位于德都县城西15公里的讷谟尔河南岸，有几十户人家。腊月底，快过年了，厚重的积雪压迫着低矮的草房，战前的死寂则压迫着人心，把庄稼院渐浓的年味儿驱赶得无影无踪。屯外四野一马平川，前面的邱家窑和周围的大小屯子，都被陆续赶来的敌人占据了，北边讷谟尔河边树林子里也是敌人，都是骑兵。清冷的阳光在雪原上跳跃，晃人眼睛。

    邱家窑的敌人不断打枪，炮弹也在空中划着抛物线飞来。一个鬼子和几个伪军官举着望远镜，在围墙后面探头探脑。冯治刚抓过一支连珠枪，枪身把院墙上的积雪按出个缺口，吧的一枪，那个鬼子向后仰去。就在敌人愣神的瞬间，第二枪响了，一个伪军官又应声倒了。

    北边的敌人在树林子里“打马桩子”，有进攻的模样。王钧冲敌人打了一枪，让个老百姓送去一封信，意思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不要为日本人卖命。伪军围着个胳膊被打伤的伪军议论，说这枪打得真准。那送信的老百姓说：人家这是打的朋友枪，让你们老实别动，不然就打脑袋了。

    北边敌人再无动作，也不打枪了。其他方向枪声不断，特别是南面，打炮，轻重机枪火力很猛，还曾试探着攻击两次。

    天黑后，冯治刚下令向南突围。

    王钧老人说，北边敌人兵力少，南边打得最激烈，其实都是假象。南边是平原，北边过了讷谟尔河就是五大连池，山区。敌人认为我们非往北去不可，布置了三道防线，天黑后把南边的兵力也调过去了，南边只剩些伪自卫团。我们如入无人之境，200多人只牺牲1个。

    2支队去谷家窑途中，抓住个姓吴的伪自卫团长。2支队突围后，敌人莫名其妙，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这个队伍你们打不了，人家那个大官会推八门，推出南面是生门，吃饱喝足就走了。

    前面说过，汤原游击队成立后，冯治刚不服气，自己拉起一支“文武队”，要跟这帮满脑袋高粱花子的人比试比试，看谁更有能耐，打鬼子更厉害。

    有人投笔从戎，到了也没谙出军中之道，免不了书生气。冯治刚拿笔的手很快练成神枪手，他的聪明才智都用在了抗战上，果敢、沉静，多谋善断，用头脑打仗。3路军到西荒后打下的第一座县城，是他指挥的，其影响是战略性的。汤原那样一座在下江地区影响很大的县城，也是他策划、指挥攻破的。他指挥的大仗小仗，经常会在一种不可思议的冒险中，让人领教一种奇兵的快感。用有的老人的话讲，是战前让你觉得挺悬乎，这仗能打吗？能这样打吗？打起来却觉得挺容易，伤亡也不大。

    前面引用过的《冯仲云给海路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龙北部队在北满党及三路军总指挥部正确领导和指挥之下，我们智勇双全的民族英雄东北抗联三路军第二支队长，后任抗联龙北指挥冯治刚同志，得到了很大的成果，开展了北满抗联有史以来所未有的英勇活动的成绩。龙北部队在去年一九三九年一年中所获得的胜利成绩，突破北满抗联历年来每年的纪录（已有报告，此处不赘），使寇军为之气馁，而博得满军之赞叹和喝采。

    抗联自始至终都是游击战，一支部队出去，在总体战略方针下，全凭带兵人机断专行，灵活应对。再加上放下锄头拿起枪，许多人未经过正规训练，农民习气，长期的游击作风，有人就自觉不自觉地把战略利益置之脑后。冯治刚从来都是坚决执行上级指示、命令。而当联军猬集下江，一些人为山头利益闹纠纷、摩擦时，他严格约束部下，宁肯吃亏，也尽力避免矛盾、冲突。

    老人都说，这个人是栋梁之才呀。

    1939年12月，2支队越过嫩江，进入呼伦贝尔的莫力达瓦旗。

    1940年1月26日，王钧老人记得非常清楚，这一天是农历腊月二十六。

    老人说：

    这天清晨，我们来到格呢河西太平桥屯，一个骑光背马的达斡尔姑娘德兰英从屯外跑回来，说警察狗子来了。部队退到屯外山上，望远镜里，来的是清一色黑制服的达斡尔步兵警察队，有200多人。冯治刚让军部副官祁宝贤和警卫排长于长江上前喊话：汉族、达斡尔族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刚喊几句，对方开火了，两个人倒在雪地上。大家火冒三丈，我也急眼了，冯治刚瞪着眼睛大喊：王钧你听着，不许打死一个！几挺机枪的交叉火力，把敌人摁在山下不敢动弹，骑兵从两侧冲下去，马前枪口下，200多人缴械投降。

    莫力达瓦旗是达斡尔、汉族杂居区，达斡尔人对抗联很好，但这时许多人对咱们还不大了解。这些伪警察大都是当地达斡尔人子弟。这一仗咱们牺牲两个人，没伤对方一个，简单教育后都放了。这下子别说老百姓了，连这些伪警察也受不了了，说咱叫日本子弄瞎眼了，今后豁出命来也要帮抗联。

    当天傍晚，我们南下到了阿荣旗的五架屯，发现东南方向开来30多辆尼桑卡车，车上黄糊糊的都是鬼子，足有一个联队，有的车后还拖着大炮。

    当时分析，敌人是从齐齐哈尔过来的，当地不会有这么多鬼子。它来干什么？要去哪里？是不是奔我们来的？不知道，对这一带的地形、村屯分布情况，也不清楚。这是首次进军呼伦贝尔。我和冯参谋长核计，当晚敌人或者去阿荣旗，或者找个大屯子住下。没想到它住在西南方向的任家窝棚，我们也不知道那儿有这么个屯子，第二天正好撞上了。

    尖兵在前面1里多远，主要是察看路上的汽车轮印子。那时西荒没有胶皮轱辘车，有轮胎印就是敌人。走了两个来小时，前面一座山，尖兵向我们挥手，有敌情。冯治刚让我作好战斗准备，他带着传令兵纵马上山，观察敌情。敌人在山上放了哨兵，早发现我们了，山后就是任家窝棚，一路鬼子爬山抢占制高点，主力从两侧包抄我们。我一看糟了，敌人居高临下，我们那儿是一片开阔地，光溜溜的，连“打马桩子”的地方也没有。我可着嗓子命令部队往后面山上撤，然后和大队长任德福带个机枪班，抢上前去接应冯治刚。

    从汤原游击队到3路军，一次战斗，我还没遇过这么多鬼子，更没见过这么猛的炮火。榴弹炮、迫击炮、掷弹筒打得分不清个数，一会儿工夫，机枪就被炸毁两挺，机枪手和几个战士也被子弹扫倒了。冯治刚他们离我们最近时，也就200来米的样子，我眼瞅着传令兵裴海峰先倒了，接着单腿跪地射击的参谋长也中弹了。要不是大部队上了北山，火力掩护，我和任德福几个人也撤不下来了。

    南面是敌人，东北方向也黄糊糊地上来了，我领着部队往西撤。出山沟，拐山头，迎头又撞上一小队鬼子。那人都红眼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机枪、步枪、匣子枪立即开火，枪打马冲，鬼子顶不住，往后跑。后面是三岔河，有条清沟，薄薄一层冰。鬼子哪明白这个呀，前面的掉下去，后面的收不住脚，30来个鬼子在里面抓挠着乱扑腾。我们这一顿好打，冰水都打红了，算是出了口恶气。

    当晚在西南山里露营，第二天傍黑时，我带几个人回来，遍山不见烈士遗体。老百姓说，鬼子发现了冯参谋长的印章、文件，用白布裹着拉走了，其余的老百姓给埋了。

    冯治刚的岳父，是旧中华民国汤原县最后一任监督（县长），事变后不当汉奸，带领全家老小躲进山里，病死了。3路军西征时，冯参谋长的母亲、妻子，还留在小兴安岭密营里。他牺牲前3天，还跟我说不知道她们怎样了，这个冬天能不能熬过来。

    师团长们

    3军3师政治部主任吴景才，人称“吴县长”。

    吴景才原籍山东省义州府，石匠出身，“九一八”事变前闯关东到珠河县，在乌吉密、三股流一带打短工，又在常万屯沟里开个小烧锅。1933年底，日伪军进山“讨伐”，被赵尚志率游击队痛击，败退时经过烧锅沟，把吴景才的家和烧锅一把火烧了。吴景才自此参加抗战，为珠河游击队搞情报、购买物资。

    1934年7月，在三股流成立珠河反日农民委员会总会，吴景才被选为总会会长。“农委”是在反日会基础上建立的半政权性质的组织，老百姓不习惯叫“会长”，都叫吴景才“县长”。1935年秋，在三股流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珠河县人民革命政府，发布《大中华民国珠河县革命政府布告》，就是正儿八经的县长了。

    从总会会长到县长，都是老百姓选举产生的，由此不难想见吴县长在群众中的威望。

    1935年秋，日寇对珠河游击区实行焦土政策，“洗大沟”，建部落。吴景才有时潜入部落，有时进山，最终不得不上队，先后任3师、2师政治部主任。1938年10月，在方正县蚂蚁河西老道庙一带活动时，战斗中负重伤牺牲。

    关于吴景才，从县长到师政治部主任，这里能够比较完整地讲个大概的，只有一件事。

    1935年春，3军转到外线作战，伪23团突然闯进铁道南的红地盘抢粮。十万火急！“吴县长”命令各农委分会的自卫队，立即赶到土门岭伏击敌人。天擦黑时，伪军赶着300来副装满粮食的爬犁进入伏击圈，吴景才一声令下，步枪、老洋炮、大抬杆齐鸣。许多老百姓也赶来助阵，敲打铜盆，燃放鞭炮。伪军哪见过这阵势呀，蒙了，扔下粮食跑了。

    郭铁坚，原名郭成文，1911年生于依兰县刁翎镇大通沟，1933年毕业于依兰中学，回乡创办小学校。1935年初参加抗日活动，5月入党，不久任刁翎党支部书记，3个月即动员50多人参加抗联。后来，他的妻子、哥哥、弟弟和刁翎小学30多学生，也陆续上队。刁翎地区先后参加抗联百余人，直接间接，都与他有关。

    1935年8月，郭铁坚带两个党员，缴了大通沟伪自卫团9支步枪、1支撸子，拉起一支20多人的队伍参加3军，被编为1团游击连，任连长。9月，他率游击连在五道河子伏击伪军运输船，缴获十几支步枪和100多套棉衣。

    1936年春，赵尚志决定将游击连划归9军，郭铁坚任游击连指导员。之后又调任军部科长，1938年1月任1师政治部主任，8月任2师师长。

    郭铁坚家贫，父母省吃俭用供他读书，人又聪明、刻苦，学习非常好。没架子，人缘好，活泼，幽默，当师长也跟士兵开玩笑，没大没小的。战斗中负伤，用草药敷伤，士兵跟他开玩笑，说这回“锅”破了。他笑道，别看“锅”破了，这铁可是坚着呢，从此改名“郭铁坚”。

    1941年8月，郭铁坚率9支队挺进呼伦贝尔。部队在瓢泼大雨中渡过嫩江，在西岸郭泥屯被敌人包围。暴雨、弹雨，敌人还调来榴弹炮。郭铁坚在指挥抢占制高点时，胸部中弹，仍大呼冲锋，直至牺牲。9支队仅15大队指导员孙志远带8个人杀出重围，仍按总部计划西进，在大兴安岭游击两年，不见大部队到来，才东返总部。

    《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谈罢“西北指挥部之组成状况”后，说：“其中尤以冯治刚、姜福荣、耿殿君、王铭贵匪帮活动最为频繁，彼等善于忽聚互散，纵横奔驰于游击区。”

    耿殿君，中等个头，浓眉大眼，脸稍长，棱角分明，一口浓重的山东腔。1903年生于山东掖县，何时闯关东到汤原不详，1932年3月参加抗战，曾任6军留守团团长、11团团长、12团团长，1939年12月牺牲。

    此人作战勇猛，颇得游击战要领。但他更突出的贡献，还是在后方建设上。

    “留守团”、“补充团”、“留守处”、“经理处”，各军名称不一，内容都是一个。被服厂、医院、兵工厂等等，这些建在密林深处的后勤基地，随着形势的严峻，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也越来越陷入窘境，而6军在联军中一直是比较好的。

    留守团与战斗团的区别，在于摊子多，事务杂。耿殿君的特点，一是勤勉、敬业，地面熟，善交际，几乎没有他办不来的事。二是“抠门”，平时一颗钉子、一块破布都要精心收起来，在他眼里没有什么可扔的东西，人称“耿破烂”。留守团管钱管物，钱倒不一定有多少，物可是多去了，除了部队官兵肩背上扛背着的，6军的家当几乎都在这密营里了，也真需要这样一个“把家虎”。特别是粮食，特别是归屯后。三是严厉，一天到晚黑着脸，好像不会笑。密营人员散，被服厂都是女的，其余几乎都是老弱病残，病号、伤员少有断的时候，有时还有戒大烟的。常来常往的都是干部，许多是领导，有的来了就要“好嚼裹儿”。这样个单位，不严格管理，换个“好好先生”，还真不行。

    问题在于耿殿君严厉得简单粗暴，经常是张口就骂，甚至举手就打。

    1938年8月25日，《中共下江特委给六军全党同志并转北满临时省委的意见书》中说：

    “他骂（妈）的！这些小子又来蹲沟啦！没有什么事扯他妈儿八蛋，你（指刘连长）不会说不会道的，见大官老爷别哆嗦，要不了命。他们愿来就来！上这儿来吃给养还叨叨，不来拉倒，我有工作太忙。”

    耿同志有一贯的轻视组织的精神，对于上级党的指示和工作决议，表面上同意，而没有一次不是暗中反对，或表面抵抗，有时谩骂党和上级领导机关。一般的经常反抗上级。

    有老人说，批判赵尚志，一些人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也不敢说。耿殿君不管这一套，这也是他受处分的一个原因。

    1938年4月，耿殿君被留党察看3个月，期满后被开除党籍。

    同年11月，有人在给省委的报告中说：“六军干部如周云峰、吴一光、耿殿君等撤职，派到最下层去改正错误，特别是老耿如短期内再有新的错误，即将处死。”

    看过《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的人都清楚，或者政治路线，或者“浪漫行为”，抗联中高级干部中没有受到批评或处分的不多。当然，许多都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而关于耿殿君，用有的老人的话讲，是“撅嘴骡子卖个驴价钱——坏在嘴上了”。

    在《开除耿殿君党籍的决议》中，说：“他在抗日救国运动中，曾不断的表现出英勇斗争精神，无有动摇的坚强意志。”

    在被“派到最下层去改正错误”期间，从组建讷河地方武装，到最终牺牲，同样表现了他的英勇斗争精神，毫不动摇的坚强意志。

    1939年6月21日，《冯仲云关于部队在下江活动、供给、干部等情况给金策等同志的信》中说：

    我提议北满要发起一个追悼运动，来追悼和纪念我们一九三八年来牺牲之先烈魏长魁、关化新、陆希田、张传福以及最近牺牲的张连科、雷炎、陈芳钧、孙绍清等，我们要详细研究他们牺牲之经过，详细的他们的史迹的记载，最好写出传记，提高全党及全队对保护干部之注意！

    1940年12月8日，《张寿篯给负责同志并转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在列出《三路军干部统计表》（从总政委、总参谋长到支队长、政委、参谋长）后，写道：

    最积极的、忠实、勇敢、有战斗历史、经过锻炼的青年干部，如白福厚、许宝和、隋德胜、曹德胜、孙继州、姜文贵、徐泽民、王景华等军事指挥员，姚士同、迟万君、朴吉松（韩国人）、金永贤、张荣、韩玉书、吴时英（韩国人）等政治工作员，这都是我军战斗干部。其外如夏振华、李静波、王勤、李福才等后方管理工作员，张中孚、徐子英、金贞顺、张英华（韩国女人）等文化技术干部。

    以上多为团或团以上干部，后来大都牺牲了，有的这时已经牺牲了。

    “我的头颅我的热血是贡献民族革命”

    张兰生，原名鲍巨魁，满族，1909年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1928年师范学校毕业，1932年入党，历任珠河中心县委书记、北满临时省委书记、3军政治部主任。

    像张兰生一样长期从事地方工作的高禹民，原名高升山，1916年生于山东省高密县，八岁时随父闯关东到依兰土龙山，1934年在依兰中学读书时参加抗日活动，曾任依兰中学党支部书记、依兰县委书记、下江特委书记。1939年冬转移到西荒，1940年4月后先后任9支队、3支队政委。

    高禹民中等个头，眉清目秀，英俊文雅，思维敏捷。上队后，曾参与指挥攻打克山、霍龙门战斗，年底在阿荣旗王兆富屯战斗中牺牲。

    有汉奸告密，先来一中队鬼子，后来大批伪军。晚上9点多钟打响。王明贵、王钧带教导队部分人员住在屯子东头，冲到后面山上，抢占制高点。高禹民带主力住在屯子西头，远点，没冲出来。王明贵指挥用火力压制敌人，掩护、接应主力，高禹民带个机枪班，占据雪地中两块突兀的大青石，向冲上来的敌人射击。激战一个多小时，主力大都撤到山上，高禹民和十几个人被敌人包围。敌人喊话，让他们投降。高禹民让教导队长安永化用日语喊话，让敌人投降。

    王钧老人说，第二天傍黑时，我们又回到王兆富屯。烈士遗体让敌人拉走了，大青石上除了弹痕就是血，雪地上一层弹壳。那雪不是白的了，弹壳都红了。

    无论省委书记、军政治部主任，还是普通士兵，要使后人比较详细的知道他们的事迹，须得两个条件。一是当年有比较详细的资料，并能留存下来，二是有比较熟悉他们的人活下来。张兰生长期做地方工作，这种“地下工作”，原本就是难为人知的。

    1940年6月1日，《张寿篯许亨植给金策的信》中说：

    三肇张文廉同志光荣殉国矣，真使人痛心，李道文（十二支队参谋长）全家殉难，敌人破坏了一些公开关系，但秘密组织敌人是无法知道。

    张文廉，1913年生于宁安，北平一中毕业，1935年秋回乡抗战，参加5军，任连指导员，战斗中失散，半年后找到队伍，被误认为是奸细，险些被处死。之后任3军秘书、青年科长、三肇地区龙江工委书记，1940年被捕，坚贞不屈，被日寇填进松花江冰窟窿里。

    张文廉被捕后，金策曾指示徐泽民，一定千方百计营救，花钱买出来也行。

    不知道徐泽民具体怎样营救的，只知道他是不遗余力了，还知道徐泽民、小孔、尹子奎等人都牺牲了。

    而谁都知道的，如果没有地方党的配合，讷河、克山、肇源是不可能打下来的，许多好仗都是没法打的。

    还知道张兰生、高禹民白纸黑字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

    我的头颅我的热血是贡献民族革命，是贡献于党的事业。

    亲爱的同志们！现在我正是无钱无粮，山尽水穷的时期，是最紧急的关头，但不论是怎样艰苦和困难，不论是怎样的挨饿和受冻，只要是血在温，只要是头尚存，丝毫不能变动了革命的意志，请勿念！

    小孩队

    曹曙焰老人说，我上队不久就见到何畏，圆脸，大眼睛，挺招人喜欢。那个头使大劲也就1.50米的样子，一看就是个小孩，大家却叫他“团长”，没一点儿开玩笑的样儿。我心里纳闷儿，这么大点小孩，怎么就当团长了呀？后来知道，他上队前是儿童团长。

    何畏，1922年生于宾县，八岁到方正县大罗勒密，给人放猪。1935年初参加儿童团，当团长。“讨伐队”来了，人们跑进山里，让他回村看看。鬼子军官和伪军官腰里的手枪，让他眼馋，那也没招呀。村头孤零零的一家院子里，架着十几支步枪，伪军在屋里睡觉，一个哨兵在门口抱枪打瞌睡。何畏立刻有了主意，回来跟农民自卫队长郑万昌一说，大家齐声说好，立即行动。自卫队藏在院外的高粱地里，何畏抱只老母鸡，从门口走过。那哨兵招手让他过去，何畏假装害怕，抱着老母鸡钻进高粱地，那伪军就追。除了老洋炮就是扎枪头子、大刀片的自卫队，就有了十几支步枪，“何团长”名声大噪。

    何畏原名何永祥。李延禄听说这事后，摸着他的脑袋说：你这么勇敢，什么都不怕，就叫“何畏”吧。

    比何畏大一岁的姜墨林，儿童团的团龄比何畏大三年。他是宁安县红土墙村人，主要任务是跑交通。敌人到处设卡，进趟城更难，有时连妇女梳在脑后的“疙瘩揪”（抓髻）都要扯开检查。姜墨林扮作个小要饭花子，拿张大饼边走边吃，信就藏在饼里，不检查拉倒，检查两口就吞下去了。他还“收编”个比他小四岁的顾全民，有时各自行动，有时相伴出发，破衣烂衫，拿根打狗棍。有时两人假装打架，一巴掌把鼻子拍出血，一个跑，一个追，无论敌人拦没拦得住，连哭带叫，又撕又打地也就混过去了。

    姜墨林的交通跑得太出色了，敌人就盯上这个比同龄人矮半头又小一圈的孩子，他就不得不上队了。不到3个月学会1000多个字的姜墨林，在镜泊湖北边的杨胖子沟，第一次参加战斗就打死个鬼子。之后攻打延吉县双河镇，小队长姜墨林把十几个人分成四组，在齐裆深的雪中挖沟掏洞，战斗一打响就出现在敌人面前，一举夺下东关炮台，第一个冲进镇子。

    1936年12月，3军5师打下佛山县城，转移到乌云县小河沿屯时，有两个十五岁左右的小兵，掉进农民饮马用的冰眼里，脚冻坏了，被安置在当地老乡家养伤。没想到这家的主人袁明是个日本特务，那还有个好吗？严刑拷问，敌人一无所获。

    乌云县参事官增田虎正郎和伪县长赵畏亲自审问，审讯室换成了高雅的客厅，留声机还播放着乐曲。

    赵畏首先开口：你们两个小孩，在爹妈身边过好日子多好呀，抗什么日呀？

    一个小兵道：我们的爹妈是中国人，你的爹妈是日本人吧？

    另一个小兵说：当汉奸没有好下场，俺们在佛山把大汉奸王万良绑在灯杆上勒死了。

    增田虎正郎赶紧打圆场：我知道你们是被“共匪”逼着干的，只要你们说不是自愿的就行，皇军大大的人道。

    两个小英雄瞪圆眼睛：日本子杀了多少中国人，你们才是匪，是胡子，我们打日本子是百分之百的自愿！

    行刑那天，走到“恒昌号”商铺，两个小英雄要了酒和红布，站在爬犁上高喊：再过十几年，又长这么大，还打日本子！

    何畏是1938年西征时牺牲的，姜墨林是1940年在东宁县执行侦察任务时牺牲的，他们是东北抗联非常著名的英雄人物。

    而这两个慷慨赴死的小英雄，无名。

    王传圣参军不久，就被调到军部当传令兵。到军部好呀，成天守着首长，学的东西多，进步快，枪也好，还是骑兵。可一看到那马，立刻傻眼了。那是军长的备用马，一匹红色大洋马。那年他才十五岁，长得又瘦又小，也就1.50米出点头。别说这又高又大的大洋马，就是一般的马，骑术不好也爬不上去。平时踩块石头，或是站到高处，好歹爬上去，打起仗来怎么办呀？琢磨一大气，弄两根木棒，在两头拴上绳子，接在两边马镫下边，做了个“二梯蹬”。这样能爬上马背了，两脚又够不着马镫子了。想把马镫绳剪短些，再一想军长骑时又不够长了，就用木棒、绳子在上面做了个“三梯蹬”，算是马镫子。

    那时军师团各级传令兵，几乎都是像王传圣这样挺机灵的小孩。跑个腿，传个话，锻炼两年长大了，再派到部队去。各军陆续大都成立少年连（营）后，也大抵如此。像杨靖宇、赵尚志，几乎一直把少年连（营）带在身边。这些小孩，有的是流浪儿，有的父母被敌人杀害了，被部队收留了，还有的是随父母上队的。把他们集中编制，便于行军作战，平时又能学文化、学军事，像个教导队似的。

    高玉林老人说，我十三岁给地主放牛，十五岁当“半拉子”，十六岁干“八厘股子”。“半拉子”是干半个人的活，给你一半的工钱。“八厘股子”是干八成活，给八成工钱。话是这么说，实际上常常给不到。我刚参加抗联那阵，就是跟着跑，连个“八厘股子”也顶不上，算个“半拉子”吧。

    曹曙焰老人说，那时和现在，文字上都叫“少年连”，当年我们就叫“小孩队”，有的还叫“半拉子队”。“小孩队”锻炼一下，打仗挺厉害的。大人刚参军，不会打仗，还赶不上“小孩队”、“半拉子队”呢。

    1934年3月9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交给党团省委报告之三》中，在谈到珠河游击队时说：

    少先队原来二十余人，当我到队时，只有十八人，因为吸收几个人到教导队去了，少先队是一个中队，队长李根先最勇敢忠实。没有派争，非常好的一个同志（韩），但政治上不发展，少先队员较之其他队员勇敢积极，在政治上也比较其他中队好得多。

    1937年12月，1军成立少年铁血队，杨靖宇让王传圣当指导员。全队五十多人，干部年龄最大的是指导员十九岁，队员中年龄最大的十八岁，最小的十四岁。第一仗是临江县红土崖战斗，全歼伪军一个排。接着又攻打小蒲岔河“集团部落”，活捉三十多伪警察。战后伪警察说，一帮大老爷们儿，让群小孩打得稀里哗啦。

    著名的冰趟子大捷，3军少年连打得非常勇敢、顽强。

    笔者采访到的大多数老人，像李在德、李敏、胡真一、王铁环、周淑玲、潘国权、丛茂山、曹曙焰、王云庆、郝凤武、卢连峰、李桂林、高玉林、王福臣等等，无论他们是否编入少年连（营），当年都是小孩。

    1938年后，抗联进入最困难时期，除南满1军重新组建的少年铁血队外，少年连（营）基本就不存在了。像李桂林、高玉林、王福臣等人，参军后就和成年人一起战斗。

    两位医官

    5军医官管毅，是笔者家乡本溪县人，1914年出生，小学没毕业父亲病逝，退学到县城私立济民医院学徒，出徒后在桥头镇开家小诊所，取名“早春医院”。管毅性情耿直，有话就说，自然不会有“满洲国”的好话，引起宪兵队注意。眼见风声越来越紧，家乡待不下去了，1935年春跑去林口县刁翎镇投奔伯父，在刁翎街里又开起早春医院。

    郭铁坚在刁翎组织反日会，管毅二话不说，参加，不久又入团，小医院成了地下党的联络点。伪警察、特务也来看病，管毅跟他们“交朋友”，从他们嘴里掏情报。

    1936年初冬，一副爬犁把管毅拉到许家屯，为5军1师师长关书范治伤，同时也是让他上队。他在济民医院学的是西医外科，部队最需要这样的医生了。

    他对妻子说，这些年我干的什么事，你都有数。再守着那个小医院，早晚会出事，你们娘儿们孩子也跟着遭殃。你这几天就收拾东西回本溪老家吧，乡亲们问我哪去了，就说得病死了。我这一走就没个头了，什么时候“满洲国”倒台了才到头，能不能活到那时候也难说，你就别等我了。回老家找个能过日子的实诚人，帮我把两个丫头拉扯大了，我就感恩不尽了。你跟我没过一天安稳日子，我对不起你。倘有来生，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你。

    胡真一老人说，第一次看管毅动手术，是从大腿里取颗子弹。伤员躺在桌子上，几个人按着，像杀猪似的。听到叫声，我们几个女兵不知道怎么回事，跑去看。我的妈呀，有的吓得扭头就跑，我也赶紧把脸捂上了。之后又锯胳膊锯腿的，有麻药的时候不多，就那么“生吃活拉”（活活的、蛮横的、强硬的）地拉呀锯呀。管毅热情，乐于助人，瞅着挺文静个人，再见到就觉得这个人挺瘆人的。慢慢地理解了，也熟了，问他你总这样动手术，心里好受吗？他叹口气，说赶走日本子就好了。

    管毅是2路军西征到五常时牺牲的。

    郝凤武老人说，那次负伤，埋我的坑都挖好了，要是没有王医官王耀均，那个坑肯定用上了。他三天两头来给我换药。9支队这一帮、那一伙的，伤员也是，我给他算过，不吃不睡，转一圈也得3天左右。这人医术好，态度就不用说了。张荣负伤，也是前胸，吃大烟顶不住，说小郝你行行好，给我补一枪吧。我觉着这人也是不大行了，可我们有王医官呀！我们抬着他拼命跑，去找王医官，到底给治好了。我们9支队，还有3支队，他救活的人“老鼻子”了。

    同为医官，王耀均和管毅的境遇，却截然不同，因为他来路不明。

    管毅是5军请上山的，比管毅大两岁的王耀均，是自己找到6军的，一切全靠自报家门。他是辽宁省铁岭县人，中学毕业到哈尔滨学医，学成后在哈尔滨行医，1936年春到富锦给人看病，碰上6军2师就要求上队。他说的都是真的，可空口无凭啊，别说师里领导了，连个士兵都恨不能问一句：你是不是日本子派来的特务、暗探呀？

    1935年8月16日，《中共勃利县委致各地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信》中说：

    党过去对知识分子只听他几句漂亮话，慷慨救世的口气，就不经过实际工作而轻率地吸收入党，这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方法最容易给奸细混进党内的机会。我们吸收知识分子时特别提高警惕性，以防走狗汉奸混进党内。

    管毅上队不久就入党了，王耀均是4年后在西荒入的。那时工农出身入党容易，有钱人就难，而知识分子基本都是有钱家庭出身。许多老人说，那时认为知识分子知道得多，心眼儿也多，脑瓜活，容易动摇，一般开头都不大被信任。

    而现在，王耀均和那些用怀疑、戒备的目光打量他的人，根本就不可能想到入党这一层，他现在最迫切的渴望是报国有门。他之所以能被暂时留下来，是因为2师当时有几个重伤员，有的已经不大行了。送上门来的医生，为什么不用用呢？那时抗联最最急需的人才，莫过于医生了。谁都明白，一支部队没有医生，官兵负了重伤就只有等死，那对军心士气会产生什么影响。可也正因为如此，敌人不就更可能投其所好，让你上当受骗吗？

    师里请示到军里，最后还请示到联总司令赵尚志。对于这个来路不明又无从调查的人，据说赵尚志说了8个字：提高警惕，暂时用着。

    李敏老人说，冰趟子战斗后，总部让耿殿君带王耀均去海伦接收伤员，带回汤旺河密营。30多伤员，就王耀均和一个姓毕的医兵，关键是没药，治冻伤就熬冬青水洗烫，枪伤就用老鸹眼熬膏。天太冷，好人都冻伤了，有的伤员也冻伤了。耿团长火了，说你这个大医官怎么搞的，上去就是一个耳光子。那年夏天，他给个病号打针，没打完那人就昏过去了，醒来说王耀均要谋害她。那时那人极少打针，不知是晕针，还是药物反应，好在那针真管用，病人很快见好了。可那一阵子把大家伙儿弄得紧张呀。裴大姐跟他谈话，他解释几句，坐在炕沿上吧嗒吧嗒掉眼泪。平时有的伤员心烦，骂他，他也不吭声儿。这人长得高高大大的，不大爱说话。这人骨子里非常硬气，很有活动能力，能言善辩，当时我们不了解，他在那种情况下也难以展示这种才能。我们都挺尊敬他，可一出点儿什么事，就会想到他来路不明，是不是下毒手了。“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关押时，我想得最多的就是他。

    老人说，伤员多了，我们这些女兵就成了医兵。他给我们讲怎样清洗伤口、换药、包扎，各种常用药的性能、用法，怎样熬制中草药。许多人不识字，他给我们开文化课，讲课、检查作业像看病一样认真，写字要横是横，竖是竖，我现在写字字形还像他。

    老人说，听说西征后，他和3军被服厂厂长谈恋爱，两人彼此爱慕。女方是党员，他不是，还没人证实身份，组织上不批准。

    1940年11月，在阿荣旗一次战斗中，王耀均负伤，被安置在开荒屯养伤，与部队失去联系。这个刚入党的医官的不为人知的才能，这回尽情释放了。他去齐齐哈尔铁路局独身宿舍食堂当厨师，4个多月即发展了百余人的地下抗日组织，取名“北满执委会”，成员大都为铁路员工，还在哈尔滨建立了组织。摊子大了，耳目多了，与9支队取得联系，郭铁坚将北满执委会改成抗日救国会，并成立党支部，王耀均任书记。

    1941年秋，郭铁坚牺牲，公文包被敌人得去，其中有地方组织人员名单。敌人按名单抓人，王耀均和许多党员、救国会员被捕。

    除郭铁坚外，许亨植牺牲时，公文包也被敌人掳去，造成损失更大。

    因受委屈、不被信任曾吧嗒吧嗒落泪的医官，无论敌人怎样软硬兼施，或者一声不吭，或者咬钢嚼铁三个字“不知道”。

    王耀均是1943年3月3日被杀害的。遍体鳞伤的高大汉子，站在绞刑架下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万岁！”

    1937年4月22日，《周保中给李军长的信》中说：

    新参加之李医官余已面询。查其心志，对抗日救国并不坚固。医术中西医兼懂，但并不精，在目前人才缺乏又可称为上等，在监视与领导下可任用组织后方医院。

    5月9日，《关书范给周保中等同志的信》中说：

    我五军之医生及治理伤兵问题上，在与各军比较起来是占一等。

    不知道在各军中占一等的5军，除了管毅和这位新参加的李医官外，还有几位医官，也不知道这位李医官后来怎么样了。没人能说得清抗联曾经有过多少医官，能够比较详细地写在这里的只有两位。

    “后死的我们”

    孙国栋，1916年生于河北省大名县，十五岁参加西北军，又参加东北军，曾参加江桥抗战。1932年初报号“压满洲”，率百余人坚持抗战。1936年被3军收编为独立营，任营长，不久入党。1939年6月任3路军9支队25大队大队长，1940年冬任3路军政治部特派员，率一支小部队在绥棱、绥化活动。1944年12月在绥化九井子被俘，1945年8月14日，即日本投降前一天，被杀害于哈尔滨道里监狱。

    下面是时任哈尔滨伪高等检察厅检察官水口隆夫，写的《一个检察官的自白》中的有关文字：

    8月14日下午两点，哈尔滨高等检察厅副厅长西川海清先生把我找去了。

    “日本已经完蛋了！再让他活下去很危险，你马上把孙国栋给我杀掉！”

    我一听到孙国栋的名字，心里就不舒服。自从被警察逮捕以后，不用说，他受尽了严酷的拷打与审问，但是，在我审问他的全过程中，他一直坚强地正视着我。从他那十分严实的嘴里，听不到一句多余的话。他为数不多然而却是斩钉截铁的话语，充满了坚定的必胜信念以及对我们的强烈憎恨和坚决对抗到底的决心。

    戴着手铐和脚镣的孙国栋从牢房里走出来。脚镣上挂着一把50厘米长的大铁锁，咣啷咣啷地，每走一步就响一声。在8个多月里，他过着非人道的、不断被野蛮拷打的监狱生活，双颊的肌肉已经塌陷下去，胡子乱蓬蓬一团。可是，他的脚步虽蹒跚，但从容不迫，没有一点儿恐惧与犹豫的样子。他的目光如晴空一般深邃，射出镇定的目光。

    看守们便一起拉住孙国栋，他昂首直立的身躯晃动了一下，用那双燃烧起憎恶与愤怒火焰的眼睛紧紧盯着我们，然后，从心底里迸发出一句铿锵有力的口号：

    “中国共产党万岁！”

    谁能说得清东北抗联总共有多少人？

    1937年最高潮时是3万多人，之前还有牺牲的、失踪的，被打散后找不到队伍回家的，以及开小差的、投降的、叛变的，之后还有陆续参军的。

    有人认为，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五”光复，包括地方党，东北抗联的总人数应在5万左右。

    “八一五”前后，从苏联陆续回国的，还在国内坚持战斗的，包括被关在监狱里的，已不到千人。

    抗联研究专家马彦文老先生编辑的《东北抗日联军名录》，包括上述各色人等，共是1200多人。

    除去开小差的、投降的、叛变的，很难说出幸存者的比例，留下姓名的约在2%左右。

    而无论有名，还是无名，牺牲者绝大多数是1938年后战死的、饿死的、冻死的。

    前面已经引用过了，1935年（无月日）饶河反日总会追悼烈士的悼文中，追悼者称自己为“后死的我们”。

    没人说得清这种叫“日本鬼子”的禽兽（我执拗地称其为“它”、“它们”），在蹬腿挺尸前又残害了多少爱国志士，孙国栋毫无疑问是最后一批烈士中的一个。

    从东北军到山林队，再到抗联，二十九岁的人生而参加14年抗战，那是怎样曲折的经历，该有多少可歌可泣的壮举？可就是这样一位有名者，除了慷慨就义时的情形（而且还是鬼子提供的），我们还知道什么？

    他们不是烈士

    著名作家刘白羽在《人民英雄于天放》中写道：“黑龙江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于天放的。听说他最近到海伦去了一次，从数十里外奔来成万的人来听他说话；他在北安经常有成群结队的人来看他，因此他那里经常挤满了人；听说他现在简直不能出去，到处就会给群众包围，群众简直着了魔一样。”

    于天放，1908年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三道沟，1928年以全省第一名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1931年入党。“九一八”事变时差半年就毕业了，和张甲洲回东北拉队伍抗战，任巴彦游击队特派员，游击队失败后到富锦县立中学当教员、校长。1937年8月任联军随军学校教育长，之后为11军1师政治部主任、3路军6支队政委、总部特派员兼宣传科长。

    前面引用过的《张寿篯给负责同志并转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说于天放“负责精神不劣，工作积极，遇事沉静”。

    “九一八”事变前后，在北平读书和流亡北平的东北学生有多少，回东北投入血火抗战的有多少？而那时一所中学的校长，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和受尊敬的程度，甚至不亚于县太爷。至于1938年后不断有人冻饿而死的那种严酷的环境，对这位知识分子又是一种怎样与众不同的考验？据说，“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这《露营之歌》中最著名的句子，就是出自他的笔下。

    1940年10月22日，《于天放谈龙江平原游击的感想》中说：

    我东北抗日部队自一九三八年受了严重损失以来，多数队伍均在人烟绝无的山岳地带游击，形成了度命的状态及吃睡主义的状况。队伍在脱离群众的条件下，只有减少数量，增多损失的机会，决不会发展的。我们为了蓄积实力，保存与扩大新的力量，非执行平原游击的计划不可。

    畏敌怯战、坐吃山空的“蹲山主义”，在各个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特别是一些山林队改编的队伍。而于天放一贯的主张就是打出去，在战斗中求得生存、发展。即便是被俘入狱，也要寻机打出去、冲出去。

    他是和孙国栋等人同时被俘的。部队化整为零，在乡间发动群众，组织救国会。他和于兰阁在绥棱宋万金屯，杜希刚在北大沟，孙国栋在绥化九井子，还有个新发展的刘祥在依安。出个叛徒夏振华，敌人一齐下手。

    在庆安县关了20多天，又五花大绑押来伪省城北安，关在专门囚禁政治犯的伪警察厅特务分室。外面的老百姓都吃“满洲馒头”，“犯人”就更不用说了。只是对他却优待得很，油饼、馒头，菜里肉还挺多。他曾想绝食。学生时代看课外书，讲革命者在监狱中绝食。再一想，吃它个“满洲国”，吃饱喝得了好跟鬼子斗。

    不光好吃好喝，各种头面人物还常来看望，问寒问暖，有时还把看守训一顿。这样持续一个来月，敌人开始用刑了。于天放的体会是：“最好挺的是打手板和鞭背，打了几下就麻木不觉疼了；电刑过急，一碰就不省人事了，咬咬牙就挺过去了；最难挺的是灌凉水，使你七窍流血，头发变红（由发孔冒血），几次昏死。”

    这特务分室是座秘密监狱，不知关押过多少爱国志士。于天放后来得知，12支队长朴吉松，1943年在庆安县福合隆屯战斗中负伤被俘，被杀害前就关在关押他的第二监室。

    他开始谋划越狱。

    他是夜里被押来北安的，蒙着眼睛。之前常在北安周围活动，还派人进来侦察，画过城区地图，可这秘密监狱的位置却是个谜。两扇小窗是不透明的麻玻璃，挂着厚厚的冰霜，外面的世界传递给他的，除了风声就是火车的响动。南面火车汽笛不时鸣叫，西边有火车来往经过。如此，南面是火车站，斜对过就应该是实业银行，东边是大街，西边是通往黑河的铁路，过了铁路就没人家了。后来证明，他的判断一点儿没错。

    越狱得有武器。监室除了天棚、四壁和一铺小炕外，连他的裤带都给没收了。不过，两个监室的间壁墙上，嵌着个挺大的俄式“别拉气”（火炉子），在外面走廊上添煤，有个掏炉灰的小铁门，正好在他的监室这边。小铁门长半尺、宽3寸，有个铁轴，能安能卸，半斤多重，要是照看守后脑勺来一下子，能拍个半死。他进来第一天就盯上这东西了，就是它了。

    看守三班倒，每班一般两个人，全是鬼子。他把每个鬼子的特点都琢磨透了，把那串钥匙哪把开哪个门，也都看在眼里，刻进脑子里。2号监室正对着看守的办公室，那串钥匙有时看守带在身上，有时就扔在办公桌上。

    大冬天，有棉衣，没棉鞋棉帽，就算越狱成功，荒郊野外也得冻死。最好是青纱帐起，起码也等到春暖开化，可鬼子能让他等到那时候吗？就随时寻机准备动作，宁肯出去冻死，也不在这里等死。只是别说连伙夫都是鬼子的秘密监狱，就是一般的监狱，又谈何容易呀？

    机会来了。

    6月上旬，伪警务厅思想股长永井来了，拿张小兴安岭地区地图，说于先生足迹遍及小兴安岭，如果苏联打进来，可能从哪几个方向进攻，请于先生在地图上详细标明出来。几天后永井又来了，地图还是原样子。于天放说，你们灌凉水把我的脑子灌坏了，记不住了，我得慢慢想。

    于天放刚进来时，偌大个特务分室就他一个“犯人”。3月后各监室陆续关进几个，7月初又关进个赵忠良，二十四岁的精壮小伙，原是2路军的，从牡丹江来侦察北齐线军运情况，在克山被俘。于天放把自己的计划跟他讲了，就多了个帮手。

    那地图涂涂抹抹的总也画不好，永井火了，临走扔下句话，明天来拿。

    这天是7月11日，值夜班的正巧只有一个警尉石丸兼政，这小子最喜欢虐待犯人，于天放一看到那个扒炉灰的小铁门，就会想到他的后脑勺。于天放说今晚无论如何要把地图画完，监室灯光太暗，要到看守的办公室去加班。石丸犹豫一下，同意了。下半夜了，赵忠良在监室里敲门，说他要“放风”，就是大小便。石丸不耐烦地去开了门，然后看着赵忠良小便。于天放把小铁门从裤腰里掏出来，悄悄走过去，照着石丸的脑袋砸去。走廊里有三道铁栅栏门，头两道伸进钥匙就开了，第三道换了几把也打不开，是从走廊窗户跳出去的。院子一圈3米多高的木障子，蹬着横木就翻过去了。

    红领巾时代，笔者就看过于天放写的《牢门脱险记》。

    1967年5月3日凌晨，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兼黑龙江大学校长于天放，在省博物馆地下室被秘密看押10天后，割腕自杀。

    李桂林老人说，我是1968年2月9号晚上抓进去的，1970年2月15号放出来，关在省公安厅拘留所，正儿八经的监号。每个监号8平方米，我那个监号最多时关10个人。我头一天晚上进去，见个人面熟，仔细看叫人哭笑不得，竟是省公安厅长魏子民。可连省委第二书记李范五、副省长陈雷都抓起来了，公安厅长算什么呀？开头不放风，不让说话，不许躺着，只能坐着，还不能靠墙，说不定什么时候造反派就把谁带走了。回来后鼻青脸肿的，直不起腰的，剃了鬼头的，有的就没了，不知弄哪去了。陈雷、李敏、张瑞麟等人都在那儿，陈雷关个8年抗战，李敏关4年，张瑞麟跟陈雷差不多，我两年多算少的。不叫名字，叫号，我是81号，陈雷20号，李敏21号，张瑞麟是多少号来着？瞧这脑袋，刚才还在嘴边呢。

    张瑞麟当年是有号的。前面说过，南满1军士兵是编号的，从参军那天就有号没名了。东满、吉东、北满没有编号，这回也有了。

    赵明山老人说，编号好哇，当年保密，“文化大革命”也保密了，有的就这么躲过去了。俺没躲过去。堡子里有人知道俺跟队伍走了几年，问俺是不是当胡子去了，俺说俺是当红军打日本子去了。造反派说你糊弄谁，南方才有红军，东北哪来的红军？俺说那时抗联就叫红军，俺参加的是杨靖宇领导的正儿八经的共产党的红军、抗联。造反派说你在哪儿当的抗联，俺说在老秃顶子，在长白山。他们说那是山林警察，是汉奸，打！就把俺吊起来打，俺这左胳膊到现在也不能往上弯，洗脸用一只手。俺一个老农民，倒没什么可开除、能“橹杆子”（撤职）的，可这手残废了，还怎么干活，一家人还怎么吃饭哪？

    单立志老人说，造反派说我是假党员，我说我这党员要是假的，我这辈子就没什么真的了。他们说你填表了吗？我说现在入党要写申请书、填志愿书，我们那时没这事。又问你参加“在家礼”，还拜把子了吧？我说这个是真的，告诉他们怎么回事儿。要想把抗联弄明白，再说清“为什么”，真不大容易，好在是亲历者、过来人。结果一解释就成了“态度问题”，抗拒从严，罪加一等了。

    老人说，那时大小是个干部，就是“走资派”了。抗联呢？一个“胡子”，一个“苏修特务”，几乎人人有份。许多人还是“日本特务”、“朝鲜特务”、“国民党特务”，双料、三料、四料特务。抗联是给苏联搞过情报，是苏联特务，可我们搞的是日本鬼子的情报，那时苏联是帮助中国抗战的呀！苏联红军解放了东北呀！那时离“苏修”还有二十来年，挨得上吗？这不是关公战秦琼吗？

    张瑞麟当年齿骨被子弹打碎，一只胳膊骨折，“文化大革命”中一条腿又残废了。

    老人吃力地张口道，我这辈子别的都没啥，就嘴上这伤太缺德了，说话不得劲，满口牙就剩右上边一个食牙了。喝小米粥最好了，树皮汤、野菜汤也挺好，干的用舌头团巴团巴就进去了。吃大饼子，用手掰开捏碎放嘴里，喝口水咽下去。那时粮食最多的是煮包米粒子，大家伙儿嚼得那个香呀，我得用石头、枪把子把它捣烂糊了。解放后好了，别人吃干的，给我做稀的，面条、疙瘩汤什么的。这是特殊化了，可也不是好吃好喝的特殊化呀，一大堆罪名中，就有了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卢连峰老人说，1946年春天，四平那边跟国民党打得炮火连天，这边在哈尔滨阿什河街一栋三层楼里，办“抗联研究班”，“研究”抗联的“叛徒”、“特务”、“汉奸”。我老婆也给弄去了。门口站双岗，裤腰带没收了，盛饭时还得一手提着裤子。葛万才被吊在电扇钩子上打。他参加抗联后，鬼子把他老爹抓去，身上绑块石头沉江了，日本投降后听说了，精神就不大好，再这么一“研究”，疯了。有个马云峰，还有个姓张的，说他俩要杀王明贵，绑下楼去，正碰见王明贵上楼，一问一听，王明贵说哪有这事呀？这才放了。轮到我了，说我在通河叛变了，我说没有。他们说那么多人叛变了，你为什么不叛变？我说照这么说，你们是不是也叛变了？有人上来要绑我，我抄起把凳子，说谁敢上我就打死谁。我跑去省政府找冯仲云，说不干了，回家种地去。他安慰我，说这事不能耍态度，有人不了解抗联，问什么，讲什么，配合组织讲明白就行了。又说我的老丈母娘在通河被斗争了，他已经打过电话了，没事了。唉，那时林彪就整抗联，到了“文化大革命”整得更狠了。

    有老人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说东北从来就没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承认抗联。北京建立抗日战争纪念馆，我去看了，有八路军、新四军，没有抗联。抗联抗战14年哪！我们给中央反映情况，有抗联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又不承认抗联了，就日本鬼子始终承认我们，打我们。

    笔者采访到的抗联老人，“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未被触及的。

    张瑞麟老人说，12支队打肇源城，抓住日本参事官的是新兵程化亭，十五岁的小孩。他跟鬼子摔跤，可勇敢了，“文化大革命”时被整死了。

    李桂林老人说，我那个表兄刘清峰，说打日本鬼子还打出罪了，憋气窝火死了。

    李敏老人说，张英华，梧桐河模范学校音乐教师，那年十八岁，漂亮、活泼、大方，说话像唱歌似的，是我们这些小丫头、小小子的偶像。“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宣传队，唱歌、演讲、宣传抗日救国。后来跟汤原县委书记李春满结婚，生个女儿送人了，下落不明。李春满牺牲后，跟张兰生结婚，生个儿子死了。1940年在铁力密营被俘，日本投降后出狱，跟个农民结婚，生了三个孩子。这回孩子都活下来了，她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死了。她是个老革命啊，一天福也没享着啊。

    前面说过，冯仲云是被活活打死的。

    连冯仲云这样的好人也不放过，那个年代怎么啦？！

    曾经审讯过于天放的日本战犯中西正植，在供词中说：“我尊敬为正义而舍生的于天放将军。”

    提起“追星”，今人就会想到追歌星、影星。而在抗战胜利后的东北，于天放、冯仲云和他们的战友，所到之处那些着了魔似的涌向他们的人们，追逐的则是我们的民族之星、抗战英雄，是金子般的民族英雄。英雄是一个民族的光荣、骄傲和巨大的精神财富。而当英雄被视如粪土时，就知道在那个肯定是疯了的年代，我们失落的还有远比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更可怕的东西。

    作事认着叫他左了，不能叫他右了。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对这样的话都不会陌生。而这句话是1936年7月6日前，5军一位师长就经常挂在嘴边的。联想到东北反“民生团”杀了多少人，以及关内的打“AB团”、“肃托”等等，对于“文化大革命”是从哪儿来的、怎么来的，是不是多少就有点儿眉目了？

    “幸存者寥若晨星”——从当年的文件到后来的抗联著述，都难得少了这句话。

    十年浩劫后，就更寥寥了。

    抗联退到苏联后，陈雷几次回国执行任务。每次归来，在迎接的战友中一眼见到李敏，恋爱中的一对青年，心头就一阵疾跳：还活着，我们还活着！

    “20号”陈雷，是1966年8月26日被抓走的，先“牛棚”，后拘留所。不久，李敏就成了“21号”。偶尔得知彼此都在那儿，夫妻俩心头一阵狂跳：还活着，我们还活着！

    同样8平方米的女监号，睁眼都是“犯人”，闭眼全是抗联。当年6军最小的女兵，就闭着眼睛在脑子里“过电影”，一个个历历在目，音犹在耳，可像她这样的幸存者还剩几个？《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露营之歌》、《列宁诞生歌》等旋律，就在耳畔响起。编一本《东北抗日联军歌曲选》的念头，就是这时萌生的。反正待着也没事干。专案组的人见她写的不是“交代材料”，都给没收了，她就在心里唱、记。

    老人说，刚关进来时真受不了，心头特别堵得慌。说抗联是“胡子”、“特务”、“叛徒”，我就跟他们辩论。我对专案组的人讲：抗联14年抗战中犯过错误，我们这些人在后来的工作中也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你要说抗战打鬼子也错了，那天底下就没有对的事情了。

    从黑龙江、北京到广东，从省军级到农民，天南地北，笔者采访到的老人像“串供”了似的，几乎都说了这样的话。

    老人们都说，那时候能挺过来，就是坚信抗战打鬼子到什么时候也不会错，迟早有拨乱反正的那一天。

    那么于天放呢？这位“遇事沉静”，越狱从计划到实施都周密得滴水不漏的人，九死一生逃出鬼子的秘密监狱，这回为什么要选择自杀（用那时的话讲，叫“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