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三章 “阶级祖国”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张正隆 本章:第五十三章 “阶级祖国”

    “武装保卫苏联”

    苏联我们好朋友,

    无产专政,工农当主人,

    帮助全世界弱小民族革命,

    各帝国主义,领导狗国民党,

    还有“满洲国”一齐来进攻;

    工农青年起来反对进攻苏联。

    五年计划,

    大大的成功,

    六小时一日工,五天算一礼拜,

    吃穿不犯愁,到处有俱乐部,

    医院和学校,不要你花钱,

    工农青年武装起来保护我们的祖国。

    帝国主义者,

    虽然发疯狂,

    有我们全世界工农群众保护,

    外有红军,英勇呱呱叫,

    最后胜利,全世界大同,

    工农青年武装起来拥护我们的苏联。

    有老人说,那时像这首《拥护苏联歌》的歌挺多,唱着这样的歌,觉得苏联就像天堂似的。那时搞政治教育,有人张口闭口都是苏联,从游击队时期就有“苏联之友”,专门宣传、介绍苏联。1军独立师是1933年“九一八”两周年成立的,应该说这时就有了1军,可正式成立却是1934年的11月7日,因为这一天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17周年。那时特别重视、在意苏联,苏联是“阶级祖国”呀!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共产党还没有武装,满洲省委即提出“武装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北方会议后,更是将其视为东北党和武装的首要的第一等的任务。

    1932年7月24日,《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决议》中说:

    “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绝对不是宣传的口号,而是如何切实执行的中心任务,是满洲党工作日程的第一页,是一切实际工作行动中心。

    而四天前,满洲省委代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

    另一种错误的观念,根本不了解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险,而希望苏联的红军打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这在支部同志有这种观念)!

    1936年(无月日),《关于珠、汤中心县委及三、六军联席会议决议草案之说明》中,有这样一个自然段:

    在老赵的报告中,还有主张苏联出兵及与苏联关系问题,我感觉太不相(像)话,所以,我在草案上没写上去,可以口头报告。

    赵尚志、张寿篯、侯启刚等人认为,七七事变不是大事变,日苏大战或世界大战才是大事变。有人认为“这是十足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应该不调和的肃清出党”,一年多后还被批评为“在北满党内散布着对苏联和平政策有害的思想观点”。

    1938年7月,林彪在延安抗大演讲《论华北正规战的基本教训与游击战争的发展条件》中说:

    华北在形势上是处在日寇对苏作战的侧后的重要战略地位,我们坚持华北的游击战争,这对于以后日苏战争爆发时也是有特殊意义的。

    关于苏联对于中国革命、抗战的作用、意义,关内关外的共产党人的认识,在宏观上应该说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地理的原因,加上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被破坏,东北党和抗联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差异就出来了。在延安可以随意谈论“以后日苏战争爆发”,没人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在东北就成了问题,“应该不调和的肃清出党”。

    其实,这样说的也不一定不那样想——世上有些话,原本是只能烂在肚子里的。

    七七事变爆发,固然使已经抗战六年的东北共产党人愤怒,同时也感到自己不再是孤军奋战了,战斗热情益发高涨。“张鼓峰事件”、“诺门罕事件”爆发后,抗联官兵心头振奋不已,小日本子作死,这下子算是活到头了。又着急,苏联红军怎么还没打过来呀?

    就像流亡东北的朝鲜爱国者,从“九一八”事变中也能看到希望一样,如果日本再进攻苏联,日苏战争爆发,那就更加国多力量大,大家一齐动手把日本鬼子灭了,这不是一种挺正常的心理吗?

    可在有的人的意识里,全世界无产阶级首要的任务,就是“武装保卫苏联”,使苏联不受到伤害,怎么能希望日苏开战,把祸水引向“阶级祖国”呀?

    方未艾老人说,1934年他在海参崴列宁学院学习时,认识个姓王的南方人,“中东路事件”期间,曾为苏联红军搞过东北军的情报。这个人说,作为党员,他必须执行党的指示;可作为中国人,他心里实在不好受,甚至想自杀。

    1934年初,由7军前身饶河工农义勇队改编的东北国民救国军1旅特务营,在攻打虎林县虎头镇时,营长金文亨和2连长朴英根负重伤。立即套上马爬犁,越过冰雪覆盖的乌苏里江,将两人送到对岸的伊曼城,请苏联医生救治。

    那时管越境去苏联叫“过苏联”,这是边境居民“背背”背出来的语言。义勇军抗战失败后,马占山、李杜、王德林等人都“过苏联”了,然后转道从新疆回国。对于这个除了自己的祖国外,应该是最熟悉的国度,他们在感情上可能格格不入,但他们知道苏联是日本的敌人。而从游击队到抗联,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过苏联”,则是奔“阶级祖国”去的。

    不知道出现在中国战场上的苏式飞机、大炮,是不是要钱的,而且还掌握在国民党军队手里,那也是支援了中国的抗战。对于八路军、新四军,特别是近水楼台应该先得月的东北抗联,苏联是否援助了什么武器装备?笔者看到的资料从无提及,采访到的老人都说没有。而从游击队始,凡是“过苏联”的武装人员,越境后一律缴械,能回来的一般会发还武器。“诺门罕事件”后,还会配发几枚日式手榴弹。抗联退到苏联后,派回国内为苏联执行侦察任务的小部队,还装备了电台。这算是援助武器装备了?

    周保中、赵一曼、陈荣久、李延平等人,都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抗联陆续派往苏联学习的官兵,无论毕业后被王明、康生派去了哪里,苏联党都为中国党和军队培养了许多人才。而因地理关系受益最大的,是与“阶级祖国”一江之隔的7军。从军长到士兵,重伤重病,就“过江东”。7军人数不算多,幸存者在2路军中却是多的,这也是个因素。

    苏联对抗联的帮助、支援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应该说还是精神上。

    一些老人说,抗联打鬼子,那是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宁死不当亡国奴。但是,有了苏联就不一样了。都是共产党,信一个主义,苏联一定会帮助咱们,苏联又那么强大,一定能打败小日本。在支撑抗联抗战到底的理想、信念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山林队和一些山林队改编的队伍,跟咱们的区别之一,就是不明白、看不到这一层,容易动摇。

    王钧老人说,1939年夏天后打的大仗、小仗,口号就是支援诺门罕。我们打讷河县城,一个重要原因是车站上堆积许多军用物资,都是运往诺门罕前线的。当时那边战事已经基本结束了,我们不知道。知不知道也得打呀!

    抗联每消灭一个鬼子,就少一个魔鬼进关,对苏联的意义也是一样。——虽然关东军最终并未北进苏联,而是将其精锐南下调往太平洋战场了。

    1931年11月14日,即“九一八”事变56天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声明不干涉满洲问题。

    12月31日,李维诺夫向为就任外相正在归国途中的日本驻法国大使芳泽提议,签订苏日互不侵犯条约。

    1932年10月14日,苏联允许日军在中东路苏联管辖段进行军运。

    1935年3月14日,“满洲国”在海参崴和伯力设立“领事馆”。

    3月23日,正式签订关于让受中东铁路协定,日伪以1.7亿元的价格,获得全长1700多公里的中东铁路及其附属财产。

    一些老人说,那时我们上队、没上队的,在乡下种地、打仗,哪知道这些事呀,上级领导可能知道,起码满洲省委应该知道,可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对于李维诺夫那个主动示好的提议,日本把苏联晾了10个多月,才轻慢地予以拒绝。1937年初,苏联再次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又被日本冷冷地回绝了。而早在1933年末,关东军即开始拟定《对苏作战纲领》,1938年又制定了《八号作战计划方案》。设想1943年对苏开战的计划方案,分为甲、乙两案。甲案是在东部东宁、虎林一线正面发起总攻,北部黑河一线正面同时采取攻势,切断西伯利亚铁路,占领苏联滨海地区。乙案则是东守西攻,以主力指向海拉尔一线正面,歼灭后贝加尔湖苏军主力,占领贝加尔湖以东重要地区。1941年6月开始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就是旨在北进苏联的一次集结、预演。

    东边日本虎视眈眈,西边德国蠢蠢欲动,苏联必须极力避免两面作战的窘境。“九一八”事变后,各国程度不同的都在调整对日、对华政策,苏联在远东采取的是当时被称做“和平外交”的退缩策略。但它并不是一味退缩、忍让,而是明了什么时候该伸出去握手,什么时候就得抡起拳头。1939年5月爆发的诺门罕之战,苏联红军将关东军胖揍一顿,然后再安抚一番。像优待俘虏,帮助寻找鬼子的尸体,连空袭苏军后方机场被打死的飞行员也一一送交日方,真够煞费苦心了。

    而抗联官兵几乎只能在切身经历的痛苦中,感受到这种微妙的苏日关系。

    李文彬率部起义,被编为5军警卫旅,当时最危急也最棘手的,是200多随军家眷无法安置。敌人一心要灭了这支新军,如果家眷被追杀,遭遇不测,后果可想而知。柴世荣等人给周保中写信,认为“最完全办法”是送去苏联,苏联不接收,就“硬送”。周保中先后给赵尚志、张寿篯、冯治刚写信,寻求帮助。正值三江“特别大讨伐”,敌人到处攻逼、归屯,3军、6后方也一样吃紧,柴世荣等人只能徒呼:“警卫旅的家眷呵!家眷呵!”

    1938年初3军、6军过界的500骑兵,像当初过界的义勇军一样,被苏联送去新疆了。日伪曾要求将过界的义勇军引渡给“满洲国”,被苏联拒绝了。

    关于苏联与抗联的关系,对苏日关系而言,应该是个难以回避的敏感问题。日伪与苏联在这方面有无交涉,如何交涉的,结果如何,笔者没有见到有关资料。而从历史的实践看,苏联是既想帮助抗联,又不能刺激日本,破坏东方的“和平外交”。这就需要寻求、把握一个“度”,而这个度是很难把握的。像把过界的义勇军、抗联送去新疆,似乎真的找到了一个折中的平衡点,对双方都有所交代了,实际有利的当然是日本。

    有老人说,对抗联来说,最有利的是在苏联建密营,特别是我们被逼进山林之后,光给提供个场地也行。咱们把后勤人员、伤员、老弱病残都弄那边去,战斗部队在这边利手利脚地打仗,游击几个月、半年,过去休整一段时间。这样苏联当然可能承担更大的风险,可你是“阶级祖国”呀!

    苏联拒绝抗联的老弱病残“过苏联”,大约始于1936年。像柴世荣等人说的“硬送”,前面说过,根本行不通。因为这是苏联的既定政策,你硬不过人家。

    1939年“诺门罕事件”后,苏联的政策、态度变化了——连赵尚志、戴鸿宾、祁致中都从“笆篱子”放出来,重返战场了。

    两次伯力会议

    1939年夏,根据金策的指示,冯仲云派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过界,谋求苏联远东军的帮助,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同时探询赵尚志的下落。此时诺门罕战事正酣,远东军对抗联热情起来。9月冯仲云首先越境到伯力(哈巴罗夫斯克),11月周保中也到了。

    3路军西征到西荒后,北满、吉东两个省委的联系就断了。满洲省委撤销后群龙无首,王明、康生回国后各自为战,各省委、路军之间的协调、配合,一直是各方致力解决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北满与吉东之间,从地域到历史,都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而在1938年后的严峻局势下,东北党和抗联也迫切需要研讨、制定新的作战方针,并尽可能地统一动作。

    作为北满省委代表,冯仲云赴苏是希望得到苏联协助,在其境内召开一次北满、吉东两个省委的联席会议——即第一次伯力会议。

    这是一次马拉松式的会议。1940年1月24日开始,以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三人讨论会”形式进行。根据苏方意见,由周保中主持。第一阶段历时12天,通过3个重要文件,即《吉东北满党内斗争问题讨论总结提纲》、《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和《北满党内问题讨论终结——关于负责同志个人估计的意见》。

    会议的第二阶段,是研究抗联与苏联远东边疆党组织及军队之间的关系问题。参加会议的中方人员,依然是周保中、冯仲云和赵尚志,苏方是联共远东边疆委员会书记伊万诺夫、远东军代理司令那尔马西,远东军内务部长王新林,以及伯力、双城子两个地区的驻军负责人。会议决定:一、在不干涉中共党内部事务的原则下,建立苏联远东边疆党委和远东军对东北抗联的临时指导与援助关系;二、指定王新林为苏方联络员,同中共东北党组织和抗联保持经常性联系;三、抗联部队在对日作战失利,或因其他原因需要临时转移到苏联境内时,苏方应予以接纳并提供便利。

    无论从哪方面讲,这都是一次重要的会议,特别是第二阶段会议的结果,堪称意外收获。而这一切皆在于苏联政策的转变。

    苏联跟日本在诺门罕大打出手,已经撕破脸皮了。

    1940年9月30日,《王新林为召开党和游击队干部会议给各军指挥的指令》中说:

    在今年十二月将要召集党和游击队之干部会议,在此会议上并有中共代表参加,所以应在此会议上来解决党组织和目前游击队运动的一切问题。

    在十二月初中央代表就可来到,而召集党工作人员会议,所以在十二月前一切军事领导者、政治委员和党书记或党委要达到此地,同时将你们所选择的干部(指到苏联参加军政训练的人员——笔者)一块带来,现军事指挥和政治委员无有机会来时,那末则派其代理人来参加此会。

    第二次伯力会议,一是没有中共代表参加,二是会前与苏方发生争论。

    关于这次会议,苏联方面大体有四点想法:一是东北抗联按目前的游击方式难以持续下去,承受不起这种惨重损失;二是日寇对抗联和人民群众的封锁隔离政策,使抗联缺乏最起码的生存条件,这是抗联屡受挫折的原因,目前还看不出有何转机;三是由一名苏联人担任东北抗联总司令,北满、吉东、南满的中共党领导机构,应从抗日武装队伍中分离出来;四是抗联部队应以小型、分散的游击战进行斗争,以广泛收集敌军情报为主,为最终消灭关东军、解放全东北做长期准备。

    分歧就出在第三点上。

    参加会议的共11人,南满有金日成、徐哲、安吉,吉东为周保中、柴世荣、季青、崔石泉、王效明,北满是金策、张寿篯、冯仲云。苏联方面可能估计到会有不同意见,会前分别与这些人交谈。据说,多数人没有直接表态。事关重大,从前线回来的人,一时也真难道是否,而且这是“阶级祖国”的意见呀。

    以周保中为首的,应该说是为数不多的人认为,中共党领导自己的武装力量是不可更改的原则,东北抗联只能是东北各族人民的抗日联军。由苏联同志担任抗联总司令,将会是苏联干涉中国党的内部事务,不符合共产国际规定的兄弟党互相关系准则。如果这样做,有朝一日苏日战争爆发,在东北境内出现的就不是中共党领导的抗联了。

    周保中也与抗联各领导人谈话,争取支持。12月20日,以周保中、张寿篯两人的名义,向王新林递交一份郑重声明,大意如下:原来会议通知中共中央代表将参加会议,东北抗日游击运动与苏联远东军的关系,应由中共中央代表研究决定。现在既然没有中共中央代表参加,我们只能继续执行第一次伯力会议的原则精神,这些问题也只有我们东北党组织讨论,加以批准才行。因为,第一,东北的抗日游击运动,不论其现在形势如何,都是中共党整个革命斗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党组织领导游击运动,一切问题必须由党组织决定。第二,东北抗日游击运动接受你的直接领导,这是属于临时的特殊状态。第三,东北抗日游击队与苏联远东红军间的关系问题,中共东北党组织需要依照中共党的战略和策略的一贯精神,做出自己的规定。因此,要求王新林作为会议的召集人对这次会议的性质、任务及范围作出明确的规定,并要求由东北党和游击队的领导干部先召开一次预备会议,集中讨论东北的全部问题。

    从1940年12月下旬到1941年1月上旬,由东北党和抗联11人参加的第二次伯力会议,形成下述议案:一、此次会议的性质,是“满洲全党代表会”。二、会议一致同意第一次伯力会议的决定。三、为实现满洲党的统一集中领导,由各省代表选出满洲省临时委员会,暂以3人为限,由大会直接选举书记1人,委员候选人魏拯民、周保中、金策,临委机关暂设伯力,另请一位联共同志给予工作上的指导。四、派遣代表建立与中共中央的关系,经中央批准,要求国民政府将东北抗联编入全国抗战军队系统之内,求得经济物品之补充。五、关于军队问题,设总司令部,总司令周保中,副总司令张寿篯,政委魏拯民。

    上述议案,须待中共中央同意后才能生效。

    1938年11月2日,前面曾引用过的《周保中关于满洲党的工作情况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信》中说:

    最近东北游击运动已经临到败退和解体的危机,我们应该有组织有秩序的退守保持相当实力呢?或者是一任其自然的最后与敌人拼斗,这是须要立待解决的问题。

    抗联究竟何去何从?难说其他领导人何时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周保中的这段话则是个明晰的信号——已经到了必须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1940年6月12日,即第一次伯力会议后3个月,《周保中赵尚志给×××(原文如此,应为“王新林”——笔者)的报告信》中说:

    中国共产党在东北领导民族解放斗争而经过牺牲流血的代价的(是)什么?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现在处在全中国长期抗战将要进入反攻的第二阶段,而我们东北游击运动的孤立现状并未消除,并且被敌人压逼到极端缩小和极端困难的地步。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东北民族解放斗争曾起过有重大历史的意义。现在是否能继续这一斗争,用什么具体的有力的方法来继续斗争,这是目前须要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向中国共产党中央求得直接解决,因此我们向您提出请求:我们想派遣主要干部担负全权代表,经过您方面给以交通旅行的可能。能使我们的代表经过伊尔库茨克转到入中国新疆省,向陕西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去。无论用国际普遍交通旅行的办法或特殊办法或政治犯越境犯的办法,只要把我们的代表遣送到中国去就行,这个问题请你用电报通知我们。又我们在您处的时候,请求您代转给中共中央的信和寄往重庆新华日报的信,已经交到了是没有交到,请您答复。

    此类文字,在许多文件中都能见到。

    在关于召开第二次伯力会议的“指令”中,王新林说将有中共代表参加会议。翘首以盼的与会人员陆续到了,却没有。直到12月16日,苏联方面才正式告知中共代表不能来了。

    是这期间有何变故不能来了,还是原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儿?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这时不就在莫斯科吗?苏联可以把抗联越境官兵送去新疆,让东北党和抗联的全权代表经苏联取道新疆去延安,不是挺容易吗?还用周保中指点吗?况且苏联在延安驻有观察组,电报联系、转达,不是更方便吗?

    有人认为,苏联是想把抗联这支武装掌握在自己手里。

    金策不想“过苏联”

    蒋泽民老人说:

    1936年冬,2军让我和黄延恩去苏联学习。他也是个战士,皮鞋工人出身,离休前是阜新市敬老院院长。还有3个人,一个是东满特委巡视员钟子云,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另两个是朝鲜族人,一个是向导,那一个不知道什么身份,也不知道去苏联干什么,半道上冻死了。

    从珲春过界。走了一个多月,白天睡觉晚上走。带些大麦,用木棒在冰上砸了,让风吹吹,用鬼子那种猪腰子饭盒炒了吃。站大山上看,向导说那边就是苏联了,怎么走也走不到,雪深,没路。边境上有鬼子巡逻队,我们趴雪地里看他们过去了,就往那边走。先听到狗叫,苏联边防军赶着爬犁过来了,我们就都瘫倒了。那爬犁膝盖来高,怎么爬也爬不上去。冻啊饿啊累啊,那人一点儿“囊劲儿”(微弱的力气)也没有了。

    把我们送去海参崴。临走给块半个锅盖大的面包,比划着让我们吃一天,叫我们一会儿就造光了,才弄个半饱。进屋有床,还有毛毯,觉得挺好,一看窗户安的铁栅栏,是监狱。两个苏联犯人,一个睡大觉的是喝醉了倒在大街上,一个坐那哭的是打老婆了,都给弄来了。关了一个来月,共产国际说这是我们的人,立刻接去宾馆,洗个澡,换上西服皮鞋皮帽,还有呢子大衣。然后吃饭,有酒有肉,好吃好喝。第二天,每人又给个皮箱,也没什么装的呀,就提着空箱子上火车,后来拎去延安了。

    1940年夏“过苏联”的李敏老人,说:

    陈绍宾、白厚福领着我们几十个人,过松花江奔宝泉岭,准备进入小兴安岭。刚过江敌人就上来了,打到天黑突围后,继续往西走。到处都有敌人,几乎天天打仗。这天晚上看前面亮晶晶的,这不是水吗?又转回松花江了?杜指导员说这是黑龙江,对面就是苏联。那边就是苏联?我眼前一亮,就使劲朝对岸望呀望。从小就唱《列宁诞生歌》,觉得苏联是那么神秘、神圣、美好,羡慕极了。现在,一江之隔,就恨不能长翅膀飞过去看看。

    迷迷糊糊睡着了,让柳明玉推醒了,准备战斗。我刚抓起枪,就见江面上模模糊糊过来一只大船,有人喊快快快,上船。天麻麻亮了,敌人朝我们开枪打炮,船打漏了,陆永久他们用被子堵,被子没了用人堵。船过江心了,敌人不打了,再打就打到苏联了,引发国际事件了。也不用打了,那船要沉了。这工夫从对面冲过来一只苏联炮艇,还有几只木船,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那船上上。有人落水了,会水的下去救,苏联红军也帮着救人。

    一个个落汤鸡似的惊魂未定,苏联红军把我们的枪都拿走了。我们也没在意。“阶级祖国”一家人了,寻思这是帮咱们收起来了呗。上岸了,让我们排队,拿枪看着我们,把我们关进个大空房子里,门口站着哨兵,还有几只大狼狗。大家你瞅瞅我,我看看你,这不是把我们当俘虏了吗?

    后来明白,“过苏联”后,必须审查、核实你的身份。我是第一个被带去讯问的。顺序是先战士,后军官,战士中又先问女的,女的中又先问年纪最小的——小孩说真话呀。

    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红地板擦得亮晶晶的,一个上尉军官,翻译是个混血儿。问我姓名、年纪,读过几年书,家住何处,父母姓名,兄弟姐妹几个,都干什么。再问什么时候参加的游击队,任过什么职务,你的长官都是谁,在什么地方打过仗,谁领你们打的。

    3天后又问过一次,看你前后讲的有没有不一致的地方。然后问我下一步有什么想法,如果让你去学习,穿漂亮衣服,你愿不愿意?我不知道那是让我去当特务。我说我想回去。政治教育讲苏联多么好,唱歌也唱苏联是我们的好朋友,这回过来就被关起来,像对待犯人似的。期望值过高,一下子心就有点儿凉,再说语言也不通,还是回去打鬼子吧。

    过界后就被解除武装,哪有共产党缴共产党的呀?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呀?开头跟苏军讲理,后来有经验了,见到苏联边防军,就自动把枪架在地上,随身携带的东西也交其保管。接下来要洗个澡,把爬满虱子的破烂衣服烧了,换上苏军士兵的旧衣服。然后关在当地驻军或集体农庄的空房子里,有的送进监狱,接受审查。审查时间不等,一般在半个月至一个月之间,也有几个月的。

    苏联对过境人员的审查是相当慎重的,唯恐里面混有日本间谍。像第二次伯力会议,2路军、3路军的人都到了,唯独不见1路军的人。有人在珲春对面一边防哨所墙上,见到“金日成到此”五个字,赶紧报告,金日成等人才得以参加会议。

    审查也是选人的过程。认为你适合做情报工作,本人又同意,就派去搞武装侦察,或其他秘密工作——留待后叙。

    胡真一老人说,西征前整顿部队,老弱病残,女同志怀孕的,有吃奶孩子的,大都留下了。“过苏联”前留下的,主要是老弱病残。像军部副官刘炮,一身好武艺,还有一身病,胃疼腰腿病,都挺重,又五十多岁的人了。抗联胃疼腰腿疼的太多了,轻重而已。再就是“跑毛子”,家里叫“老毛子”祸害过的人,对苏联印象不好,教育多少年也没教育过来,不想去苏联,也留下了。西征前留下的还在队伍里,这回就是离队了。有家不能回的,投亲靠友也不行的,就是自己想办法了。抗战多少年,有功之臣,给点钱,或是什么东西。那时也没多少钱和什么东西了。

    老人们都说,“过苏联”后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能睡个安稳觉了。

    3路军在朝阳山办教导队,规定学员上课时,也要枪不离身。这回住上房子了,吃上热汤热饭了,就有一种回归人世的感觉。刚过界那人都像饿死鬼似的,怕把胃吃坏了,每人每天400克面包,像陆永久那样的大肚汉,两口就没了,那也算是过上人的日子了。一到晚上,可就折腾开了。听到点什么动静,一些人一扑棱爬起来,伸手就去抓枪,有的还来个就地十八滚。大通铺,人挨人,也滚不动呀。有人滚地下了,一瞅,怎么没“打火堆”呀?再一想,噢,“过苏联”了。

    再一个印象很深,也挺鼓舞士气的,凡是送过界的伤员,一般都死不了、残不了。

    王明贵老人在回忆录《再次西征》中写道:

    这是密营给伤病员腾出来的房子,里面暗得很。一进去,烟呛得喘不出气来,睁不开眼睛。炉中一尺多高的火苗子代替了灯光,好一会儿,才看清楚屋内床铺上躺着那么多人。仔细一看,立刻像有一只大手一把抓住了我的心: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夺去了好多战士的手、脚、耳、鼻。由于缺乏医疗器材和药物,他们就用灰色的旧绷带缠头,用裹腿裹脚,用破布片包手,伤势和病情正日益恶化,有些人已经奄奄一息了。他们挣扎着坐起来,一瘸一拐地走来,有的伸出了肿得粗粗的茄紫色的手,摸触着我;有的手怕碰,就用两臂抱住了我的胳膊;几个披散着头发的女战士,已经泣不成声了。他们让我坐下,听他们叙说着遭遇。

    陈雷老人说,库楚河之战后,我们3支队从黑龙江过界,轻伤员留在一个小镇医院,我们3个重的用汽车送到海兰泡(布拉戈维申斯克),再坐火车到了伯力的远东红旗军陆军医院。我是右腕受伤,子弹打在脉管处,肿得有小腿粗。入院第一件事,把人脱个溜光,除了眉毛外的毛发都剃光,再给你洗个澡。抗联医生做手术,没麻药,几个人按着,杀猪宰羊似的。这回还没动刀呢,不也跟杀猪“秃噜”(刮、刮掉)毛一样吗?伤在手腕,用得着这样大动干戈吗?最受不了的是女护士,干这些像刷锅洗碗似的,咱哪见过这种阵势呀?动手术的是个少校医官,取出弹头,说给你留作纪念吧。我一直挺在意地收留着这颗弹头,“文化大革命”抄家时不知弄哪去了。

    1940年3月22日,《于天放关于到达金策处给张寿篯、周保中的信》中说:

    由于天放口述及信件的说明,指挥部派天放接替的意旨,金策已洞悉一切了。他表示为了满洲工作的重要性,决不来××(原文如此,为“苏联”——笔者)地,况且身体健康业已恢复,每日能走六七十里,勿需来××地疗治。天放与他郑重地讨论的结果,金策决留东北,进行工作,天放站在工作利益和同志健康无虑的立场上,完全同意金策同志的正确主张。

    同年9月15日,在前面曾经引用过的《金策意见书——关于第三路军行动和东北党组织统一领导问题》中,提出“三大任务”。一是紧紧掌握现有武装力量,保存、发展力量,在游击战争中吸收所有反日武装,结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以备最后决战。二是集中精神积极开辟地方工作,使民众斗争与游击运动配合起来,只要是反日的党派、阶级、宗教都联合起来,以备争取局部的或几个地方的武装起义。三是“支持与巩固现有后方据点,并建立新的后方据点,以备长期抗战等等”。

    此时已经牺牲的杨靖宇,是不主张“过苏联”的。1路军的失败,表面上看是因了程斌等人的叛变,究其根本还在于“遍地的‘集团部落’”。2路军在吉东处境日益艰难,原因也是如此。北满联军主力不得不西征,也是同样的原因。

    1940年1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概况》在介绍5军“部队状况”时,说:“该部队仍然是党有利的斗争基础,工作活动的骨干部队,党员占50%以上,战斗员完全是三年以上的老队员。”就是说,5军已经3年未能补充新队员了。

    有人认为,如果抗联不撤退到苏联,最后可能没了。

    1路军、2路军可能是这样,3路军应该有所不同。

    经过两年来的斗争,敌人虽在西荒加强了统治力度,比起南满、吉东还是闲散些。而且,西荒地域辽阔,回旋余地大,一些地区仍未建起“集团部落”。在《金策意见书》中,他就提出“避开旧区”,“突开新区”,“利用今年青纱帐远征到景星区去建立新的根据地”——前面已经说过了。

    3路军在西荒也牺牲了许多高级干部,像许亨植、冯治刚、张兰生等等。所属各支队伤亡也很大,一仗伤亡几十人也不鲜见。但是,因为可以接近群众,队员就可以补充,而不至于越打越少,直到打光。自然,衣食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在同时期的文件中,1路军、2路军多的是“生存”、“保存”,3路军则是“保存”,还有“发展”。

    一个最明显而简单的事实是,1939年后,1路军、2路军再未打过县城,3路军在西荒攻破3座。

    还有,同时期南满、吉东的地方党,或者上队了,或者难以开展工作了,北满却在讷河、肇州建立工委、县委,并给予游击运动强有力的支援。

    有老人说,金策是深谋远虑的有主见之人,并非脑瓜一热就我不走了,与东北共存亡了。

    又说,南满、吉东的斗争环境太残酷,1路军、2路军“过苏联”是对的,为党、为抗战、为后来的解放战争保存了实力。但是,北满的情况不一样,冯仲云,还有一些人,都认为3路军在西荒可以坚持。1路军、2路军、3路军西征,都有留守部队,既要开辟新区,又不放弃旧区,为什么“过苏联”就得一刀齐呢?

    还说,金策是北满省委书记,应该说他的岗位就在北满。他留在北满,这本身不就是一种象征,让老百姓看到点光亮吗?都“过苏联”了,算怎么的?

    金策一行10人,是1943年10月底(或11月初),从凤山县东北岔踏上“过苏联”之旅,到达黑龙江边已是1944年了。

    1939年10月21日,《金策给高吉良、徐泽民等的信》中,在传达了北满省委和总指挥对12支队的指示后,一向沉稳、持重、不动声色的“老金策”,突然写道:

    三路军万岁!北满党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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