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1891.12.17—1962.2.24），徽州绩溪县上庄村人。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给后进“指示一条应走的路”

    1928年3月，上海吴淞海边的中国公学发生风潮，至4月底尚未解决，校长何鲁辞职。校董会推胡适继任，希望他能出面维持，平息风潮。胡适因母校的关系，慨然允诺，于4月30日就任中公校长，并很快平息了学生风潮。

    在任大学校长期间，胡适非常重视学生智能的培养。他在中公设立了奖学金，奖励学生读书；并积极提倡写作及各种学术研究会、演讲会等活动。胡适认为，这些活动可以引起学生读书的兴趣，帮助他们形成自己的思想，并有益于日后从事的学问。他曾说：“我们相信，文字的记录可以帮助思想学问，可以使思想渐渐成条理，可以使知识循序渐进……商家的账簿上往往写着‘勤笔免思’；其实勤笔不是免我思想，正是助我思想。”

    在胡适的提倡与鼓励之下，学校创办了《吴淞月刊》，学生中也办起了《野马》等许多刊物，出现了一种自由、主动、活泼的读书风气。

    胡适也相当重视体育，曾亲自为全校运动会写了一首短歌：

    健儿们大家上前。

    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

    胜固然可喜，败亦欣然。

    健儿们大家上前。

    健儿们大家齐来。

    全体的光荣，要我们担戴。

    要光荣的胜，光荣的败。

    健儿们大家齐来。

    他不仅看重学生体格的锻炼，而且重视运动场上对学生品格的培养，希望青年们养成一种堂堂正正的运动员风度。

    对于校中成绩突出的青年学生，胡适非常热心培养扶持，甚至有些偏爱，却也相当严格。在他看来，后进之辈皆可提携。当时文理学院的学生罗尔纲，平时一点也不活跃，在校中无声无息。但他成绩优秀，得过学校首届奖学金，文化史的论文也作得不错，很得胡校长的赏识。1930年夏，罗尔纲要毕业了。毕业前夕，他给胡适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介绍工作。胡适便约请罗尔纲做家庭教师，并收他做“徒弟”。罗氏在胡家先后五年，除指导祖望、思杜兄弟俩读书外，又帮助抄录整理胡铁花先生的遗集，并在胡适的指导下研究史学。后来，罗尔纲写了一本《师门辱教记》的自传，记述这五年跟胡适做“徒弟”的生活，颇为亲切生动。其中写道：“我一入师门，适之师就将‘不苟且’三字教训我，我以前谨遵师教。到了妻儿来北平后，为了要卖稿补助生活，一大部分文章不得不粗制滥作了……至今想起来还是一件痛心的事。”“我十分惭愧，又十分感激，当我每次发表这种文章的时候，就得到适之师给我严切的教训。”

    胡适对罗尔纲的几次批评的确是很严厉的，但严厉之中却也能给人以启迪；而对罗氏的成绩，胡适也多有称许和鼓励。罗尔纲后来研究史学颇有成就，成为太平天国史的著名学者。他自己认为，跟胡适的指导与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

    吴晗，当年名春晗，也在中国公学念书，也是胡适的一个得意门生。在胡适讲授中国文化史课程时，吴晗得到胡适的指导和帮助，写出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也得到胡校长的赏识。后来，胡适被迫离开中公，吴晗也离校北上，考入了清华大学历史系二年级。胡适又介绍他在学校谋得当“工读生”的机会，解决了经济困难，又亲书一副对联送给他：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多谈问题，少谈主义。

    胡适还写信勉励吴晗，要他“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并在《大公报》上撰文，希望大学生们以吴晗为榜样，“埋头读书，不问政治”。吴晗那时确实深受胡适的影响，不仅把胡适送的对联挂在自己的房间里，也给胡适办的《独立评论》写文章，并且按照胡适的指导和要求，成了专治明史的著名学者。但是，作为热血青年的吴晗，看到黑暗腐败的现实，他又怎么坐得下图书馆而无动于衷呢？他给胡适写信说：“处在现今的时局中，党国领袖卖国，政府卖国，封疆大吏卖国……翻开任何国任何朝代的史来看，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也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麻木不仁、浑浑噩噩的国民。”

    他这些痛苦，不敢“向有党籍的人吐露”，因此只能向胡适倾诉，说自己“过去备受先生的训诲指导”，也希望这时能给他“指示一条应走的路”。而此时的胡适却难以为力。后来吴晗思想转变，走上了与胡适相反的道路，成为一位坚强的民主斗士。

    当时中国公学的学生中，还有一位吴健雄女士。后来她留学美国，胡适对她仍经常关心指导。她终于成了名满天下的物理学家，胡适常常以有这样的学生而自豪。吴健雄呢，对胡适的教导也终生不忘。1985年，她应邀回祖国参加母校南京大学校庆纪念，对青年后生谈治学经验时，还说到胡适先生对她的教导和关心，是她后来积极进取的动力。

    为了培养学生，大学最重要的是要聘请好的教授。胡适接掌中公以后，虽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还是努力延聘，罗致了一批英美留学生到校任教，使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教授较为齐整。他聘请教授，有蔡元培的作风，不限资格，不分派系。如中国文学系，有王运闿的弟子马宗霍教先秦文学与《说文》，有左派作家白薇教戏剧，有陆侃如、冯沅君教古典诗词考释，有郑振铎、梁实秋教西洋文学等等。胡适又聘请高一涵先生任社会科学院院长，胡适自兼文理学院院长，还兼授“文化史”一门课程。他每周除了来校上课、洽商校务及主持各种会议和活动之外，大部分时间仍住在沪西极司斐尔路寓所，从事学术研究和写作。在任中公校长的两年间，出版了《白话文学史》上卷、《庐山游记》、《人权论集》，编校了《神会和尚遗集》，还写了收在《胡适文存三集》里的许多文章。这样一位饱学而勤奋的校长，在研究和写作方面有这许多成果，对教员、对学生、对学校的学风，影响深远，不言而喻。

    胡适不拘资历，破格延聘沈从文来校任教，在中国公学曾传为美谈。

    沈从文是湖南凤凰人，只念过小学，大兵出身。后来刻苦自修，创作小说，多发表在《现代评论》和《晨报副刊》上，成了《现代评论》的台柱子，颇得读者的喜爱。1928年春天，沈从文来到上海，与丁玲、胡也频夫妇合办《红黑》杂志和红黑出版社。他们三人有很深的友谊。后来胡也频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杀害，沈从文曾多方奔走，协助丁玲设法营救。

    那时候，教授的社会地位远比作家高，因为自学可以当作家，搞创作；却很难成学问家，当教授。沈从文也想当教授，但他没有学历，小说虽然写得好，却不能算学问，因此难进大学的门槛。

    胡适原来就很器重沈从文，出任中公校长后，便聘请他来校教“小说习作”，破格提拔他当了教授。沈从文讷于言辞，小时候读书也很不认真，但教书却很认真。

    为了给学生作习题举例，他随时用不同的艺术手法，写了表现不同生活题材的许多作品，在艺术上做了多方面的探求。这些作品，大多发表在《新月》杂志和《小说月报》上，是他在中公教书的一项相当大的收获。

    沈从文在中公的最大收获，是找到了他的终身伴侣——夫人张兆和女士。据说这事也与胡适校长有些关系，得到过胡适的帮助。当时中公已实行男女同校，但女同学为数不多。张兆和女士心地善良，性格纯朴、沉静，又擅长球类体育，富于健康美，被公认为中公的“校花”。许多男同学争相追求，都被她一概拒绝，不予理睬，因此都知难而退了。惟有教师沈从文锲而不舍，写了许多情书给张。她起初也不理睬，后来被缠不过，便去极司斐尔路找胡校长。进门时，张女士腋下夹着一个包裹。胡适见了，笑着说：“你何必送东西呢？”她打开包裹送到校长面前，说：“不是礼物，是沈先生寄来的一大堆信。请校长你看看。”显然，张女士此行的目的，是求校长干预，回绝沈先生，并且说：“他是老师，不能对学生这样！”胡适知道了张女士的来意，便笑着说：“师生恋爱并不犯法，在外国亦是常事，校长是不能干涉的。”谈了半晌，张兆和起身告辞，胡适送她到门口，将那包信退还给她，并劝说道：“你不妨回他一封信，以后仔细观察，如认为他并无恶意，做个朋友也好。否则，婚姻是不能勉强的。”胡校长侃侃一席话，无意中做了冰人，后来沈张恋爱居然修成正果，于1933年9月9日结婚了。

    “你还是多管管正事吧”

    胡适赴欧洲游说期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连续致电胡适，敦请他出任驻美大使。胡适颇有些踌躇。他曾经打定主意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入政界。他的夫人江冬秀也总是劝他不要走到政治的路上去。这一年（1938年）恰恰是他们结婚20年。这20年中，胡适早谈政治了；政界虽然也沾些边，却始终不曾正式出山做官。现在出山，觉得对不住妻子；但是国难当头，眼见民族危亡，炎黄子孙能不勉力奔走吗？经过反复考虑之后，胡适还是复电政府，答应出任。

    1938年9月17日，国民政府发表特任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特命全权大使。10月5日，胡适赴华盛顿就任。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当官，是在国家民族最困难的时期，当最困难的官。他曾作白话小诗一首，其词云：

    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10月21日广州沦陷，25日武汉失守，胡适可谓是“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时”。10月23日，胡适勉励使馆人员“不要灰心”，他说：“我们是最远的一支军队，是国家的最后希望，绝不可放弃责守。我是明知国家危急才来的。国家越倒霉，越用得着我们。我们到国家太平时，才可以歇手。”

    胡适作为学者任驻美大使，全无政客的深沉和韬略，而是以“诚实和公开”的态度，赢得别人的理解和信任，所以，人们赞誉他为“学者大使”。对于胡适使美的业绩，时人就有不同评价。王世杰认为胡适的“人格与信望”使他在驻美任上“较任何人为有效”；胡适的学生吴健雄说，她的美国朋友告诉她，“华盛顿政府上下人员”对胡适“都是崇敬备至”。王世杰也说，他亲见罗斯福给蒋介石的信上写有“于适之信赖备至”的赞语。日本政界听到胡适任驻美大使的消息后也给予了异常的关注，代表日本官方的《日本评论》曾发表评论说，日本需派出三个人一同出使，才可能抵抗得住胡适。那三个人是鹤见佑辅、石井菊次郎和松冈洋石，分别是文学的、经济的和雄辩的专家。而与上相反的是孔祥熙放言：“适之不如儒堂”；宋子文则斥胡适之讲演为“空文宣传”，且隐喻其非“外交长才”。胡适出任驻美大使，颇有几分无奈。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他才临危受命。由于外交是讲究利害关系的，没有纯粹的道义，它是一种务实的艺术，不是宣播道义的表演。而胡适毕竟只是个书生，因而他在大使任中便不免带有几分书生气。

    珍珠港事变前，北平图书馆将数百部善本书运至华盛顿委托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存。后者认为这是件文化大事，所以当该批书籍在国会图书馆开箱时，美国国务卿和该馆馆长特地敦请中国大使胡适，并派大员相陪，同往书库查看。谁知这位大使是个书迷，他一进书库，便如入宝山，情不自禁地席地而坐，旁若无人地看起书来。胡适一看就看了个把钟头，把那些陪他前来而与善本无缘的外交大员和图书馆馆长冷落在幽暗的书库走廊，踱其方步。最后大使才从书堆里提着上衣笑嘻嘻地走了出来，和这批要员们大谈其善本的经纬。这件小事，在他们所谓外交使节的圈子里都被认为是有失身份的事，但是胡适我行我素而不自觉。当然也有人认为他是位学者大使，因而他的怪行反而传为佳话了。真所谓“真名士而自风流”！

    事实上，胡适在美引人瞩目且发生较大影响的并非其外交活动，而是作为文化使节和一位杰出的演说家所从事的活动，即所谓的“行万里路，讲百次演”。1942年上半年，美国《华盛顿邮报》载：“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最近六个月来遍游美国各地，行程达三万五千里，造成外国使节在美旅行之最高记录。胡大使接受名誉学位之多，超过罗斯福总统；其发表演说次数之多，则超过罗斯福总统夫人；其被邀出席公共演说之纪录，亦为外交团所有人员所不及。”胡适做大使时也每向好友倾吐他行万里路、讲百次演的苦差事：“今年体质稍弱，又旅行一万六千英里，演讲百余次，颇感疲倦。我在此三年，不曾有过一个周末，不曾有一个暑假。”据他自己回忆：“本人在美任大使数年，赴全美各地演讲四百次之多。”胡适把讲演看成自己作为一个学者从事外交的最佳手段。应该说，中国抗战的决心和意义能被美国所了解并得到普遍的同情和支持，胡适的演讲是功不可没的，但一位处于关键职位的驻美大使却仅仅将演讲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这里多少也体现出胡适大使的书生气。胡适热衷于演讲也被时人所诟病，宋子文就曾在公开场合对胡适的演讲表示不满，他对胡适说：“你莫怪我直言。国内很多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多管管正事吧！”而更显胡适书生气的是，当他作行程三万五千里的旅行，到处发表演说并传播中国的良好愿望和理想时，国民政府给了他三万美元作宣传费用，他将此款全部奉还并解释说，我的演说就是足够的宣传，不需要任何宣传费用。

    胡适在驻美大使任内，另一为时人所诟病的话柄是“只好个人名誉，到处领学位”。这也不无根由。胡适任大使以后，美国的一些大学慕名而来，纷纷赠以荣誉博士学位。据统计，胡适四年大使期间竟领得二十七个荣誉博士学位。当然，如若此事是在和平时期，或者胡适只是一个单纯的学者，各大学赠以荣誉博士之学位，胡博士欣然受之，本也无可厚非，或许也是一段佳话。但作为战时的驻美大使，公务缠身，却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接受学位，怎么说也有不务正业之嫌。正如他的学生傅斯年婉言批评的那样：“此自非坏事，但此等事亦可稍省精力，然后在大事上精力充足也。”对于荣誉博士学位，胡适自己也知道并无多大实际价值，“这些玩意儿，毫无用处，不过好玩罢了。”但胡适博士对此却依然乐此不疲，我行我素。胡适如此行事，却也不脱书生本色，单纯得可爱。又据时人传言，胡适主持大使馆馆务，用的是无为而治的办法，让各部门的人各司其职，自己向来不亲细事。傅斯年曾写信提醒胡适注意此事：“当时熟人中之传说，有可注意的几点：馆中staff（职员班子）始终未曾组织好，凡事自办，故efficiency（效率）难说……又言馆中纪律亦缺乏……此事似值得考虑也。”此事也显出胡适大使的书生气。

    1942年8月15日，胡适收到免去他大使职务的电报。他本来无心做官，是因为国家民族的危难才勉力出来任事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便想寻一个机会，决心求去。收到免职电报的当天晚上，即复电国民政府，表示感谢。9月8日，便交卸了差事。18日便离开双橡园使馆，告别华盛顿，移居纽约，重新开始他的学术生涯。

    被骗参加总统候选

    1947年12月中旬，蒋介石为了搞好同美国的关系，力劝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再次出任驻美大使。美国则基于对蒋介石的不满，便想在华扶植“第三势力”，希望国民党政府能够容纳“自由主义分子”。为此，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便借国民党“行宪”之机，极力怂恿胡适出来竞选总统。1948年1月中旬，同样得到美国支持并准备参加副总统竞选的李宗仁也致信胡适，劝其“参加大总统的竞选”。但胡适却表示：“我从没有作竞选总统的打算和考虑”，并主张“总统应由政党的代表产生出来”。

    3月29日，“行宪”国大开幕后，蒋介石为应付来自美国的压力，将计就计，表示准备请胡适出任总统，自己出任行政院长。为此，3月30日下午，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受命向胡适传达了蒋介石的意见，但胡适一直摇摆不定。

    蒋介石见胡适犹豫不决，决定于4月3日夜亲自找胡适谈话。这使胡适受宠若惊，终于上了圈套，答应了蒋的请求。

    4月4日，国民党举行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总统提名人选问题。会议一致推举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但蒋介石却拒不接受，并明确表示，第一任总统应具有下述之条件：①了解宪法，认识宪政，确保宪政制度；②富有民主精神及民主思想，且为一爱国之民族主义者，根据宪法，实现三民主义，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中国；③忠于戡乱建国之基本政策；④深熟我国历史、文化及民族传统；⑤对当前之国际情势与当代文化有深切之认识，借而促进天下一家理想之实现，并使中国成为独立自尊的国家，处于国际大家庭中之适当地位。为此，蒋介石建议：“吾人可提一具有此种条件之党外人士出任总统候选人，并支持其当选。我愿担任政府中除正副总统外之任何职责，协助总统以实现宪法中之民主原则。为国家人民利益之故，我深信我不应竞选总统。此不仅为谦让之故，而是诚恳之信心。总而言之，我建议我党提出一卓越之党外人士为总统候选人。”

    蒋介石之所以“谦让”，并非真的要让胡适当总统，而是其惯用的以退为进的一种手段。他在推举胡适的同时，就曾明确表示：“中正身为本党领袖，为本党当然之总统候选人。”但按照1946年底“制宪”国大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总统权力要受到诸多限制，这是一直习惯于大权独揽的蒋介石所不满意的。因此，他才表示宁愿屈就有“实权”的行政院长，也不愿当“有职无权”的总统。但是国民党的大多数党员已长期习惯于以党的领袖与总统置于同等地位，把总统与控制政府置于同等地位了。因此，蒋委员长的提议极遭反对，理由是国民党对政府的控制将因此而削弱，而且目前的危机是要使国家有一个有力的舵手。

    既然国民党人认为总统非蒋莫属，而蒋介石又不愿当“有职无权”的总统，这就需要找出一个解决办法。当然，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修宪，扩大总统职权。但“宪法甫见施行，如即予以修正，亦多不妥之处”，而且“尤为少数党所不愿”，怎么办？程思远回忆，在4月5日上午的国民党中常会上，张群表示：“总裁并不是不想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的规定，总统并没有任何实际权力，它只是国家元首，而不是行政首长，他自然不愿任此有名无实的职位。如果常会能想出一种办法，赋予总统以一种特权，则总裁还是愿意当总统候选人的。”于是，中常会随即推举张群、陈布雷、陈立夫三人去见蒋介石，当面征询意见，得到首肯。下午，王宠惠据此在中常会上提出：“我们可以避开宪法条文的规定，在国民大会中通过一项临时条款，赋予总统在特定时期得为紧急处分的权力。”随后，国民党中常会做出决议：“总裁力辞出任总统候选人，但经常会研究结果，认为国家当前的局势，正迫切需要总裁的继续领导，所以仍请总裁出任总统，以慰人民喁喁之望。常会并建议在本届国民大会中，通过宪法增加‘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总统在戡乱时期，得为紧急处分。”这样，蒋介石在经过一番“谦让”，得到“紧急处分”之权的保证后，终于答应出任总统候选人，而胡适的总统梦则由此迅速破灭。

    蒋介石的目的达到以后，随即让王世杰转告胡适，说自己的计划因国民党中委们的反对而无法实现，从而安抚空欢喜一场的胡适，尽快了结这一骗局。于是，王世杰再次奉命来看胡适，“代蒋公说明他的歉意”。

    4月8日晚，蒋介石约胡适到官邸吃饭，当面向胡适表示歉意。

    4月18日，国民大会正式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授予蒋介石超越宪法之外的“紧急处分”之权。19日，国民大会又以2430票的绝对多数选举蒋介石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这样，蒋介石终于如愿以偿地通过“民主”方式当上了“合法”的实权总统。5月20日，蒋介石宣誓就职后，随即开始行使总统职权，提名行政院长组织政府。当时，国民党中常委黄宇人曾就此发言道：“何以不提胡适之？”蒋介石听后面色一沉说：“书生不能办事。”此言可谓一语中的，真正表露了蒋介石的真实想法。由此可见，胡适在蒋介石眼中不过一介书生，根本“不能办事”，哪能做什么总统呢！

    “胡说”与“著作监”

    1917年7月，26岁的胡适完成七年的留美学业，于9月10日就任北京大学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三科教授。

    胡适就任教授后，把自己苦学奋进得来的深厚的英文和中国古代哲学之基础，运用于教学实践，特别是以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为主线，充实提高，自编讲义，打破了大学教坛的习惯教法，并在1919年2月出版了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名闻全国，大受称赞。

    胡适一完成留美学业，即就任北大教授，是由北大文学院长陈独秀和校长蔡元培鼎力提携而破格聘用的。蔡元培和陈独秀两人同岁，都是1879年出生，按中国生肖属相为属兔。而后生胡适，是生于1891年12月，刚好少于他俩12岁，也属兔。当时有人戏称：“北大添个年青人，玉兔常伴月照明。”北大是我国首屈一指的名牌大学，年轻胡适初露头角，是治理北大的“三大台柱之一”。

    胡适就任北大教授，以最好的“教书匠”著称，但他更能“快友”交谈，加上个能说会道的嘴巴，讲得比写得更好。胡适当年在北京大学红楼内外，聚天下英才而讲之。讲台之下，笑声四起，掌声如雷。有时“说瘾”大发，对学生讲起课来，与朋友吹起牛来，天花乱坠，南腔北调，天空海阔，文白齐鸣，白话口语，之乎者也，也全然不顾了。有一次，胡适应邀到某大学讲演，他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先生的话，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越说越来瘾，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竟在黑板上写了“胡说”，引起一场“哄堂听胡说”的大笑话来。

    胡适曾有“酒醉上海滩”的历史。1910年3月22日夜，在上海一家堂子里喝醉了酒，回家途中与巡捕厮打，被带进捕房，关了一夜，罚款五元，心里百分懊悔，想起“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诗句，发誓从此改过。此后闭门读书，7月考取第二期“庚款”留美官费生。但他的嗜酒习惯仍时有发作，胡适有一句口头禅：“宁要大碗酒，不要小碗茶。”因为古老徽州，他家乡绩溪好客礼貌，喜迎贵宾，先要泡上一碗“碗头茶”，是用一种高级的景德镇瓷碗配有瓷盖、瓷托或金黄铜托，小巧玲珑，一派古雅。胡适在北大任教之余，曾作“旧瓶新酒”一词的考据，他说“旧瓶新酒”是西洋古谚，其出处在《马可福音》第二章。据此可见胡适之喜酒了。1930年12月，胡适40岁生日，又恰逢北大建校32周年，举行了庆祝。据当时报载，在胡适的寓所宴会上，其妻江冬秀赠夫“止酒”戒指一枚，力劝戒酒。被称为“两代学人，一对挚友”的张元济先生，大了胡适24岁，张在上海读到报纸后，特制联语一副补赠胡适之先生四十大庆。其联语云：

    我劝先生长看蓄贤间戒指从今少喝些老酒，

    你做阿哥好带了小弟北大享个无限的遐龄。

    胡适一生获得多少博士及荣誉博士学位，大陆与台湾学者说法不一。见于报章杂志的文字也不一致。据说台湾学者认为胡适有39个博士学位，大陆也有36个博士学位的异言。多数学者认为是35个博士学位，有待进一步考证。

    胡适的别号、笔号、绰号有多少个，少见于报端。已知有40余个，多于他的博士学位。以下几个则鲜为人知。

    一为“子供”。1906年夏，胡适考入中国公学，时年只14岁，而中国公学第一期中，他的年纪最小，个子矮，多数同学都比他大，使他得了一个日本人的绰号“子供”，即小孩的意思。

    二为“大书箱”。胡适5岁时开始念“四书”、“五经”、《孝经》、“小学”和、《千字文》。8岁就能懂。在二三十年代里，海内外学者和留学生，都认为书读得最多的，在一班读书人中，数不出几个，如果严格地讲，恐怕要数胡适首屈一指了，所以当时胡适得了一个“大书箱”的绰号。

    三为“黄蝴蝶”。1916年8月，胡适写了一首“窗上有所见口占”的“尝试”白话诗。开头两句是“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当时写白话诗，有大逆不道之嫌，常为人攻击与讥讽。国学大师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大骂白话诗为“驴鸣狗吠”，直呼胡适为“黄蝴蝶”。

    四为“著作监”。1917年胡适留美回国，即受聘北京大学任教，时年26岁，是最年轻的教授，颇有点名气，又因他积极提倡白话文，曾经与旧派文人黄侃有过交锋。黄侃时为赫赫有名的国学大师，一生重视国学，最反对胡适所提倡的“白话文”，他认为白话文虽然浅显易懂，但如大力提倡白话文，将来就没有“文人”了。黄、胡同在北大任教，就更有“文人相轻”之意。黄侃不但在教师、文人圈内外，一有机会就要贬胡适，且语言尖酸刻薄。有时在学生中，也戏称胡适是“著作监”。学生不懂什么意思，就请教老师。黄侃即说：“著作者，写书著书也；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也！胡适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而下册没有也，故曰著作监也！”一时在北大校园内外“著作监”的绰号也不胫而走。

    五为“候博士”。胡适于1917年4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的博士论文。5月22日，进行了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口试，其实未得正式的博士证书。回国后胡适博士的名声在外，就这样胡适博士的荣名提前用了十年。哥大于1927年才正式补发博士学位证书。在1939—1941年胡适任美国大使期间，穿梭如织地来往于外交礼节和公共场所。据说外国人对胡适的名字发音难于确切，就被喊作“候博士”、“候大使”了。胡适自己也大大方方地默认和答应，于是又有一个“候博士”的绰号。

    现代版“三从四德”之首倡者

    胡适13岁时，由母亲做主与大他一岁的乡下姑娘江冬秀订婚。之后，胡适赴美学习，前后14年不曾见面，直到1917年，学成归国方才回家乡完婚。婚后，胡适回到北京大学教书，江冬秀在家照顾母亲，直到隔年夫妻才团圆。自此以后，江冬秀总是伴随着胡适，胡适亦对她不离不弃，以致友人曾戏言：“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夫人亦随之。”这对学识和个性天差地别的夫妻，从吵吵闹闹到认命厮守，有趣的故事实在不少。

    江冬秀出身于安徽绩溪邻县旌德江村书香世家。她的父亲和哥哥江泽生都是“瘾君子”。她的母亲吕贤音出身（旌德）庙首官宦世家，其祖父吕朝瑞是一科一甲探花，其父（江冬秀的外公）吕佩芬，进士出身，任翰林院编修，光绪末年，曾筹划安徽铁路有限公司。江冬秀的外公本家吕凤岐、吕碧城父女文才名传一时，尤其是碧城女士一代巾帼，是秋瑾好友、女权运动先驱、慈善家……传统的世家名门、杰出人物的熏陶，使自幼就缠了小脚的江冬秀在待人处世作风上倒是恢弘大度，不乏大家风范。

    胡适与江冬秀联姻，纯粹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的封建包办婚姻。在胡适13岁那年，胡母冯顺弟与江母吕贤音一次乡间庙会上认识了，各自说起了自己即将成年的孩子，然后由塾师说媒，再由算命先生神乎其神地推算“八字”，然后到灶神爷前求签，一桩旧式婚姻就这么给定了下来。

    胡适聪明活泼，相貌端正。江冬秀相貌平平，短腿，小脚，眼有翳子。但江家经济上比胡家优越。

    订婚后的一个月，胡适走出皖南大山，到上海求学，继而留学美国，一直到14年后，也就是1917年12月30日结婚的时候，才与未婚妻第一次谋面。

    14个春花秋月轮回，是何等漫长！在胡适去美国读书期间，江冬秀每年不定时到上庄村去伴婆婆，像童养媳似的，早上起得很早，在天井里扫地。一位亲戚觉得很奇怪，问她为什么要自己扫地。她眼泪掉下来了，说：“这里全家大小都做事，我怎么好意思不做事？”后来江家知道了，买了个丫头送来，但冯氏仍要她做事。1911年5月21日，胡适留美的第二年，在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给江冬秀写了第一封信。

    冬秀贤姊如见：

    此吾第一次寄姊书也。屡得吾母书，俱言姊时来吾家，为吾母分任家事。闻之深感令堂及姊之盛意，出门游子可以无内顾之忧矣……前曾于吾母处得见姊所作字，字迹亦娟好可喜。惟似不甚能达意，想是不多读书之过。姊现尚有工夫读书否？甚愿有工夫时能温习旧日所读之书。如来吾家时，可取聪侄所读之书温习一二。如有不能明白之处，即令侄辈为一讲解。虽不能有大益，然终胜于不读书，令荒疏也……

    之后，胡适还好几次给他的未婚妻写信，写得文质彬彬，温存体贴，并且循循善诱地要求她“读书”与“放足”。

    远在美国的胡适一度坠入与韦莲司的精神之恋网。消息离奇地传到深山小村上庄，说什么胡适与洋女子结婚，生了小孩……冯氏赶紧去信询问。胡适十分认真地给母亲写了封长信表明：“儿久已认江氏之婚约为不可毁，为不必毁，为不当毁……”他在美国毕业前夕，将毕业照直接寄给了江冬秀，以表心迹。

    梁实秋曾说：“‘五四’以来，社会上有很多知名人士视糟糠如敝屣，而胡适先生没有走上这条路。”

    45年夫妻生活在动荡的岁月里，是一个漫长但也是一个有趣的、耐人寻味的人性磨合过程。江冬秀给胡适的“见面礼”便是对“西湖烟霞洞事件”的反击。结婚泯灭不了胡适的本性。胡适年方而立，风度翩翩，是一颗多情的种子。1923年，胡适与在杭州师范读书的同乡、当年婚礼上的伴娘曹诚英，在西湖烟霞洞演了一出荡气回肠的恋情话剧，随着时光的流逝，此事被新月诗人徐志摩（在北大讲学，住在胡适家）讲出去了。当年跟在胡适身边养病的侄儿思聪也一不小心露了口。

    这时的主妇江冬秀已经老练了，得知这个“飞来横祸”，她不号啕大哭，也不作河东狮吼，只见她操起一把菜刀，一手搂住只有2岁的小儿子思杜，一手拖住大儿子祖望，顷间将刀勒向自己的脖子，对胡适声泪俱下叫道：“你好！你好！你要那个狐狸精，要和我离婚！好！好！我先杀掉你两个儿子！再杀我自己！我们娘儿仨都死在你面前……”

    这恐怖凌厉的场面把胡适镇住了，他既不敢开口提半个“离”字，也不敢同曹家妹子公开来往，安心与江冬秀琴瑟相调过日子。

    有时江冬秀发脾气，嗓门高了，要面子的胡适就躲进卫生间，借漱口故意把牙刷搁进口杯里，将声音弄得很响，以作“掩耳”。

    其实胡适的脾气是最好不过的，除了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忍耐”之外，还大肚量地为他人着想，何况是自己的太太，“情愿不自由，便是自由了”。衍生他的家庭哲学“三从四德（得）”。

    “三从”者，一谓“太太出门要跟从”；二谓“太太命令要服从”；三谓“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四德（得）”者，一曰“太太化妆要等得”；二曰“太太生日要记得”；三曰“太太打骂要忍得”；四曰“太太花钱要舍得”。

    胡适的怕老婆并非猥琐、可怜，而是富有情味、颇有乐趣的。不仅如此，他还积极付诸行动——在世界范围内收集“怕老婆的故事”。胡适自己说过，在他赴美做大使任上，有位记者来采访他，说他是个“收藏家”，一是收藏“洋火盒”（火花），二是收藏荣誉学位（名誉博士），云云。其实他真正的收藏，是全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这个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很有用，的确可以说是他极丰富的收藏。在收藏中，胡适还悟出了一点儿道理——“在这个（怕老婆的故事）收集中，我有一个发现，在全世界国家里……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反之，凡是没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独裁的或者极权的国家。”

    胡适收藏“怕老婆的故事”同时，还收藏“Ptt”（“怕太太”）铜币。此举缘起一位朋友从巴黎寄给他十几枚法国钱币，币面铭有“Ptt”字样，胡适一下联想起“怕太太”三个字的拼音首字母，于是就发起成立“Ptt”协会，会员证章就是这枚“Ptt”钱币。胡适晚年还在热衷此事。1961年，他的朋友李先生在巴黎收集到了十几枚“Ptt”币，托叶先生带给在台北的胡适。胡适同时买了六七本意大利怕老婆的故事书，连同“Ptt”币交董显光转给华盛顿“Ptt”俱乐部会长。他给他的秘书胡颂平还讲了抗倭名将戚继光怕老婆的故事。

    江冬秀真是那么个“悍妇”吗？非也。抗战之初江冬秀还不到50岁，五短身材，体形发福，讲话一口京腔，穿着朴素，看上去总是很整洁，脸上常常带着慈祥的笑容，又很讲礼貌，雍容大方，有点贵妇人的气派。

    旁人都爱议论的，是江冬秀那双小脚。她的小脚只是肥了一点，小脚上总是穿一双有后跟底的很小号的皮鞋——穿那种皮鞋，鞋头要塞一些棉花才合脚。在20世纪30年代，缠小脚的老太太还很普遍，流行的是穿平底绣花鞋。大概穿皮鞋她才觉得有点时髦。

    胡适手指上有枚“止酒”戒，那是在他40岁生日时，他太太专门定制，给他戴上去的。因为胡适患有心脏病，江冬秀苦心孤诣想出了这一招。

    江冬秀文化不高，老写白（别）字。不写白字，不是满口熟练的京片儿，那就不是江冬秀了。这里有一封这位“大名垂宇宙”的博士太太1938年12月8日，从上海写给在美国大使任上丈夫的一封家书（白字或病句括号内做了更正）：

    xing（骍）：

    今早报上说你因身体不适，进某医院疗养，我看（了后）吓我一大跳！盼望不是大病。但是你要（是）没有几分病，不会住医院，是（使）我很不放心。盼望老天爷开眼，就（让）病好了罢。是不是牙痛病见（现）痛凶了？我只有靠天福保佑你，祝你康健。我实在不能回想（忆）了。你（以前生）一两次的病，大半我都在（你）身边多（“多”字应删去）。回（否）则在国内，信电都方便，现在心想打（发）个电报都不敢（能）。可怜到我们这个地步，做人太难过了。

    开门见山，直白自己的感情，女性特有的爱怨五味俱下，比起那个时代套用典故，文绉绉的尺牍，不知高明多少了。怪不得胡适曾说：“病中得她书，不满八行纸。全无紧要话，颇使我欢喜。”就在这封慰问信中，江冬秀还老实不客气地直奔另一个主题：“你的脾气好胜，我一晚不睡觉，望你平身（心）气和，修养修养罢。你的师姐师妹要把我们全全（全家）送掉，也是前世遭击（造孽），现世出这一班宝贝。想开点罢！干（甘、安）心完了。”

    江冬秀丝毫没有忘记当年胡适康奈尔大学时期的“师姐”韦莲司、哥伦比亚大学时期的“师妹”莎菲以及曹诚英“这一班宝贝”。接着笔调又一转，回归正题，江冬秀始终主张胡适教书做学问，反对胡适出去做官，她直白道：“你现在好比他们叫你进虎口，就要说假话，他们就爱这一套。你在大会上说老实话，你就是坏人了。我劝你早日下台罢，免受他们这一班没有信用的（小人）加你的罪，何苦呢……你看了我这封信，又要怪我瞎听来的，望你不要见怪我吧。我对与（于）你，至少没有骗过你呀。”

    江冬秀有个异于胡适的特殊爱好，就是搓麻将。江冬秀的搓麻将是出了名的。她做了胡适太太后，除露一手烧徽州菜、指挥保姆干活外，就无限制地战“围城”，从北京搓到战时上海，战后又搓到北平，再搓到纽约，战线绵延她的大半生。战绩嘛，她可以说战无不胜。

    如果说胡适和江冬秀的婚姻有秘诀，那就是一个“怕”字。对于胡适来讲，有时怕，有时不怕，有所怕，有所不怕，这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这其中滋味，如人饮水，冷暖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