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1869.1.12—1936.6.14），名炳麟，字枚叔，初名学乘。后改名绛，号太炎。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等。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中国近代著名朴学大师、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流血从我起”

    章太炎出生于浙江余杭的一个书香世家。其祖父章鉴、父亲章涪皆是知书达理之士，章太炎自小便接受了较好的传统教育。然而，传统封建教育并未使他成为一名忠于满清统治的“顺民”，革命反满的观念很早便在章的脑中扎根。章太炎12岁时，一日外祖父领着他阅读《东华录》，当读到曾静案时，外祖父说：“夷夏大防，同于君臣之义。”章太炎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父答道：“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祖父这番话激起了少年章太炎的思绪，他愤然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外祖父急忙说：“今不必作此论耳。”可见，革命思想已潜伏于年幼的章太炎心中。

    成年后，章太炎拜师于诂经精舍的经学大师俞樾，研习经史，度过了八年寒窗苦读的求学生涯。然而，内忧外患，时变日亟，动荡的政局已迫使章太炎不能再安心地稳坐书斋了。1897年的夏天，他告别恩师，奔赴上海，开始了自己倡言革命的历程。

    初出茅庐的章太炎先后担任《时务报》、《正学报》、《经世报》等刊物的编辑，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情与思想。直到1903年，他开始主笔《苏报》，一改该报以往保守的政治立场，大张旗鼓地宣传革命主张。此时的章太炎才思泉涌，一篇篇战斗檄文如出膛炮弹，炸向清政府的要害。在一篇文章中，章太炎对慈禧太后奢华铺张的寿典进行了无情地冷嘲热讽：

    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时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

    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全逢万岁祝疆无。

    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他更是毫无忌惮地写道：“载混小丑，不辨菽麦。”直呼当今圣上之名，且斥其无能，这在当时不啻是石破天惊之论。按照刑律，当属杀头之罪。正因此故，清政府认定章为“反清匪人”，密电上海道照会会审公廨出票拘人。别人劝他躲避，他却说：“革命流血起，流血从我起。”与革命知己邹容一道慷慨入狱，而他“章疯子”的外号也得于此时。

    在狱中，尽管受尽狱卒的百般折磨，但章太炎苦中作乐，斗志高昂。为了鼓舞年轻的邹容，他特意写下一诗：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

    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邹容也回赠章诗一首：

    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

    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

    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

    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身陷牢狱，二人却心系反清大业，互相往来唱和，此种大无畏之气概实令人景仰！

    可惜天不假年，一年后，邹容身患重疾，瘐死狱中。两位革命挚友，不久前还赋诗共勉，转眼间却已分隔阴阳两界，章太炎怎么也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抱着邹容的尸体，他不禁悲不自胜，痛哭失声。

    三年的刑期很快过去，章太炎出狱后东渡扶桑，继续从事革命事业。由于在狱中坚贞不屈的表现，此时章在士林中之声望日隆，俨然成为义薄云天之楷模。众人对其敬仰备至，大有“平生不识章太炎，访尽名流亦枉然”之架势。

    “我是有神经病”

    流亡日本后，章太炎看到日本人鄙视中国人，很是愤慨，然又因密谋革命，不能不尽力忍耐，气无处可泄，有时只好用诙谐幽默的办法出这口恶气。一天，日本警察到其寓所调查户口，要他填一份表格。章太炎写的是：

    职业：圣人

    出身：私生子

    年龄：万寿无疆

    这是因为人家都称他为“圣人”，而私生子则以日本为最多，面对章这份充满调侃意味的回答，日警们哭笑不得。

    1906年7月15日，章太炎在东京神田町锦辉馆举行演讲，两千多人慕名而来，一时间会场内外人头攒动，甚至有人爬到屋檐上，以一睹这位传奇人物的风采。在演讲中，章太炎就所谓“疯癫”谈了一下自己的看法：

    大概为人在世，被他人说个疯癫，断然不肯承认，除那笑傲山水诗豪画伯的一流人，又作别论，其余总是一样。独有兄弟却承认我是疯癫，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癫，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为什么缘故呢？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现面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略高一点的人，富贵利禄的补剂，虽不能治他的神经病，那艰难困苦的毒剂，还是可以治得的，这总是脚跟不稳，不能成就什么气候。兄弟尝这毒剂，是最多的。算来自戊戌年以后，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以前三次，或因别事株连，或是捕拿新党，不专为我一人；后来四次，却都为逐满独立的事。但兄弟在这艰难困苦的盘涡里头，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懊悔，凭你什么毒剂，这神经病总治不好……但兄弟所说的神经病，并不是粗豪鲁莽，乱打乱跳，要把那细针密缕的思想，装载在神经病里。譬如思想是个货物，神经病是个汽船，没有思想，空空洞洞的神经病，必无实济；没有神经病，这思想可能自动的么？

    演讲将毕，章太炎大声疾呼：“我要把我的神经病质，传染诸君，传染与四万万人！”听过这番“疯言疯语”，我们不难发现，对于“章疯子”的外号，他非但没有丝毫自卑不满，反而处处显得自鸣得意。他的这次演讲有激情，有学理，且不乏幽默，战斗性也极强，堪称近代演讲中之精品。他那富有魅力的“有学问的革命家”的形象也由此呈现在众人眼前。难怪章之好友宋恕曾半开玩笑地说：“像章君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儒生，竟欲颠覆满洲三百年的帝国基业，为何会如此的不自量力呢？莫非是明末遗老们的魂魄附体了不成？”

    章太炎在日本的主要活动是主编《民报》，这成为他一生中非常辉煌的一个时期。在孙中山的盛邀下，章太炎出任《民报》社长。至《民报》终刊，他亲手主编16期，并发表文章83篇。可以说，《民报》所到之处，也就是章太炎的文章和思想影响所及之处。正如鲁迅后来回忆所言：“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章）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的确，章的文章革命性浓厚，攻击力十足，无时无刻不在搅乱着统治者们脆弱而敏感的神经，自然又成为清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使他们咬牙切齿，寝食难安。

    为了封禁《民报》，清政府专门派人赴日与日本政府就此事进行密谋。据野史记载，清政府为促成此笔交易，不惜出卖主权，“慷慨”地送日本政府一个“大礼包”。这“大礼包”包括间岛（延吉一带）的领土，抚顺、烟台的煤矿和新法铁路（新奉到法库门），真是无耻之尤！得到好处之后，日本政府立即命令警署查封了《民报》社。

    章太炎得知此事后，义愤填膺，决定抗争到底，拼个鱼死网破，揭露日本政府的真面目。于是，他到地方裁判厅起诉日本政府。日本专门派出辩护律师五六人，妄图以车轮战围攻章太炎，使其屈服。

    论辩那天，章太炎有理有据，振振有词，其情景实在令人难忘。章问裁判长：“扰乱治安，必须有证，若谓我买手枪，我蓄刺客，或可谓扰乱治安。一笔一墨，几句文字，如何扰乱？”厅长无语。

    章又问：“我之文字，或煽动人，或煽惑人，使生事端，害及地方，或可谓扰乱治安，若二三文人，假一题目，互相研究，满纸空言，何以谓之扰乱治安？”厅长又无言。

    辩护专家们连忙给厅长打圆场，欲以《民报》言论妨碍日本社会秩序之罪名来压制章太炎。章太炎反问道：“吾言革命，吾革中国之命，非革贵国之命，吾之文字，即煽动人，即煽惑人，煽惑中国人，非煽惑日本人，鼓动中国人，非鼓动日本人，于贵国之秩序何干？于贵国之治安何干？”众位辩护专家无言以对。

    章太炎越说越激动，他怒吼道：“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文明国法律皆然，贵国亦然，吾何罪？吾言革命，吾本国不讳革命，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吾国圣人之言也。故吾国法律，造反有罪，革命无罪，吾何罪？”顿时，整个裁判厅内鸦雀无声。最后，裁判厅厅长强制性以危害社会秩序之名目查封《民报》，并罚款120元。虽然《民报》半途夭折，但章之斗争为它涂上了最后的一抹辉煌。

    “袁贼烧死矣”

    民国伊始，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其所言所行令拥戴者大失所望。他先派人刺杀宋教仁，后出兵镇压“二次革命”，其倒行逆施让章太炎忍无可忍。章不顾亲友劝说，毅然决定深入虎穴，挽救危局。他理直气壮地说：“我决定要去面质包藏祸心的袁世凯，明知是虎穴，可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临行前，他留诗一首，颇能反映当时之心境：

    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

    谁道江南徐骑省，不容卧榻有人鼾。

    此诗内含两个典故。前两句出自《战国策》，乃战国掌故。谋士唐雎受安陵君所托，孤身赴秦，结果不辱使命，迫使秦王放弃侵犯野心；后两句出自《类说》，是北宋旧事。赵匡胤兵临南唐都城，后主李煜派徐铉求和。赵匡胤拔剑厉声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举兵进攻，南唐遂亡。章作此诗，显然是欲仿效唐雎，挺剑入京，不管他袁世凯是霸道之秦王还是强悍之赵匡胤，章皆决心以“伏尸二人，流血五步”之举，来警醒世人，践履自己民主共和之理想。

    入京不久，章便上演了大闹总统府之好戏。一日，章身着油烘烘的破棉袍，手持折扇，故意将袁世凯颁发的二等勋章缀于扇柄，大摇大摆来到总统府，打算与袁世凯好好理论一番。门卫借故阻止其见袁。此时，次长向瑞琨却接到通知要进府面见袁世凯，章太炎怒不可遏，身上那股“狂”劲儿顿时发作：“向瑞琨一个小孩子，可以见袁世凯，难道我见不得吗？”从清晨至傍晚，章将总统府上上下下1000人等悉数痛骂一通，并抡起手杖将府内器物砸个稀里哗啦。袁世凯躲在内室，目睹章太炎之“胡闹”，却怒不敢言，任其发泄。由此可见，章之狂士风采，较之祢衡，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最后，袁世凯实在没办法，派出军政持法处处长陆建章（此人当时以抓捕和处决革命党人的屠夫形象而闻名）出马，谎称总统在居仁堂见章，将其带到军队营房，软禁起来。后又将其移到北京南城陶然亭附近的龙泉寺及城内的几处深宅大院，辗转之间，章太炎开始了一段颇为漫长的幽囚岁月。

    刚开始，章太炎极不适应这种毫无自由的生活。他在屋里大骂大闹，曾狂书：“杀、杀、杀、杀、杀、杀、杀，疯、疯、疯、疯、疯、疯、疯”的对联。其友陈干相当欣赏这“七杀七疯”的对联，请石匠刻成石碑立在家祠中。此碑现仍在陈家乡山东昌邑白塔村桥头上。此外，章太炎时常与友人狂饮，以致酩酊大醉后出口怒骂，甚至在窗纸墙壁上遍书“袁贼”两字以泄愤，或用大篆、小楷、行草等字体写满“袁贼”二字，将纸埋而焚之，大呼：“袁贼烧死矣！”

    更有趣的是，章太炎召集寓所里所有仆役，定下六条规矩：

    第一，每日早晚必向我请安；

    第二，在外面见到我，必须垂手而立；

    第三，称我为“大人”，自称曰“奴仆”；

    第四，来客统统称“老爷”；

    第五，有人来访，无论何事，必须回明定夺，不得径行拦阻；

    第六，每逢朔望，必须向我行一跪三叩大礼。

    章太炎向仆役宣布这六条规则之后，说：“这六条，你们能遵守的，就留下来；不能遵守，就请离开。”仆役无法，只得顺从照办。章门弟子钱玄同觉得好奇，便问老师缘何要立此家规。章太炎的回答更是让人忍俊不禁：“我弄这个名堂，没别的缘故，只因‘大人’与‘老爷’都是前清的称谓，至于‘先生’，是我辈革命党人拼死获得的替代品。如今北京仍是帝制余孽盘踞的地方，岂配有‘先生’的称谓？这里仍是‘大人’、‘老爷’的世界，让他们磕头，不是合情合理吗？”

    时间一长，章太炎感到单靠嬉笑怒骂并不足以震慑袁世凯等人，于是，他决定绝食抗议。在寄给夫人汤国梨的诀别信中，章写道：“以吾憔悴，知君亦无生人之趣。幽居数日，隐忧少寐。吾生二十三岁而孤，愤疾东胡，绝意考试；故得精研学术，忝为人师。中间遭离乱，辛苦亦至矣。不死于清廷购捕之时，而死于民国告成之后，又何言哉！吾死之后，中夏文化亦亡矣。言尽于斯，临颖悲愤。”

    文中既有其因民主共和理想尚未实现的不甘心之情，又不乏对自己国学水平的自信，实乃至情至真之言也！

    章太炎绝食，身体一天比一天羸弱，精神也一天不如一天。这不仅使袁世凯大伤脑筋，也令章太炎的诸位高足弟子心焦不已。他们千方百计设法使章太炎改变死志，立即进食。关于弟子旧友们苦劝章太炎放弃绝食念头，重新进食的记载，历来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是吴承仕版。得知章太炎绝食的消息后，章的旧友马叙伦，弟子吴承仕、钱玄同等人急忙前去看望。从早到晚，弟子们一直劝先生进食。章太炎只是躺在床上，两眼翻白，一味摇头。无可奈何之下，吴承仕忽想起三国里的故事，便问：“先生，你比祢衡如何？”

    章太炎两眼一瞪，说：“祢衡怎么能跟我比？”

    吴承仕忙说：“刘表要杀祢衡，自己不愿戴杀戮国士之恶名，而借黄祖之手。现在袁世凯比刘表高明多了，他不用劳驾黄祖这样的角色，叫先生自己杀自己！”

    “什么话！”章太炎听到此处，翻身跳下床来。弟子们赶紧端出早已做好的荷包蛋，请老师吃了下去。章太炎就此停止绝食。

    第二个是马叙伦版。马去探望章太炎，好友相见，章太炎精神为之一振，除了谈论眼下不堪收拾的人事与国事外，马叙伦使出浑身解数，与章太炎忽而谈孔孟，忽而谈老庄，忽而谈佛学，忽而谈理学。二人天马行空，谈兴极浓，自午及暮，意犹未尽。马叙伦看看天色，起身告辞，他说：“我得走了，中午出来太急，没有吃饭，现在已经饥肠辘辘。”章太炎说：“这事好办，让我的厨子给你准备饭菜。”马叙伦连连摇头，说：“使不得，使不得，你正在绝食期间，我在你面前大吃大喝，有违仁道，怎能下咽？我真要吃下这顿饭，传出去，岂不是为天下士人君子所不齿？”章太炎一心要挽留马叙伦，遂当即答应同他一同进食。

    吴承仕版中的章太炎与袁世凯不共戴天，自认比三国之祢衡更为清狂，在吴的激将法下显得颇为可爱；而马叙伦版的章太炎则究心于学术，因与马畅谈正酣而放弃绝食，其视学术为生命的精神十分可敬。两个版本，实际上恰恰反映出章太炎身上两种最为可贵的品质：胸怀苍生，心系学术。

    袁世凯定年号为“洪宪”后，欲物色德高望重者为其撰写元旦草诏，有人推荐章太炎，认为他是独一无二之人选。袁世凯叹道：“何必为人所难呢？你们难道忘记了他绝食之举？如果以此事逼迫他，是加速其死之志啊！我不愿意让太炎为祢衡，我岂能成为变相之黄祖呢？要是他真的死了，最起码也是方孝孺，我可不能成全其美名。等他日帝国勃兴，再处置章太炎也不迟，现在不是动他的时候。”

    此话传到章太炎耳中，他轻蔑地说：“人家大明的天子姓朱，洪宪天子姓袁，我既不是祢衡，也不是方孝孺，袁世凯更不是明成祖朱棣，仅仅是乘乱而起，过一把皇帝瘾的袁术而已。”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上下的一片讨伐声中惶恐死去，章太炎重获自由。回顾这一段刺刀威逼下的生活，章太炎虽几度与死神擦肩而过，却依然故我，不屈不挠。难怪鲁迅在回忆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由衷地赞叹道：

    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上海人都知道我是章疯子”

    民国元年，章太炎进京后，遇见时任北洋大将的陈宦，章太炎便直率地对陈说：“哎呀，你陈宦真是当时之奇才啊！”冷不丁听到章太炎这句话，陈宦自然喜出望外，刚要答话回谢，章太炎又说：“此后民国必亡于你手！”这下子陈宦脸色忽而变得铁青，他强压怒火，作揖告辞。实际上他已是怀恨在心，后来在软禁章太炎的阴谋策划中，为了出一口恶气，可谓是竭尽全力！不成想等章太炎去世后，或许是良心发现，陈宦不仅大力表彰章太炎的学说，还哀叹道：“唉，章大师一走，天下就没有真正了解我的人了！”

    章太炎精通医学，著有《霍乱论》、《章太炎医论》（原名《猝病新论》）。曾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答道：“实不相瞒，我是医学第一。”

    胡适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出版时特送了一本给章太炎，上写“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人名旁边便用标点符号。章看到自己名旁加了黑杠，不禁大骂：“何物胡适！竟在我名下胡抹乱画！”及至看胡的名旁也有黑杠，才消了气说：“他的名旁也有一杠，就算互相抵消了罢！”此传说实不可信，章太炎在晚清时出版的《訄书》（铅印本）等著作就曾采用旁线作为人名、书名号。所谓新式标点，在晚清以及明治时代的日本就已经发端了，不至于对此感到惊讶。

    结束幽囚生活，章太炎离开北京，移居上海。有一次，他从同福里寓所坐黄包车到三马路旧书店去买书。从书店出来回家时，叫住一辆黄包车，坐上车后，示意车夫向西面走。车夫按照他的话，向西走了很长一段路后，心存疑惑，问道：“先生，你究竟要到哪里去？”章说：“我自己也不知道，上海人都知道我是章疯子，你只要拉到章疯子的家里就是了！”这话说得车夫一头雾水，出于无奈，车夫只好仍旧把他拉回旧书店，让他另想办法。章的家人焦急万分，派20余人在市里四处寻找，终于在旧书店门口发现了他。

    还有两则趣闻皆与章太炎的题字有关。章太炎写得一手千金难买的好字，世人无不想得其片纸数字。然而章太炎脾气古怪，并不轻易赏字于人，于是他的墨迹愈发显得珍贵。当时上海有一位画家名叫钱化佛，很善于投章老爷子所好，哄他开心，也因此从章那里讨得不少真迹。章太炎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带有臭气的卤制品，尤其是臭豆腐，臭到全屋人掩鼻躲避，而唯独章老爷子吃得津津有味。一次，钱化佛带来一包紫黑色的臭鸡蛋，章太炎见后欣然大乐，当时桌上有支笔，他深知钱的来意，就问：“你要写什么，只管讲。”钱化佛立即拿出预备好的几张斗方白纸，每张要写“五族共和”四个字，而且落款要用“章太炎”三字。章太炎倒也爽快，不出一声，一挥而就。隔了两天，钱化佛又带来一罐臭得出奇的苋莱梗。章老爷子竟然乐不可支，对钱说：“有纸只管拿出来写。”钱仍要求写“五族共和”四字，这一回章太炎竟一口气写了40多张。后来钱又带来过不少臭花生、臭冬瓜等东西，章老爷子自然回回慷慨赐字，前前后后共计100余张，却从来不问这些字有何用处。原来，上海一家番菜馆新到一种“五色旗”酒，此酒倒出来时十分浑浊，沉淀几分钟后，就变成红黄蓝白黑五色，这在当时十分轰动。钱化佛灵机一动，想出做一种“五族共和”的条幅，汉文请章老爷子写，裱好之后，就挂在番菜馆中，以每条十块大洋售出，竟然卖到脱销。钱化佛也因此大赚了一笔。

    像钱化佛这样好运气的人毕竟是少之又少，绝大多数人是千金难换章老爷子一字。更有甚者，则被章太炎好生戏弄一番。曾有一个姓王的暴发户，附庸风雅，求章太炎为其题字，章太炎自然置之不理。但这暴发户仍不死心，愿出高价托人代为说情，章太炎实在是不耐烦了，又鄙夷其为人，于是大笔一挥，写下一联：

    一二三四五六七，

    孝悌忠信礼义廉。

    暴发户拿到章老爷子的亲笔联语，甚是得意，马上命人将对联悬于高堂，逢人便讲：“这可是国学大师章太炎为我题的字！”一天，有位明眼人含笑对暴发户说：“写倒写得很好，可惜上联忘八，下联无耻，似乎有点取笑伤人之意。大概意思就是说‘王八，无耻也！’”暴发户听后，气得七窍生烟，羞愧不已。

    1934年秋，章太炎迁居苏州，开办国学讲习会，招徒授业，培养了一大批国学人才。他常说：“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而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弟子们听后，大都不甚理解。章解释道：“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学术怎会发展？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故往往青出于蓝，后来居上。所以一代大师顾炎武的门下，高者也不过潘笑之辈；而江永的门下，竟能出现一代大师戴震。”由此可见，章太炎并不主张弟子们株守自己的学术路径，而是鼓励他们自由发展，不断创新，勇于突破前人，自成一家。

    在传道授业解惑之余，章太炎还不失幽默地与弟子们调侃。章门弟子在学问上各有所长，各具特色。章太炎一次偶然兴起，模仿太平天国的封号，戏封其弟子为王。他封黄侃为天王，汪东为东王，朱逖先为西王，吴承仕为北王，钱玄同为翼王。封门下弟子为王，虽属戏言，从中亦可见章对弟子的喜爱之情。

    虽然已从政坛隐退，但章太炎依然关注政局民生，一有机会便大力抨击时弊。1925年3月，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病逝，1929年6月，灵柩运到南京。在中山陵举行奉安大典时，章太炎专程来到南京吊唁。想起沿途所见所闻。他深感许多革命党人已腐化变质，心中很是气愤。章太炎是革命元勋，达官贵人们自然要设宴为他接风洗尘。席间，有人附庸风雅，请他题字留念。他有感而发，挥笔写下对联一副：

    诸君鼠窃狗跳，斯君痛哭；

    此地龙盘虎踞，古之虚言。

    众人见了，面面相觑，但碍于章的元老身份，又不能发作，只好任凭章太炎的数落了。

    1935年，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同日本梅津美治郎签订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章太炎对此十分愤慨，当即作诗寄予友人，加以讽刺：

    淮上无坚守，江心尚苟安。

    怜君未穷巧，更试出蓝看。

    此诗妙就妙在借古事言今事。国民政府在淮河一带不设防坚守，竟把中原轻易丢掉，而仍无动于衷。这就好比南宋小朝廷无耻的大臣，大敌当前，却还在江心寺觥筹交错，自在逍遥。可惜南宋的汪伯彦、黄潜善卖国伎俩不高明，更试看今朝南京诸位官老爷，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

    史上第一个登报征婚的人

    章太炎说：“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后来续娶汤国梨，能诗善文，虽是浙江人，并非章太炎理想中的两湖人，却能操鄂语。

    之前，章太炎只娶一妾王氏。从他的自订年谱，可以看出，他在汤国梨之前并未娶正妻。他的自订年谱对家务私事写得非常简略，特别关于他的婚事，最早只写出一行字：光绪十八年，25岁，纳妾王氏。章太炎的门生汪旭初所撰《余杭章太炎先生墓志铭》中提到他的最初婚事，有“先置室，生女子三人”，“室”指“妾”。据说章太炎早年患癫痫病，加上动辄言反满，被人认为是个“疯人疯言”的疯子，无人愿将女儿嫁给他，他母亲只好将自己陪嫁丫头许配给了他。这种婚姻无媒介聘礼，故不能算正式结婚，按当时习俗只能算“纳妾”。

    章太炎是最早的登报征婚的人，光绪二十九年，章太炎的妾王氏过世，章太炎不顾一切，抱着革命精神，要开风气之先河，所以他就在北京《顺天时报》上登出一段广告，公开征婚。当时，日本人武田熙有过一篇《章炳麟的结婚》，又有一个日本人叫做高田淳写的《章炳麟传》中，都提及章师征婚条件的详情。

    这两段文字，大致是说：章太炎征婚广告，是有史以来登报征婚的滥觞，他的征婚条件有五：第一条：以湖北籍女子为限。第二条：要文理通顺，能作短篇文字。第三条：要大家闺秀。第四条：要出身于学校，双方平等自由，互相尊敬，保持美德。第五条：反对缠足女子，丈夫死后，可以再嫁；夫妇不和，可以离婚。

    章太炎这段广告登出之后，国内各地报纸，纷纷写成新闻，认为一时奇谈，所以他的广告虽只登《顺天时报》一家，而各地报纸改写新闻，成为义务广告，遍及全国。当然有许多迂腐的士大夫，认为夫死之后，不令守节，可以再嫁，是一件极荒唐的事情。

    章太炎的征婚广告刊出之后，当时是否有人应征，不得而知。据日本发行于昭和十一年（1936年）八月的《中国文学日报》载云：“吴淑卿女士，19岁，志愿加入革命军，称为革命女志士，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彼愿作章炳麟伴侣，有意示爱。章氏懵然，未曾介意。黎元洪见此情形，愿意做媒。章氏以革命为重，结婚为次，未成事实。”被拒后，吴淑卿一时激动，写了一篇《吴淑卿投军文》登载在《民立报》，时在辛亥九月十日（即阳历10月31日），也曾有日文的记载，现意译如下：“……愚生虽学问浅薄，但对国事稍知一二，今不以男女有别为畏事，但愿我国四万万同胞，同心协力，负起振兴中华大汉之人权，发扬黄帝后裔之光辉……”

    据说，章太炎和汤国梨的婚礼上，章又闹出了不少笑话。章太炎一生习惯了穿布底鞋，而他们举办婚礼的地方，则是在上海有名的洋派地方爱俪园，所以章太炎就不得不西装革履。家人给他买了一双皮鞋，也是办事的人粗心大意，没有指导他穿皮鞋，结果他穿出来的时候连左右都分不清，穿反了，让一众来宾狂笑不已。他穿衣着袜不讲究是出了名的。有一次家里人看到他鞋子里脚背上隆起一块东西，叫他脱鞋下来一看，却是将袜子底背朝天地穿着，原来当时以机器织就的袜子袜底特厚，以保耐穿，而传统手工织出来的袜子是不分底面的，章太炎一概不理会这些，不只鞋子可以不分左右，连袜子也难辨里外底面。

    当日六时之后，在一品香大厅宴客情况，来宾一百数十人，座位排定左边为新娘及女宾席，右边为新郎及男宾席。（足见那时还是男女分坐。）席上男女两方举行余兴，请新郎即席赋诗。否则罚酒十觥，章太炎在20分钟内即席成诗四首，而且亲自朗诵。新娘只写了一首旧作《隐居》，新郎章太炎也抢来朗诵，可惜章是近视眼，看错了八个字，那八个字是“章童汤妇，国圆炳柄”，章太炎读时，他的门生某某对旁人作耳语说这八个字，章师看错了。女宾席上大起骚动，要章罚酒八觥，但是饮到一半，他的门生黄季刚（黄侃）和汪旭初抢着代饮。这个笑话闹出，令到笑声震天。有三人以上笑得过分，罚酒八觥；五人以上，举杯高歌。而太炎先生却面目严谨，毫无笑容，反而令到满场大笑，于是又闹罚酒，新娘表示踌躇，大家又轰动了。但为了尊重女权起见，男宾方面表示反对向新娘罚酒，新娘席上有四个女生唱歌助兴云云。

    章太炎这次结婚的介绍人有两个，一个是张继，还有一个介绍人是沈和甫。沈是汤女士的同乡，相知有素，所以由他推介给张继，因为汤女士认为章师学识渊博，已有许嫁之意。张继也看过汤女士的诗词，所以经过介绍之后，一拍即合。谁知到了结婚那天，张继因有要事不曾到场，而章在爱俪园举行婚礼，孙中山先生和黄兴、陈其美等都到场，门禁森严。沈和甫是吴兴文士，有些土头土脑，见到了爱俪园前门雄伟，已经畏怯非常。况且要求进园参观的人成百成千，司阍的许福，以为他是陌生的参观者，拒不许入。沈和甫说的是软软糯糯的湖州话，许福也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章师的婚礼延误了一些时间，两个介绍人都不来，在不得已情形之下，就临时拉人，权充介绍人，才完成了这个结婚大典。

    章太炎与汤国梨结婚后夫妇唱和之乐，为章太炎一生最欢乐的时期，从后来发表的84封家书看来，怪不得日本作者高田淳称章师为“大情人”。

    可是章太炎那时革命的热情比夫妇的热情还高一些，婚后一月匆匆告别，被袁世凯软禁。章太炎被困的时间极长，屡次求速死，又长期绝食，在这种情况之下，留在上海的师母汤国梨女士的心境，当然是坏到极点，她为章师的生命担忧，那是可想而知的。

    汤国梨嫁予章太炎是很感委屈的，她自己说：“关于章太炎，对一个女青年来说，有几点是不合要求的：一是，其貌不扬；二是，年龄太大，他长我15岁；三是，很穷。”章太炎又穷，又丑，还老，汤国梨则被时人誉为务本女学（汤国梨就读的学校）的“皇后”，她嫁予章太炎真可以说是“下嫁”，不过一是看重章太炎的才华和民国元老的身份，一则也是负气。因为嫁的时候就有些怨望，婚后大概不免时时数落章太炎的穷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