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1886.4.3—1935.10.8），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初名乔鼐，后更名乔馨，最后改为侃，字季刚，又字季子，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湖北省蕲春县人。曾任教于国内多所名牌大学的黄侃绝对称得上是一位国学大师，其在文字学、音韵学等方面的造诣令人叹为观止。但他同时又随意骂人、反对白话文、脾气古怪、贪嗜美食、放浪形骸，令人瞠目结舌……

    “好酒好菜，放马过来”

    黄侃最讲究吃喝，喜好美酒佳肴。他只要得知有某物自己未曾品尝，必千方百计得到，以饱口福，并且为了吃上这些美味佳肴不惜出尽洋相，并自诩为美食“专业户”。

    黄侃是同盟会会员，有一天听说一些相识的会员在某处聚会，席间有不少好吃的，但并没有请他。他知道是因为自己过去曾骂过其中一些人，可是怎奈肚中馋虫作怪，他便不请自来。刚一进门，那些人见来的是他，吓了一跳，随后又装得很热情，邀他入座。黄心知肚明，二话不说，脱鞋坐下，就挑好的吃。吃饭之后，他一边提鞋，一边回头冲他们说：“好你们一群王八蛋！”说完，便赶紧跑了。

    还有一次，某人请客，席间有熊掌、蛇羹、八珍等美味。黄侃得知后，极想食之而后快。但是，他曾经骂过主人，不便前往，但美味佳肴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两难之下，他请好友刘成禺想办法，并保证从入席到终席都一言不发。刘成禺就去与主人商量，主人当即下请帖请黄侃赴宴。席间，黄侃果然光吃不说话，全然没有往日眉飞色舞、高谈阔论的样子。众人都觉得奇怪，说黄侃善变，其实是不知他另有打算，那就是——不动嘴皮子，装满空肚子。

    1913年，黄侃的恩师章太炎触怒袁世凯，被软禁在北京钱粮胡同的一所徐姓大宅中。黄侃前往陪住，顺便将中国文学史中的若干问题向恩师请教。章氏向来不重口腹之欲，饭菜很不讲究，厨子手艺差，菜式单调，黄侃举箸难下，根本吃不消，于是他怂恿章太炎换了个四川厨子。哪知这样一来，他无意间得罪了那位假扮厨子的警察（此公贪冒伙食费，恨黄侃断其财路），没多久就被扫地出门。

    即使后来身为人师，黄侃也没能改掉这个“馋嘴”的毛病，并且毫不理会学校的规定。经常变换借口要学生替自己“买单”。学生们慢慢摸透了黄的脾气，知道在黄侃老师这里，“有菜一切好说，无酒寸步难行。”黄侃讲课时，有一个习惯，每每讲到紧要之处就戛然而止，对学生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大洋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

    有一天，有个学生在同和居请客，碰巧看见黄侃也在隔壁房间请客，他赶紧过去向老师问好。不料，黄侃对他批评起来，直到这个学生请的客人都到齐了，还不让他走。情急之下，这个学生灵机一动，就把伙计叫来交代说：“今天黄先生在这里请客，无论花多少钱都算在我的账上。”黄侃一听，正中下怀，就对学生说：“好了，你走吧。”学生这才得以脱身。

    黄侃讲授《说文解字》，学生都觉得晦涩难懂。因此，每次期末考试时，都有学生不及格。后来，有学生上他的课时，就投其所好，凑钱办了一桌酒席，请他赴宴，黄侃欣然前往。这一招果然立竿见影，期末考试时，学生全部及格。校长蔡元培知道这件事后，责问他为何违反校规，吃学生的请。黄理直气壮地说：“他们这些学生还知道尊师重道，所以我不想为难他们。”

    就是凭着这股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和“好酒好菜，放马过来”的精神，黄侃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美食家，也是一个出色的美食“专业户”——川菜、鲁菜、粤菜、闽菜、苏菜、苏州船菜、湘菜、东洋菜、法国菜、俄国菜、德国菜，他皆要一饱口福；茅台、杏花村、汾酒、泸州老窖、五粮液、女儿红、白兰地等各式陈年佳酿，他统统豪饮一番；北京、上海、沈阳、南京、太原、苏州、武昌、成都等地的著名酒楼，他都曾到此一吃。无论是刮风下雨，头疼脑热，只要是有酒有菜，黄侃立马就精神百倍，左右开弓地大嚼起来，推杯换盏，来者不拒，颇有些吞食天地的架势。难怪有人戏称他为“老饕餮”。然而，食多伤胃，酒醉伤肝，黄侃饮食从不节制，贪恋碟中之菜、杯中之物，导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他仅得中寿，与此不无关系。

    胡适“往哪里去”

    黄侃自视甚高，恃才傲物，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方法，对于新派的主张很是反感，时常为此破口大骂，其好骂人的名声多半是由此而来。在他的人生字典里，无不可讥骂之人，无不可诅咒之事。

    黄侃在中央大学任教时，同时也在金陵大学兼课。每周六小时。金大农学院院长某君，刚从美国获农学博士头衔归来，炫耀不可一世。有一天，他忽来雅兴，宣布在大礼堂公开表演“新法阉猪”。海报张贴出来，大肆宣扬，轰动全校。

    到那天，前去围观的学生特别多。黄侃碰巧那天也有课，他走进教室，发现只剩下稀稀拉拉几个人，知道学生都被“洋博士”吸引去了，便说：“今天上座不佳，大家是不是去凑一下热闹？”剩下的同学欣喜万分，都高兴得要往外走。黄侃平生对“假洋鬼子”教授素来瞧不起，这回“新法阉猪”的宣传，使他也起了怀疑，便道：“好！咱们也一起瞧去！”

    谁知道进大礼堂一看，一只活生生的猪，被紧缚在手术架上，肚破膛开。这位院长因所学的洋玩意儿不到家，手忙脚乱，却始终找不到猪卵巢的部位。阉猪变成了宰猪，旁观者笑成一片。黄侃看在眼里，笑在心上。回到课堂上，他即兴填了一首词：

    大好时光，莘莘学子，结伴来都。佳迅竟传，海报贴出；明朝院长表现阉猪。农家二彘牵其一，捆缚按倒阶除。

    瞧院长，卷袖操刀，试试功夫。渺渺卵巢知何处？望左边不见，在右边乎？白刃再下，怎奈它一命呜呼？看起来，这博士，不如生屠。

    这阕词嬉笑怒骂，滑稽至极。全校争相传诵，读者无不捧腹。这位当众出丑的院长，自然耳闻，羞愧难当，只好悄悄辞职而去。

    有一天，黄侃不巧碰见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戴问他：“近来有什么著作？”

    黄回答：“我正在编《漆黑文选》，你那篇大作已被编进去了。”黄侃最擅长教《昭明文选》，这里的“漆黑”是由“昭明”反意而来，意指戴平日为人做事不够光明磊落，讽刺意味十分明显。

    戴季陶当场被奚落，很是尴尬，但又无可奈何。

    1908年的一天，陈独秀来到东京民报社，拜见章太炎。这时，正值章的弟子黄侃、钱玄同在座，听到有客人来，他们就到隔壁的房间去。可是隔着两扇纸拉门，主客的谈话还是可以听得一清二楚。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段玉裁，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人，多出于安徽、江苏两省。后来，话题不知怎么一转，陈独秀忽然提到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章太炎也敷衍道：“是啊，没有什么人。”这时，隔壁的黄侃忍不住了，大声喊道：“是谁在那胡说呢，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一听，都非常扫兴。不久，陈独秀就告辞了。无巧不成书的是，黄侃回国之后，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系）当教授。1917年，陈独秀受校长蔡元培之邀，也来北大当文科学长。两人因而成为同事。陈独秀以北大为阵地，主办《新青年》，宣扬白话文和新文学，倡导新文化运动。黄侃也不甘示弱，主办《国故》月刊，倡导国故，企图与《新青年》相抗衡。陈、黄二人各自成为新旧两派的首领，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论争。

    其实黄侃同陈独秀的恩怨还不算什么，“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被黄侃骂得最惨、取笑最多的当属年纪轻轻便“暴得大名”的胡适大博士。胡适和黄侃同在北大任教，但两人分属新旧阵营，素不相识。黄侃每次见到胡适，总要嘲讽、奚落一番，胡适知道他平日好发“疯”，且比自己年长，于是每每谦让。

    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口口声声说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不解甚意，问何故。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不应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听了，啼笑皆非。还有一次，他上课时谈到文言文的简明，就说：“白话文与文言文的优劣和价值，假如不以字多为优，不以花钱多为贵，请看下面的例证：某留学生在美，其母死在家乡，电催奔丧。如用文言文发电报，有‘母死速归’四字足够了。无论识字与否，一看一听就明白，不必多加解释。如用白话文，则必云：‘你的妈妈死了呀！赶快回来吧！’四字变成了十一字，再加上两个叹号，电报费几乎增加了两倍，孰优孰劣，不辨自明。”很明显，他将矛头对准了大力提倡白话文的胡适。这简直比骂人还令他难受。

    还有一回，胡适去赴宴，刚好黄侃也在场。宴席中间，胡适偶尔和人谈起墨学，滔滔不绝。黄侃听得不耐烦了，突然在一旁骂道：“现在讲墨子的，都是些混账王八蛋！”胡适知道黄侃“疯子”脾气又发作了，假装没有听见。黄佩见胡适不加理会，于是心生一计，又接着骂道：“便是胡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蛋。”胡适听后，忍无可忍，指责黄侃不该骂他的父亲。黄侃却微笑着说：“你不必生气，我是在试试你。墨子是讲兼爱的，所以墨子说他是无父的。你心中还有你父亲，那你就不配谈论墨子。”结果全座哄堂大笑，弄得胡适十分尴尬。

    胡适一生著述颇丰，洋洋数千万言，学界中人十分佩服。但是他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许多具代表性的著作都没有写完。《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等都只有上半部，没有下半部。原因之一是太忙，二是兴趣太多太杂。黄侃等旧派中人常以此诟病笑他，有人还呼他为“上卷博士”。

    对于胡适文学革命的主张，黄侃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反对，一有机会便提出来大骂。据曾在北大读书的罗家伦回忆，黄侃有一次在课堂上大声地说：“胡适之说做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里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颈子来给人砍掉。”

    平心而论，黄侃站在旧派立场上反对胡适等人的新文化主张，实在是逆潮流而动，不太光彩。加之黄出言不可谓不恶毒，着实有损其国学大师的形象。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黄的这般举动倒也颇能体现他真性情、无城府的一面，也算是一名“另类君子”吧。20多年后，1946年清华大学校庆时，校方特邀胡适讲话。谈到他与清华大学的关系，有一年，清华请他当校长，他回了个电报，说：“干不了，谢谢！”他解释说：“我提倡白话文，有人反对，理由之一是打电报费钱。诸位看，用白话，五个字不也成了吗？”在场的同学们都笑了。可是此时，黄侃已经死去11年了，再也不会出来和胡适唱对台戏了。

    “今天天气黄不到”

    黄侃脾气古怪，行事怪异，经常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让旁人感觉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黄侃同居正是湖北老乡，且曾在辛亥革命时期并肩战斗，关系极“铁”，堪称至交。有一天，黄侃偶尔去拜访已经高升为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的居正。居正每到下班之后，总是避不见客，由门房挡驾，在家中剪树莳花，自得其乐。

    门房见黄侃的外表和衣着有点儿土头土脑，不太像有身份的贵客，照例回以“院长不在家”。可黄侃却是旁若无人，长驱直入。门房慌了，赶紧跑上去紧拉黄的衣袖，一边吆喝道：“你是什么人？出去！”

    黄侃性烈如火，受不得一点儿委屈，当下大怒，一边骂“你是什么东西，你管不着！”一边挣脱继续往里走，不料用力过猛，衣袖拉破了个大口子。这下惊动了里面的居正。

    他三脚两步跑了出来，一看是黄侃，自知不好收场，连声叫道：“季刚！不要理他！”又回过头来斥责门房说：“我早就关照过你，这位黄先生来的时候，立即通报，你怎么忘了！”

    门房也还机灵，赶忙回道：“怪我多吃了两杯酒，糊里糊涂的。”

    居正大笑，牵着黄侃的手说：“快进去坐，有两瓶茅台，请你尝尝。”黄侃嗜酒如命，这一来怒气全消。

    黄侃的这种怪脾气在其晚年执教南京中央大学时更是显现得淋漓尽致。黄侃刚受聘于中央大学时，与校方有“三不来”之约，即“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人称“三不来教授”。因此，学生每逢下雨下雪的天气就以今日天气不好，不知黄侃到不到校上课作为谈笑之资。有学生还戏言：“今天天气黄不到。”

    有一次，上课铃响了，学生坐满了教室，等待老师上课。但黄侃却安坐在教员休息室，没有丝毫起身往教室走的意思。学生等了一会儿，见老师未到，赶紧报告了教务处。教务处职员知道黄侃名士脾气发作了，马上跑去请他上课，说：“上课时间到了，该上课了。”

    谁知黄侃两眼望天，冷冷地说：“时间到了哦，钱还没有到呢。”

    原来，学校没有及时发放薪水，黄侃表示不满。教务处赶快代他领了薪水，他才去教室上课。看来，身为民国文人的黄侃，还真有些如今大力宣传的“维权意识”呢！

    黄侃曾在中央大学开设“文学研究法”课程，用作课本。他平时只管讲课，一向不给学生布置作业。临到期末考试，他又不肯看考试卷子，也不打分数。此做法在教务处那儿可过不了关，于是教务处一再催促。最后，黄侃被逼急了，就给教务处写了一张纸条，上书“每人八十分”五个大字。他的意思是学生总想得甲等，给九十分嫌多，七十分又非甲等。八十分正合适。教务处也无可奈何，就不再提起这事了。

    还有一则趣闻颇能体现黄侃不拘小节的秉性。中央大学为严肃校纪，规定师生进出校门一律要佩戴校徽。黄侃忙于自己的学问和教学，对这些细枝末节常常不太注意。有一天，他到校上课，新来的门卫不认识他，见他没有佩戴校徽，就拒绝让他进校门。

    黄侃说：“我是教授黄季刚，来校上课的。”

    门卫说：“你又没戴校徽，我怎么知道你是教授。”

    黄一听，气得把装有讲义的皮包往门卫面前一推，说：“你有校徽我没有，那你就去上课吧！”

    门卫一听，感觉此人来头很大，口气有所缓和。说没有校徽有名片，也行。黄侃说：“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争执中，校长碰巧路过，赶紧过来调解，才算了事。

    著名辞章家吴梅是黄侃在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同事，两人关系不错。有一天，黄侃请吴梅和一些同事喝酒。黄侃本是善骂之人，酒酣耳热之际，一肚子牢骚更是倾泻而出。骂着骂着，言语牵涉到了吴梅身上。吴梅酒也喝多了点儿，与黄侃辩了几句，并说：“你黄侃不要太不讲理！”黄侃此时已醉，闻言大怒，一个巴掌打了过去。吴梅急忙躲避，未被打中。他一时冲动，也回敬了一掌，被同事挡住。于是两人离席而起，准备大打一番。同事们好说歹说，最后把他们拉开了。

    第二天酒醒之后，两人居然又和好如初，根本不计较前一日的不愉快。

    名师与高徒的转换

    除去黄侃那些令人瞠目结舌、哭笑不得的逸闻趣事外，他那博大精深的学问似乎更值得我们后人铭记，实际上，狂徒怪人的表象下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国学大师、博雅醇儒。

    常言道：“名师出高徒。”黄侃师从清末民初学问独步一时的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可谓是师出名门，二人的学问之大，创获之深，被后人合称为“章黄学派”。而关于章、黄二人如何结识的经历，许多著作中都采用了这种说法：

    1906年，黄侃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就读时，和国学大师章太炎恰好同寓，黄住楼上，章住楼下。一天晚上，黄侃内急，来不及去楼下厕所，就从楼上窗口往外洋洋直泻。此时，楼下的章太炎夜读正酣，突然发觉一股腥臊的尿水如瀑布般往下飞溅，禁不住怒骂起来。楼上黄侃毫不示弱，也报之以骂。黄本贵公子出身，年轻性躁，盛气凌人；章太炎性好骂人，两人都有“疯子”之外号。章疯子遇到黄疯子，越骂越起劲，不骂不相识。

    双方通名报姓之后，都久仰对方的大名，顿时惺惺相惜。后来，两人的话题转到学问方面，章太炎是学识渊博的朴学大师，人称清学殿军。黄侃被他的学问深深折服，赶紧自称弟子，拜章为师。

    此种说法看似颇合章、黄二人个性，很有些机缘巧合的意味。但仔细推想一下，其情节过于偶然和戏剧性，而且存在一个明显的破绽，即当时黄侃仅是一名年纪轻轻、默默无闻的留学生而已，在国内无甚名气，章太炎不可能事先对其有所耳闻，也就更谈不上“久仰”了。加之把二人都描写成犹如泼妇骂街般的疯子，实在有牵强附会之嫌，想必是后人据章、黄平日言行特色杜撰而成。

    其实根据章、黄二人遗世文字及师友杂忆，不难查找到当时二人相识的真实情形。

    1906年，黄侃得到晚清大吏张之洞的资助，东渡扶桑求学。适值章太炎刚刚摆脱牢狱之灾（1903年苏报案爆发，章太炎被英租界巡捕房关押三年），亦来到日本避难。当时留日学生皆慕章太炎之大名，前去求学拜访。黄侃当然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一睹这位经学大师和革命英豪的尊容。于是，黄侃一天偕同好友多人一道谒见章太炎。走到章宅门口，看见墙壁上写有一段话：“我若仲尼长东鲁，大禹长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此句出自东汉戴良）

    看罢此句，生性孤傲的黄侃感到此人必定俯视一切，不易接近，于是马上打消了求见之意，掉头回府。

    1907年9月19日午间，由章太炎主编的第17期《民报》出版了。由于经费困难，章太炎只能买两个烧饼坐在椅子上边啃烧饼边看报纸。这一期刊有他自撰的《国家论》、《祭徐锡麟、陈平伯、马宗汉、秋瑾文》、《秋瑾集序》和时评，还刊有笔名“运甓”（黄侃的笔名）的《专一之驱满主义》、《哀贫民》。章太炎看完后两篇，他“啊”了一声，自言自语，说：“险些忘记了。”他要找“运甓”来谈谈。当即修书一封，遣人送给黄侃。

    黄侃得到报馆通知，来到了章太炎的寓所。章太炎在同黄侃谈话时，对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特别赞赏其中所包含的那股子“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那时黄侃年仅21岁，文笔犀利，热情奔放，表现出一个青年革命者反对封建压迫无所畏惧的革命气概。章太炎嘉许黄侃为天下奇才，这给黄侃以很大的鼓舞。自此以后，二人时相过从。

    不久，章太炎闻黄侃将归国省亲，便对他说：“务学莫如务求师。回顾国内，能为君师者少，君乡人杨守敬治舆地非不精，察君意似不欲务此。瑞安孙诒让先生尚在，君归可往见之。”黄侃都未即答。章太炎接着说：“君如不即归，必欲得师，如仆亦可。”黄侃惊起，当即准备拜师礼品，往章太炎处，叩头称弟子。自此和章师日日相随，虚心求教。由于黄侃天资颖异，经过章太炎的授业解惑，进步很大。太炎不禁赞曰：“恒言学问进益之速，为日行千里，今汝殆一日万里也。”

    辛亥革命成功后，黄侃离开恩师，回到国内，开始教书授徒，自立门户。1914年秋，黄侃到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系）任教，主讲辞章学和中国文学史等课。他学问很好，上课时有许多同学都来听，甚至连在哲学门就读的冯友兰也来旁听。黄侃善于念诗、念文章。他讲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诗，就高声念一篇，抑扬顿挫，很是好听。以致后来他在上面念的时候，下面听讲的学生也高声附和。同学中间戏称为“黄调”。

    学生都称黄侃是一个“特别教授”，在堂上对《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讲，一不带原书，二不带讲稿，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头头是道。学生对引用的经典论据，下课以后去查书，一字不漏，一字不错，引得全班同学啧啧称羡。有一天，黄的学生为他拿皮包时发现内有许慎的《说文解字》，打开一看，那书上画得太特别了：书头蝇头小字，密密麻麻，有墨笔写的，有朱笔写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符号，全书9353字，每个字都有自己的讲法、别人的讲法，有的他肯定，有的他否定，也都记在了上面。据说，他对《说文解字》读了五次，每一次都有新的收获、新的体会。他去讲授的时候，每一次都有新的内容，同学们说：听黄先生的课，百听不厌，常听常新。

    一个学生看了黄侃所读的那本《说文解字》后，对他说：“黄先生，你这批在书头上、书边上的东西，颜色各异，字又那么小，谁还认得呢？”

    黄侃半开玩笑说：“我要人认得干什么呢？别人要知道了上面的内容，我就不是第一了。”

    大家都哄地笑了。

    据他的学生回忆，黄先生教学还有更特别的，他不是光用语言教书，而是带着感情教这个书。《说文解字》是一本很枯燥的书，要是一般地讲授知识，谁也难久坐下去、久听下去，可黄先生在讲每个字时，是带着爱憎的感情来讲的，他把自己变成书中的人。书中的人笑了，他笑了，书中的人哭了，他也哭了。所以他讲起每个字来，同学们都和老师同呼吸，和书中的字同呼吸。因此，他每次登堂讲课，听课的人非常多，不仅是本班的，还有外班的，不仅是读文科的，还有读其他科的。

    不过，黄侃同这般学生只能算是泛泛之交，他们也仅得到黄学问的一些皮毛而已。要想学到黄的真本事，必须天赋极佳，同时要进行正式的拜师仪式。如果不拜师，即使你资质再好，黄侃也绝不理会。1932年春天，黄侃来到北京，学者杨树达与其是好友，就要他的侄子杨伯峻去拜师。礼节是：奉上红纸封套装十块大洋，还得向他磕个头。杨伯峻是新式青年，本不愿磕头，但是杨树达说：“季刚学问好得很，不磕头，得不了真本领。你非磕头不行。”出于无奈，杨伯峻只好去了黄侃家。他到上房之后，将红封套放到桌上，跪下去磕了一个头，表明拜师的诚心。黄侃便说：“从这时起，你是我的门生了。”他又说：“我和刘申叔，本在师友之间，若和太炎师在一起，三人无所不谈。但一谈到经学，有我在，申叔便不开口。他和太炎师能谈经学，为什么不愿和我谈呢？我猜想到了，他要我拜他为师，才肯传授经学给我，因此，在某次只有申叔师和我的时候，我便拿了拜师贽敬，向他磕头拜师。这样一来，他便把他的经学一一传授给我。太炎师的小学胜过我，至于经学，我未必不如太炎师，或者还青出于蓝。我的学问是磕头得来的，所以我收弟子，一定要他们一一行拜师礼节。”

    说完这番话后，他就要杨伯峻回去预习功课，准备明日开讲。杨伯峻这才明白叔叔和黄侃要他磕头拜师的用意，以后更是用功努力，后来成为我国现代著名的语言学家。

    别瞧黄侃招收徒弟的仪式古里古怪，老套守旧，但他培养学生时却是一丝不苟，严格苛刻，其教学方法很值得我们后人借鉴。

    成名之后，黄侃也并未故步自封，而是时时向同仁学友虚心求教，甚至不惜执弟子之礼。袁世凯复辟称帝阴谋破产之后，依附于袁的刘师培也成了众目睽睽的罪人，许多朋友都不愿与他来往。他身体并不很好，老生病，长期没有工作，生活极为窘迫。黄侃不念旧恶，为其言于蔡元培，聘到北京大学授课。

    1919年，刘师培患肺结核已到晚期。黄侃去刘家看望，见刘正与一位学生谈话。面对学生的提问，他多半是支支吾吾。学生走后，黄侃问刘为什么对学生敷衍了事。刘说：“他不是可教的学生。”黄问：“你想收什么样的学生呢？”刘拍拍黄的肩膀说：“像你这样的足矣！”黄并不以此为戏言。

    第二天，黄侃果然预订好上好的酒席一桌，点香燃烛，将刘师培延之上席，叩头如仪行拜师大礼，从此对刘称老师。当时许多人很奇怪，因为黄比刘只小一年零三个月，两人在学界齐名，有人还认为在学问上黄胜于刘。黄侃对此解释说：“《三礼》为刘氏家学，今刘肺病将死，不这样做不能继承绝学。”一时间，黄侃“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之举传为美谈。

    三十不发文，五十不著书

    黄侃授徒有一套自己独特的方法：在每日授课之前，他总是先命学生圈点十三经，专力章句之学，每天直到深夜方命归寝。如此日积月累，经时一年有余，才把十三经圈点完。黄侃于是告诉学生，继此之后，可以把必读之书增广至24种。后黄侃又要求学生在30岁之前一定要读完唐以前的典籍，因为唐以前留传下来的典籍为数不多，容易读完，又是非读不可的书。有了这样的功夫，往后研究任何门类的中国学，就都好办多了。并且他告诫学生不要轻易在报刊上发表文字，一则学力不充分，一则意见不成熟，徒然灾梨祸枣，遗人笑柄，于己无益，于世有损。

    黄侃更是以身作则，50岁前不著书，自认从知天命之年开始，方是学术研究的收获季节，可惜天不假年，先生英年早逝。

    反观今人，大都抱着“出名要趁早”之观念，稍有所得，即唯恐世人不知，急于发表，以博取功名金钱。长此以往，他们常常将一孔之见放大为普世真理，不假思索地拿来西方的理论框架加以套用，忽视其所需的必要语境和适用范围，其学说看似天马行空，热闹非凡，实则原地踏步，无甚创获，并未走出前人设下的“五指山”，学术竟成为追名逐利之工具，痛哉！

    其实，黄侃所言30岁前不发文，50岁前不著书，除去忠告学人要潜心读书，做大学问、真学问外，另有一层深意隐含其间。这便是关涉学者如何做学问层面的问题。在黄看来，学人写文章，一方面要立说，另一方面，或许同样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善于藏拙。毕竟任何知识体系都不会尽善尽美，人文研究更需要长时间的潜心磨炼，方有可能得出些许真知灼见，这往往比的是慢功夫，谁坐得下，耐住寂寞，谁才有可能攀上学术高峰。因此，每出一言，每撰一文，必须慎之又慎，因为若是轻下结论，暴露自己学问不扎实之事小，而误导后辈学子盲从之事大。所以学者好似闯荡江湖的剑客，再精妙的剑术也必须既有攻招，又有守式，才能历经百战而不致方寸大乱。因此，学人们如果功利心过重，有五分水平，恨不能在所写文章著作里完全体现，甚至奢望超水平发挥，以收到八分、十分以致十二分的效应。在如此心理驱动下，学人们往往沦为“快手”、“高产学者”，一年论文一二十篇，不论质量如何，先以数量胜人。但不容忽视的是，锋芒毕露的同时也时常意味着破绽百出。将文章一并公布于世，其水平高下自然尽收于同行眼底，优劣得失判然分明。而其中之败笔、硬伤更会让他人记于心间。“欲速则不达”，这往往是此类快手、高产学者们最应牢记却最易忽视的金玉良言。“慢工出细活”，或许做学问的真谛不过如此，又唯有如此。

    黄侃读书，喜欢随手圈点。他圈点时非常认真，许多书都不止圈点了一遍。如《文选》圈点数十遍，《汉书》、《新唐书》等书三遍。《清史稿》全书100册、700卷，他从头到尾，一卷一卷地详加圈点，绝不跳脱。因此，他把读书时只随便翻翻、点读数篇辄止者称作“杀书头”，很不以为然。关于黄侃读书之苦，许多学者津津乐道，但他并不以为苦差事。

    有一次，黄侃与学生陆宗达闲聊，黄问陆：“一个人什么时候最高兴？”陆不知道老师此问何意，就乱猜一通，说这个最高兴，又说那个最高兴。黄侃听后，都只是摇摇头。最后，陆问老师答案是什么，黄侃笑着说：“是一本书圈点到最后一卷还剩末一篇儿的时候最高兴。”这次谈话让陆宗达终生铭记在心。

    而且黄侃视书如命，每次都是因为买书而弄得自己囊中羞涩。他一生最大的家私，便是书籍。章太炎为他作的墓志铭说：“有余财，必以购书。”但凡好学之人，大都有这种癖好。当然，世上的书，实在读不尽，也买不完，而文人的钱财，更是有限，以有限的钱财，去购买无尽的书籍，自然是天天要闹穷了。一次，黄侃跟他学生聊关于买书的趣事。说他的太太，常常责备他拼命去买书，有时把钱汇到外埠去买，钱寄出后，天天盼望包裹，等书真的寄来了，打开包裹，匆匆看过一遍后，便把书往书架上一放，甚至从此便不再翻阅，这实在是太浪费了。黄侃却回答道：“要知我买书的快乐，便在打开包一阅之时，比方我俩结婚吧，不也就在新婚燕尔之时最乐吗？”由于藏书甚多，如何放置这些“珍宝”及搬家时怎样装书便时常困扰着他。黄侃的书全是散放在架上的，甚至地板上几案上也一堆一堆放着。有一次，广州中山大学请他去教书，无论校方怎样苦劝，开出的待遇多么优厚，黄侃都不答应。别人问他为何不去中大教书，黄侃淡淡地答道：“我的书太多，不好搬运，所以就不去了。”然而，黄侃辛辛苦苦收藏的书籍最终却横遭他人糟蹋。“一·二八”事变的时候，黄侃举家搬迁，仓促中装了八卡车书，运到采石矶暂存，不料被当地居民盗出，成筐论斤地当作废纸卖了。实在是暴殄天物！

    “恃才泡妞”

    别看黄侃脾气古里古怪，长相其貌不扬，但却也是一位风流好色的“多情种子”。他的韵事秘闻数不胜数，足足可以装上一箩筐，实在让人拍手称奇。

    据时人不完全统计，他一生结婚竟多达九次。黄侃的发妻是王氏，两人聚少离多，有名无实。他曾担任同族女子黄绍兰的塾师。后来，黄绍兰从北京女师肄业，去上海开办博文女校，黄侃便到上海追求她。当时发妻尚未下堂，黄侃于是心生一计，哄骗黄绍兰与自己办理结婚证书，用的是李某某的假名。黄侃的解释是：“因你也明知我家有发妻。如用我真名，则我犯重婚罪。同时你明知故犯，也不能不负责任。”谁知好景不长，黄侃回北京女师大教书，与一苏州籍的彭姓女学生秘密结合，此事被黄绍兰的好友侦知。黄绍兰闻讯，欲哭无泪，因为婚书上男方的姓名不真，又如何对簿公堂，讨一公道？更可悲的是，她与黄侃生有一女，其父恨她辱没家风，一怒之下，与她断绝父女关系。后黄绍兰投在章太炎门下，深得章夫人汤国梨的同情，但她仍然摆脱不了黄侃给她心灵投下的巨大阴影，变得疯疯癫癫，最终悬梁自尽，借以解脱。汤国梨在《太炎先生轶事简述》一文中公开表明她看不惯黄侃极不检点的私生活，骂他“有文无行，为人所不齿”，实乃“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

    然而，虽说制造孽债不少，黄侃却并未有收手之意，继续追求“窈窕淑女”。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原配夫人王氏去世，黄侃恢复了自由身。当时有个大三女生黄菊英，与黄侃的大女儿同级，假日常到他家里来玩，以父师之礼事黄侃，黄侃对她也很好。两人日久生情，终于传出“二黄师生恋”的艳话。但是，黄菊英的家庭比较守旧，根据“同姓不婚”的习俗，他们难能成为连理。黄侃为表示对黄菊英的情意，就填了一词，云：

    今生未必重相见，遥计他生，谁信他生？缥缈缠绵一种情。

    当时留恋成何济？知有飘零，毕竟飘零，便是飘零也感卿。

    手捧这么煽情缠绵的佳句，试问天下有几个女子会不动心呢？黄菊英看后，大为感动，毅然决定脱离家庭和他成婚。此事很快传遍武汉学界，顿时成为丑闻。依照黄侃我行我素的个性，怎会害怕别人骂他伤风败俗？他居然要学生收集骂他的小报，以供蜜月消遣，真是匪夷所思也。